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澤東談反共產黨特權階層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

“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製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毛澤東問,《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這篇文章中有段講“蘇聯特權階層”的話是他改寫的，對蘇聯修正主義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你們下山後，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國為什麽要反修防修了。

主席說的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澤東講的是這麽一段：

“經過這一係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製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文字很尖銳、很透徹。當時我們幾個都感到蘇聯這樣的事情離我們國家、離中國共產黨很遠，記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東興慷慨激昂地說，我們國家誰走資本主義道路，全黨全國都不會答應。

毛澤東此時抽上第五根煙，緩緩地說，事情不是那麽簡單，人家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毛澤東說，我們要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防止修正主義，要繼承和發揚井岡山的一些好製度、好作風。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製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製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附：

黃葦町在《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談及前蘇聯的教訓時說：“因此，導致蘇聯劇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的領導層中的腐敗已發展到這種程度，即他們所攫取的財富和利益之多，使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已成為束縛，不便於他們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鯨吞更多的社會財富。他們已不滿足於能夠貪汙腐化、以權謀私的事實製度，而要通過國家政治製度的公開變更來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所攫取的東西，並能名正言順地傳子傳孫。 ”

胡錦濤同誌在十七大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堅持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這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誌，也是我們黨受到人民群眾擁護、領導人民奪取革命和建設事業勝利的奧秘所在。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