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藥招來西方列強

春藥招來西方列強

丁啟陣

眾所周知，曆時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恥辱史。西方列強、東洋盜寇，在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之後，把中國當成了蛋糕、羔羊，屠宰、瓜分、蹂躪、掠奪，忙得不亦樂乎。

中華民族這一段血淚斑斑的恥辱史，一般人大概都以為禍起於鴉片煙土。即，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利益在中國受到抑製，導致了1840年中英之間的大衝突，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鴉片戰爭。而實際上，西方列強用以敲開中國大門的敲門磚，除了鴉片，還另有他物——一種名叫“龍涎香”的藥物。比起鴉片，龍涎香是西方強盜使用得更早的敲門磚。

所謂龍涎香，就是抹香鯨腸內分泌物（糞便）的幹燥品，是抹香鯨吞食墨魚之後，腸胃道分泌出的灰黑色蠟狀排泄物。龍涎香味甘、氣腥、性澀，具有行氣活血、散結止痛、利水通淋、理氣化痰等藥用功效，因此被當做藥材使用；由於幹燥後具有持久的香氣，也被作為香料、熏香使用。龍涎香在曆史上的各個時期、東西方各地，使用方法不盡一致。

在中國明朝嘉靖（1522-1566）年間，因為幾位方術之士的蠱惑，龍涎香被當成製作“不死藥”“萬歲香餅”的主要材料。所謂“不死藥”，實際上也就是春藥。於是，朝廷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搜集此物。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如此重視這味春藥的配製，事出有因：為了鞏固自己偶然得來（明武宗朱厚照31歲上猝死，因為沒有子嗣，根據“兄終弟及”的規定，年僅13歲的興獻王長子朱厚熜就成了皇帝）的至尊寶座，他要盡早生個兒子立嗣。但是，事與願違，盡管他先後冊立過三位皇後，10年之間，仍然沒能生下一兒半女。情急之下，這位朱厚熜皇帝一麵皈依道教，一麵下令尋訪各種奇效藥物，希望出現奇跡。

皇帝尊口一開，當然是大數目。嘉靖三十四年（1555），下令讓戶部“取香百斤”。龍涎香雖然是中國最早發現的，發現的時間據說可以上溯至殷商時期。但是，這是一種稀罕之物，國內數量十分有限。“遍市京師不得”之後，又下令由龍涎香主要產地廣東藩司負責采買。盡管朝廷為了采買龍涎香，開出了每斤一千二百兩銀子的天價。但是，收效甚微，東拚西湊，不過十幾兩。距離百斤之數，遙不可及。

中國難得覓見的龍涎香，葡萄牙人手中卻有不少。葡萄牙人對龍涎香很早就有認識和應用，1265年已經出現了alambre（ambre的定冠詞形式，ambre是龍涎香的葡語名稱），大航海期間，葡萄牙有關東方的書籍中就有多處提到龍涎香。龍涎香在葡萄牙的用途主要有兩個，香料和藥物。葡萄牙人十分重視龍涎香，將其與黃金、象牙、犀角、海馬牙等一同列為貴重貨物。16至18世紀，葡萄牙人一度壟斷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龍涎香貿易，葡京裏斯本成為龍涎香的歐洲集散中心。

中國皇帝急需大量龍涎香，葡萄牙人手中擁有大量龍涎香。產需關係，促成了這樣一個事實：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門居住下來。

關於葡人入居澳門的原因，中葡史學界有過“受賄說”、“霸占說”、“驅盜說”等不同理論，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些理論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皆有扞格難通之處。相比之下，“龍涎香說”顯得頗有道理。最早提出“龍涎香說”的是台灣學者梁嘉彬（1910-1995），早在1968年，他就在《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一文中發表過如下一番感慨：

葡人始通中國時，布政使吳廷舉以缺上供香故，破例準其貢市；至是以缺香物故，準其入居濠鏡；至於清代以鴉片煙稅故，又準其永管澳門。餘謂：“澳門之失，一失於龍涎（香），二失於鴉片（煙）！”

梁嘉彬之後，澳門學者金國平、吳誌良繼續闡發其觀點，寫成多篇論文。其要點是：廣東官員之所以膽敢、願意把澳門租借給葡萄牙人居住，並非因為明著能夠替朝廷收取“夷餉二萬”和地租500兩，暗著自己能夠得到葡萄牙人的若幹賄賂，而是要向葡萄牙人采購世宗皇帝亟需的春藥配料龍涎香。有這把尚方寶劍在手，當時的廣東官員海道副使汪柏、布政使吳廷舉等人才敢於頂撞上司，允許葡萄牙人居住澳門之地。當然，他們在指出龍涎香為葡萄牙人得以居住澳門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同時，也認為背後還有製度上的淵源（見金國平、吳誌良《早期澳門史論》，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

假設曆史沒有意義，但是，感慨一下也並無妨礙：倘若世上沒有“對同婦女交歡具有特效，可健腦補胃”（見於葡萄牙人1563年4月刊文章《天堂及印度香藥談》第三談）的龍涎香這種東西，或許，中國近代史會是另外一番模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