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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台前幕後

(2007-12-29 10:49:18) 下一個

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台前幕後

李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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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12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上,發生過一次不尋常的事情——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當時,這件事情不但在國內產生很大影響,在國際上也引起很多猜測。30多年過去了,我們重溫這段曆史,對於當時國際政治鬥爭的嚴峻性和國內政治鬥爭的複雜性,會看得更加清楚。 

  國際局勢烏雲壓城

  從20世紀60年代起,中國和蘇聯邊境領土糾紛漸漸升溫,並趨於白熱化。1964年2月至8月,中、蘇兩國在北京舉行了多次邊界談判,沒有取得任何效果。談判破裂後,蘇聯領導人下令把軍隊開進蒙古人民共和國。到赫魯曉夫下台時,蘇聯在其本土的亞洲部分和蒙古共駐紮70多萬兵力,把軍事矛頭直接對準中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同誌,都感到了巨大的軍事壓力。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在中蘇領土糾紛上,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從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蘇聯挑起邊界事端4189起,軍事部署上,由70萬人增加到114萬人,並且不斷舉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為侵華戰爭做準備。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在黑龍江珍寶島蘇軍與我軍發生了多次軍事衝突,雙方都有上百人的傷亡。1969年3月5日,在中央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打仗”。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要準備打仗的問題。

  1969年6月中旬,軍委辦事組多次召開戰備會議,對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危險性做出了越來越嚴重的估計,認為大戰在即,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的時間可能在國慶節。9月30日,疏散了北京幾個機場上的飛機,在跑道上設置了障礙物,機場人員配發了武器,準備打擊入侵的敵機。10月中旬,為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疏散了一些中央負責同誌和老同誌,許多大城市也進行了防空演習和緊急疏散,全軍進入緊急狀態,整個國家處於臨戰狀態,這種狀況持續到80年代初期。但是,對於戰爭何時爆發,以什麽形式爆發,戰區主要在哪裏,人們很難準確預測。因此,作為大軍區主要領導,熟悉全國多個戰區的情況是有必要的。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據中央命令所稱,是“為了加強軍隊建設和反侵略戰爭準備,使軍區主要領導幹部交流經驗,熟悉更多地區的情況”。這應該是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一個重要原因。    
許世友 皮定鈞 楊得誌 曾思玉


  國內鬥爭亂雲飛渡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1973年8月24日至28在北京召開的,比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時間僅僅早4個月。這次會議中,黨的最高領導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數由上一屆的5人(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增加到9人(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四人幫”的主要成員王洪文、張春橋進入了最高領導核心,王洪文還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因為年輕,國外都猜測他將是毛澤東的接班人。表麵上看,“四人幫”的力量得到了加強,其實,因為葉劍英、朱德兩名老師進入了政治局常委,並且由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加上周恩來的支持,“四人幫”的陰謀仍然不容易得逞,黨內鬥爭更加激烈。

  特別是在江西“改造”的鄧小平回到北京,更讓“四人幫”感到不安。

  1972年1月,陳毅元帥不幸逝世,1月10日,毛澤東親自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肯定陳毅是個好同誌,並表示鄧小平的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聽了十分高興,他敏感地認識到這是一個契機,便暗示陳毅的子女把這個消息傳遞出去。鄧小平得知後,於1972年8月3日再次寫信給毛澤東,表示願意為黨和人民繼續做些工作。毛澤東接到信後,同意了鄧小平的請求。就這樣,鄧小平在江西度過了3年“改造”歲月之後,於1973年2月回到北京。同年3月16日,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恢複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在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又被選為中央委員。

  1973年,毛澤東整整80歲,身體每況愈下。兩年前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的陰謀敗露後,乘飛機叛逃,死在了蒙古,這對毛澤東是一個重大的打擊。自己精心挑選了多年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和憲法的林彪,竟然是身邊的定時炸彈。他曾經有過較長時間的痛苦反思,不得而知。但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急於安排後事,為下一代領導人打好基礎的想法越來越明顯。

  受命於危難之中開始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清醒地認識到,林彪把持軍隊工作12年,對人民軍隊的建設幹擾和破壞十分嚴重,許多單位的問題已經達到積重難返的地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葉劍英緊緊抓住整頓軍隊,肅清林彪流毒和影響,提高部隊戰鬥力這個中心環節,大力開展各個方麵的工作。他和軍委辦公會議人員一起著手籌備召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並多次派出工作組,下到各大軍區了解情況。葉劍英認為,軍隊的領導班子,特別是大單位(大軍區、軍、兵種)的領導班子,是軍隊的“上層建築”。而基層部隊可以看作是軍隊的基礎,軍隊必須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軍隊的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加強領導班子建設,主要從兩個方麵著手:一是狠抓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領導班子成員的馬列主義水平;二是進行調整。

  葉劍英的這些想法,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議在毛澤東的書房兼會客室進行。大家注意到,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也坐在了茶幾旁。會議開始,毛澤東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開會,到這裏來。我毫無辦法,我無非是開個政治局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麵講。”

  會客室裏雅雀無聲,大家等著他下麵的話。大家明白,毛澤東批評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雖然沒點名,但實際上是批評周恩來的。因為那段時間是周恩來和王洪文主持政治局工作,主要的還是周恩來在主持。誰也弄不清楚,王洪文和江青又向毛澤東進了什麽讒言。

  毛澤東再次批評政治局和軍委:“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說完,他停頓片刻,掃了大家一眼。

  會客室裏,靜得掉下一枚針都能聽得見。氣氛有些緊張。

  毛澤東也感覺到了。他緩和了一下氣氛,換了一個話題:“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說完這句話,他轉向葉劍英:“你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誌,他們也讚成。”

  周恩來點點頭,表示是這樣的。對於他來說,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沒有任何工作上或其他方麵的影響。

  王洪文聽完,連連點頭,雖然麵色平靜,卻掩蓋不住內心的高興。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聞名全國的上海民兵指揮部,搞起了成規模、成建製的民兵隊伍,企圖取代上海警備區司令部和地方上人民武裝部對民兵工作的領導,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裝”。但是,上海在南京軍區的轄區內,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對他事事掣肘,把許世友調走,就少了一塊“絆腳石”。

  不但是許世友對王洪文掣肘,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也是這樣。1973年8月,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會議,快散會時,王洪文忽然從主席台上跑下來,找到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假做客氣地說:“田副主任,開完會你留一下,有一件事情我們商量一下。我已與李副主席講了,我們三個人談談。”

  散會後,已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總政治部主任(兼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從台上走下來。王洪文對他說:“關於民兵指揮部的問題,你們總政治部態度不明朗,《解放軍報》也很少宣傳。”

  李德生當即駁斥他說:“民兵是毛主席人民戰爭軍事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民兵曆來都是由軍區、武裝部來管的。如果不讓他們管,另外成立指揮部,這牽扯到一個體製問題,體製問題要慎重。”

  田維新明確支持李德生的意見:“現在軍區和武裝部管民兵,戰時民兵配合主力部隊,平時管治安,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軍區和武裝部有一套現有的組織班子和幹部隊伍,有工作經驗,也沒有出什麽大問題。一下子要改造過來,要慎重。”

  王洪文聽到他們兩人反對,就立即使用造反派經常使用的上綱上線,扣大帽子手法:“毛主席不是說了,民兵也要改造,我們認為要改造民兵工作,民兵指揮部是最好的形式,同誌,這是個新事物,對新事物要敏感。”

  田維新在軍內雖然知名度不太高,但也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老八路。戰爭年代擔任過太行軍區祁縣獨立營政委、晉冀魯豫軍區第三縱隊八旅團政委、第二野戰軍十一軍三十二師政治部主任等職,解放後擔任過師政委、軍政治部主任、沈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軍工副政委等職。他對王洪文等造反派素無好感,聽到王洪文又扣大帽子,一下子就火了:“王副主席,你和李主任談吧,我家裏有一大堆事,有文件要處理,先走了。”說完,不等王洪文同意,轉身便走。

  李德生看到田維新走了,說:“今天就談到這裏吧。”說著,也走了,把王洪文孤零零丟在一邊。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竟然一下子找不到感覺了,愣了片刻,隻得在心裏記下仇,恨恨地走了。對於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他是非常同意的,事情越亂越好,亂中才能找到機會,造反派都是在亂中起家的。

  毛澤東不顧他們的想法,繼續按照自己的思路主持會議,在政治局委員們一致同意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提議後,毛澤東建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共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於是,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政治局委員一起唱歌。從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已不止一次地在開會或接見下級時,讓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希望全黨步調一致,其實,在那個動亂時期,不要說全黨步調一致,政治局的步調就難以一致。

  唱完歌,毛澤東又解釋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這是講各大軍區司令員。因為有的大軍區司令員,在一個地方已經呆了一二十年。他認為,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呆得太久了,搞得關係盤根錯節,對工作不利。

  稍頃,毛澤東宣布重要決定。他指著剛剛複出的鄧小平說:“現在,我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區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吧。”

  鄧小平點點頭,穩健中透著剛強。

  在座的政治局委員靜靜地聽著,從他們的麵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對這個決定有什麽不同的反映,但在他們的內心裏,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卻氣得咬牙根。

  毛澤東按照自己的思路說:“……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毛澤東又轉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這話,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表揚。

  鄧小平臉上泛起淡淡的笑容,沒有說話。

  毛澤東忽然又換了一個話題。“現在這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你們都是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環顧在座諸位:“你們哪個青年時期、十幾歲二十幾歲就那麽高明,我就不信。”大家都明白了毛澤東這段話的意思,是要大家支持王洪文的工作。

  整個政治局會議,始終貫穿著毛澤東的思想“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就是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確定了軍隊高層領導的調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鄧小平任解放軍總參謀長。

  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12月20日中央召開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毛澤東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高級將領。

  毛澤東接見後,大家進行了分組討論,眾將領對中央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一致表示讚成。

  對調具有戲劇性

  12月22日正式宣布對調命令,各大軍區司令員、軍兵種主要領導再次集中。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情況是這樣的:

  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

  李德生,時年57歲,河南新縣人。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70年毛澤東對林彪集團采取“挖牆腳”的辦法,改組北京軍區。李德生是總政治部主任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在1973年召開的黨的“十大”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在北京軍區工作時間不長,卻為當時正在謀求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江青反革命集團所不容,他們指使爪牙喊出“打倒軍閥李德生”的口號。他們的這些陰謀活動,顯然影響了毛澤東的重要決策。就在這次調沈陽軍區任職後,李德生仍被毛遠新所排擠,不久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職務。

  陳錫聯,時年58歲,湖北省紅安縣人。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59年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已達14年之久。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

  楊得誌,時年63歲,湖南省醴陵縣人。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55年任濟南軍區司令員,已達18年。曾思玉,時年62歲,江西省信豐縣人。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67年任武漢軍區司令員。    
韓先楚 李德生 丁盛 陳錫聯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

  許世友,時年68歲,河南省新縣人。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出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到1973年擔任本職務達18年。丁盛,時年60歲,江西省於都縣人。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8年任廣州軍區司令員。

  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

  韓先楚,時年60歲,湖北省紅安縣人。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57年任福州軍區司令員,擔任本職達16年。皮定鈞,時年59歲,安徽省金寨縣人。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69年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在任蘭州軍區司令員以前,他多年在福州軍區工作,對東南沿海的情況比較熟悉。

  當時全國共11個大國區,就有8個軍區的司令員調動。沒調動的軍區司令員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這3位司令員任職時間都很短。原任大軍區司令員的秦基偉,“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沒有了職務,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湖南省漢壽縣一個農場勞動,犁地、挑糞,一直幹到1972年,後來,去長沙治病,又轉移到一個療養所。1973年的一天,身邊的人員忽然接到上級通知“不能喊老秦了,要叫首長”,1973年6月,軍委領導通知秦基偉到成都軍區任司令員。

  12月22日會議是由毛澤東當麵宣布對調命令。毛澤東想給王洪文一次機會,想讓他在將帥麵前樹立點威信,委托王洪文“點名”。

  王洪文在部隊當過幾年兵,他1951年入伍,呆了幾年轉業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保衛幹事,但對軍隊的“點名”沒有更深層的了解,對軍隊高層的“點名”則更不了解。“點名”製度在軍隊曆史悠久,《內務條令》中亦有明確規定。連隊每星期都要“點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點名”的內涵得到了延伸,軍隊的“點名”不隻是清點人數,而成為了一種嚴肅的儀式,一般“點名”的人都是最高首長,被“點名”的是部屬,點名後,最高首長要總結工作、部署任務。王洪文當了中央副主席,有些昏頭,也就大大咧咧地拿起花名冊,點起名來。

  “許世友!”

  沒有人答應。王洪文向會場看去,許世友臉色鐵青,眼望著天花板,理也不理他。王洪文在上海造反多年,最怕這個南京軍區司令。他壯著膽,又點了一次:“許世友!”

  忽聽得“咚”地一聲,原來是許世友把茶杯猛往茶幾上一磕。王洪文抬眼一看,不光是許世友,楊得誌、皮定鈞這些老將軍都鄙夷地望著他。王洪文膽虛了,轉過頭來求助似地望著毛澤東。毛澤東鐵青著臉,一聲不吭。

  王洪文這才嚐到了軍隊高級將領的厲害。

  周恩來不得不救場。他拿過花名冊,看也不看,就先從其他司令員點起來: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這些剛才還是很傲的將軍們,現在一個個響亮地回答著。名點完了,周恩來宣布:“現在請主席宣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命令!”

  毛澤東宣布完了對調命令,八大軍區司令員沒有一個人耽擱,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去上任。

  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以出奇的速度結束。

  (摘自《湘潮》200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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