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經濟問題研究

陳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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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0月18日，在文革中曾經呼風喚雨的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開始被軟禁在家中，失去自由，直到1988年才刑滿獲釋。對於一個多年從事黨內理論工作且最後當上常委的人，陳伯達的回憶顯然具有很高的曆史價值，但晚年的陳伯達卻曾一度拒絕撰寫回憶錄。

曆史決議沒有被點名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有關文革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時，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名字，卻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字。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時的檔案並進行了許多調查後，鑒於了解到的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情況，所做的一個決定，即不在這份正式的曆史性文件中對陳伯達進行評價。

　　曆史問題決議通過後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兩位工作人員到公安部管轄的複興醫院犯人病房探視了陳伯達，向他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這幾年陳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為自己辯解的，以後不要再在細節問題上糾纏了。對於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數他是不知道的，這些情況中央是了解的。他過去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與那幾個人（林彪、江青等人）是不同的。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據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後來回憶：198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對陳伯達實行與四人幫有區別的政策的落實情況，曾在高層領導閱讀的內部簡報上通報過。作為實行這一政策的推動者之一的周揚（文藝理論家），對陳伯達的情況十分關注。眾所周知，周揚是文革時最早被打倒、受衝擊最大的人，而陳也曾在公眾場合講過批判周揚的話。因此，周揚此舉令人感到很奇怪。

拒絕寫回憶錄

　　在獲得中共中央的“區別對待”後，陳伯達保外就醫。在保外就醫的初期，他有一條與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聯係的渠道。陳伯達寫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喬木的書記處及政治研究室。

　　胡耀邦曾多次對陳伯達的寫作有過具體的指示，例如他曾提出：“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曆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後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

　　但陳伯達認為當時研究經濟問題更迫切，就沒有及時采納這一建議。陳伯達還對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寫點回憶錄，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議，表示不以為然。他說：“有比寫回憶錄更重要的事。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能不顧大局。有許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應當關心的，不是個人的名譽，而是國家今後的發展。”



　　據陳曉農介紹，陳伯達保外以後寫作的文稿，研究經濟問題的部分占有較大的比例。他最初寫的供有關部門研究的建議，大致有三個方麵：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論證在迅速發展的世界新技術潮流中，電子技術起著舉足輕重的主導性的作用，其發展水平的高低不僅對各個工業領域的技術水平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響，建議國家對此予以充分重視，加速發展和普及電子技術，改造原有企業的陳舊技術；二是建議縮短工時，將八小時工作製改為六小時，或每周工作六天改為工作五天，這樣做的好處不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時間、擴大社會就業麵，而且主要是可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術水平提供必要的學習時間，以適應工業新技術的發展；三是建議發展中小城市和鄉鎮企業（當時是叫社隊企業），限製大城市的過度膨脹，縮小工農差別，減少工業汙染。
　　
　　在哲學方麵，陳伯達1982年寫了《黑格爾反對絕對化》、《科學·假設·實踐》、《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上的頓漸兩派》。另外，他還寫了些文學評論文章，最初的幾篇是《〈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讀〈儒林外史〉雜記》、《求知難———記讀〈西遊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