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9年10月，新中國建國後，毛澤東與蔣介石這兩位對中國現代史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就再也沒有見麵。
但這並不等於說兩人之間再沒有任何接觸，而是以“特殊方式”進行“對話”——從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曾秘密接觸。美國中情局(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也證實了這段史實。
【新加坡記者擔任國共“密使”】
毛澤東與蔣介石雖然“隔海相望”，但兩人都不希望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麵。蔣介石敗退台灣後，毛澤東在國際上公開了他關於支持蔣介石當台灣總統的意見，希望以此換來與蔣介石的溝通，試探和國民黨當局接觸。而蔣介石此時也有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想法。
據《內蒙古黨史》記載，上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國共雙方都試圖尋找一個能夠實現溝通的中間人。這個人後來被找到了，他就是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據該書描述，曹聚仁是個有一定政治活動能力的文化人，過去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上層人物都有密切接觸，國共兩黨都把他視為上賓，他本人對國共兩黨也表現出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正是因為這個關係，他在中共解放大陸時，沒有留在大陸為新中國政權工作，也沒有跑到台灣去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個“不在此山中”的觀察者。
蔣介石命令長子蔣經國於50年代中期兩次找到曹聚仁。其中，一次是蔣經國秘密派一艘小型軍艦，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灣，與其密談如何由曹聚仁出麵建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溝通渠道；另一次是蔣經國親自到香港找曹聚仁，與他再次商談如何與共產黨溝通的問題。曹聚仁答應接受蔣介石的委托後，蔣介石就把曹聚仁請去了台北。
大陸方麵，曹聚仁於1956年7月到北京采訪，受到了絕非記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周恩來年譜》，經由1956年7 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討論，當年7月13日、16日和19日，周恩來三次接見曹聚仁，“先後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
而在第二次接見中，周恩來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麽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於是，8月14日，“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便首度由曹聚仁所供職《南洋商報》向外發布出去。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將他在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接觸的詳細情況轉告了台灣方麵。1956年之行，拉開了曹聚仁近十年兩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中共開出合作條件：台灣政權仍歸蔣介石】
據曆史學者範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國共談判史綱》記載，在曹聚仁擔任兩岸“密使”的同時，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章士釗(他是1949年參加過北平(即現在的北京)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也為國共接觸而奔波。
在此之前，章士釗曾帶著中共領導人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
章士釗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許效炎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第三天，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了蔣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也是蔣的學生)。不久, 在周恩來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與宋宜山商談，就第三次國共合作協商。李維漢提出中共關於合作的四條具體條件：
(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
(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
(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蔣介石並沒讓他回台灣當麵匯報，而是讓他先寫一書麵報告。宋宜山即寫了一篇1.5萬字的報告，交由許孝炎轉給蔣介石。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讚揚過多，蔣介石看後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鬥爭，使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蔣介石向美國表態“寧為玉碎”】
另一邊廂，曹聚仁也在國共兩黨之間奔波。
據CIA的情報稱，1957年2月，國民黨的叛將張治中寫信給台灣的軍事統帥陳誠，表示希望國共和解之意，但沒有提出具體的建議。過了一個月，曹聚仁寫信給蔣經國，提出六點和談建議。
同年9月間，曹聚仁又分別寫信給蔣經國、黃少穀(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俞大維(時任國防部長)，重提國共和談建議。蔣經國把曹聚仁的信拿給美國官員看，並強調蔣介石永遠不會與中共談判的，還說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1958年8月23日，海峽兩岸發生著名的“金門炮戰”事件，曹聚仁來京的次數也就更多了。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 1949～1976》所述，1958年10月13日，即作出炮擊金門的決定五十天後，在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的陪同下，毛澤東告訴曹聚仁：“隻要蔣氏父子能抵製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毛澤東在此次接見中的談話後來被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並於1963年初通過張治中致陳誠的信轉達給蔣介石。
同年10月，章士釗也寫信給國民黨的元老吳忠信，要吳忠信轉告蔣介石——有一天美國會出賣蔣介石的，因為他看到“華沙會談”的密件，美方已向中共建議以金門馬祖交換中共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主張。CIA的揭秘文件稱，這封信受到了蔣介石的重視。
到了1960年元月，國民黨的降將傅作義寫信給陳誠夫人譚祥的妹妹，要求她轉告陳誠反對美國的“兩個中國”陰謀，以及中共絕不放棄台灣的堅定立場。次年7月，曹聚仁又寫信給蔣經國，告知中共有意以廈門和金門為國共之間的緩衝地帶，並辟金、廈為自由港；1962年3月，曹再次寫信給蔣經國，重提了這項提議。但蔣經國卻把信件拿給白宮看了，並表示將不予理會。
台灣方麵對國共再次談判采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撒手，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這樣一拖就是幾年。
【蔣介石心存疑慮 國共和談夭折】
到了1965年夏，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受到北京方麵熱烈歡迎。
為此，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經常來往於香港和台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
《國共談判史綱》稱，在與蔣經國的會談中，曹聚仁介紹了中共方麵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條件，其主要內容為：(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隻堅持農業方麵必須耕者有其田；(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持數額照撥補助；(四)台灣海空軍並入北京控製。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五) 廈門和金門合並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六)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隻可提高，不準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共。但美國則因為懷疑這六點建議是中共起草的，因此向台灣方麵施壓。
1965年10月間，河南籍的立委唐嗣堯曾在台灣立法院提出書麵質詢，呼籲國共再度合作，使蔣介石大怒，質詢被收回銷毀，而唐嗣堯也遭到了開除黨籍的處分。
但讓蔣介石產生更大疑慮的因素是，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的風浪也波及到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至此，國共兩黨重開談判再度擱淺。
但這並不等於說兩人之間再沒有任何接觸，而是以“特殊方式”進行“對話”——從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曾秘密接觸。美國中情局(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也證實了這段史實。
【新加坡記者擔任國共“密使”】
毛澤東與蔣介石雖然“隔海相望”，但兩人都不希望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麵。蔣介石敗退台灣後，毛澤東在國際上公開了他關於支持蔣介石當台灣總統的意見，希望以此換來與蔣介石的溝通，試探和國民黨當局接觸。而蔣介石此時也有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想法。
據《內蒙古黨史》記載，上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國共雙方都試圖尋找一個能夠實現溝通的中間人。這個人後來被找到了，他就是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據該書描述，曹聚仁是個有一定政治活動能力的文化人，過去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上層人物都有密切接觸，國共兩黨都把他視為上賓，他本人對國共兩黨也表現出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正是因為這個關係，他在中共解放大陸時，沒有留在大陸為新中國政權工作，也沒有跑到台灣去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個“不在此山中”的觀察者。
蔣介石命令長子蔣經國於50年代中期兩次找到曹聚仁。其中，一次是蔣經國秘密派一艘小型軍艦，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灣，與其密談如何由曹聚仁出麵建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溝通渠道；另一次是蔣經國親自到香港找曹聚仁，與他再次商談如何與共產黨溝通的問題。曹聚仁答應接受蔣介石的委托後，蔣介石就把曹聚仁請去了台北。
大陸方麵，曹聚仁於1956年7月到北京采訪，受到了絕非記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周恩來年譜》，經由1956年7 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討論，當年7月13日、16日和19日，周恩來三次接見曹聚仁，“先後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
而在第二次接見中，周恩來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麽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於是，8月14日，“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便首度由曹聚仁所供職《南洋商報》向外發布出去。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將他在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接觸的詳細情況轉告了台灣方麵。1956年之行，拉開了曹聚仁近十年兩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中共開出合作條件：台灣政權仍歸蔣介石】
據曆史學者範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國共談判史綱》記載，在曹聚仁擔任兩岸“密使”的同時，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章士釗(他是1949年參加過北平(即現在的北京)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也為國共接觸而奔波。
在此之前，章士釗曾帶著中共領導人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
章士釗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許效炎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第三天，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了蔣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也是蔣的學生)。不久, 在周恩來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與宋宜山商談，就第三次國共合作協商。李維漢提出中共關於合作的四條具體條件：
(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
(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
(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蔣介石並沒讓他回台灣當麵匯報，而是讓他先寫一書麵報告。宋宜山即寫了一篇1.5萬字的報告，交由許孝炎轉給蔣介石。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讚揚過多，蔣介石看後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鬥爭，使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蔣介石向美國表態“寧為玉碎”】
另一邊廂，曹聚仁也在國共兩黨之間奔波。
據CIA的情報稱，1957年2月，國民黨的叛將張治中寫信給台灣的軍事統帥陳誠，表示希望國共和解之意，但沒有提出具體的建議。過了一個月，曹聚仁寫信給蔣經國，提出六點和談建議。
同年9月間，曹聚仁又分別寫信給蔣經國、黃少穀(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俞大維(時任國防部長)，重提國共和談建議。蔣經國把曹聚仁的信拿給美國官員看，並強調蔣介石永遠不會與中共談判的，還說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1958年8月23日，海峽兩岸發生著名的“金門炮戰”事件，曹聚仁來京的次數也就更多了。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 1949～1976》所述，1958年10月13日，即作出炮擊金門的決定五十天後，在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的陪同下，毛澤東告訴曹聚仁：“隻要蔣氏父子能抵製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毛澤東在此次接見中的談話後來被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並於1963年初通過張治中致陳誠的信轉達給蔣介石。
同年10月，章士釗也寫信給國民黨的元老吳忠信，要吳忠信轉告蔣介石——有一天美國會出賣蔣介石的，因為他看到“華沙會談”的密件，美方已向中共建議以金門馬祖交換中共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主張。CIA的揭秘文件稱，這封信受到了蔣介石的重視。
到了1960年元月，國民黨的降將傅作義寫信給陳誠夫人譚祥的妹妹，要求她轉告陳誠反對美國的“兩個中國”陰謀，以及中共絕不放棄台灣的堅定立場。次年7月，曹聚仁又寫信給蔣經國，告知中共有意以廈門和金門為國共之間的緩衝地帶，並辟金、廈為自由港；1962年3月，曹再次寫信給蔣經國，重提了這項提議。但蔣經國卻把信件拿給白宮看了，並表示將不予理會。
台灣方麵對國共再次談判采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撒手，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這樣一拖就是幾年。
【蔣介石心存疑慮 國共和談夭折】
到了1965年夏，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受到北京方麵熱烈歡迎。
為此，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經常來往於香港和台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
《國共談判史綱》稱，在與蔣經國的會談中，曹聚仁介紹了中共方麵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條件，其主要內容為：(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隻堅持農業方麵必須耕者有其田；(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持數額照撥補助；(四)台灣海空軍並入北京控製。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五) 廈門和金門合並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六)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隻可提高，不準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共。但美國則因為懷疑這六點建議是中共起草的，因此向台灣方麵施壓。
1965年10月間，河南籍的立委唐嗣堯曾在台灣立法院提出書麵質詢，呼籲國共再度合作，使蔣介石大怒，質詢被收回銷毀，而唐嗣堯也遭到了開除黨籍的處分。
但讓蔣介石產生更大疑慮的因素是，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的風浪也波及到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至此，國共兩黨重開談判再度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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