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樓下帖子貼的天津五大道最佳遊覽路線，居然發現這個路線跟小時候陪爸媽散步的路線非常接近，勾起了不少回憶和感慨。樓下帖的路線，基本上是在五大道的東頭轉，其實那個區域最舒服的時候，是傍晚，最好的地段，也不是在那裏，而是沿中間的睦南道或者大理道，從民園到昆明路這一段走走，很幽靜，那裏沒有公共汽車，據說就是為了避免嘈雜(嗯，唯一例外是小時候有一度26路汽車是沿著大理道開的，後來改道了)。
從小到大基本就沒離開過這個區域：76年地震的時候，我剛記事不久，住在馬場道，家裏臨建棚就搭在旁邊22中操場上，還記得餘震來的時候，看著旁邊一棟大樓的斷壁在那裏搖晃。幼兒園在重慶道民園體育場旁邊的長沙路上。小學在五大道西頭的昆明路，家在一街之隔的大理道。後來搬家到睦南道東頭，初中在五大道區域最東麵邊界的20中學，高中在馬場道上的新華中學。老爸上班在大理道。
上中學直到大學的時候，爸媽喜歡吃完晚飯在傍晚散步，帶著我也天天跟著他們散步，一走就是兩個小時，十年幾乎天天如此。現在想起來也奇怪，我從來寫作業竟會沒有因為散步而耽誤過。他們談單位裏的事情，要麽就跟我嘮叨“好好學習，考個好名次”，我呢，就自己背書，想自己的事情，要麽就聽他們嘮叨，左耳進右耳出。不過父母嘮叨時間長了，潛移默化也有不小作用。最起碼我後來的人生道路，還真跟他們規劃的差不離：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研究生，出國讀博士，當教授。
五大道這裏最好的是幽靜，而且周圍學校是真好，從幼兒園到高中，都是天津排名前幾位的學校，上學走路從未超過12分鍾，小學和高中，更是隻需要走一個路口。很可以自豪的是，這些學校，除了幼兒園和小學，都是我憑分數考進去的，一次後門沒走，家裏一分錢沒花(well，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有交錢自費借讀這一說啊)。
直到大學三年級搬離這個區域，現在回過頭來看，才覺得自己實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尤其是父母創造了這麽好的條件。進那樣的幼兒園和小學，不容易啊。80年代後期，生活還很拮據的時候，就擠出錢來給我請家教，而且不是補課，是別人看來超前的托福，英語口語和高數。結果，我中學6年有8個半學期從未休息過一個完整的周末，也從來都是頂尖的學生。上學以後，父母散步時一天到晚對我說“要做人上人”，還拿一中校長韋力先生的話提醒我“要想人前顯貴，必須人後受罪”。這才有後來自己也知道要上進，要努力。小時候總覺得父母怪煩的，可是一個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響，其實是潛移默化的，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老爸老媽分別是5、60年代上海“三校”其中之二的學生(複旦，同濟，交大，這三個學校在外地的校友會常常是在一起的，一般合稱三校校友會。當時天津的校友會會長是副市長李嵐清)。父母層次如此，自然對子女企望殷殷，希望兒子比自己要強，要有出息。拿現在話來說，他們給我從小灌輸的那些觀念，都是中國傳統的讀書取仕加上西方個人奮鬥的路子，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做人上人”之類，跟老爸那個“軍人高幹老黨員”的身份，實在顯得不怎麽協調。其實他們的觀念，也不是受共產黨教育出來的，而是秉承中國傳統儒家的價值觀念，再有少許西化的東西，比如說愛出風頭，個人奮鬥，可能跟他們老上海的背景有關係吧。同時，還教會我一件事情：人在單位裏學校裏的表現，跟在家裏對自己人的表現，實實在在是兩碼事情。他們那一輩老上海人麽，“對外” 和“對內” ，是一定要“拎得清” 的。這個教訓，一輩子受用無窮。
人總要在長大以後，才能真的體會到父母的苦心，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所付出的又有多少。現在想起來，比較欣慰的是，我小時候並不怎麽叛逆，起碼能讓父母省一點心吧。
從小到大基本就沒離開過這個區域：76年地震的時候，我剛記事不久，住在馬場道，家裏臨建棚就搭在旁邊22中操場上，還記得餘震來的時候，看著旁邊一棟大樓的斷壁在那裏搖晃。幼兒園在重慶道民園體育場旁邊的長沙路上。小學在五大道西頭的昆明路，家在一街之隔的大理道。後來搬家到睦南道東頭，初中在五大道區域最東麵邊界的20中學，高中在馬場道上的新華中學。老爸上班在大理道。
上中學直到大學的時候，爸媽喜歡吃完晚飯在傍晚散步，帶著我也天天跟著他們散步，一走就是兩個小時，十年幾乎天天如此。現在想起來也奇怪，我從來寫作業竟會沒有因為散步而耽誤過。他們談單位裏的事情，要麽就跟我嘮叨“好好學習，考個好名次”，我呢，就自己背書，想自己的事情，要麽就聽他們嘮叨，左耳進右耳出。不過父母嘮叨時間長了，潛移默化也有不小作用。最起碼我後來的人生道路，還真跟他們規劃的差不離：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研究生，出國讀博士，當教授。
五大道這裏最好的是幽靜，而且周圍學校是真好，從幼兒園到高中，都是天津排名前幾位的學校，上學走路從未超過12分鍾，小學和高中，更是隻需要走一個路口。很可以自豪的是，這些學校，除了幼兒園和小學，都是我憑分數考進去的，一次後門沒走，家裏一分錢沒花(well，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有交錢自費借讀這一說啊)。
直到大學三年級搬離這個區域，現在回過頭來看，才覺得自己實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尤其是父母創造了這麽好的條件。進那樣的幼兒園和小學，不容易啊。80年代後期，生活還很拮據的時候，就擠出錢來給我請家教，而且不是補課，是別人看來超前的托福，英語口語和高數。結果，我中學6年有8個半學期從未休息過一個完整的周末，也從來都是頂尖的學生。上學以後，父母散步時一天到晚對我說“要做人上人”，還拿一中校長韋力先生的話提醒我“要想人前顯貴，必須人後受罪”。這才有後來自己也知道要上進，要努力。小時候總覺得父母怪煩的，可是一個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響，其實是潛移默化的，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老爸老媽分別是5、60年代上海“三校”其中之二的學生(複旦，同濟，交大，這三個學校在外地的校友會常常是在一起的，一般合稱三校校友會。當時天津的校友會會長是副市長李嵐清)。父母層次如此，自然對子女企望殷殷，希望兒子比自己要強，要有出息。拿現在話來說，他們給我從小灌輸的那些觀念，都是中國傳統的讀書取仕加上西方個人奮鬥的路子，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做人上人”之類，跟老爸那個“軍人高幹老黨員”的身份，實在顯得不怎麽協調。其實他們的觀念，也不是受共產黨教育出來的，而是秉承中國傳統儒家的價值觀念，再有少許西化的東西，比如說愛出風頭，個人奮鬥，可能跟他們老上海的背景有關係吧。同時，還教會我一件事情：人在單位裏學校裏的表現，跟在家裏對自己人的表現，實實在在是兩碼事情。他們那一輩老上海人麽，“對外” 和“對內” ，是一定要“拎得清” 的。這個教訓，一輩子受用無窮。
人總要在長大以後，才能真的體會到父母的苦心，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所付出的又有多少。現在想起來，比較欣慰的是，我小時候並不怎麽叛逆，起碼能讓父母省一點心吧。
然並卵，我後來上了小學，那些單詞全忘了：-）三年級開始學英語，又是重新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