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電影明星馮喆，由於電影界宣傳的不夠，再加上他個人婚姻所出現的較為複雜的原因，知曉這個名字的年輕觀眾大概不多。但是，隻要一提到《南征北戰》中的有勇有謀的解放軍“高營長”、《金沙江畔》中英勇而充滿鬥誌的“指導員”、《羊城暗哨》中的虎膽英雄“偵察員”、《鐵道遊擊隊》中睿智老練的遊擊隊政委、《沙漠追匪記》中為革命獻身的“騎兵班長”，還有《桃花扇》中的多情卻又變節的一代名士“侯公子”，那麽熱心和癡情的觀眾定會對這些中國著名的影片中的著名角色記憶猶新，且津津樂道。這些使我們一代又一代影迷朋友熟知非常的銀幕角色的扮演者，正是鮮為人知的馮喆。
不難看出，馮喆的戲路非常寬廣，且人物反差極大，既能演文人，又能演武將；既能演現代革命青年，又能演古代多情公子，可以說是古今縱橫，工農商學兵皆有，“性格演員”當之無愧。刻骨銘心的思念，時常張開人們記憶深處的風帆，遙遠而廣袤的宇宙間，是天際星轉鬥移那永遠不變的日月。然而，馮喆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經在偏僻遙遠的大西南，默默無聞地含冤死去，他留給人們的隻有生前在銀幕上音容笑貌的永久定格。
關於馮喆的悲劇命運，在一些報刊雜誌上最近幾年才陸續看到過，然而關於他人生的悲劇、特別是他在“文革”初期的1969年的6月2日非正常死亡的前後過程，目前卻沒有一篇做過詳細的文字記敘，往往隻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馮喆之死，成了難解之謎。筆者懷著對馮喆的敬仰，在他去世三十周年以後，終於聯絡到馮喆唯一的在世親人，即他的胞妹——香港前鳳凰影業公司演員、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前副會長馮琳女士。從馮女士的往事回憶中，我得知了許多馮喆生前的演藝軼事，特別是他在“文革”中悲慘的遭遇，最終死於非命的不幸結局，再一次在我的心頭激起情感的漣漪……
時光倒流到1961年，由於“大躍進”運動帶來的後遺症和自然災難的無情來臨，國家重新調整經濟方針，開始壓縮、改建、合並和撤銷在“大躍進”中紛紛上馬、遍地開花的各省已成立的地方電影製片廠。上影的天馬廠決定與四川的峨眉廠進行合並，廠址仍定在成都。馮喆由於不久前“街頭追女”的風波，被名列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廠建設的人員之內，但美其名日是照顧夫妻兩地分居；因為在此之前1957年，他的妻子張光茹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川劇事業，已經調往四川成都川劇院。馮喆在峨影廠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無片可拍，隻能全身心投入到新廠的各項建設之中，僅在本廠參加《人民公社萬歲》等紀錄片的解說的幕後工作。倒是在上影廠來四川外景地拍《金沙江畔》時，臨時借用他主演了指導員；同一年的1963年又被西影廠盛情特邀主演了《桃花扇》。
然而，來勢洶猛的“文革”風暴，徹底改變了馮喆一生的命運，使他陷於萬劫不複的深淵之中。文革開始後，峨影廠當然是緊跟形勢，全廠上下開始深入揭批“文藝黑線”，馮喆遵照廠裏決定，對這場觸及靈魂、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自是不敢有絲毫怠慢。他匆匆告別當時借調工作的珠影，返回峨影，參加運動鬧革命。然而，等待馮喆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他剛一入廠即被戴上“夏衍黑線人物”、“文藝黑線的黑幹將”、“特嫌分子”的大帽子，遭到廠裏造反派的圍攻和批鬥。這場來勢凶猛的打擊，給馮喆猝不及防，當頭一捧。他解放前參加的由黨的“左翼”文化運動領導的“同茂”劇團的演出，還有解放前夕赴香港拍片的經曆，本是他一生都引以為榮、感到自豪的曆史，卻在其時是非顛倒。馮喆極力申明，極力表白，極力解釋，極力辯護，然而一切都是無濟於事。對這些莫須有的罪名，馮喆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為自己極力申訴，但是給予他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厲害的批鬥遊街，一次比一次更殘酷的拳打腳踢。馮喆身陷囹圄，隨時隨地、隨時隨刻都會被失去人性的造反派招之即來，進行肉體摧殘和人身淩辱。這是馮喆一生最為沉重而悲涼、淒慘而恐懼的日子，也是他始終難解鬱悶而最感痛苦的日子。
此時，馮喆的妻子張光茹自然也是被作為“專演才子佳人的舊戲子”，強行送進了成都市文藝係統學習班，整天就是不斷地反省自己。由於她與馮喆早在上海就已情感破裂，尤其對馮喆在調來成都之前所做出的“街頭追女”一事大為憤怒，更是對他眼前的處境不但沒有絲毫的同情，而且還由此產生強烈的報複意念。她由於從來沒有原諒過馮喆，早已與他同地分居，甚至還向峨影廠造反派密報了馮喆和一些同事以前談論形勢的事情，結果使他招來一場裝進麻袋裏的毒打。馮喆的肉體在遭受摧殘，他的內心在默默地流血。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傾情恩愛過的妻子，會這樣無情無義。
1966年到1969年，是“文革”風暴最為猛烈之時。1969年新春剛開始，省“革委會”就迅速作出決定，把整個省級文化係統單位的人員全部趕到著名的“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所在地——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也就是所謂“劉文彩莊園（“收租院”就在這裏）去接受階級鬥爭再教育。全班人馬一千多人都進駐安仁鎮中學，當時名稱叫“四川省級文化係統幹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千餘人全部按連隊編製，集體居住在各大教室內，室內安置上下鋪木床，僅留過道通行。而對那些重點管製的“專政對象”，則集中在與一般人員居住的相隔一片草坪的一排並列的大教室裏，即後來稱為的“紅色牛棚”。當時，“專政對象”共分為三類，即“走資派”、“當權派”、“黑線人物”和“三名三高”，馮喆被列為後一類。這個學習班的活動首要任務是“天天讀”，然後是沒完沒了的“大批判”，以及並不叫人好受的體力懲罰。在學習班裏，馮喆對造反派強迫自己所幹的重體力勞動，隻有默默地幹好，但這絲毫沒有減輕對他所渴望的“精神枷鎖”的解脫和人身自由的解放。《桃花扇》作為“大毒草”影片在“集中營”的大操場上放映，造反派們邊看電影邊振臂高呼“打倒”口號，隨後，又把從劇團抄來的戲服強行給馮喆穿上，拉到街上對著高音喇叭，又是一通響徹雲天的批鬥口號，使馮喆的身心再一次遭受嚴重的摧殘。
1969年的初夏悄悄地來到，“集中營”裏對“重點管製對象”的曆史問題和現行表現正在進行綜合定論，所以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線鋪開。這些“重點管製對象”，一個個被單獨帶走，重新進行提審，令其交待以前所謂的曆史問題，過去的批鬥、遊街和毒打，現在升級到更加殘酷的嚴刑逼供，窮凶極惡的造反派為了完成市革委會下達的命令和交派的任務，開始變本加厲地再一次用非人的手段和肉體折磨來試圖查出“專政對象”新的線索。6月2日這一天，“集中營”院裏的高音喇叭地猛地傳出凶神惡煞般的聲音：“馮喆，你在哪裏？趕快回來！如不回來，後果自負……”這種聲音反複叫嚷了十幾遍，十幾個專政隊員來回奔跑，像是在上天入地般地搜查“逃犯”。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到操場大草坪上，口氣生硬地宣布說馮喆已畏罪自殺。就這樣，一代著名影星自此永遠消失於人間，他死亡的時間是1969年的6月2日，年僅四十八歲。
然而，拂去曆史的塵埃，還其以真實的本來麵目，馮喆的死因從定性的“自殺”中卻出現了幾處明顯的疑點和破綻：其一：馮喆在學習班裏性格還較為開朗，且與大家能團結一片，“自殺”之前還在學習班和大家一起學習，絲毫沒有流露出半點的厭世情緒。盡管人們都或多或少知道他自身的不幸，但從他外在的情緒上看得出來還是很樂觀的，突然“自殺”來勢蹊蹺；其二：據見過馮喆遺體的峨影廠的同事說，馮喆絕非上吊自殺，因為他表情從容，不是上吊死後的麵部變形和突出的舌頭外伸症狀。後來馮喆的妹妹馮琳前往峨影參加馮喆的追悼會，一位同情馮喆的同事曾悄悄地暗示說：“你哥哥人長得很漂亮，死的也漂亮”；其三：馮喆在死亡的頭天下午曾被造反派幾個頭目叫去訓話，至此有去無回，顯而易見，馮喆的死因與這幾個造反派頭目有直接關係。據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忍不住對馮琳說，他曾親眼見到馮喆與造反派頭目發生爭執，被一氣之下的頭目用一個三條腿的板凳猛擊後腦勺打死；其四：馮喆在死後被偽造成上吊自殺，其現場即安排在他生前負責給學習班一千多人燒開水的茶爐房的煤堆旁，似乎符合情理，但隨後又在宣布他死亡的當天下午送到火葬場馬上火化，進行焚屍滅跡，以便查無憑證，死無對證。一個鮮活旺盛的生命就此銷聲匿跡，人世間又多了一個死不瞑目、飄散不滅的亡靈冤魂。
嗨！可歎一代著名影星馮喆，他的人生悲劇正是由他的愛情悲劇所釀造，如果說夫妻兩人能誌同道合，在逆境中風雨同舟，共渡難關的話，馮喆也許不會過早的碧落黃泉，死於非命。“文革”中又有多少像馮喆這樣的冤魂不散啊！
1978年7月13日，峨影廠舉行全廠追悼會，公開為馮喆平反。
1995年在紀念世界電影誕辰100周年、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之際，馮喆被國家文化部列為126名“中華影星”之一。
記不清是誰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活人是可以在活人心中死去的，而死人卻可以在活人心中活著”。細品此話，不無道理，而且含義深邃。馮喆正是這樣一個人，他雖然距今已經故去整整三十個春秋了，但他所主演的影片還時常放映、播出，看到圍繞他的銀幕形象展開的話題，足可表明廣大觀眾、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們，對他引發起的深深緬懷和長久追憶。這久久揮之不去、濃鬱深厚的“懷舊情結”，不僅僅隻是欣賞和哀惋他昔日的銀幕風采，更多的是影迷朋友對一個已故多年的著名演員有一種發自內心由衷的愛戴，這也是對一個不該過早凋謝的生命所傾注的真情表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