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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官員網上發帖：人民給不了我們權力
信源：中國青年報｜編輯：2008-12-10｜ 網址：http://www..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http://www..org “我是一個縣級市的基層官員。貴州甕安、雲南孟連事件後，大家罵我們不為人民服務，隻為領導服務。這是實情。國家法律規定，官員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給予的。但問題在於，現在權力是掌握在領導手中，人民給不了我們權力。我們的一切，從升遷到工資都掌握在上級領導手中，不由得我們不為上級領導服務。得罪了百姓，他們頂多罵我們幾句，得罪了上級領導，我們的前程就沒有了。”
近來，網絡上這樣一則帖子流傳甚廣，引起很大爭議。有人質疑發帖者的身份是否真的是基層官員，也有人說不管他是不是，但他說的是一個真實的現象，確實是現行體製造成了某些官員不為人民服務，不應該把板子打在基層官員身上。還有人說，這是在為一些不稱職的官員開脫，“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樣的官員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自己上升的工具，實在可恨，根本沒有資格繼續為官。
到底是我們的一些政府官員素質不高，還是我們的行政體製有瑕疵？
官員到底該對誰負責？
“官員就是對上負責的。”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白智立看來，這沒有什麽不妥。“行政體製就是要對上負責，否則難以保證政令通暢和行政效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
白智立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目前我國實行行政首長負責製，出了問題要追究領導責任，自非典以後，已經有很多高級官員被問責。“如果領導做出某項行政決策，下級不能認真執行或陽奉陰違，這樣的問責就顯得不合理。實際上，權力就意味著責任，出了事也由最高行政領導負責，而不是讓基層的小公務員來當替罪羊。”
“至於現在有些政府讓老百姓不滿意，問題並非出在行政體製上，而是人大沒有起到應有的監督作用。”白智立介紹說，我國的製度設置是，提拔一級地方行政官員由上級黨委提名，經當地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對人大負責。“這與多數國家的製度設置是一致的。多數國家的政府官員都是上級提名，由議會通過並接受議會監督。但我們的問題是，人大的監督力度不夠，我們很少聽到人大彈劾官員的消息。”
中央黨校政法部副教授劉素華則稱，要讓官員更多地為百姓負責，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國上下功夫。“按照我們製度規定，每一級官員各有職權劃分，省長不能替市長做決定，市長也不能替縣長做決定，下級如果不管上級是對的還是錯的都執行，本身就說明他沒有履行職責。”
但在現實中，如果下級違背上級，就會使仕途受到影響。劉素華說，這說明還是人治大於法治。要改變這種現狀，實現依法治國，具體來說，就是完善幹部考核機製。“幹部考核不能單純由上級任命，必須要引入基層民主考核機製。上級意誌不能成為官員升遷的唯一決定因素，這樣官員就不會隻唯上了。”
百姓如何監督政府？
白智立提到，西方的議員一般都是職業政治家，如果不為選民負責，下一屆選民就不會選他，“他連飯碗都沒了”。所以，在任時都表現得盡職盡責。而我國人大代表都是兼職，很多人認為人大代表是一個榮譽，而不是一個責任。甚至有些人大代表借此名譽為自己的企業撈好處，而很少參加人大會議，履行相應的職責。人大代表與選民接觸不多，對選民負責的意識不強。
白智立說，百姓批評政府是正常的，政府花的是納稅人的稅金，所處理的都是公共事務，百姓有批評和監督的權利。同時，每個人都傾向於自己的利益訴求，政府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民代表聲音很弱，讓百姓難有合理的途徑行使監督權，就出現了一些極端的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又使得一些地方官民的對立情緒很嚴重。改革開放之初是仇富，現在是仇官，正如這名基層官員在帖子中說的，公務員的聲譽很低。”
白智立同時表示，溝通和了解的不夠也使得一些民眾對公務員缺乏公正的認知。“實際上，我國的公務員是很辛苦的，我知道的公務員累死的就不少。這幾年，我國公共行政還是發生了很大變化，公務員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劉素華認為，與幾年前相比，我國人大代表的作用發揮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如湖北就曾經有過這樣的案例，上麵提名想任命某人個，結果人大投票時，想讓選的那人沒選上，而另外一個人選上了，“現在這種情況越來越多了”。
但她也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民眾事務中，存在推諉塞責現象。有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直接原因就在於地方政府不作為。應該明確對官員的懲戒標準，消極不作為也要構成違法。“現在官員對待百姓信訪都是想辦法去‘堵’，而不是‘疏’。堵隻是暫時掩蓋了矛盾，一旦堵不住了就會爆發。”
劉素華分析官員這種思維背後也有體製因素。“現在縣委書記、縣長兩年就換了，甚至一年就換了。至少應該讓他幹滿5年，長時間裏光堵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問題。而幹一年呢，隻要一年沒事，我就走人了，就堵吧。現在一些下派幹部，直接就是為了鍍一層金，一年就走了，更缺乏責任感。”
近年來，一些地方群體性事件屢次發生，“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百姓一鬧，就引起社會反響，政府迫於壓力就給解決了，不鬧就沒人理。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采取非理性的途徑表達訴求。說到底還是官員不作為導致的，要用製度規定使官員積極作為。”劉素華說。
怎樣的民主更能維護百姓利益？
劉素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要在行政體製中更多地引進民主成分，從地方到中央，都要有民主決策機製，由地方評價中央，由百姓評價地方。
劉素華舉例說，中央提出4萬億擴大內需計劃，國家發改委門前排起了大隊，這就說明我們的決策很需要公開合理的製度體係。“給誰不給誰是要有個製度規定或製約的，而不是某幾個領導拍板決定的。”
實現民主有多種形式，可以以社區為單位投票，涉及某個行業群體的利益可征詢行業協會意見，還有非政府組織、社會公眾人物、律師等，都可以有一定比例的投票，多種形式參與，保證投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劉素華認為，有民主還要有公開，民主參與的具體情況，所表達的意見，都應當公開，否則就會使民主流於形式。“把幹部考核民主測評意見公開，如果最後百姓傾向的人沒有當選，而領導提名的人當選了，一公開政府肯定有壓力，這就是一種軟性製約。”
劉素華告訴記者，根據她與各級政府官員接觸的經驗，感覺這幾年我國領導幹部變化很大，大部分都在千方百計為當地謀發展，想為百姓多做些實事。而上級在提拔官員時，也越來越注意民意，公開向百姓征求意見或在單位內部進行民主測評等，“並非像帖子中這名官員說的，隻要討好上級就能升遷”。
她說，我們在完善幹部考核機製上許多地方有很好的探索，如前幾年北京市推出的一套擁有31項指標的科學考核體係，不僅看重幹部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還要看幹部對環境資源保護的貢獻和民意調查測評情況。“實際上我們現在很多製度設計得很好，方方麵麵問題也都考慮到了，但是落實不好。說到底，還在於某些時候權大於法，人治的色彩重一些。”
劉素華介紹說，四川成都木蘭鎮直選黨委書記的經驗很值得在全國推廣。“感覺那裏的幹部精神麵貌特別好，做什麽事首先想的是‘我能在當地為老百姓做什麽，老百姓會不會投我票’。由百姓選出來的幹部肯定是要為百姓負責的。”
信源：中國青年報｜編輯：2008-12-10｜ 網址：http://www..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http://www..org “我是一個縣級市的基層官員。貴州甕安、雲南孟連事件後，大家罵我們不為人民服務，隻為領導服務。這是實情。國家法律規定，官員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給予的。但問題在於，現在權力是掌握在領導手中，人民給不了我們權力。我們的一切，從升遷到工資都掌握在上級領導手中，不由得我們不為上級領導服務。得罪了百姓，他們頂多罵我們幾句，得罪了上級領導，我們的前程就沒有了。”
近來，網絡上這樣一則帖子流傳甚廣，引起很大爭議。有人質疑發帖者的身份是否真的是基層官員，也有人說不管他是不是，但他說的是一個真實的現象，確實是現行體製造成了某些官員不為人民服務，不應該把板子打在基層官員身上。還有人說，這是在為一些不稱職的官員開脫，“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樣的官員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自己上升的工具，實在可恨，根本沒有資格繼續為官。
到底是我們的一些政府官員素質不高，還是我們的行政體製有瑕疵？
官員到底該對誰負責？
“官員就是對上負責的。”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白智立看來，這沒有什麽不妥。“行政體製就是要對上負責，否則難以保證政令通暢和行政效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
白智立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目前我國實行行政首長負責製，出了問題要追究領導責任，自非典以後，已經有很多高級官員被問責。“如果領導做出某項行政決策，下級不能認真執行或陽奉陰違，這樣的問責就顯得不合理。實際上，權力就意味著責任，出了事也由最高行政領導負責，而不是讓基層的小公務員來當替罪羊。”
“至於現在有些政府讓老百姓不滿意，問題並非出在行政體製上，而是人大沒有起到應有的監督作用。”白智立介紹說，我國的製度設置是，提拔一級地方行政官員由上級黨委提名，經當地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對人大負責。“這與多數國家的製度設置是一致的。多數國家的政府官員都是上級提名，由議會通過並接受議會監督。但我們的問題是，人大的監督力度不夠，我們很少聽到人大彈劾官員的消息。”
中央黨校政法部副教授劉素華則稱，要讓官員更多地為百姓負責，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國上下功夫。“按照我們製度規定，每一級官員各有職權劃分，省長不能替市長做決定，市長也不能替縣長做決定，下級如果不管上級是對的還是錯的都執行，本身就說明他沒有履行職責。”
但在現實中，如果下級違背上級，就會使仕途受到影響。劉素華說，這說明還是人治大於法治。要改變這種現狀，實現依法治國，具體來說，就是完善幹部考核機製。“幹部考核不能單純由上級任命，必須要引入基層民主考核機製。上級意誌不能成為官員升遷的唯一決定因素，這樣官員就不會隻唯上了。”
百姓如何監督政府？
白智立提到，西方的議員一般都是職業政治家，如果不為選民負責，下一屆選民就不會選他，“他連飯碗都沒了”。所以，在任時都表現得盡職盡責。而我國人大代表都是兼職，很多人認為人大代表是一個榮譽，而不是一個責任。甚至有些人大代表借此名譽為自己的企業撈好處，而很少參加人大會議，履行相應的職責。人大代表與選民接觸不多，對選民負責的意識不強。
白智立說，百姓批評政府是正常的，政府花的是納稅人的稅金，所處理的都是公共事務，百姓有批評和監督的權利。同時，每個人都傾向於自己的利益訴求，政府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民代表聲音很弱，讓百姓難有合理的途徑行使監督權，就出現了一些極端的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又使得一些地方官民的對立情緒很嚴重。改革開放之初是仇富，現在是仇官，正如這名基層官員在帖子中說的，公務員的聲譽很低。”
白智立同時表示，溝通和了解的不夠也使得一些民眾對公務員缺乏公正的認知。“實際上，我國的公務員是很辛苦的，我知道的公務員累死的就不少。這幾年，我國公共行政還是發生了很大變化，公務員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劉素華認為，與幾年前相比，我國人大代表的作用發揮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如湖北就曾經有過這樣的案例，上麵提名想任命某人個，結果人大投票時，想讓選的那人沒選上，而另外一個人選上了，“現在這種情況越來越多了”。
但她也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民眾事務中，存在推諉塞責現象。有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直接原因就在於地方政府不作為。應該明確對官員的懲戒標準，消極不作為也要構成違法。“現在官員對待百姓信訪都是想辦法去‘堵’，而不是‘疏’。堵隻是暫時掩蓋了矛盾，一旦堵不住了就會爆發。”
劉素華分析官員這種思維背後也有體製因素。“現在縣委書記、縣長兩年就換了，甚至一年就換了。至少應該讓他幹滿5年，長時間裏光堵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問題。而幹一年呢，隻要一年沒事，我就走人了，就堵吧。現在一些下派幹部，直接就是為了鍍一層金，一年就走了，更缺乏責任感。”
近年來，一些地方群體性事件屢次發生，“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百姓一鬧，就引起社會反響，政府迫於壓力就給解決了，不鬧就沒人理。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采取非理性的途徑表達訴求。說到底還是官員不作為導致的，要用製度規定使官員積極作為。”劉素華說。
怎樣的民主更能維護百姓利益？
劉素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要在行政體製中更多地引進民主成分，從地方到中央，都要有民主決策機製，由地方評價中央，由百姓評價地方。
劉素華舉例說，中央提出4萬億擴大內需計劃，國家發改委門前排起了大隊，這就說明我們的決策很需要公開合理的製度體係。“給誰不給誰是要有個製度規定或製約的，而不是某幾個領導拍板決定的。”
實現民主有多種形式，可以以社區為單位投票，涉及某個行業群體的利益可征詢行業協會意見，還有非政府組織、社會公眾人物、律師等，都可以有一定比例的投票，多種形式參與，保證投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劉素華認為，有民主還要有公開，民主參與的具體情況，所表達的意見，都應當公開，否則就會使民主流於形式。“把幹部考核民主測評意見公開，如果最後百姓傾向的人沒有當選，而領導提名的人當選了，一公開政府肯定有壓力，這就是一種軟性製約。”
劉素華告訴記者，根據她與各級政府官員接觸的經驗，感覺這幾年我國領導幹部變化很大，大部分都在千方百計為當地謀發展，想為百姓多做些實事。而上級在提拔官員時，也越來越注意民意，公開向百姓征求意見或在單位內部進行民主測評等，“並非像帖子中這名官員說的，隻要討好上級就能升遷”。
她說，我們在完善幹部考核機製上許多地方有很好的探索，如前幾年北京市推出的一套擁有31項指標的科學考核體係，不僅看重幹部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還要看幹部對環境資源保護的貢獻和民意調查測評情況。“實際上我們現在很多製度設計得很好，方方麵麵問題也都考慮到了，但是落實不好。說到底，還在於某些時候權大於法，人治的色彩重一些。”
劉素華介紹說，四川成都木蘭鎮直選黨委書記的經驗很值得在全國推廣。“感覺那裏的幹部精神麵貌特別好，做什麽事首先想的是‘我能在當地為老百姓做什麽，老百姓會不會投我票’。由百姓選出來的幹部肯定是要為百姓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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