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鄧麗君是一個極其成功的間諜，她偽裝得極像一個歌星，而且出了那麽多的好歌，以至於沒有人會把她與間諜聯係起來，直到她死，台灣軍方在她的遺體上披上所謂的台灣“國旗”，李登輝親自為她遺體佩帶了勳章，我們才知道了她的真實身份。但為時已晚，不知道，她在大陸演出之際，為台灣軍方搜集了多少大陸的機密情報。可能大陸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麽自己保存的十分機密的文件卻讓台灣軍方給知道了！
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穀正文說：“鄧麗君是台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於‘台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配合協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統計局。”
此後，日本著名記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邊也寸二人共同對鄧麗君的生平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追蹤采訪調查，出版了《鄧麗君的真實》：
“關於鄧麗君是間諜一事，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60年代後半期)，她所能選擇的道路也隻有這一條，即當時的社會現實迫使鄧麗君走上了‘間諜’這條道路……冷酷的國際政治硬將鄧麗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
穀正文說，1968年夏天，鄧麗君收到來自新加坡的邀請書，邀請她參加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的演出。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台灣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於鄧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請的還有她的母親趙素桂。
當時台灣仍處於軍事管製戒嚴令期間，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鬆暗緊”地監視著，進出台灣的任何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台灣安全局的嚴格審查。
“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穀正文說。
出入境申請的審查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現有條件為台灣政府進行情報工作。
自從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係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台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台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為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台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於這一類。
穀正文說：“像鄧麗君這樣的情報人員，原則上與專業間諜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她)們不承擔那些需要特別間諜技能的諜報工作，而隻是利用他(她)們現存的條件，在適當的情況下為台灣國民黨政府效勞，充其量也隻能算是個信息傳遞媒介而已。”
鄧麗君左擁右攬駕機叛逃的解放軍叛徒王學誠和孫天勤.台灣對大陸的反動廣播電台---自由之聲,循環播放鄧麗君的歌曲,甚至有時不是放的唱片而是鄧麗君親自去電台現場演唱......很多駕機叛逃解放軍飛行員來台後表示都是偷聽了“自由之聲”鄧麗君的歌曲才產生的叛逃念頭,其“功勞”可謂之大,因此鄧麗君獲得台灣國民黨“國防部總政戰部”頒發的獎狀。
得知“鄧麗君是間諜”，人們在驚訝之餘，普遍傾向於同情鄧麗君。人們表示：當局以批準出境演出為交換條件，將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脅迫收編進特務組織，這種做法是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其他國家的新聞媒介也認為，台灣當局如此不擇手段地實行如此惡劣的“特務政治”，實為罕見。
鄧麗君一生的悲劇就是台灣當局一手“發展經濟”，一手實行“特務政治”的曆史縮影。
PS：
穀正文何許人也？
國民黨特務頭子———軍統局局長戴笠在他的日記裏寫道：“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1946年，戴笠死於空難，倉皇之間，蔣介石命令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接任局長。毛人鳳清點戴笠遺物時，在日
記中發現了這段和郭同震有關的記載，從此對“郭同誌”另眼相看。
郭同震就是穀正文。郭是他的本名，穀是進入軍統之後，為方便工作而起的化名。
穀正文1931年考上北大，立誌做學問。可沒過幾天，就發生了“9·18”事變，日本公然侵占東北。麵對艱難的時局，穀正文無心學習，轉而投身學生運動，成為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的書記，後來又到林彪的八路軍第115師擔任某大隊的大隊長。抗戰前夕，穀正文在一次執行任務時失手被捕，蹲了國民黨的監獄，後來就投效軍統做了特務，直到毛人鳳讀過戴笠日記，始對他大加提拔。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前，親自策劃實施炸毀周總理專機“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正是穀正文。因為周恩來的一場闌尾炎導致台灣暗殺計劃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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