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連載十一）有作為的藩王（三）

在靖難的三年多時間中，朱權與朱棣是共苦的，但是靖難之後卻並不能與朱棣同甘。正如查繼佐《罪惟錄》所雲：“天下無不知借寧，無寧安得有燕？天下無不知紿寧，既有燕而遂無寧。”皇帝隻有一個，朱棣做了皇帝，再也不提“中分天下”之事，雖然自知理虧；今非昔比，大勢已去，朱權隻好隨遇而安，盡管他有足夠的理由要求朱棣兌現當年的承諾。然而，由此不但造成了雙方的隱性矛盾，而且在心理上形成了朱權的優勢與朱棣的劣勢。所以，在永樂元年重新分封的時候，朱棣出於南昌不遠，監視方便，接受了請封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南昌的請求。到了朱棣的後人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鎮時，由於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祖上朱棣與朱權的矛盾越來越被淡忘，因而對於朱權的態度也就越來越不恭了。於是，仁宗時朱權提出改換封地、乞賜莊田，宣宗時朱權質疑宗室定品級、請賜鐵笛，等等，統統遭到批駁。
挾持、欺騙、猜忌所帶來的種種屈辱，使朱權難以俯首帖耳地接受一切現實，特別在移居南昌後的初期更是如此，但又不便公開地張揚自己的不滿。於是，他借題發揮地發泄自己的幽怨。在《活人心法》一書中，他開列了30味被他稱之為“藥”的東西諸如“行好事”、“莫欺心”、“守本分”、“莫嫉妒”、“清心”、“寡欲”等，並說明要想提高自己的修養，就必須將這些藥“連渣不拘時候溫服”；同時，他又為火氣旺的人特製了名為“和氣丸”的藥，要求人們學會隱忍，因為“忍”是“心上有刃，君子以含容成德；爨下有火，小人以憤怒殞身”。這實際上是在以隱忍來寬慰自己，借以表達自己對朱棣的怨恨。
但是朱權不愧是一個聰明的優秀人才。他在政治上失意後，隻好將自己深深掩藏起來，對一切政事諱莫如深。與此同時，長期以來對文化傳播的一貫熱衷，促使朱權將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著書立說中去。此外，他篤信道教，專意於黃老之術，在煉丹術方麵頗有成就。他又喜歡收藏並致力於刊印珍本秘籍，明初出版的文獻，除私刊外，尚有宮廷的“內府本”和王府的藩本。其中寧藩本刻工工藝之精良，涉及領域之廣泛，學術理論之深刻，可謂獨步一時。這與朱權獨特的處境、深刻的思想以及強烈的責任感密切相關，對明前期的文化發展貢獻較大。朱權的個人命運在曆史的巨大變故中沉浮，而不變的是他對文化事業的熱切追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朱權的人生遭受了如此種種的打擊，才激勵他將學術生涯作為自己人生功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全力以赴地去實現。永樂元年（1403年）在南昌郊外築精舍，終日鼓琴讀書，與文學之士相往來，把他的才華改投入到文學上來。緣於對現實的怨望，朱權到了南昌以後不再研究曆史，完全脫離政治。
眾所周知，朱元璋是崇道的，他子孫很多也是崇道的，最狂熱的就數世宗朱厚熜。受朱元璋的影響，朱權在宮中就喜讀道家書籍。改封南昌以後，就和江西龍虎山天師府的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友善，後來還拜之為師，研習道典，隱逸學道，托誌衝舉，弘揚道教義理。曾於西山緱嶺(今屬南昌市)創建道觀，朱棣賜額“南極長生宮”。 南極長生宮，前有南極殿，左有泰元殿和衝霄樓，右有旋璣殿和淩江樓。宮前有醉仙亭和一對6.9米高的八棱形華表，上刻道家符篆，後毀於戰事。現僅存高大華表兩隻，鑄有文字，解放後經多次修複。 他的道教專著現存有《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八卷，成書於正統九年（1444年），收入《續道藏》。已散佚但書目尚存的有《庚辛玉冊》、《鉗錘》、《道德性命全集》、《陰符性命集解》、《命宗大乘五字訣》、《內丹節要》、《天地卦》、《北鬥課》、《鬥經》、《洞天秘典》、《淨明奧論》、《吉星便覽》和《黃庭經注解》十三種。從書目看內容除了涉及道教理論，如《黃庭經》為天師道傳承的教本，朱權是當時的張天師的好朋友，在相互交流切磋中為該經典作了注解；還涉及煉丹、起卦、占卜等道教法術。
朱權在正統七年（1442年），即著手建造自己的生墳，所選的地點在夢山東邊緱嶺腳下，就在南極長生宮後麵，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縣石埠鄉柯裏村（原璜源村西）約半公裏處，朱權曾多次前往遊覽。朱權在正統十三年（1448年）薨，諡為獻，史稱寧獻王。朱權墓在1962年11月發掘，是迄今已知的江西明代最大的地下墓葬，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墓前原有宮後墓室隱於山中。墓室係采用青磚砌成卷拱結構，全長31.7米，寬21.45米，高4.5米，分前室、次前室、中室和後室四部分。前室用自來石頂住，二門無自來石。中室之後，有券門通後室。後牆正中有一壁龕，兩旁用紅石作八棱柱，柱下有礎，礎上有正心坊，坊上有鬥拱，以支持出簷。現又將墓前磚房和墓內陳列整修一新，對外開放。由於朱權晚年學道，隨葬品不多。朱權屍體腐而未潰，道冠道袍入殮，口含一枚金錢，體壓大小金錢兩行，每行六枚。此外，墓中還出土金簪、玉帛、道冠、銅暖鍋和錫製鎏金器皿等物，有些珍品已由故宮博物院收藏，餘者藏江西省博物館內。
朱權是一個很有成就的琴學大師，他的一生，對琴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現存有三部他關於古琴的著作：《神奇秘譜》、《太古遺音》和《琴阮啟蒙》。《神奇秘譜》經朱權用十二年工夫屢加校正，以涵虛子的別號成書於洪熙元年（1425年），是現存最早的古琴譜之一，全書共分三卷分太古霞外二品分別十六調統六十一操（一說六十三曲）。上卷《太古神品》所收多為北宋以前名曲，如《廣陵散》、《高山》、《流水》、《陽春》、《酒狂》、《小胡茄》等，保留了早期古琴傳譜的原始風貌。中卷、下卷《霞外神品》所收均是曆史悠久的古代古琴音樂作品，如《梅花三弄》、《酒狂》、《小胡茄》等，保留了早期古琴傳譜的原始風貌。中卷、下卷《霞外神品》所收均是曆史悠久的古代古琴音樂作品，如《梅花三弄》、《長青》、《短青》、《白雪》、《雉朝飛》、《烏夜啼》、《昭君怨》、《大胡茄》、《離騷》等，其中還收錄了大量的南宋時期浙派古琴名家作品，如《瀟湘水雲》、《樵歌》、《泛滄浪》等經典名曲，還有一首朱權自己創作的名曲《平沙落雁》（又名《秋鴻》）。《神奇秘譜》是中國古琴琴譜中刊行最早，收錄古琴曲最多的琴譜之一，在後世刊行的多種琴譜中，大多從《神奇秘譜》中收錄，給後世學習古琴、研究古琴提供了一部寶貴的不可多得的古琴資料。《太古遺音》二巻，是朱權以臞仙的別號（朱權像古代文人一樣，為自己取了許多別號）編輯的琴訣修輯，由田芝翁分定為四十三則。《太古遺音》在明代共有同名的三部，最早的一部是當時著名的道學家（號龍陽子），洪武初年任太常協律郎，因其擅古琴，精音律，奉詔定雅樂的冷謙所著，大學士宋濂為之作序。稍晚就是朱權這部書。正德六年（1511年）謝琳刊行了另一部《太古遺音》，收錄琴曲三十五首，均有歌詞。在明代將許多琴曲填上歌詞，或將一些經典古文譜成琴曲，也是明初、中期的一種琴風。謝琳《太古遺音》一書中的琴曲按順序排列到宋代，也是後人研習古琴的寶貴資料。《琴阮啟蒙》（又名《琴音註文》）二巻是朱權在冷謙著作基礎上，根據琴曲譜調進一步闡釋操琴指法、手訣、條則的著作。在此以前 冷謙著有《琴聲十六法》，提出習琴準則歸納為十六個字，即：輕、鬆、脆、滑、高、潔、清、虛、幽、奇、古、淡、中、和、疾、徐。“十六法”的出現，是對古琴學的重要貢獻，是對習琴者的修養與技巧提出的嚴格要求，對古琴美學和表演學所做的詳細闡述。“十六法”一直被後世學琴者奉為習琴圭臬。
朱權還是一位製琴高手，明代的寧、衡、益、潞四位親王都愛好古琴，他們所製作的古琴通稱為明代四王琴。朱權親製的“中和” 琴，是曆史上有所記載的曠世寶琴飛瀑連珠，被稱為明代第一琴。古琴飛瀑連珠為明代四王琴之首，傳世寧王琴海內僅此一張，為寧王琴孤品。製琴人“雲庵道人”也是朱權的別號，到現在已有500多年，因為朱權曾改“連珠”琴式而首創“飛瀑連珠”琴式，所以他把所製的琴命名為飛瀑連珠。1977年美國向宇宙發射的尋找外星人的宇宙飛船，就選有用中國古琴曲《流水》製成的金唱片，演奏用琴就是這張飛瀑連珠。
朱權是一個多產的詩人和雜劇作家。現在已知他的詩文集有：《宮詞》、《賡和中峰詩韻》、《海瓊玉蟾先生文集》、《采芝吟》、《四體宮詞》、《回文詩》。海瓊玉蟾先生也是他的別號，後三部已經佚失。雜劇已知有十二部：《私奔相如》、《獨步大羅》、《瑤天笙鶴》、《白日飛升》、《辯三教》、《九合諸侯》、《豫章三害》、《肅清瀚海》、《堪妒婦》、《煙花判》、《楊娭複落娼》、《客窗夜話》，現存《私奔相如》和《獨步大羅》兩部。從劇本的名字來看涉及道教（《獨步大羅》、《瑤天笙鶴》、《白日飛升》、《辯三教》）、曆史（《九合諸侯》、《豫章三害》、《肅清瀚海》）、社會生活（《私奔相如》、《堪妒婦》、《煙花判》、《楊娭複落娼》）和其它（《客窗夜話》）諸多方麵。此外，今存蟫隱廬刻本《淩刻臞仙琵琶記》，根據刊刻者淩濛初（就是明代著名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的二拍的作者）所撰《凡例》，也是朱權整理高則誠原著《琵琶記》的本子，臞仙是朱權的別號之一。
雖然不及他五哥周王朱橚那樣專業，朱權對醫藥方劑一類也有研究，特別是對心理醫學，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作出闡述。這方麵他的著作書目有：《活人心法》、《乾坤生意》、《救命索》、《壽域神方》和《臞仙修身秘訣》等，前三種原著猶存。因為他注重修心養性，經曆了那麽巨大的打擊之後，能自我治療心靈創傷，所以能在明代活到七十多歲，十分不容易。他沒有沉湎於酒色，而是對茶產生濃厚的興趣，著有《茶譜》一書，在我國茶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位由權力高峰跌落、終於超凡脫俗的寧王，是茶文化的高士。他將飲茶經驗和體會寫成了一卷對中國茶文化頗有貢獻的《茶譜》。《茶譜》開宗明義指出飲茶是為了修心養性：“予嚐舉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謂與天語以擴心誌之大，符水火以副內煉之功。得非遊心於茶灶，又將有裨於修養之道矣”。與清茶相配，他要求茶客必須是清客：“凡鸞儔鶴侶，騷人羽客，皆能去絕塵境，棲神物外，不伍於世流，不汙於時俗”， 和這樣的人才能“清談款話，探虛玄而參造化，清心神而出塵表”，抵達清茶清談、飲談相生的清境。
朱權主張的飲茶程序，擺脫了繁瑣的舊習和皇家的富麗，連使用的茶具也比陸羽“二十四器”減少了許多，隻保留必要的幾件。他認為理想的品茶程序應該是這樣的：先讓一侍童擺設香案，安置茶爐，然後另一侍童取出茶具，用瓢汲清泉，碾茶末，烹沸湯，等湯如蟹眼時注於大茶甌中，再等茶泡到最好時候，分注於小茶甌中。這時主人起身，舉甌奉客，對他說：“為您一抒胸臆”；客人起身接過主人的敬茶，也舉甌說：“不這樣無法消除我的孤悶” 。 然後各自坐下，飲完，侍童接甌退下，於是主客之間談話，禮陳再三，琴棋相娛。順便說一句，朱權推崇的葉茶還是蒸青茶，到了明代中葉，炒青法成了主流，蒸青茶漸漸少見，這是後話。
朱權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莫過於其著述曲學理論著作《太和正音譜》。曲，作為一種文體包括散曲與劇曲。散曲又分為小令（又被稱為樂府）和套曲；劇曲指雜劇之唱曲。元末明初盛極一時的雜劇創作走向寂寞，社會對曲的普遍歧視、曲體的品位不高以及曲作家的文化素質，三個因素造成了曲體藝術地位的整體低下。出於對曲體藝術的熱愛和中國古代文士關注文化發展的傳統精神的繼承，為了改變曲體藝術的現狀，朱權帶著曆史責任感撰述了《太和正音譜》。《太和正音譜》卷首有朱權自序，署“時歲龍集戊寅”，戊寅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但是書中有不少的證據證明，書成於朱權改封南昌之後。
《太和正音譜》共有8個部分：第一部分“樂府體式”，闡述曲體的類型與體式；第二部分“古今英賢樂府格勢”，描述元代曲家187人、明初曲家16人的曲作風格及其成就；第三部分“雜劇十二科”，將雜劇的題材內容分為十二類；第四部分“群英所編雜劇”，著錄元代雜劇作家69人、明初雜劇作家8人以及元明無名氏和“娼婦”等所作雜劇，共計568本；第五部分“善歌之士”，記載元末明初非“娼婦”之屬的歌唱家36人的姓名，其中對數人作了簡略的介紹；第六部分“音律宮調”，介紹五音、六律六呂、六宮十一調的名稱，解說五音的含義；第七部分“詞林須知”，先論述曲唱的具體問題，諸如介紹“古帝王知音者”19人、“古之善歌者”5人，比較儒、道、僧三家之唱的區別，說明歌唱的若幹技巧與六宮十一調的聲情風格，後論述“雜劇”、“院本”、“戲文”三者的關係以及戲劇腳色的含義；第八部分“樂府”，先介紹335章樂府的牌名，次列335支作為格律規範的曲文例文。以上八個部分分作上下兩卷，第一部分至第七部分以及第八部分曲譜黃鍾、正宮、大石、小石各宮調所屬牌調譜式為上卷；第八部分曲譜仙呂至般涉諸調譜式為下卷。
《太和正音譜》具有重要的曲學理論價值。首先，將雜劇、散曲作一體觀，並突出對雜劇的研究，以提高雜劇的地位。元代文人視散曲的品位高於雜劇，而《太和正音譜》則把雜劇與散曲作分章並列的研究；《太和正音譜》“樂府335章”兼收散曲和劇曲，其“群英樂府格勢”又收了隻有雜劇而無散曲作品的作家，將劇曲納入樂府，改變了“樂府”概念（樂府元人隻指散曲特別指小令）的內涵。其次，用詩詞的審美觀念欣賞和評價這些“樂府”，以喚起人們對它的理解和熱愛。《太和正音譜》“樂府體式”十五家從內容和風格的角度論曲，遠祧劉勰的《文心雕龍》，近承嚴羽的《滄浪詩話》，以詩家法眼審視曲體藝術，以詩論的方法論曲。第三，鉤稽相關的雜劇、散曲資料，敘說並研究其曆史，增加人們對它的了解。《太和正音譜》“群英所編雜劇”關於元明雜劇作家作品的著錄，“詞林須知”關於“雜劇”、“院本”、“戲文”間之關係論述，以及關於雜劇各種腳色名目的含義、流變的介紹，等等，豐富了《錄鬼簿》的內容，具有雜劇、散曲的重要史料意義。最後，朱權在《太和正音譜》中用大量的篇幅列舉335章樂府的曲文例文，目的在於通過製定標準式的曲譜，將“樂府”格律化，以便推廣、普及包括散曲和劇曲在內的曲體藝術。可見，《太和正音譜》的理論貢獻集中表現為，努力將劇曲提升到散曲的水平，將“樂府”即曲提升到詩的地位，旨在徹底改變曲體低下的命運。
《太和正音譜》在曲譜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太和正音譜》實現了曲學理論的曆史性跨越，是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曲論著作，在曲譜的發展史上意義重大。它是現今所知的第一部規模完整的曲譜，以後的北曲曲譜和南曲曲譜都是在此基礎上或受其啟發而製定的。從北曲曲譜角度看，從《太和正音譜》開始北曲曲譜才有準繩，以後程明善《嘯餘譜》、張孟奇《北雅》和張文若《博山堂曲譜》都是互相抄襲，很少有獨特的見解。從南曲曲譜來看，明嘉靖間蔣孝編的《南詞舊譜》是第一部南曲曲譜，而且明顯受到北曲曲譜《太和正音譜》的啟發。
《太和正音譜》具有十分顯著的應用價值。在明代特別是昆山腔出現以前，《太和正音譜》在作曲界得到了廣泛的使用。王驥德《曲律自序》記載，“元周高安氏（即周德清，江西高安人）有《中原音韻》之創，明涵虛子（即朱權）有《太和詞譜》之編。北士恃為指南，北詞秉為令甲。”沈德符《顧曲雜言》說：“沈璟每作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書。”都說明《太和正音譜》在明代北曲創作中已經成為流行的工具書。
《太和正音譜》具有極其寶貴的文獻價值。《太和正音譜》是較早的著錄元明散曲、雜劇的文獻版本之一，可以用它對一些散曲、雜劇的作品進行校勘、整理。當代曲學家嚴敦易說：“記錄元人雜劇作者和作品的書，這兩種（指《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算是最先、最完備、具有權威性，別無第三種可以比擬。” 在元明人的曲學理論著作中，《太和正音譜》是與鍾嗣成的《錄鬼簿》、賈仲明的《錄鬼簿續編》齊名的曲學文獻。明清人的“曲話”和近人、今人的曲學研究中稱引《太和正音譜》者比比皆是，在中國戲曲研究院所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叢書中，《太和正音譜》與《錄鬼簿續編》因此而同被編在明代戲曲論著的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