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坤
杜潤生，原名杜德。1913年生。山西太穀縣陽邑村人。大學文化，出身破落富農家庭。其祖父、父親經商，後轉為農。杜潤生5歲喪母，13歲喪父。因此，不知自己的出生月日。幼時，刻在他記憶中的是家庭沉重的債務負擔，聽人說“父親不會理家，以致越理越窮”，他也是相信的。因此他立誌讀書，將來要整頓家業。
他小學畢業後當過一年店員，不久又辭退返鄉，準備上學。在此期間，他讀過《向導日報》和《共產主義A B C》。雖然看不懂，但捉摸意思知道這社會是要改造的，他也悟出個道理：“家裏窮，不是父親不好，而是社會不好。”
早年革命經曆
杜潤生得舅父之助，1927年考入太原國民師範讀書，該校向有革命傳統。時值北伐戰爭結束，三民主義未能實現，各黨派都宣傳自己的主張。杜潤生曾寄希望於國民黨改組派，但其成員在野時講革命，一旦當了官就腐化，令青年們大失所望。蔣介石對內加緊鎮壓革命，九一八事變後卻對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動麵目大暴露。經過冷靜地觀察，他感到真正為中華民族實幹的隻有共產黨。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杜潤生很想靠近共產黨，因苦於找不到組織，他與其他青年自動組織一個“九一八讀書會”，發動抵製日貨，開展抗日宣傳。後來學校成立學生會，他積極參加，並成為骨幹。
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太原學生運動糾正了自流現象，把鬥爭鋒芒對準國民黨反動分子。太原國民師範校長梁先達和教育所所長苗培成，是國民黨省黨部委員，壓製學生抗日運動，學生們發動驅逐梁、苗二人的鬥爭，組織了包圍省黨部的請願活動，杜潤生是學生代表之一。軍警當場開槍，打死一人，傷十餘人，杜潤生也受了傷。慘案教育了民眾，也更加堅定了杜潤生參加共產黨的決心。他認為：“沒有共產黨這樣的組織，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就打不倒。 ”1932年10月，杜潤生先後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群眾組織抗日反帝同盟會和社會科學家聯盟。
驅梁學潮發展到反對當時統治山西的軍閥閻錫山，即遭到鎮壓，杜潤生被通緝，他隻好到鄉下躲避一段時間。1933年來到北平，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係，一麵學習，一麵從事學生運動。1935年，因被同鄉告密遭到逮捕，關押數月後釋放出獄。在“一二九”運動中，他是學聯代表，後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區隊長、總部宣傳部長。1936年夏季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杜潤生在太行山地區參加抗日遊擊戰爭，投身根據地政權建設，曆任晉冀豫抗日義勇軍三支隊隊長，太行區黨委宣傳科科長，太行太嶽冀南聯合辦事處教育處處長，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委員，教育廳秘書主任，太行山六分區專員、二分區專員，太原軍調小組軍事代表，太行區黨委城市部太原城委書記，太行行署副主任。
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運動
從學生時代起，杜潤生就非常重視理論學習和思考，在領導崗位上，他更重視用革命理論指導實踐。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黨組織為杜潤生作的鑒定中，就有“領導能力強，思想敏銳突出，有理論素養”這樣的評語。
解放戰爭中，1947-1949年，杜潤生隨劉鄧大軍南下，親身參加了挺進大別山的戰鬥，後來投入淮海戰役，參與領導所在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書長，中共中央華中局秘書長，淮西區工委書記，中共豫皖蘇地區四地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區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在領導中南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提出了分階段進行土改的主張，即普遍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建好農會組織，再轉入分配土地。他還提倡下鄉參加土改的幹部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利於黨的基層組織建立在貧苦農民的階級基礎上。毛澤東主席肯定了杜潤生所提分階段進行土改的方法，1951年2月，毛澤東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指出：“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確秩序，本來應當如此”。
由於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 杜潤生得到中央領導的賞識， 於1953年初被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參與組織領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初期，按中央決議推進農民的互助合作，鄧子恢部長和杜潤生提出的一些意見，毛澤東開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後來農村建立合作社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他們跟不上毛主席決策的變化，彼此出現分歧。主要表現在：第一，毛澤東主張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們則主張慢一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控製建社的一定數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結束以後，他們提過給農民經濟活動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係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澤東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主張，缺乏清算；第三，關於合作社的形式，他們主張搞多樣化，不要限於一個形式。所有這些，毛澤東都不接受，認為是右傾錯誤。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會上，毛澤東及中央主要領導人點名批評了鄧子恢和杜潤生，說他們“在社會主義高潮到來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後來的會議和文章中則稱“小腳女人”）走路 ”。當時，大規模合作化運動，還處在發動階段，受實踐經驗的限製，還不可能取得進一步的理性認識，他倆都作了檢討。這檢討不是違心的，他們由衷地承認主席是正確的，他們錯了。當時黨內有個別人提議要嚴加追究鄧和杜的責任，毛澤東說，“杜某是一個好同誌，土改是堅決的。對於合作化，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經驗，到下邊實踐一段就好了。”毛澤東為了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全書共收入176篇文章，他逐篇審校，寫出按語，表現了重視調查研究，嚴肅認真的工作精神，這也使杜潤生深受感動。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給予評價，認為他們的主張是對的，不實之辭，予以推倒，鄧、杜舊案得以平反。
製定十二年科學規劃的智囊和主筆
按毛澤東的意思，杜潤生本來是應該調到地方工作一段時間的。但是，一個與科學有關的機緣，改變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初，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找他談話說，“先不要下去，國務院最近要成立一個科學規劃委員會，規劃委員會下設個辦公室，要幾個具體抓工作的負責同誌去。”
1956 年3月14 日，國務院正式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是陳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張勁夫擔任秘書長，兼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範長江和杜潤生為辦公室副主任。
張勁夫登門拜訪了杜潤生，請他抓好辦公室的日常工作。從此，杜潤生在新的曆史舞台上，成為製定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的智囊和主筆。
要而言之，杜潤生為規劃的製定做了至關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點發展，迎頭趕上”作為12年科學技術規劃追趕先進國家水平的發展戰略。規劃開始時，大家議論紛紛，與會科學家各自就比較熟悉的科學領域，提出大批課題。作為一個科學落後的國家，要由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科技工作與經濟結合，選擇什麽發展戰略，這是必須明確的問題。如果齊頭並進，可能費力大而收效差。
周恩來在1956年初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作報告，其中談到十二年科學規劃時有這樣一段話：“在製定這個遠景計劃的時候，必須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的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的科學部門、國防部門、生產部門和教育部門中來，把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使十二年後，我國的這些門類的科學和技術水平可以接近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根據這一論述，杜潤生建議由辦公室提出以“重點發展，迎頭趕上”作為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發展戰略。這個方針的內涵，一是要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二是要在現有國力的基礎上選擇重點項目，調動現有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加快培育新的人才，集中人力物力，限期完成。隻有掌握重點，才能後來居上。如果平均使用力量，財力有限、人才有限、學科很多，哪一個學科也半死不活，都長不大。既然中央說是要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就應當拿出“趕”的戰略來，所以，不掌握重點不行。這與過去傳統的作法不同，他們曾擔心科學家接受有一定困難，因此事先請示周總理，總理聯絡員傳來回話，說他個人同意，讓分別找科學界人士談談。一次郭院長和李四光副院長來開會，杜潤生和範長江一道向他們請教，李四光副院長很爽快地說，“按這個方針搞，成。”此後又召開中等規模座談會 ，沒有料到，經過討論，科學家大多數表示同意。
第二，提出“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製定規劃的構想。參加科學規劃工作的科學家有幾百名，研究所和大學主張按學科規劃，產業部門則主張按任務規劃。雙方爭論不休。杜潤生對此潛心研究，他看了不少書，特別是美國和蘇聯製定有關科學計劃的資料。他認為，組織科學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按學科組織，這是多數國家的做法；一種是按任務組織，這是政府參與科技事業許多做法中的一種選擇。哪種較好呢？根據世界各國的情況，凡是能夠迅速發展某些新興技術領域的，都是按任務組織的。二次世界大戰中和大戰後，蘇聯和美國的科學進步最快。美國最初表現在原子彈研究上，這是以任務組織的。蘇聯的導彈技術人造衛星也是以任務組織的。打破學科限製，合力完成一個任務，取得政府強力支持，這是以任務組織的好處。中國適於選擇後者，但要保留前者作為補充。
這樣，杜潤生就想出了“以任務為經，以科學為緯”的整合方法，簡稱“任務帶學科”。突破了這道難關，幾百位科學家的思想一下子就統一起來了。在這個基礎上，開始梳理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發展需要科學技術解決的重大任務，也曾請蘇聯顧問拉紮連科提出他的建議設想。最後歸納出13個方麵57項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12項重點任務，大部分科學家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三，杜潤生主筆起草了科學規劃綱要的“草案”，並組織起草了任務說明書。綱要草案共分9節，除前麵的序言和後麵的結束語外，其他6節的題目是：1956-1967年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任務的重點部分；基礎科學的發展方向；科學研究工作的體製；科學研究機構的設置；科學技術幹部的使用和培養；國際合作。對57項重要任務，又組織科學家分組編寫了詳細的“任務說明書”，涉及任務的意義和預期結果，國際先進水平和我國現狀，解決任務的科學途徑，解決任務的大體進度，組織措施，工作的協調與監督等內容。綱要草案與任務說明書，共有600萬字。
在製定規劃過程中，周總理聽過多次匯報。有一次開會，聶榮臻、郭沫若、李四光、張勁夫、範長江、張稼夫、武衡，還有幾位著名的科學家和幾個部委的同誌到會。在會上杜潤生進一步說明“重點發展、迎頭趕上” 是根據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精神提出的。他還介紹了蘇聯顧問拉紮連科的評價：“像這樣一個全麵的科學規劃，又采取這種民主議事方式工作的本身就是先進水平。蘇聯都不曾全麵舉辦過。”周總理征求科學家們的意見。他們特別讚賞這個規劃方法，這樣既能夠使國家的任務取得成績，也能使有關學科找到新的生長點，使一些重要學科的發展能夠和國家的任務聯係起來進行研究。後來經中央討論，規劃綱要順利通過。
十二年規劃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把科學家組織到國家建設的計劃當中，這個規劃也成為建國以來影響最大最好的規劃：第一，推動中國的科學走上現代科學軌道；第二，直接推動了國防工業的發展，其中，科學院把“四項緊急措施”，納入院的行動計劃；第三，對於各個大學和生產部門加強科學研究起了積極的引導作用。從此，使科學為國家建設服務找到了具體的組織和實現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學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國追趕世界科技先進水平的進程，以致此後十多年時間就有了“兩彈一星”的成就，並由此帶動了計算機、自動化、電子學、半導體、新型材料、精密儀器等新技術領域的建立和發展。
從副秘書長到秘書長
杜潤生來科學院，原是要他去經濟研究所任所長的。在科學規劃工作半年的共同工作的過程中，張勁夫發現杜潤生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高，有見解，自己需要有一個這樣的好助手。因此，他建議把杜留在科學院領導崗位上，任副秘書長，並為院黨組成員。此議得到了周總理和中組部的同意。從杜潤生的角度看，通過半年多的相處，他認為張勁夫同誌，悟性很強，對新事物敏感，能夠抓住問題的要害，重視實踐效果，不說套話空話，有自己的見解，為人寬厚、用人放手、敢擔責任，很敬佩他的人格和領導作風，認為遇到了知音，對新的任命也欣然願就。
1956年底杜潤生留任中國科學院後，他給自己定了三條修養目標：（一）努力工作，決不退坡；（二）努力學習，力戒驕傲，適應新環境，學點新知識；（三）服從黨的需要，絕不伸手，不鬧個人主義。他是這樣定的，也是這樣做的，講原則、顧大局，兢兢業業地為發展國家的科學事業學習和工作。
科學院的反右派鬥爭由張勁夫主持，在裴麗生和杜潤生等黨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之下，盡可能地保護了一些知名科學家。
1957年10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率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征求對十二年科學規劃的意見，並商談合作項目。杜潤生作為團的重要成員，在那裏參觀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機構，訪問了一些行政的、學術的領導人。他們圍繞12年規劃，一個組一個組地與蘇聯有關方麵商談合作項目，定好派多少留學生去，替我們培養什麽人；蘇方來什麽專家幫助我們解決什麽問題；以及實施步驟，簽訂了合作協議。杜潤生回國後還寫出了訪蘇報告，其主要之點是蘇聯共產黨領導科學的經驗，我國可借鑒之處。他特別提到知識分子問題，在蘇聯，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指公開反對十月革命、逃亡國外的特定對象，沒有聽說作為一種階級成份提出進行改造運動之事，這對杜潤生後來分析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是有啟示意義的。
根據張勁夫的提議，1960年3月，杜潤生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秘書長、院黨組副書記。未曾料想，半年後竟然出現了本來與杜潤生無關但卻殃及其身的一場風波。1960年，正在蘇聯撤退專家期間，蘇聯科學院秘書長打電報給我國科學院，要求派一個科學家來中國考察人參。中科院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秘書長謝鑫鶴未經黨組許可,答複“同意”。按中蘇兩國科學院彼此來往約定的署名程式，電報署名為“杜潤生”。在常規情況下，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但在中蘇關係發生重大轉折的敏感時期，未按當時中央的有關規定進行請示而擅自答複，就違反了外事紀律。事情反映到毛澤東那裏，他勃然大怒，要追究杜潤生的責任。
眼見杜潤生又要大禍臨頭，張勁夫極力向中央說明內情，並表示自己作為主持全院工作的黨組書記要承擔責任。最後經周總理同意，保留了杜潤生的院黨組成員和科學院秘書長，但不得不撤掉他的院黨組副書記的職務。
對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精辟論述
關於自然科學的理論聯係實際問題，有記載的，杜潤生在1958年4月14日科學院黨員所長會議、1958年7月18日會議、 1958年11月科學院新技術會議上，多次作了論述。特別是1960年4月19日，在第三次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遵聶榮臻之囑，並受院黨組的委托,杜潤生作了關於自然科學理論聯係實際的專題報告。這個報告可以說是杜潤生的一個代表作，是當代中國史上有關論述自然科學理論聯係實際問題的精品。
他在報告中提出的主要論點是：根據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原則，理論工作必須有明確的社會目的性，必須服從社會需要。社會實踐需要最大的地方，就是科學問題提出最多的地方，就是科學問題得到社會支持最大的地方，因而也是科學發展最快的地方。社會需求決定著科學發展的方向，直接影響著它的發展速度。社會需要不隻對於科學發展的速度和規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對於科學發展的方向也給以強烈的影響。既然科學的發展是由社會的需要，更確切的說是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需要決定的，那麽，為了使科學的發展更加順利，就必須使科學研究成為一種有目的的社會活動。我們應當在哪些方向上集中力量呢?一切工作必須適應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從這一基本需求出發，他建議朝以下方向部署力量：（1）要抓具有“帶頭”作用的理論課題。它一旦解決了，可以帶動許多領域的發展，並對實踐指示方向，開辟新途徑。（2）抓邊緣學科。各學科的交叉運用和相互滲透是現代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邊緣學科出現的地方，發育著科學上的許多新的生長點。這些生長點，不隻可能形成一些新的領域，而且也使許多老學科，迅速變得活躍起來。（3）不能要求所有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都具有現實生產實踐的應用價值，科學作為一種認識係統有相對獨立的體係，科學家可以設置種種理論思路探索未知世界，這一點極為重要，不可忽略。（4）抓具有本國特色的理論創新課題。我國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國科學研究工作一定要具有自己的特色。
杜潤生的報告特別重視闡明自然科學理論結合實際的具體形式。為了研究這個問題，他事先找了幾位科學家，專門談自然學科理論結合實際的實踐形式。他發現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有某種差別。自然科學做出一個假設，解決途徑：一種通過實驗方法，叫實驗科學；另一種是以數學工具，邏輯推導的方法研究問題。比如說場論，同時用兩種方法互證。物理學有理論物理，有實驗物理。搞理論物理的得出結論，要經過實驗方式檢驗，這也叫結合實際，是科學實踐的“實際”。並不能因為它沒有同生產實踐結合，就批評它脫離實際。當然，科學技術還有一種結合實際的形式，就是直接結合生產實際問題。從這個意義上，內容就更廣泛，方式也更多樣。在這次會議上，他指出，過去我們在政策指導上常常吵不清，就是沒有把兩種不同的理論聯係實際的方式區別開來。因而在指導工作上就會犯錯誤。他強調科學的發展基本上源於生產實踐，但科學有相對的獨立性，自己形成獨立邏輯體係。科學家提出某一假說，從文獻中來，到文獻中去，並不一定是錯的，科學假設不一定全來自現場生產，也可以來自理論推導等等。
這個報告受到了當時與會科學家的高度讚揚，認為這是闡述黨的科學政策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報告，也是端正黨的基層組織實際指導科學工作方向，糾正某些偏向的一個重要的政策思想。
主持起草《科學十四條》
為克服“大躍進”時造成的困難，保證建設事業健康發展，1960年夏秋，中央決定施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要求各部門總結經驗教訓，擬定具體的政策和規章製度，以利端正認識，做好工作。經黨組議定，要起草本院的工作條例，這是製定“十四條”工作的發端。
十四條的起草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出於中國科學院內部政策調整的需要；第二階段則是在聶總直接領導下作為全國性的科技工作的綱領性文件。
起步時，院黨組決定此事由杜潤生負責組織，汪誌華，吳明瑜，朱琴珊等同誌參加文件的起草工作。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吸取了上海神仙會眾多科學家的意見，1961年2月提出了當前工作的若幹條意見。2月底召開研究所領導參加的黨組擴大會議，集體討論修改為14條。3月，院黨組決定由黨組成員率隊到化學所和微生物所進行整風試點。杜潤生分工到化學所蹲點，開展地毯式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對十四條作了修改補充。1961年4月，草稿呈送聶榮臻副總理，他認為這十四條很好，建議麵向全國，文件改用國家科委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聯署上報，文件名稱改為《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稿）》,簡稱《科學十四條》。同時，要起草一份以聶總的名義給中央的報告，對十四條中的最重要的幾項政策規定作了詳細闡述。4 月下旬，在杭州，在聶總的直接領導下，韓光、範長江、於光遠、張勁夫、杜潤生等負責同誌又進行了討論，此後回到北京還討論過一次。4 -5月間，張勁夫、杜潤生先後兩次到上海，征求上海市委和上海分院領導的意見，在北京又召開科學家座談會，聽取修改意見。科學院的汪誌華、吳明瑜，科委的甘子玉，中宣部的龔育之等同誌，參加了這些討論，並在杜潤生同誌組織下，進行具體的文件修改工作，最後由聶總定稿。6月，十四條和聶總的報告上報中央。7 月19日，經中央正式批準下達，對全國科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被譽為“科學憲法”。
按杜潤生對當時起草工作的回憶，《十四條》中比較重要的幾點有：
第一，明確了科研機構任務是出成果、出人才。當時，迷漫一些不切實際的、妄想的空氣。為壓縮這種空氣，明確科學研究機構的任務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目的是把研究所的工作落在實處，避免浮誇。同時，也給國家提供一個檢查科學組織部門工作的標準。國家的經濟財政很困難，拿出錢來辦了這麽多科學研究機構，如果沒有成果，沒有人才，它就應該被淘汰。所以，這也是個獎勵標準和淘汰標準，使我們的研究所更有活力，不許濫竽充數。因此，研究所要實行五定：定方向、定任務、定人員、定製度、定設備，保持研究機構相對穩定和分工合作。
第二，提倡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文件提出：必須尊重知識分子，要為科學家創造工作條件，對學術思想不可亂貼階級標簽。黨要從政治上、從全局的利害關係上幫助科研人員提高認識，但不幹涉具體研究業務。科學家在政治上，隻要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就是初步紅，不能苛求，要廢除“白專道路”這種批評。破除迷信不能破除科學。破除了科學，就必定會製造迷信。沒有科學的地方，就是產生迷信的地方。辦事情要講條件論，沒有條件，可以創造條件，但不能沒有條件，不能把妄想當理想。這都是針對大躍進浮誇風說的，今天看來很平淡，但是，當時要提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卻要擔風險。文件裏原來寫的是“為科學服務”，聶總說，提“為科學家服務”有什麽不可呢？後來就把“ 為科學家服務”寫到報告中去了。
第三，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雙百方針中，必須正確區分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有人對我們共產黨，對我們政府不滿意，並沒有起來打倒你，就是認識問題。至於學術問題更應該通過百家爭鳴來解決。領導科學，黨組織不可支持這一學派，打擊另一學派，真理是不怕辯論的。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可求同存異，讓時間和實踐來檢驗。
製定政策的方法和政策思想
《十四條》是領導和群眾，黨內和黨外科學工作者集體智慧的結晶。杜潤生在文件起草過程中，貫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以辯證的發展的觀點研究和區分政策界限。
關於製定政策的方法，杜潤生遵循明確的“規範”：深入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有的放矢。
1960年11月，黨組決定製定調整政策的文件之後， 杜潤生馬上派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汪誌華和處長朱琴珊到上海調查研究。他們根據杜的要求，實際工作是這樣展開的。
主要是抓典型、解剖麻雀。調查結果發現，大躍進中宣傳報道科研成績很大，但有的浮誇很嚴重，甚至個別還有造假的。
為什麽浮誇？為什麽有這麽嚴重的浮誇？經過調查分析，結果發現大多數人是受當時那股高溫高壓所左右，不顧客觀實際條件，鼓吹“隻要想的到，就能辦得到”。有的項目隻做了一次就獻禮，後來重複不出來；有的沒有看外國的文獻，就說達到了國際水平，實際人家早就做出來了；有的把實驗室的成果跟國外的產成品比。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科學家靠邊了。老科學家堅持經常看文獻，知道國外是什麽情況，應該怎麽做，應該達到什麽指標。老科學家開始看到不合適的地方還認真提出批評和建議，但那時馬上就有人指責他們保守，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三麵紅旗。弄得誰也不敢說真話，言路阻塞了。老科學家靠邊了，讓缺乏基本功訓練的年輕人當了家。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領導，當然，大躍進是中央定的，全國空氣都過熱，幹部承受的壓力也很大，整個科學院壓力都很大。科學本來是探索未知的一種勞動，允許失敗。如果不允許失敗，就逼著人要浮誇。以浮誇應付來自上下左右的壓力。由此看來，想要醫治浮誇，就必須壓縮過熱的空氣。
這次調查研究，杜潤生讓每一兩天寫一份簡報，以便他和黨組及時了解進展情況，隨時醞釀和研究問題。汪誌華、朱琴珊在上海調查期間，給杜潤生寫的第一份簡報是《人心思定》，反映研究所的方向任務變化頻繁。最多的一例，一個人一年換了18次工作。要麽趕獻禮任務，要麽到外麵參加協作。大協作本來是好事情，但是，生產部門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明天要解決那個問題，零零碎碎，盲目無序，卻要有求必應，科研人員就穩定不下來做課題研究。那時杜潤生用民間俗語稱之為“狗熊掰棒子，掰一個，扔一個。”當時，上海分院在王仲良領導下，正在組織召開“神仙會”，把一些知名的科學家邀在一起，聽他們的意見。實行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創造了一個寬鬆的環境。科學家解除了顧慮，講了真心話，有些意見講得非常尖銳，批評得非常厲害，也很中肯。調查組對每個問題進行多方麵的調查，不但了解問題的現象，產生的原因，還同科學家一起研究解決的辦法。
經過調查研究，杜潤生組織起草文件.杜潤生領導起草文件也有他的一套辦法。首先是要工作人員交流調查研究的情況，然後讓大家開動腦筋，展開討論。從一大堆材料、一大堆問題中理出那幾個問題是主要的，究竟應該怎麽解決。在此基礎上，由他出題目，討論一下，然後分工去寫，經過多次反反複複地討論修改。討論過程中不分上下級，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修改時，字斟句酌，反複推敲。起草《十四條》的過程，修改不下十幾次，曆時數月， 寫起來很苦，真可謂嘔心瀝血。
杜潤生研究政策,一貫是堅持兩點論。比如，他在起草條例過程中，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要分清大躍進中哪些是應該肯定的東西，哪些是應該否定的東西。十四條中的“三敢、三嚴”就是這樣。調查組到下邊了解情況，科學家反映的都是問題，可是，細想起來，這麽多新興學科開辟起來也很不容易。一開始阻力很大，不敢想，就會永遠墨守陳規，新東西就搞不出來。另外，科學本身的發展，探索未知，就是要靠敢想、敢說、敢幹。要解放思想，就要突出一個“敢”字。但是，一定要有嚴肅的態度、嚴格的要求、嚴密的方法。工作要一步一步來，設計要非常周到，態度要非常嚴肅，革命精神必須要和科學態度相結合。經過大家討論，他概括提高為“三敢、三嚴”。當然，堅持兩點論，也要抓重點。他一貫強調，一定要明確當前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麽，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
再比如，他談“靜和動”（穩定與變化）的關係，動是絕對的，靜是相對的。科學技術是發展的，日新月異,有時會是突飛猛進的。但大躍進變動太多，違背客觀規律，因此人心思定，於是, 提出了科研工作的“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務、定人員、定設備、定製度。不過，五定是為了推進科研工作的更大發展。
杜潤生還提出了“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的關係問題。他認為群眾路線一定要，而群眾運動適用不適用於科學院要做具體分析。群眾運動就是在一定時間裏麵有一定的奮鬥目標，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科學研究如何搞群眾運動？研究工作處在摸索階段，就要求它馬上出成果是不可能的。某一個項目，某一個階段可以搞突擊性獻禮，但總體上不適合科學研究。所有的研究項目都按人們預想的同一個時間開花結果，是不可能的。所以，大躍進中那種逢年逢節搞獻禮的做法，不符合科學研究的規律。
《七十二條》與《三十六條》
《十四條》頒布之後，院黨組又決定結合科學院自身的特點，由杜潤生主持起草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暫行條例》，即《七十二條》，於1961年9月15日頒發院屬各所。
《七十二條》的基本內容是針對各研究所的，涉及研究所的組織規則和管理製度，圍繞“出成果、出人才”開展工作。所務委員會討論和決定研究所的計劃、經費、機構及人員的安排等；而學術委員會則側重審定學科發展方向、鑒定成果、考核幹部及組織學術活動。所務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主要由科學家組成。條例規定了研究室的組織、任務以及研究室主任必須由中級以上科學工作者擔任；對於研究技術人員的條件、考核標準以及研究生的選拔、培養都有明確條文；條例特別指出所一級的黨組織是全所的領導核心，而研究所下屬各級黨組織，隻起保證監督作用。
1963年，院黨組決定起草一個中國科學院工作條例，核心問題是，在當時大的背景下，既要貫徹反修、防修的中央精神，學習石油部、解放軍的經驗，加強政治工作，又要維護貫徹《十四條》、《七十二條》以來的穩定局麵。條例起草工作還是由杜潤生主持。1964年初，經院黨組擴大會議討論，4月4日頒發了《中國科學院工作條例（草案）》，即《三十六條》。
《三十六條》的主要內容是：
（一）確定對科學院的研究工作的分類，避免在理論聯係實際問題上的搖擺。杜潤生領導汪誌華、穀羽等對國外情況作了調查。當時，國外把科學研究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實驗發展”三大類。以此為參照，他們結合本院的情況，認為科學院的科學研究工作應當分成四類：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推廣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是指應用目的性明確的基礎研究，可以在應用研究中做提高工作，也可以從基礎研究中發展應用，這正是科學院研究工作的特色。總結建院十四年的經驗，規定了宏觀調控院內各類研究任務的比例關係。院屬各研究所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比例。
（二）對科技人員某些思想認識問題堅持以正麵教育為主。不再把知識分子的整體看作是資產階級。在科技人員中培養先進典型，傳播先進經驗，幫助知識分子逐步向又紅又專的方向努力。
（三）製訂了考核、提拔、獎勵幹部的“多途徑、多標準”的政策，以調動各級、各類人員的積極性。
工作就是學習
杜潤生就職於科學院後，除負責研究與製定有關政策措施外，還分工聯係數理化學部和編譯出版委員會的工作。他從步入新的工作領域開始，就確定自己遵循的理念“工作就是學習”，或者反過來——“ 學習就是工作”。他要求自己一定要放棄那種“下車伊始，就發號施令”的壞作風。為了做到心中有數，取得發言權，對自己負責的每一個單位，都要做到先向科研人員學習，弄明白以下一些問題：一是每個研究所、研究室、課題組的研究方向是什麽，為什麽，怎麽搞，與國內外同行工作相較，有何特色；二是隊伍的質量，課題主持人有沒有自己的想法，包括理論假想、研究路線、實驗流程等等，要求對照國際文獻中報道過的同類成果，做出評價；三是條件保障，已有的設備、人員、經費和尚待補足的要求；四是人際關係，所內外，院內外，特別是黨群之間的關係。了解了這些之後，再選擇可能的幫助方式。
反右派鬥爭中，一切文化教育科研單位，都批判“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言論。杜潤生也在這方麵講過一些話，但他進入實際工作崗位以後，就一直告誡自己和有關各所黨的幹部，“批判反對黨的領導，要明確黨作為一個先進的組織的實體是在總體上、政治上發揮的作用，沒有黨就形不成團結人民力量的核心，沒有這樣的核心，中國革命和建設就難以取得勝利。這並不意味黨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先驗式的知識和才能，能夠百無一失地指揮一切，領導一切。黨員也是人，凡是人，都是在實踐中學習，學習中成長的。”
杜潤生分工聯係數理化學部，他除一般關注整個學部工作外，還著重抓了計算機、半導體、低溫物理、固體物理、高分子化學、煤化學、稀土元素、蛋白質結構與功能，運籌學等幾項研究。工作方法也是從學習入手，取得入門知識，把工作重點放在“鼓勵士氣，克服眼前困難，實現迎頭趕上”上，避免直接幹涉。主要靠科技人員積極性，加上國家支持。涉及科學本身問題，通過“ 民主議事，求同存異”，而目標則是紮紮實實地爭取盡快實現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目標。
被難文革，首當其衝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 張勁夫等正在按照周總理的交代， 讓杜潤生主持起草一個類似反右派時保護科學家的文件。周總理因為要出國訪問，就委托當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過問一下。
1966年6月22日，陳伯達來到科學院，當他知道科學院應用地球物理所有人搶了檔案、占了通信機要之後，即時口述“凡是搶檔案、占通信機要的；凡是殺人放火的一律按反革命處置”。並嚴令科學院“要把丟了的權奪回來。”會後，張勁夫組織反擊，杜潤生讓《科學報》起草了社論，6月25日以號外發表。院領導照陳伯達的指示，把搶檔案的個別頭頭隔離審查。但在七天以後，陳伯達卻來到應用地球物理所，當著群眾的麵指責科學院領導：“誰叫你們抓人的？為什麽你們放著老右派杜潤生不鬥，去鬥群眾呢？”就這樣，杜潤生成為科學院黨組中第一個被打倒、也是第一個受到迫害的領導人。
杜潤生在中央農村工作部當秘書長的時候，陳伯達是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他就因為工作上持不同意見而挨過陳的整。在農村工作方麵，他們兩個人曾有過幾次爭論。其中最大的一次爭論是，毛主席說，先有工業化後搞合作化，這不是規律。應該先奪取政權，改變所有製，然後才有生產力的大發展，這才是規律。還說，資本主義初期，有大量的手工業工廠，這種工廠沒有機器，沒有蒸汽機，沒有產業革命的機械，還是手工勞動。但是，它隻是改變了分工、把分工的方式改變了，生產力就一倍、兩倍地提高。難道我們農業上不可以先改變所有製，搞合作社，還靠手工勞動而隻是改變分工就帶動生產力的大發展？他這些話本來是批評劉少奇的，劉少奇是主張先發展供銷合作社，不急於改變所有製搞生產合作，先實現國家工業化，發展生產力，然後再大規模地搞農業生產合作社。毛劉之爭，實質上是是否要繼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爭論。
杜潤生在中央農村工作部，起草文件時向陳請教，陳對杜講了上邊的主張，杜表示過不同意見，認為工業方麵這麽幹可以理解，因為工業可以把勞動者和勞動對象都集中在一個房子裏邊，勞動管理好辦，農業上不行。農業是靠土地，土地分散在很大空間，不可能把太陽能集中在一塊土地上。農民分散勞動得靠自覺，不能靠監工監督，這是第一。第二，工業有各階段的半成品、成品，農業可不一樣，它是靠農民春天、夏天勞動，勞動成果在秋天產出。農業勞動有季節性，最後勞動的好壞表現在秋天收成好壞。而且，由於農業勞動的季節性，每個農民幾樣活兒都得學會，平整土地、播種、灌溉、鋤草、收割。因此，沒有流水作業式的分工。第三，受自然氣候的控製，農業要求就地決策，不誤農時。農民對土地有無親近感，差別很大。因此，農業過早地在手工勞動時期搞成集體，使土地疏遠農民，他們覺得是給別人幹，不是給自己幹，就沒有自覺性。農民沒了積極性，農業勞動是搞不好的。陳伯達聽了這番話，責備杜潤生，說：“毛主席這個見解是對馬列主義的一個新發展。它的曆史意義在於我們中國自力更生發展我們的農業。不等什麽機器，不等工業化成功，不等外國的技術援助。”還說，“你這思想是背離自力更生的觀點的。”他還和一位同誌說：“我說話沒有人頂過，第一次碰到有人頂我。”1955年，陳又進一步批評杜右傾。毛主席也說他派了個馬克思到農村工作部，你們不用他，還要頂他。文化大革命開始，陳伯達先是支持劉少奇的意見派工作組的，他到科學院來讓嚴格處理應地所造反派奪權的事件，也是這種指導思想。毛主席回來反對劉少奇派工作隊“鎮壓”學生，陳就出爾反爾，翻臉不認帳，批評了院黨組，並乘機把杜潤生拋了出來作為批判對象。文革展開大批判運動，杜潤生是科學院黨組中第一個被打倒的，在那個年代裏，被毛澤東指責為“小腳女人”的人，也絲毫沒有辯駁的權利。
杜潤生被停職檢查不久，張勁夫也被打倒了.造反派想從杜身上找張勁夫反黨的證據，認為張勁夫是從劉少奇那兒領了什麽“聖旨”回來執行，而杜是他的黑參謀。造反派逼杜交代，張勁夫從劉少奇那兒領到什麽指示？張勁夫怎麽給你傳達？為了逼杜交代出問題，造反派甚至整夜地輪流審問，不讓他睡覺。杜潤生堅持真理，頂住逼供，決不胡說。他先後經受了幾十場大小會的批鬥。那時，每月吃飯隻給他11元錢，也不準與家屬見麵。事後杜潤生自我解嘲地說：“不過也有好處，從此，我戒煙了!”
杜潤生在科學院可謂春風秋雨各十年。問他最大的遺憾和最大的希冀是什麽？他說他最大的遺憾是在反右派中，未能把保護政策擴充到更大範圍，傷害了一些不應該傷害的人。而文化大革命中，因為他本人的事，使科學院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汪誌華、處長朱琴珊、吳明瑜等幾位好同誌受到牽連,遭到不應有的關押和批判,甚至殘酷迫害。徐簡、蘇世生、黎功德、應幼梅等，也都受到了冤屈。特別是汪誌華同誌是我們黨不可多得的理論政策型幹部，是人民的好兒子，可惜他受迫害致死，是我國科學事業的一個損失。
至於“最大的希冀”，杜潤生說“是破除迷信，活躍理論思維，鑄造新的輝煌，使我們中華民族早日站立在世界科學的高峰之上！”
在紀念中國科學院建院45周年時，杜潤生撰文《在中國科學院的十年》，清楚地回憶了中國科學院1956年---1966年這個時期幾件大事，說這都是在黨中央、國務院、院長、院黨組領導下進行的。當時，院黨組分配杜側重抓政策研究工作。他自我評價說，雖然在這幾件事情上用心較多，但限於個人知識能力，所做的貢獻微不足道。所以費點紙墨，把往事重提，無非為了一個目的：借鑒曆史，以利明察未來。曆史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會把它的影響投向未來。有些發生正麵影響，有些發生負麵影響。不論正麵反麵，我們可以從中學到有益的東西。”
倡導中國農村經濟改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給杜潤生徹底平了反。1979年調他出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 1983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後改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負責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研究。他為倡導和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做了大量工作。1984年,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由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和國務委員組成, 杜潤生同誌後來也被增補為成員.
特別是杜潤生同誌他多次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農村政策文件，特別是中共中央連續五年的“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為深化農村經濟改革，重建農業經營主體——家庭承包製，推進農村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從理論和實踐上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96年6月9日離休。
杜潤生是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中國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中國合作經濟學會會長，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農業大學名譽教授。著有《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中國農村的選擇》等著作，匯編有《杜潤生文集》。
杜潤生，如今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身體相當健康，頭腦相當清楚，思維還是那麽敏捷，每天上午堅持照常上班，找點事情，勤做不懈。他除堅持鍛煉身體之外，健康長壽的秘訣是他有一顆博大的包容心，有一種超乎常人的特別能忍耐的韌勁，以及鍥而不舍的學習態度。即使剛剛從幹校回來，在那破樓破房裏，仍搖著留聲機，學習“山西英語”……
他注重實踐，深入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具有一刻也不脫離實踐的頑強鬥誌，好象一位馬拉鬆運動員，越是接近終點，衝刺越是有力。古稀之年的他， 坐在顛簸的軍用吉普車上，到全國各地農村調查，連跟著他的青壯年人都常常感到吃不消。他善於與反對自己意見的同誌共事，唯恐自己的判斷失於片麵，唯恐對人民有什麽不利。他那個善於思索的大腦，仍像一個時鍾，不分白天黑夜地滴答作響……
在這篇傳記就要收筆的時候，這裏錄下杜潤生的兩段話，這是他的信條，也是他的追求：
“實踐是一個大學校。必須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方法，不是教條。我們不可被馬克思本本上的某些具體話語，和在一定條件下提出的具體結論所拘束。”
“政權影響力可大可小，可以是正麵的也可以是負麵的。最根本的一條，是民主製度能否適時而穩固地建立。缺乏民主製度，不僅會脫離群眾，也必然會腐化自己。因此，國家不能代替社會，人治不能代法治，集中不能排斥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