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安同發自北京
多年後，當人們書寫2008年的中國曆史時，重慶“的哥”或許將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這個生活不堪重負的底層群體大概沒有料到，他們在11月3日那天的罷運將會掀開全國一連串出租車罷運的序幕。最近的一起發生在11月20日，廣東汕頭市出租車司機集體停運，第二天，數百名司機聚集在市政府門前，呼籲當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擊“黑車”，整治運營市場秩序。
重慶“的哥”“喚醒”的不僅隻有利益受到侵犯的各地同行，還有在過去處理群體性事件時一直趨於保守的地方政府。“今年政府在處理這類群體性事件時，基本上做到了披露信息及時公開，處理方式以人為本。”危機管理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傳播研究所副所長胡百精說，政府的決策理念和行政原則正在發生變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不平靜的十一月
率先被“喚醒”的同行來自離重慶千裏之遙的海南三亞。11月10日上午6點，兩百多名出租車司機聚集在三亞市政府門口，申訴三亞市一些出租車公司壟斷市場、租金過高、黑車太多等問題，要求與市政府相關部門領導接洽以盡快解決問題。三個小時後，甘肅省永登縣司機罷運開始，全縣共有合法運營手續的出租車280多輛，參加當天罷運的有160多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短短8天後，雲南大理部分“掛靠”在大理交通運輸集團的個體司機因不滿公司一項新規定而集體罷運，並到大理州政府集體上訪。
盡管罷運事件在全國此起彼伏，但司機們一直在用平和的方式表達利益的訴求。相比之下，甘肅隴南的群體性事件則摻進了些許暴力的色彩。11月17日上午9時30分開始，隴南市武都區東江鎮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隴南市委上訪，要求對隴南市行政中心搬遷後他們麵臨的住房、土地和今後的生活等問題做出答複。隴南市委和相關部門的幹部及時進行了接訪，但未與上訪人員意見達成一致。當晚，聚集和圍觀群眾陸續增加，部分聚集人員衝擊市委機關，砸壞部分車輛和辦公設施，打傷維護秩序的武警戰士。
十天前，類似的場麵也曾在深圳街頭上演。11月7日上午，深圳寶安石岩街道組織相關部門進行整治非法營運統一行動，一工作人員舉對講機砸無牌摩托車致司機李某撞燈柱身亡。下午千名群眾聚集示威，並燒毀了值勤的警車。
群體性事件頻發的2008
如果把時間的鏡頭調轉到整個2008年，比“隴南事件”更暴力的群體性事件遠不隻一起。
6月28日下午，一些人因對貴州省甕安縣公安局針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開列的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群眾衝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後，少數群眾趁機打砸辦公室，並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
甕安之所以發生暴動，是信息不透明所致。當地少女李樹芬溺水死亡，在長達六天的時間裏，由於死者家屬懷疑李樹芬被奸殺而連續上訪上訴，但警方沒有及時公布信息，致使謠言四起，激化矛盾，升級為暴亂。
之後，很多地方政府紛紛將“甕安事件”作為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的一個反思樣本，力爭從中吸取教訓，但這卻未能阻止更多悲劇的發生。從7月到10月，接連發生了雲南孟連縣膠農事件等多起群體性事件。
與民爭利是“罪魁禍首”
這些群體性事件一經媒體披露，迅速在網上引起廣泛討論。“地方政府與民奪利”被中國網民認為是“罪魁禍首”。“部分地方政府片麵維護企業與自身利益，漠視農民的權利要求與利益訴求，將損害群眾利益當做增加企業與政府利益的前提。”中國一位資深評論員魏文彪說。《聯合早報》評論說，一些地方政府片麵強調經濟發展，忽略了應有的服務職能。比如在公共事業範圍內，修路要過路費，建校要集資費，拆遷要勞務費，對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為有的甚至比黑幫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2008年的“全國土地執法百日行動”中，中國查出“以租代征”、開發區擅自設區擴區、未批先用三類違規違法案件3萬多件，涉及土地330多萬畝。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建議說，政府應該早日退出市場資源的配置，主要管宏觀經濟，製定遊戲規則，這樣才能降低政府的尋租空間。在邱震海主持的《震海聽風錄》節目中，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麵臨的最大的問題是，權力和經濟結合得非常緊密。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中國曆經十多年的經濟騰飛，如今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2008年究竟發生了多少群體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數據。不過三年前的一組數據已經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根據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披露，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本性原因在於個人無法找到協商機製和利益維護機製”，中國人民大學毛壽龍教授這樣說道。
政府采取新思維應對
不過，縱觀今年以來發生的一連串群體性事件，應該說政府已經在試圖建立這樣的協商機製。以重慶罷運事件為例。事件發生3天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邀請重慶出租車司機和市民代表進行交流、座談，聽取了出租車行業的訴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見。薄熙來與重慶“的哥”及市民代表的這次座談還在當地電視台、電台和新聞網站進行全程直播。
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高曉東認為，應對群體事件需要新思維，關鍵是建立暢通的利益訴求渠道、有效的談判協商機製，在平等、法製的軌道內解決利益衝突；要把應急能力的建設更多地轉化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強，比如提升出租車行業協會的地位，促使其健康發育，發揮行業自律作用，使從業人員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合法化、有序化。
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如何預防和處理群體性事件寫進了執政黨的文件。
“連續幾次的群體性事件，政府都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解決問題。政府開始意識到，公共利益就是大眾的利益，哪怕是少數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它也會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的公共利益來對待。”胡百精認為，一個社會最健康的狀態就是能夠把個體的困境轉化為公共問題，大家一起投入智慧和精力進行協商，畢竟社會對抗的成本遠遠大於社會協商的成本，而最不健康的狀態是局部出現問題後，局部去壓製。
信息公開成為必須
除了以人為本，另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媒體報道比以往更為及時和公開。
重慶罷運事件在11月3日清晨7時左右爆發，新華社在早上10時許，先後就事件發出《重慶主城區出租車全部停駛》、《重慶市主城區出租車全城罷工，主要四大原因》等報道。內容不僅敘述事件，且更頗具理解罷工司機不滿情緒的意味。當天下午4點半，重慶市政府便主動邀請媒體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了停運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將采取的處置措施。此後，重慶市政府更是連續召開3次這樣的新聞發布會。
敏銳的西方媒體立刻嗅出了其中開放的訊息。路透社評論說，當政府推行擴大社會安全網和同經濟低迷作戰的政策目標時，增加新聞報道的開放性也將對政府有利。對此，胡百精非常認同。“大多數矛盾是在時間的遲滯當中發酵的，及時本身就意味著主動。”胡百精說，此前這類信息往往采取“出口轉內銷”，如果自己的媒體先失聲，那麽我們將全麵處於被動狀態。“這是政府部門從3·14拉薩事件，5·12大地震，奧運聖火海外傳遞受阻事件中所積累下來的經驗。”
正如“雲南孟連”事件發生後，在現場主持處置工作的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恒所言：“謠言止於真相。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沒有什麽可以向公眾隱瞞的。”
然而，也有需要繼續完善的地方。以隴南事件為例。事件發生後，落款為“隴南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的情況說明函這樣表述道：武都城區部分群眾上訪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利用，信訪幹部公安幹警出麵勸導遭一些不法分子毆打致傷，導致60多名幹部群眾和公安幹警受傷。
“一些地方政府有個思維慣性，一旦群體性事件發生就認為一定存在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瀾，這是不對的。”胡百精認為，政府不能武斷下結論，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假如當真存在非法肇事者，要依照法律來處理他。但很多情況下，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可能因為利益受到傷害，隻不過情緒的反彈更激烈，僅此而已。”
用對話化解對抗
在胡百精看來，在當前社會環境下，政府麵對群體性事件，堵不如疏。“重慶市政府正是采取直接和民間麵對麵對話的方式，所以才避免了私下上訪，激烈對抗。很多問題不是不能解決，很多矛盾也不是已經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大部分問題僅僅因為社會情緒無法宣泄，信息曖昧不清，官民對話缺位。開辟新的官民對話渠道，保證它的暢通性，這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
胡百精認為，應該把對話能力列入公務員工作績效的考察內容。“具體而言，一個公務員每周有多長時間在和他所管轄的社會公眾在對話，這應該成為考核他的一個內容。”
他還建議說，中央有關部門應該進行一輪協商，邀請地方政府、媒體、學者參與，一起總結群體性事件的經驗和教訓。“我們要在處理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學習應有的經驗，然後將其製度化，避免漣漪效應不斷發酵。”邱震海則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就要繼續深化政治體製改革，杜絕官員腐敗。與此同時，進一步擴大人民知情權，“發生問題時媒體監督將會幫助事件的順利解決。”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多年後，當人們書寫2008年的中國曆史時，重慶“的哥”或許將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這個生活不堪重負的底層群體大概沒有料到，他們在11月3日那天的罷運將會掀開全國一連串出租車罷運的序幕。最近的一起發生在11月20日，廣東汕頭市出租車司機集體停運，第二天，數百名司機聚集在市政府門前，呼籲當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擊“黑車”，整治運營市場秩序。
重慶“的哥”“喚醒”的不僅隻有利益受到侵犯的各地同行，還有在過去處理群體性事件時一直趨於保守的地方政府。“今年政府在處理這類群體性事件時，基本上做到了披露信息及時公開，處理方式以人為本。”危機管理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傳播研究所副所長胡百精說，政府的決策理念和行政原則正在發生變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不平靜的十一月
率先被“喚醒”的同行來自離重慶千裏之遙的海南三亞。11月10日上午6點，兩百多名出租車司機聚集在三亞市政府門口，申訴三亞市一些出租車公司壟斷市場、租金過高、黑車太多等問題，要求與市政府相關部門領導接洽以盡快解決問題。三個小時後，甘肅省永登縣司機罷運開始，全縣共有合法運營手續的出租車280多輛，參加當天罷運的有160多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短短8天後，雲南大理部分“掛靠”在大理交通運輸集團的個體司機因不滿公司一項新規定而集體罷運，並到大理州政府集體上訪。
盡管罷運事件在全國此起彼伏，但司機們一直在用平和的方式表達利益的訴求。相比之下，甘肅隴南的群體性事件則摻進了些許暴力的色彩。11月17日上午9時30分開始，隴南市武都區東江鎮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隴南市委上訪，要求對隴南市行政中心搬遷後他們麵臨的住房、土地和今後的生活等問題做出答複。隴南市委和相關部門的幹部及時進行了接訪，但未與上訪人員意見達成一致。當晚，聚集和圍觀群眾陸續增加，部分聚集人員衝擊市委機關，砸壞部分車輛和辦公設施，打傷維護秩序的武警戰士。
十天前，類似的場麵也曾在深圳街頭上演。11月7日上午，深圳寶安石岩街道組織相關部門進行整治非法營運統一行動，一工作人員舉對講機砸無牌摩托車致司機李某撞燈柱身亡。下午千名群眾聚集示威，並燒毀了值勤的警車。
群體性事件頻發的2008
如果把時間的鏡頭調轉到整個2008年，比“隴南事件”更暴力的群體性事件遠不隻一起。
6月28日下午，一些人因對貴州省甕安縣公安局針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開列的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群眾衝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後，少數群眾趁機打砸辦公室，並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
甕安之所以發生暴動，是信息不透明所致。當地少女李樹芬溺水死亡，在長達六天的時間裏，由於死者家屬懷疑李樹芬被奸殺而連續上訪上訴，但警方沒有及時公布信息，致使謠言四起，激化矛盾，升級為暴亂。
之後，很多地方政府紛紛將“甕安事件”作為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的一個反思樣本，力爭從中吸取教訓，但這卻未能阻止更多悲劇的發生。從7月到10月，接連發生了雲南孟連縣膠農事件等多起群體性事件。
與民爭利是“罪魁禍首”
這些群體性事件一經媒體披露，迅速在網上引起廣泛討論。“地方政府與民奪利”被中國網民認為是“罪魁禍首”。“部分地方政府片麵維護企業與自身利益，漠視農民的權利要求與利益訴求，將損害群眾利益當做增加企業與政府利益的前提。”中國一位資深評論員魏文彪說。《聯合早報》評論說，一些地方政府片麵強調經濟發展，忽略了應有的服務職能。比如在公共事業範圍內，修路要過路費，建校要集資費，拆遷要勞務費，對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為有的甚至比黑幫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2008年的“全國土地執法百日行動”中，中國查出“以租代征”、開發區擅自設區擴區、未批先用三類違規違法案件3萬多件，涉及土地330多萬畝。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建議說，政府應該早日退出市場資源的配置，主要管宏觀經濟，製定遊戲規則，這樣才能降低政府的尋租空間。在邱震海主持的《震海聽風錄》節目中，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麵臨的最大的問題是，權力和經濟結合得非常緊密。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中國曆經十多年的經濟騰飛，如今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2008年究竟發生了多少群體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數據。不過三年前的一組數據已經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根據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披露，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本性原因在於個人無法找到協商機製和利益維護機製”，中國人民大學毛壽龍教授這樣說道。
政府采取新思維應對
不過，縱觀今年以來發生的一連串群體性事件，應該說政府已經在試圖建立這樣的協商機製。以重慶罷運事件為例。事件發生3天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邀請重慶出租車司機和市民代表進行交流、座談，聽取了出租車行業的訴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見。薄熙來與重慶“的哥”及市民代表的這次座談還在當地電視台、電台和新聞網站進行全程直播。
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高曉東認為，應對群體事件需要新思維，關鍵是建立暢通的利益訴求渠道、有效的談判協商機製，在平等、法製的軌道內解決利益衝突；要把應急能力的建設更多地轉化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強，比如提升出租車行業協會的地位，促使其健康發育，發揮行業自律作用，使從業人員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合法化、有序化。
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如何預防和處理群體性事件寫進了執政黨的文件。
“連續幾次的群體性事件，政府都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解決問題。政府開始意識到，公共利益就是大眾的利益，哪怕是少數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它也會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的公共利益來對待。”胡百精認為，一個社會最健康的狀態就是能夠把個體的困境轉化為公共問題，大家一起投入智慧和精力進行協商，畢竟社會對抗的成本遠遠大於社會協商的成本，而最不健康的狀態是局部出現問題後，局部去壓製。
信息公開成為必須
除了以人為本，另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媒體報道比以往更為及時和公開。
重慶罷運事件在11月3日清晨7時左右爆發，新華社在早上10時許，先後就事件發出《重慶主城區出租車全部停駛》、《重慶市主城區出租車全城罷工，主要四大原因》等報道。內容不僅敘述事件，且更頗具理解罷工司機不滿情緒的意味。當天下午4點半，重慶市政府便主動邀請媒體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了停運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將采取的處置措施。此後，重慶市政府更是連續召開3次這樣的新聞發布會。
敏銳的西方媒體立刻嗅出了其中開放的訊息。路透社評論說，當政府推行擴大社會安全網和同經濟低迷作戰的政策目標時，增加新聞報道的開放性也將對政府有利。對此，胡百精非常認同。“大多數矛盾是在時間的遲滯當中發酵的，及時本身就意味著主動。”胡百精說，此前這類信息往往采取“出口轉內銷”，如果自己的媒體先失聲，那麽我們將全麵處於被動狀態。“這是政府部門從3·14拉薩事件，5·12大地震，奧運聖火海外傳遞受阻事件中所積累下來的經驗。”
正如“雲南孟連”事件發生後，在現場主持處置工作的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恒所言：“謠言止於真相。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沒有什麽可以向公眾隱瞞的。”
然而，也有需要繼續完善的地方。以隴南事件為例。事件發生後，落款為“隴南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的情況說明函這樣表述道：武都城區部分群眾上訪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利用，信訪幹部公安幹警出麵勸導遭一些不法分子毆打致傷，導致60多名幹部群眾和公安幹警受傷。
“一些地方政府有個思維慣性，一旦群體性事件發生就認為一定存在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瀾，這是不對的。”胡百精認為，政府不能武斷下結論，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假如當真存在非法肇事者，要依照法律來處理他。但很多情況下，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可能因為利益受到傷害，隻不過情緒的反彈更激烈，僅此而已。”
用對話化解對抗
在胡百精看來，在當前社會環境下，政府麵對群體性事件，堵不如疏。“重慶市政府正是采取直接和民間麵對麵對話的方式，所以才避免了私下上訪，激烈對抗。很多問題不是不能解決，很多矛盾也不是已經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大部分問題僅僅因為社會情緒無法宣泄，信息曖昧不清，官民對話缺位。開辟新的官民對話渠道，保證它的暢通性，這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
胡百精認為，應該把對話能力列入公務員工作績效的考察內容。“具體而言，一個公務員每周有多長時間在和他所管轄的社會公眾在對話，這應該成為考核他的一個內容。”
他還建議說，中央有關部門應該進行一輪協商，邀請地方政府、媒體、學者參與，一起總結群體性事件的經驗和教訓。“我們要在處理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學習應有的經驗，然後將其製度化，避免漣漪效應不斷發酵。”邱震海則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就要繼續深化政治體製改革，杜絕官員腐敗。與此同時，進一步擴大人民知情權，“發生問題時媒體監督將會幫助事件的順利解決。”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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