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於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後整整10年。訃告中稱他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係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級的規格。柯慶施1922年入黨,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見到過列寧的高級幹部,30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要職。抗戰時期到延安工之後,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風審幹期間挨過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殺。
建國後,柯慶施在短短數年間由南京市委書記擢升到江蘇省委書記,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因被定為與高崗結成的“反黨結盟”而垮台;同年9月,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內定為外交部長的人選。這樣在一兩年間,華東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繼空缺,柯慶施成為事實上的第一把手。柯慶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麵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誣為“內奸”;另一件是緊接著發生的“胡風事件”。這兩件大事對上海影響很大。為此,柯慶施刻意挽留奉調出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使之成為自己的類似政治顧問一類的角色。柯慶施長於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這都有賴於擅長舞文弄墨的張春橋。
柯慶施和上海師院學生在一起
1958年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取出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除了檢討,周恩來別無選擇。用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
在毛澤東一度想用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的時候,心細如發的周恩來在給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文字中,婉轉地提到擔任總理職務是否合適的問題。以周恩來的才幹和威望,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的總理職務。這樣一來,柯慶施雖然未能取周恩來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這位封疆大吏認準了一條: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這一條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再次得到驗證。上廬山時,柯慶施所準備的全是關於糾“左”的材料。當毛澤東將彭德懷致他個人的信批轉與會者時,柯慶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領袖的脈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7月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係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果不其然,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大會,對彭德懷等人嚴厲指責,發出“反右傾”的號令。
因為反對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從大躍進的挫折中轉向對階級鬥爭的密切關注,特別強調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柯慶施的關注熱點也隨之從經濟領域轉向思想文化領域。1962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柯慶施向毛澤東進言:《海瑞罷官》借古諷今。如果說誣陷《海瑞罷官》是“破舊”的話,那麽鼓吹“大寫十三年”便是“立新”了。於是,這位“好學生”標新立異,在1963年喊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 從60年代初,江青以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自居,開始染指文藝界。無奈她在北京確實吃不開,不用說彭真不把她當做一個人物,周揚等人也不願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則如魚得水。柯慶施已經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心腹張春橋成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視上海為“基地”。後來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舊恩,一再稱道“柯老”當年的支持。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上,柯慶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位居第六。倘若假以時日,柯慶施必將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隻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終於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