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楚漢相爭的故事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詳，一個失敗的英雄在四麵楚歌中悲壯地唱出：“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個成功的流氓在衣錦還鄉時得意地高歌：“大風起兮雲飛場，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垓下歌》和《大風歌》兩首雄偉悲壯的詩拉開了秦以後詩歌舞台大幕，這兩首詩更接近於《楚辭》風格，氣勢磅礴，扣人心弦，是不可多得的好詩。
掌管音樂的官方機構，在先秦時就有了。以“樂府”為這種機構的名稱約始於秦代，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編鍾上就鑄有“樂府”二字。漢承秦製，也設有專門的樂府機構，漢惠帝時，有“樂府令”的官。到了漢武帝時，樂府機構的規模和職能都被大大擴大了，其具體任務包括製定樂譜、訓練樂工、搜集民歌及製作歌辭等。兩漢後來的一些皇帝也非常重視此項工作，以圖借此教化人民，文人也模仿樂府詩曲調進行創作口語詩，因此，漢代樂府詩成了詩歌的主調。漢代樂府詩從其內容來看, 大約可以分為三類。（1）貴族文人所作之頌歌又叫楚歌，包括為祀天地、太廟、明堂、社稷所用的郊廟歌辭，為朝廷宴饗所用的燕射歌辭和舞曲歌辭（雅舞用於郊廟和燕饗，雜舞用於宴會）。（2）軍樂，包括在北狄音樂的基礎上融合了先秦振旅凱樂而形成的，用短簫鐃鼓的鼓吹曲辭；漢武帝時張蹇通西域帶回來，經過李延年改編的，用鼓角在馬上吹奏的橫吹曲辭。（3）民間的歌辭，包括相和歌辭（相和曲）是漢代的流行歌曲,其演唱形式比較簡單，僅是“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清商曲辭，其樂曲是有伴奏的樂器多達七八種的相和三調（平調、清調、瑟調）；以及混用上述兩種樂曲的雜曲歌辭：寫心誌、抒情思、敘宴遊、發怨憤、說戰爭、言行役, 或緣於佛老, 或出於夷虜，兼收並載, 故稱雜曲，是漢代樂府歌詩傳世最多的作品。
《上邪》是一首感情非常熾熱的愛情詩，從其完全口語的雜言形式可判定是西漢時的作品，全文如下：“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棱，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一口氣羅列了五種不可能出現的自然現象，入聲韻更顯急迫，真是山盟海誓。無獨有偶，千年之後，唐代敦煌曲子詞中有一首無名氏的《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北鬥回南麵。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更是羅列了六種不可能出現的自然現象，異曲同工，真乃千古愛情詩的絕唱。漢樂府中篇幅最長的是兩首五言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和《陌上桑》。孔雀東南飛》篇幅各本文字略有出入，通常認為長達357句，一千七百八十五字，這在古典詩歌中是罕見的，被譽為“長詩之聖”。《孔雀東南飛》寫的是一個婚姻悲劇，結構完整、緊湊、細密，通過有個性的人物對話，運用比興手法和浪漫色彩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陌上桑》一名《豔歌羅敷行》，以浪漫性的對羅敷美麗的描寫開始，一心以為豔遇之將至的使君不僅受到羅敷“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的嚴詞拒絕，而且還聽到羅敷夫婿在財產、地位、容貌、風度等各方麵都勝過自己的諷刺，在使君非常狼狽的詼諧性喜劇中結束。
漢樂府從在雜言逐漸過渡到五言形式，安帝以後東漢走向衰落。到了桓靈時代，宦官外戚爭權奪利，根本顧不上“樂府”活動，漢樂府基本終結，代之的是文人的創作。後來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以《古詩十九首》為題，收入“文選”的是其代表作。關於《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曆來有“兩漢說”和“東漢說”之爭，二十世紀的研究越來越認可“東漢說”。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為中下層文人，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實際生活的深切感受，藝術構思深入淺出，比喻手法富於想象，描寫時情景相襯，語言上如話家常，融合成一種直抒感興、曲盡衷情而委婉動人的獨特風格。沒有用任何典故，而其本身卻成為後來使人經常引述的典故。《古詩十九首》以“遊子之歌”、“思婦之詞”為題材，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漢末中下層文人在動蕩不安的年代裏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曆，抒發了他們離別相思的感傷、人生苦短的惆悵，知音難遇的悲哀和對世態炎涼的憤慨等世俗情懷，成為中國詩歌的普遍和典型主題。《古詩十九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優良傳統，是漢代詩歌由民間文學過渡到文人創作出並現繁榮局麵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將五言抒情古詩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體係，並為五言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此詩開始逐漸與音樂相分離。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各種詩歌體裁的孕育發展階段，曹操（155—220）以其帝王之尊，“外定武功，內興文學”，開創了魏晉文學“彬彬之盛”的先河，在曹氏父子周圍出現了以“建安七子”為中心的鄴下文人集團，一時間詩境拓展，風骨凜然。曹操的詩全部都是樂府歌辭，其辭“慷慨悲涼”，他的四言詩《觀滄海》、《龜雖壽》等篇是四言詩中最後出現卻又是最好的作品，被稱之為“壓卷之作”。曹丕（187—226）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的開山之作，他的兩首《燕歌行》是靈活自由的七言詩，為後來的七言律詩開了一個頭。曹植（192—232）是建安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在我國最早的一部論詩的專著《詩品》中，鍾嶸稱其為“建安之傑”,說他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
曹氏父子之後南朝的文人詩漸次有陶淵明(365—427)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鮑照的邊塞詩和齊永明年間沈約（441—513）、謝朓（464—499）等人開創的新體詩（又稱“永明體”），從此華麗婉媚的宮體詩齊梁以降風靡一時。陶淵明的詩多取材田園風光、平常生活，運用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寫而出，沒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跡，使人感到自然、親切，情感真摯，至今人們猶能體味其中悠然衝淡的情致。謝靈運（385—433）是我國第一個大量創作山水詩的詩人。他的山水詩，絕大部分是他做永嘉太守以後寫的，詩裏描繪了永嘉、會稽等地的自然景色，這種自然美給人以清新開朗的感覺，遠勝當時流行的崇尚玄學清談內容空洞的玄言詩。鮑照（約414—466）是南朝最傑出的詩人。他的詩反映了中下層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悲憤之情，對門閥製度表現了不滿與反抗。他的詩直風格俊逸豪爽、華麗雄壯。他在學習樂府的過程中發展了七言詩的形式，不僅以豐富的內容充實了這種形式，而且變逐句押韻為隔句押韻，並可自由換韻，為七言詩開拓了道路。新體詩是我國詩歌從比較自由的漢魏古體詩走向嚴格講究聲律和對偶的近體詩的重要過渡階段。南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3）在皇子竟陵王蕭子良組織下，一批對聲律研究有素的文士周頤、沈約等人辨析四聲，集體創造了永明聲律學，為詩歌走向格律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後來到了隋代陸法言組織當時八個最著名語言學專家統一審定了《切韻》，完成了漢語的中古音韻係統，即使元代出現中原音韻，詩韻和詞韻還是使用切韻係統。北朝的文人詩壇，一直比較荒涼。庾信（513—581）由南入北，才給北朝詩壇帶來了轉機。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又說：“清新庾開府”，是說庾信到北朝以後，生活和思想發生了變化，詩風也為之一新。庾信後期詩歌的主要內容，便是表現自己的身世遭遇，抒發身仕異朝的苦悶和懷念故國的感情。
南北朝時期，新聲雜曲大量產生。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把南朝樂府歌辭大部分收在“清商曲辭”一類中，被稱為“胡吹舊曲”（或叫“北歌”）的北朝樂府歌辭數量比南朝的少，主要保存在《樂府詩集》的“梁鼓角橫吹曲”一類中。郭茂倩（1041年—1099年），字德粲，鄆州須城（今山東東平）人，《樂府詩集》是產生在《詩經》、《楚辭》、《文選》、《文苑英華》之後的一部按音樂品種來劃分類屬的重要的文學總集，全書一百卷，收宋以前樂府詩共5290首。其中有作者的作品3793首，作者576人，無名氏作品1497首。
郭茂倩將南朝民歌分為“吳聲歌”（流傳在江甫一帶的歌謠）、“神弦曲”（ 江南一帶民間祭神用的歌曲）、“西曲歌”（ 在江漢流域一帶的民歌，又名“荊楚西聲”）三部分，共400餘首，以寫男女戀情的內容為多。吳歌一首《華山畿》就包含了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據《古今樂錄》記載：南朝宋少帝時（423），南徐（今鎮江）一個書生，經過華山（今寶華山）旁邊到雲陽（今丹陽）去。在旅店遇到一位十八九歲少女，一見鍾情卻無法交往。回家得了相思病，母親追問原因，書生告訴母親緣由。母親為兒子到華山尋訪少女，說明兒子的病因，少女脫下蔽膝（一種絲織很薄的服飾，比圍裙窄而長，可遮住膝蓋）讓母親回家秘密放在兒子睡覺的席子下麵，病就會好。母親回家照此辦理，沒幾天病情果然好轉。有一天書生偶然翻開席子看見蔽膝，抱著左看右看，竟然吞食而死。快斷氣時對母親說：‘用牛車載棺材，把我葬在華山。’母親依照他的遺願，到了少女的家門口，牛不動，任憑如何打拍就是不肯往前。少女出來說：‘且待片刻。’少女回家沐浴盛裝打扮出來，唱起歌來：‘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蓋應聲而開，女跳入棺中就又合上，兩家人想盡辦法，始終打不開，最後隻好合葬，鄉親們稱這個墓為神女塚。”這就是梁祝故事的最早版本。
南朝民歌句式上以五言、四句的短章為主。這種情味雋永，形式整齊的五言、四句體的小詩，是南朝樂府的主要形式，它對於“絕句”的興起，是很有影響的。前人所謂絕句是取律詩之半的說法並不正確，絕句有古絕和律絕之分，古絕源出於此。如：
宿昔不梳頭，絲發被兩肩。婉伸郎臃上，何處不可憐？（《吳聲歌•子夜》）
泛舟采菱葉，過摘芙蓉花。扣緝命童侶，齊聲朱蓮歌。（《神弦曲•采蓮童》）
送歡板橋灣，相持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西麵•三洲歌》）
南朝樂府民歌中的愛情詩，有相當一部分采用了男女對唱，相互贈答的寫作形式。如《西曲•那嗬灘》：（女子唱〕“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槽折，交郎到頭還！”（男子答〕“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南朝樂府民歌歌辭中廣泛運用雙關隱語，即用同音而不同義的字，把所要表達的意思掩蓋起來，使詩的思想感情委婉含蓄。比較常見的有，用“絲”、“蓮”、“藕”、“碑”等，來代替“思”。“憐”、“偶”、“悲”等。
北朝樂府民間歌辭，一部分原是少數民族語言的作品，後被譯為漢文的；另一部分是北人用漢語創作的。北朝樂府民間歌辭也以五言四句的形式為多見，更有南方樂府民歌中所沒有的四言四句的作品和七言四句的作品，而北朝樂府民間歌辭不用雙關隱語的寫法。在題材上，北歌比南歌要廣闊一些，它除了歌詠男女愛情的篇章以外，還有一些反映民間疾苦、戰亂苦難、邊塞風光和歌頌英雄人物的詩篇，著名的長篇敘事詩《木蘭辭》就是北朝樂府的代表作品。在語言風格上，也表現得頗為豪爽粗獷，而與南方的歌辭多纏綿悱惻之音不同。典型的是《勅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 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古樸自然、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而又大氣雄渾、粗獷勁健，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留下來的最古老的詩篇。史載為北齊神武帝高歡唱這首歌的正是手下敕勒族（今維吾爾族先民）將領斛律金，所以這應該是一首譯為漢文的少數民族語言的作品。
唐代是詩的空前繁榮時代，也是詩和歌分家的時代，雖然南北朝文人寫作的樂府體詩，與音樂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唐樂府中還是有可演唱的，如李白的《清平調》，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個詩人在酒樓打賭歌伎唱誰的詩最多，最漂亮的歌伎是唱誰的詩，劉禹錫的《竹枝詞》詩中襯字“竹枝”和“女兒”是伴唱者的唱詞。但是此後詩很少再有為歌唱而創作了。唐代詩人之眾和作品之多，都超過了以往各代。僅《全唐詩》所錄，就有2300多人，流傳至今的作品有55000多首詩。唐詩在題材走向、格律形式、藝術手段、風格傾向等各個方麵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為唐代文學最有代表性的形式。這既是唐代經濟、政治、文化繁榮的反映，同時也是上麵所述詩歌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
唐玄宗以前為初唐，這是唐詩發展的初級階段。南朝宮體詩雖仍在詩壇上占據統治地位，詩歌改革的序幕卻正在悄然拉開。一般認為“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是這一時期詩人的代表，但最有代表性的詩篇卻是陳子昂的悲歌一曲《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和張若虛的詩中之詩《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裏，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隻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複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渡，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複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一生僅留下兩首詩的張若虛，也因這一首詩，“孤篇橫絕，竟為大家”。
唐玄宗開元年間至唐代宗五十餘年是盛唐時期。這一時期經濟繁榮，國力強大，唐詩也出現了全麵繁榮。盛唐詩人的代表是李白與杜甫。李白（701—762），字太白，是盛唐文化孕育的天才詩人，他的人格和氣度，充分體現了盛唐士人的時代性格和精神風貌。李白有儒家“濟蒼生”、“安黎元”的用世思想和政治抱負，同時道教神仙信仰在他的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生保持著追求自由、不受拘束的傲岸品格，保持著獨立不羈、飄逸灑脫的氣質。他浪遊祖國名山大川，喜愛奇麗的大山、江河和瀑布，留下了九百多首詩篇。李白的詩歌胸襟開闊、氣概豪邁、情緒激昂，不然寫不出《將進酒》這樣的詩篇。李白的詩歌善於運用豐富而又奇特的想象來描寫形象，抒發感情，《蜀道難》就是這樣一首代表作。李白的詩飄逸奔放，經常通過大膽的誇張、奇麗的夢想、迷人的神話來表現自己熾熱的情感和強烈的個性：如“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李白才思敏捷，感情噴薄而出、一瀉千裏，他的詩痛快淋漓，天才極致，成為屈原之後中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又一個顛峰，人稱“詩仙”。 杜甫（712—770），字子美。杜甫生活在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急劇轉變時代，經曆了開元之治、天寶之亂和亂後的動蕩時期。他的詩能夠以清醒的洞察力和入世精神反應社會現實，因而被稱作“詩史”。他的代表作有《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春望》、《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敘事是杜甫古體詩的重要手段。杜詩敘事，既敘述事件經過，又用力於細部描寫，並和強烈的抒情融為一體，有時還雜以議論，從而形成一種融抒情、敘事和議論於一體的詩歌樣式。杜詩的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這種風格的感情基調是悲慨。杜甫的律詩聲律和諧，選字精煉，後人作律詩的格律就是依據杜詩校定的。杜甫的一生，信守“仁政愛民”、“匡時濟世”的儒家思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窮年憂黎元”、“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詩聖”之稱。
盛唐山水田園詩人的代表是王維、孟浩然：他們以清新秀麗的語言描繪寧靜的田園和優美的山水，寫農家生活簡樸而親切，寫故人情誼淳淡而深厚，寫自然景色空靈而美麗，還將禪的靜默觀照與對山水的審美體驗合而為一，並常常通過詩境來表現禪境。盛唐邊塞詩人的代表是高適、岑參、王昌齡：他們用詩抒寫了邊疆的大漠風光，塑造了邊關健兒保家衛國的形象，既有英雄氣概的激昂豪邁，也有纏綿婉轉的兒女柔情。此外，如王之渙的《登鸛雀樓》、《涼州詞》，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詠柳》等都是唐詩名篇。
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時期，這也是唐詩承接盛唐氣勢，精彩紛呈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是詩派林立，詩人的個人風格極為突出，從開始時的“大曆十才子”，到後來的韓孟詩派，無不如此。中唐詩壇主要有兩大流派。（1）以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詩派”，包括劉禹錫、元稹、張籍、王建、李紳等人；他們的詩有“重寫實、尚通俗”的特點，正視現實、抨擊黑暗，強化了詩歌的諷諫美刺功能；語言通俗流暢、風格平易近人，劉禹錫開創以民俗民歌入詩的竹枝詞，直到清末千年不息。
（2）韓孟詩派：以韓愈為首，包括孟郊、賈島、李賀等人；他們著力於新途徑的開辟，新技法的探尋以及詩歌新理論的闡發，創作出大量富於創新意味的各體詩歌。集中表現為語言新穎獨特，風格奇崛、多樣的特點，留下郊寒島瘦，李賀鬼才的佳話。
晚唐指唐文宗即位至唐亡。此時唐帝國已經出現明顯的衰敗之勢。統治集團腐敗，科場風氣敗壞，士人仕進機會極少，國家大事無望，個人抱負落空，於是悲哀、感傷與華豔，構成了這個時期詩歌的主要特色。晚唐著名詩人有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皮日休等。其中杜牧、李商隱被稱為“小李杜”，杜牧豁達大方跡近李白不及其豪放，李商隱含蓄深情類似杜甫遠遜其深刻。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正是這一時期詩歌的真實寫照。
正如清代詩人趙翼所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宋、元、明、清曆代也不乏好詩。宋代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明代的前、後七子，清代龔自珍的己亥雜詩等等。最奇的是李清照的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很難想象如此豪邁的詩竟然出自婉約派女詞人之手。
五四前後提倡白話詩，1917年，著名的《新青年》雜誌2月號上，年方26歲的青年胡適發表了一篇題為《蝴蝶》的作品：“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麽，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據研究這是公開發表的中國第一首白話詩。
最後談一談清代科舉中的試帖詩，今人做近體詩許多程式化的講究如孤平拗救之類就是源出於此。試帖詩源於唐代律詩，但唐代選擇做詩的題目非常寬泛，對詩的內容也沒有過多硬性要求，考生容易發揮水平，展示才能，所以唐代試帖詩常有佳作。清代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開始，首先在鄉試和會試中增考五言八韻詩一首，此後成為定式。其他考試如生員歲考、科考、貢生考試與覆試朝考等，都要求用五言八韻。試帖詩必須用官韻，且每首隻限一韻，不能有重字。試帖詩的結構與八股文近似，首先要了解題目的出處，有一個不知出處的笑話，鹹豐年間，廣東學政吳保泰以“馮婦攘臂下車”為題，讓生員作試帖詩。題目出自《孟子》：晉國有個馮婦，很會打虎，後來改行成為名士；一天路過山野，許多人在追虎，虎竄到岩上，大家不敢前去；看見馮婦請他出手，馮婦下車舉臂打虎，大家很高興；書生們卻譏笑馮婦粗野而沒有風度。不知題目出處等於瞎猜亂編，有考生不知出處，想當然以為馮婦是個女人，於是寫下了“玉手纖纖出，金蓮步步行”的句子。 僅僅知道題目出處還遠遠不夠，還要嚴格按照一定的套路去寫才能成功。全詩五言八韻，和八股文對應。首聯要點明題目出處相當於八股文的破題，次聯要敘述相關內容相當於承題，三聯要把內容引申轉到議論相當於起比，四聯五聯相當於中比兩股，六聯七聯相當於後比兩股，要進一步闡發題意，發揮議論，深化主題，結聯要回歸本題，照顧全篇，歌功頌德相當於束比。試帖詩由於受韻的限製，比八股文還難作，也更沒有味道。下麵舉一例，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的試帖詩題目是“賦得天心水麵”，旁注“得知字，五言八韻” 題目的出處來自宋代大儒邵雍的《清夜吟》的首兩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麵時。”會元（殿試之前，考進士的會試的第一名）許彭壽是這樣寫的：“夜月輝蓬島，春風滿液池。天心昭朗澈，水麵靜漣漪。溥博瞻如此，澄清念在茲。玉衡懸自正，金鑒照無私。消息先研易，文章孰悟詩。虛明仙界迴，飛躍化機隨。星采羅胸際，雲光洗眼時。慎修欽禦論，至理聖人知。”許彭壽的詩圍繞邵雍《清夜吟》展開發揮，一聯和二聯點出題目及出處，三聯開始議論，四至七聯引經據典還是講“天心水麵”，但不能直接明說，類似編謎語，最後一聯頌揚體。全詩謹嚴規範，完全符合試帖詩的要求，但內容重複，沒有任何意境可言，是典型的文字遊戲或文字垃圾。
掌管音樂的官方機構，在先秦時就有了。以“樂府”為這種機構的名稱約始於秦代，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編鍾上就鑄有“樂府”二字。漢承秦製，也設有專門的樂府機構，漢惠帝時，有“樂府令”的官。到了漢武帝時，樂府機構的規模和職能都被大大擴大了，其具體任務包括製定樂譜、訓練樂工、搜集民歌及製作歌辭等。兩漢後來的一些皇帝也非常重視此項工作，以圖借此教化人民，文人也模仿樂府詩曲調進行創作口語詩，因此，漢代樂府詩成了詩歌的主調。漢代樂府詩從其內容來看, 大約可以分為三類。（1）貴族文人所作之頌歌又叫楚歌，包括為祀天地、太廟、明堂、社稷所用的郊廟歌辭，為朝廷宴饗所用的燕射歌辭和舞曲歌辭（雅舞用於郊廟和燕饗，雜舞用於宴會）。（2）軍樂，包括在北狄音樂的基礎上融合了先秦振旅凱樂而形成的，用短簫鐃鼓的鼓吹曲辭；漢武帝時張蹇通西域帶回來，經過李延年改編的，用鼓角在馬上吹奏的橫吹曲辭。（3）民間的歌辭，包括相和歌辭（相和曲）是漢代的流行歌曲,其演唱形式比較簡單，僅是“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清商曲辭，其樂曲是有伴奏的樂器多達七八種的相和三調（平調、清調、瑟調）；以及混用上述兩種樂曲的雜曲歌辭：寫心誌、抒情思、敘宴遊、發怨憤、說戰爭、言行役, 或緣於佛老, 或出於夷虜，兼收並載, 故稱雜曲，是漢代樂府歌詩傳世最多的作品。
《上邪》是一首感情非常熾熱的愛情詩，從其完全口語的雜言形式可判定是西漢時的作品，全文如下：“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棱，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一口氣羅列了五種不可能出現的自然現象，入聲韻更顯急迫，真是山盟海誓。無獨有偶，千年之後，唐代敦煌曲子詞中有一首無名氏的《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北鬥回南麵。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更是羅列了六種不可能出現的自然現象，異曲同工，真乃千古愛情詩的絕唱。漢樂府中篇幅最長的是兩首五言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和《陌上桑》。孔雀東南飛》篇幅各本文字略有出入，通常認為長達357句，一千七百八十五字，這在古典詩歌中是罕見的，被譽為“長詩之聖”。《孔雀東南飛》寫的是一個婚姻悲劇，結構完整、緊湊、細密，通過有個性的人物對話，運用比興手法和浪漫色彩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陌上桑》一名《豔歌羅敷行》，以浪漫性的對羅敷美麗的描寫開始，一心以為豔遇之將至的使君不僅受到羅敷“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的嚴詞拒絕，而且還聽到羅敷夫婿在財產、地位、容貌、風度等各方麵都勝過自己的諷刺，在使君非常狼狽的詼諧性喜劇中結束。
漢樂府從在雜言逐漸過渡到五言形式，安帝以後東漢走向衰落。到了桓靈時代，宦官外戚爭權奪利，根本顧不上“樂府”活動，漢樂府基本終結，代之的是文人的創作。後來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以《古詩十九首》為題，收入“文選”的是其代表作。關於《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曆來有“兩漢說”和“東漢說”之爭，二十世紀的研究越來越認可“東漢說”。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為中下層文人，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實際生活的深切感受，藝術構思深入淺出，比喻手法富於想象，描寫時情景相襯，語言上如話家常，融合成一種直抒感興、曲盡衷情而委婉動人的獨特風格。沒有用任何典故，而其本身卻成為後來使人經常引述的典故。《古詩十九首》以“遊子之歌”、“思婦之詞”為題材，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漢末中下層文人在動蕩不安的年代裏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曆，抒發了他們離別相思的感傷、人生苦短的惆悵，知音難遇的悲哀和對世態炎涼的憤慨等世俗情懷，成為中國詩歌的普遍和典型主題。《古詩十九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優良傳統，是漢代詩歌由民間文學過渡到文人創作出並現繁榮局麵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將五言抒情古詩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體係，並為五言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此詩開始逐漸與音樂相分離。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各種詩歌體裁的孕育發展階段，曹操（155—220）以其帝王之尊，“外定武功，內興文學”，開創了魏晉文學“彬彬之盛”的先河，在曹氏父子周圍出現了以“建安七子”為中心的鄴下文人集團，一時間詩境拓展，風骨凜然。曹操的詩全部都是樂府歌辭，其辭“慷慨悲涼”，他的四言詩《觀滄海》、《龜雖壽》等篇是四言詩中最後出現卻又是最好的作品，被稱之為“壓卷之作”。曹丕（187—226）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的開山之作，他的兩首《燕歌行》是靈活自由的七言詩，為後來的七言律詩開了一個頭。曹植（192—232）是建安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在我國最早的一部論詩的專著《詩品》中，鍾嶸稱其為“建安之傑”,說他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
曹氏父子之後南朝的文人詩漸次有陶淵明(365—427)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鮑照的邊塞詩和齊永明年間沈約（441—513）、謝朓（464—499）等人開創的新體詩（又稱“永明體”），從此華麗婉媚的宮體詩齊梁以降風靡一時。陶淵明的詩多取材田園風光、平常生活，運用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寫而出，沒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跡，使人感到自然、親切，情感真摯，至今人們猶能體味其中悠然衝淡的情致。謝靈運（385—433）是我國第一個大量創作山水詩的詩人。他的山水詩，絕大部分是他做永嘉太守以後寫的，詩裏描繪了永嘉、會稽等地的自然景色，這種自然美給人以清新開朗的感覺，遠勝當時流行的崇尚玄學清談內容空洞的玄言詩。鮑照（約414—466）是南朝最傑出的詩人。他的詩反映了中下層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悲憤之情，對門閥製度表現了不滿與反抗。他的詩直風格俊逸豪爽、華麗雄壯。他在學習樂府的過程中發展了七言詩的形式，不僅以豐富的內容充實了這種形式，而且變逐句押韻為隔句押韻，並可自由換韻，為七言詩開拓了道路。新體詩是我國詩歌從比較自由的漢魏古體詩走向嚴格講究聲律和對偶的近體詩的重要過渡階段。南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3）在皇子竟陵王蕭子良組織下，一批對聲律研究有素的文士周頤、沈約等人辨析四聲，集體創造了永明聲律學，為詩歌走向格律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後來到了隋代陸法言組織當時八個最著名語言學專家統一審定了《切韻》，完成了漢語的中古音韻係統，即使元代出現中原音韻，詩韻和詞韻還是使用切韻係統。北朝的文人詩壇，一直比較荒涼。庾信（513—581）由南入北，才給北朝詩壇帶來了轉機。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又說：“清新庾開府”，是說庾信到北朝以後，生活和思想發生了變化，詩風也為之一新。庾信後期詩歌的主要內容，便是表現自己的身世遭遇，抒發身仕異朝的苦悶和懷念故國的感情。
南北朝時期，新聲雜曲大量產生。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把南朝樂府歌辭大部分收在“清商曲辭”一類中，被稱為“胡吹舊曲”（或叫“北歌”）的北朝樂府歌辭數量比南朝的少，主要保存在《樂府詩集》的“梁鼓角橫吹曲”一類中。郭茂倩（1041年—1099年），字德粲，鄆州須城（今山東東平）人，《樂府詩集》是產生在《詩經》、《楚辭》、《文選》、《文苑英華》之後的一部按音樂品種來劃分類屬的重要的文學總集，全書一百卷，收宋以前樂府詩共5290首。其中有作者的作品3793首，作者576人，無名氏作品1497首。
郭茂倩將南朝民歌分為“吳聲歌”（流傳在江甫一帶的歌謠）、“神弦曲”（ 江南一帶民間祭神用的歌曲）、“西曲歌”（ 在江漢流域一帶的民歌，又名“荊楚西聲”）三部分，共400餘首，以寫男女戀情的內容為多。吳歌一首《華山畿》就包含了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據《古今樂錄》記載：南朝宋少帝時（423），南徐（今鎮江）一個書生，經過華山（今寶華山）旁邊到雲陽（今丹陽）去。在旅店遇到一位十八九歲少女，一見鍾情卻無法交往。回家得了相思病，母親追問原因，書生告訴母親緣由。母親為兒子到華山尋訪少女，說明兒子的病因，少女脫下蔽膝（一種絲織很薄的服飾，比圍裙窄而長，可遮住膝蓋）讓母親回家秘密放在兒子睡覺的席子下麵，病就會好。母親回家照此辦理，沒幾天病情果然好轉。有一天書生偶然翻開席子看見蔽膝，抱著左看右看，竟然吞食而死。快斷氣時對母親說：‘用牛車載棺材，把我葬在華山。’母親依照他的遺願，到了少女的家門口，牛不動，任憑如何打拍就是不肯往前。少女出來說：‘且待片刻。’少女回家沐浴盛裝打扮出來，唱起歌來：‘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蓋應聲而開，女跳入棺中就又合上，兩家人想盡辦法，始終打不開，最後隻好合葬，鄉親們稱這個墓為神女塚。”這就是梁祝故事的最早版本。
南朝民歌句式上以五言、四句的短章為主。這種情味雋永，形式整齊的五言、四句體的小詩，是南朝樂府的主要形式，它對於“絕句”的興起，是很有影響的。前人所謂絕句是取律詩之半的說法並不正確，絕句有古絕和律絕之分，古絕源出於此。如：
宿昔不梳頭，絲發被兩肩。婉伸郎臃上，何處不可憐？（《吳聲歌•子夜》）
泛舟采菱葉，過摘芙蓉花。扣緝命童侶，齊聲朱蓮歌。（《神弦曲•采蓮童》）
送歡板橋灣，相持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西麵•三洲歌》）
南朝樂府民歌中的愛情詩，有相當一部分采用了男女對唱，相互贈答的寫作形式。如《西曲•那嗬灘》：（女子唱〕“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槽折，交郎到頭還！”（男子答〕“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南朝樂府民歌歌辭中廣泛運用雙關隱語，即用同音而不同義的字，把所要表達的意思掩蓋起來，使詩的思想感情委婉含蓄。比較常見的有，用“絲”、“蓮”、“藕”、“碑”等，來代替“思”。“憐”、“偶”、“悲”等。
北朝樂府民間歌辭，一部分原是少數民族語言的作品，後被譯為漢文的；另一部分是北人用漢語創作的。北朝樂府民間歌辭也以五言四句的形式為多見，更有南方樂府民歌中所沒有的四言四句的作品和七言四句的作品，而北朝樂府民間歌辭不用雙關隱語的寫法。在題材上，北歌比南歌要廣闊一些，它除了歌詠男女愛情的篇章以外，還有一些反映民間疾苦、戰亂苦難、邊塞風光和歌頌英雄人物的詩篇，著名的長篇敘事詩《木蘭辭》就是北朝樂府的代表作品。在語言風格上，也表現得頗為豪爽粗獷，而與南方的歌辭多纏綿悱惻之音不同。典型的是《勅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 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古樸自然、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而又大氣雄渾、粗獷勁健，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留下來的最古老的詩篇。史載為北齊神武帝高歡唱這首歌的正是手下敕勒族（今維吾爾族先民）將領斛律金，所以這應該是一首譯為漢文的少數民族語言的作品。
唐代是詩的空前繁榮時代，也是詩和歌分家的時代，雖然南北朝文人寫作的樂府體詩，與音樂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唐樂府中還是有可演唱的，如李白的《清平調》，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個詩人在酒樓打賭歌伎唱誰的詩最多，最漂亮的歌伎是唱誰的詩，劉禹錫的《竹枝詞》詩中襯字“竹枝”和“女兒”是伴唱者的唱詞。但是此後詩很少再有為歌唱而創作了。唐代詩人之眾和作品之多，都超過了以往各代。僅《全唐詩》所錄，就有2300多人，流傳至今的作品有55000多首詩。唐詩在題材走向、格律形式、藝術手段、風格傾向等各個方麵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為唐代文學最有代表性的形式。這既是唐代經濟、政治、文化繁榮的反映，同時也是上麵所述詩歌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
唐玄宗以前為初唐，這是唐詩發展的初級階段。南朝宮體詩雖仍在詩壇上占據統治地位，詩歌改革的序幕卻正在悄然拉開。一般認為“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是這一時期詩人的代表，但最有代表性的詩篇卻是陳子昂的悲歌一曲《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和張若虛的詩中之詩《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裏，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隻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複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渡，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複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一生僅留下兩首詩的張若虛，也因這一首詩，“孤篇橫絕，竟為大家”。
唐玄宗開元年間至唐代宗五十餘年是盛唐時期。這一時期經濟繁榮，國力強大，唐詩也出現了全麵繁榮。盛唐詩人的代表是李白與杜甫。李白（701—762），字太白，是盛唐文化孕育的天才詩人，他的人格和氣度，充分體現了盛唐士人的時代性格和精神風貌。李白有儒家“濟蒼生”、“安黎元”的用世思想和政治抱負，同時道教神仙信仰在他的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生保持著追求自由、不受拘束的傲岸品格，保持著獨立不羈、飄逸灑脫的氣質。他浪遊祖國名山大川，喜愛奇麗的大山、江河和瀑布，留下了九百多首詩篇。李白的詩歌胸襟開闊、氣概豪邁、情緒激昂，不然寫不出《將進酒》這樣的詩篇。李白的詩歌善於運用豐富而又奇特的想象來描寫形象，抒發感情，《蜀道難》就是這樣一首代表作。李白的詩飄逸奔放，經常通過大膽的誇張、奇麗的夢想、迷人的神話來表現自己熾熱的情感和強烈的個性：如“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李白才思敏捷，感情噴薄而出、一瀉千裏，他的詩痛快淋漓，天才極致，成為屈原之後中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又一個顛峰，人稱“詩仙”。 杜甫（712—770），字子美。杜甫生活在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急劇轉變時代，經曆了開元之治、天寶之亂和亂後的動蕩時期。他的詩能夠以清醒的洞察力和入世精神反應社會現實，因而被稱作“詩史”。他的代表作有《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春望》、《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敘事是杜甫古體詩的重要手段。杜詩敘事，既敘述事件經過，又用力於細部描寫，並和強烈的抒情融為一體，有時還雜以議論，從而形成一種融抒情、敘事和議論於一體的詩歌樣式。杜詩的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這種風格的感情基調是悲慨。杜甫的律詩聲律和諧，選字精煉，後人作律詩的格律就是依據杜詩校定的。杜甫的一生，信守“仁政愛民”、“匡時濟世”的儒家思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窮年憂黎元”、“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詩聖”之稱。
盛唐山水田園詩人的代表是王維、孟浩然：他們以清新秀麗的語言描繪寧靜的田園和優美的山水，寫農家生活簡樸而親切，寫故人情誼淳淡而深厚，寫自然景色空靈而美麗，還將禪的靜默觀照與對山水的審美體驗合而為一，並常常通過詩境來表現禪境。盛唐邊塞詩人的代表是高適、岑參、王昌齡：他們用詩抒寫了邊疆的大漠風光，塑造了邊關健兒保家衛國的形象，既有英雄氣概的激昂豪邁，也有纏綿婉轉的兒女柔情。此外，如王之渙的《登鸛雀樓》、《涼州詞》，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詠柳》等都是唐詩名篇。
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時期，這也是唐詩承接盛唐氣勢，精彩紛呈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是詩派林立，詩人的個人風格極為突出，從開始時的“大曆十才子”，到後來的韓孟詩派，無不如此。中唐詩壇主要有兩大流派。（1）以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詩派”，包括劉禹錫、元稹、張籍、王建、李紳等人；他們的詩有“重寫實、尚通俗”的特點，正視現實、抨擊黑暗，強化了詩歌的諷諫美刺功能；語言通俗流暢、風格平易近人，劉禹錫開創以民俗民歌入詩的竹枝詞，直到清末千年不息。
（2）韓孟詩派：以韓愈為首，包括孟郊、賈島、李賀等人；他們著力於新途徑的開辟，新技法的探尋以及詩歌新理論的闡發，創作出大量富於創新意味的各體詩歌。集中表現為語言新穎獨特，風格奇崛、多樣的特點，留下郊寒島瘦，李賀鬼才的佳話。
晚唐指唐文宗即位至唐亡。此時唐帝國已經出現明顯的衰敗之勢。統治集團腐敗，科場風氣敗壞，士人仕進機會極少，國家大事無望，個人抱負落空，於是悲哀、感傷與華豔，構成了這個時期詩歌的主要特色。晚唐著名詩人有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皮日休等。其中杜牧、李商隱被稱為“小李杜”，杜牧豁達大方跡近李白不及其豪放，李商隱含蓄深情類似杜甫遠遜其深刻。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正是這一時期詩歌的真實寫照。
正如清代詩人趙翼所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宋、元、明、清曆代也不乏好詩。宋代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明代的前、後七子，清代龔自珍的己亥雜詩等等。最奇的是李清照的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很難想象如此豪邁的詩竟然出自婉約派女詞人之手。
五四前後提倡白話詩，1917年，著名的《新青年》雜誌2月號上，年方26歲的青年胡適發表了一篇題為《蝴蝶》的作品：“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麽，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據研究這是公開發表的中國第一首白話詩。
最後談一談清代科舉中的試帖詩，今人做近體詩許多程式化的講究如孤平拗救之類就是源出於此。試帖詩源於唐代律詩，但唐代選擇做詩的題目非常寬泛，對詩的內容也沒有過多硬性要求，考生容易發揮水平，展示才能，所以唐代試帖詩常有佳作。清代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開始，首先在鄉試和會試中增考五言八韻詩一首，此後成為定式。其他考試如生員歲考、科考、貢生考試與覆試朝考等，都要求用五言八韻。試帖詩必須用官韻，且每首隻限一韻，不能有重字。試帖詩的結構與八股文近似，首先要了解題目的出處，有一個不知出處的笑話，鹹豐年間，廣東學政吳保泰以“馮婦攘臂下車”為題，讓生員作試帖詩。題目出自《孟子》：晉國有個馮婦，很會打虎，後來改行成為名士；一天路過山野，許多人在追虎，虎竄到岩上，大家不敢前去；看見馮婦請他出手，馮婦下車舉臂打虎，大家很高興；書生們卻譏笑馮婦粗野而沒有風度。不知題目出處等於瞎猜亂編，有考生不知出處，想當然以為馮婦是個女人，於是寫下了“玉手纖纖出，金蓮步步行”的句子。 僅僅知道題目出處還遠遠不夠，還要嚴格按照一定的套路去寫才能成功。全詩五言八韻，和八股文對應。首聯要點明題目出處相當於八股文的破題，次聯要敘述相關內容相當於承題，三聯要把內容引申轉到議論相當於起比，四聯五聯相當於中比兩股，六聯七聯相當於後比兩股，要進一步闡發題意，發揮議論，深化主題，結聯要回歸本題，照顧全篇，歌功頌德相當於束比。試帖詩由於受韻的限製，比八股文還難作，也更沒有味道。下麵舉一例，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的試帖詩題目是“賦得天心水麵”，旁注“得知字，五言八韻” 題目的出處來自宋代大儒邵雍的《清夜吟》的首兩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麵時。”會元（殿試之前，考進士的會試的第一名）許彭壽是這樣寫的：“夜月輝蓬島，春風滿液池。天心昭朗澈，水麵靜漣漪。溥博瞻如此，澄清念在茲。玉衡懸自正，金鑒照無私。消息先研易，文章孰悟詩。虛明仙界迴，飛躍化機隨。星采羅胸際，雲光洗眼時。慎修欽禦論，至理聖人知。”許彭壽的詩圍繞邵雍《清夜吟》展開發揮，一聯和二聯點出題目及出處，三聯開始議論，四至七聯引經據典還是講“天心水麵”，但不能直接明說，類似編謎語，最後一聯頌揚體。全詩謹嚴規範，完全符合試帖詩的要求，但內容重複，沒有任何意境可言，是典型的文字遊戲或文字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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