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AB團的由來
蘇區關於“AB團”的資料，最初見於1929年4月李文林領導的贛西南特委的《贛西特委給江西省委的報告（1929年4月）》，報告認為：贛西南蘇區的領導人認為，最初AB團是產生於江西南昌國民黨省黨部，AB團在江西一直沒有停止過活動。1929年5月贛西統治階級一麵是第三黨改組派藉金漢鼎的兵力進行與 AB團爭取反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一麵聯合向紅軍進攻。江西國民黨的黨務完全為AB團所操縱，在各地建立他們的權力機構。在吉安國民黨黨務則在第三黨手中。第三黨的計劃：派人打入我們的組織，在我黨內進行挑撥離間，造成我黨分裂，從而奪取我黨的上級機關。
接著，是中共中央特派員對蘇區考察的報告，即《劉作撫關於贛西情形的綜合報告（1929年9月6日）》（劉作撫即易爾士）：“贛西特委在去年〔1928年〕七、八月間即被第三黨混入，特委常委兼宣傳秘書長等職的饒敬莊、秘書李燦林並把特委領導的吉安城區的理發工人支部，街道支部等奪去了，一直到十月，特委才發覺他們二人是第三黨，因為朱（德）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中央給朱毛的文件由贛西特委轉的，均被遺失，省給特（委）的六次大會決議也失落，才證明他們二人竊去了。至到十二月才有方法把饒敬莊解決了。到〔今年〕正月才把李燦林解決了，取得他們詳細的口供。他們的政策奪取特委而領導各級黨部，並用金錢收買右傾分子，用感情拉攏右傾分子，漸漸排除共產黨分子，而且從中挑撥上下黨部感情；所以，他們混入數月之久未曾破壞特委機關即在此……”。
中央特派員張懷萬於1930年1月和4月5日連續向中央報告，說道：“吉安城為贛西AB團活動的大本營，其中心在第五中學，宣傳機關為吉安國民日報，他們的領袖為大的政客與豪紳地主，活動的對象為青年學生。他們分A團和B團，即由我們的大校中校，組織係統與我們一樣，不過名字不同罷了。”“贛西各縣市都有它的組織和活動，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萬安等縣為最活躍。”“第三黨在贛西南，現已投降了改組派和AB團，無獨立組織……現在整個贛西南，AB團組織和政治勢力大於改組派。”
1930 年7月22日，劉作撫的《贛西南劉作撫同誌（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AB團、改組派、富農地主，這幾種在政權機關裏發現有，永新破獲改組派的組織，興國、永豐、吉安西區、安福西南區，都破獲有AB團的組織，尤其是吉安西區AB團有二千餘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在我們的組織裏破獲出來。又如永新八區和城區破獲，破壞AB團的組織，拷問的口供在永新的赤軍裏都有幾人，在永新的紅軍學校也打進（出）了兩三人，永新城區的商人有一二十人是加入了（AB團）的。都由於組織不嚴密，對富農鬥爭不深入，這些地方的破獲（AB團），大都從富農鬥爭中破獲的，隻要（對）富農鬥爭的更加緊，AB團改組派不難從組織內完全肅請。”
張懷萬和劉作撫都是中央派遣的特派員，劉作撫也就是“富田事件”中被稱作“中央提款員”的“易爾士”。張懷萬和劉作撫作為中央特派員的任務是什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盡管沒有資料給予披露，但我們可以從客觀的事實中分析出答案。中央特派員的任務顯然主要有三個方麵：
第一，中央對毛澤東不放心，派出特派員給以監視，及時反饋毛澤東的方針路線，以便“糾正”。這一點，表現在瞿秋白、周恩來的臨時中央身上，也表現在李立三、周恩來的臨時中央的身上，還表現在王明中央的身上。毛澤東從“秋收起義”改變中央的方針政策以來，就開始受到幾度變換的臨時中央的懷疑與打擊。
第二，貫徹和監督中央關於“城市道路”、“土地政策”、“肅反”問題等在蘇區的落實。尤其是“城市道路”和“肅反”問題。綜觀中央特派員的多次報告，都非常重視肅反問題。
第三，為中央籌措經費。劉作撫變成“易爾士”，就肩負著“中央提款員”為中央從蘇區提取款項的重任。
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蘇區“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的影響”。1930年2月，再次發出指示，要求開展以打“AB團”為中心的肅反鬥爭。1930年4月，中央又指示“須抓緊反機會主義、改組派、 AB團的鬥爭”。
中共的“肅反”鬥爭最初開展於“白區”。1927年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國民黨對共產黨及革命群眾進行大規模的搜捕、槍殺。擔任搜捕工作的，是國民黨的軍警、特務，還有共產黨的叛徒。“這些叛徒，熟悉共產黨的組織和人員，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內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叛變，危害特別大。比如顧順章，曾經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特別科部長，中央交通局局長。向忠發是中央總書記，羅綺園（易元）是宣傳部副部長，白鑫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等等。”（《蘇區的肅反運動》劉平梅）。為此，“白區”共產黨建立了“鋤奸組”。白鑫就是在上海被“鋤奸組”除掉的。而著名的鋤奸活動，莫過於當代一些人“挖”出來的周恩來與康生聯合進行的對叛徒顧順章一家的鋤奸行動。
國民黨在各個蘇區進行的特務活動，並非當代所描寫的幾乎不存在，而是蘇區實質上是國民黨特務活動的重點區域。被派遣的特務混入蘇區各種組織，收買蘇區的反共分子，搜集情報，刺探軍情，暗殺蘇區領導人等，這類事情在蘇區不斷發生。
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情報部門和肅反（鋤奸）部門，為白區和蘇區黨提供國民黨特務活動的情報和動向，並指導肅反。中共中央的這一係統，一直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因此，不僅贛西南蘇區關於“AB團”的報告以及中央特派員的連續的報告，是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責令中央蘇區開展“以肅清AB團為中心”的肅反指示的原因，中共中央自身對敵情的掌握和判斷，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二、毛澤東受批判 中央肅反進入高潮
1930 年5月，李立三主持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並點名批判了毛澤東的“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李文林返回後，於8 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即“二全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不指名指責了毛澤東土地政策和軍事路線，撤銷了贛西南特委任書記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中央開除其黨籍。同時，掀起了蘇區肅反的狂潮。
1930年9月24日李文林領導的贛西南特委，發出《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指示采用肉刑逼供和對“AB團分子”實行“殺無赦 ”。《緊急通告》指示：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同時要求：對於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曆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並列舉肅朱家浩的“成功事例”：朱家浩被拘押後，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後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至此，中央蘇區的“肅AB團”已經走向了極端。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消滅了一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有一個疑問是明顯存在的：李文林何以做出這樣的“規定”和舉動？跟中央是否有聯係？盡管沒有這方麵的資料披露，答案也是明顯的。本來在中央能夠製約李立三的周恩來，於3月前往蘇聯，李立三的權力得到了膨脹，曆史上的“立三路線”，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的近半年的時間，而李文林則是李立三的“得力”幹部。
此時的毛澤東，由於戰爭事務，沒有時間顧及李文林等贛西南組織的活動。同時，即使毛澤東有時間顧及，李文林也不會“買帳”：李是攜著中央對毛澤東的批評的“尚方寶劍”回來的。但是，李文林等接下來的舉動，迫使毛澤東不得不從指揮戰爭中回過頭來。
1930 年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人”的軍事作戰方針，並煽動其領導的“紅二十軍”拒絕執行軍事命令。毛澤東布置的“第一次反圍剿”的戰場（在李文林的“地盤”），也被李文林等強行反對，迫使毛澤東不得不重新進行作戰部署，根據地和紅軍再次陷入危機。
該年年初，也就是1930年2月，臨時中央協同地方和彭德懷，已經屠殺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造成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徹底喪失。在李文林等肅反的狂潮之際，紅軍高級將領伍中豪在根據地被武裝圍殺，有研究者認為，伍中豪的死，跟李文林等有著幹係。也在10月，紅一方麵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李文林父親用真名簽字的“AB團”的便條。
所謂形勢逼人，臨時中央從1929年末接連不斷的肅反指示、李文林參加中央會議後的肅反狂潮，至少預示了兩點：第一，臨時中央對毛澤東強烈不滿，毛澤東又將為此失去權力；第二，根據地和紅軍的命運又將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也許，在毛澤東的腦子裏還有最可怕的第三點，即，十萬敵軍壓境，對李文林等人瘋狂舉動再不采取措施，紅軍和根據地將遭受滅頂之災。其實，還有來自於紅軍內部的憂慮：再對中央肅反的指示敷衍了事，必將遭到一些高級幹部的反對而影響戰爭的勝負。中央三番五次的指示，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是“攻占大城市”，一是以“打AB團為中心”的肅反。 8月在攻占長沙的問題上，毛澤東就遭到了眾多高級幹部的反對，而不得不去執行哪個冒險的命令。盡管毛澤東在“九月來信”的指示下又回到了前委書記這個“最高領導人”的崗位，並且於1930年6月出任紅一軍團和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聯合成立的紅一方麵軍的總前委書記，但是，一旦違背中央指示，也就失去了領導的權威作用。
事實也正是如此。正當毛澤東為打破第三次“會剿”和第一次“圍剿”殫精竭慮之時，1930年10月，臨時中央已經剝奪了毛澤東在蘇區的最高權力和軍事決策權，隻是毛澤東等不知道而已。9月24日至28日，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結束了 “立三路線”。10月，經周恩來提議，成立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任中央局書記。由於周不能前來蘇區，指派項英於10月前來蘇區出任代理書記，掌控最高權力。毛澤東則於10月底召開總前委會議執行中央的肅反指示，受到與會幹部的擁護。
10月14日，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匯報贛西南李文林等特委的情況：“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衝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
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
如果翻開中共中央多次發來的肅反指示信和李文林等贛西南特委在中央支持下的關於肅反的通告，總前委的“決議”，依然顯得十分“右傾”。但好在沒有兩個月前毛澤東不主張攻打長沙時的強烈的反對，而是一致討論做出決議。會議上還討論通過具體的肅反方略：由各縱隊（相當於師級建製）自主肅反，團以上成立肅反委員會，團一級擁有捕人的權力，縱隊一級則擁有殺人的權力，不必向軍以上領導機關請示匯報。
據蕭克回憶，在“肅AB團”達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當師長的師“沒幹什麽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先殺了六十人。十幾天後，該師又決定再殺六十多人，後經軍政委羅榮桓的援救，蕭克迅速趕往刑場，予以製止，才救出了二十幾人，“但還是殺了二十多人”。
《羅榮桓傳》中這樣記載的：“部隊撤到寧都縣境時，軍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師師長肖克和政委張赤男說，十二師的宣傳隊長和一個宣傳員是AB團。於是，師裏立即將這兩人逮捕。提審時，這兩個人不承認，一用刑，承認了，又供出了十幾個人。再抓，再打，再審，這十幾個人又供出幾十人，11月底，這個師已抓了100多人。當時前委規定，捕人由各團黨委決定，殺人由各師黨委決定，毋須向軍黨委和前委請示報告。十二師準備殺幾十人”。 但是，羅榮桓並未能阻止亂殺，還是有二十幾個人被十二師黨委殺掉。
很難想象，蕭克為師長的師的亂捕亂殺、黃克誠任“肅反委員會主任”的團的亂捕亂殺，跟毛澤東有什麽關係！毛澤東批準肅反（部隊開到宜黃時，毛澤東批準開始肅反）、總前委決定“捕人由各團黨委決定，殺人由各師黨委決定”，就是亂捕亂殺的理由？實質上，總前委的“放權”僅僅是一個原因，而部隊許多幹部戰士的混亂思想，才是主要原因。之前不久，蕭克在師裏推行“連坐法”也許能說明這個問題。
《羅榮桓傳》中還提出了一個問題：紅一方麵軍的肅反，是誰提議的？“部隊開到宜黃時，毛澤東批準開始肅反”，顯然是在他人的提議下毛澤東批準的。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可以不批準。問題是，毛澤東有這個權力麽？
這是中央的三番五次的指示，毛澤東已經拖了一年的時間，兩三個月前，毛澤東已經因為不積極（變通）執行中央指示而遭到了大多數高級將領的反對。朱德說“打長沙就我和毛主席不同意”（〈西行漫記〉），可見反對的力度，而結果也是朱毛的意見被否決。也就是說，如果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指示，不要說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即使紅一軍團，毛澤東也指揮不動！
部隊開到宜黃、毛澤東批準開始肅反，已經是1930年11月底。毛澤東於10月14日向中央匯報贛西南李文林等的情況要求“徹底改造”，以及月底召開肅反會議，一個多月沒有行動。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指示或者“陽奉陰違”的變通中央指示，早已是高級將領眾所周知的事，並且，一些高級將領常常以此反對毛澤東：蕭克回憶說，大家對中央是十分信仰的。向毛澤東“提議”肅反，實質上也是不滿和反對。十萬敵軍壓境，毛澤東怎麽也不會因為這個問題而引起一些高級將領的反對導致影響“反圍剿”，而且，毛澤東也確乎想對李文林等地方組織來個“徹底改造”！所以，在所有的“回憶”和“研究”中，不存在毛澤東對紅一方麵軍在肅反中的什麽“行為”，而是統一集中在“富田叛亂”這個事件上。在紅一方麵軍肅反的問題上，所有資料涉及到毛澤東的大概隻有兩件事：一個是毛澤東解救了陳毅，一個是毛澤東被李韶九懷疑為“AB團”。
從毛澤東解救陳毅的事情上，也能說明毛澤東在肅反問題上並沒有多大的權力。或者換句話說：毛澤東不具有決定權，盡管他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雖然在“九月來信”下重新成為主帥，但是，“九月來信”也對毛澤東進行了批評。因此，涉及到中央指示的問題，毛澤東並不比任何一個高級將領權力更大。因此，毛澤東對肅反的主要視點，放在了對付李文林等破壞“反圍剿”和根據地的贛西南地方領導人身上。
三、中央對蘇區“富田事件”的處理
1930年10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由周恩來任書記，項英代理書記。同時成立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項英任主席，並由項英全麵主持軍事和政治大局。
項英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常委，並非“立三路線”的人。但是，項英無疑是“立三路線”的支持者，“立三路線”盛行時，項英也是常委。李文林等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發布的指示使用肉刑的“緊急通告”，項英也是支持的。
1927年中旬，“留洋派”控製了中央權力之後，對毛澤東的“井岡山路線”、也就是“
鄉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一直深惡痛絕。對毛澤東的認識，也一直是“農民路線”或者“富農路線”等“非馬列主義”。這一點，可以從中共中央於1931年4月派往鄂豫皖蘇區的中央常委張國燾當時的談論中證實：“我能像毛澤東那樣，仿佛自己是個綸巾羽扇，身懷無字天書，裝作未卜先知的軍師嗎？或者說，既然要領導農民起義，自己就必須農民化一點？”“不，我認為不可為，也不屑為。共產主義，顯然是一種先進的革命思想，而毛澤東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義，卻包含著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思想，兩者如何能混為一談？當然，如果用毛澤東的眼光來看我，也許會認為我這個人太不懂得共產主義的中國化了。”“在鄂豫皖的紅軍中，嚴格地講，還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他們長期執行的是非布爾什維克的錯誤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在領導幹部中，始終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腳踏兩隻船的投機分子占了絕對的優勢。”
“他們長期執行的是非布爾什維克的錯誤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在領導幹部中，始終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腳踏兩隻船的投機分子占了絕對的優勢”，這個觀點，應該說，是幾度“留洋派”臨時中央的共同觀點。這是肅反擴大化的認識和理論源頭。由此，也可以解釋毛澤東從1927年上了井岡山後的一係列遭遇。1927年11月，先被瞿秋白中央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在斯大林的幹預和周恩來的支持下，毛澤東又恢複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黨內職務。1929年，中央“二月來信”再次剝奪了毛澤東的領導權，紅軍和根據地慘遭重創後，又不得不把毛澤東請回來。而中央對“肅清地主富農”“肅清土匪 ”三番五次的給予指令，1929年11月，又開始指示肅清“AB團”等。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屠殺。1930年10月，毛澤東被剝奪中央蘇區的領導權和軍事決策權。
有的資料斷章取義的披露，毛澤東曾為“土匪流氓”說“好話”：他們打仗勇敢，打仗得靠這些人（大意）。毛澤東的這種“辯護”，也就是在中央堅決肅清參加紅軍的“土匪流氓”的指示下，為挽救這些已經參加了革命的人的生命，進行的辯護。
也就是說，幾度“留洋派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是基本一致的：形勢越好，對毛澤東的打擊力度越大；而形勢惡劣後，則進行拉攏。1927年1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剛剛站穩腳根，就被開除了“黨籍”。1929年初，根據地的形勢越來越好，於是，中央有了“二月來信”。“二月來信”導致了紅軍和根據地處在危亡之際後，又有了“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的“起用”。1930年，“古田會議”後，根據地的形勢更加發展，於是，10月又剝奪了毛澤東的領導權和軍事決策權。
項英被派來中央蘇區的任務，就是來取代毛澤東在蘇區的黨和軍隊的領導權的。途中，項英與鄧發會麵。12月30日到達寧都與毛澤東、朱德會合。1931年1月15日，項英正式取代毛澤東的最高領導權，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這裏必須指出一個問題：項英從中央出發時，李文林等贛西南特委，已經把肅反鬧得沸反盈天；而此時，“立三路線”已經被清除，中央的負責人是周恩來和瞿秋白；項英前來蘇區，中央對肅反有那些指示和看法？中央對李文林發布的指示使用肉刑的“緊急通告”有什麽指示和看法？
由項英會見過的鄧發的瘋狂肅反可知，中央對上述問題是支持的：鄧發也是中央派來掌控蘇區領導權的。這一點，還可以從中央主要領導人、主管蘇區和軍隊工作、並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的行為上證實。此時的周恩來，已經結束了“立三路線”，而王明等人還沒有進入中央。周恩來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指出，當時中央工作“中心關鍵在反毛（主義）”。這一點，也可以從項英解決“富田事件”的具體做法和所發布的有關通告上得到證實。
蘇區肅反，主要的錯誤在於肅反的方針政策。代表毛澤東肅反方針政策的，有1930年8月前的劉士奇和曾山領導的肅反及其方針政策，還有張鼎丞領導的閩西南蘇區的肅反方針政策。代表中共中央肅反方針和政策的，有李文林搶奪贛西南領導權後的“緊急通告”上規定的方針政策，還有鄧發取代張鼎丞後的方針政策。前麵對兩種方針政策及其客觀表現做過介紹：毛澤東的方針政策實事求是，中央的方針政策則瘋狂而殘酷。但是，毛澤東的肅反方針政策受到了排斥並被取消，紅一方麵軍肅反時，各部隊也是各自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尤其是紅三軍團，毛澤東雖然是“總前委書記”，但紅三軍團也有前委，毛澤東對紅三軍團的影響有多大，是眾所周知的。換句話說，紅三軍團的肅反，其責任主要還是其內部）。
項英解決“富田事件”的方針和具體做法是明顯的。第一，並沒有指責李文林等的“緊急通告”，即沒有否定“肉刑”的使用。以項英當時在黨內的地位，與鄧發會麵時，鑒於肅反問題，必然會對李文林等的“緊急通告”和“肉刑”問題有所作為，但是，事實證明項英沒有絲毫的作為。如果存在作為的話，鄧發後來的瘋狂舉動就不會重複，至少會減輕一些瘋狂。第二，項英明顯的傾向於“富田叛亂”的人員。原因很簡單：項英支持“立三路線”，李文林、段良弼們也是“立三路線”的積極追隨者。第三，“極左”的肅反方針政策依然是項英所支持的，這一點，可以從其對鄧發瘋狂肅反的無動於衷得到證實。第四，項英解決“富田事件”時所表現出的“溫和”態度，不過是為了“中心關鍵在反毛（主義）”這個主題。
因此，項英把“富田事件”發生的原因歸結為“黨內無原則的派別鬥爭”所導致。同時，要對毛澤東和“富田叛亂”者“各打五十板”了事。這樣的解決方法，危害是無法估量的：在任何時候，都會發生一些人覺得自己“冤枉”的事情，如果因此而成為發動武裝叛亂的合法理由，那還了得？
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也在為如何解決“富田事件”的問題而製訂方略。1931年 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富田事變”的問題。周恩來在會議上對中央蘇區作了兩項決定：一是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二是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常委。毛澤東的地位再度被降低。但是，周恩來等對“富田事件”的態度是堅決的，而且，也沒有認識到中央肅反方針政策的錯誤與危害。而且，即使共產國際遠東局對肅反和“富田事變”指出“富田事變是反革命行動；不應誇大敵人在內部進攻的力量”，即在支持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的堅決態度而同時又指出肅反存在“擴大化”的情況下，中央依然沒有對自己的肅反方針政策進行絲毫的反思，相反，在1931年4月4日，又向閩西南發出更加極左的肅反指示。
由此可以斷定，中共中央在“富田事變”後於1931年3月28日發出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裏麵雖然有著一些“折中”的觀點，但是，這種“折中”僅僅是為了打擊毛澤東的，而不是對肅反政策有所反思和改進，相反，緊接著於4月4日發出的肅反更加變本加厲！派出的“中央三人團”到蘇區後重新掀起的肅反狂潮，也在說明這個事實。
在當代，讓人反胃的是：把蘇區肅反的主要責任者們一個個描繪成“糾正者”，強拉硬扯的敘述其們的“糾正功勞”，而把真正的糾正者毛澤東，描繪成什麽責任者，還卑劣的加上個“始作俑者”。
1931 年4月17日，“中央三人團”到達蘇區並在寧都的青塘舉行中央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代表團帶來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所參加的反革命暴動。”“富田事變”的領導人也許不是“AB團 ”，但是，他們的危害，根本不是“AB團”能稍微比擬的。
緊接著，成立了審判委員會，槍斃了“富田事變”的禍首劉敵，並對謝漢昌、李白芳、金萬邦、周冕、叢允中等叛亂首領進行公審。審判是相當寬鬆的，被審問的人可以隨便提出自己的觀點，沒有被壓製的事情，更沒有絲毫的“刑訊”。謝漢昌、李白芳、金萬邦、周冕、叢允中等不承認是“AB團”組織，而交代他們組織了一個“反毛團”。
可見，“富田事變”的領導人也是秉承了“中心關鍵在反毛”的主旨。也因此才受到“立三中央”的大力支持和項英的袒護。
7月間，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二十軍，扣押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長的全體幹部，大部分被處置，也即被槍斃。
此時的毛澤東，早已沒有什麽大的權力。蘇區中央局的權力排位是：項英（代理書記）、中央三人團、常委。毛澤東是常委之一。毛澤東在這個期間的主要活動情況如下：
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1月初，與朱德指揮紅一方麵軍粉碎了敵人發動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
1931年1月15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軍第一方麵軍總前委。任新成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副主任和第一方麵軍政治委員。
1月至5月與朱德指揮紅一方麵軍繼續實行“誘敵深入”方針，粉碎了敵人發動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
7月至9月與朱德指揮紅一方麵軍，粉碎了敵人發動的第三次反革命“圍剿”。
1931年10月11日，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申請由毛澤東取代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11月，中共中央回電批準。毛澤東又成了“中央代表團”監督和指導下的蘇區“最高領導”。
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為紅軍製定並堅持的正確的作戰原則受到錯誤批判，再次開始受到排擠。
毛澤東之所以被中央代表團推舉為“代理書記”，主要是毛澤東領導的第二第三次“反圍剿”的成就，而項英則是軍事上的錯誤者。但是，毛澤東“上任”不到二十天，就又遭到了批判和罷免。11月1日至5日根據中央來信召開的贛南會議上，對毛澤東進行了係統的批判，並否決了“古田會議”的精神：
思想理論上，毛澤東被指責為“狹隘經驗論”：“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
土地革命問題上，毛澤東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土地政策，被指責為“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而中央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不給地主富農以生路。
軍事方麵，毛澤東“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被指責為“黨包辦一切”，“黨包辦一切的結果，把紅軍中軍事、政治機關，失去其獨立係統的工作，變成了不健全的殘廢機關。這種由黨來包辦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
會議最後號召“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鬥爭”。“左傾”的“立三路線”早已排除，“立三路線”在蘇區的領導人（富田事變領導人，李文林等）也被中央槍斃了，所以，主要是對準毛澤東這個“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鬥爭”。
毛澤東擔任“代理書記”後（實質上，中央團在8月就討論毛澤東代理書記，也即8月開始，毛澤東具有了中央團領導下的實際權力），即馬上著手糾正極左的肅反方針：5、6、7月中，蘇區中央局又掀起肅反高潮。8月，開始糾正肅反。但是，毛澤東無法糾正閩西南的肅反狂潮，盡管他指示和支持“幹將”曾山和張鼎丞糾正錯誤的肅反方針，但是，毛澤東連同他的“幹將”曾山和張鼎丞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糾正。
王明中央徹底控製中央權力後，肅反的狂潮再度掀起。毛澤東在倍受打擊的情況下，依然對肅反進行糾正，曾山和張鼎丞也繼續支持毛澤東的糾正。王震將軍也積極支持毛澤東對肅反錯誤方針政策的糾正。簡單的說，真正糾正肅反錯誤的中央領導，唯毛澤東一人而已！在毛澤東被徹底排擠出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後，那些所謂的“糾正者”，何曾再有過絲毫的反思和糾正？不但沒有，而且成了被毛澤東糾正的對象！圍繞“富田事件”的所謂“糾正”，其不過是“中心關鍵在反毛”而已。
最後，還必須糾正一個極其錯誤的說法，即所謂：如果不是肅反，臨時中央想剝奪毛澤東的權力，沒有那麽容易。
臨時中央瘋狂剝奪毛澤東的權力，是1930年10月開始的，那時，毛澤東依然在對中央多次的肅反指示“陽奉陰違”的拖著不動，直到11月底，毛澤東才在一些高級幹部的要求下批準了肅反，而10月底，中央已經把項英取代了毛澤東的事情通知了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誰聽說過有人對此有過什麽不滿的反應？而毛澤東在 1931年底再次被剝奪權力時，正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威望達到高峰時。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使毛澤東在蘇區的威望如日中天：
楊得誌上將回憶：“那時，確實是這樣的，說毛澤東就是說紅軍、說共產黨，說紅軍、說共產黨也就是說毛澤東，也就是在說勝利。”
大多數革命者的回憶也老老實實的說出“對中央在路線上的分歧和鬥爭知道的不多”，而不嘩權取寵！肅反的責任主要在“留洋派”中央的“極左”肅反方針政策以及當時眾多幹部對中央“十分信仰”。而毛澤東被剝奪權力，如果說與肅反有什麽關係的話，也是他在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後對極左肅反的糾正：1931年11月在中央指示下召開的贛南會議全麵批判毛澤東、否決古田會議決議，直接原因就是毛澤東糾正極左肅反。
如果結合延安時期王明回國後的情形，就更能說明問題。領導紅軍順利的由最初的逃跑變成戰略大轉移勝利的毛澤東，已經被絕大多數人擁戴為中共真正的領袖，但是，王明1938年回到延安後，許多人又跑到王明那邊去了，毛澤東的門前又成了門可羅雀。還需要再說什麽麽？
後來延安的整風運動，目的之一就是避免重蹈蘇區時期教訓深刻的教條主義和“左”傾錯誤的覆轍。
蘇區關於“AB團”的資料，最初見於1929年4月李文林領導的贛西南特委的《贛西特委給江西省委的報告（1929年4月）》，報告認為：贛西南蘇區的領導人認為，最初AB團是產生於江西南昌國民黨省黨部，AB團在江西一直沒有停止過活動。1929年5月贛西統治階級一麵是第三黨改組派藉金漢鼎的兵力進行與 AB團爭取反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一麵聯合向紅軍進攻。江西國民黨的黨務完全為AB團所操縱，在各地建立他們的權力機構。在吉安國民黨黨務則在第三黨手中。第三黨的計劃：派人打入我們的組織，在我黨內進行挑撥離間，造成我黨分裂，從而奪取我黨的上級機關。
接著，是中共中央特派員對蘇區考察的報告，即《劉作撫關於贛西情形的綜合報告（1929年9月6日）》（劉作撫即易爾士）：“贛西特委在去年〔1928年〕七、八月間即被第三黨混入，特委常委兼宣傳秘書長等職的饒敬莊、秘書李燦林並把特委領導的吉安城區的理發工人支部，街道支部等奪去了，一直到十月，特委才發覺他們二人是第三黨，因為朱（德）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中央給朱毛的文件由贛西特委轉的，均被遺失，省給特（委）的六次大會決議也失落，才證明他們二人竊去了。至到十二月才有方法把饒敬莊解決了。到〔今年〕正月才把李燦林解決了，取得他們詳細的口供。他們的政策奪取特委而領導各級黨部，並用金錢收買右傾分子，用感情拉攏右傾分子，漸漸排除共產黨分子，而且從中挑撥上下黨部感情；所以，他們混入數月之久未曾破壞特委機關即在此……”。
中央特派員張懷萬於1930年1月和4月5日連續向中央報告，說道：“吉安城為贛西AB團活動的大本營，其中心在第五中學，宣傳機關為吉安國民日報，他們的領袖為大的政客與豪紳地主，活動的對象為青年學生。他們分A團和B團，即由我們的大校中校，組織係統與我們一樣，不過名字不同罷了。”“贛西各縣市都有它的組織和活動，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萬安等縣為最活躍。”“第三黨在贛西南，現已投降了改組派和AB團，無獨立組織……現在整個贛西南，AB團組織和政治勢力大於改組派。”
1930 年7月22日，劉作撫的《贛西南劉作撫同誌（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AB團、改組派、富農地主，這幾種在政權機關裏發現有，永新破獲改組派的組織，興國、永豐、吉安西區、安福西南區，都破獲有AB團的組織，尤其是吉安西區AB團有二千餘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在我們的組織裏破獲出來。又如永新八區和城區破獲，破壞AB團的組織，拷問的口供在永新的赤軍裏都有幾人，在永新的紅軍學校也打進（出）了兩三人，永新城區的商人有一二十人是加入了（AB團）的。都由於組織不嚴密，對富農鬥爭不深入，這些地方的破獲（AB團），大都從富農鬥爭中破獲的，隻要（對）富農鬥爭的更加緊，AB團改組派不難從組織內完全肅請。”
張懷萬和劉作撫都是中央派遣的特派員，劉作撫也就是“富田事件”中被稱作“中央提款員”的“易爾士”。張懷萬和劉作撫作為中央特派員的任務是什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盡管沒有資料給予披露，但我們可以從客觀的事實中分析出答案。中央特派員的任務顯然主要有三個方麵：
第一，中央對毛澤東不放心，派出特派員給以監視，及時反饋毛澤東的方針路線，以便“糾正”。這一點，表現在瞿秋白、周恩來的臨時中央身上，也表現在李立三、周恩來的臨時中央的身上，還表現在王明中央的身上。毛澤東從“秋收起義”改變中央的方針政策以來，就開始受到幾度變換的臨時中央的懷疑與打擊。
第二，貫徹和監督中央關於“城市道路”、“土地政策”、“肅反”問題等在蘇區的落實。尤其是“城市道路”和“肅反”問題。綜觀中央特派員的多次報告，都非常重視肅反問題。
第三，為中央籌措經費。劉作撫變成“易爾士”，就肩負著“中央提款員”為中央從蘇區提取款項的重任。
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蘇區“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的影響”。1930年2月，再次發出指示，要求開展以打“AB團”為中心的肅反鬥爭。1930年4月，中央又指示“須抓緊反機會主義、改組派、 AB團的鬥爭”。
中共的“肅反”鬥爭最初開展於“白區”。1927年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國民黨對共產黨及革命群眾進行大規模的搜捕、槍殺。擔任搜捕工作的，是國民黨的軍警、特務，還有共產黨的叛徒。“這些叛徒，熟悉共產黨的組織和人員，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內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叛變，危害特別大。比如顧順章，曾經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特別科部長，中央交通局局長。向忠發是中央總書記，羅綺園（易元）是宣傳部副部長，白鑫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等等。”（《蘇區的肅反運動》劉平梅）。為此，“白區”共產黨建立了“鋤奸組”。白鑫就是在上海被“鋤奸組”除掉的。而著名的鋤奸活動，莫過於當代一些人“挖”出來的周恩來與康生聯合進行的對叛徒顧順章一家的鋤奸行動。
國民黨在各個蘇區進行的特務活動，並非當代所描寫的幾乎不存在，而是蘇區實質上是國民黨特務活動的重點區域。被派遣的特務混入蘇區各種組織，收買蘇區的反共分子，搜集情報，刺探軍情，暗殺蘇區領導人等，這類事情在蘇區不斷發生。
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情報部門和肅反（鋤奸）部門，為白區和蘇區黨提供國民黨特務活動的情報和動向，並指導肅反。中共中央的這一係統，一直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因此，不僅贛西南蘇區關於“AB團”的報告以及中央特派員的連續的報告，是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責令中央蘇區開展“以肅清AB團為中心”的肅反指示的原因，中共中央自身對敵情的掌握和判斷，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二、毛澤東受批判 中央肅反進入高潮
1930 年5月，李立三主持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並點名批判了毛澤東的“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李文林返回後，於8 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即“二全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不指名指責了毛澤東土地政策和軍事路線，撤銷了贛西南特委任書記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中央開除其黨籍。同時，掀起了蘇區肅反的狂潮。
1930年9月24日李文林領導的贛西南特委，發出《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指示采用肉刑逼供和對“AB團分子”實行“殺無赦 ”。《緊急通告》指示：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同時要求：對於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曆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並列舉肅朱家浩的“成功事例”：朱家浩被拘押後，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後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至此，中央蘇區的“肅AB團”已經走向了極端。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消滅了一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有一個疑問是明顯存在的：李文林何以做出這樣的“規定”和舉動？跟中央是否有聯係？盡管沒有這方麵的資料披露，答案也是明顯的。本來在中央能夠製約李立三的周恩來，於3月前往蘇聯，李立三的權力得到了膨脹，曆史上的“立三路線”，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的近半年的時間，而李文林則是李立三的“得力”幹部。
此時的毛澤東，由於戰爭事務，沒有時間顧及李文林等贛西南組織的活動。同時，即使毛澤東有時間顧及，李文林也不會“買帳”：李是攜著中央對毛澤東的批評的“尚方寶劍”回來的。但是，李文林等接下來的舉動，迫使毛澤東不得不從指揮戰爭中回過頭來。
1930 年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人”的軍事作戰方針，並煽動其領導的“紅二十軍”拒絕執行軍事命令。毛澤東布置的“第一次反圍剿”的戰場（在李文林的“地盤”），也被李文林等強行反對，迫使毛澤東不得不重新進行作戰部署，根據地和紅軍再次陷入危機。
該年年初，也就是1930年2月，臨時中央協同地方和彭德懷，已經屠殺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造成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徹底喪失。在李文林等肅反的狂潮之際，紅軍高級將領伍中豪在根據地被武裝圍殺，有研究者認為，伍中豪的死，跟李文林等有著幹係。也在10月，紅一方麵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李文林父親用真名簽字的“AB團”的便條。
所謂形勢逼人，臨時中央從1929年末接連不斷的肅反指示、李文林參加中央會議後的肅反狂潮，至少預示了兩點：第一，臨時中央對毛澤東強烈不滿，毛澤東又將為此失去權力；第二，根據地和紅軍的命運又將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也許，在毛澤東的腦子裏還有最可怕的第三點，即，十萬敵軍壓境，對李文林等人瘋狂舉動再不采取措施，紅軍和根據地將遭受滅頂之災。其實，還有來自於紅軍內部的憂慮：再對中央肅反的指示敷衍了事，必將遭到一些高級幹部的反對而影響戰爭的勝負。中央三番五次的指示，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是“攻占大城市”，一是以“打AB團為中心”的肅反。 8月在攻占長沙的問題上，毛澤東就遭到了眾多高級幹部的反對，而不得不去執行哪個冒險的命令。盡管毛澤東在“九月來信”的指示下又回到了前委書記這個“最高領導人”的崗位，並且於1930年6月出任紅一軍團和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聯合成立的紅一方麵軍的總前委書記，但是，一旦違背中央指示，也就失去了領導的權威作用。
事實也正是如此。正當毛澤東為打破第三次“會剿”和第一次“圍剿”殫精竭慮之時，1930年10月，臨時中央已經剝奪了毛澤東在蘇區的最高權力和軍事決策權，隻是毛澤東等不知道而已。9月24日至28日，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結束了 “立三路線”。10月，經周恩來提議，成立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任中央局書記。由於周不能前來蘇區，指派項英於10月前來蘇區出任代理書記，掌控最高權力。毛澤東則於10月底召開總前委會議執行中央的肅反指示，受到與會幹部的擁護。
10月14日，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匯報贛西南李文林等特委的情況：“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衝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
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
如果翻開中共中央多次發來的肅反指示信和李文林等贛西南特委在中央支持下的關於肅反的通告，總前委的“決議”，依然顯得十分“右傾”。但好在沒有兩個月前毛澤東不主張攻打長沙時的強烈的反對，而是一致討論做出決議。會議上還討論通過具體的肅反方略：由各縱隊（相當於師級建製）自主肅反，團以上成立肅反委員會，團一級擁有捕人的權力，縱隊一級則擁有殺人的權力，不必向軍以上領導機關請示匯報。
據蕭克回憶，在“肅AB團”達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當師長的師“沒幹什麽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先殺了六十人。十幾天後，該師又決定再殺六十多人，後經軍政委羅榮桓的援救，蕭克迅速趕往刑場，予以製止，才救出了二十幾人，“但還是殺了二十多人”。
《羅榮桓傳》中這樣記載的：“部隊撤到寧都縣境時，軍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師師長肖克和政委張赤男說，十二師的宣傳隊長和一個宣傳員是AB團。於是，師裏立即將這兩人逮捕。提審時，這兩個人不承認，一用刑，承認了，又供出了十幾個人。再抓，再打，再審，這十幾個人又供出幾十人，11月底，這個師已抓了100多人。當時前委規定，捕人由各團黨委決定，殺人由各師黨委決定，毋須向軍黨委和前委請示報告。十二師準備殺幾十人”。 但是，羅榮桓並未能阻止亂殺，還是有二十幾個人被十二師黨委殺掉。
很難想象，蕭克為師長的師的亂捕亂殺、黃克誠任“肅反委員會主任”的團的亂捕亂殺，跟毛澤東有什麽關係！毛澤東批準肅反（部隊開到宜黃時，毛澤東批準開始肅反）、總前委決定“捕人由各團黨委決定，殺人由各師黨委決定”，就是亂捕亂殺的理由？實質上，總前委的“放權”僅僅是一個原因，而部隊許多幹部戰士的混亂思想，才是主要原因。之前不久，蕭克在師裏推行“連坐法”也許能說明這個問題。
《羅榮桓傳》中還提出了一個問題：紅一方麵軍的肅反，是誰提議的？“部隊開到宜黃時，毛澤東批準開始肅反”，顯然是在他人的提議下毛澤東批準的。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可以不批準。問題是，毛澤東有這個權力麽？
這是中央的三番五次的指示，毛澤東已經拖了一年的時間，兩三個月前，毛澤東已經因為不積極（變通）執行中央指示而遭到了大多數高級將領的反對。朱德說“打長沙就我和毛主席不同意”（〈西行漫記〉），可見反對的力度，而結果也是朱毛的意見被否決。也就是說，如果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指示，不要說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即使紅一軍團，毛澤東也指揮不動！
部隊開到宜黃、毛澤東批準開始肅反，已經是1930年11月底。毛澤東於10月14日向中央匯報贛西南李文林等的情況要求“徹底改造”，以及月底召開肅反會議，一個多月沒有行動。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指示或者“陽奉陰違”的變通中央指示，早已是高級將領眾所周知的事，並且，一些高級將領常常以此反對毛澤東：蕭克回憶說，大家對中央是十分信仰的。向毛澤東“提議”肅反，實質上也是不滿和反對。十萬敵軍壓境，毛澤東怎麽也不會因為這個問題而引起一些高級將領的反對導致影響“反圍剿”，而且，毛澤東也確乎想對李文林等地方組織來個“徹底改造”！所以，在所有的“回憶”和“研究”中，不存在毛澤東對紅一方麵軍在肅反中的什麽“行為”，而是統一集中在“富田叛亂”這個事件上。在紅一方麵軍肅反的問題上，所有資料涉及到毛澤東的大概隻有兩件事：一個是毛澤東解救了陳毅，一個是毛澤東被李韶九懷疑為“AB團”。
從毛澤東解救陳毅的事情上，也能說明毛澤東在肅反問題上並沒有多大的權力。或者換句話說：毛澤東不具有決定權，盡管他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雖然在“九月來信”下重新成為主帥，但是，“九月來信”也對毛澤東進行了批評。因此，涉及到中央指示的問題，毛澤東並不比任何一個高級將領權力更大。因此，毛澤東對肅反的主要視點，放在了對付李文林等破壞“反圍剿”和根據地的贛西南地方領導人身上。
三、中央對蘇區“富田事件”的處理
1930年10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由周恩來任書記，項英代理書記。同時成立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項英任主席，並由項英全麵主持軍事和政治大局。
項英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常委，並非“立三路線”的人。但是，項英無疑是“立三路線”的支持者，“立三路線”盛行時，項英也是常委。李文林等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發布的指示使用肉刑的“緊急通告”，項英也是支持的。
1927年中旬，“留洋派”控製了中央權力之後，對毛澤東的“井岡山路線”、也就是“
鄉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一直深惡痛絕。對毛澤東的認識，也一直是“農民路線”或者“富農路線”等“非馬列主義”。這一點，可以從中共中央於1931年4月派往鄂豫皖蘇區的中央常委張國燾當時的談論中證實：“我能像毛澤東那樣，仿佛自己是個綸巾羽扇，身懷無字天書，裝作未卜先知的軍師嗎？或者說，既然要領導農民起義，自己就必須農民化一點？”“不，我認為不可為，也不屑為。共產主義，顯然是一種先進的革命思想，而毛澤東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義，卻包含著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思想，兩者如何能混為一談？當然，如果用毛澤東的眼光來看我，也許會認為我這個人太不懂得共產主義的中國化了。”“在鄂豫皖的紅軍中，嚴格地講，還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他們長期執行的是非布爾什維克的錯誤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在領導幹部中，始終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腳踏兩隻船的投機分子占了絕對的優勢。”
“他們長期執行的是非布爾什維克的錯誤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進了黨內。特別是在領導幹部中，始終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腳踏兩隻船的投機分子占了絕對的優勢”，這個觀點，應該說，是幾度“留洋派”臨時中央的共同觀點。這是肅反擴大化的認識和理論源頭。由此，也可以解釋毛澤東從1927年上了井岡山後的一係列遭遇。1927年11月，先被瞿秋白中央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在斯大林的幹預和周恩來的支持下，毛澤東又恢複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黨內職務。1929年，中央“二月來信”再次剝奪了毛澤東的領導權，紅軍和根據地慘遭重創後，又不得不把毛澤東請回來。而中央對“肅清地主富農”“肅清土匪 ”三番五次的給予指令，1929年11月，又開始指示肅清“AB團”等。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屠殺。1930年10月，毛澤東被剝奪中央蘇區的領導權和軍事決策權。
有的資料斷章取義的披露，毛澤東曾為“土匪流氓”說“好話”：他們打仗勇敢，打仗得靠這些人（大意）。毛澤東的這種“辯護”，也就是在中央堅決肅清參加紅軍的“土匪流氓”的指示下，為挽救這些已經參加了革命的人的生命，進行的辯護。
也就是說，幾度“留洋派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是基本一致的：形勢越好，對毛澤東的打擊力度越大；而形勢惡劣後，則進行拉攏。1927年1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剛剛站穩腳根，就被開除了“黨籍”。1929年初，根據地的形勢越來越好，於是，中央有了“二月來信”。“二月來信”導致了紅軍和根據地處在危亡之際後，又有了“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的“起用”。1930年，“古田會議”後，根據地的形勢更加發展，於是，10月又剝奪了毛澤東的領導權和軍事決策權。
項英被派來中央蘇區的任務，就是來取代毛澤東在蘇區的黨和軍隊的領導權的。途中，項英與鄧發會麵。12月30日到達寧都與毛澤東、朱德會合。1931年1月15日，項英正式取代毛澤東的最高領導權，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這裏必須指出一個問題：項英從中央出發時，李文林等贛西南特委，已經把肅反鬧得沸反盈天；而此時，“立三路線”已經被清除，中央的負責人是周恩來和瞿秋白；項英前來蘇區，中央對肅反有那些指示和看法？中央對李文林發布的指示使用肉刑的“緊急通告”有什麽指示和看法？
由項英會見過的鄧發的瘋狂肅反可知，中央對上述問題是支持的：鄧發也是中央派來掌控蘇區領導權的。這一點，還可以從中央主要領導人、主管蘇區和軍隊工作、並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的行為上證實。此時的周恩來，已經結束了“立三路線”，而王明等人還沒有進入中央。周恩來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指出，當時中央工作“中心關鍵在反毛（主義）”。這一點，也可以從項英解決“富田事件”的具體做法和所發布的有關通告上得到證實。
蘇區肅反，主要的錯誤在於肅反的方針政策。代表毛澤東肅反方針政策的，有1930年8月前的劉士奇和曾山領導的肅反及其方針政策，還有張鼎丞領導的閩西南蘇區的肅反方針政策。代表中共中央肅反方針和政策的，有李文林搶奪贛西南領導權後的“緊急通告”上規定的方針政策，還有鄧發取代張鼎丞後的方針政策。前麵對兩種方針政策及其客觀表現做過介紹：毛澤東的方針政策實事求是，中央的方針政策則瘋狂而殘酷。但是，毛澤東的肅反方針政策受到了排斥並被取消，紅一方麵軍肅反時，各部隊也是各自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尤其是紅三軍團，毛澤東雖然是“總前委書記”，但紅三軍團也有前委，毛澤東對紅三軍團的影響有多大，是眾所周知的。換句話說，紅三軍團的肅反，其責任主要還是其內部）。
項英解決“富田事件”的方針和具體做法是明顯的。第一，並沒有指責李文林等的“緊急通告”，即沒有否定“肉刑”的使用。以項英當時在黨內的地位，與鄧發會麵時，鑒於肅反問題，必然會對李文林等的“緊急通告”和“肉刑”問題有所作為，但是，事實證明項英沒有絲毫的作為。如果存在作為的話，鄧發後來的瘋狂舉動就不會重複，至少會減輕一些瘋狂。第二，項英明顯的傾向於“富田叛亂”的人員。原因很簡單：項英支持“立三路線”，李文林、段良弼們也是“立三路線”的積極追隨者。第三，“極左”的肅反方針政策依然是項英所支持的，這一點，可以從其對鄧發瘋狂肅反的無動於衷得到證實。第四，項英解決“富田事件”時所表現出的“溫和”態度，不過是為了“中心關鍵在反毛（主義）”這個主題。
因此，項英把“富田事件”發生的原因歸結為“黨內無原則的派別鬥爭”所導致。同時，要對毛澤東和“富田叛亂”者“各打五十板”了事。這樣的解決方法，危害是無法估量的：在任何時候，都會發生一些人覺得自己“冤枉”的事情，如果因此而成為發動武裝叛亂的合法理由，那還了得？
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也在為如何解決“富田事件”的問題而製訂方略。1931年 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富田事變”的問題。周恩來在會議上對中央蘇區作了兩項決定：一是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二是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常委。毛澤東的地位再度被降低。但是，周恩來等對“富田事件”的態度是堅決的，而且，也沒有認識到中央肅反方針政策的錯誤與危害。而且，即使共產國際遠東局對肅反和“富田事變”指出“富田事變是反革命行動；不應誇大敵人在內部進攻的力量”，即在支持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的堅決態度而同時又指出肅反存在“擴大化”的情況下，中央依然沒有對自己的肅反方針政策進行絲毫的反思，相反，在1931年4月4日，又向閩西南發出更加極左的肅反指示。
由此可以斷定，中共中央在“富田事變”後於1931年3月28日發出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裏麵雖然有著一些“折中”的觀點，但是，這種“折中”僅僅是為了打擊毛澤東的，而不是對肅反政策有所反思和改進，相反，緊接著於4月4日發出的肅反更加變本加厲！派出的“中央三人團”到蘇區後重新掀起的肅反狂潮，也在說明這個事實。
在當代，讓人反胃的是：把蘇區肅反的主要責任者們一個個描繪成“糾正者”，強拉硬扯的敘述其們的“糾正功勞”，而把真正的糾正者毛澤東，描繪成什麽責任者，還卑劣的加上個“始作俑者”。
1931 年4月17日，“中央三人團”到達蘇區並在寧都的青塘舉行中央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代表團帶來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所參加的反革命暴動。”“富田事變”的領導人也許不是“AB團 ”，但是，他們的危害，根本不是“AB團”能稍微比擬的。
緊接著，成立了審判委員會，槍斃了“富田事變”的禍首劉敵，並對謝漢昌、李白芳、金萬邦、周冕、叢允中等叛亂首領進行公審。審判是相當寬鬆的，被審問的人可以隨便提出自己的觀點，沒有被壓製的事情，更沒有絲毫的“刑訊”。謝漢昌、李白芳、金萬邦、周冕、叢允中等不承認是“AB團”組織，而交代他們組織了一個“反毛團”。
可見，“富田事變”的領導人也是秉承了“中心關鍵在反毛”的主旨。也因此才受到“立三中央”的大力支持和項英的袒護。
7月間，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二十軍，扣押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長的全體幹部，大部分被處置，也即被槍斃。
此時的毛澤東，早已沒有什麽大的權力。蘇區中央局的權力排位是：項英（代理書記）、中央三人團、常委。毛澤東是常委之一。毛澤東在這個期間的主要活動情況如下：
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1月初，與朱德指揮紅一方麵軍粉碎了敵人發動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
1931年1月15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軍第一方麵軍總前委。任新成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副主任和第一方麵軍政治委員。
1月至5月與朱德指揮紅一方麵軍繼續實行“誘敵深入”方針，粉碎了敵人發動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
7月至9月與朱德指揮紅一方麵軍，粉碎了敵人發動的第三次反革命“圍剿”。
1931年10月11日，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申請由毛澤東取代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11月，中共中央回電批準。毛澤東又成了“中央代表團”監督和指導下的蘇區“最高領導”。
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為紅軍製定並堅持的正確的作戰原則受到錯誤批判，再次開始受到排擠。
毛澤東之所以被中央代表團推舉為“代理書記”，主要是毛澤東領導的第二第三次“反圍剿”的成就，而項英則是軍事上的錯誤者。但是，毛澤東“上任”不到二十天，就又遭到了批判和罷免。11月1日至5日根據中央來信召開的贛南會議上，對毛澤東進行了係統的批判，並否決了“古田會議”的精神：
思想理論上，毛澤東被指責為“狹隘經驗論”：“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
土地革命問題上，毛澤東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土地政策，被指責為“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而中央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不給地主富農以生路。
軍事方麵，毛澤東“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被指責為“黨包辦一切”，“黨包辦一切的結果，把紅軍中軍事、政治機關，失去其獨立係統的工作，變成了不健全的殘廢機關。這種由黨來包辦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
會議最後號召“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鬥爭”。“左傾”的“立三路線”早已排除，“立三路線”在蘇區的領導人（富田事變領導人，李文林等）也被中央槍斃了，所以，主要是對準毛澤東這個“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鬥爭”。
毛澤東擔任“代理書記”後（實質上，中央團在8月就討論毛澤東代理書記，也即8月開始，毛澤東具有了中央團領導下的實際權力），即馬上著手糾正極左的肅反方針：5、6、7月中，蘇區中央局又掀起肅反高潮。8月，開始糾正肅反。但是，毛澤東無法糾正閩西南的肅反狂潮，盡管他指示和支持“幹將”曾山和張鼎丞糾正錯誤的肅反方針，但是，毛澤東連同他的“幹將”曾山和張鼎丞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糾正。
王明中央徹底控製中央權力後，肅反的狂潮再度掀起。毛澤東在倍受打擊的情況下，依然對肅反進行糾正，曾山和張鼎丞也繼續支持毛澤東的糾正。王震將軍也積極支持毛澤東對肅反錯誤方針政策的糾正。簡單的說，真正糾正肅反錯誤的中央領導，唯毛澤東一人而已！在毛澤東被徹底排擠出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後，那些所謂的“糾正者”，何曾再有過絲毫的反思和糾正？不但沒有，而且成了被毛澤東糾正的對象！圍繞“富田事件”的所謂“糾正”，其不過是“中心關鍵在反毛”而已。
最後，還必須糾正一個極其錯誤的說法，即所謂：如果不是肅反，臨時中央想剝奪毛澤東的權力，沒有那麽容易。
臨時中央瘋狂剝奪毛澤東的權力，是1930年10月開始的，那時，毛澤東依然在對中央多次的肅反指示“陽奉陰違”的拖著不動，直到11月底，毛澤東才在一些高級幹部的要求下批準了肅反，而10月底，中央已經把項英取代了毛澤東的事情通知了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誰聽說過有人對此有過什麽不滿的反應？而毛澤東在 1931年底再次被剝奪權力時，正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威望達到高峰時。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使毛澤東在蘇區的威望如日中天：
楊得誌上將回憶：“那時，確實是這樣的，說毛澤東就是說紅軍、說共產黨，說紅軍、說共產黨也就是說毛澤東，也就是在說勝利。”
大多數革命者的回憶也老老實實的說出“對中央在路線上的分歧和鬥爭知道的不多”，而不嘩權取寵！肅反的責任主要在“留洋派”中央的“極左”肅反方針政策以及當時眾多幹部對中央“十分信仰”。而毛澤東被剝奪權力，如果說與肅反有什麽關係的話，也是他在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後對極左肅反的糾正：1931年11月在中央指示下召開的贛南會議全麵批判毛澤東、否決古田會議決議，直接原因就是毛澤東糾正極左肅反。
如果結合延安時期王明回國後的情形，就更能說明問題。領導紅軍順利的由最初的逃跑變成戰略大轉移勝利的毛澤東，已經被絕大多數人擁戴為中共真正的領袖，但是，王明1938年回到延安後，許多人又跑到王明那邊去了，毛澤東的門前又成了門可羅雀。還需要再說什麽麽？
後來延安的整風運動，目的之一就是避免重蹈蘇區時期教訓深刻的教條主義和“左”傾錯誤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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