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不可盡信，給大家看看專業的曆史研究方法

轉錄自專著“中國曆史研究方法”



第四節史料的鑒別



我們說史料的真偽，首先是指古書的真偽。因為其它的史料，如甲骨文、銅器銘文，雖然也有古董商偽造的贗品，但畢竟為數不多；解放前後，考古學家用科學方法發掘出來的甲骨和銅器等，當然不存在偽造的問題。古書的偽造卻是大量的，所以我們重點談一談古書的辨偽。



偽書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春秋以前，學在官府，私人沒有著書立說的條件。戰國百家爭鳴，各家學派著書立說，或“述而不作”，或依托古人，給自己的學說找根據，於是出現了偽書。如《管子》、《商君書》、《晏子春秋》，就是戰國時人為了提高自己著述的地位而托名管仲、商鞅、晏嬰的；《尚書》中的《堯典》、《禹貢》等所謂“虞夏書”和“商書”中的大部分，也是後人對古代社會的描述，而不是當時人的寫作。這種托名古人而立說的風氣，在戰國秦漢間非常盛行，並對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也有很大的影響。此後，由於王朝的興替、戰亂的頻仍，古代典籍往往大量被焚毀或佚散。新朝初興後，重新征集圖書，這樣就給作偽者以可乘之機，此時往往有大量偽書出現。所以，我們從古書的一廢一興中，可以看到古老的原始記載日趨減少，但對古代社會進行描述的新作卻越來越多，其內容也越來越離奇。這就要求我們在運用史料之先，要嚴格的區分真偽，明確其時代，然後才能決定這些材料能否使用。



戰國以前無私人著作，直到戰國初期還是如此。孔子、墨子、孟子這些大學者都沒有著書，他們的書都是學生們的筆記。戰國後期，私人講學之風盛行，產生百家爭鳴的局麵，於是有學者親手寫書，如《莊子》內篇、《荀子》、《韓非子》。有請賓客創作，如《呂氏春秋》。同時也出現一批假托古人的書，如《管子》、《晏子春秋》、《商君書》等，形成一個時期的流行的作風。



秦始皇焚書之後，中經楚漢戰爭，古書損失殆盡。到漢武帝時下詔求遺書，於是就有人趁機大造偽書以圖利，於是西漢出現大批偽書，托名古人名人。我們在《漢書·藝文誌》裏看到不少托名神農、黃帝、力牧、伊尹等人的書，這些書，隻看書名即可斷定是後人偽造的。神農、黃帝隻是傳說中人物，當時有無文字都成問題，怎能著書？漢武帝時，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當時即被揭穿。隋文帝時下詔求遺書，劉炫偽造《連山》、《歸藏》兩部易經，也被發覺是偽造。劉炫是有名的學者，也幹這種事，不過圖謀名利，結果事發，被免官。



這種偽書最明顯的例子是偽古文《尚書》。西漢古文《尚書》不知亡於何時，於是晉豫章太守梅賾獻上古文《尚書》，還有孔安國的序及傳。今《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宋蔡沈作的《書集傳》都用梅氏的偽古文。宋人如吳棫、朱熹已開始懷疑，到清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把它的偽證都揭露出來。繼之而起的有惠棟的《古文尚書考》、崔述的《古文尚書辨偽》、程廷祚的《晚書訂疑》，於是偽古文《尚書》被判死刑。雖然有人為它辯護，然因鐵證如山，無法翻案，不過偽造者是誰還不能定論。又如《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出自汲塚，無疑是真書。大約在宋初，此書失傳，於是後人又偽造了一個《竹書紀年》，其書體例與原本不符，偽證很明顯。我們稱原本《紀年》為古本，後出的偽作稱作令本，加以區別。



此類書如戰國時期很多著作，托之古人。如《管子》、《老子》、《孫子兵法》、《商君書》。漢代有《神農本草》、《黃帝內經》、《山海經》、《周髀算經》等。這類書如能確定其年代都可當真書來用。例如《管子》本是戰國時期法家的著作，其中攙雜著法家以外的東西很多，除去這部分，它是一部很好的法家的代表作，但是與管仲無關。書中《小匡篇》記管仲政績與《國語·齊語》大致相同，出自戰國人之手，也不能看作管仲的行事。《老子》本名《道德經》，從各方麵看，尤其是從先秦思想源流來看，可以肯定不是孔子的前輩老聃的作品。如果一定說它是孔子曾經向他問禮的老聃的著作，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說它是偽書。如果把它看作戰國時期道家的著作，那就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孫子兵法》是一部非常卓越的軍事著作，但托名春秋末期的孫武，實在缺乏根據。①《商君書》也是戰國時期的法家著作，但沒有充分的根據說它是商鞅作的。《本草》、《內經》都是漢代的有價值的醫書，但前者托名神農，後者托名黃帝，則是大錯。《周髀算經》是漢代有名的數學書，硬說是周公作的，便成笑話。“周”字代表圓周，“髀”是股，借三角中勾股的股，與周公何幹？《山海經》是漢代講地理與神話的書（有漢代地名為證），與禹或伯益無關，妄托古人，實在無謂。



如東晉人張湛注《列子》。《列子》在《漢書·藝文誌》中有著錄，其後亡佚，於是晉人張湛偽造此書，並加注，其中雖有些古代傳說，但總的來說決不是先秦的作品，因為其中有佛學思想，決不是先秦所能有的，所以它的偽書麵目終於被揭露出來。與張湛的情況相類似的有明人豐坊，他偽造《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檮杌》之類以欺世，很容易就被揭穿了。這一類的偽書無絲毫價值。



《左傳》雜采春秋時各國的史書而成，可是象晏嬰與齊景公和晉叔向的對話卻是戰國時人的偽作。這又見於《晏子春秋》中，也是戰國時人的偽作。《莊子》的外篇、雜篇不是莊子作，這已為大家所公認。《史記》中10篇有錄無書，張晏說：“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今本《史記》，10篇都在，顯然是後人作的。又《史記》記事止於太初，今本太初以後事，乃後人補作，雖不算是偽書，但非司馬遷作，這應當區別清楚。



有人寫他的理想國，而托之前代，很容易誤人，《周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周禮》原名《周官》，講周代官製。漢武帝時，河間獻王搜求古書，得《周官》，上之秘府，諸儒不得見。哀帝時，命劉歆校理秘書，始得著錄。可見其書晚出，先秦諸子無人征引。關於此書的著作時代，有人說是在戰國時，有人說在西漢，有人甚至說在王莽時。①清代今文家說它是劉歆偽造，並無根據。其書自漢末鄭玄作注，認為周公致太平之書，但同時人林孝存作十論七難，加以駁斥；何休亦謂為“六國陰謀之書”。我們試以此書所講製度與先秦古籍對勘，往往不合，可以證明此書是秦漢間儒者所撰的理想官製，並非實有其事，如以此書講周代典章製度，那就上當。在本章第八節中我們還要談到如何使用此書的問題。



總之，上述各種情況，說明古代偽書是很多的，研究我國古代史以這些偽書作史料，那就會誤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