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愛麵子的國家在辦奧運

韓詠紅

中國如何竭盡全力去呈現一個潔淨且現代化的奧運城市麵貌？最新的報道是說，北京關閉了一係列垃圾回收中心，十幾萬外地進京謀生的拾荒者因此被迫離開北京，各回老家。

路透社的上述報道還引述垃圾問題專家王維平的一份報告，內容是政府應該說服拾荒者在奧運期間離開北京。報告作者說，拾荒工作雖然對社會有正麵效應，但拾荒大軍大部分成員有犯罪紀錄，其中70%還感染痢疾、肝炎和傷寒之類的流行性疾病。因此希望這些人暫時犧牲利益，待奧運結束才回返北京，他說，他們的損失不會很大。

為成就集體的利益和榮譽，放棄個人榮辱，華人道德教諭裏這叫“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然而，這句話卻沒有說明另外一個問題如何解答，即“我”之“大小”如何界定？在現實中，往往變成社會底層與弱勢者的利益為小，社會主流、精英以及統治集團的利益為大。上層社會的利益以集體利益之名，強加在另一部分人頭上。

反之，西方的自由理念中，“我”沒有大小之分，個人才是最重要的。

不過，要求他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被辨認為“小我”者主動或被動無奈地放棄自身利益，在中國確實習以為常。在這裏，“大我”可以是民族榮譽，後者由政治領導層定義。

此時，中國正全力向世界展示自己成功主辦奧運的能力，但外界同時也看到中國在奧運安保的名義下，逮捕據說預謀要破壞奧運的分離分子、驅逐可疑人物、限製入境簽證發放；為保證北京空氣質量，下令汽車單雙日限行；為防止不體麵的事情發生，采取手段將原本在城內勉強維生的下層流動人口清除出北京，越是低收入和弱勢的群體，在國家民族榮譽大義凜然的要求下，變得更加脆弱。

為了完成指定的政治任務，可以不請示老百姓，罔顧經濟效應，這是“小我”被壓得過小，政治淩駕一切的結果。

和北京朋友聊天時，她敏銳地提出，其他國家承辦奧運，當地奧組委主席往往是民間人士，甚至是商人。換到北京，奧組委主席劉淇，是北京市委書記，而且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前天亮相的四個奧運新聞發言人清一色都是官員，沒有一個民間人士：“能不讓人家說你自己先把奧運政治化嗎？”

然而，根據中國國情，有政治局委員坐鎮才能凸顯國家對這項事業的“高度重視”，反之則顯得國家對奧運不重視，也將無法調動各階層認真把奧運有關工作做好的責任心。

最終，這是一種民間觀念，更是體製問題。到今天，中國的製度依然是國家、執政黨與政府大於一切。國際觀察者喜歡報道中國為了奧運可以如何如何，多少車子不得上街，中國人忍受了多少不便，中國會認為這恰恰體現中國認真對待申奧的承諾，但外界不一定會領情，反而會覺得這些做法都透露出專製主義的本色。

學者指出，奧運的意義在於讓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也讓中國看到真實的世界。圍繞奧運而發生的媒體風雨，清楚道出了中西方的差距與隔閡，原來有多深。民主與不民主，這是較籠統的對比法，更細致一點說雙方對政權與民權應有的別界的判斷迥異。

另一方麵，中國可能也沒有實現他對自己的要求。像今年兩會透露的“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理想，在奧運工程中就不見進展。在奧運被視為中國對外展示國力的重大契機之時，當局最終回到它最熟悉的方法——加緊管控，以政治力確保一切順利，原本可能的改革進程暫擱一邊。

這真是一個吊詭，外界以為會通過奧運看到中國發生很大改變，結果在外來目光的直接壓力下中國對安保、控製示威抗議等方麵皆采取保守姿態。但我相信，奧運終究將有間接的影響，例如政府和人們都越來越適應不僅僅說好話的媒體。然而，中國如何改革，它內在的壓力與動力才是最重要因素。

□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