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為美國新總統出謀獻策

《第二次機會》布熱津斯基為美國新總統出謀獻策
本文由 大西洋人 在 2008-1-12 03:20 發表於: 倍可親.美國 ( backchina.com )

如果不是坐下來閱讀這本《第二次機會》，與布熱津斯基一道回顧1989年以來美國與整個世界的變化，我們可能很難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已有多少滄海變成桑田。
1989年2月，蘇聯軍隊從阿富汗完全撤出，老布什剛剛擔任美國總統一個月。這成了布熱津斯基在本書中給美國三位總統“打分”的時間起點。老布什接下來要麵對的，是一係列幾乎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劇變：東歐變色、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瓦解。在1989年2月，國際舞台上是那樣一批“玩家”：老布什、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鄧小平、霍梅尼、撒切爾夫人、薩達姆、昂納克、瓦文薩、齊奧塞斯庫，他們全都已經遠離公眾視線，不少人已經作古並逐漸被人遺忘。在1989年2月，我們的詞匯表裏還沒有下列這些現在已經習以為常的概念：互聯網、WTO、“基地”組織、歐洲聯盟、中國（印度）崛起、精確製導、全球變暖。
由於距離曆史太近，我們常常看不清自己所處的時代。很多人至今還在說我們處於一個過渡時期：舊有的世界格局早已瓦解，新的格局尚未建立。可是跟隨布熱津斯基做一個15年的簡單回顧之後，我們可能就會疑惑。究竟是我們仍在經曆一個已經近20年的超長過渡期，還是過渡早已結束，隻是我們自己沒有能力來概括自己所處的時代？
所謂戰略家，是能夠探尋我們時代的基本特征，審視本國在這個時代裏的得失，並進而謀劃本國如何趁勢而為的人。在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已經拉開帷幕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的新書《第二次機會：三位總統與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危機》就是其試圖影響美國未來戰略走向的最新努力。

戰略大家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是當今美國最活躍、最有威望的戰略家之一。布熱津斯基出生於波蘭，其父曾任波蘭駐德國、蘇聯大使，因而幼年的布熱津斯基曾目睹德國法西斯的上台以及斯大林的“大清洗”。蘇德兩國瓜分波蘭之後，布熱津斯基一家滯留加拿大。在加拿大完成大學教育後，布熱津斯基來到美國，並在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此後，他加入美國國籍，先後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成為美國知名的東歐政治專家。此後，布熱津斯基先後在民主黨的約翰遜政府和卡特政府服務，並在卡特政府中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卡特不折不扣的頭號外交顧問。在此期間，布熱津斯基致力於把人權引入卡特外交當中，對蘇聯采取比較強硬的姿態，改變了尼克鬆-基辛格時期的“緩和”戰略。同時，他深深地卷入東歐國家事務，與波蘭“團結工會”和波蘭出身的教皇保羅二世關係密切，可以說為日後波蘭以及東歐“變天”打下了基礎。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任內的1979年1月，美國政府終於決定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中美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離開政府後，布熱津斯基繼續活躍在華盛頓政界、學界。他依然任教，但眼光早已超越早年的東歐問題，而成為一名戰略大家。除了早年影響很大專業學術著作之外，他最近十幾年裏仍然筆耕不輟，每一著作都在政界、學界引起很大轟動，有趣的是，這些書的中譯本，幾乎都以“大”字開頭，大概是凸顯作者的大格局吧。1989年，他撰寫了《大失敗》一書，準確地預言了蘇聯的解體；1993年的《大失控》，呼喚美歐亞合作，重塑世界政治的道德標準；1997年的《大棋局》是布熱津斯基最廣為人知的著作，戰略家和地緣政治大師的功底在此書中顯露無遺；到2004年的《大抉擇》，布熱津斯基已經對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美國到底是要作世界的“領導者”，還是要作支配世界的霸權？在這些著作中，布熱津斯基的思想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線：冷戰結束後，美國應該利用其空前超強地位，鞏固美國現有的盟國體係，積極接觸中、俄等大國，共同塑造這個世界，使其朝著有利於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方向發展。

老師“打分”
那麽這18年來，在布熱津斯基的眼中，美國做得如何呢？《第二次機會》的主體部分，就是“布熱津斯基教授”給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三任總統的外交政策“打分”。布熱津斯基對三任總統顯然都不滿意：老布什是“還不錯”，得了B，評語是“戰術層次技巧高超，可是錯過了重大戰略機遇”；克林頓是“參差不齊”，得了個C，剛及格，評語是“潛力與表現之間存在重大差距”；小布什就慘了，布熱津斯基稱他的外交是“災難性的失敗”，得了個F，相當於零分了，評價是“簡單化的、教條的世界觀促使他走向自我毀滅的單邊主義”。話說得相當重。
在這三位總統中，老布什是上任之前外交經驗最豐富的一位。布熱津斯基說老布什的四年麵臨的任務是史無前例的繁重，應該不算誇張。在歐洲，老布什要應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既要確保搞垮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又要穩住形勢，避免發生戰爭與衝突；在亞洲，他要對“六四事件”之後的中國區別對待，在應對美國國內壓力的同時穩定中美關係；在中東，老布什拉起了世界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聯合軍事聯盟，漂亮地擊敗薩達姆，解放了科威特。這一切，都在四年中圓滿完成，顯示老布什及其團隊的確有過人的國際視野和外交技巧。布熱津斯基感到遺憾的是，老布什雖然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大戰略，卻沒能具體地加以實施，這既是因為老布什壯誌未酬，幹了一個任期就黯然下台，其實也是與他小心謹慎、缺乏魄力的個性有關。
老布什是“戰術型”總統，有手腕卻缺少願景；克林頓與小布什卻恰好與他相反。這兩位總統，實際上代表了美國近年來兩股主要的外交思潮：全球化與新保守主義。
布熱津斯基開玩笑說克林頓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克林頓相信“曆史決定論”，隻不過這個曆史的發展方向是“全球化”而已。克林頓相信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麵能解決各國的發展問題，另一方麵讓各國超越主權觀念，讓戰爭消於無形。布熱津斯基說，“克林頓相信全球化是一列自動火車，自己會抵達終點，美國隻是火車上的一個乘客。”因此，克林頓在外交上有時候坐失良機：比如他對前南斯拉夫內戰一開始優柔寡斷，不願意幹涉；對索馬裏內戰匆匆卷入又在“黑鷹墜落”後迅速撤出；對盧旺達種族屠殺坐視不理而招致廣泛批評。這一切，與克林頓相信全球化能解決問題，不需要美國積極參與有關；與他對國內問題的重視程度超過國際問題有關；也與他後期緋聞纏身，麵臨彈劾的境地有關。
小布什則是“列寧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堅信自己站在曆史正確的一邊，剩下的就是要用暴力改造這個世界。布熱津斯基一直是小布什的激烈批評者。他曾說小布什是“摩尼教偏執狂”。摩尼教也就是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裏提到的明教。摩尼教相信在人類初始時，存在著光明與黑暗兩種互相對立的世界，“光明之父”統治著“光明之國”。小布什宣稱“要麽在我們這邊，要麽在恐怖分子一邊”的非黑即白的理念，可能他自己就是那個“光明之父”，切尼和拉姆斯菲爾的大概就是小說裏的“光明左使”和“光明右使”吧。在布熱津斯基看來，小布什軍事上陷在了伊拉克，錯過了反恐的重點，政治上加劇了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緒，裂解了大西洋聯盟。由於整個布什政府的經曆都消耗在伊拉克問題上，布熱津斯基認為小布什在中國崛起、俄羅斯集權、朝鮮與伊朗的核問題、全球變暖等問題上都沒有投入足夠精力。
布熱津斯基對三位總統的評價，總體上應該算是公道。隻不過“當家有當家的難處”，相信每位總統及其團隊雖然不願意對“布熱津斯基老師”的批評直接反駁，但是心裏也許也有點不服氣吧。人各有優缺長短，加上有體製限製，曆史包袱，每個總統一定會留下敗筆和遺憾。坊間已有人批評布熱津斯基“站著說話不腰疼”，指出在卡特政府期間，布熱津斯基同樣犯下諸多錯誤，比如盲目追求人權卻忽視蘇聯擴張動向，對伊朗巴列維王朝支持不夠而導致伊斯蘭革命爆發，美國從此“失去伊朗”等等。伊朗革命後發生的人質事件，實際上最後是導致卡特未能連任的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麽說，就事論事，布熱津斯基作為“局內人”的批評還是很有價值，他對全球化與新保守主義這兩大願景的梳理與批判，應該也算打到了要害。

問題與處方
伴隨著大選的展開，毫不誇張地說，近來華盛頓已經是一個辯論與反思之城。小布什的外交已經被多數人宣判為失敗，更多的關注轉到，2009年之後的美國應該朝何處去？這種思考不僅僅是一些政策的反思，很多人涉及到的是一些根本的問題：這個世界的時代特征是什麽？美國這個國家的根本特征是什麽？美國能做些什麽，符合時代潮流，也符合美國理想？民主黨人固然已經在掰著指頭算布什下台的時間，不少共和黨人也感到需要與布什的政策作一定的切割，找回共和黨的靈魂來。
布熱津斯基在書中直言，這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要影響2008年大選，影響布什之後的新總統。冷戰後美國大好的機會已經被三任總統揮霍，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還有第二次機會。在15-20年內，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具備挑戰美國軍事、經濟和科技的能力。“美國獨大”應該至少還有十幾年時間，因此，下屆總統還有機會重新再來。但是，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不會再有第三次機會了。
布熱津斯基的反思包括三個問題：其一，在國家製度層麵，美國三權分立的製度如何保證白宮和國會製定一致的外交戰略？利益集團遊說政客的製度如何保證美國外交政策不被他們操縱？其二，在社會層麵，美國老百姓是否能明白，必須改變美國高消費-高能耗-高負債的運行方式？美國人如何才能增加對外部世界的知識，以適應全球領導角色？這兩個問題都是很切實的問題，其他論者也多有指出。不過“美國國情”之下，改革也決非易事，布熱津斯基雖提出問題，但對下屆總統能否改變這些問題，筆者並不表示樂觀。布熱津斯基的一些建議，如建立府會聯合谘詢委員會、讓美國人全民義務參加公民服務活動等，無論從可行性還是從效果而言，似乎都大可懷疑。
布熱津斯基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其實非常深刻，不過此一問題似乎被“打分”的新聞效應遮蔽，很多人並沒有注意。這個問題是，美國能否明白，“全球政治覺醒”這個現象對今後的美國到底意味著什麽？所謂“政治覺醒”，布熱津斯基指的，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對個體尊嚴的追求。這一覺醒源自法國並蔓延至整個歐洲，其後則表現在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的連續鬥爭、印度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亞非拉各國的反殖民鬥爭中。這一覺醒在範圍上逐漸擴大到全球，深度上逐漸深入各個社會內部，近年來更借助電視、互聯網迅猛發展。發展中國家人口年輕化的趨勢，注定這一趨勢將在東亞、中東、拉美迅速發展。除追求自由、民主外，要求發達國家尊重別國文化多樣性，表達自己文化、宗教聲音的願望是這些 “世界憤青”的主要要求，反殖民、反西方、反美是他們情緒的外在表現。實際上，近年來中東的恐怖主義和反美主義、東北亞中日韓關係的緊張，很大程度上都來自這一趨勢。
在這個問題上，布熱津斯基的觀察是具有曆史眼光的。然而布熱津斯基在此開出的藥方，又讓人頗為意外。可能是由於他長期研究地緣政治的緣故，布熱津斯基相當重視“全球覺醒”造成的國家實力對比變化。在他看來，西方國家實力相對下降不可避免，如果美國處理不好，可能會出現美、歐、中三足鼎立的局麵，日本被邊緣化，印度和俄羅斯作“騎牆派”，在“政治覺醒”的作用下，也可能與中國聯手，從而終結美國的“領導地位”。他給這個“新問題”開出的，也是地緣政治的“老藥方”，比如說重振大西洋聯盟，把烏克蘭和土耳其吸收到歐洲；強化美日關係，讓日本在北約框架內發揮作用；繼續接觸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和八國集團之外，與中國共組真正的全球大國（如日、俄、歐、印、印尼、巴西等）參加的協商機製；停止在中東國家強行推行民主等。
從地緣政治的邏輯去看這股潮流，得出布熱津斯基設想的“最壞前景”也順理成章，其“藥方”也有不少高明之處。不過這圖景，似乎又跟我們自身的經驗產生矛盾：中國、印度的“覺醒”，並沒有造成中美、印美關係的惡化；“全球政治覺醒”如何就必定造成“民族國家間對立”？中東地區的現狀如何就適用於東亞或其他地區？幾大國共同應對“全球政治覺醒”是否會造成發展中國家新的不平等感？這些都是布熱津斯基邏輯推演當中需要回答的問題。在筆者看來，也許美國更應該聯合其他國家去作的事情，不是去實現大國力量平衡，而是如何節製這個全球政治時代的種種全球問題：例如如何調節全球化造成的各國內部經濟失衡；如何建立各國普遍認可的全球政治、安全行為準則；如何從政治哲學層次去建立文化的多樣性，而不是把文化多樣性僅僅理解為衣食住行的差異。
不過無論如何，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讓這本“打分”或者“揭內幕”的書更具有了深度。在筆者看來，這些問題不僅對美國下屆總統有價值，對關注中國外交的人來說，如何順應這股曆史潮流，同時穩妥處理好國內外這股情緒。也將是一個中國崛起進程中必須思考的大問題。
Zbigniew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布熱津斯基為冷戰後三位美國總統打分

《第二次機會：三任總統與美國的超級強權的危機》（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基本書業（Basic Books）2007年3月5日出版，精裝本240頁，定價26.95美元。

時隔三年之後，布熱津斯基再次推出他的新著《第二次機會：三任總統與美國的超級強權的危機》。他的上一部著作是2004年的《抉擇：全球統治還是全球領導》（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作為美國最為知名的幾個戰略家之一和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的每一部著作都會引起人們極大關注，相信這次也不會例外。更何況他在書裏竟然一改離任高官著述不輕易臧否人物的傳統，為最近的三位美國總統，即前兩任總統老布什、克林頓和現任總統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打起分來！
布熱津斯基給老布什打的分是B，克林頓是C，小布什則是出人意料的F。我們知道，這三位總統的任職期正好是在美國打贏了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對抗後進入的所謂“後冷戰時代”。在布熱津斯基看來，冷戰結束至今的近20年時間對美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美國曆史性地取得了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他在書裏將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分別稱為“世界總統一世”、“世界總統二世”和“世界總統三世”（Global Leaders I, II and III），絕大多數國家都真誠地承認美國的領導地位，對美國具有強烈的好感，因此，美國隻要能很好地把握住這個機遇，她的超然地位勢必將維持和鞏固下去，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唯一超級大國！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總統的能力高下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個有優秀能力的總統能讓美國的地位維持和鞏固下去，而一個能力差的總統卻完全有可能讓美國的優勢喪失。讓布熱津斯基感到遺憾的是，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這三位後冷戰時代的美國總統，他們之間雖然能力高下有別，但總體而言都不夠稱職，都沒能很好地把握住這個重要的機遇期，尤其是小布什，不但沒有給美國的地位帶來好處，相反卻把美國拖向了一個十分危險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空前的機遇也往往意味著空前的挑戰。在新的後冷戰時代也同樣出現了許多對美國而言全新的挑戰，其中有的挑戰要應對甚至是異常艱難的。布熱津斯基在書裏列出的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機遇和挑戰主要有：
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獲得輝煌的軍事勝利，但在政治上這一勝利卻被白白浪費，以至於巴以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敵意開始出現並逐漸上升；北約和歐盟的擴大；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全球化得以實現機製化；亞洲金融危機為一個東亞經濟聯合體的出現打下了基礎，這個地區聯合體或將被一個崛起的中國主導，或將出現中日製衡的局麵；兩次車臣戰爭，科索沃戰爭，以及最為重要的，普京的當選俄羅斯總統，使得這個國家重新回到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狀態，並利用其豐富的天然氣和石油資源成為一個能源超級大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後成為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以及朝鮮和伊朗不顧國際社會的重重壓力一心要發展核武器；9·11恐怖襲擊事件，使得美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有了本土遭打擊的恐懼，於是在此心態下出現了單邊主義和先發製人戰略；大西洋同盟因為伊拉克戰爭分裂，歐洲的政治一體化進程遭受嚴重打擊；後9·11時代，美國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向世界展示了天下無敵的軍事力量，但由於一係列的戰略失誤，逐步陷入困境，中東瀕臨崩潰。
以上就是在冷戰後三位美國總統任下發生的主要大事。那麽他們三人麵對這些事件的表現又如何呢？布熱津斯基在書裏首先評價了老布什。這位總統及其團隊具有良好的外交手段和危機處理能力，因此能夠在伊拉克侵入科威特後迅速組織起一支強大的國際幹預部隊。但令人遺憾的是，老布什不但缺乏那種果敢的信念和大膽的想象力，也缺乏係統的戰略思想，致使美國在冷戰和海灣戰爭這先後兩場勝利後沒有大膽地乘勝追擊，從而沒能將勝利轉化為政治成果，因此布熱津斯基隻給了他“B”的分數。
而克林頓－－在布熱津斯基看來－－同樣具有缺乏堅定信念和戰略思想的缺點，他在任的八年裏，美國的外交戰略一直處於一種左右搖擺、缺乏方向的狀態，他隻是一味樂觀地相信，全球化會逐漸地消除世界的衝突－－曆史證明這種想法是幼稚的。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幾乎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法庭辯護上了，根本沒有餘力再去考慮外交事務。克林頓得到的分數是“C”。
至於小布什，布熱津斯基認為他具有他父親和克林頓所欠缺的是非感和堅定信念，甚至還擁有一整套宏大的思想理念（新保守主義），隻可惜太缺乏外交手段，太頑固、太教條主義，致使美國陷入今日的困境。布熱津斯基幹脆將之形容為一位“災難性的”總統，給他打的是最低分“F”！
很顯然，在布熱津斯基眼裏，美國冷戰後的三位總統都是不合格的，浪費了曆史賦予美國的機遇。雖然如此，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還有第二次機會，因為當前還沒有第二個國家有資格擔當起世界領導的責任－－隻是再也不會有第三次機會了，所以美國必須珍惜此後的幾年時間，尤其是未來的20個月，對美國而言更是至關緊要，假如伊拉克的局勢更加惡化，或者挑起對伊朗的戰爭，那麽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獲得的世界領導地位將很快喪失。因此布熱津斯基期盼，這接下來的“世界總統四世”，即下一任美國總統，會是一位既有堅定信念，又有良好外交手段和危機處理能力的人。
不過，布熱津斯基的看法顯然過於理想化了。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詹姆斯·林塞（James M. Lindsay）就認為，首先，美國在冷戰後的地位並非象布熱津斯基認為的那樣優越，因為美國的獨大很快就促使競爭對手或潛在的競爭對手結成聯盟共同對付她，其中最突出的是俄羅斯和中國。其次，布熱津斯基誇大了美國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比如在中東，老布什當時僅僅中斷了對以色列的貸款，以促使其停止在西岸建立定居點，結果就被美國的以色列支持者瘋狂責罵，他還能做什麽呢？最後，布熱津斯基認為當前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敵意始於冷戰後，但實際上卻早在他所服務的卡特政府時期就開始了。林塞精辟地指出，卡特總統當時對伊朗巴列維王朝倒台的軟弱反應致使伊斯蘭革命於1979年獲得成功，取而代之的霍梅尼原教旨主義政權開始瘋狂地抨擊美國，這才是美國在伊斯蘭世界被妖魔化的真正源頭。

本文由 大西洋人 在 2008-1-11 13:20 發表於: 倍可親.美國 ( back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