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經驗告訴我們,“台灣問題”隻是美國用於與中國進行戰略利益交換的籌碼;台灣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取決於中美關係變化以及美國遏製中國或中國反遏製的能力。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台灣問題”不僅不是中美關係的焦點問題,而且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次要問題。 朝鮮戰爭使美國對華外交進入冷戰軌道,此後,在1949年底即將被美國拋棄的台灣才被納入以遏製中國為目標的美國西太平洋戰略防禦鏈環之中。即使如此,台灣在美國環島防禦鏈環中隻是一個虛設的,因而美國也從不去認真“維修”的環節。 從1953年艾森豪威爾上台到1969年約翰遜下台,是美國強硬對華政策的高峰期,當然也是中美關係中的對立要素表現最充分的時期。即便是在這樣一個時期,當炮擊金門事件發生後,美國所做的事不是進攻,而是不斷提高需要美國“出兵”的門檻,美國想的不是“共同防禦”而是如何拋棄負擔,甚至作出了逼蔣放棄金門、馬祖的決定。 可以說,這個時期表麵強硬的美國對華政策後麵,已透露出1972年之後的尼克鬆主義的氣息。尼克鬆眼中的台灣隻不過是美國為了全球利益與中國大陸進行戰略交換的籌碼,而不是美國戰略利益本身。犧牲台灣可以是零售,也可以是整個批發,這多取決於美國對其“估價”的態度及中國大陸統一祖國的條件和意誌。 美國人也明白,長遠看,台灣必須是中國的,隻是美國不甘心,它需要從阿留申群島到菲律賓連起一道阻止中國力量東進太平洋的“防波堤”,正如當年美國將英國當作法德力量擴張的“防波堤”一樣。這個堆在太平洋西岸的“防波堤”,對美國而言,最理想的是北由日本為起點,南下經台灣到菲律賓一線。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為了組接這根鏈條而進行的戰爭。 戰爭失敗的結果表明:美國根本沒有那麽大的資源來“維修”和“保養”這根鏈條。除了給美國提供了幾個機場和情報收集地外,這條鏈環從一開始就沒有對中國起過什麽作用。東南亞條約組織是這個鏈條的主幹,它1954年成立,可在1955年就在萬隆會議上向新中國敞開大門。這說明,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既沒有能力單獨,也沒有能力聯合多邊組織阻止中國的統一進程。 1972年尼克鬆主義出現後,美國在東亞築起的這道“防波堤”在台灣島一帶出現了斷環。而美國彌補這部分“斷環”的方式是“守險不守陴”,即加強了日本、關島和菲律賓一線的軍事安排,推動日本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的增長,沿中國東海岸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對台灣形成拱衛之勢。如果台灣“失守”,這種安排也可形成遏製中國東入太平洋的第二道攔截。 在這兩道攔截力量的布局中,台灣隻是一個虛子,而從台灣東麵的北馬裏亞納群島、關島到南麵的菲律賓,美國布的則是實子。其目的就是保衛從美國到馬六甲海峽的海上生命線,馬六甲海峽是美國西太平洋全部戰略的心髒。台灣離美國的海上生命線較遠,而離中國大陸太近,它在美國戰略中食之無味又棄之可惜,因而早晚———當然是在美國再次需要中國與之進行尼克鬆式合作的時候———是要送還中國的“大禮”。 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海軍幾乎無力越過台灣海峽的條件下,美國都沒有為台灣而防禦金門。今天,在中國海軍現有裝備條件下,如果中國統一祖國的態度足夠堅決,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不會比50多年前更好。一旦出現中國統一戰爭,“台獨”分子不可能指望美國會給予其多於美國當年對南越的援助。 美國動用絕對手段,必須是針對絕對目標,而台灣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守不住,就廉價出賣,賣不了,就送人情,這是西洋外交的常識。當年拿破侖為什麽將路易斯安那、俄國為什麽將阿拉斯加如此廉價地拋給美國?其原因就是這些地區是法國和沙俄在未來美國崛起後必然守不住的地區。要美國動用絕對手段,必須是針對絕對目標,兩者必須匹配。 那對中國而言,台灣是我們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決定中國會為此在必要時動用絕對手段以打擊“台獨”勢力,實現祖國統一;但台灣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甚至也不是關鍵利益。既然如此,“台獨”分子指望美國用它的全部資源隻為其麵子與中國大陸全麵開戰,那隻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美國加圖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德•蓋倫•卡彭特不久前出版了《即將來臨的美國為台灣與中國的戰爭》一書,他在全書結尾時確認,“美國繼續對台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證的政策,是基於這樣一種承認,即台灣是美國的一種有限的或‘邊緣性’利益,而非至關重要的利益”;“對台灣的安全保證需要承擔巨大的而非極小的風險。中國現有20多枚洲際導彈能夠打到美國城市。 在未來幾年內,這一數量可能會增加到幾百枚。即使一場最初僅限於台灣海峽的小規模武裝衝突,也可能會升級以致失控,而置美中兩國決策者的意圖於不顧。對於美國來說,這種程度的風險隻能在保衛其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時才能承受,而維持台灣事實上的獨立並不符合這一標準”。該書對美國政府的建議其實可以總結為一句話:讓“台獨”自生自滅! 小布什上台後,揮師中東,七年下來,花費了天大的代價卻離其中東戰略目標越來越遠:中東形勢越反越恐,美國在伊拉克難以自拔,現在阿富汗塔利班又殺將回來,以致小布什在中東捉襟見肘,並為此怪罪於伊朗,要向伊朗開戰。果真如此,那美國將從在阿富汗的“一鼓作氣”、到伊拉克的“再而衰”,最終會在伊朗進入“三而竭”。 目前美國國內政治主題與尼克鬆上台前麵臨的關於“越戰”的政治主題十分吻合,美國外交重蹈尼克鬆之前追逐高目標而使國力嚴重透支的同樣錯誤,這將迫使尼克鬆主義在美國卷土重來。尼克鬆主義的實質是利用地區均勢調節而非直接介入地區危機。二戰後,美國外交拋棄均勢策略,單槍匹馬介入亞洲事務,並在朝鮮半島和東南半島嚴重受挫。 這些失敗說明,如果不至少與亞洲一個大國合作,擔負著兩洋防務重任的美國根本沒有獨立解決這一地區危機的能力。今後一段時期,美國對中東的控製力將大幅下降,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是美元因失去其物質承擔者———石油的有力支持而乏力回天,經濟疲軟將迫使美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收縮其戰略邊界。尼克鬆主義將在美國外交領域卷土重來,這將有利於台海局勢的緩和。 首先,與20世紀70年代不同,促成本世紀美國尼克鬆主義出現的地區在中東。中國不僅不是目前造成中東危機的當事國,而且還是國際社會解決中東問題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與20世紀比,21世紀初中國麵臨的周邊安全壓力已大大緩解。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安全壓力多來自中國東部海上,60年代初,中國西南、西北、東南均出現“雪壓冬雲”的嚴峻形勢。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國安全壓力集中於北域,蘇聯在中國北疆大兵壓境,虎視眈眈。這一切均延緩了我們對台灣問題的解決。進入21世紀,中國西南西北的形勢已相當緩和,目前的國際形勢在台灣問題上給中國提供了難得的、較為持久的和更加從容的選擇餘地。 機遇首先是和平的機遇,選擇也首先是和平的選擇。隻要台灣方麵願與大陸人民共守“一個中國”的原則,那麽在任何時候,中國政府都不會放棄和平統一的努力。但和平的誠意應當是雙向的,其前提就是決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 目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國際形勢對“台獨”分子將十分不利,而對海峽兩岸所有熱愛中國的中華兒女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卻是大好時機。海峽兩岸一定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曆史時機,作國家統一的功臣,不作分裂國家的罪人,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以最和平的方式推進國家的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原標題:台灣是美國戰略布局的“虛子”, 作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張文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