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再次見到陳永貴。我請他給我介紹一下他到中央以後的情況，他說都過去了，好似一場夢，不過我不後悔，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人總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後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話，我這個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這麽一把年紀，我在任何社會下都會風雨無阻的人，到了我這個地步，你想一個大老粗容易嗎？ 
我說：毛主席到底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毛澤東和張春橋究竟是怎麽往來的？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付采訪的架子，陳永貴把我的錄音機關了。 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曆史，怎麽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引起是非的。
他在我收起錄音機後，才認真地說：我現在沒有任何壓力了，所以我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毛主席並沒有討厭張春橋，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姚文元和王洪文，隻是王洪文這個人不爭氣罷了。張春橋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員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說了算數的人物，因為毛主席是重視支持他們的。１９７０年８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曾經召集我和紀登奎、吳德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陳伯達在會議上的矛頭是對著張春橋的，實際上是對著我的。隻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林彪、陳伯達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在培養春橋和文元。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座的我都在培養，隻是春橋、文元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得好，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陳伯達強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籌。永貴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天才，也要楸什麽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春橋，也不是康生，是那幾個要我當國家主席的人。下來以後，毛主席還一再對我說：“你可以拜春橋、文元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們實踐，互相學習嘛！”這些話我記得很清楚，永遠也忘記不了。隻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倒他們以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
我問道：毛主席逝世後，政治局研究過江青的問題嗎？哪裏來得及呢！
陳永貴說：毛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華國鋒就給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對我說，老陳，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麽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了。人家手裏拿著尚方寶劍，想怎麽就怎麽。我可怎麽辦？
我說：你是黨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誰能不聽你的呢？
他說：那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複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助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呀！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這樣和我講過。這時，我估計他在考慮著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青好象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她表麵上很輕鬆，實際上很緊張。毛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給他身邊的人交代，要他們請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絕密電報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她馬上就恢複了常態。吆喝大家打樸克，以等待火車。我親眼見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她雖然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製自己的感情，有人說，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時候，高興得要死，這不合乎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江青已經判刑了，我主張恢複曆史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江青這個人，她由於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比如，她從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帶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她這樣對我說：老陳，我們都是毛主席培養起來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在黨的原則和範圍內進行。據我了解，她不但是對我這樣，對其他同誌也是這樣。就是他和張春橋、姚文員、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的。我親眼見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付錢沒有，最後江青從自己的工資裏拿出三百多塊錢，交給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你們都知道江青是喜歡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機和膠卷都是她自己掏錢買的，她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夥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卷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不多占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們這些大老粗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農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華國鋒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得手在發抖，連話都說不出來。比如，給劉少奇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他家，他當著我的麵，給毛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他處於緊張為難的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些人，他的動機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
陳永貴說：我哪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啊！其實並沒有召開什麽會議，完全是華國鋒和汪東興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後，通知了葉劍英。葉劍英早就想動手了。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抓四人幫是順從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誌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但周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隻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相信毛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好人呀！總理是好人呀！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後，在我們麵前過一下，並不是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江青之前，絕大多數都是江青她們研究好了後，拿到會議上通過。這個情況我是向毛主席作過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江青說：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經警告過你多次，不要總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講話嘛！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絕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看得清楚。華國鋒也看得清楚。他也曾當著江青、張春橋的麵講過：江青同誌，我永遠聽你的，當你的忠實助手。對主席的一家，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和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到了都感到好笑，華國鋒就象小孩子講話一樣。後來我對這個人有了看法，特別是我們下台以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盡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了。其實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後當時是怎麽想的？”我問。
“我調到中央後本著一條原則，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辦。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以後，就能經常見到他老人家。誰知到了中央也很難見到他，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江青道是經常見麵，我每次問主席的身體狀態怎樣，她都回答：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幾天，她還對我說：主席身體很好。誰知二三天後，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後來我還為此問過江青。她對我說：黨內走資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體狀態做文章，要是讓他們知道主席的身體狀態，他們會挺而走險呀！我望著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怎麽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麽工作崗位，可不是為了當官，而是為了革命。過去革的是地主、資本家的命，現在要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嗎？’我回答：隻要有毛主席領導，一定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問：我死了以後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毛主席完全是有準備的。”
我問他：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怎麽樣？
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麽不對的，我在粉碎她們以後的講話，都是按中央定的調子來說的。江青對她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是不錯的。１９７６年９月，江青到大寨就對我說：“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這麵紅旗就是中國的未來，紅旗究竟能打多久。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如果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複辟，他們要砍掉的首先就是這麵紅旗，樹立大寨，是經過長期的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現在我們除了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你說資本主義複辟了你們怎麽辦？”我說鬥爭吧。
談到華國鋒。陳永貴笑著搖了搖頭說：我以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沒想到他是個鬆包。他沒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丟了個一幹二淨。他還給我做工作說：“毛主席給了他一個機會，我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對我感恩戴德的。等於我給他一條生命嘛！”你看看他多麽傻瓜！後來也就在華國鋒下台後，我和華國鋒談話時，他對我說：我們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寫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我說那還不是你把四人幫搞掉的嘛！他脫口而出：“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搞陰謀詭計，我們也搞不過人家。”以前我還相信他，看來他也是個鬼。
提到胡耀邦的時候，陳永貴非常生氣地說：“他是一個胡日鬼，好多鬼點子都是他提出來的。我過去不知道他和鄧小平那些人怎樣，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文革沒有半點感情，開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還要壞。我曾經當著他的麵問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來的江山？還是你打出來的江山？’他對我說：‘是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打出來的江山。’這話哄鬼，千千萬萬的先烈和你們有什麽關係。毛主席打江山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在哪兒。我和他在中央開會的時候還公開吵過架。我說： ‘中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會失敗。’他對我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而不是從抽象的定義和條條出發。’ 唉！現在想起，我真是糊塗，人家是要全盤否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呢。我還悶在鼓裏和他爭論什麽定義。在處理我和吳德等人的時候，胡耀邦和鄧小平就一再對我們說：‘你們作為一名黨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就象當年我們服從黨的紀律一樣。如果背著組織搞陰謀，那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那就是要按黨紀國法來處理一切問題。比如對四人幫的處理，就不是黨內矛盾的方法來處理，而是用刑法來處理。’應該說這話對我們是有威懾作用的，華國鋒幻想在他讓步以後，鄧小平會讓他繼續當任黨的主席，我給他打幾次電話，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說他在搞小動作，有意和我們拉開距離。吳德就對我說：壞了！我們都讓英明領袖給出賣了，這個人可是個極端自私的人。我還不相信，說：‘你應該相信華主席是有辦法對待和處理這個事情的。’吳德說：‘屁，他有什麽經驗。這兩年盡是胡 耀邦、鄧小平牽著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開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丟盡了，他還要再說什麽？’我當時也問過汪東興，他說：‘隻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華主席應該心中有數。’但是，沒幾天汪東興也沉不住氣了。他也對我說：‘看來華國鋒這個人靠不住，他把我們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華國鋒對我說：你去問問鄧小平，看他還要不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不算數？
有一次，在國務院開會完畢後，我要求和鄧小平談話，就在人民大會堂他的臨時辦公室裏，我問了他那幾個問題，鄧小平聽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對我說：你以為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象三歲小孩那樣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多久呢？永貴同誌，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一聽這話我就頭發脹了！我對他說：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時你的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麵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應該走什麽路線的問題。鄧小平不等我說完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這個地步，我簡直是沒有辦法了。
就在他生命臨危的時候，陳永貴終於恢複了他一個農民的本來麵目。我和一些山西老鄉去看他。他幾次對我們說：“我夢見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個地方和他一起幹。想一想毛主席也夠可憐的。戰爭年代，他獻出了六位親人。在建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他又獻出了幾位親人。——”
來源: 鳳凰網
我說：毛主席到底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毛澤東和張春橋究竟是怎麽往來的？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付采訪的架子，陳永貴把我的錄音機關了。 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曆史，怎麽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引起是非的。
他在我收起錄音機後，才認真地說：我現在沒有任何壓力了，所以我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毛主席並沒有討厭張春橋，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姚文元和王洪文，隻是王洪文這個人不爭氣罷了。張春橋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員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說了算數的人物，因為毛主席是重視支持他們的。１９７０年８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曾經召集我和紀登奎、吳德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陳伯達在會議上的矛頭是對著張春橋的，實際上是對著我的。隻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林彪、陳伯達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在培養春橋和文元。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座的我都在培養，隻是春橋、文元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得好，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陳伯達強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籌。永貴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天才，也要楸什麽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春橋，也不是康生，是那幾個要我當國家主席的人。下來以後，毛主席還一再對我說：“你可以拜春橋、文元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們實踐，互相學習嘛！”這些話我記得很清楚，永遠也忘記不了。隻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倒他們以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
我問道：毛主席逝世後，政治局研究過江青的問題嗎？哪裏來得及呢！
陳永貴說：毛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華國鋒就給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對我說，老陳，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麽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了。人家手裏拿著尚方寶劍，想怎麽就怎麽。我可怎麽辦？
我說：你是黨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誰能不聽你的呢？
他說：那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複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助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呀！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這樣和我講過。這時，我估計他在考慮著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青好象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她表麵上很輕鬆，實際上很緊張。毛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給他身邊的人交代，要他們請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絕密電報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她馬上就恢複了常態。吆喝大家打樸克，以等待火車。我親眼見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她雖然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製自己的感情，有人說，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時候，高興得要死，這不合乎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江青已經判刑了，我主張恢複曆史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江青這個人，她由於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比如，她從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帶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她這樣對我說：老陳，我們都是毛主席培養起來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在黨的原則和範圍內進行。據我了解，她不但是對我這樣，對其他同誌也是這樣。就是他和張春橋、姚文員、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的。我親眼見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付錢沒有，最後江青從自己的工資裏拿出三百多塊錢，交給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你們都知道江青是喜歡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機和膠卷都是她自己掏錢買的，她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夥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卷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不多占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們這些大老粗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農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華國鋒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得手在發抖，連話都說不出來。比如，給劉少奇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他家，他當著我的麵，給毛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他處於緊張為難的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些人，他的動機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
陳永貴說：我哪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啊！其實並沒有召開什麽會議，完全是華國鋒和汪東興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後，通知了葉劍英。葉劍英早就想動手了。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抓四人幫是順從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誌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但周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隻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相信毛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好人呀！總理是好人呀！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後，在我們麵前過一下，並不是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江青之前，絕大多數都是江青她們研究好了後，拿到會議上通過。這個情況我是向毛主席作過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江青說：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經警告過你多次，不要總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講話嘛！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絕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看得清楚。華國鋒也看得清楚。他也曾當著江青、張春橋的麵講過：江青同誌，我永遠聽你的，當你的忠實助手。對主席的一家，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和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到了都感到好笑，華國鋒就象小孩子講話一樣。後來我對這個人有了看法，特別是我們下台以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盡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了。其實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後當時是怎麽想的？”我問。
“我調到中央後本著一條原則，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辦。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以後，就能經常見到他老人家。誰知到了中央也很難見到他，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江青道是經常見麵，我每次問主席的身體狀態怎樣，她都回答：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幾天，她還對我說：主席身體很好。誰知二三天後，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後來我還為此問過江青。她對我說：黨內走資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體狀態做文章，要是讓他們知道主席的身體狀態，他們會挺而走險呀！我望著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怎麽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麽工作崗位，可不是為了當官，而是為了革命。過去革的是地主、資本家的命，現在要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嗎？’我回答：隻要有毛主席領導，一定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問：我死了以後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毛主席完全是有準備的。”
我問他：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怎麽樣？
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麽不對的，我在粉碎她們以後的講話，都是按中央定的調子來說的。江青對她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是不錯的。１９７６年９月，江青到大寨就對我說：“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這麵紅旗就是中國的未來，紅旗究竟能打多久。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如果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複辟，他們要砍掉的首先就是這麵紅旗，樹立大寨，是經過長期的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現在我們除了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你說資本主義複辟了你們怎麽辦？”我說鬥爭吧。
談到華國鋒。陳永貴笑著搖了搖頭說：我以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沒想到他是個鬆包。他沒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丟了個一幹二淨。他還給我做工作說：“毛主席給了他一個機會，我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對我感恩戴德的。等於我給他一條生命嘛！”你看看他多麽傻瓜！後來也就在華國鋒下台後，我和華國鋒談話時，他對我說：我們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寫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我說那還不是你把四人幫搞掉的嘛！他脫口而出：“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搞陰謀詭計，我們也搞不過人家。”以前我還相信他，看來他也是個鬼。
提到胡耀邦的時候，陳永貴非常生氣地說：“他是一個胡日鬼，好多鬼點子都是他提出來的。我過去不知道他和鄧小平那些人怎樣，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文革沒有半點感情，開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還要壞。我曾經當著他的麵問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來的江山？還是你打出來的江山？’他對我說：‘是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打出來的江山。’這話哄鬼，千千萬萬的先烈和你們有什麽關係。毛主席打江山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在哪兒。我和他在中央開會的時候還公開吵過架。我說： ‘中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會失敗。’他對我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而不是從抽象的定義和條條出發。’ 唉！現在想起，我真是糊塗，人家是要全盤否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呢。我還悶在鼓裏和他爭論什麽定義。在處理我和吳德等人的時候，胡耀邦和鄧小平就一再對我們說：‘你們作為一名黨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就象當年我們服從黨的紀律一樣。如果背著組織搞陰謀，那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那就是要按黨紀國法來處理一切問題。比如對四人幫的處理，就不是黨內矛盾的方法來處理，而是用刑法來處理。’應該說這話對我們是有威懾作用的，華國鋒幻想在他讓步以後，鄧小平會讓他繼續當任黨的主席，我給他打幾次電話，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說他在搞小動作，有意和我們拉開距離。吳德就對我說：壞了！我們都讓英明領袖給出賣了，這個人可是個極端自私的人。我還不相信，說：‘你應該相信華主席是有辦法對待和處理這個事情的。’吳德說：‘屁，他有什麽經驗。這兩年盡是胡 耀邦、鄧小平牽著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開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丟盡了，他還要再說什麽？’我當時也問過汪東興，他說：‘隻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華主席應該心中有數。’但是，沒幾天汪東興也沉不住氣了。他也對我說：‘看來華國鋒這個人靠不住，他把我們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華國鋒對我說：你去問問鄧小平，看他還要不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不算數？
有一次，在國務院開會完畢後，我要求和鄧小平談話，就在人民大會堂他的臨時辦公室裏，我問了他那幾個問題，鄧小平聽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對我說：你以為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象三歲小孩那樣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多久呢？永貴同誌，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一聽這話我就頭發脹了！我對他說：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時你的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麵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應該走什麽路線的問題。鄧小平不等我說完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這個地步，我簡直是沒有辦法了。
就在他生命臨危的時候，陳永貴終於恢複了他一個農民的本來麵目。我和一些山西老鄉去看他。他幾次對我們說：“我夢見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個地方和他一起幹。想一想毛主席也夠可憐的。戰爭年代，他獻出了六位親人。在建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他又獻出了幾位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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