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後，一段時間內，林彪集團中有一個人在公開的報刊文章中被稱為“林彪在江西的那個死黨”，粉碎“四人幫”，特別是否定文革以後，就直呼其名了，林彪在江西的那個死黨——程世清。程世清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死黨？現在看來，至少是極具爭議的。
1972年初，程世清即失去自由，但直到 1978年10月才被正式逮捕，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1982年1月獲釋。在程世清獲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向其宣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82）軍檢免字第7號《免予起訴決定書》。 全文如下： 被告人程世清，男，現年六十四歲，河南省新縣人，漢族，小學文化，一九二九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五年三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因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有牽連，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偵查終結，於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移送本院，提請免予起訴。經本院審查，確認被告人程世清犯有以下罪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告人程世清在濟南軍區任二十六軍政委期間，串連他人聯名寫材料，誣陷許光達同誌“與蘇修有勾搭，有聯係，有裏通外國之嫌疑”，“時機一成熟他就會出來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締造的人民江山變成修正主義江山”。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頭會上，康生提出對許光達有懷疑，葉群當即說：程世清給林彪寫了一份檢舉許光達的材料，林彪很賞識。於是便決定對許光達進行專案審查，使許光達同誌慘遭迫害。以上罪行，經審查核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被告人程世清，誣陷許光達同誌，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已構成誣告陷害罪。鑒於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節較輕，根據《刑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決定免予起訴，予以釋放。如果不服本決定，可以在七日內向本院申訴。 檢察長 於克法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 我們從這份《免予起訴決定書》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由於這份《免予起訴決定書》中根本沒有提到程世清參予了“林彪反黨集團”的“篡黨奪權陰謀”，也就是說，沒有這樣的事實存在，因此程世清不能夠算作是林彪的死黨。至於誣陷許光達一事，用“事實清楚”四個字是否妥當，也值得商榷。 1963年夏，公安部給裝甲兵政治部發出一份絕密通報，內容是關於時任裝甲兵司令員的許光達之子與蘇聯駐華大使館人員有往來。此時，程世清正任裝甲兵政治部主任，這件事想躲也躲不過去。程世清按照組織程序將許光達之子的事情報告給了當時的中央軍委負責人賀龍、羅瑞卿（林彪此時因病請了長假休息）。世事難料，文革還未開始，羅瑞卿就被打倒，林彪重新主持軍委工作。一九六六年中旬，賀龍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許光達也受到牽連。八月，已經任二十六軍政委的程世清和濟南軍區裝甲兵政委羅通聯名去信給當時的總政主任肖華和代總長楊成武，舊事重提。根據當時規定，凡寫給軍委首長的信，均應抄送林辦。這樣，林彪處也就有了程世清和羅通聯名信的抄件。的確，對於程世清寫信的動機可以提出質疑。雖則程世清可能是想讓軍委新領導班子了解此事，但他難逃對許光達落井下石之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程世清沒有無中生有，而且並非直接到林彪處誣告許光達，信的轉交程序符合當時的組織原則。程世清寫信一事無論如何構不成誣告陷害罪。 1967年夏季，江西武鬥愈演愈烈。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緊急調時任濟南軍區二十六軍政委的程世清帶領26軍76師和坦克團到江西製止“武鬥”。當時的決定是這樣說的：一、江西省軍區及部份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保守派鎮壓了革命派。在南昌，軍分區某些人給保守派（聯絡總站）發了大批槍彈，打死打傷了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委會）。在贛州，軍分區個別領導人支持了保守派，對革命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進行了武裝鎮壓。為此，中央決定改組江西軍區，任命程世清為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楊棟梁為江西省軍區司令員，並調溫道宏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吳瑞山等應對所犯錯誤作認真的檢查。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支左部隊正陸續進駐江西各地。中央號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進駐江西的支左部隊。軍區及軍分區廣大指戰員，要主動地同進駐江西的兄弟部隊緊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壞人挑動宗派情緒，挑動部隊之間的鬥爭、製造事件的陰謀。三、中央決定成立以程世清為主要負責人的“三結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酬備小組。四、鬥爭的大方向是把矛頭對準中國的赫魯曉夫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對準省內方誌純等走資派。 由上可見，當時的江西非常混亂，各類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彈藥，省軍區軍隊幹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兩派爭鬥之中，局麵基本已經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謂是“臨危授命”。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極大的挑戰。8月23日，江西撫州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流血事件。這一事件以後被毛澤東、周恩來定性為“軍事叛亂”。當時，程世清等人派26軍76師部分部隊組成“支左”解放軍宣傳隊進駐撫州，目的是收繳被搶去的槍支彈藥。誰知撫州軍分區負責人夏紹林拒絕“支左”部隊進入撫州，竟指揮軍分區部份軍人和基幹民兵武裝伏擊了“支左”部隊，當場打死五人，打傷五十七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隊表現出來極大的克製，沒有反擊。程世清請示周恩來後，又派飛機去散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的傳單，撫州軍分區的軍人竟向飛機開火，居然將飛機的機身打了兩個洞。受到撫州軍分區負責人夏紹林支持的一派群眾組織還公開宣布他們控製了臨川、金溪、資溪、南城、南豐、黎川、宜黃、崇仁、樂安等九個縣，不經允許任何部隊不準進入。麵對這樣的局麵，程世清仍然冷靜以對，沒有以“武力”強行開進撫州地區，而是專門把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上的批示：“此件看過照辦。”當作“最高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向撫州地區人民宣傳。撫州軍分區政委王玉義在聽到毛主席的批示後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過去自己受騙了。他在緊急關頭堅決反對再向“支左”部隊開槍。王玉義站出來後，撫州地區對抗“支左”部隊的的力量開始分崩離析。以後，毛澤東還專門表揚了王玉義。程世清對撫州地區對抗“支左”部隊的群眾組織沒有報複，而且還特別注意了“一碗水端平”。從1967年9月開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聯合籌委會）要大舉報複，從南昌去贛州串聯的五個紅衛兵頭頭，煽動贛州“造反派”的人抓捕了一批各單位的保守派頭頭（聯絡總站）遊街，極為惡劣的是，他們竟然當場槍斃了一個廠的武裝部長，並聲言還要槍斃一大批。如何處理這五個紅衛兵頭頭?當時贛州“支左”部隊有些畏難情緒，害怕背上打擊“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則毫不手軟，他說：“這有什麽可怕的呢?他們(指殺人的紅衛兵頭頭)就像紙老虎，你軟他就硬，你硬他就軟。......我命令立即把那幾個槍斃人的紅衛兵頭頭拘留起來，不得有誤。”?程世清這樣的做法在當時是得人心的。從8月到10月，短短兩個月內，江西“支左”部隊在程世清領導下，收繳上來了五萬多條槍，初步穩定住了江西的局勢。 然而，程世清這樣理智穩妥的做法並沒有維持多久。時間進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經在江西站穩了腳跟。隨著文革進入到了最高潮，程世清緊跟形勢，在江西也以“階級鬥爭”開路。從8月5日起，，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會。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掀起一個新的對敵鬥爭的高潮。省革委三次全會結束以後，各地迅速行動，立即掀起“三查”運動的高潮。程世清積極貫徹“中央文革”以“群眾專政”的形式“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在江西實行“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實際上，所謂“群眾”就是已經在在各基層單位掌了權的人，而這部分人大都是江西的造反派（大聯合籌委會）的人。他們自然把“三查”矛頭指向了對立麵，當然也包括所謂“黑五類”及其子女。江西出現了泛殺濫捕的“大屠殺”局麵。具不完全統計，“三查”運動才開展兩三個星期，全省“自殺”的人數就超過五千。以後根據可靠統計，僅興國縣就殺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縣殺死了三百多人，於都縣殺了五百多人。當時，江西瑞金縣發明了一個令人恐怖的名詞：“民辦槍斃”，就是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幹部一級。如此一來，瑞金縣各公社僅從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殺了177人，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隻有11歲。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農的子女，50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他都是所謂“四類分子”。他們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直到此時，程世清才感到局麵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亂殺人。應該講，程世清對江西“三查”運動中的恐怖罪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程世清和林彪的關係到底如何？在一段時間內，程世清緊跟林彪是肯定的。 1969年9月2日，林彪重回井岡山，來到了黃洋界。程世清躬請林彪為“黃洋界”題字。林彪提筆寫下了“黃洋界”三個字。然後，程世清又請葉群題詞。葉群抄了毛澤東《西江月·井岡山》半闕詞：“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誌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逍遁。” 在林彪夫婦走後，程世清命令在黃洋界重立“界石”，一麵刻上林彪題的“黃洋界”三個字，另一麵竟把葉群抄的毛澤東的半闕詞也刻上了，阿諛奉承之態盡顯。在此之前，程世清下令炸掉了“黃洋界保衛戰勝利紀念碑”，因為碑上這幾個字是朱德手書。老的黃洋界“界石”上，“黃洋界”三個字也是朱德筆跡，程世清也令人搬走。 1970年“廬山會議”上，會議初期，林彪集團策動了對張春橋的批判，程世清積極地參加了。以後毛澤東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張春橋神氣活現。華東大組再開討論會的時候，原來積極發言批判張春橋的空四軍政委陳勵耘隻好檢討。那次華東大組會議江青也來參加了。陳勵耘還沒講完，張春橋指著陳勵耘的鼻子說：“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插話：“你不聽主席的話，就聽陳伯達的！”此時參加會議的人都禁若寒蟬，不敢吭氣。這時候，程世清卻站了出來為陳勵耘打抱不平：“這個會議是黨的會議。黨員有意見，應該在黨的會議上講。如果有話不能在黨的會議上講，不讓他在黨的會議上把話講完，以後誰還敢在黨的會議上講話，應該讓人家把話講完。”程世清這一番話算是把江青、張春橋得罪到家了。當然，江青、張春橋以後也是不會放過程世清的。 1971年8月15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開始“南巡”。次此南巡目的就是發動地方“諸侯”，為徹底打倒林彪作“戰前動員”。9月1日、2日，毛澤東在南昌單獨兩次同程世清談話。據以後程世清回憶：“向毛主席報告主要內容是：1、廬山會議期間，8月24日晚12時，吳法憲打電話要我去匯報華東組討論情況，並帶我到葉群那裏。我把葉群談的問題報告毛主席。我還向毛主席說：‘四大將’一定是有什麽把柄被葉群抓住，要從林豆豆那裏了解情況。先把‘四大將’的問題弄清楚，葉群的問題就搞清了；2、周宇馳兩次來南昌活動，這次來很神秘、鬼崇，把過去江西改裝的一輛水陸汽車很快用飛機運走，懷疑他們要逃跑；3、林豆豆幾次來江西，有一次豆豆同我的家屬說：程政委心直口快，以後少同我們家談，搞不好要殺頭呀！從林豆豆言談中，可以看出她與家裏的人是有矛盾的；4、在延安黨校時，就有傳說，葉群是特務。也有人懷疑，林的病是不是葉群搞的。林這麽多年脫離實際，形而上學的東西很多，比如在部隊搞‘四好’、‘五好’鬧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團結，事故很多，副作用大。主席說：你搞一個調查報告給我，並說，你同我說的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將來，隻準報告總理，別人不能講。”應該講，程世清最終是要緊跟毛澤東的，他對林彪采取了“反戈一擊”的態度。以後把他算成林彪死黨的確冤枉，也許這和他在“廬山會議”（1970年）上直接得罪了江青、張春橋不無關係。 自程世清被認定是林彪死黨後，他就沒有一天好日子過了。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時代，有關部門曾對受“9.13事件” 牽連的人和事進行過一次“清理”，但程世清依然沒有得到解脫，不在“落實政策”之列，比起也曾被算做是林彪死黨的龍書金、王秉章等人，程世清以後的境遇要差很多。程世清的“黴運”大概和兩個人對他的反感大有關係。這兩個人非同小可，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決定程世清的命運,他們就是鄧小平和陳雲。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決定對“中央領導”一級人物（包括被打倒的和靠邊站的）進行緊急“戰備疏散”, 無獨有偶，鄧小平和陳雲雙雙被疏散到了江西，接受程世清的“管轄”。從以後記述鄧小平和陳雲在江西這段歲月的文章中看，幾乎沒有任何對程世清有利的說詞。然而，仔細讀這些文章，也可發現，程世清沒有“迫害”過鄧小平和陳雲。程世清對兩人的態度基本屬於不冷不熱，或冷略大於熱。但這不能夠怪程世清，當時的大氣候下，程世清做為江西的一把手不可能對鄧小平和陳雲笑臉相迎，那樣做，他立刻就會被摘掉“烏紗帽”。平心而論，程世清還是為鄧小平和陳雲做過一些事情的。鄧小平的次子就是由程世清拍板被當作“工農兵學員”保送進了大學。程世清對陳雲也表示出了應有的尊重。陳雲初到江西，根據程世清的指示，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濱江賓館三號樓。這是一座園林式賓館，毛澤東來到南昌時，總是住在這裏。以後是陳雲自己要求遷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雲譜的省軍區幹休所。程世清壞就壞在了嘴上。以後，程世清先見了陳雲。他說，要在江西掀起一個大躍進和工業革命，讓江西這個工業基礎較差的省份一年生產六、七萬輛汽車，還要做到每年上繳國家100億斤糧食。接著，程世清竟拿陳雲領導中央經濟工作時的63、64年做比較，認為那時候發展速度太慢。陳雲的不高興可想而知，他牢牢記住了程世清這次“吹牛”。直到1979年，陳雲講起這件事，還揶掄地說：“程世清這些人膽子大，他們說搞什麽就搞什麽。”其實，仔細想一下，程世清那時不把江西文革的“大好形勢”拿出來當“官話”說一番，又能如何呢？鄧小平對程世清的反感和陳雲大同小異。鄧小平和陳雲掌權後，說到程世清，沒有一句好話，正應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幾個字。上麵對程世清厭惡有加，下麵的人辦起事來自然就更“手狠”一些。因此程世清始終遭到“從嚴”處理，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生活待遇上，一直處於非常差的境地，和龍書金、王秉章這些也上了林彪“賊船”的人無法相比。例如，1988年中央軍委特授“紅旗勳章”時，龍書金、王秉章都在其列，但程世清沒有。 然而，曆史就是曆史,倒是程世清的家鄉人民記住了他。河南新縣，這個“將軍的搖籃”，把程世清的生平事跡放進了“鄂豫皖蘇區首府革命博物館”。不過，給了程世清過多的溢美之詞。真的是親不親故鄉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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