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庭棟談“潘楊王事件”及其曆史教訓
王庭棟 李仁安 姚監複
姚監複(以下簡稱姚):1958年河南的“潘、楊、王事件”,楊玨同誌和你都曾向我簡單談過事件過程及教訓。這次來太原,希望能聽你再詳細講講當代中國農史的這個重要事件。
王庭棟(以下簡稱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在大會發言,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公開點名批判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同誌:“1957年上半年,當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時候,河南黨內一時也產生了一種有利於資產階級不利於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傾向,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同誌是當時這種傾向集中的代表。”對第二書記吳芝圃突然發難,批判第一書記潘複生的發言,毛主席鼓了掌。1958年5月18日到20日,把因病未參加會議的潘複生從醫院叫到會上,揭發批判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95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複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由吳芝圃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河南省委於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開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集中揭發批判潘複生、楊玨(省委書記)、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批“潘、楊、王”的背景是:在1958年初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1957年反冒進的右傾“錯誤”,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有的領導同誌再次作了檢討。各省也都在點名反右傾,毛主席說:“獻寶了!”
姚:原來潘楊王同吳芝圃有不同意見嗎?
王:原來確實有不同意見。吳堅持“自留地統管,牲口集體飼養,農業高級合作化越快越好,”有的高級合作化一兩夜就完成了,農民還不知道,就成為高級合作社的社員了。吳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搶先。我們不同意他的意見。
姚:吳芝圃批潘複生,為什麽又批潘楊王“反黨集團”?
王: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開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傳達八屆二中全會精神,先批潘複生十多天,後來又批鬥分管農業的書記楊玨,以後又批鬥我。楊玨和我同潘複生一起是黨中央從原來的平原省調到河南的。在批判楊玨前,吳芝圃找我(當時任省委副秘書長)談話,吳說:“你年青,思想能力強,對我幫助很大。你對農村工作熟悉。”他還給我倒茶、接送我,似乎沒有反對我的意思。但是,過了十幾天,在批判我時,吳又說:“王庭棟的觀點同潘楊一樣,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楊的觀點。”吳芝圃對潘楊王定性擬劃為“右派分子”,“極右分子 ”,中央未同意。他就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並說潘楊王三人不是孤立的,是一個“反黨集團”。潘楊王被戴上帽子後,潘複生官大,是中央委員,被下放到國營西華農場任副場長,生活條件好點,能吃飽,還可以吃點蜂蜜。楊玨下放孟縣任縣委委員,長駐公社。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產隊當社員,接受勞動改造。地點是許昌地區襄城縣孫祠堂公社孫祠堂大隊柳林生產隊。由一位公安人員送我去,把我交到生產隊後,他就回去了。安排我住的一間房子是一個社員家裏喂牲口的房子,裏麵有一頭毛驢和驢槽,地下是驢糞、草。在一扇小窗戶下麵放著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床隻有木頭框架,框架上有洞,從洞中穿過繩子,上麵再放一個草墊子。床單、被子都是自己帶去的。吃飯在隊裏公共食堂。我是從1958年下半年起被批鬥半年後,1959年1月下放當社員的。我愛人住醫院生孩子,第三天被認出來,就被攆出醫院。
姚:對你們的批判是作為黨內鬥爭嗎?
王:批判開始時,是在省委會議上的批判。批鬥中,在我們宿舍內外貼滿大字報,窗上高掛“潘家黑店”大牌子。省裏有什麽集會,都要到省委大樓,並且到我們宿舍批鬥一場,無非是喊口號、罵幾句、打幾拳、踢幾腳、唾一臉。規定我每天必須去大院和大門外看大字報,我也正好每天到外邊去,早出晚歸,以免引禍到家,嚇壞老人小孩。
姚:省委開會內部批判後,很快就公開批判了嗎?
王:鄧小平在八大二次會後指示“對潘複生的批判隻能在黨內進行,不能擴大到社會上”。省委九次全會結束後第二天,吳芝圃就在河南報刊上公開批判“潘楊王”。7月1日《中州評論》創刊號登了吳芝圃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公開點名批判潘複生右傾機會主義,把河南左傾蠻幹推向極左的危險深淵,這是造成河南百萬人以上非正常死亡的催命符。
《河南日報》從6月24日到9月2日陸續發表11篇社論,係統地點名批判“潘、楊、王右傾機會主義”。7月8日起報上辟“插紅旗、辨方向、為徹底肅清潘複生的影響而鬥爭”的專欄,刊登批“潘楊王”的文章。河南人民廣播電台,不斷地播送批判“潘楊王”的內容。向群眾攤派的大字報遍及全省,鋪天蓋地。
姚:這種大批判的鬥爭方式實際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吳芝圃這樣批潘楊王是不是必然地直接導致“信陽事件”的出現?
王:批判鬥爭“潘楊王”之後,河南幹部不敢說真話了,政治氣氛的壓力很厲害。我自己心裏想,很冤枉,從小幹革命,對黨忠心耿耿,我絕不能容忍這種汙蔑!1962年平反時,吳芝圃找我談話,我質問他:“你說我‘反黨’,我反了什麽黨?我怎麽反黨了?你說我們是‘反黨集團’,潘複生是省委第一書記,怎麽就成了‘反黨集團’?不就是反對你的錯誤意見嗎?我們隻是要求為農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糧,不要讓牲畜死亡,這咋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吳芝圃支支吾吾地說:“都過去了”。“算了”。“當時戴帽子錯了”。
姚:你下放當社員勞改,農民對你怎麽樣?
王:農民很實在,通過大批判的具體內容,知道了“潘楊王”的觀點,農民說:“這些人是為咱好,是好人。”從省委直接下放我到生產隊勞改,從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最困難的時期,我吃隊裏的公共食堂,每頓飯每人兩大勺,每一勺有兩塊紅薯幹,多盛一點也不敢,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紅白蘿卜,後來蘿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沒有糧食吃。河南省吳芝圃規定4斤紅薯頂1斤糧食(其它省是5∶ 1,可為農民多留點),我下地勞動,日夜連軸轉,幹上一小時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餓得站不起來。黑夜還得下地,拉一條席子去,輪流躺一會兒。我有手表,估計公社幹部快來檢查了,就把社員喊起來幹一陣。我住的地方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裏有農民放不少小瓶瓶,裏麵裝著些鹽醃的樹頭芽。社員說:“王秘書,你跟咱們社員不一樣。你過去在城裏當幹部,不習慣這勞動。怕你身體頂不住。真沒啥可送你。就送樹頭菜給你,要保住身體!”
姚: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但是,畢竟當事人和家人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和犧牲。
王:我隻知道:我調離河南三十多年後,偶爾去河南參觀,遇上的幹部和農民聽說是“潘楊王”來了,還有熱情,沒有罵我們的。也聽到,河南老百姓評價:“跟著吳芝圃,受了三年苦”,“跟著潘複生,糧食吃不清”。
姚:吳芝圃在河南大量農民非正常死亡以後,是否真心認錯了?
王:老百姓在地裏對我說:“咱農村情況,毛主席他老人家真不知道,要是真知道了,他絕不會讓這麽幹。”“下邊幹部和你們這些人,真知道情況,你們真沒辦法!是中間出奸臣了!”老百姓絕對沒有反對毛主席的意思,河南國家糧庫是安全的。我勞動改造所在的襄城縣情況比較好些,農民堅持了集體生產。但由於幹活那麽厲害,又隻吃那麽一點東西,說浮腫就大量浮腫了,慢慢就幹瘦了,肝炎不少,勞動力幹不動了,女勞動力發生閉經、子宮下垂。老百姓同我說:“上麵要咱勞動,咱願意勞動。可是,現在一個個這樣了,今後靠誰勞動?”
姚:對於河南“潘楊王”事件這段曆史,有哪些曆史教訓值得我們銘記?
王:我感受深刻的有以下三點:
1、以我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為指導,正確對待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問題。
河南農民對農業合作化運動政治上是擁護的,熱情跟著共產黨走。但是對合作化違背自願、互利、民主的原則的做法是不接受的,這種表現當然不屬於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當時有些村莊發生鬧社、退社現象,經過調查研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能作為對抗性矛盾看待和處理。不能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擴大化。河南在左的政策下一意孤行的死官僚主義,不顧農民兄弟的死活,不惜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力,尤其不能容忍。
2、“‘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的習慣性說法。
在黨內有一種習慣性的說法,認為“‘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黨內有一些人,包括有的領導人,爭當左派、極左派,可以“假話說盡,壞事做絕”,在一個省為官一任,竟然使老百姓達到非正常死亡百萬人以上的程度,而對於這種對人民犯有重大罪行的人,最後仍然說成是“對黨忠心耿耿”,將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忠心對立起來。我認為,應該反思“‘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的說法在黨的曆史上所起的作用,給以實踐的檢驗。
3、維護農民利益,就要講真話。
在中國曆史上,隻有中國共產黨能真正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時期,黨在農村工作中,都用了極大精力,關注農民的切身利益,我們也有十分深刻的曆史教訓。因為對黨的每個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來說,維護農民利益,不是隻有一個宗旨式的觀點就行。革命戰爭時期我們必須和農民同生死共患難,不然就沒有生存和發展的餘地。建國後,長時期我們依靠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農村支持城市、農民做了重大貢獻。糧食供應緊張時,冒出了一個同農民爭口糧的問題。吳芝圃左傾蠻幹、大搞浮誇,隻顧自己出風頭,當左派,瘋狂搶奪救民私糧。在這種情況下,誰為農民說幾句真話,維護農民利益,誰就大難臨頭。隻有跟著左傾蠻幹,說盡假話,就重用升官。封閉了說真話的環境,惡化了幹群關係。敢不敢說真話,是對幹部品質嚴肅的考驗,也是幹群關係能否改善的關鍵。
(責任編輯 吳 思)
摘自：《炎黃春秋》2007年02期 作者：王庭棟 李仁安 姚監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