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的寵臣－－聯絡員毛遠新

 毛澤東晚年的寵臣－－聯絡員毛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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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到毛澤東晚年的親信－－聯絡員毛遠新，就不能不提一下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也就是毛遠新的父親之於毛澤東的關係。

毛澤民是中國共產黨內少有的經濟專才，他的實踐能力在陳雲之上，和林伯渠、吳亮平並稱瑞金時代的我黨的經濟領域中的“三傑”。毛澤民管國家銀行和國民經濟部以及開采鎢礦同廣東軍閥陳濟棠暗渡陳倉保證蘇區的供給在黨史上是有口皆碑的，隻是因為毛澤民犧牲較早，所以，一直以來他的某些事跡還不為人知，特別是後來他化名周彬，和陳潭秋一起主持新疆我黨的統戰工作，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僅僅花了三年的時間使得新疆的財政走向平穩，連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對這位神秘的財政廳副廳長代理廳長表示了足夠的興趣。陳雲晚年專門提到毛澤民，他說：“毛澤民同誌是一名非常優秀、務實的經濟專家，他是我們黨不可多得的財政經濟領域中的人才。”

更為主要的是，毛澤民是毛澤東很少能夠聽進去不同意見的人。根據毛澤民的親屬回憶，毛澤東在發脾氣的時候，隻有毛澤民能夠讓他息怒，而當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罷黜之後，兄弟二人後來曾經做過一夜的長談，內容至今無人知曉，隻是後來毛澤東自己和毛遠誌、毛遠新說過：“你們的父親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希望你們向他學習。”毛澤東很少對他人談及自己的親屬以及自己對這些親屬的觀感，就是楊開慧也不例外。特別是毛澤東江西下台之後，毛澤民本人沒有消極怠工，反而加倍的工作，為在野的毛澤東贏得了一定的聲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晚年幾次談及他第一次去長沙求學的時候，是毛澤民賣了家裏的豬供他路費，而且，不辭辛苦的挑扁擔送毛澤東上路，因為為了給毛澤東、毛澤覃上學，毛澤*****動輟學，成為毛氏兄弟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一位，毛澤民的任勞任怨、俯首甘為的精神一直是毛澤東極為稱道的。1966年，毛澤東在聽取李訥、毛遠新的關於北京、哈爾濱紅衛兵動向報告的時候，毛澤東說：“現在黨內像你
（指的是毛遠新）父親那樣以大局為重的人不多了，都是一心要走資產階級路線的人發號司令。”

毛澤民之被派往新疆其實是毛澤東延安定下的“西進方針”的一個重要步驟，聯絡盛世才借以爭取蘇聯斯大林的諒解，同時為延安提供一個相對比較具有友好態度的合作夥伴。而派遣毛澤民前去除了發揮毛澤民的經濟才幹以外（盛世才提出需要經濟方麵的人才），更為主要的是毛澤民的政治背景。

也就是這一層淵源，毛澤東在眾多的子侄中對毛遠新曆來是另眼看待，規格在李敏之上，而作為一向刻薄的江青也深知毛澤東的脾性，所以，在公開場合下，江青對毛遠新總是青眼有加。外界多次有人撰文說江青在後來如何拉攏毛遠新，這其實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因為，有資料顯示，自從1954年開始，毛澤東先後17次在北戴河辦公、開會，毛遠新在場的次數在九次之上，和李訥的次數是一樣多的。毛澤東對毛遠新的看重除了文革之初流傳很久的所謂的《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之外，在已經公開出版的《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偉大曆史意義》中披露：毛澤東在1970年前後就開始委派毛遠新作為東北地區特別是遼寧地區的“觀察員”，而此後陳錫聯、曾紹山因為緊跟毛遠新獲得高速提拔也是事實。其中，陳錫聯公開稱頌毛遠新在遼寧的所謂的革命工作不啻於領導一場新的“遼沈戰役”，而陳錫聯此舉遭到來自黃永勝、吳法憲等人的不滿和申斥。

一般意義上說，如果毛澤東堅持的意見，江青是不敢反對的，雖則江青在一些時候甚至在相當時候可以左右毛澤東的對某件事情的看法，但是，一旦毛澤東認同的人或者事，江青隻有服從的道理，這也就是為什麽汪東興等人並非是江青的座上客，反而一直身居顯赫的位置的原因所在。所以，毛遠新之得寵和毛澤東的培養是密切相關的。

毛澤東曾經親自問過毛遠新的誌向，毛遠新說：“想負責，負起革命的大責任。”如果，同樣的回答放在其他人身上，毛澤東很有可能不以為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澤東居然首肯毛遠新的回答。根據汪東興的回憶，毛遠新為了取悅毛澤東，經常請人寫出來一些關於毛澤東著作和列寧著作的心得，自己背誦之後，在毛澤東的讀書時間中通過自己的嘴巴講出來，久而久之，毛澤東竟然得出結論說：“遠新還是有一些理論功底的，雖然比不上春橋、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來還是強的多的。他在基層很有一些寶貴的經驗，這又是我們中央的某些老爺們最缺乏的。”

在打垮林彪之後，軍內一時為空，毛遠新以一個黨內、軍內資曆說起來都是比較低的人物，給毛澤東寫信公開推薦軍隊人選。可見，他當時所處的地位的特殊性。 1975年9月之後，毛澤東身體狀況逐漸走向惡化，毛澤東本人親自決定，選擇毛遠新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間的聯絡員。值得注意的是，這前後正是李訥正式因為身體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時候，身為北京市委書記的李訥無法繼續發揮她的特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遠新填補上來了，而聯絡員這一十分超越黨內政治生活基本準則的製度當時居然獲得政治局的一致通過。就此，毛遠新取代了鄧小平、王洪文、葉劍英等人，成為毛澤東最後兩年中的第一要員。

根據李先念等人的回憶，我們可以知道，在1976年開始的曆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安排的事項第一件就是由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被擴大進來的旁聽者隻能以“聆訓“的姿態出現。而後，就是會議主持人表態，如何貫徹主席的指示雲雲。毛遠新自己就曾驕橫的說道： “我隻要亮出主席的幾句講話就夠他們學習一個月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包括既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內，都是仰視毛遠新的威權，隻有鄧小平在1976年三月的由華國鋒、汪東興、張春橋、紀登奎、毛遠新組成的幫教小組會議上同毛遠新頂撞起來，而這件事直接導致毛遠新的此後著名告狀和風向問題的出現。

四五事件出來之後，毛遠新、陳錫聯指揮遼寧，一次逮捕群眾680多人，而整個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總人數也不過是2145人，其中遼寧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於葉劍英說：“天安門還是在北京吧？”毛澤東死後，毛遠新被江青以毛澤東生前“偉大謙虛”為名，請求政治局考慮毛遠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和政治局列席會議的資格，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的支持下回擊了江青。此前，華國鋒不管是在誰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對抗來自江青的意見，更不要說是針對聯絡員毛遠新了。

毛遠新自從委任為聯絡員之後，非常跋扈，不僅是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忍氣吞聲，連一貫橫行無忌的王洪文都大為不滿，他向張春橋等人表示：“他（毛遠新）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吧，我怎麽還是黨中央的副主席呢，我當年在工總司的時候，他在哪裏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張春橋竟然三緘其口，不敢表態。由此可見，就是在四人幫的陣營中，毛遠新也是樹敵頗多。這位被毛澤東生前多次誇獎的聯絡員即使不被華國鋒等人抓捕，他最後的結局也未必是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