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任中敏先生

在下《周末聊天談音樂和宋詞起源》中提到任中敏先生，他的一生富有傳奇性，特撰此文加以介紹：
任中敏 （1897年——1991年）名訥，字中敏，名字出自出《論語•裏仁》：“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任氏祖籍安徽，世居揚州，父任恭，字守謙。任中敏生於淮安，兄妹十人，中敏行六，1909年任家舉家遷回揚州，1912年赴常州，考入江蘇第五中學，同班同學有瞿秋白、張太雷、李子寬等人。五中成立學生會，任中敏為理事。五中學生不滿於軍訓教官的舊式教育，在1915年演變為學潮。複課後校方不肯善罷甘休，要學生交出為首者，並揚言如果不交出來就全班解散。擔任學生會理事的任中敏與李子寬、錢乃安挺身而出，承擔責任，情願接受開除學籍的處分，從而保全了全班同學。（李字寬後來成了《大公報》創始人）。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國文係。與他一同考入的，有他的同鄉好友朱自清，與任中敏同住一舍，他們的至好學友還有匡互生。任中敏在北大第三學期分專業時，受到詞曲主講教授、曲學大師吳梅的賞識。吳梅是20世紀初戲曲理論研究的最高權威。
1919年初，“巴黎和會”的消息傳到國內，首先激起北京大學學生的無比憤怒。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許德珩召開臨時緊急大會，任中敏作為學生會理事之一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次日舉行愛國示威遊行。5月4日，北京13所院校的3000多名學生到新華門、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震撼了北京城。會後，開始遊行示威，走到東交民巷西口，遭到帝國主義巡捕和反動軍警攔阻。學生們更加激憤，直奔東單趙家樓。曹汝霖見勢不妙，躲進夾牆。學生們激憤己極，以為曹汝霖逃跑了，就呼喊：“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燒掉這賊巢！”匡互生取出隨身攜帶的火柴。任中敏接過火柴，與其他同學燃起了趙家樓的熊熊烈火。北洋政府下令抓人，軍警共抓了32人。其中北京大學20人，其他學校10人，圍觀群眾2人，任中敏也在其中。5月5日，北京全市學生總罷課，強烈抗議反動政府抓人。陳獨秀、李大釗等教授四處呼籲，蔡元培校長親自出麵，與當局交涉，要求放人。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組成聯合會，發出通電，要求放人。當局不得不把32人全部放出。5月7日，北大師生在紅樓前集會，歡迎20勇士勝利歸來，蔡元培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任中敏亦立誌以蔡校長為表率。
大學畢業後，他曾留居蘇州吳梅先生的“奢摩他室”書齋，用兩年時間，盡讀老師精心收藏的各種詞曲典籍，受到老師的悉心指教，這為他日後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27年，任中敏編成《元曲三百首》和《蕩氣回腸曲》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他最早的筆名和別號二北即寓意為北宋詞合金元北曲，《元曲三百首》與《蕩氣回腸曲》標誌著任中敏從此走上中國的學術舞台。數年以後，結合在上海大學、南方大學、複旦大學、廣東大學等校教授詞曲的經驗，35歲的任中敏以係列學術著作：《詞曲通義》、《散曲叢刊》、《曲諧》、《詞學研究法》、《新曲苑》等向學術界宣告“任氏散曲學”的建立。
1925年，任中敏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宣傳出版科科長。其時宣傳部長為國民黨元老胡漢民。1928年，胡漢民任立法院院長，聘任中敏、王鏡吾為秘書。任近70年相濡以沫的夫人王誌淵即王鏡吾之妹。任中敏在胡府任職期間發表言論評擊官場黑暗，常常使胡漢民在政治上處於被動。胡漢民對任中敏說：“你性格耿直，不宜服務政界，不若棄政從文。”於是，任中敏從1930年起脫離政界，任鎮江中學校長。
火燒趙家樓的兩個點火者都為中國20世紀人才的培養作出了特殊貢獻。北大畢業後，匡互生分配到長沙，不久擔任著名的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任中敏擔任鎮江中學校長後不久發生“九一八” 事變。任中敏頒發新的校訓：“一切為民族”，他還親自撰製了校歌：
時日曷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還我河山，還我河山，永固我金湯！
一息尚存，此仇必報，鐵血撼扶桑！
時日曷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校歌慷慨悲壯，催人淚下。每日清晨，任校長率領全校師生，高呼校訓，高唱校歌，跑步出操，聲震三山，鎮江市民無不為之感動。他的學生蔣南翔等數百人走上街頭，遊行請願，查封日貨。任中敏旗幟鮮明地予以支持，還撰寫了《革命與反革命》一文，痛斥賣國賊行為。其時鎮江為江蘇省省會，省教育廳長為周佛海。周佛海勾結地方警察當局抓人，任校長把學生領袖蔣南翔等藏在校園予以保護。後來蔣南翔到北平，參加領導“一二九”以及一係列學運，被北平當局逮捕。任中敏以蔡元培為表率保護學生，支持抗日，就到南京麵見蔣介石，力保蔣南翔出獄。任中敏運用他的智慧，保護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生。
1936年初，國民黨上層人士為紀念胡漢民，發起籌建漢民學院，在立法院內設立董事會，由孫科任董事長，任中敏任執行董事。七七事變後，中國進入全民抗日時期，不得不緩辦學院，先辦漢民中學，由王漱芳任校長，任中敏任教導主任，校址設在棲霞山。漢民中學開學僅一周，上海失陷，日寇進逼。任中敏率師生西撤，跋涉蘇、皖、贛、鄂、湘、黔、桂7省，行程8000餘裏，備嚐艱辛，到達廣西桂林。新地有址無校，他們就在穿山腳下築舍建校，又增設小學部。校舍建成，任中敏正式出任校長。1941年漢民中學改為國立，直屬教育部。漢民中學在大西南很有名望，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愛國誌士和專家學者。任中敏作為一校之長，主張從嚴治校。他明確要求全校學生：“聰明正直，至大至剛。嚴格考試，嚴正做人。清白鮮明，臨難不苟，刻苦耐勞，犧牲奮鬥。在抗戰期間，漢民中學每天隻開兩餐。任中敏說：“艱苦抗戰，滅此朝食！”用這種方式體現艱苦抗戰的意誌。他每天同學生一起用餐，糙米飯，青菜湯，從不特殊，直至抗戰勝利。”1944年9月，日寇進逼桂林，任中敏率全校師生西渡榕江，入黔東暫避。時值洪水泛濫，瘟疫流行。五百師生，齊心合力，抗洪水，戰病魔，頂饑寒，課業不輟，經年而還，無一傷亡。可這時漢民中學又成一片廢墟。任中敏意誌如鋼，銳意恢複。經3 年努力，校園擴至400餘畝，建教室、宿舍28座，並辟有體育場、圖書館、大禮堂，購置圖書5萬餘冊，及各種儀器設備。因漢民中學辦學有方，靠白手起家，成為西南之冠，國民黨政府獎勵任中敏3000元，任中敏全部交公作辦學之資。1946年，他厭惡國民黨腐敗，不願重新登記，便自動脫離國民黨。
1949年人民解放軍渡江後，國民黨政府遷至廣州。“不識時務”而又以教育為已任的任中敏卻不知天翻地覆的時刻已經來到，還趕到廣州，索要辦學經費。任中敏就是這樣‘憨’得不知乾坤轉，不知榮與辱，隻知辦教育。桂林解放後，漢民中學被軍管。軍代表聽見各方麵都反映任中敏勤敏廉潔、治校有方，就改變停辦決定，將漢中改名為桂林市第一中學，並歡迎任中敏回校繼續任校長，但一時無法找到他。因為劉鄧大軍兵臨桂林城下時，任中敏誤聽傳言，隻身逃離桂林，趕赴重慶，不久轉赴成都，一度以替人刻印、寫字，甚至擺攤賣五香筍豆維持生計。1951年，經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介紹，任中敏到成都四川大學任教授。
任中敏的學術成就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獲得的。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按照他的經曆，理所當然地戴上曆史反革命的帽子，1957年又被錯劃為右派，1959年被判處管製2年，留校控製使用，保留教授學銜。1961年撤銷管製，次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3年摘掉“曆史反革命”帽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批鬥，40冊8000餘頁資料下落不明，直到1975年才恢複工作。在1980年以前的近30年裏，由於政治的原因，他幾乎沒有上過講台；居住在成都焦家巷、壁環村或水井街的一處陰暗狹小的房間裏；白天背著裝有熱水瓶、舊日曆紙片的背簍往圖書館讀書，晚上整理所抄錄的資料，淩晨時伏案寫作。在中國的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對蕭條的時期，但性格剛強的任中敏卻使它成為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1955年，在接受肅反運動隔離審查之前，任中敏完成並出版了《敦煌曲校錄》和《敦煌曲初探》兩部著作。1962年前，任中敏以右派和曆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唐戲弄》、《教坊記箋訂》、《唐聲詩》、《優語集》等4部書稿，並出版了前麵兩部。因為不能再用任二北的筆名，這兩部著作署名為任半塘，意思為後半生將以唐藝為研究目標。文化大革命毀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達數百萬字的《唐宋燕樂集成》；但他利用勞動改造的餘暇發憤編著了《敦煌歌辭總編》。此書後來伴隨他作了兩次遠途遷徙：1978 年，在旅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兼職研究人員之時，他借助北京圖書館的縮微膠卷對全書資料作了校訂和補充。
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任的學生蔣南翔恢複工作，出任教育部長，旋到揚州考察，在揚州師院圖書館前見到老同學。當時正是“落實政策”的高潮，他的老同學們曾在文革中受到很大衝擊，蔣南翔問他們還有什麽事需要幫忙，他們說：“我們風風雨雨幾十年都過來了，但老師還在四川受苦，希望落葉歸根，完成最後六本著作。”蔣南翔回京後即與時任中宣部部長兼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商量，先將任老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研究員作為過渡，然後回揚州。1980年錯案得到糾正，同年6月84歲高齡的任中敏回到闊別40餘年的故鄉，到揚州師範學院任教。終於在90歲那年看到了作為畢身學術之總結的巨著《敦煌歌辭總編》問世。以上7部著作，300多萬字，以曲藝、戲劇、音樂之三足，支撐起了一個係統的唐代文藝學，創建了今天的學術界稱為唐藝學一門新學科。
高考製度恢複後，碩士、博士層次教育也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揚州師範學院接到通知後，試報中國古代文學碩士點，並報任中敏為碩士生導師。蔣南翔主持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開會討論時，複旦大學朱東潤教授在會上說：“揚州任老不當博導，我們不好意思當博導。”北大餘冠英教授說：“我也有同感。”1981年被國務院批準為中國首批博士生導師。揚州沒有報博士點，結果批準下來的卻是博士點。84歲的任中敏創立了中國首批文科博士點之一——揚州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博士點。任中敏對學生嚴格要求貫徹始終，任中敏的獨子任有愈當年因為在漢民中學隨地扔垃圾，被開除了學籍。任中敏給學生們發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鄙人過去未能盡家長之責，對於有愈未曾作有恒之教導與有效之矯正，以致兩年以來，其習性日漸惡化，意誌始終頹靡。教室乃學生受業之所，何等莊嚴尊重，經值班生早晨掃除幹淨，即應人人保持愛護。今被一二份子任意作踐，遺棄粽葉於痰盂之外，招惹多量蒼蠅飛集同學頭麵，既礙公共衛生，又誤各人作業，將何以自解？”直到他86歲高齡，培養第一個博士生王小盾時依然如此。王小盾被錄取後，任老對他說：“你跟我學習，一天要讀書12小時；一年365天，隻放春節三天假。你做得到嗎？做不到現在還可以回去。”王小盾的愛人來了，他似乎良心大發，說：“允許你明天推遲一個小時，8點鍾來上課。”第三天，他在家等到7點半，王小盾還沒有來，他就拄著拐杖，到王小盾的宿舍前敲窗戶，叫道：“莫道君王不早朝！”（有愈失學後當空軍抗日，在一次飛行中因飛機失事而犧牲。中年喪子，任中敏異常悲傷，撰《亡兒有愈墓碣》雲：“亡兒有愈，江蘇江都人。高中畢業。抗日戰爭中，矢誌以空軍報國，百折不回。兒有丹心，坦然留照，俯仰何愧！惟學業未成，生命太促，賚誌以歿，含恨何窮！吾當振奮餘年，為兒展續，使兒生不短，而誌有歸，兒其息矣！”，可見任老父子情深）
1991年12月13日，任中敏病逝於揚州，享年95歲。任中敏畢生從事教育與學術研究，著作等身，達500多萬言。其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詞曲和唐代音樂文藝的研究方麵，主要著作有《新曲苑》34種、《散曲叢刊》15種，《詞曲通義》、《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唐戲弄》（否定了王國維的論點，獲第一屆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教坊記箋訂》、《優語集》、《唐聲詩》、《敦煌歌辭總編》、《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獲第五屆中國圖書獎榮譽獎）。1984、1987、1990年三次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獎“榮譽獎”。1991年，獲國務院頒發的“為發展高等教育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獎”，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在揚州大學瘦西湖校區內，有半方池塘與瘦西湖相連。池塘之畔豎一石碑，上刻“半塘”二字，另有一篇碑文，紀念任中敏先生。另外，最近揚州大學和桂林第一中學校方都有樹立先生塑像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