一衣帶水的悲劇宿命，中國還要駝鳥到何時？zt

中國與日本，這兩個一衣帶水的鄰邦，卻被積釀百年的仇恨與越來越表麵化的不信任深深困擾著。從國際政治理性的角度來看，無論雙方是否披裹著民族主義的外衣，中日兩國的對立乃至衝突具有宿命般的必然性。

世界從來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來，中國人對國際政治似乎更多了一層玫瑰色的幻想。　
中國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燾認為：“夫能以誠信待人，人亦必以誠信應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應之，此理無或爽者。”1876年，李鴻章與日本使臣森有禮進行了會談。李鴻章說：“兩國和好，全憑條約”，“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而森有禮卻幹脆地宣稱：“和約沒甚用處”，“國家舉事，隻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萬國公法亦可不用”。即使在甲午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李鴻章還一直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本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詘”。　
當然，李鴻章或許隻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辭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達出來的見解，卻揭示了國際政治的達爾文主義本質。　
同時期的中國外交家薛福成也認為：“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隱隱以強弱為衡”　。當時的著名思想家王韜更是坦言：“國強則公法我得而廢之，亦得而興之；國弱則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為我用……不可恃此區區之約，慶相安於目前也”，“惟有發憤自強，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積弱不振，雖有百公法何補哉”。　
這一類對於國際秩序的悲觀認識，到了毛澤東這裏，被更為簡潔精辟地表達出來：“落後就要挨打”。　
國際政治究竟“性本善”還是“性本惡”，這成為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理論體係的分野。　
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義（或曰理想主義）的先驅，他將戰爭視為文明的災難，呼喚和倡導“永久和平”。自由主義者們相信，理智能將世界建設得更美好，“好國家”（比如民主）會戰勝“壞國家”（比如專製），國際經濟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擴散、國際製度的製約等，都會推動世界和平。　
但遺憾的是，考諸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們似乎很少應驗過：　
著名曆史學家、《世界史綱》的作者赫伯特·韋爾斯(Herbert　Wells)曾在上世紀初樂觀地預言：“對於20世紀初的人們來說，戰爭正迅速成為一種不可能再次發生的事，沒有什麽比這一點更為明顯了”。但不久，慘烈的世界大戰接連爆發；　
進入冷戰後，根據《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戰爭與反戰爭》（War　and　Anti-War:　Making　 Sense　of　Today's　Global　Chaos）一書中統計，在1945-1990年之間的2340個星期裏，地球總共隻享受了3個星期沒有戰事的太平日子。　
“蘇共巨變”之後，冷戰結束，“民主和平論”、“經濟相互依賴和平論”、“國際製度和平論”等等一度成為時尚。這些論斷，在願景闡述和道義捍衛方麵，都很容易顯得“政治正確”。但是，鐵幕的掀開卻並沒有減少戰亂的發生，更沒有減少大國對峙、競爭的勢頭。　
美國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悲天憫人地揭示了國際政治的悲劇本質：國際體係是一個險惡而殘忍的角鬥場，要想在其中生存，無論國家“好壞善惡”，都別無選擇，隻能為了權力而相互競爭和廝殺，這是一種零和博弈。他因此認為，中美之間必然形成對峙和相互威脅。而在我看來，在中日這東亞兩強之間，也必定要麵對同樣的曆史宿命。　

衝突是國家的本能
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這決定了安全的稀缺性。為獲取安全而展開的激烈競爭，迫使國家采取進攻性的戰略（即使初衷隻是為了防禦），結果常常導致衝突和戰爭。而這些衝突，與國家的社會製度、政治體係毫無關係。國家無所謂“善惡”之分，無非是“型號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質上都按照同一邏輯行事。那種將對手描繪成邪惡或不道德的另類，隻是國家在給自己以現實主義采取實際行動時，包裹上一層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的外衣而已。也就是說，“權力”(power)是國際政治的核心。　
在 “國家需要多少權力”的問題上，防禦性現實主義與進攻性現實主義出現了分歧。防禦性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結構促使國家維持現有的均勢，而不提供任何尋求權力增生的誘因，守住權力是國家的主要目標。進攻性現實主義則認為，國際政治中幾乎看不到安於現狀的國家，一國的終極目標就是成為體係中的霸權。國際體係的無政府狀態，為“損人利己”創造了巨大的誘導因子，不進則退，弱肉強食。　
無論是進攻性還是防禦性現實主義，都認可不安全感在國際事務中是普遍存在的。　“安全關切”像是一個魔咒籠罩在防禦方和進攻方身上：進攻者為了安全而進行擴張，防禦者為了維護安全而拒絕退讓。無論這兩種理論如何分歧，無論國家是為了維護既得權力還是追求更大權力，這都必然導致了國際衝突。　
基於現實主義理論的“中國威脅論”，便與那些躲藏在意識形態糖衣下的“中國威脅論”有了本質區別，它直指問題的核心：一山難容二虎，大國衝突就是利益衝突，而不是什麽正義與邪惡的抗衡。　
這樣帶有濃厚曆史宿命色彩的論斷，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驗證：兩大東亞強國，出於自身安全考慮，無論是維持還是攫取權力，都必然導致衝突。　
1890 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論》，認為:“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山縣有朋的“利益線”，首當其衝的就是朝鮮，“朝鮮半島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這種安全焦慮，對於日本來說十分自然，並非為侵略尋找“借口”的造作。從地緣戰略的角度，這和中國將朝鮮、越南、緬甸等視為禦敵的天然緩衝區一樣，沒有本質區別。　
日本對於中國的防範與顧慮，並非杞人憂天。1886年，北洋艦隊在訪問長崎時，清軍水兵因爭伎而與日本警察發生***，各有死傷。北洋艦隊竟褪去炮衣，炫耀武力。談判中，中國方麵也有人提出“撤使絕交、以兵相脅”的主張。在中國的強大壓力下，日本最終被迫賠款。 “長崎事件”從此被日本看作國恥。除了對大清本身心存顧慮外，日本人更擔心中國和朝鮮一旦淪於列強之手，日本將唇寒齒亡，“征韓論”、“征清論”的一大動機就是獲取大陸基地，“製馭白人之跳梁”。　
同樣的，李鴻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陰柔有大誌”，並主張韜光養晦，在表麵上與日結好，但實質上處處防範。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當時中日之間的相互猜忌與防範，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當正常，亦無本質區別。日本侵華的根本動力，不在於“邪惡”，而在於利益。設若甲午戰爭取得相反結局，相信李鴻章也會當仁不讓地將日本當作抵禦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島鏈”。　

日本喚醒中國
曆史往往充滿了吊詭，中日關係尤甚。　
甲午戰爭以日本完勝、中國完敗告終，卻將中國從睡夢中喚醒。梁啟超對此有很生動的對比總結：“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國之大患，由國家視其民為奴隸。積之既久，民之自視。……故非受巨創負深痛，固不足以震動之。昔日本當安政間，受浦賀米艦一言之挫辱，而國民蜂起，遂成維新。吾國則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圓明園之變，再經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學稍改其頑固囂張之習。直待台灣既割，二百兆之債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此亦事之無如何者也。”　
被日本喚醒後的中國，民族主義日漸高漲，並形成了三種分流：一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君憲民族主義，“尊王不攘夷”（不排滿不排外），以君主立憲為基本訴求；二是以孫中山和同盟會激進派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義，尊洋攘“夷”（崇美排滿），以民主共和為目標；三是以章太炎、黃節、鄧實、劉師培等國粹派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尊夏攘“夷”（排滿崇漢）、以匯通中西文化、保存國粹、建構國魂為追求（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但無論是何種民族主義，都倡導師法日本，其代表人物都與日本朝野保持著相當緊密的聯絡，並得到了日本方麵強有力的支持。　
吊詭的是，在日本的刺激之下，一方麵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斷上升，另一方麵則是中國的人種認同感也不斷上升，中日一體感不斷強化。無論官方和民間的中日關係，都進入到蜜月階段。甲午戰爭造成的短暫仇恨，在中國以驚人的速度消散，東渡日本留學成為潮流，而亞洲主義則開始在兩國大行其道。這甚至在西方引起了“黃禍 ”的恐懼浪潮。　
梁啟超曾說：“日本與我唇齒兄弟之國，必互泯畛域，協同提攜，然後可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論學日本文之益》）。甲午戰爭後發生的戊戌變法，實質就是明治維新的中國壓縮版，隻是更為操切和急迫。而聘請伊藤博文出任大清首相，也一度成為中國改革派的重要建議。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更是自比申包胥，仿屈原《九章》悲歌：“我來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去國行》），絲毫沒有將日本當作外邦異族。　
及至日俄戰爭，中國留日學生甚至組織義勇隊回國參戰，以鮮血和生命抗俄助日，官方、民間亦多暗助日軍。這一則出於同文同種的種族感情，二則出於文明（日本為君主立憲）征服野蠻（沙俄為君主專製）的主流意識形態傾向。孫文、秋瑾等聽到日軍捷報，均是喜形於色，秋瑾還寫下了“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著名詩句（《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　
到辛亥革命後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及一戰結束後日本攫取德國在山東的利權，中日關係方急轉而下。日本迅速地從同種兄弟、師法對象、同盟軍戰友（一戰時同為協約國）而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亞洲主義”成了“侵略亞洲主義”。抗日隨後成為中國的主旋律，美英等西方列強則成為中國的同道人，乃至最後的同盟軍。　
二戰結束至今，中日兩國的猜疑和防範心態並未消減。雖然官方不遺餘力地推行“中日友好”的宣傳，卻被各自民間當作風中的呻吟。在雙方的民族主義者眼中，對方依然是自己的頭號敵人，相互敵視的情緒日漸濃烈，甚至對各自政府的政策產生推拉作用。　
在這段愛恨情仇的曆史中，骨子裏依然是“利益”二字。為了國家利益，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它的鐵蹄卻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為了國家利益，中國人在民族意識支配下，真誠地以日為師，甚至幻想著黃種兄弟聯手對抗西方；為了國家利益，日俄戰爭前後日本竭力拉攏中國，隨後又從中國“兄弟”這裏攫取更多利權、乃至欲圖吞並；為了國家利益，覺醒了的中國要奮起反抗，“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為了國家利益，中日兩國至今也在有意無意地利用曆史資源，進行博弈……　
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被“一山難容二虎”的國際政治宿命所困，繼續扮演著“遠交近攻”的零和遊戲的悲劇角色。　

日本成了中國人的“移情寄托物”？
甲午戰爭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僅成為中國的一麵鏡子，更深深地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為中國人心理的閥門。　
甲午戰爭的慘敗，令中國從這麵鏡子裏看到了自己的落後與愚昧，所以要以日本為師，變法自強；日俄戰爭中貌似強大的俄國慘敗，中國人又從這麵鏡子裏看到了立憲製度的偉力（當時大國中隻有中俄兩國是君主專製的“燈塔”，兩國為此還曾惺惺相惜過一段時間），推動了立憲，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麵侵華後，中國人又從這麵鏡子裏看到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放手一搏，以鐵血犧牲換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恥辱，躋身世界五強。　
鏡鑒之外，“日本”和“日本人”這兩個詞，已經融入了中國人主流語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似都對“日本”和“日本人”有著自己深刻的、堅定的見解。我甚至於常常想：如果沒有日本的話題,　中國人的生活會不會單調?　如果沒有日本這個被詛咒的對象,　中國人的心理會不會失衡？如果沒有日本這個臥榻之側的勁敵,　中國人還會不會將“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如此強烈的憂患意識寫進國歌、日日吟唱？　
對於國人強烈的仇日心態，我一貫對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評態度，而對“師夷長技”持熱切的期盼態度外。如今看來，這種仇日情緒於國於民未嚐不失為一種心理診療手段。　
從國家的角度而言，這樣一個假想敵的真實存在，或許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氣，彌合乃至轉移內部矛盾，多少減輕些內部摩擦。管理學有所謂的“鯰魚效應”，日本就是可以用來時警醒民眾的“鯰魚”，起到憶苦思甜的作用。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許更在於能極大地宣泄個人的不平心態，尤其在這個風雲激蕩、容易積鬱的改革年代，有利於心態的調整。　
我曾從ABC電台的訪談節目中,　聽到一個獨特的點評：戴妃葬禮上有很多人哭泣,　其實並非為她落淚，而是為自己傷懷,　他們內心需要借助一個名人（象征性符號）的死亡,　來發泄自己憂傷的心情，這也就是為什麽媒體在報道一個大災難時,　很多人內心反會受到安慰。言辭上激烈抗日的人，究竟是真想對日抗爭，或許隻是感時傷懷而已呢？　
國家競爭，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靜，這和近身肉搏需要氣定神穩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為我們的“全民公敵”和“移情寄托物”，給了我們難得的全民認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為鏡子，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未必是變革年代所獨有的心浮氣躁。　
進一步看，即使民意隻是尋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洶洶成勢，就能裹脅政策，再加上政府對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規避或有意識的引導，其勢必更為洶湧，最終形成國家意誌的宣泄。中日民間的敵對情緒，在考量中日之間衝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達到的烈度時，是一個不能被漠視的重要向量。　

甲午戰爭造成的短暫仇恨，在中國以驚人的速度消散，東渡日本留學成為潮流。孫中山“尊洋壤夷”，以民主共和為目標。
後現代戰爭是否可能?　

中日百年情仇，到如今的核毀滅　信息化時代，“冷”競爭還有可能成為“熱”戰爭嗎？　
一些西方學者的確認為，戰爭作為一種強迫服從的工具，其意義在核時代大大降低。“後現代戰爭裏沒有贏家”，因為“後現代戰爭卷入了太多的衝突勢力，主戰方的算計和意圖不再有決定性價值”　（參見安貝托·艾柯（Umberto　Eco）演講：《古典戰爭與後現代戰爭》，《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而戰爭參與方的算計、意圖和意誌，一直是克勞塞威茨軍事理論的核心內容。　
美國防禦現實主義大師範·埃弗拉（Van　Evera）卻認為“很多戰爭的理由，都是不必要或不充分的”（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換言之，實際上戰爭並不需要嚴謹的理由論證。　
托夫勒認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生產方式,　也會有相應的“毀滅方式”。18世紀的軍事理論一度以防禦優先，但工業革命帶來的新式戰爭改變了這種論調。在 1914-1917的幾年中，雙方數百萬軍隊長時間地困在戰壕中比拚耐心，幾乎成就防禦主義的“壟斷地位”,　但德軍的滲透戰術以及英軍的坦克突破等軍事革新，輕易就瓦解了防線（War　and　Anti-War）。　
海灣戰爭的軍事分析家佩裏·史密斯(Perry　Smith)則認為：“技術的發展能讓我們在不犧牲士兵性命的前提下摧毀一個軍事目標的關鍵部位,　而且也不必完全摧毀整個目標。我們隻需要阻止敵人的發動機轉動,　或者破壞控製開火的計算機係統,　就可以造成敵方的癱瘓”（War　and　Anti-War）。　
顯然,　新的生產方式,　新的技術,　帶來新的戰爭形式,　使得戰爭可以繼續進行。在後現代戰爭時代,　老式的屠殺觀念必然向新觀念過渡,　相應地,　也必然有後現代戰爭的軍事戰略理論來應付戰爭的異質性特點。　
無論如何，以戰爭的難度來否認戰爭的可能性，對於人類創新能力來說，簡直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藐視。何況，對於中日兩國來說，從釣魚島到東海大陸架，從戰爭認識到台灣問題，從經濟競爭到食品安全，有著太多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關鍵時刻都有可能成為劇變的引線。“戰爭如同愛情，總能找到自己的路”（War　is　 like　love,　it　always　finds　a　way），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說到了點子上。　

我們為什麽不敢談“日本威脅論”?　

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是，盡管當今中國民意“抗日”情緒高漲，但卻很少能形成係統的、並且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日本威脅論”。　
一麵是西方與日本大唱“中國威脅論”，從利益和安全關切看，中國的確對他們構成了至少是潛在的威脅。而另一麵，我們卻如同鴕鳥一般，在訥訥自辯的同時，甚至羞於提及“日本威脅論”或“美國威脅論”，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對日本疏於進行冷靜的研究和防範。　
“日本威脅論”在中國輿論中的缺席，原因是多方麵的。　
其一，“一人為剛萬夫柔”的慣性依然存在，軍國大事仍是“肉食者謀之”，而“肉食者”為了自己的飯碗，民意未必能成為其“謀之”的動力，熱點便也未必能成為其“謀之”的焦點。　
其二，看似洶洶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緒之浪花，其實質一言以蔽之：蔑視日本。而曆史已經證明，在“小日本、大中國”的輕佻心態下，重視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當作多餘的瑣事。　
其三，在國際社會依然奉行叢林原則的同時，我們中國人對戰爭的認知，卻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園牧歌般的浪漫主義憧憬中，甚至還在骨子深處，保留了點宋襄公的遺風，真以為在國際生態和國家利益爭奪中，還有什麽正義之類的所謂普世原則。實質上，這就是一種綏靖心態。　
與帶有狩獵色彩的西方文化將戰爭視為社會常態相比，中國的農耕文化把戰爭看做一種惡、而將和平當作社會的至善（Universal　Law）。中文裏，“和平”側重的是協調（harmony）和寧靜（tranquility），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戰”（agreeing　to　 stop　a　conflict　or　war）所帶來的愉悅（the　joy　at　the　news　of　cease-fire），這隻是一種暫時的狀態。　
西方人崇尚著“該出手時就出手”，堅定地認為戰爭雖然破壞和平，但也締造和平。中國人卻時常靜靜地等待敵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時發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來，中國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剛烈的部分，並形成了和平主義的、偏安式的、鴕鳥型的戰爭觀，一如麵對妖魔隻能念經的唐僧，無謂地進行正義非正義之辯，並一相情願地認為自己的防禦立場和受難經曆就能代表正義，並且正義必勝。　
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陸軍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國征討方略》一書中寫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義交往。最緊要者，莫過於研究斷然進取方略，謀求國運隆盛”，“兵力不整之時，萬國公法亦決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這樣有見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國際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們的敵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與咀嚼。　
中國的基於道德和正義的戰爭觀，實在很需要下載些西方基於利益的戰爭觀來進行升級，才能超越那些被虛幻的詞句所遮掩的不切實際的道義優越感。從《水滸傳》到《亮劍》，中國至少在熒屏實現了“該出手時就出手”的“亮劍”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現實和陽剛的處世態度。　
備戰並非好戰，春秋無義戰，奈何又不得不戰，這就是國際社會叢林原則下的人類宿命，也是同處東亞的中日兩國的宿命！時刻準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