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繼增 文
張愛玲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上海灘最紅火的高產作家。解放後，她卻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這究竟是為什麽？
張愛玲注視著解放後的上海，但她始終徘徊在新中國的門檻外。當時曾與張愛玲幾度合作過的龔之方等人約請張愛玲為他們的《亦報》寫稿。這樣，張愛玲便以“梁京”為筆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報》上連載了小說《十八春》，這部描述城市中上層舊家庭的小說引起巨大轟動。
1950年七八月間，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這兩個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曆程，但也是距離“她自己”最遠的一個時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苦惱的一個時期。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後”、“過火鬥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麽之間困惑不已。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麽？”她說：“不會。隻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她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嚐試。”這就出現了時代要求與自身狀況之間的難以克服的矛盾。於是，她去意萌生。
張愛玲離開上海最直接的動因，是抗戰時期的報紙上曾登過她去日本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家大會”的消息，她說：“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是一年來常常被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未涉及政治，也沒拿過任何津貼。還有人說她曾和漢奸胡蘭成結過婚，和“漢奸無二”；《海派》報紙幹脆說她因為窮困做了美國兵的“吉普女郎”……這些議論使張愛玲感到人言的可畏和來自政治方麵的威脅。
夏衍很賞識張愛玲的才華，指名讓她參加了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別人都穿著列寧裝，隻有她穿著旗袍，很不合群。她感到與新社會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變自己；考慮到寫作和政治上的諸多因素，她唯一的選擇便是“離開”。夏衍曾委托龔之方去勸她留下來，同時婉轉地撮合她與著名導演桑弧的“親密關係”，但張愛玲隻是搖頭，說：“恐怕這兩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決。
她當時對外公布的理由是“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隻身離開內地去了香港。 （《文史精華》200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