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芝圃：杞人毀天
北場客
驕陽似火，十幾輛大小汽車浩浩蕩蕩行駛在位於黃河以北的河南省新鄉縣境內的一條黃沙泥土路上，揚起撲天的灰塵，引得路兩邊田裏的農人好奇地駐足觀望。
這是1958年8月6日下午，車上載著的是前來巡視的毛澤東和他帶來的中央警衛團一中隊武裝警衛、新華社特派記者團等隨行人員以及前來陪同的河南省和新鄉縣負責人，他們正前往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該縣第一個成立的人民公社。雖然天氣炎熱，大家一個個揮汗成雨，但毛澤東仍然興致勃勃，因為這年中原大地風調雨順，地裏的農作物長勢很好：春小麥金黃的麥穗隨著微風起伏作浪，棉枝上綻開的棉桃連片如雪……這景象，使正全力推進“大躍進”的毛澤東的胸中更增添了豪情。……最後，他們來到七裏營人民公社大門前，毛澤東仔細看了一會兒門口掛的“七裏營人民公社”的牌子，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就這麽一句話，不久後就掀起了席卷全國的“人民公社化”狂潮。
在毛澤東視察的過程中，一直緊跟在毛的旁邊、不時殷勤做著介紹的是一位五十歲出頭、個子不高、身材微胖的人，他就是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其時，吳芝圃升任河南“一把手”還僅三個月，正躊躇滿誌著，而更讓他感到有“衣錦”之榮耀的是他就是本省人——他的老家在杞縣。
杞縣位於河南省中部偏東的惠濟河上遊，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朝分封諸侯國時這裏曾被封給姒姓為杞國。關於杞國，流傳下來的史料很少，但因了“杞人憂天”這個典故，它就知名度很高了。然而誰能想到，二千多年後從這裏走出來的“杞人”吳芝圃又一次使它名聲大震，不過這位“新時代”的“杞人”不再“憂天”，而是以他的政治瘋狂把河南的天捅了個大窟窿，讓河南老百姓口口相傳的“水、旱、蝗、湯，河南四荒”的民謠，變成了“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的痛苦呻吟。
吳芝圃1906年3月出生於杞縣趙村一個農民家庭，1924年考入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班，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2月，他進入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學習。（有意味的是，吳芝圃入的這“農講所第六期”是唯一由毛澤東主持的一期，這顯然使他今後與毛的關係中添加了師生般的“親切”。）1926年9月，他被派回杞縣任中共杞縣縣委民運部部長，不久又擔任縣委書記。1927年5月，他參與領導了豫東農民武裝起義，失敗後轉入“地下”從事“秘密革命鬥爭”。1931年2月他被逮捕，但不久又獲釋，與中共組織失去了聯係，輾轉於南京、上海、北京和河南洛陽等地，在中學裏教書。1936年秋，他與中共組織取得聯係，恢複了黨籍。抗日戰爭中，他先後在豫東和淮北新四軍中從事軍事活動。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他又轉入地方，先後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委員、宣傳部部長兼華中八地委書記、豫皖蘇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豫皖蘇分局副書記和豫皖蘇行政公署主任、中共開封市委書記兼市長、平原省臨時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9月，他被任命為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第二書記，1955年2月任河南省省長。
這番履曆表明，吳芝圃在中共組織中沒有過“坐直升飛機”式的超遷，但在一個台階又一個台階地成為“高級幹部”的過程中也基本順利，沒有什麽大的波折，這顯然主要是由於其人在中共黨內還算是一個在基層活動的“實幹家”，為人處世比較謹慎平和，不輕易樹敵。關於吳芝圃的為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曾回憶說他接觸到的吳“人很坦誠”，而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在她的回憶文章中也提到，“文革”時她們“串聯”到廣州，曾和當時任中南局文教書記的吳芝圃談過話，吳“對我們的態度和藹親切，幾個小時坐著聽我們批評廣東省委，還建議為我們安排一次‘接見’，當麵對廣東省委領導進行幫助”。雖然這兩份材料提到的吳芝圃是在上司跟前或熾手可熱的“小將”麵前，但也能從側麵反映出其為人性格之一斑。
由於吳芝圃參加中共以來一直在河南活動，關係深厚，加上以謹慎平和的姿態處世，其人在河南“威信是高的”。但這麽一個人，一旦遇到合適的機會露出“崢嶸”來，就震驚天下。
吳芝圃的“崢嶸”首先在1957年開始顯露。這年8月，在中共河南省委五次全會上，當時的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突然發難，指責由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主持製訂的《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批判它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頓時在全省引發了政治地震。潘複生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書記，1952年平原、河南兩省合並時潘、吳在人事安排問題上就產生過分歧。1957年春，河南省臨汝縣出現反對農業合作化的“鬧社”風潮，吳芝圃聞訊後命令縣委逮捕了反對者，後來潘複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中央的意見說“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才不得不放人。宗派矛盾和觀念分歧借著“反右傾”運動總爆發，吳芝圃毫不手軟，憑著自己在河南三十年打下的深厚基礎，硬是把潘複生和與其有相同觀點的省委副書記楊玨、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而實際上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這就是震動河南全省的“反潘楊王事件”。事實上，吳芝圃是摸準了1949年以後毛澤東急欲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反右傾”的脈搏，他的舉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在1958年5月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吳作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的主要危險》的發言，“揭發”潘複生的“嚴重右傾錯誤”，毛在隨後的講話中就稱讚吳的發言“很好”。八大二次會議撤銷了潘複生的職務，任命吳芝圃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隨後，吳就在全省到處抓“小潘複生”，到處“插紅旗，拔白旗”，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使得河南的官員一時人人自危，為避免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順著上級的杆子爬，“睜著眼說瞎話”。這為後來吳芝圃把河南的“大躍進”推向高潮掃清了障礙，更為後來慘絕人寰的大災難的發生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吳芝圃在權力鬥爭中嚐到了甜頭，深切體會到“跟上毛主席走就不會錯”，因而後來他對毛發動的“大躍進”全力支持，推波助瀾。吳芝圃沒有柯慶施那點兒墨水，組織不出類似於“乘風破浪”的長篇大論的報告文字，但他是個“實幹家”，他把河南這個農業大省做為向毛澤東“效忠”的工具，以強悍的手段在全省實踐“大躍進”的狂想，而且過猶不及，說大話，走極端，有時甚至狂熱到連“大躍進”的“始作俑者”毛澤東都感到吃驚，不得不半是欣賞半帶勸告地說：“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不過吳芝圃摸透了毛希望“多、快”的真實內心，因而一馬當先，急衝猛進，成為“大躍進”的“標兵”。
延續三年的“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農業“大躍進”又是從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開始的，而吳芝圃治下的河南在這方麵走在了全國的前麵。
1957年9、10月間，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農業“大躍進”的綱領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並作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吳芝圃雷厲風行，在10月召開的河南省水利工作會議上就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在11至12月召開的河南省黨代會第二次會議上，吳芝圃作報告分析“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達到經濟建設全麵大躍進”。12月，河南省委在報給中共中央的《情況演示文稿》中稱“全省1500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991萬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麵”。1958年元旦剛過，吳芝圃召集河南省、地、巿、縣領導和農林水負責人開會，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麵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針”。不久，“衛生大躍進”、“工交大躍進”的號召以及有關的指示、倡議也一個接一個地出台。元月底，吳芝圃在省常委貫徹中央南寧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上決定：河南省“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四害’（當時把蚊子、蒼蠅、老鼠和麻雀稱為“四害”，要“徹底消滅”），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初中、小學教育”。而在2月2日河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上述“決定”又“躍進”成了“一年實現四、五、八（即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
吳芝圃的這一連串言行在政治上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1958年3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大幹一冬春，勝過幾千年》的報道，對河南省幾個月來“水利化”的“戰果”大肆宣傳，樹為全國的“樣板”。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開的醞釀“總路線”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雖然對吳芝圃的“高指針”有所保留，但對河南工作中的“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仍是欣賞有加，稱讚“河南水利全國第一”，提出要“讓河南試驗一年，讓河南當狀元”。
應該說在“水利化”運動中河南省確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水庫、修灌溉渠、開挖人工運河，據說投入1958年“苦戰水利”的人有1500萬，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億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億公方……灌溉麵積共達到一億二千五百四十六萬畝”，完成的土石方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運河”，全省投入水利建設的地方資金1958年度是1.6億元，1959年度是2.1億元（同期中央投入2.75億元），至於群眾投勞折資、集體投入的資金物力就無從計算了。但如此巨大的投入其效果如何呢？實際上，河南省直到1980年代末的蓄水能力才達到150億立方米，到1990年代末全省灌溉麵積也隻有5000萬畝，不到耕地總麵積的一半。當時開建的那些水庫大多成為“爛尾”工程，一直拖到1960年代後期或1970年代才得以竣工，還有許多工程因規劃設計失誤和搶進度而建成後即報廢，甚至不得不炸掉，而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嚴重次生鹽堿化的田地1961年就達519.88萬畝，嚴重破壞了農業生態。在繼而到來的大旱災中，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河南全省農作物產量仍然大幅度減少。可見，為了吳芝圃“一兩年實現水利化”的口號，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為吳芝圃換來一時的榮耀，卻讓河南百姓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河南省在“水利化”運動中拔得了“頭籌”，在接下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又搶在了前麵。195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會議通過《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吳芝圃聞風而動，馬上在豫南試點。4月20日，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並成一個大社。1958年4月底，劉少奇在從廣州返京的火車上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火車到鄭州，劉在車站對前來接送的吳芝圃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在中央領導的鼓勵下，吳芝圃更是熱情高漲，開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進行起“共產主義”的大試驗來：5—6月，遂平、平輿的合作社都並成大社；7月中旬，並社在豫南地區迅速鋪開。6月底7月初，華北六省巿農業協作會議在農業躍進中心的鄭州召開，重點交流河南出現的小社並大社的經驗成績，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肯定了吳芝圃的試驗，把嵖岈山衛星大社叫作“共產主義公社”。受了表揚的吳芝圃在會後抓緊部署，全省掀起並社熱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 473個農業社已合並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這些“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曾為此自鳴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從上述可見，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或多或少都對“人民公社”這種所謂“共產主義形式”津津樂道，這對吳芝圃的影響不小。不過，吳芝圃其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不同凡響，他在河南把“共產主義試驗”推向了極致，從而為中共中央在全國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準備了最實際、最寶貴的“經驗”。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開幕第一天，毛澤東就指示將《嵖岈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草案）》與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一並發到與會人員手中。8月28日，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9月1日和4日，《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嵖岈山公社簡章。此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並一直持續二十多年，對中國農民的生活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對此，吳芝圃“功”不可沒。
有了“人民公社”這種“共產主義創舉”，當然要有與之相稱的“偉大成就”：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 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農業“高產衛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糧總產已達到103億公斤（實際隻有50億公斤）。接著，西峽縣先鋒社的6494斤、西平縣和平社的 7320斤、躍進社的7201斤、鄧縣歲營社6541斤等“衛星”相繼見報。到秋季水稻收獲，信陽雞公山公社畝產48925斤、光山縣鋼鐵公社31302斤、商城縣躍進公社30009斤的“衛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而就在這“大好形勢”下，農民正被幹部們威逼著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一塊田裏供人參觀。到10月，吳芝圃宣稱：河南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到七百餘億斤”，毛主席1955年合作化時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
吳芝圃在河南的“創舉”並沒有到此結束，在“全民大辦鋼鐵”運動中，他繼續“躍進”：1958年3月18日，河南省委召開全省鋼鐵工業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提出“縣縣、鄉鄉、社社辦鐵廠”；7月鋼鐵工業會議再次要求“全省年產鋼30萬噸，鐵150.9萬噸”；9 月河南省委第十次全會傳達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研討高速度發展鋼鐵，確定“苦戰三個月，提前和超額完成鋼鐵生產計劃，實現翻番”；9月12日，省報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15日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17日《人民日報》發出《祝河南大捷》的社論，高調稱讚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10月上旬，河南省委召開鋼鐵生產緊急會議，提出“大放鋼鐵衛星”、“鋼鐵元帥升帳”，吳芝圃宣稱全省有577萬人投入大煉鋼鐵，各種冶煉爐22萬餘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河南商城召開全國土法煉鋼會議，推廣所謂“雞窩爐”土法炒鋼法。
吳芝圃的作為使河南省成了大躍進的“革命聖地”，而他的“大躍進功勞簿”也越記越厚，但其實，全省各地大量農民被逼著上山煉焦、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裏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農民的體力、精力耗盡，山區的林木被砍伐殆盡……河南農民正在向那慘絕人寰的災難一步步靠近。
伴隨著河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全省刮起了一場“共產風”。當時吳芝圃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得意地說一些公社已經“宣布了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一確定”，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製，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它財產自動交給公家”。但其實，這種“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產風”，其主要內容是“一平二調”（“平”，即把“公社”內不同“生產隊”之間的貧富拉平；“調”，即把“公社”乃至“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比如嵖岈山公社為建立牛場、“萬頭豬場”和“萬雞山”，就強令各“大隊”替“公社”建設305間畜舍，從農家“調”去192頭牛、89頭豬和2700隻雞。當時河南省幾乎形成了“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的局麵，吳芝圃在1961年1月作檢討時也不得不承認河南“大辦水利、大搞非生產性建設、全民辦交通、全民辦電等花用的勞動力和資財，十之八九都還是靠一平二調才辦起來”。
當然，當時也不光是從農民那兒“取”，也有對農民的“予”，那就是所謂“公共食堂”：農民們自家都不開火，都到“公共食堂”裏去吃飯，可以“敞開肚皮”吃，“吃飯不要錢”。毛澤東曾在北戴河會議上對“公共食堂”大加讚賞，說“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據許多人回憶，“公共食堂”剛開始時倒還真是如此，大米白麵管夠，頗有“共產主義天堂”的意思，但不久就每況愈下，飯菜質量越來越差，也越來越難吃飽了。究其實，前期“敞開肚皮”吃的不過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農民的口糧，這有限的口糧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難以為繼了。而更加嚴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農民自己的飯碗，以致一旦出現糧食危機，農民根本無法自救，必將遭受毀滅性打擊。
災難很快來臨了。1959年河南大旱災，使“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的災禍開始顯現，全省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農業產值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8.9%，糧食總產97.45億公斤，下降22.9%，尤為嚴重的是密縣在1959年上半年已經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事件。然而，深知這些情況的吳芝圃在當年夏天舉行的“廬山會議”上仍然高唱“鞏固公社、食堂、豐收和大躍進”的“喜”歌。1960年河南繼續大旱災，農業產值再下降11% ，糧食產量僅有88.69億公斤，河南城鄉民眾陷入饑餓中。由於高指針、高征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鄉村糧食儲備告罄，農民幾無糊口存糧，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吳芝圃仍然謊稱“形勢大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仍維持72.58億斤的高“征購”，甚至還堅持外調糧食8億斤。1960年1月1日，《河南日報》仍然發表《開門紅，春意濃》的元旦社論，堅持要“全麵躍進”。
由此可見，如果說“大躍進”前期吳芝圃的言行還有想更快地發展經濟的成份的話，1959年以後他簡直就是為保住自己的“標兵”地位而不顧本省鄉親的死活了。這方麵最令人發指的就是“信陽事件”。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等一幫人積極推行吳芝圃的“公產主義試驗”，遇到旱災、糧食大麵積歉收或無收時又“狠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開展反瞞產工作”，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強行搜刮來交了征購，致使很多地方老百姓沒飯吃，紛紛外出逃荒要飯，路憲文等人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命令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農民，不準外逃。這種種喪心病狂的舉動導致信陽地區農民大量餓死，據信陽地委後來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總人口的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這後果使路憲文也繃不住了，1960年2月他向吳芝圃報告了餓死人的問題，吳卻鼓勵他挺起腰來繼續幹。後來信陽地區的許多幹部群眾反對路憲文，鬧到了省裏，吳芝圃堅持不主張處分他，力圖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產、鋼鐵高產和第一個公社的“先進地位”。在毛澤東和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視察河南城鄉時，吳芝圃仍然一味報“喜”，對餓死人的事隱瞞不報。吳芝圃的倒行逆施使河南人民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據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推算，1959—1961 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因饑餓而死亡的人數達兩百多萬人，其中信陽地區就餓死近一百萬人。
紙終究包不住火，河南農民大量餓死的情況還是透露了出去，“震驚了中央領導”，開始派人前來調查。1961年1月，吳芝圃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認河南發生了“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但他總結的主要原因卻是“階級敵人、蛻化分子”的“破壞”。而中共中央在隨後就批轉了信陽地委的報告，要求全國“迅速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擊反革命複辟勢力”。一場人為的“慘絕人寰的大慘案”，似乎隻不過為“反革命複辟”的“階級鬥爭”做了個注腳。
不過，“階級鬥爭”的借口是平息不了沸騰的民怨的。1961年元月，吳芝圃代表省委開始檢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2月，中共中央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降為第二書記。1962年4月，中共中央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任文教書記。
吳芝圃的“共產主義實驗”終以犧牲數百萬人的生命、折損河南工農業元氣而結束，他自己也成為“大躍進”的政治失敗者而離開了河南政壇。他在省委做“檢查”時曾說自己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對我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在“大躍進”中像他一樣鬧出“大慘案”的高幹不少，但似乎隻有他說出這種話來，也許他真有點兒“良心發現”了。不過，他最終所受到的“處分”與那兩百多萬條生命相比，簡直是太微不足道了。
吳芝圃死於“文革”中的1967年。當時，河南人借著“造反”的狂潮開始清算1959—1961年“吳芝圃的罪行”，稱他為“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並打算派人赴廣州把他“揪”回河南來“批鬥”。這一計劃看來最終沒能實行，吳芝圃最後是死於廣州的醫院裏，不過死前他還是被當作“走資派”而受到了衝擊。然而，他在“文革”中的被衝擊後來竟成為他“被迫害致死”的根據，1979年他被“平反昭雪”。到了2006年4月7日，河南省舉行“吳芝圃百年誕辰座談會”，把他譽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共產主義的忠誠戰士”，讚揚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革命經曆”，並“高度評價”了他的“革命精神”——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兩百多萬“餓死鬼”在九泉之下對此會有何感受？
據說現在在河南鄭州北郊黃河岸邊還留有“吳芝圃時代”的一處“遺跡”：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這是1958—1959年吳芝圃為了讓中共中央在鄭州開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用靠高征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興建的，內中除按當時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給當時中共的七位領袖每人建了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麵積逐級遞增，以主席別墅最為寬大考究。當年建成後因“信陽事件”案發，吳芝圃下台，中共中央再沒來鄭州開會，這群別墅也就長年閑置，無以利用，逐漸荒蕪，室內牆粉剝落，地板朽爛，尤其是那幢主席別墅永遠緊鎖著大門，自建成從未有人住過……我想，應該把這別墅群保護下來，辟為河南“大躍進”紀念館，以永遠警示後人。
2006.5.4
本文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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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黨建”網“黨史資料·黨史人物”欄“吳芝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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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載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1998年8月號。
附2006年河南某大報新聞一則：
本報訊(記者熊飛)4月7日上午，省委宣傳部、省委黨史研究室在鄭州舉行座談會，紀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共產主義的忠誠戰士、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原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同誌誕辰100周年。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李清林在座談會上講話，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李柏拴主持座談會。原河南省政協主席林英海、原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侯誌英、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誌廣出席座談會。
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特意發來書麵發言表示緬懷。
李清林在講話中回顧了吳芝圃同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革命經曆，高度評價了吳芝圃同誌的革命精神。他指出，我們紀念吳芝圃同誌，就要樹立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堅定不移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科學發展觀，搶抓機遇、加快發展，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就是要像他那樣，不怕犧牲、勇挑重擔、開拓進取、樂於奉獻，勇敢地麵對改革和建設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和挑戰，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貢獻力量。
李清林指出，當前我省正處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曆史起點，全省經濟社會發展邁入了新的階段。我們一定要繼承革命先輩的遺誌，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毫不動搖地推進改革開放，緊緊抓住國家促進中部崛起的戰略機遇，全麵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構建和諧社會，按照“十一五”規劃的宏偉目標，振奮精神、紮實工作、真抓實幹、開拓創新，為實現跨越式發展、在促進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而努力奮鬥。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登紫、原中共開封市委書記邵球、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於吉林、中共杞縣縣委副書記陳英利，以及吳芝圃的親屬代表吳謙和生前身邊工作人員梁同印先後在座談會上發言。
省委宣傳部、省委黨史研究室等部門的負責同誌及吳芝圃同誌的部分親屬也出席了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