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旭原創> 你的褲襠裏揣著什麽?

兩千年前，中國有個“骨頭很硬”的太史公先生。他不甘於把良心揣在褲襠裏, 為一位同自己素無來往、遭人誣陷為“”的李將軍打抱不平，結果被漢武帝處以宮刑,褲襠裏從此不再有那話兒揣著了.

宮刑是“五刑” 之一。五刑者，墨、劓、宮、腓、大辟。其中除大辟是死刑，其他為肉刑。照白虎通的解釋, 墨, 刺刻麵額,染以黑色,淩辱人格的一種刑罰; 劓, 割掉鼻子; 宮, 割掉那話兒和它的附件; 腓, 剔除膝蓋骨或斷足; 大辟, 砍掉腦袋.

漢文帝廢肉刑為中國勞改製確立的標誌，在世界刑罰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但這樣的變革太劇烈，一下子很難徹底，不但反覆很多，而且留下尾巴。特別是統治者對宮刑似情有獨鍾，依依難舍，文帝剛廢，景帝即複。所以到武帝時也就輪上司馬遷的那話兒倒黴。

　　古代刑罰本以對等報複為原則，如所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是也。但司馬遷之獲罪是“禍從口出”，漢武帝煩他說話，本可摘其喉而割其舌（或者為防止他寫字，連手也剁去），何必出此“下策”？那原因不在別的，就在於它最能體現肉刑之精義：糟蹋犯人，殺雞給猴看。

　　宮刑者，男曰去勢，女曰幽閉。前者即俗話所說“割球騸蛋”。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以猛虎去深山，陷牢籠之中，搖尾乞憐，比喻自己被刑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因有“勇怯，勢也”（語出《孫子·勢》）的慨歎。司馬遷“去勢”之後，痛不欲生，“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可見“去勢”於男子是何等殺人威風。它常常讓我想起一件事，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化。

　　“知識分子”是一個極寬泛也極狹窄，極高尚也極下流的詞匯。

　　西方人所說的“知識分子”是“社會良心”。按照他們的定義，不僅我們這裏戴有“生產力”高帽的科技人員不算，大學畢業當了國家幹部的公職人員不算，就連大學教授也不一定算（那得看他們對社會的關懷程度）。在左派早已退潮的美國，有人說，現在的“知識分子”隻剩下了新聞記者（真是“良心揣在了褲襠裏”）。這是“窄”知識分子。

　　和西方的概念不同，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是大小“認得幾個狗字”的讀書人，不但西方人認為不算的我們都算，而且推其本義還專門是指那些已經做官，或尚未做官（西方漢學家隻能用scholar(學者）和official(官員）兩個詞的合成詞來表示這一複雜概念）；可入於儒林先賢傳，也可收於吳敬梓筆下的失意舉子、落魄文人。這是“寬”知識分子（這樣的“大腳”當然很難塞進西方的“小鞋”）。

　　從前知識分子的境遇比較好，至少是比西方的好。“四民”之中的地位且不說，亂離之世尚有“四菜一湯”的傳說也不必講，光是“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概就很可以讓我們緬懷。這是“香”知識分子。

　　然而不久前的“現在”呢？不但工農兵可以恃其司改造之職而傲視知識分子，而且就連從維熙筆下的勞改犯都居然敢把今為大作家而昔為階下囚的老從叫“吃屎分子”（另一種說法是“知識分子臭大糞”）。這是“臭”知識分子。

　　對知識分子的傳統撫今追昔，早就有人寫出專書，如餘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中國古代的“士”，推其源是“貴族”或至少是“沒落貴族”（八旗子弟舊王孫一類）。但他們即使“累累若喪家之犬”，東遊西竄，有如日本的“浪人”，畢竟還有點貴族本事和貴族脾氣。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曾把 “儒”、“俠”視為寄生蟲或二流子。大概因為二者同具“遊”或“流”的色彩，並且一樣可以是活躍的反體製因素（或社會變革的催化劑），所以陶希聖曾把知識分子比之於流氓（國民黨是知識分子與流氓相結合的產物）。秦始皇混一海內，澤及牛馬，也曾悉召天下藝能之士，讓他們獻書獻藥興太平。結果雙方鬧翻：始皇一怒之下而有“焚書坑儒”，儒生萬般無奈也投了農民軍。這隻是一段小插曲。後來兩千多年，知識分子的“毛”都是附著在帝國政府的“皮”上，始終扮演著“文吏”或“文吏”後補隊員的角色，在“官－紳－士”三位一體的良性循環中運轉自如。雖然遭逢亂世，他們照樣可以恢複其“遊”與“流”的本色，重新與流氓、土匪為伍，或加上不得台麵的流氓。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可以輔弼明君聖主為王者師。這是除蘇格拉底的“哲學王”，“撐死了也不過如此”的理想極致。

　　中國知識分子的倒黴是倒黴於近代，並且從近代以來每況愈下，有許多“誠可痛哭流涕長太息”的演變。從前的痛苦，由於知識分子群的分化和社會痛苦的壓倒一切，好像並不是知識分子本身或知識分子整體的事情。但是現在他們卻好像有了普遍的共識：比過去，他們有“腦體倒掛”的憤慨；比國外，也有“大不如人”的失落。特別是他們還常常把自身處境的惡劣歸咎於不能“實現知識分子的現代化”，或曰“同國外的知識分子看齊”（即時下所謂各種“接軌”中的一種）。他們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欲實現其“現代化”，而且是如同美國一類國家的“現代化”，則必曆三劫：一是同仕途摘鉤（“學而優”不一定要“仕”），二是納入工薪族（成為“雇傭勞動者”或曰“工人階級的一員”），三是失去對公眾的影響力（讓位於商業性的通俗文化）。然後才能龜縮於校園，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既不跟富商巨賈政客者流嘔氣，也不與商業流俗文化的星腕爭輝，養一房一車，安當其“藍領的白領”（一位美國學者如是說）。這樣的巨變仍是近代曆史的繼續，現在雖未“進行到底”，但傳統士人理想的“大勢已去”則早成定局。

　　近些年，與上述變局有關，中國知識分子經曆了三次浪潮。最初，由於知識分子終於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而且科學技術也成了“生產力”，我們曾經幻想就連國家也應由知識分子來管理。後來，這樣的迷夢被打破，我們又有“下海”的熱潮。記得若幹年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剛火那陣兒，我們的一位校長曾與一位領導人爭論。校長說：“你說讓知識分子自謀出路，我們怎麽謀？難道我們的化學係非得改做肥皂不行？”領導說：“這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現在“大勢” 已經“趨”了很多年，舊營壘中雖然確有一些人因“下海”而致富或脫貧，但更多的人卻“窮且益酸”，依舊罵罵咧咧，自哀自憐，無可奈何地當他們的工薪族，好像並沒有什麽款爺出麵，“解斯民於倒懸”。特別是那些不能沾“科學”之光，將文化也拔升為“生產力”的人文學者，牢騷尤盛。於是最後，當“急於用世，拙於謀生”的老毛病（李敖語）暴露無遺，我們隻好承認，國家嘛，還是交給專業的行政管理人員去管；科技呢，也是科技人員的事情——這些按嚴格的“知識分子”定義（當然是西方的定義），本來就水是咱們知識分子的事。咱們知識分子，觀近代國學大師可知，其職任端在“人文關懷”。盡管這樣的考慮已接近變局的穀底，比起前一類幻想似較為務實，但聽起來卻有點像是“臨終關懷”，悲壯之中老是透著淒涼。

　　作為最後一幕——現在所能看見的最後一幕——是“雅”、“俗”之爭，或曰“嚴肅文藝”和“庸俗文藝”之爭。隻有這一回，有咱們人民政府作主，知識分子才打了一個翻身仗。王朔和賈平凹受口誅筆伐，傳統和國學被發揚光大，京劇和交響樂也不絕於耳，占據了許多的電視節目（達到文革以後僅見的盛況）。就連成天整理故紙堆的我們也誼情滿懷，一定要把這冷板凳坐穿。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應當並舉，為了“老少邊窮”的“脫貧致富”，現有損資捐物獻愛心的“希望工程”。剩下“脫俗致雅”怎麽辦？有人正在呼籲。

[群思]

沒啥水平，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