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抵製日貨真相：危難關頭的保國舉動

　　北京市檔案館藏有190萬卷（冊）珍貴檔案資料，記錄著北京近現代曆史的發展和演變，每一次重大變革曆史瞬間中的人和事、尋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會狀態，都可以在這些浩如煙海的曆史記載中探尋到蹤跡。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北京市檔案館與《北京青年報》合作策劃了這一專題，組織館內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進行的檔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礎上，仔細研讀，深入探究，用檔案記述解讀五四，再現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場景。


　　1915年，一件類似於今天街頭發小廣告的輕微違法案件，為何驚動了當時京師警察廳總監親自批示查辦？90年前，張國燾曾被捕入獄，官麵原因竟是“售賣國貨”。為何售賣國貨還有罪？抵製日貨為何成為近代國人表達愛國熱情最常用的方式？


　　1915年6月11日上午，京師警察廳內左一區警察署巡警羅英海正在崇文門壅洞環城鐵道附近巡查，忽見一個20來歲的年輕人在散布傳單，便上前盤查，發現傳單內容是抵製日貨，於是將其人帶回警察署訊問。


　　原來此散布傳單人名叫姚懷玉，係一無業遊民，平日幹些在各娼嫽販賣紙煙的營生。據姚懷玉供稱，他是從一不知姓名人手中接過傳單，之所以散布，純粹是想借此多賣些香煙，別無他意。


　　但此案承審警員平國恩卻是非常的警覺，把此案提到一個相當的高度，他在給警察廳總監的呈文中提出處理意見：“姚懷玉無故布散謠言，擬議違警律科罰，至傳單語多荒謬，有妨國交，應盡數銷毀，並通飭各區從嚴查禁。仍飭區傳知印刷商戶，凡關中日交涉事件，如有以私人資格排印，一概不準，否則重罰，以防擾亂，而絕根株。”警察廳總監吳炳湘更是戒備有加，批示內左一區署“姚懷玉是否如其所供為謀利起見，抑非善類另有別情，擬切實查明，再行核辦。”


　　調查的結果是姚懷玉的確沒有什麽別的企圖，散發傳單隻是偶然為之，最終被處以十五天拘留了事。


　　這樣一件類似於今天街頭發小廣告的輕微違法案件，為何會讓警察如此重視呢？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大有關聯。1915年的中國正處於袁世凱複辟帝製的前夜，年初，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為了換取日本的支持，5月9日，外交總長陸征祥、次長曹汝霖親往日使館遞交複文，對日本最後通牒予以承認，接受“二十一條”。這一賣國行為激起了中國各界的普遍反抗，全國教育聯合會規定每年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與此同時，全國許多地方都出現反日、抵製日貨的高潮。


　　姚懷玉的事件表明北京也有抵製日貨的暗流在湧動，隻是京師重地，警政嚴苛，抵製日貨還好似閃爍的星火。但令警察們想不到的是，四年之後的1919年，這點點星火卻在一夜之間燃成燎原之勢，警察們不僅未能絕其根株，就連違警律也隻能拋諸腦後了。





當年抵製日貨的漫畫





　　-五四運動爆發後，抵製日貨成為參與人員最廣泛的鬥爭方式之一，就連上海青樓女子也舉起了抵製日貨的大旗


　　抵製洋貨是近代中國人表達愛國熱情的常用方式之一，其中又以抵製日貨最為頻繁，自1908年因日本商船武裝走私軍火而引發第一次抵製日貨運動以後，抵製日貨便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反抗日本侵略的常態，甚至是人們不假思索的選擇。


　　五四運動爆發後，抵製日貨立即成為愛國學生的自然行動。5月5日下午，在北京大學法科召開的各校學生全體聯合大會上，朝陽學院率先提議抵製日貨。5月7日晚，北京高師學生會評議部召開會議，建議成立北京各界抵製日貨聯合委員會，宣傳抵製日貨，即：不買日本貨、不用日本貨、不賣日本貨。5月9日，清華大學學生在校內體育館舉行“國恥紀念會”，會後，在大操場上焚燒了校內的日貨，這也是五四運動中見諸史料最早的焚燒日貨行為。5月13日，北京大學學生將該校學生消費社儲存的日貨，集中於文科大操場進行焚毀，並印刷數千言之宣言書，在焚燒日貨時當眾宣講。隨後，高等農業學校、高等工業學校、醫學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及私立中國大學等校學生皆將校內所存日貨盡數焚毀。


　　焚燒所存日貨隻能宣泄一時的憤怒，若要抵製取得效果，則必須有人民大眾的廣泛參與，特別是商家的支持。從運動一開始，學生們便派出代表與商界接洽，而商界受學潮之鼓動亦有積極之表示。5月6日，北京商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辦法。在5月4日被捕的學生獲釋後，北京商會又召開全體大會，提出以下主張：（一）請各行速開會議，宣示各商號，一律停運日貨，私運者議罰。（二）不用日本銀行鈔票。（三）不閱日報，不登日報廣告。同時公決兩種抵製日貨辦法：一是調查，凡日貨之名稱牌號樣式，調查清楚後便不再販賣；二是陳列，即將日貨聚集一處陳列，使人一望而知，不再購買。


　　商會的決議得到商民的大力支持，據當時記載：“各店運日貨者，一律停止。而東洋店鋪，早已無人過問。且效學界所為，關於東洋草帽等物，或扯碎，或焚毀者，已不一而足。連日東洋貨價忽跌落，而吾商人不為利誘，抵製如故。”同學界一樣，商界傳單也如雪片紛飛，號召人們不買日貨，不用日本鈔票，呼籲“大家抵製日本，中國或可望不亡也。”


　　隨著運動的發展，抵製日貨的風潮迅速蔓延至全國的許多城市和鄉村，在一些地方，抵製日貨甚至成為最主要的鬥爭方式，其激烈程度遠甚於北京。這或許是因為日貨已充斥中國城鄉，日貨也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象征，在人們缺乏其他有效抗爭手段的情況下，抵製日貨便成為自然而然的選擇。


　　上海花界的表現或更可說明抵製日貨波及的範圍之廣。據記載，林黛玉、笑意、豔情等數十名歌妓在國恥紀念日停止歌宴一天，並在各家門首粘貼“五月九日國恥”字樣，且相互勸告，以後要購用國貨，以免權利外溢。又有一位名妙蓮的妓女，除以五十元捐助國民大會外，還撰寫敬告花界同胞書，分發各妓院，勸告全國花界同胞，各本良心，盡國民應盡之天職，其中一段文字頗能說明一些抵貨的要義：“我們中國到了將亡未亡的時候了，現在所以未亡，全仗一點國民的誌氣。自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首先由愛國的學生，發起懲警賣國奴，抵製日本貨。沒有幾日，全國各界萬眾一心了，下至小工車夫，亦不肯與日人作工。可見人心不死，正是我國一線生機。”


　　這可能正是近代中國抵製日貨運動頻發的原因所在，它首先關注的不是抵製的實際效果，而是在國難危急的關頭表現出一種國民的誌氣，是保留住國家和民族的一線生機。





　　當年國貨鹿牌牙粉商標圖案





　　-為使抵製日貨行動取得切實成效，天津學生甚至成立了“跪哭團”，披麻戴孝前往跪勸不願抵製日貨的商家


　　五四運動中，雖然學生們揭起愛國的大旗，占據道義的製高點，但依然有商家固守自己的利益，不願抵製日貨或者是陽奉陰違。麵對這種情況，天津學生的“跪哭團”為我們留下了充滿悲情的一幕。


　　天津的抵製日貨由天津各界聯合會指導進行，而以學生為主體。聯合會中設有調查股，是執行抵製工作的前哨，它直接掌握各商號購銷與實存的日貨情況。各界聯合會經常以調查股的情報為依據，分別派員采取勸導、說服或自立公約等方式向各商號進行宣傳。有些商號表麵上具結立保，凍結日貨，聲明決不再與日商為伍，但是暗地裏仍與日商勾結，販賣日貨。在種種勸說皆無效之後，調查股決定采用跪哭的方式，希望借此喚醒這些商人麻木的心靈。


　　吳子銘先生的回憶為我們複原了當時的場景。在確定跪哭對象以後，聯合會集齊團員，一律披麻戴孝，個個裝扮成靈堂小子模樣，手持哭喪棒，戚容滿麵地列隊出發。如此裝束自然吸引大批群眾尾隨觀看。那時東北城角有一家成記紙行屢勸無效，一意偷銷日貨。跪哭團到後，尋找該店店主出來見麵，把他圍繞在中間，大家便跪倒在地悲痛號啕，其悲戚慘痛的情景比靈棚吊孝還要哀傷。一邊哭，一邊做忠言逆耳的勸告，曆述亡國滅種的殘酷遭遇。團員中有一位王卓枕，嗓大聲宏，激昂慷慨，哭啞了嗓子還在陳說朝鮮亡國的慘痛。直至成記店經理表明：寧肯買賣不幹，也絕不再購銷日貨了。“跪哭團”始止哭而起，整理返回。





學生們在清華園焚燒日貨





　　-在抵貨風潮中，北京的學商關係相對來說是比較平和的，這一則因為商人的配合與支持，一則因為學生的強勢與克製


　　在1919年京師警察廳的卷宗裏，我們還發現了一些因抵製日貨而發生學商衝突的案例，這或許可以勾勒出當年抵製日貨的大致輪廓。


　　1919年12月13日下午5時許，王府井東安市場德昌洋貨鋪內發生爭吵，巡官白祖蔭前去查看，見是一群學生與鋪夥起了爭執。因不能阻攔，白祖蔭遂向內左一區署報告。待署長鄧宇安到後，大部分學生已經離開，隻留下四人在與店家交涉，遂將當事雙方及一證人帶署訊問。這些學生均在米市大街青年會財政商業學校肄業，其供稱：“我們為抵製日本貨，勸導各商將日貨收起，不要再賣。市場德昌洋貨鋪我們曾經勸過兩三次，鋪東陳遇春對待我們舉動均不好，他鋪日貨硬不收起。今日午後約4時光景，我們同校學生六十五人又到德昌洋貨鋪，使人進內勸導，將日貨收起，並說我們勸導均是好意，係為大局起見。五十餘人在門外謹守秩序，恐防有別人借端攪擾。夥計對於我們頗不願意，硬不收起日貨，我們即拿他一日本瓷盤子摔碎，以表示我們之決心。不料他鋪人從樓上摔下一杌凳，砸傷兩人，有北大學生為證。我們同學人多擁擠，將他鋪玻璃擠壞。”


　　而學徒徐紀書則供稱：“下午5時，各夥計在樓上吃飯，我向樓上搬凳子，適有學生多人進入鋪內砸物，我正在樓梯上，一時害怕，失手將凳子掉落。我是出於無心，並無別情。”此案卷宗裏並無處理意見，學生和夥計各自回去了事。就在同一天，白祖蔭還報告：“東安市場同和棧亦經勸導，學生砸壞一玻璃日本小瓶，鋪主未與計較，學生走去。”


　　1919年12月正是學生為聲援“閩案”而掀起抵貨高潮的時期，同一時期的此類報告皆反映了學商輕微衝突的特點，如12月8日下午4時餘，“有法文專修館學生五名，由西四牌樓往南，沿途告誡各鋪戶，不準再賣日貨，遇有懸掛日貨仁丹廣告者，即勒令撤去。行至西單大街，進路東隆和漆盒洋貨鋪內，將該鋪所賣日貨玉容油二瓶摔毀。該鋪向該生等質問，因何摔毀？……兩相爭執，口角不休。經巡長陶世厚趕至，極力排解，未釀事端。”12月9日下午3時，“有法文專修館便衣學生五人，行至新街口南同和裕紙鋪寶興香局旁全順興洋貨鋪，學生入鋪內令該鋪等將日貨收起。該鋪等齟齬半晌，始允將日貨收起。”


　　學生們的強勢是顯而易見的，檔案中記載的一件小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1919年8月5日，北京體育總會肄業生萬祥之在隆福寺文順照相館門前售賣國貨，並加演說。因妨礙營業，照相館鋪掌衛錫臣與之理論而生糾紛，後報警帶案。京師警察廳司法處的王守鈞在批文中說：“學生到處售賣國貨、宣講遊說，雖出於青年愛國之熱忱，然其舉動言論間，恒有逾軌招人嫌忌處。按本案之衛錫臣以開設照相館之小生理，為敢自不量力反與學生衝突之理，其中曲直不問可知。”


　　司法處長蒲誌中也批示：“此案萬祥之不得衛錫臣允許，遽在其所開照相館門口售賣國貨，迨被幹涉，又複恃強蠻橫，實屬無理。”


　　學生在警察的眼中尚且如此強勢，在普通商民的心目中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五四運動中，提倡國貨甚至成為最主要的鬥爭方式。張國燾等六人還曾因為售賣國貨而被捕


　　在近代中國，提倡國貨比抵製日貨有著更為久遠的曆史，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有識之士就提出了提倡國貨、振興實業的主張。辛亥革命前後，以中華國貨維持會為代表的國貨團體的成立標誌著近代國貨思潮的萌生。


　　在五四運動中，提倡國貨與抵製日貨是相伴而生的。早在5月7日，北京高師提議抵製日貨時，也同時決定動員中學生製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兒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貨，送往商店銷售。冰心在對五四運動的回憶中也曾說：“為了抵製日貨，我還曠課創造些日用品，繡些手絹等出賣。”這固可說明學生抵製日貨的赤誠，同時也說明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貧弱，就連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也無法滿足市場需要。當然更說明了提倡國貨、振興民族工業的迫切性。


　　5月24日，北京學界與商界在北京大學開國貨維持會，將維持會分為文書、調查、販賣三組，並擬設立國貨陳列所，通函各工廠商店，從事搜集，以便陳列，以引起國人愛用國貨的心理。清華大學組織了救國實業團，販賣國貨，各處銷售，並擬設立國貨販賣所。在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大都有國貨維持會的組織，一麵抵製日貨，一麵提倡國貨，兩者往往同時進行。


　　學生提倡國貨，演說必不可少。5月19日，學生總罷課以後，反日內容的演講受到了限製，學生們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提倡國貨上。6月8日，北大學生朱耀西等六人到前門外演講，尚未開始便被警察禁止，演講詞亦被沒收。我們因而得以在當日的卷宗裏發現了這張字跡已經有些模糊的手寫的演說詞：勸大家用國貨。列位呀，咱們國家貧弱到這般地步，頂大的緣故就是咱們國度裏頭各種工業都沒有發達，因為工業沒有發達，所以做生意的人賣的都是外國人的東西，因此咱們中國人的錢都送到外國去，所以咱們國家就貧弱到這樣地步了。現在要想救國家的貧弱，最好的法子就是使工業發達起來，要想工業發達起來，除出買用咱們中國人自己做的東西就沒有法子了，這種東西就叫做國貨，所以我希望咱們大家以後都要用國貨。


　　朱耀西等人更是向警察闡明了演說的本意：“我們演說非關邦交，隻為提倡國貨，乃係小小之意，雖雲人人皆已存愛國之心，不買洋貨，奈現在時局人人皆喜華麗，外國物件固細，中國物件甚糙，唯恐日久生懈，致將愛國之心拋棄，是以我們演說以為提醒，並無別情。”


　　演說之外便是販賣。《每周評論》記錄了當時的情況：“自五七報封禁以後，公園市場裏邊，就沒有賣東西的學生。過了兩天，又有許多學生，手拿布袋，有的寫‘國貨兩個字，有的寫‘提倡國貨四個字。每到茶桌前麵，先向遊人鞠躬，發一種極和藹的話，勸人買貨。所賣的貨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紙煙類，也有賣《國民》雜誌和《國體與青年》的。遊客之中，十個人總有八個人買的，照他們說，賣出去的錢專作學校聯合會會費用。


　　檔案中也有學生販賣國貨的零星記載，前引萬之祥衝突案即是一例。比較有名的是張國燾等六人售賣國貨被捕案。6月2日，張國燾等六人在東安市場售賣國貨，被內左一區警察署逮捕，這也正是6月3日大逮捕的前一天。當然，售賣國貨對於雙方來說都隻是表麵文章，警察不會因為學生售賣國貨而濫施逮捕，張國燾等人也並非是純粹的售賣國貨。這在檔案中有明確的揭示。


　　提倡國貨比學生更為積極的是國貨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當屬南洋煙草公司，它每每利用抵製外貨的時機大打國貨牌，獲利豐厚，一度與英美煙草公司相抗衡。本來，在近代的國貨思潮中，隨處可見國貨團體的身影，而在抵製外貨風行時期，國貨商們更是不失時機地利用高漲的愛國熱情大肆宣傳自己的產品。除了在報紙、街頭做國貨廣告外，在商標設計上更是煞費苦心，以突出“國貨”概念。


　　1919年，北京前門外有一家“榮記”公司，生產粉筆、墨水、膠水等教育品和蜜水、玉容油、雪花粉、牙粉等化妝品。因為曾經涉案，意外地在京師警察廳的卷宗裏保留了十數種商標圖案，琳琅滿目，異彩紛呈，其中最突出的特點便是國貨概念的凸顯。有些商標上印有“國貨”二字，有的則印著“完全國貨”字樣。有一種牙粉商標，方形圖案外環繞八角邊框，上端是中國鹿牌牙粉字樣，下麵是廠名和廠址，中間是一圓形徽標。在圓形徽標的兩側則寫著一副對聯：“同胞熱心提倡國貨 諸君協力挽回利權”。


　　有些商標上甚至加上整段的文字說明，類似廣告，如墨水和膠水的商標便有如下一段文字：“敬啟者：墨水一物諸多購自外洋，我中國自造者甚少，鄙人有鑒於此，發明一種鹿牌各色墨水，較比外來無異，並希各界熱心國貨諸君一試，方知餘言非謬也。北京前門外大齊家胡同榮記牙粉廠製。”對一種粉筆的說明則為：“此品為完全敝廠所製造，廠設北通縣南關東營村，學界諸君有不信之處，熱心調查，敝人不勝歡迎。王子榮謹啟。”


　　這些都為我們留下了那個激情年代的獨特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