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愛國 黃 洋
今年4月15日上午11時30分，曾任中共第九、十屆中央委員的潘世告因病醫治無效，在家鄉逝世，終年77歲。
潘世告是萍鄉礦務局安源煤礦的采煤工。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忠厚老實、不善言談的普通工人，卻在39歲以後的人生中經曆了大起大落的曲折變化。他曾因為當選為全國黨代表和中共中央委員，成為萍鄉人民的驕傲和自豪；也曾因為“反潮流”而受到審查和批判。這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曆史環境使然。
普通工人的經曆
潘世告1930年10月14日出生於萍鄉市上栗縣金山鎮高山村一位普通農民家庭。由於家中貧寒，他5歲時便開始和母親一起上山拾柴，到田裏扯豬草，有時在家中照顧比自己小兩歲的妹妹。他剛滿7歲時，母親便因勞累和疾病告別人世。妹妹後來被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半年後也患病夭折，隻剩下父子倆相依為命，但父親做長工根本維持不了生活，潘世告隻好外出討飯。他還不到11歲便在上栗金山的鄉井當童工。17歲那年，他來到安源小煤窯挖煤，飽受封建把頭、監工的剝削和壓迫。萍鄉解放後，潘世告成為安源煤礦一名新時代的礦工。出身貧寒、從未進過學堂的他，懷著對黨報恩的想法，工作上任勞任怨，埋頭苦幹，月月超額完成采煤工作任務，被稱為“采煤大王”。由於他在工作中表現突出，1955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這一年起，他年年被評為礦上的先進生產者。1960年被任命為采煤班班長。1966年被升為回采二區區長。和千千萬萬個經曆過新、舊社會的普通工人一樣，他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隻是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默默無聞地忘我勞動。
當選中央委員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改變了潘世告的命運。“文革”初期，潘世告雖然參加了造反組織，但並不是什麽“闖將”和“英雄”。當兩派鬥爭十分激烈的時候，他卻始終戰鬥在生產第一線，堅持“抓革命、促生產”。 1967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下發後，他在安源煤礦回采二區組織了一個有百餘人參加的戰鬥隊。從此，他便成為這個戰鬥隊的負責人。
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九大的決定和九大代表產生辦法。會後不久，在黨的九大籌備委員會的一次會上，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主席提議：“江西安源這塊紅色的土地，是我國工人運動的策源地，應該有一個九大代表。”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
同年12月，黨的九大籌備委員會、中組部派新華社記者來萍鄉考察九大代表人選。中央對安源九大代表的條件有三條規定：一、必須是堅決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派；二、必須是老工人；三、必須是老黨員。萍鄉市革委常委會議經過再三考慮，最後推舉安源煤礦回采二區黨支部書記潘世告為九大代表。因為潘既是造反派，又是老黨員、老工人，符合中央的三條規定。
1969年4月，潘世告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中共中央委員。當時江西省僅兩名中央委員，另一位是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程世清。
5月初，潘世告從北京回到萍鄉，受到當地黨政軍領導同誌的熱烈歡迎。潘世告在幾名佩帶手槍的解放軍戰士護衛下走出站台，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後乘車駛入萍鄉市第一招待所。進房間剛坐下，他就打開話匣子：“這次大會，我和偉大領袖毛主席握了兩次手。第一次是我坐在主席台第三排，毛主席接見主席團成員時，我把手伸出去握了毛主席的手。當毛主席接見主席台後座的同誌時，我把身子一轉，向前跨了一步，又緊緊地握住了毛主席的手。”說完，他把毛主席和他在一起的合影拿給大家看。
第二天，萍鄉市革委會在機關禮堂召開大會，由潘世告傳達黨的九大會議精神。千餘人的禮堂坐得滿滿的，人們手裏都拿著筆記本準備記錄。潘世告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作報告，心情非常緊張。他把毛主席很慈祥說成了“慈樣”；把“毛主席主持大會，林副主席作政治報告”說成了“毛主席傳達了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他的講話明顯講錯了，但下麵還是鴉雀無聲、聚精會神地聽著。他結結巴巴地講了20多分鍾，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走下講台。以後，他又在萍鄉鐵路、礦務局機關和安源煤礦等單位禮堂作了幾次傳達報告，表述能力逐漸提高。
潘世告當了中央委員以後，又擔任了江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省總工會副主任和萍鄉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但編製還在安源煤礦，工資仍在礦上領，和原來一樣還是老八級礦工，月薪83元。他仍然和普遍工人一樣，在食堂排隊買飯菜。他半年在市裏工作，半年回礦上下井勞動。他的妻子仍是礦上的家屬工。兒子當兵回來，分配還是進炭棚，沒搞半點特殊化。
出訪阿爾巴尼亞
1971年4月，潘世告以中共中央委員、中國工人代表團團長的名義，率中國工人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
潘世告是在上栗金山土生土長的“大老粗”，從未出過國。因此，出訪前，外交部禮賓司將他召到北京，進行一些禮節方麵的訓練，如學習怎樣吃西餐、怎樣與外國朋友交往等。外交部還特意為他訂做了一套毛料中山服。
潘世告一行乘坐的飛機，途經蘇聯、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家，抵達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的裏拉斯機場時，受到了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從機場至市中心30多公裏的公路兩旁，都是手舉鮮花歡迎的人群。潘世告回國後談到此事時說：“阿爾巴尼亞的歡迎隊伍基本上和我國差不多，隻是講話聽不懂，哇啦、哇啦地像倒了一簍子青蛙似的。”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恩維爾·霍查和政府總理梅梅特·謝胡在宴會大廳會見了潘世告及中國工人代表團全體成員，並舉行盛大國宴款待中國工人代表團。潘世告在宴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講話稿在國內就由秘書寫好了，他隻是照著念。不過他講話要兩個翻譯，首先把他的上栗話翻成普遍話，然後再將普通話翻成英語。宴會上喝的是葡萄酒。霍查書記和謝胡總理都為中阿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而開懷暢飲。潘世告雖然不太會喝酒，但那天也是一飲而盡。國宴上的菜雖然很豐盛，卻不合潘世告吃慣了辣椒的口味，羊肉臊味太重，他聞著就反胃，隻好多吃水果充饑。
接下來的幾天，阿方安排他們參觀了一些廠礦。潘世告不懂機械，頭幾天在工廠參觀時，他沒有多大興趣。他對同伴說：“那些什麽洋機器，我是老鼠看筒車——不懂。”後來在一個煤礦參觀時，他便活躍起來了。井下的這個棚子要怎麽架，那個頂子要怎麽頂著才有力等，他講得頭頭是道。
潘世告一行在阿爾巴尼亞呆了17天，把這個國家所有的26個區都跑遍了。阿爾巴尼亞人對中國人十分友好。在地拉那，毛澤東的畫像隨處可見。還有“毛澤東大道”、“毛澤東學校”、“毛澤東工廠”等，令代表團成員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
在“反潮流”運動中
1973年8月，潘世告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次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從此“反潮流”便成為當時的時髦話題。
同年12月，潘世告在北京參加了工農中央委員學習班，聽取了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所作的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的報告，中心內容是反複辟、反倒退，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1974年2月，批林批孔運動剛剛興起，潘世告便從北京回到萍鄉，於14日下午6時在安源紀念館召開小型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萍鄉市有關部門和單位支持反潮流的部分領導幹部等共20餘人。會議一開始，潘世告就問：“在座的都是反潮流的吧？”他首先介紹了北京批林批孔運動的形勢，然後對大家說：“當前批林批孔運動有阻力，阻力來自何方？來自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我們要立新，他們要複古。我們不要怕，哪裏有阻力，我們就要組織群眾去衝破。”接著，他拿出王洪文在工農中央委員學習班的講話稿，在會上結結巴巴地照本宣科，並聲稱這是反潮流戰士的“尚方寶劍”。
第二天，由潘世告口述、幾個秀才執筆，以潘世告的名義寫了一張題為《決不允許開曆史倒車》的大字報，貼在市委大門口。這張大字報轟動了萍鄉，也轟動了江西。省委將潘世告的大字報以文件的形式，轉發到全省各基層單位。大字報煽動“反複辟、反回潮、反倒退”，把鬥爭矛頭指向省、市委，致使省、市、區許多領導幹部又遭圍攻、批鬥，剛剛趨於穩定的政治局勢和國民經濟又遭破壞。
根據中共中央［1974］7號文件要求，江西省委委員、省革委委員、省軍區黨委委員擴大大會於2月21日在南昌江西賓館聯合召開。會議的內容是：學習、揭發、批判、檢查。潘世告作為中央委員，參與主持了“三全會”，並在會上多次發表講話，揭發和批判江西的“複辟”和“倒退”問題。當時潘世告住在江西賓館8樓814房間，經常與省委書記陳昌奉在一起商量工作，並多次會見全省各地、市赴昌上訪的“反潮流”代表。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示：“中央委員潘世告同誌和候補中央委員樊孝菊同誌要協助陳昌奉同誌主持省委工作。”從此，潘世告便留在南昌。
同年6月20日，江西省委發出《關於成立南昌民兵指揮部的通知》，任命潘世告為南昌民兵指揮部總指揮。6月30日，南昌民兵指揮部成立大會在省體育館召開。大會期間，兩派群眾發生嚴重武鬥，造成數十人傷亡。潘世告在混亂中遭毆打受傷。1975年1月，省委決定解散南昌民兵指揮部，潘世告回到萍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潘世告被隔離審查，並多次受到批判。經過三年多的審查，對他的結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安享晚年
1982年，潘世告從萍鄉礦務局黃衝煤礦退休後，回到家鄉安享晚年。他是個閑不住的人，在家裏喂豬、種菜，什麽事情都幹。他幾乎天天都要到村裏逛逛，看看禾苗長得怎麽樣，有時給村裏的小孩講講故事。
潘世告對物質享受看得很淡，每天粗茶淡飯，穿著也不太講究，能保暖就行。但碰到村裏因貧困而失學的兒童，他會毫不猶豫地捐款。村裏所有人都很尊敬他，稱之為“潘老”，也有人還是習慣叫他“潘委員”。村裏有什麽大事，經常都會征求他的意見。
潘世告退休後，養成了看書的好習慣。他每天都堅持看兩個小時的書。通過看書，他認識的字比以前多多了。但他終究未進過學堂，有好多字隻會認不會寫。他家中的廳屋正堂上掛著毛澤東的畫像。他常對人們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更沒有我潘世告的今天。我要思過去的苦，想今日的甜，聽黨的話，過好晚年。”
潘世告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井下挖煤，患有風濕性關節炎等職業病。到了晚年，病情日益加重，腳關節疼得連走路都很困難，拄著拐杖才能行走。他曾多次到上栗、瀏陽等地住院治療，但病情仍不見好轉。2005年下半年，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由風濕性關節炎引起風濕性心髒病，腿上的肌肉也逐漸萎縮。他隻好呆在家裏臥床休息。萍鄉市有關部門和單位領導多次到潘世告家對他進行慰問，詢問他生活上有什麽困難和要求。盡管潘世告每月隻有600多元的退休金，加上年老多病，需要花錢治病，經濟比較拮據，但他從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他一直是跟著第四個兒子，住在上世紀70年代初由一家單位食堂改造而成的破舊房子。今年3月初，黃衝煤礦給潘世告送去一張輪椅。他因身體欠佳，一直沒有機會坐。他似乎預料自己在世的日子不會太多了。4月初的一天，天氣晴朗。潘世告吩咐家人幫自己洗了澡，並第一次坐上輪椅到高山村黨支部交納了他生前的最後一次黨費。一個星期後，潘世告終因心力衰竭而與世長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