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赤子之心——懷念彭德懷同誌
浦安修
彭德懷同誌蒙冤含恨，離開人世已經六年多了，他給人們、給我留下了什麽呢？
在那是非顛倒的年月裏，他的名字被潑汙，他的功績被抹殺，記載他形象和思想的照片、文字材料，有的被封禁，有的被銷毀，甚至他的骨灰也被改名換姓。關於他的一切，我隻能珍藏在心的最底層，獨自回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德懷平了反，對他作出了全麵公正的評價，人民長久蘊積在心中的話，可以大聲說出來了，麵對著幸存的德懷的照片和文稿，整理他的遺文。他戎馬戰鬥的一生，他獻身真理的熱忱，他剛正不阿的品質，時時牽動著我的心，讓我很難平靜。他留給黨、留給人民和自己祖國的，是多麽純潔的一顆赤子之心啊！
不忘記自己是什麽人
德懷同誌一生身經百戰，在幾十年中國革命戰爭所展開的廣闊舞台上，導演過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他從一個苦難的童工成長為人民的元帥。但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他在生活上卻始終是一名戰士。
我和他結婚之後，像那時的許多女同誌一樣，不願在自己愛人領導的單位工作，想獨立地在實際工作中經受鍛煉。對這一點，德懷很支持，不要求我留在他身邊照顧他。我隻有星期六才抽空到他那裏去，見他總是和戰士們過著一樣的生活。警衛員同誌常常向我訴苦說，他不允許為他設小灶；給他出外偵察地形準備的大衣，他送給了值勤的戰士；行軍中，他總是把馬讓給傷病員騎。他有胃病，有人送給他幾筒奶粉，他都拿去一下子倒在煮粥的大鍋裏，和戰士共享……
為了保證他的健康，對他這種要求自己和士兵同甘共苦的嚴格做法，同誌們不止一次出麵幹涉，我也不止一次婉言規勸，希望他注意身體，注意休息。他雖然一時一事依從了，但過後還是照常，誰都拿他沒辦法。從太行山到延安，從朝鮮戰場到北京，從戰爭年代到和平環境，我所知道的他，這個作風一直沒有改變。
他為什麽要這樣？為什麽能夠這樣？我是在與他一起生活了多年之後，了解了他的童年，才逐漸懂得的。
那是1939年，德懷同誌正和朱老總在太行山上指揮八路軍英勇抗戰。我當時在北方局工作，住在離總部不遠的另一個村子裏。一個深冬的夜晚，我踏著沒脛的積雪來到八路軍司令部，同誌們都已就寢，庭院無聲。他處理完當天的文電，和我坐在炭火盆前取暖。盆裏煨著幾個土豆核桃，在根據地生活中那算是很好的夜宵了。他凝視著暗紅的炭火，和我談起了他的家庭。
當他還是一個不滿八歲的孩子時，就失去了母親。患哮喘病的父親，經受了這番打擊，更是臥床不起。一個靠勤勞節儉勉強度日的八口之家，生計完全斷絕，幾畝薄土山林便完全典賣了出去。他本來有3個弟弟，最小的一個隻活了不到一歲就餓死了。兩個弟弟和他，到臘月天還是赤腳草鞋。祖母隻好領著孫子們去討飯。討飯時，到人家門口要說吉祥話，人家才肯施舍。可是生性倔強的德懷怎麽也不說，結果就什麽也沒有討到……
回憶到這裏，他停住了，抬眼望著窗外的漫天風雪，聲調越來越緩慢。他說，以後他就去打短工、放牛，上養病父，下撫弱弟，幫助可憐的老祖母挑起一家生活重擔。他說到他怎樣當煤礦窯工、修堤工人，怎樣踏上了艱難的人生道路。青少年時的過重勞動使他的背微駝。他也說到他怎樣從苦難中走出來，找到了黨，找到了使人民群眾從苦難中擺脫出來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無論遇到什麽艱難困苦，他都沒有回頭；無論取得多大勝利，他都不忘自己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解放以後，1958年秋天，他回了一趟家鄉。鄉親們的心情是多麽激動啊。但是他們想，彭德懷如今是元帥，我們是種禾的老農，他還記得我們嗎？還能像早年那樣扯談嗎？但是，他們看到他一路查看莊稼，參觀煉鐵爐，和社員、隊幹部親切地談話。晚上，就住在故居侄兒家裏。兒時放牛的夥伴跑來看他，他親切地招呼：“你是玉伢子嘛！”“你是胡阿四咯”……玉伢子說：“彭元帥，如今千軍萬馬都服你管，你的名聲好大咯！”德懷同誌說：“不要這麽子叫，我還是真伢子！”他兒時的夥伴頓時看到，站在麵前的不是他們想象中威風凜凜的元帥，而仍然是他們的夥伴。他們無拘無束地在彭家吃了飯，和德懷同誌傾談自己的心裏話，一傳十、十傳百，人們紛紛來看他，向他訴說心事。
20年之後，1979年6月，千裏瀟湘，久雨初晴，我和幾個同誌一起，追尋著他成長和戰鬥的足跡，到了湖南，到了他誕生的土地上。那絕壁聳峙、翠色人雲的烏石峰，是德懷同誌童年打柴的地方。峰下是他的故居——彭家圍子。山坡上，野草半掩著一座孤墳，那裏埋葬著他的母親。墳頭上，長著一株青青的苦珠樹。兒時的德懷為悼念亡母曾在這裏栽下了一株苦珠樹，老樹被砍掉了，新樹又從旁生長出來。他不栽鬆，不栽柏，偏偏栽了一棵苦珠樹。人們說，這是苦娘苦伢栽苦樹，悼娘還悼受苦人啊！
我站在彭家圍子前，望著遠近村舍升起的一縷縷炊煙，心想，當年德懷曾在這裏佇立眺望，為遠近村舍時時斷炊熄煙而陷人沉思。他從這農村冷冷清清、難乎為繼的炊煙中，看到了億萬農民的吃飯問題。我記起了1943年太行山上連續兩年鬧旱災，他看到一些人家的煙突沒有冒煙，他眼神是那樣的焦急難過，他曾挨戶走訪，默默地注視著群眾鍋裏的野菜，於是就決定總部及直屬隊采野菜樹葉，每人每天節約二兩糧，他自己雖然當時患著腸胃病，也和戰土們一起吃野菜，把糧食節約下來分給群眾。解放後，到了北京，逢著改善夥食，他常念叨：什麽時候全中國老百姓都能吃上這樣的飯菜呢？我記得，當人民生活出現困難的時候，他坐在飯桌前麵，是怎樣的難以下咽啊！我深深感到，他對人民生活的疾苦，有一種誠摯的、切膚的、連心的感情，在他那嚴峻的外貌下，跳動著一顆火熱的心。這是一顆赤子之心嗬！這顆心，從童年時代就和千百萬受苦受難的人們連在一起，一直沒有分開。
把功勞歸於黨和人民
盡管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德懷同誌為黨為人民作出了那麽多的貢獻，但他從不誇耀自己，而是把全部功勞、成績都歸於黨和人民群眾。
1947年底，德懷在陝北楊家溝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我從晉西北土改的村子趕去看他，並服從組織決定到西北野戰軍工作。自從搬出延安之後，我和他就沒有見過麵。環境那麽艱苦，戰鬥那麽頻繁，責任那麽重大，他怎麽樣了呢？我真恨不得立即就見到他。
時值隆冬，陝北高原的風雪刺麵眨骨。一路上我想得很多。想到在延安分手時，他曾滿懷信心地對我說：“有黨中央和毛主席在陝北，有這麽好的群眾，這麽勇敢的部隊，一定能取得勝利。敵人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還要回來。延安是我們的，全中國都是我們的。”從那以後，他指揮著兩萬人左右的部隊，對付敵人三四十萬兵力的進攻。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製定的“蘑菇”戰術，牽著敵人的鼻子在山山嶺嶺間“大遊行”，接連打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等勝仗，牽製住敵人大量兵力，減輕了其他戰區的壓力。我最初聽到那些勝利消息時，多麽為他高興啊！
到達會議地點，我第一眼看到德懷時，發現他比原來消瘦了，身上的灰布軍裝更肥大了，臉色黑裏透黃，顴骨高高地突了出來，眼皮微腫，周圍有一層黑暈，明顯地呈露出過度疲勞的倦容。由於嚴冬作戰，腿上又有了關節炎。見到我，他笑著說：“好哇！你來晚了，沒看上那幾場好戲。不過不要緊，仗還有得打。”當我說到後方的人怎樣為勝利向他祝賀，為他高興時，他馬上嚴肅地說：“那是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功勞，是陝北人民的功勞，是幹部戰士的功勞！”接著，他就給我講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怎樣英明決策，人民群眾怎樣封鎖消息、支援軍隊，指戰員們怎樣英勇殺敵……絲毫也沒有說到他自己。
我到西北野戰軍時，部隊正在利用戰鬥間隙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德懷像指揮打仗一樣，用全力領導這次運動。白天，他下到基層去，找各級幹部談話，了解情況，聽戰士們兩憶三查的發言。有幾次我看到他聽著聽著，眼裏充滿了難過的神情。夜晚回到住地，他又在熒熒燭光下看各部隊送來的總結材料，或在筆記本上寫著什麽。平時，對上請示，寫報告；對下指示，發命令，大都是他親自動手。那時，各地區、各野戰軍，每兩個月要給黨中央送一份綜合報告。西北野戰軍的報告，都是德懷同誌自己動手寫，從不要機關幹部代勞。每次向中央報告關於部隊兩憶三查的情況，也是他親自動筆。我們這些機關人員，隻是給他搜集一下材料。對新式整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十分重視。運動中，轉發了西北野戰軍的經驗，後來又作了高度的評價，讚揚經過兩憶三查的部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所有這些，不論解放前還是解放後，德懷都從不向人提及。
還在新式整軍運動進行的過程中，德懷就開始考慮部隊下一步的行動。他認真分析敵情資料，仔細了解敵人的動向，並在黃龍山區組織了周密的戰役偵察，經過黨中央和毛主席批準，決定發動宜川戰役。為了打好這一仗，德懷進行了詳盡的準備。他指揮打仗有個習慣，必須親自到前沿去了解情況，掌握第一手資料。這一次，他又帶領機關人員，踏著雪到前沿去看地形。回來後，棉鞋都濕透了。那天晚上，他一句話也不說，一個人坐在炕前灶旁，把穿著濕棉鞋的腳伸在火邊烤。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作戰方案，就不去打擾他。隻見他想了一會兒，一手拿著蠟燭，一手去量地圖，然後放下蠟燭坐在那裏又想。看看燭光下他的身影和沉思的麵孔，我想到了延安窯洞的晨昏，想到了太行山上的日日夜夜，以至想到長征路，想到井岡山，想到平江城，那無數個夜晚，他都是這樣的吧——思考著戰鬥，思考著勝利。正在我遐想的時候，忽然聞到一股燒布的氣味，一看，他腳上的棉鞋冒煙呢！他卻完全不覺得。“鞋糊了！”我這一喊，他才回過神來，提著燒了個大洞的鞋，嘿嘿地笑了……
1948年2月下旬，德懷指揮經過新式整軍運動的西北野戰軍，以迅猛的動作，接連拔掉了宜川城周圍的幾十個據點，接著又采用“圍城打援”的辦法，命令部隊猛攻宜川城，逼得守敵張漢初向胡宗南告急，使胡派整編二十九軍增援。而德懷則將我軍主力集結在瓦子街一帶。當劉勘率軍到達時，我軍發起了猛烈的襲擊。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他又跑到了最前沿，站在一個山頭上，雙手擎著望遠鏡，觀察激戰的場麵，為我們戰士的勇猛頑強擂拳叫好。警衛人員為了他的安全，力勸他隱蔽，無論如何也勸不下來。這一仗，全殲了敵二十九軍3萬多人，軍長劉勘被擊斃。在歡慶勝利的時候，我不由得想起那雙燒糊的棉鞋。
宜川大捷之後，德懷按照黨中央的號令，率領千軍萬馬，戰西府，出潼關，克蘭州，複新疆，把勝利的旗幟插遍祖國的大西北。當我們在西安的住所裏閑話西北戰場的時候，德懷提到的又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又是人民群眾，又是幹部戰士。
最近，我看到了德懷同誌1952年2月的一個談話記錄，那是對有人要寫西北戰場的劇本而談的。他說：“軍隊打勝仗要有三個條件：一、部隊英勇；二、群眾擁護；三、對指揮機關的高度信仰。而信仰不能靠強迫來建立，要靠勝利來建立。在勝利指揮基礎上形成的領導威信，才是全軍一致高度信仰的領導威信。這是個很重要的條件。如果指揮機關有高度的威信，即使你的計劃有某些缺陷或不周到，群眾對你因為有高度的信賴，就能用最大的努力想盡一切辦法去彌補計劃的缺陷。這種自覺的群眾力量發揮起來，往往是超過領導上原來的預料的。”他一再希望寫劇本的同誌，“應該突出地寫一下群眾力量”，“應把我軍特有的高度的忍耐性表現出來”。
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而今我重讀這個談話，又好像聽到了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看到了他那顆始終向著黨，向著人民的赤子之心。
在重大問題上敢於直言
德懷為人剛直爽快，光明磊落。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他敢於堅持真理，有意見敢於直言。
他最反對虛偽和明哲保身。他常說：“一個負責幹部，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這才叫負責。”他說，共產黨員對於黨就是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平生有很多自責，但我聽到他自責最深的是，在一次會議上他對問題有不同意見時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他認為對毛主席尤其要說真話。他看到什麽問題，必得和毛澤東同誌談了，心裏才痛快。
1957年他視察了一些地方，認為反右派有擴大化的傾向，回來準備向毛主席匯報。有的同誌說：“運動正在風口上，現在談不是時候吧。”他說：“對毛主席就是要講真話，才是對革命負責。”去看毛主席時，他仍然直接陳述了自己的看法。
1958年秋天，德懷到外地去檢查國防建設，同時也在所到之處了解了工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的情況。在甘肅，他看到一些地方，莊稼已經成熟了，但沒有人收割。他讓車子停下來，跑到村子裏去問，來的人多是老、弱、婦、孺，青壯男子煉鐵去了。他發現，有的村莊到做飯的時候很多房子煙囪不冒煙，原來鍋已經砸了去煉鐵，男女老少都進公共食堂，雞、鴨、豬也都歸集體了。他看到粗大的樹木被砍下來，去煮大鍋飯和燒炭，大片的青山正在變成禿嶺。他看到很多地方莊稼確實長得很好，但並不像一些人說的那樣出現了什麽畝產萬斤、幾萬斤的奇跡，而報紙上、匯報會上，卻仍然在吹什麽可以放開肚皮吃飯，提前進人共產主義，等等。德懷在和幹部交談時，語重心長地說，黨的威信高，人民群眾信賴我們，我們不要驕傲，不要主觀主義、命令主義，我們一不謹慎，人民群眾就要遭罪。這時他已經發現存在著問題。
不久，他決定到他最熟悉的農村去，再實地考察一下。於是，他回到家鄉烏石，回到平江——他舉行起義和多次戰鬥過的地方，他又去到毛澤東同誌的故鄉韶山。他找老農社員、少年夥伴和老根據地的群眾詢問真情，和基層幹部、縣、省領導同誌交換意見。他感到了問題的嚴重，幾十年流血鬥爭換來的、八年辛苦建設剛剛開始興旺起來的農民生活，正在受到一種思潮的破壞。在火車上，他注視著飛馳的田野，那裏也有成熟了而沒有收割的莊稼。吃飯的時候他舉署又停，指著窗外，焦慮地對人說，你瞧瞧這個情況，明年群眾的生活怎麽辦啊！在平江，一位老紅軍戰土遞給他一個紙條，上麵寫著：“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獲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呼”。以後他常常念這首詩。這呼聲催動著他向毛主席反映事情的真相。
1959年初，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後果，已經反映到市場的供應上了。接著“五風”愈來愈嚴重，他愈發不安了。他看到一些材料，聽到農村傳來的消息，常常自語：“這是怎麽搞的呢？問題出在哪裏？”一次有位鄉親自家鄉來，他詢問情況，緊皺眉頭，晚上隻吃了很少一點飯。飯後就在屋子裏來回踱步，獨自沉思。夜裏，他睡得很晚，轉側多時，和我說：“你們要少上街買東西，凡是市場上短缺的，你都別去買。咱們的生活比群眾好得多，東西留給群眾買吧。”不過這能解決什麽問題呢？他自然是明白的。在這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他給毛澤東同誌寫了一封信，報告了他所了解的情況和他對問題的看法。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直言竟給他帶來了那樣嚴重的後果。
廬山會議以後，德懷受到了批判。在一次會議上，有人要他交代“軍事俱樂部”名單。他激憤地拍著桌子說：“什麽軍事俱樂部？你們誰願參加就來報名吧。”過後我問他，他說：“‘軍事俱樂部’，根本沒這回事，我怎麽能交代出來？我寧願毀滅自己，也不能幹有損於解放軍的事，不能隨便瞎編。 ”1959年10月，他交回了元帥服、勳章，離開了中南海，住到北京西郊的吳家花園。他不後悔他的所為，他說，我革命就是為了大家有飯吃。但他一直在考慮，自己究竟錯了沒有，錯在什麽地方？他立下誓言：“我不弄通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死不瞑目！”他在吳家花園讀了許多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書，寫了許多筆記，做了大量眉批，並請高級黨校的教員給他做輔導。令人痛心又氣憤的是，這些珍貴的材料都以“擴散了影響不好”為理由，被他的“專案組”付之一炬。他在眉批裏寫下的許多探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濟規律和黨的有關方針、政策的學習心得，我們永遠無從得見了。1961年他重返烏石參加勞動，進行社會調查。他很高興地看到從“十二條”下達後，農村經濟已經開始恢複，但是問題還存在。他又對農村在按勞分配、集市貿易、手工業、家庭副業等方麵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天實踐證明，他的調查報告談了許多十分中肯的意見。
那時，我認為問題都出在他寫的那封信上。有一次，我問他：“你為什麽要寫那封信呢‘？不寫不行嗎？”起初，他沉默著，後來他說，一個共產黨員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這不是寫不寫的問題，是對不對的問題。共產黨員不說真話，黨中央怎樣了解真實情況？多少次，老貧農拉著我的手，要我把問題帶給毛主席。他說，我隻有反映實際情況的義務，沒有隱瞞事實真相的權利。阿諛奉承是可恥的，無益於黨和人民的事業，而且極端有害於黨和人民的事業。繼而，他剛毅的麵容中透出一種迷惑不解的神情，反過來問我：“我不過就是寫了那麽一封信，給毛主席做參考，你說，為什麽成了這麽大的問題呢？”我注視著他，看著他真誠地在等待著回答，我轉過臉去藏過湧上來的淚水，心頭一陣痛楚，想，他問我，我又去問誰呢？接著，他沉重地說：“我寫了這封信就出了這麽大的問題，今後黨內要多事了！我們的黨，以後又會怎樣呢？”我隱隱感到，他除了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而外，心中還懷著更大的憂慮。事實證明，他的憂慮不是多餘的。但當時，我還不能像今天這樣理解他。他把整個身心都獻給了他所信仰的崇高理想，他從來沒有忘記這一理想的出發點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願望。
那些年裏，他除了讀書、勞動外，對報紙也很注意。一次陳伯達發表了一篇文章，不點名地說“右傾機會主義者衝昏了頭腦”。德懷針鋒相對批注道：“現在的情況是左傾，誰提出了糾正的辦法就算舊賬，堵塞正確意見，一錯再錯，這能說是實事求是嗎？左傾者看不出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突出矛盾是嚴重的比例失調，它將破壞總路線，破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將出現一個大馬鞍型，千萬人將要遭到饑餓，甚至要餓死一些人。”在陳伯達的“為偉大的勝利歡欣鼓舞”這句話旁，他批道：“為偉大勝利而歡欣鼓舞是共同的，但你們看不到或不願看‘左’的東西正在破壞它。搞反黨集團確實沒有，對於問題的看法表示共鳴，倒是有一些人。我從來不是功臣，但不一定就是禍首。”針對康生的所謂“混進革命隊伍”，是反革命的“同路人”的汙蔑，德懷回顧了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常常看到他總是伏在桌子上寫呀，寫呀。每次我下班回去，讀著他寫的有痛苦也有辛酸的回憶文字，心裏是很不平靜的，為他自豪，也為他不平。不隻一次，他抬起頭，語調緩慢，很沉重地對我說：“我沒有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
1965年毛主席接見了他，鼓勵他努力工作向前看，說，真理可能在你一邊，你的問題由曆史作結論吧！並派他到“三線”去工作。長久盼望著能為人民做工作的他是十分高興的，立即整裝上路，絲毫沒計較個人得失。他相信，時間終於會澄清一切。但是，他怎麽能知道，就在這同時，江青卻偷偷跑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在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呢？他們正在醞釀著一場更大的陷害革命忠良的風暴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四人幫”加上“反毛主席”，“翻案’等罪名，遭到殘酷的迫害。在江青煽起的“揪彭”惡浪中，人們毒打他；他的肋骨被打折，鎖骨錯位。
1967年8月11日，一群彪形大漢把我架到北京師大操場的台上與德懷“陪鬥”。從1965年他到“三線”我們話別後，兩年沒有見麵了，沒想到此時此刻，卻在這裏相逢。“噴氣式”使得我的頭抬不起來，眼前一片昏暗，隻是在那些粗大的胳膊也需要鬆歇的片刻，我才能看到他。他那曾經被湖南軍閥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頭，他那曾經被國民黨反動派以萬金重賞購買而買不去的頭，他那在槍林彈雨中千百次衝殺而仍然挺昂著的頭，如今竟被以所謂“革命的名義”按到了地麵。這是怎樣的曆史悲劇嗬！我想起吳家花園中他那剛毅的麵容，緊鎖的眉頭，深邃的目光，此刻，他心中又在想什麽呢？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在十年內戰的戰場上，在太行山上，西北戰場上，在朝鮮戰場上，他與國民黨反動派鬥，與日本帝國主義鬥，與美帝國主義鬥。他沒有死在戰場上，卻被害死在他終生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的囚室裏！這是多麽令人不解的曆史顛倒嗬！
這種不解曾持續地折磨著我好長時間。在那些被專政的日子裏，我無數次打開記憶的閘門，細細追尋他的一切，問著自己：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呢？這種悲劇能避免嗎？顛倒的曆史何時能顛倒過來呢？今天，這被顛倒的一切，終於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公正呼聲裏顛倒過來了！正像德懷同誌在1959年後曾說過的那樣，“堅決相信我黨是實事求是的，事實總是事實，一定會把事實弄清楚的，而且黨一定會改正錯誤，從中取得經驗教訓”。這樣的曆史悲劇一定不能再讓它重演！和黨、和人民、和祖國共著命運的德懷同誌，在九泉之下定會為我們的事業在繼續前進而欣慰。
浦安修
彭德懷同誌蒙冤含恨，離開人世已經六年多了，他給人們、給我留下了什麽呢？
在那是非顛倒的年月裏，他的名字被潑汙，他的功績被抹殺，記載他形象和思想的照片、文字材料，有的被封禁，有的被銷毀，甚至他的骨灰也被改名換姓。關於他的一切，我隻能珍藏在心的最底層，獨自回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德懷平了反，對他作出了全麵公正的評價，人民長久蘊積在心中的話，可以大聲說出來了，麵對著幸存的德懷的照片和文稿，整理他的遺文。他戎馬戰鬥的一生，他獻身真理的熱忱，他剛正不阿的品質，時時牽動著我的心，讓我很難平靜。他留給黨、留給人民和自己祖國的，是多麽純潔的一顆赤子之心啊！
不忘記自己是什麽人
德懷同誌一生身經百戰，在幾十年中國革命戰爭所展開的廣闊舞台上，導演過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他從一個苦難的童工成長為人民的元帥。但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他在生活上卻始終是一名戰士。
我和他結婚之後，像那時的許多女同誌一樣，不願在自己愛人領導的單位工作，想獨立地在實際工作中經受鍛煉。對這一點，德懷很支持，不要求我留在他身邊照顧他。我隻有星期六才抽空到他那裏去，見他總是和戰士們過著一樣的生活。警衛員同誌常常向我訴苦說，他不允許為他設小灶；給他出外偵察地形準備的大衣，他送給了值勤的戰士；行軍中，他總是把馬讓給傷病員騎。他有胃病，有人送給他幾筒奶粉，他都拿去一下子倒在煮粥的大鍋裏，和戰士共享……
為了保證他的健康，對他這種要求自己和士兵同甘共苦的嚴格做法，同誌們不止一次出麵幹涉，我也不止一次婉言規勸，希望他注意身體，注意休息。他雖然一時一事依從了，但過後還是照常，誰都拿他沒辦法。從太行山到延安，從朝鮮戰場到北京，從戰爭年代到和平環境，我所知道的他，這個作風一直沒有改變。
他為什麽要這樣？為什麽能夠這樣？我是在與他一起生活了多年之後，了解了他的童年，才逐漸懂得的。
那是1939年，德懷同誌正和朱老總在太行山上指揮八路軍英勇抗戰。我當時在北方局工作，住在離總部不遠的另一個村子裏。一個深冬的夜晚，我踏著沒脛的積雪來到八路軍司令部，同誌們都已就寢，庭院無聲。他處理完當天的文電，和我坐在炭火盆前取暖。盆裏煨著幾個土豆核桃，在根據地生活中那算是很好的夜宵了。他凝視著暗紅的炭火，和我談起了他的家庭。
當他還是一個不滿八歲的孩子時，就失去了母親。患哮喘病的父親，經受了這番打擊，更是臥床不起。一個靠勤勞節儉勉強度日的八口之家，生計完全斷絕，幾畝薄土山林便完全典賣了出去。他本來有3個弟弟，最小的一個隻活了不到一歲就餓死了。兩個弟弟和他，到臘月天還是赤腳草鞋。祖母隻好領著孫子們去討飯。討飯時，到人家門口要說吉祥話，人家才肯施舍。可是生性倔強的德懷怎麽也不說，結果就什麽也沒有討到……
回憶到這裏，他停住了，抬眼望著窗外的漫天風雪，聲調越來越緩慢。他說，以後他就去打短工、放牛，上養病父，下撫弱弟，幫助可憐的老祖母挑起一家生活重擔。他說到他怎樣當煤礦窯工、修堤工人，怎樣踏上了艱難的人生道路。青少年時的過重勞動使他的背微駝。他也說到他怎樣從苦難中走出來，找到了黨，找到了使人民群眾從苦難中擺脫出來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無論遇到什麽艱難困苦，他都沒有回頭；無論取得多大勝利，他都不忘自己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解放以後，1958年秋天，他回了一趟家鄉。鄉親們的心情是多麽激動啊。但是他們想，彭德懷如今是元帥，我們是種禾的老農，他還記得我們嗎？還能像早年那樣扯談嗎？但是，他們看到他一路查看莊稼，參觀煉鐵爐，和社員、隊幹部親切地談話。晚上，就住在故居侄兒家裏。兒時放牛的夥伴跑來看他，他親切地招呼：“你是玉伢子嘛！”“你是胡阿四咯”……玉伢子說：“彭元帥，如今千軍萬馬都服你管，你的名聲好大咯！”德懷同誌說：“不要這麽子叫，我還是真伢子！”他兒時的夥伴頓時看到，站在麵前的不是他們想象中威風凜凜的元帥，而仍然是他們的夥伴。他們無拘無束地在彭家吃了飯，和德懷同誌傾談自己的心裏話，一傳十、十傳百，人們紛紛來看他，向他訴說心事。
20年之後，1979年6月，千裏瀟湘，久雨初晴，我和幾個同誌一起，追尋著他成長和戰鬥的足跡，到了湖南，到了他誕生的土地上。那絕壁聳峙、翠色人雲的烏石峰，是德懷同誌童年打柴的地方。峰下是他的故居——彭家圍子。山坡上，野草半掩著一座孤墳，那裏埋葬著他的母親。墳頭上，長著一株青青的苦珠樹。兒時的德懷為悼念亡母曾在這裏栽下了一株苦珠樹，老樹被砍掉了，新樹又從旁生長出來。他不栽鬆，不栽柏，偏偏栽了一棵苦珠樹。人們說，這是苦娘苦伢栽苦樹，悼娘還悼受苦人啊！
我站在彭家圍子前，望著遠近村舍升起的一縷縷炊煙，心想，當年德懷曾在這裏佇立眺望，為遠近村舍時時斷炊熄煙而陷人沉思。他從這農村冷冷清清、難乎為繼的炊煙中，看到了億萬農民的吃飯問題。我記起了1943年太行山上連續兩年鬧旱災，他看到一些人家的煙突沒有冒煙，他眼神是那樣的焦急難過，他曾挨戶走訪，默默地注視著群眾鍋裏的野菜，於是就決定總部及直屬隊采野菜樹葉，每人每天節約二兩糧，他自己雖然當時患著腸胃病，也和戰土們一起吃野菜，把糧食節約下來分給群眾。解放後，到了北京，逢著改善夥食，他常念叨：什麽時候全中國老百姓都能吃上這樣的飯菜呢？我記得，當人民生活出現困難的時候，他坐在飯桌前麵，是怎樣的難以下咽啊！我深深感到，他對人民生活的疾苦，有一種誠摯的、切膚的、連心的感情，在他那嚴峻的外貌下，跳動著一顆火熱的心。這是一顆赤子之心嗬！這顆心，從童年時代就和千百萬受苦受難的人們連在一起，一直沒有分開。
把功勞歸於黨和人民
盡管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德懷同誌為黨為人民作出了那麽多的貢獻，但他從不誇耀自己，而是把全部功勞、成績都歸於黨和人民群眾。
1947年底，德懷在陝北楊家溝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我從晉西北土改的村子趕去看他，並服從組織決定到西北野戰軍工作。自從搬出延安之後，我和他就沒有見過麵。環境那麽艱苦，戰鬥那麽頻繁，責任那麽重大，他怎麽樣了呢？我真恨不得立即就見到他。
時值隆冬，陝北高原的風雪刺麵眨骨。一路上我想得很多。想到在延安分手時，他曾滿懷信心地對我說：“有黨中央和毛主席在陝北，有這麽好的群眾，這麽勇敢的部隊，一定能取得勝利。敵人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還要回來。延安是我們的，全中國都是我們的。”從那以後，他指揮著兩萬人左右的部隊，對付敵人三四十萬兵力的進攻。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製定的“蘑菇”戰術，牽著敵人的鼻子在山山嶺嶺間“大遊行”，接連打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等勝仗，牽製住敵人大量兵力，減輕了其他戰區的壓力。我最初聽到那些勝利消息時，多麽為他高興啊！
到達會議地點，我第一眼看到德懷時，發現他比原來消瘦了，身上的灰布軍裝更肥大了，臉色黑裏透黃，顴骨高高地突了出來，眼皮微腫，周圍有一層黑暈，明顯地呈露出過度疲勞的倦容。由於嚴冬作戰，腿上又有了關節炎。見到我，他笑著說：“好哇！你來晚了，沒看上那幾場好戲。不過不要緊，仗還有得打。”當我說到後方的人怎樣為勝利向他祝賀，為他高興時，他馬上嚴肅地說：“那是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功勞，是陝北人民的功勞，是幹部戰士的功勞！”接著，他就給我講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怎樣英明決策，人民群眾怎樣封鎖消息、支援軍隊，指戰員們怎樣英勇殺敵……絲毫也沒有說到他自己。
我到西北野戰軍時，部隊正在利用戰鬥間隙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德懷像指揮打仗一樣，用全力領導這次運動。白天，他下到基層去，找各級幹部談話，了解情況，聽戰士們兩憶三查的發言。有幾次我看到他聽著聽著，眼裏充滿了難過的神情。夜晚回到住地，他又在熒熒燭光下看各部隊送來的總結材料，或在筆記本上寫著什麽。平時，對上請示，寫報告；對下指示，發命令，大都是他親自動手。那時，各地區、各野戰軍，每兩個月要給黨中央送一份綜合報告。西北野戰軍的報告，都是德懷同誌自己動手寫，從不要機關幹部代勞。每次向中央報告關於部隊兩憶三查的情況，也是他親自動筆。我們這些機關人員，隻是給他搜集一下材料。對新式整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十分重視。運動中，轉發了西北野戰軍的經驗，後來又作了高度的評價，讚揚經過兩憶三查的部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所有這些，不論解放前還是解放後，德懷都從不向人提及。
還在新式整軍運動進行的過程中，德懷就開始考慮部隊下一步的行動。他認真分析敵情資料，仔細了解敵人的動向，並在黃龍山區組織了周密的戰役偵察，經過黨中央和毛主席批準，決定發動宜川戰役。為了打好這一仗，德懷進行了詳盡的準備。他指揮打仗有個習慣，必須親自到前沿去了解情況，掌握第一手資料。這一次，他又帶領機關人員，踏著雪到前沿去看地形。回來後，棉鞋都濕透了。那天晚上，他一句話也不說，一個人坐在炕前灶旁，把穿著濕棉鞋的腳伸在火邊烤。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作戰方案，就不去打擾他。隻見他想了一會兒，一手拿著蠟燭，一手去量地圖，然後放下蠟燭坐在那裏又想。看看燭光下他的身影和沉思的麵孔，我想到了延安窯洞的晨昏，想到了太行山上的日日夜夜，以至想到長征路，想到井岡山，想到平江城，那無數個夜晚，他都是這樣的吧——思考著戰鬥，思考著勝利。正在我遐想的時候，忽然聞到一股燒布的氣味，一看，他腳上的棉鞋冒煙呢！他卻完全不覺得。“鞋糊了！”我這一喊，他才回過神來，提著燒了個大洞的鞋，嘿嘿地笑了……
1948年2月下旬，德懷指揮經過新式整軍運動的西北野戰軍，以迅猛的動作，接連拔掉了宜川城周圍的幾十個據點，接著又采用“圍城打援”的辦法，命令部隊猛攻宜川城，逼得守敵張漢初向胡宗南告急，使胡派整編二十九軍增援。而德懷則將我軍主力集結在瓦子街一帶。當劉勘率軍到達時，我軍發起了猛烈的襲擊。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他又跑到了最前沿，站在一個山頭上，雙手擎著望遠鏡，觀察激戰的場麵，為我們戰士的勇猛頑強擂拳叫好。警衛人員為了他的安全，力勸他隱蔽，無論如何也勸不下來。這一仗，全殲了敵二十九軍3萬多人，軍長劉勘被擊斃。在歡慶勝利的時候，我不由得想起那雙燒糊的棉鞋。
宜川大捷之後，德懷按照黨中央的號令，率領千軍萬馬，戰西府，出潼關，克蘭州，複新疆，把勝利的旗幟插遍祖國的大西北。當我們在西安的住所裏閑話西北戰場的時候，德懷提到的又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又是人民群眾，又是幹部戰士。
最近，我看到了德懷同誌1952年2月的一個談話記錄，那是對有人要寫西北戰場的劇本而談的。他說：“軍隊打勝仗要有三個條件：一、部隊英勇；二、群眾擁護；三、對指揮機關的高度信仰。而信仰不能靠強迫來建立，要靠勝利來建立。在勝利指揮基礎上形成的領導威信，才是全軍一致高度信仰的領導威信。這是個很重要的條件。如果指揮機關有高度的威信，即使你的計劃有某些缺陷或不周到，群眾對你因為有高度的信賴，就能用最大的努力想盡一切辦法去彌補計劃的缺陷。這種自覺的群眾力量發揮起來，往往是超過領導上原來的預料的。”他一再希望寫劇本的同誌，“應該突出地寫一下群眾力量”，“應把我軍特有的高度的忍耐性表現出來”。
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而今我重讀這個談話，又好像聽到了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看到了他那顆始終向著黨，向著人民的赤子之心。
在重大問題上敢於直言
德懷為人剛直爽快，光明磊落。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他敢於堅持真理，有意見敢於直言。
他最反對虛偽和明哲保身。他常說：“一個負責幹部，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這才叫負責。”他說，共產黨員對於黨就是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平生有很多自責，但我聽到他自責最深的是，在一次會議上他對問題有不同意見時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他認為對毛主席尤其要說真話。他看到什麽問題，必得和毛澤東同誌談了，心裏才痛快。
1957年他視察了一些地方，認為反右派有擴大化的傾向，回來準備向毛主席匯報。有的同誌說：“運動正在風口上，現在談不是時候吧。”他說：“對毛主席就是要講真話，才是對革命負責。”去看毛主席時，他仍然直接陳述了自己的看法。
1958年秋天，德懷到外地去檢查國防建設，同時也在所到之處了解了工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的情況。在甘肅，他看到一些地方，莊稼已經成熟了，但沒有人收割。他讓車子停下來，跑到村子裏去問，來的人多是老、弱、婦、孺，青壯男子煉鐵去了。他發現，有的村莊到做飯的時候很多房子煙囪不冒煙，原來鍋已經砸了去煉鐵，男女老少都進公共食堂，雞、鴨、豬也都歸集體了。他看到粗大的樹木被砍下來，去煮大鍋飯和燒炭，大片的青山正在變成禿嶺。他看到很多地方莊稼確實長得很好，但並不像一些人說的那樣出現了什麽畝產萬斤、幾萬斤的奇跡，而報紙上、匯報會上，卻仍然在吹什麽可以放開肚皮吃飯，提前進人共產主義，等等。德懷在和幹部交談時，語重心長地說，黨的威信高，人民群眾信賴我們，我們不要驕傲，不要主觀主義、命令主義，我們一不謹慎，人民群眾就要遭罪。這時他已經發現存在著問題。
不久，他決定到他最熟悉的農村去，再實地考察一下。於是，他回到家鄉烏石，回到平江——他舉行起義和多次戰鬥過的地方，他又去到毛澤東同誌的故鄉韶山。他找老農社員、少年夥伴和老根據地的群眾詢問真情，和基層幹部、縣、省領導同誌交換意見。他感到了問題的嚴重，幾十年流血鬥爭換來的、八年辛苦建設剛剛開始興旺起來的農民生活，正在受到一種思潮的破壞。在火車上，他注視著飛馳的田野，那裏也有成熟了而沒有收割的莊稼。吃飯的時候他舉署又停，指著窗外，焦慮地對人說，你瞧瞧這個情況，明年群眾的生活怎麽辦啊！在平江，一位老紅軍戰土遞給他一個紙條，上麵寫著：“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獲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呼”。以後他常常念這首詩。這呼聲催動著他向毛主席反映事情的真相。
1959年初，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後果，已經反映到市場的供應上了。接著“五風”愈來愈嚴重，他愈發不安了。他看到一些材料，聽到農村傳來的消息，常常自語：“這是怎麽搞的呢？問題出在哪裏？”一次有位鄉親自家鄉來，他詢問情況，緊皺眉頭，晚上隻吃了很少一點飯。飯後就在屋子裏來回踱步，獨自沉思。夜裏，他睡得很晚，轉側多時，和我說：“你們要少上街買東西，凡是市場上短缺的，你都別去買。咱們的生活比群眾好得多，東西留給群眾買吧。”不過這能解決什麽問題呢？他自然是明白的。在這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他給毛澤東同誌寫了一封信，報告了他所了解的情況和他對問題的看法。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直言竟給他帶來了那樣嚴重的後果。
廬山會議以後，德懷受到了批判。在一次會議上，有人要他交代“軍事俱樂部”名單。他激憤地拍著桌子說：“什麽軍事俱樂部？你們誰願參加就來報名吧。”過後我問他，他說：“‘軍事俱樂部’，根本沒這回事，我怎麽能交代出來？我寧願毀滅自己，也不能幹有損於解放軍的事，不能隨便瞎編。 ”1959年10月，他交回了元帥服、勳章，離開了中南海，住到北京西郊的吳家花園。他不後悔他的所為，他說，我革命就是為了大家有飯吃。但他一直在考慮，自己究竟錯了沒有，錯在什麽地方？他立下誓言：“我不弄通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死不瞑目！”他在吳家花園讀了許多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書，寫了許多筆記，做了大量眉批，並請高級黨校的教員給他做輔導。令人痛心又氣憤的是，這些珍貴的材料都以“擴散了影響不好”為理由，被他的“專案組”付之一炬。他在眉批裏寫下的許多探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濟規律和黨的有關方針、政策的學習心得，我們永遠無從得見了。1961年他重返烏石參加勞動，進行社會調查。他很高興地看到從“十二條”下達後，農村經濟已經開始恢複，但是問題還存在。他又對農村在按勞分配、集市貿易、手工業、家庭副業等方麵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天實踐證明，他的調查報告談了許多十分中肯的意見。
那時，我認為問題都出在他寫的那封信上。有一次，我問他：“你為什麽要寫那封信呢‘？不寫不行嗎？”起初，他沉默著，後來他說，一個共產黨員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這不是寫不寫的問題，是對不對的問題。共產黨員不說真話，黨中央怎樣了解真實情況？多少次，老貧農拉著我的手，要我把問題帶給毛主席。他說，我隻有反映實際情況的義務，沒有隱瞞事實真相的權利。阿諛奉承是可恥的，無益於黨和人民的事業，而且極端有害於黨和人民的事業。繼而，他剛毅的麵容中透出一種迷惑不解的神情，反過來問我：“我不過就是寫了那麽一封信，給毛主席做參考，你說，為什麽成了這麽大的問題呢？”我注視著他，看著他真誠地在等待著回答，我轉過臉去藏過湧上來的淚水，心頭一陣痛楚，想，他問我，我又去問誰呢？接著，他沉重地說：“我寫了這封信就出了這麽大的問題，今後黨內要多事了！我們的黨，以後又會怎樣呢？”我隱隱感到，他除了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而外，心中還懷著更大的憂慮。事實證明，他的憂慮不是多餘的。但當時，我還不能像今天這樣理解他。他把整個身心都獻給了他所信仰的崇高理想，他從來沒有忘記這一理想的出發點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願望。
那些年裏，他除了讀書、勞動外，對報紙也很注意。一次陳伯達發表了一篇文章，不點名地說“右傾機會主義者衝昏了頭腦”。德懷針鋒相對批注道：“現在的情況是左傾，誰提出了糾正的辦法就算舊賬，堵塞正確意見，一錯再錯，這能說是實事求是嗎？左傾者看不出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突出矛盾是嚴重的比例失調，它將破壞總路線，破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將出現一個大馬鞍型，千萬人將要遭到饑餓，甚至要餓死一些人。”在陳伯達的“為偉大的勝利歡欣鼓舞”這句話旁，他批道：“為偉大勝利而歡欣鼓舞是共同的，但你們看不到或不願看‘左’的東西正在破壞它。搞反黨集團確實沒有，對於問題的看法表示共鳴，倒是有一些人。我從來不是功臣，但不一定就是禍首。”針對康生的所謂“混進革命隊伍”，是反革命的“同路人”的汙蔑，德懷回顧了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常常看到他總是伏在桌子上寫呀，寫呀。每次我下班回去，讀著他寫的有痛苦也有辛酸的回憶文字，心裏是很不平靜的，為他自豪，也為他不平。不隻一次，他抬起頭，語調緩慢，很沉重地對我說：“我沒有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
1965年毛主席接見了他，鼓勵他努力工作向前看，說，真理可能在你一邊，你的問題由曆史作結論吧！並派他到“三線”去工作。長久盼望著能為人民做工作的他是十分高興的，立即整裝上路，絲毫沒計較個人得失。他相信，時間終於會澄清一切。但是，他怎麽能知道，就在這同時，江青卻偷偷跑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在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呢？他們正在醞釀著一場更大的陷害革命忠良的風暴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四人幫”加上“反毛主席”，“翻案’等罪名，遭到殘酷的迫害。在江青煽起的“揪彭”惡浪中，人們毒打他；他的肋骨被打折，鎖骨錯位。
1967年8月11日，一群彪形大漢把我架到北京師大操場的台上與德懷“陪鬥”。從1965年他到“三線”我們話別後，兩年沒有見麵了，沒想到此時此刻，卻在這裏相逢。“噴氣式”使得我的頭抬不起來，眼前一片昏暗，隻是在那些粗大的胳膊也需要鬆歇的片刻，我才能看到他。他那曾經被湖南軍閥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頭，他那曾經被國民黨反動派以萬金重賞購買而買不去的頭，他那在槍林彈雨中千百次衝殺而仍然挺昂著的頭，如今竟被以所謂“革命的名義”按到了地麵。這是怎樣的曆史悲劇嗬！我想起吳家花園中他那剛毅的麵容，緊鎖的眉頭，深邃的目光，此刻，他心中又在想什麽呢？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在十年內戰的戰場上，在太行山上，西北戰場上，在朝鮮戰場上，他與國民黨反動派鬥，與日本帝國主義鬥，與美帝國主義鬥。他沒有死在戰場上，卻被害死在他終生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的囚室裏！這是多麽令人不解的曆史顛倒嗬！
這種不解曾持續地折磨著我好長時間。在那些被專政的日子裏，我無數次打開記憶的閘門，細細追尋他的一切，問著自己：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呢？這種悲劇能避免嗎？顛倒的曆史何時能顛倒過來呢？今天，這被顛倒的一切，終於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公正呼聲裏顛倒過來了！正像德懷同誌在1959年後曾說過的那樣，“堅決相信我黨是實事求是的，事實總是事實，一定會把事實弄清楚的，而且黨一定會改正錯誤，從中取得經驗教訓”。這樣的曆史悲劇一定不能再讓它重演！和黨、和人民、和祖國共著命運的德懷同誌，在九泉之下定會為我們的事業在繼續前進而欣慰。
為什麽隻字不提當初離開他的原因呢？
浦同學寫得不全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