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後共有三批學生、約三百多人經過選拔或推薦，從國內來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國學習軍事的國民黨學員奉國民黨命令，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幾乎同時，中共旅歐支部的二十名黨、團員根據黨的指示，也從巴黎轉道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這當中就有時年二十二歲的鄧小平。
據當時的同學回憶，青年鄧小平爽朗活潑、愛說愛笑，富有組織能力和表達才能，尤以紮實的理論功底和講求實事求是的作風而顯得與眾不同。
學習期間，鄧小平專心讀書，認真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積極參加黨組織的活動和學校組織的各項政治活動，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得到了很大鍛煉和提高。通過在中山大學的學習，鄧小平受到了係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教育，奠定了他以後從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由於國內鬥爭需要，1926年底鄧小平就踏上了回國的道路。
盡管鄧小平在中山大學隻學習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卻給身邊的同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其中就有蔣經國。
來到莫斯科時，蔣經國隻有十七歲。由於年紀小，平常又總是戴著鴨舌帽，穿一件當時流行的夾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給他一個昵稱——“小工人”。
據當時的同伴回憶，蔣經國晚飯後總愛跟隨鄧小平等人到學校附近的廣場、公園和莫斯科河畔，邊散步邊聊天，尤其愛聽鄧小平講在法國勤工儉學和那些驚心動魄、帶有傳奇色彩的革命鬥爭故事。
有一次，蔣經國問鄧小平為什麽老圍著一條藍白道的大圍巾。鄧小平回答，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常去當清潔工，尤其是撿馬糞。因為在法國撿馬糞掙錢多，幹一天能搞足一個星期的開銷，最劃得來，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那麽一條圍巾。蔣經國這才明白，鄧小平為當過清潔工而自豪，從而對這位兄長更增添了幾分敬意。
1927年下半年開始，由於國內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為了保護和培養幹部，每年陸續派出部分黨、團員到中山大學學習。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經過上海工人起義、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戰鬥洗禮，有些人則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過艱難的地下鬥爭。
在中山大學，還有過一個特別班。班裏集中了一批年齡較大、資曆較深的學生。他們當中有些人已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幹部，有的甚至曾經追隨過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稱為“老頭子班”。在他們當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等國共兩黨的元老。
1928年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的一百多名學員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成立於1921年，目的在於為遠東地區各民族培養革命幹部。大學設國內部和外國部。國內部招收蘇俄境內東方各少數民族學生。外國部招收境外東方各民族學生，其中中國學員約占三分之一。1928年，為便於統一管理，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將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正式並入莫斯科中山大學。
據不完全統計，從1925年創立至1930年的五年間，前後大約有一千四百多名學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73年兩人幾乎同時掌管大事。之後數年間，在台灣回歸和國共合作等重大問題上，兩人展開了多次的較量。
鄧小平複出與蔣經國掌權
1973年，老蔣把許多事情都交給兒子蔣經國。1973年，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複出。
鄧小平，1926－1927年與蔣經國是蘇聯中央大學的同窗，那時候的鄧小平，是蔣經國所在共青團小組的組長，他那時的名字叫鄧希賢。已經掌握台灣大權的蔣經國，密切注視著他在蘇聯留學的這位老同學。
1973年3月，鄧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來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務交給了他。鄧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經準備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談判統一的問題。鄧說，在現階段，“優先考慮用和平方式……（統一）”。
滯留大陸的老國民黨人，透過公開、私下的渠道，向蔣家父子不斷招手。臥病在床的老蔣顧不了這些，負責台灣黨政軍大事的蔣經國，同樣不予理會，他親口告訴《紐約時報》記者：“與中國共產黨接觸（談判），就是自殺行為，我們沒那麽愚蠢。”
1975年，蔣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蔣經國被選舉為“總統”。兩個月後，他在盛大典禮中正式就職。
對岸，他的老同學鄧小平雖然沒有重新擔任黨的總書記，但卻第三次在政壇上站了起來，並牢牢把握著中國的改革方向。
小平給經國的“重重一擊”
毛澤東因為在北京迎接了尼克鬆，給了老蔣重重一擊，蔣介石曾憤怒地說：“尼克鬆不是個東西！”鄧小平同樣給了蔣經國重重一擊：蔣經國在美國國內的各個部門都安插了“親台朋友”，可是，卡特總統和鄧小平的建交秘密磋商，蔣經國竟毫不知情。
1978年12月15日晚10時，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時，美國駐“中華民國”的大使安克誌忽然接到華盛頓的專線秘密電話，這位特命全權大使於是奉命在淩晨三點的時候，撥通蔣經國助手宋楚瑜的電話，說是有緊急公事，必須立即麵見“總統”。
蔣經國隻得在半夜爬起來會見了安大使得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臨別時，安大使按照美國國務院的要求，請求蔣經國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點之前，暫時不要對外泄漏這一消息。蔣經國強忍著怒氣，始終不肯答應。消息公布當天，新台幣黑市交易（兌換美元）價格大跌，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鄧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聲勢大振。
聯手搭建兩岸修好的平台
1979年1月1日，國防部長徐向前發布消息，稱金門炮擊正式停止。
同一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示好。北京的對台辦負責人廖承誌也發表了致蔣經國“老弟”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
蔣經國對鄧小平的這一和平攻勢，反應相當敏銳。
台北方麵一方麵很堅定地謝絕廖承誌來訪，蔣經國說：共產黨提議兩岸對話，是“舊瓶裝新酒”。他宣稱，“中國人民唾棄共產主義，而台灣的成功卻激發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和繁榮的生活方式”。
但在另一方麵，蔣經國也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長此以往，對台灣必然是利大於弊。如果兩岸人民旅行、貿易往來審慎發展，必可提升台灣在全中國的形象和影響力。
因此也可以這樣說：早在20世紀80年代即將開始的時候，兩岸修好的舞台，已經由鄧小平和蔣經國“聯手搭建”完畢。
鄧知道他的同學是“大孝子”
進入1981年後，鄧小平進一步向蔣經國“示好”。中共中央下達指令給浙江溪口地方黨委，修繕豐鎬房以及蔣經國母親、祖母的墳墓。因為鄧小平、廖承誌清楚知道，蔣經國是個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進了台灣“總統府”。
鄧小平還就他的“一國兩製”統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構。他指示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台灣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對它們現有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司法製度有控製權。
挑選李光耀做兩岸“中間人”
隨著時間推移，蔣經國認為兩岸談判的時機已經慢慢成熟。但在台北和北京之間進行正式對話之際，“中間人”是不能缺少的。蔣經國把這個敏感角色隻托付給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1980年，李光耀二度訪問中國，翌年，鄧小平派出中國總理率領大批官員訪問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李光耀試圖讓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高級官員了解台灣的情勢。
蔣經國與李光耀，更加意氣相投。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蔣經國單獨交談好幾個小時，交換彼此對中國、對兩岸議題的看法。蔣經國認為：李光耀對兩岸議題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
至於鄧小平，至少有一次透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以問候。
蔣經國決定實施政治改革
到了1983年，蔣經國私下指出：由於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和務實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日漸茁壯強大。如果台灣和大陸能夠結合，“中國的未來，必定會有偉大的前途”。
1984年9月26日，中、英達成了關於香港未來的協議。
在這種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灣訪問了三天，與蔣經國私下長談，這一次，蔣經國明確告訴李光耀，對於改造台灣的政治體製，他已經有了全盤的計劃和最新的想法。
1987年，台灣發生多種變化，其中最富戲劇性的當推1987年10月14日，國民黨繼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再全麵開放島內民眾前往大陸旅行，這一舉動，等於背叛了蔣家王朝整個的反共鬥爭。
“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接下來兩個月裏，申請到大陸探親的台灣居民有幾萬人。蔣經國很滿意，事實上，這也是他鼓勵大陸內部演變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對部屬說：“不需要擔心。到大陸看看，可以讓台灣人民了解大陸的情勢；大陸人民也可以了解台灣的情形。”
國民黨秘書李煥10月間公開宣布，國民黨的政策不再是尋求在大陸取代中國共產黨，而是推動“政治改革、言論自由和經濟自由化”。島內右派，又是臉色鐵青——國民黨當家的中央黨部秘書長，竟然放棄了本黨推翻共產黨的曆史責任！但是，蔣經國對來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佬表示，大陸人民有權選擇是要共產黨、國民黨，還是其他政黨來主持政府。
1988年元旦，在蔣經國的指示下，台灣正式結束對報紙的限證（維持在29 家）、限張（維持在每天對開3張）的禁令；數天之內，就有200家左右的新出版物，向有關機關辦理登記，街頭立刻出現許多新興畫報。同時，也有60多個政治團體申請注冊成立政黨。後來，包括民主進步黨在內，共有20個政治組織獲得通過，正式成立政黨。
1月12日，由馬英九主持起草的結束大陸人掌控台灣政治過程的草案，獲得通過。馬英九準備翌日晉見蔣經國，報告這個好消息。可是，13日下午，這位“總統”卻突然撒手人寰。
鄧小平聽到蔣經國逝世的消息，立刻召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台灣事務辦公室對台工作小組的報告後，鄧小平表示，中國的統一是一件世界大事。鄧小平宣稱，當蔣經國依然健在時，“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鄧小平是對的。天若假年，讓蔣經國多活幾年，他或許就會“推動統一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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