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 智利散記

[智利] 智利散記

從聶魯達黑島故居回來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旅館餐廳見到哥倫比亞詩人哈羅德。他似乎一下老了十歲，滿臉病容，圍著紅圍巾裹緊大衣縮在桌角。他說他昨天喝多了，老病犯了，現在隻能靠流食維生。我問他是不是胃病，他說他根本就沒有胃了，隻能靠大腸消化。我說那你正好像鴿子一樣，可以自由飛翔。

　　他住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曾是拉美現代文學的教授，20世紀90年代初在北京的《今日中國》當了三年專家，回國時帶了個叫雪梅的中國媳婦。雪梅在哥倫比亞生活了五年，由於內戰的恐怖氣氛和街頭暴力，再加上外國人的種種困境，最終棄他而去投奔美國。“她是個好女人。”哈羅德感歎道。哈羅德一輩子結過五次婚，後兩任都是中國人，看來他有中國情結。

　　我五年前去哥倫比亞麥德林參加詩歌節。那裏處於內戰狀態，政府基本上隻能控製大城市。據說一支左派遊擊隊揚言，凡家產5000美元以上的均屬綁架之列。不用說美國人，我看連中國白領差不多全都夠格。而哥倫比亞人特別熱愛詩歌。詩歌節開幕式是在體育場，聽眾有上萬人。我走南闖北，也從未見過那陣勢。哥倫比亞人還酷愛跳舞，街上到處搭著台子，隻要音樂一響，行人就踩著點兒翩然起舞。對於常年被戰亂困擾的人們，詩歌和舞蹈恐怕像空氣和水一樣必要。 　　第二天淩晨5點我被電話叫醒。我們要到智利北方的重鎮卡拉瑪（Camala），那是詩歌節的一部分。我們一行

包括半打詩人一個智利歌手一個口譯，由詩歌節主任何塞領隊。在機場喝了杯濃咖啡，生鏽的英文係統終於像鍾表走動起來，我開始跟同伴們搭話。這半打詩人來自不同的國家：愛爾蘭、斯洛文尼亞、葡萄牙、巴西和智利，隻有我身份不明。
　　在飛機上我睡著了。我的夢和飛機翅膀一起偏斜，猛醒，我們已降落在沙漠中。卡拉瑪位於在阿塔卡馬沙漠的中心，據說這是世界上最幹旱的沙漠。連沙漠也分等級，那最幹的應為上品吧。

　　相當於中國文化局一級的當地幹部在機場迎候，語言不通，但他們粗糙的手顯然與土地與勞動有關，讓人感到溫暖。到機場附近的旅館安頓下來，緊接著是排得滿滿的時間表。

　　愛爾蘭詩人保爾（Paul）和我是老熟人了。他出生在北愛爾蘭鄉下，大學畢業後在貝爾法斯特的BBC幹了十多年，1987年搬到美國，進入頗具美國特色的“創作專業”體製，多年媳婦熬成婆，現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講座教授，兩年前獲普利策詩歌獎。他是個好玩的家夥，機智幽默且急躁。每次汽車發動，他都模仿馬的 嘶鳴；一刹車，他又發出馬的哀嚎。他得意洋洋地對我說，他三歲就敢站在馬背上。看來大學體製的鞭與軛，還是沒馴服他。他會突然大叫大喊：“嘿，來點兒搖滾樂。”然後在自己想像的舞台上哼哼唧唧，荒腔走板，重溫當搖滾歌手的夢想。可以想像，當年的披頭士，給多少愛爾蘭的鄉下窮孩子帶來希望。

　　我們先去了兩所私立學校。第一所叫“達芬奇”。教室裏，身穿校服的學生們表情嚴肅好奇。若沒有40年的距離，我應調換位置坐在他們中間。先由幾個學生背誦聶魯達的詩，然後輪到我們念詩回答問題。他們的問題都很有意思，比如一個女孩子問：“詩人為什麽不能又年輕又成熟？”讓我們這幫既不年輕又不成熟的詩人瞠目結舌。保爾對我說：“問得好，這都是最古老的問題。”如果我坐在他們中間，一定會問台上的我：“那個東方詩歌大國真的存在過嗎？”

　　擔任口譯的小夥子由於高原反應（海拔2400米）而虛脫，送回旅館休息。我也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腦袋，除了慢沒什麽毛病。口譯一撤，我們這些不懂西班牙語的像斷了線的風箏，讓何塞傻了眼，幸好有歌手馬利奧（Mario）。他在紐約住過多年，英文流利，到另一所學校就由他來翻譯。馬利奧比我小幾歲，平時挺溫和，唱起歌來像獅子一般，讓人驚悚。

　　何塞長得很帥，走路雄赳赳氣昂昂，帶動一頭披肩發，好像在波浪中行進。他有點兒傲慢，我想這跟他完全不懂英文有關。每次朗誦前一分鍾，他才跟我商量朗誦內容。平時照麵，我們就像兩個啞孩子，連比劃帶猜，實在急了就蹦出法文：“a va？”（怎麽樣？）“a va bien.”（挺好）。

　　下午我們去附近的丘基卡馬塔銅礦參觀。這是智利最大的露天銅礦。自1915年煉出第一根銅棒以來，智利大部分銅礦掌握在外國特別是美國資本手中。據統計，從30年代到70年代的40年間，美國從智利銅礦獲取的利潤高達37億美元。1965年智利國會通過“銅礦智利化”法案。根據這項法案，智利政府通過購買股份，得到對美國銅礦公司的部分管理權和所有權。1970年阿連德政府幹脆將外國銅礦公司收歸國有，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智利銅礦產量至今仍為世界第一。最先使用青銅器的中國如今卻缺銅，成為智利銅的主要進口國。

　　我們戴上安全帽，搭乘大轎車來到礦坑邊。這礦坑長4.3公裏，寬3公裏，深近1公裏。站在參觀台上向下望去，一輛輛裝滿礦砂的卡車像玩具車緩緩爬行，而這些載重350噸的礦車巨大無比。站在車前合影，我們還沒有它的軲轆高。

　　礦區小鎮一排排簡易房是統計數字以外的現實。那支勞動大軍在繁衍中行進，世世代代，就像沙漠中的河流一樣帶有宿命的悲哀。可以想見，礦工的兒子惟一的出路就是當礦工，他們很難娶上媳婦，隻有更窮的農村才能填補這空白。

　　晚上在卡拉瑪市中心的小廣場朗誦。隨何塞的聲聲召喚，我們躍上一個西班牙式的六角形亭子。擴音器吱吱嘎嘎尖叫著。街燈搖曳，人影聚散，詞語迷失在夜空中。有時候我覺得朗誦並非為了讓聲音留下痕跡，而是為了消失，特別是消失在異地他鄉，歸於虛無。那是一種能量的釋放。

　　我們被帶到一家畫廊，有紅酒點心有官員致辭有本地詩人朗誦。小地方的鍾表慢，眼見著這慶典奔向午夜。保爾不耐煩了，嘶嘶地跟我抱怨，滿嘴髒話。我試圖安慰他，讓他從美國東部的精確時間中解放出來。我坐在幾個本地詩人之中，其中有個六十開外的男人會講一點兒英文。他把剛剛出版的詩集送給我，磕磕巴巴說著什麽。他是個美術設計師，住在另一個小鎮，昨天才開始參加文化中心詩歌組的活動。這讓我想起中國某個偏遠小鎮的詩人聚會。看來隻要有人煙的地方，詩歌這古老的手藝就不會失傳。

　　第二天上午驅車去一個名叫阿塔卡馬聖彼得（San Pedro de Atacama）的小村鎮，途中在一個印加人的要塞遺址停留。山坡上到處是殘垣斷壁，層層疊疊。印加人是南美印地安人，印加帝國的版圖曾一度覆蓋整個南美洲，400多年前葬於西班牙人手中。由於沒有明確的繼承法規，印加帝國爆發了內戰。1531年，弗朗西斯科帶領不到200個士兵從西班牙港口出發，乘虛而入。得知印加國王同意接見，弗朗西斯科在一個廢棄的小鎮擺下“鴻門宴”。令他們驚喜的是，印加國王不僅接受了邀請，還聲稱他的隨從不帶武器。席間，一個牧師勸他信奉基督教。這是進攻的信號。不到半個小時，3000印加人全部被殺。一個帝國就這樣終結了。

　　阿塔卡馬聖彼得這個6000人口的小村鎮是沙漠中的綠洲，一直可追溯到遠古時代。村裏仍保留著原始形態，全都是幹打壘的房子院牆，門窗用圖案裝飾，色彩豔麗。條條土路通向一座土坯蓋的白色小教堂，那是村鎮的中心。我們就在教堂前的小廣場上朗誦。這是慵懶寧靜的星期六中午。聽眾散坐，有本地居民也有外國遊客。四五個孩子就近趴在一棵大樹下，竊竊私語。當保爾用濃重的愛爾蘭口音朗誦時，一隻小黑狗突然激動不已，狂吠著穿過廣場，大家忍不住笑了。事後我跟保爾開玩笑說：“看來那隻狗是你 最忠實的聽眾。”

　　回到聖地亞哥已很晚了。我的中國胃開始跟我過不去，非逼我去尋碗湯麵。出旅館百餘步，進“龍輝酒家”。侍者智利人，又無中英文菜單。絕望中，一個中國人從櫃台後步出，儒雅謙和。他就是老板。我說我隻要湯麵一碗，別無他求。他問我來路，自報家門，他居然知道我，親自下廚給我做了一大碗湯麵。他告訴我，聖地亞哥中餐館都是做智利人生意的，久而久之，連廚師也不會做地道的中國菜了。他不僅分文不取，還約我第二天共進午餐，說有個哥兒們是天津的特級廚師。我有心推脫，但我的胃激動不已。第二天我欣然赴宴，老板正接待客人，天津廚師忙著炒菜，由廚師的夫人和一位從景德鎮來的陶瓷商作陪。菜上齊了，廚師現身。他是典型的北方漢子，曾在天津開了兩家館子，生意一度很火。他們兩口子來智利，是為了陪在聖地亞哥足球俱樂部踢球的兒子。從長計議，他們正要盤下家餐館。翹首仰望一顆上升的明星，看來中國足球有指望了。而大部分中國人到此都是為了尋找商機，一旦獲得永久居留權就投奔美國。

　　當晚是詩歌節閉幕式。我們在聖地亞哥作家協會朗誦。舞台左側掛著米斯特拉爾的肖像，右側是聶魯達。聽眾們鼓掌熱烈。朗誦似乎是一種集體猜謎活動，聽眾鼓掌，則表示他們全都猜中。

　　第二天吃早飯碰見哈羅德。他依然圍著紅圍巾，但明顯見好。他送給我一張名片，上麵是個沉睡少年的照片。哈羅德說這是他的養子。1993年，他和雪梅一起從北京回哥倫比亞定居，為博得鬱鬱寡歡的雪梅的歡心，他在波哥大附近置地蓋房養馬牛雞犬。而這種田園生活在哥倫比亞是不真實的，雪梅還是走了。哈羅德病了，體重急增到180公斤，家人把他送到療養勝地開刀治療。在那兒認識了個叫艾迪生的鄉下孩子，他家境貧寒，沒受過什麽教育，但聰明能幹。哈羅德無後，認養子，把他帶回波哥大。艾迪生為他開車，照料土地家畜。2003年夏天，遊擊隊開始爭奪這塊地盤。他們把哈羅德81歲的叔叔抓去，在地牢關了五個月，直到繳足了罰金才釋放。今年6月，遊擊隊登堂入室，當著他的麵折磨艾迪生，然後把哈羅德抓走，直到他同意放棄家產才罷休。他哀求他們保全艾迪生的性命。他們先答應了，最終食言。

　　安第斯山脈在腳下越變越小，像孩子在海灘堆成的沙丘。拉丁美洲大陸伸向我的童年——是啊，我曾為地球另一角想入非非。其實說來他鄉和故土並不遠，隻不過我當時年紀尚小，對人類的苦難與歡樂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