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以他的七絕《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影響最大。這首詩經過長期流傳，以致於後來“杏花村”就成了“產美酒地方”的代名詞，據說全國現有二十來個杏花村，杜牧所說的“杏花村”究竟是哪一個杏花村？於是就有好幾個“杏花村”都說自己就是杜牧詩中所指。爭得最厲害的是山西汾陽杏花村和安徽貴池杏花村，它們紛爭不斷，形成了一個“杏花村”之謎。改革開放以來，爭論越演越烈，說到底還是因為利益驅使。
山西汾陽杏花村捷足先登，這個杏花村位於山西汾陽縣城以北，以生產汾酒著名，早在1957年就在酒類產品中注冊“杏花村”商標，一直沿用至今，1997年還成為馳名商標。曆代文人墨客曾留許多詩文碑刻於此，詠其酒美景好，而杜牧的《清明》詩更是位列群碑之首，這似乎表明，《清明》中所寫的是這個杏花村。經考證，有三點理由足以說明杜牧所寫的決不會是它。第一，據年譜研究，杜牧一生從未來過山西，不可能在汾陽喝酒；第二，汾陽清明極少下雨，有時還要下雪，那裏不可能有“清明時節雨紛紛”景象；第三，唐代隻有釀造酒，杜牧不可能去尋找以蒸餾酒著稱的現代汾酒。
牛僧孺任淮南節度使時，把杜牧請到揚州，對他很好，留下一生最風流的一段時光。那個時候朝廷中正值牛李黨爭激烈，杜牧自然被認為是牛黨人物，因為李黨得勢時間長，所以杜牧仕途並不順利。當時的官員大多希望留在兩京（長安、洛陽），接近權力中心，容易升遷。其實，杜牧對這種黨爭毫無興趣，反而要求外放地方官，以遠離是非之地。武宗會昌二年（842）杜牧被任命為黃州刺史，開始了他連續的六年地方長官的任期。會昌四年（844）9月由黃州刺史遷池州（今安徽貴池）刺史，會昌六年9月再遷睦州刺史，在貴池呆了整兩年。
曆史上，池州“杏花村”也曾名滿天下。古時的池州杏花村位於池州城西，山崗上杏花遍野，村子裏酒壚數家，尤以“黃公酒壚”著名。宋代，貴池杏花村仍有“杏花飛作雨”的盛況，清光緒九年《貴池縣誌》還收錄了宋人曹天佑遊貴池杏花村的詩雲：“久有看春約，今才出郭行。杏花飛作雨，煙笛遠聞聲。舊跡尋何處？東風暖忽生。酒壚仍得醉，倚待月華明”。清人朗遂所作《貴池縣杏花村誌》記載：“吾池杏花村，自晉開荒，於唐始著，賢刺史好遊，特長吟歌。雨中所見以紀事，有行人取道，看遙指道村裏，求沽於懸簾……酒壚茅舍，坐落於紅杏叢中，竹籬柴扉，迎湖而啟，烏桕樹梢，酒旗高挑，獵獵生風，令人未飲先醉。酒壚院裏有一口‘黃公井’，水似香泉，汲之不竭，用此水釀出的酒，為時人所爭飲。”每當清明時節，春風醉雨，杏花盛開，杏花村“十裏煙村一色紅”、“村酒村花兩共幽”。當時以井水釀酒，名為“杏花大曲”，香醇可口。《杏花村誌》和其後的《江南通誌》都把杜牧詩收入，並申明杜詩所指杏花村在貴池。池州杏花村那口黃公井至今猶存，井水清澈如故。杜牧曾在貴池為官兩年，期間他愛喝酒、郊遊，均有記載。這些好像都表明，這裏就是杜牧詩中說的杏花村，所以，近年貴池旅遊公司也在旅遊服務類中成功注冊了“杏花村”商標。然而有人質疑，從當年9月到次年清明，杜牧已經上任半年，他嗜酒如命，哪能不知杏花村去處而向牧童問路？而且作為當地最高長官難道還須親自去買酒喝嗎？上述池州“杏花村”的典籍，最早的是宋代的，大多是清代的，很難說可以由此追溯到杜牧那個時候也有這些典籍中描述的情況。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其實古人作詩填詞時，貴含蓄、忌直白，尤其是在涉及村名、地名的時候，往往以自然景觀、人文特色，甚至自己的某種意境來替代。所以，杜牧詩中的“杏花村”，應該是詩人看到或想像中的一個開滿杏花的村莊。還是《四庫全書》的“杏花村誌”條中說得好：“杜牧……‘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句，蓋泛言風景之詞，必以一村以實之，則話句反為滯相矣！”
最近有人卻考證出這首《清明》不是杜牧的作品，稱之為“偽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有個副研究員施愛東博士，今年3月29日做客人民網時指出：“像我們現在所流行的‘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這首詩學界基本上肯定是一首偽詩。”施愛東說，第一，他很可能不是杜牧寫的，第二，很可能不是為清明寫的，因為這首詩詞最早出現在南宋末年，在這以前編輯的杜牧的各種各樣的集子，這首詩從來沒出現過，研究杜牧的人也根本不知道有這首詩。後來突然冒出來，標明是杜牧寫的，最早的時候不叫《清明》，叫《杏花村》，實際上就是一個人在清明時節找酒喝，並不是一個人去上墳，心裏很悲悲泣泣，且不說這首詩的作者是誰，主要是他不是去上墳。在唐代，上墳要帶著酒、肉，祭過祖先的肉叫做“胙肉”，就是沾上福氣的肉，祖先喝過的酒，叫“胙酒”，這些酒肉是不能浪費的，一定要吃掉，所以唐代形成的習俗就是先去祭祖，然後把這些酒肉吃了。如果是去上墳，寫這首詩的人應該自己拎著酒，不然是違背常理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這首詩即便是杜牧寫的，也不是去上墳。
這位博士大言不慚把自己的觀點稱為“學界基本上肯定是一首偽詩。”可惜的是邏輯混亂的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自己的結論，隻是說“第一，他很可能不是杜牧寫的，第二，很可能不是為清明寫的”。兜了一大圈最後又說“可以肯定的是這首詩即便是杜牧寫的，也不是去上墳”，還是不敢否定這首詩是杜牧寫的。其實唐代以前上墳祭祖在寒食，不在清明，唐代兩個節日逐漸合二為一，而清明卻一直有一個踏青遊春的內容。如上所述，此詩比較有可能是杜牧作於池州刺史任上，在池州杜牧沒有祖墳可上，自然是清明遊春所作。從來沒有人說這是一首上墳的詩，因此這位博士所說的“第二個很可能”完全可以否定。迄今為止已知《清明》詩最早出現在謝枋得所編《千家詩》，謝枋得是南宋著名愛國詩人，和文天祥並肩抗元，宋亡後隱居不仕，元代統治者把他押到大都，強迫他做官，絕食而死。由於這個原因（並非這位博士首先發現）這首詩是不是杜牧的作品，一直有研究者懷疑。對此展開研究，見仁見智無可厚非，但若把研究變成炒作，危言聳聽，嘩眾取寵的做法令人惡心。中國“學界”充斥這類人物，真是件悲哀的事情。何況詩無真偽，隻有好壞，說《清明》是首千古傳唱的好詩，大概沒有人不同意。既然是好詩，一般人是寫不出來的，這樣的詩人似乎沒有假托杜牧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