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流傳千古的長篇敘事詩《琵琶行》寫到了故事發生的地方、女主人公以前生活的地方以及她的丈夫去做生意的地方，這些地方現在何處？當時情況如何？弄明白可能對加深理解這首千古名詩會有些許幫助。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27歲的白居易中進士後，仕途開始十分順利。從九品秘書省校書郎、盩厔縣尉（今陝西周至縣，《長恨歌》就在當盩厔縣尉時寫的），到八品門下省左拾遺，再到七品京兆府戶曹參軍。在戶曹參軍任上母親去世，回去守製二十七個月。憲宗元和九年（814）服喪期滿，回朝授太子府機構左春坊的左善讚大夫，正五品上。品級高升不少，可這是一個不得過問朝政而專門陪伴太子讀書的閑官。第二年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於義憤，首先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而當時舊官僚集團卻攻擊他說“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並稱白居易母親是因為看花墜井死亡，借此指責白居易居喪期間作賞花及新井詩，有傷名教，把他貶為江州司馬。此事經後來任宰相的裴休調查證實完全是誣陷。
江州是晉惠帝元年（290）設置的行政區劃，開始很大，包括今天江西省大部和浙江省的一部分。“初治豫章，成帝鹹康六年，移治尋陽。” 漢時，先置尋陽縣，後又置尋陽郡，至晉時尋陽郡治的所在地為柴桑城，即諸葛亮到江東吊周瑜的柴桑口。這座古城，從江州設置起到唐初，不僅是柴桑縣的縣城和尋陽郡的郡城，還曾是江州的州城。於是人們就把柴桑城叫做尋陽城。後來江州逐漸劃小，到唐朝時屬於中等州。司馬是州長官刺史的三位副手中職位最低的一位，六品，其實是個閑職。
《晉書》《地理誌》記載“柴桑，有盆口關。”這個盆口關又叫湓口，在隋代之前既不是縣治和郡治，更不是州治，而是緊靠尋陽城東北麵的拱衛尋陽城的軍事關口。它北濱長江，東南兩麵有湓水環繞，隻有西麵是通往尋陽城的陸地。詩中“住近湓江地低濕”就是指湓水，當時湓水水質非常好，用它釀成的湓水酒，是《唐國史補》所列十三種名酒之一：潯陽之湓水。湓口城靠近尋陽城，地勢比尋陽城高。尋陽城經常遭受水患，唐武德四年（621），因為附近還有一條入長江的潯水，就把湓口城更名潯陽城，作為江州的治所。現在九江城區西部的龍開河從前叫湓水，所以現在九江大部分城區還在唐朝的潯陽城東麵。 《琵琶行》第一句“潯陽江頭夜送客”中的潯陽江頭正是潯水入江的地方。
詩中寫到：“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蝦蟆陵在西安城東南曲江池附近，此地的一條小街的東北角有下馬陵，故此街名曰“下馬陵街”，西漢著名的經學大師董仲舒深得漢武帝器重，死後，漢武帝下詔為他修建陵墓，並在陵前建起董子祠供人憑吊。唐人韋述在《西京記》中記載：“漢武帝至墓前下馬，故曰下馬陵。” 《唐國史補》寫有因關中一帶的人說話“下”“哈”音近而傳訛，因此當時人們口語上也就把下馬陵稱作蛤蟆（蝦蟆）陵。北宋宋敏求所撰的，記述唐都城的長安宮城﹑坊市及屬縣的專著，《長安誌》卷九也有類似的記述：“（常樂）坊內街之東有大塚，亦呼為蝦蟆陵。” 常樂坊是春明門南麵第二坊，和平康坊隔東市相對。這一帶是遊冶之地，除《琵琶行》所說外，詩僧皎然在《長安少年行》中也説“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唐國史補》所列十三種名酒中，蝦蟆陵就有郎官清和阿婆清兩種，可見此地在當時和平康坊一樣，都是歌姬舞妓聚居，酒樓食肆密集之地。有人經過多方的論證，認定“蝦蟆陵”古址的位置就在今天西安交通大學醫院南側的網球場西南角。
“五陵年少爭纏頭”中的五陵是漢代高祖、惠、景、武、昭五個皇帝的陵墓，即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和平陵所在地的總稱，在今陝西省興平縣一帶，漢代設置有若幹陵邑。到了唐代，富家豪族和外戚都居住在五陵附近，因此後世詩文常以五陵爲為富豪人家聚居長安的地方，所以五陵年少指京都富豪子弟，即今天所謂的“富二代”。
現在贛東北、浙西和皖南一帶，在唐代茶業有一個特大的發展。茶已經是大宗貿易物品，所以詩中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這樣的句子。從詩句中可以知道江西浮梁（今江西景德鎮市所屬浮梁縣）當時就已經是茶葉的重要產地和集散地，直到今日茶葉經濟還是浮梁縣的經濟重點。產於安徽祁門、至德及江西浮梁等地的祁紅，居當今世界四大紅茶之首，其中產在江西浮梁的又叫浮紅，1915年曾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金獎。
順便說一下，根據《舊唐書》的《輿服誌》：“貞觀四年又製，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以青”按白居易此時的品級，中等州的司馬六品服綠。《琵琶行》是樂府詩，沒有近體詩的平仄問題，不知道為什麽白居易沒有把最後一句寫成“江州司馬綠衫濕”。可能是讀習慣的緣故，還是覺得“青衫”似乎比“綠衫”順口些。不過詩不是曆史，不必如此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