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正文
儒教是腐敗的根源zt
１９４５年７月７日，黃炎培等五位民國參議員訪問延安。返回重慶後，黃炎培發表了《延安歸來》一文，文中有這樣幾段話：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如何，我答：我生六十餘年，耳聞不說，所親眼看到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個團體、一個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１９４９年，北平和平解放時，傅作義將軍同中共代表戎子和有過這樣的對話：
傅說：我們國民黨取得政權後２０年就腐化了，結果被人民打倒了。你們共產黨執政後，３０年、４０年以後是不是也會腐化。
戎子和答：我們共產黨，是勞動人民的精華，別說３０年、４０年，就是５０年、６０年以後也不會腐化。
傅作義搖了搖頭，表示不信。
毛澤東不僅說了，他也做了。建國後，他一次又一次地發動群眾搞運動，從三反、五反到文革批林批孔，他的確成功地將腐敗的苗頭扼殺在了搖籃之中。然而，他所領導的群眾運動、大鳴大放、大字報，並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群眾不過隻是他手中的工具，群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也隻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誌而已。如果哪個大字報不合他的胃口，就會被視為毒草掐掉，作者也會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專政。
毛澤東回答黃炎培的話說的很漂亮，也是正確的。的確，隻有民主才能使得中國人跳出傳統的興衰周期律。但可惜，毛澤東所說的“民主”是“新民主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是盧梭所倡導的能代表“公意”、“所有人利益”的“嚴肅的”、“真正的”“人民代表製”民主，而不是孟德斯鳩所倡導的隻代表“眾意”、“大多數人利益”的“代議製”的“資產主義”民主。表麵上，社會主義民主要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先進、更科學、更博愛，但是，真理再往前邁一步就是謬誤。社會主義的人民代表製民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之上的，就象盧梭所言：“為了很好地表達公意，最重要的是國家之內不能有派係的存在。” ⑴ 人是有罪的，人是自私的，人世間是不完美的。政府能夠尊重、代表大多數人的“眾意”，已經是人的能力的極限了，盧梭所追求的代表所有人意誌的“公意”，在人世間是不存在的，如果強求，隻能得到一個貼著“人民民主”標簽的絕對獨裁。盧梭的“民主”是建立在否定秩序的“絕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而這種“絕對的平等”正是孟德斯鳩所批評的“極端平等”，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平等的精神和極端平等的精神的距離，就象天和地一樣”。“民主原則的敗壞不僅發生在人們喪失平等精神的時候，而且發生在產生極端平等精神，每個人都要同他們選舉的領導人平等的時候。”他認為，不平等將會導致貴族政治或一人獨裁，極端平等將會導致絕對獨裁。毛澤東所言的“民主”正是產生絕對獨裁的“人民民主”。就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言：“有三類暴君，一類是施暴肉體，一類是蹂躪靈魂，一類是肉體靈魂齊壓製；第一類稱作帝王，第二類稱作教皇，第三類稱作人民。” ⑵
雖然毛澤東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反腐敗很成功，但這是以國民經濟的停滯，人民生活的貧窮為代價的。這種餓著肚子的反腐敗是不會支撐太久的，他一死，也就真個“人亡政息”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是腐敗的開放，是腐敗的東山再起、卷土重來。中國共產黨從１９４９年建立政權，到１９７８年改革開放，共２９年，剛剛不到３０年，共產黨的腐敗“進程”被傅作義不幸言中。
毛澤東專製權力的繼承者，第三代君王，麵對普遍的、危及生死政權存亡的腐敗，並無靈丹妙藥，他也許比任何人都清除腐敗的根源在於專製政體，但出於一人、一黨私利，出於個人的“階級”感情，專製政權是無論如何不能放棄的。兩害相權取其輕，隻能默認腐敗的存在，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將腐敗壓縮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以求延長政權的壽命。於是諄諄教導全黨同誌要嚴格自律，要能抵製住金錢和美女的誘惑，要以黨國生死存亡的高度來看待腐敗問題。這無非是在告訴黨徒：如果你們腐敗沒有節製，讓黨亡了，那你們也就再也沒有腐敗的機會了！三個代表之一，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真正含義是代表最廣大官僚及其家屬的利益。
人性是惡的，靠自律來抑製腐敗，隻能是暫時的、表麵的，專製者本人也未嚐不知道這是在得過且過。共產黨最終會因腐敗而喪失政權的宿命，每一個智力正常的中國人都能認識到。但這裏有一個時間問題，共產黨“氣數喪盡”是在１０年之後，還是在１００年之後呢？能夠像明朝、清朝那樣長壽，估計就是今天鼓吹儒家思想、以德治國、三個代表的專製者的最高理想了，最起碼，堅決不能讓用無數革命先烈鮮血換來的江山斷送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手裏。
如是觀之，中國共產黨仍沒有逃脫黃炎培先生所言的興衰周期律：開國皇帝總是能以上個朝代因腐敗亡國為鑒，總是能憑借著在戰場上浸染的血腥氣對腐敗的官吏痛開殺戒，第二、第三代皇帝便開始安享太平，官僚們就開始腐敗，直到腐敗將這個王朝毀滅為止。取而代之的下一個新王朝仍如法炮製，同樣逃脫不了這種命運，如此的興衰循環便構成了中國的曆史。共產黨所標榜的“新中國”其實不過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一個新的傳統專製王朝罷了。毛澤東的反腐敗，並沒有超出一個傳統專製帝王的範疇，他的手段並不比朱元璋高明、嚴厲多少。
這個興衰循環的周期律是中國的特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傑作，如果你能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本質，你就會發現這個周期律其實是個魔圈，或者說是個龍圈。
歐洲、日本社會也有新舊更替，但這和中國的魔圈有著本質的不同。歐洲、日本社會的新老更替社會的進步，他們的革命、維新，針對的是社會製度、遊戲規則，而不是做遊戲的人。因此，社會製度改變了，舊的皇室仍然可以存在。而中國則相反，造反所針對的是打牌的人，而不是打牌的規則，中國的改朝換代僅僅是權力的重新分配，僅僅是重新洗牌，打牌的規則並沒有改變。歐洲、日本的社會是向前走的，中國的社會則是在原地轉圈的。
中國文化是怎樣打造這個魔圈的呢？
首先，是陰陽五行家的“五德始終”說為其劃出了基本藍圖。
陰陽家的代表是一個在當時戰國時代備受諸侯們尊崇的“神仙”式的人物鄒衍。他運用中國人所認為的宇宙的五大基本元素--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相克來解釋王朝的更替曆史的循環。他認為每個王朝都有屬於自己的與五行相應的品德，“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⑶ 即：舜屬土德，夏屬木德，殷屬金德，周屬火德。這五行之間又是循環相克的：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於是王朝的循環更替便是天經地義的了。鄒衍的“五德始終”說，將曆史與未來按照嚴格的五行順序編排進一個封閉的首尾相連的循環係統之中。這種“天人、感應”式的曆史循環論到漢代經董仲舒之手與儒學雜交，衍演而成中國的政治神學。
其次，有孟軻的“革命”論為改朝換代提供理論武器。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殺其君，可乎？”
曰：“賊（敗壞）仁者謂之‘賊’，賊義者為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亦，未聞殺君也。”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⑷
孟軻明白地告訴人們，如果皇帝不遵守儒教的規矩，那他就不再是什麽真龍天子，而隻是個獨夫民賊，人人可以殺戮之。儒教的規矩那麽多，誰能保證一輩子不違犯一次？顯然，孟軻的“革命”理論為圖謀不軌的梟雄們提供了政變、造反的漂亮借口。
最後，儒教讓一個王朝腐敗、壞死，以使下一個新的王朝取代它。
儒教導致腐敗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儒教的“仁愛”觀，第二是其道德虛偽導致的低薪製。
儒教的“仁”的核心是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於是一個人掌握權力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親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老婆、孩子謀求一個高職位、安排一份好工作。－－這並不犯法，也無人追究。然後，就是裙帶關係，給自己的女婿、兒媳安排個高職位、好工作；再往後，就是“泛愛眾”，為親戚、同學、戰友、老鄉們牟取方便……。這些現象被今天中國的老百姓稱之為“走後門”，雖然老百姓對此很不滿，但同時又對他特別的寬容和理解，因為這些初級腐敗現象都是寄生在“情”字上的。儒教“仁愛”觀的長期教化使得中國人將對以自己血緣為核心、以自己交往為半徑的小圈子內的人的關懷照顧視為愛的唯一表達方式，所以這些為了“情”而搞特殊化，而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在中國百姓的眼中簡直是一個人富有愛心的表現。相反，如果一個幹部很原則，不徇私情，六親不認，那他將會被認為很“生”，沒有愛心，是個不通人情的刻薄之人。他就會因此得罪周圍幾乎所有的人，並且還得不到社會公眾的理解和支持，最終他會成為中國社會中的失敗者遭到人們的嘲笑。儒教的“仁愛”一旦被大多數的中國人所接受，那他就會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勢力，就是擁有無上權力的皇帝本人想徹底的反腐敗，也會投鼠忌器，猶豫不決。因為皇帝要真的徹底的反腐敗，那他就不僅僅是在向腐敗開戰，他還是向儒教開戰，向“愛”開戰，那他就必然要落個暴君的壞名聲，甚至會因此而動搖自己政權的根基。
儒教的“仁愛”其實是中國腐敗的避風港，是藏汙納垢的大本營。
在反腐敗方麵，毛澤東算是個數一數二的帝王了，但就是他這麽嚴厲的君主，也沒能杜絕“走後門”現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四人幫”等毛派人馬就借助運動批“走後門”，並想以此為突破口批判周恩來及傳統思想嚴重的老幹部，但不久，這種被稱為“三箭齊法”的做法，就被毛澤東所製止，理由是擔心批“走後門”會衝淡“批林批孔”。是的，“走後門”在中國太普遍了，批“走後門”的打擊麵太寬泛了，一味批下去，要麽會使運動流於形式、化解烏有，要麽會遭到太多人的反對而引火燒身。今天中國的民眾，對毛的評價是好壞參半的，而對周的評價卻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稱好。在中國，周的確是個好人，他將傳統文化美的一麵表現的很充分，而他身上傳統文化的陰暗麵卻被中國人視而不見，什麽陰暗麵？就是吃喝風，走後門，官官相互。中國的民眾隻知道周是個好人，但不知道周還是“新中國”吃喝風的鼻祖，走後門的師爺，官官相互的楷模。就是知道，也不計較，因為周的行為最符合中國傳統的價值、審美觀念。從周恩來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就可以看出反腐敗在中國有多麽難。
中國民眾、中國帝王對寄生在“情”上的腐敗的寬容、曖昧，表現了中國人理性的幼稚，表現了中國文化的混沌性：感情和理智混淆一談，分不清楚，更實質地講是情感高於理智，而感情、感性的特征就是混沌。中國文化的感性化、混沌性，暴露了中國文化女性化的實質。
腐敗既然紮下了根，就會像病毒一樣迅速繁衍傳播。官僚們打著“情”字招牌以權謀私，得到了不少好處，並且又沒有得到懲罰，時間已久，他們權力的觸角就會慢慢地、偷偷地超出“情”的範疇，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好處了：自己不出麵，但可以縱容、唆使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權力經商，將自己的權利轉換成貨幣，並且還能將自己的灰色收入在他們的經商活動中洗得幹淨些。親朋好友托自己辦事，也不能單憑過去的幾滴淡水之情了，還要會來事兒，夠意思才行。再發展，幹脆不看情麵了，太費神，還是一把一清來的爽快、省心，誰上的貢多，就給誰辦事兒－－別怪咱無情，市場經濟嗎，競爭是殘酷地……。普通百姓們既無力、也無心去改變這種現狀，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埋下頭來，苦心經營，巴結權貴，以去適應現實，以求能分杯殘羹。這些生力軍的加盟，又使得中國開放後的市場中唯一的“短缺資源”－－權力的貨幣價格一路攀升，腐敗也就更加花樣迭出，更加糜爛敗壞。隨著時間的推演，他會愈演愈烈，直到這個王朝的崩潰。
皇帝當然知道腐敗對自己江山社稷的危害，也不忍心國家的、當然也就是皇帝自己家的財產都被大小官僚、蛀蟲們偷偷裝進自己的口袋，所以，皇帝們都是反腐敗的。但是皇帝的反腐敗，是有很大局限的，他的監察手段再高明、再嚴密，也禁止不了官僚們的集體作弊。皇帝所能做的也就是抓幾個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的典型，殺雞嚇猴，一儆效尤。他並不敢動真格的，因為他的專製統治離不開這群官僚。就是動真格的，將腐敗的官僚們全部殺光，也沒有用，因為新上來的官僚們，用不了多久就會和舊官僚們一樣腐敗，因為腐敗的策源地、大本營、腐敗的溫床不是別的，正是專製政權賴以長期生存的儒教。因此，中國曆代的反腐敗都是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他所能體現的僅僅是中央皇帝與地方官僚們之間的意誌較量與妥協，中國的皇帝和腐敗官僚就像迪斯尼中的貓和老鼠一樣，它們之間的鬥爭遊戲隻是一場沒完沒了的鬧劇。中國曆朝曆代都不缺乏被百姓們所稱頌的清廉之官，但這些“清官”代表的也隻是皇帝的利益，清官和汙吏的鬥爭，也隻是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鬥爭的又一個表現形式。
一個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中國的王朝更是如此。中國王朝的“骨”是法家思想，“肉”是儒家思想。當這個有機體的骨肉比例均勻時，他是強壯有力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肉會愈來愈多，機體就會變得臃腫、行動遲緩，血脂也會逐漸增高，進而出現腦血拴、半身不遂，這時，這個機體離死就不遠了。一個王朝，隨著時間的延長，儒家思想會愈來愈重，社會就會出現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等腐敗現象。當“儒教血脂”愈來愈稠，開始阻塞“血管”使得政令不通、資金流通不暢而造成“局部缺血”時，中央對地方就開始失控，這時候，這個王朝的氣數也就將盡了。
帝王們的反腐敗，充其量也就是減減肥而已，有了秦朝暴亡的前車之鑒，後來的專製者們是沒有膽量焚書坑儒將機體上的“肉”剔除幹淨的。然而，減肥頂多隻能延緩一下壽命，最終擺脫不了死亡的命運，跳不出興衰循環的周期律，跳不出這個死亡的魔圈。
從中國的曆史來看，一個王朝和一個集團他們內部的腐敗程度是與他們心靈中儒家思想所占的比例地絕對正比的。因此，儒家思想完全可稱之為“腐敗思想”，儒教完全可以作為腐敗的代名詞。
儒教這個溫柔的“肉”是中國專製王朝有機體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而，腐敗也就是中國專製社會的一個永久的組成成分。
漢代繼承了秦代的中央集權製，同時，也吸取了秦朝暴亡的教訓，廢除了一些暴政，重新尊崇儒術。漢代的政策是成功的，因為他為自己冷酷的中央集權專製披上了一層溫情的麵紗。這個溫情的麵紗就是儒教虛偽的道德，以及虛偽道德帶來的官吏低薪製度。
漢代獨尊儒術，使得官吏們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們不再是秦代時冷酷的懲罰者和無情的統治者，而是愛護百姓的慈祥的父母，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是百姓們學習的道德楷模。與此相配套的是官吏的低薪製度。施行低薪，並不是因為中央朝廷吝嗇，而是因為這是儒教道德的必然要求，儒教不是宣揚人性本善嗎？儒教不是讓人重義輕利嗎？儒教不是讓人一簞食、一瓢飲、安貧樂道嗎？儒教不是說官老爺都是本性善良、道德高尚的的大人君子嗎？薪水給多了，官老爺們不都成了見利忘義的小人了嗎？還怎麽讓百姓們心悅誠服，俯首貼耳，順從專製呢？
隨著儒教的日益深入，中國的專製愈演愈烈，官吏的薪水也就愈來愈少，到明代，百官的俸祿很微薄，僅夠官吏們填飽肚子。明朝正統年間，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曹泰奏數道：
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府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⑸
一石為１６０斤，明朝一斤為５９０克，一石白米為９４、４公斤。按今天百米每公斤２、６元的零售價算計，一石白米僅相當於２４５、４４元人民幣的購買力，三石白米也不過相當於７３６、３２元人民幣的購買力。
曹泰這個省級幹部要求增薪的奏折雖然像要飯的一樣可憐巴巴，但還是遭到了戶部的駁回。
“新中國”同樣實行的是低薪製，其薪水標準之低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按１９８５年改革後的新工資標準，國家主席工資是５３０元（月基本工資），總理的工資是３８０元，部長、省長的工資是３５５－－２０５元，局長、廳長的工資是２３０元－－１６０元，處長的工資是１７０元－－１２２元，科長的工資是１３１－－８９元，辦事員的工資是８２－－５２元。⑹
“新中國”的低薪製，不僅僅隻是傳統的延續、加劇，它裏麵也有馬克思的一份功勞。在薪水製度方麵，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的傳統竟不謀而合，以人性本善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道德理想，使得社會主義也不能給幹部們高薪，薪水一旦給高了，公仆們還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他們如果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憑什麽一定要我們百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不過，“導師”的水平畢竟還是遠遠趕不上“聖人”的，社會主義的低薪製實行了不到一百年，而中國的低薪製從漢代始已經有兩千年的悠久曆史了。“聖人”的奧妙何在？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饑、餓）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⑺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官久自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聖人”就是比“導師”厲害，他原來搞的是曲線救國，清廉隻是裝裝門麵，給老百姓做做樣子，君子們不是不愛財，而是取之有道，這個“道”是個什麽“道”呢？“聖人”堅決反對君子們去經商，又要君子們拿低薪，那這個“道”隻有是受賄貪汙之道了。“聖人”果然沒讓他的徒子徒孫們受窮，學而優的仕們，雖然薪水微薄，但並不結局困窘，反而一個個、腦滿腸肥，闊綽的厲害。“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中國傳統的低薪製度的表麵下，還存在著一個灰暗的、“聖人”所設計的財富等級分配的“高薪”製度。這個暗渠道給官員們支付的高薪，是如此之高，使他們可以完全將朝廷的低薪忽略不計，於是，國家低薪的明文製度就成為了一紙空文。中國是個氏族社會，氏族社會的特征之一就是沒有文字，偶然原因從外麵傳來了文字，也要使他變得無用。
儒教的虛偽，使得中國的官吏們在表麵上拿著低薪，做著安貧樂道的道德文章，背地裏卻使出種種卑鄙手段去巧取豪奪、坑害百姓。是既當婊子，又立牌坊。這種立牌坊的婊子要比赤裸裸地當婊子還要讓人惡心，因為她不僅僅犯有奸淫罪，並且還犯有褻瀆“貞節牌坊”罪。儒教的虛偽，對真正的道德是一種最大的褻瀆。
一位中文名字叫明恩溥的美國傳教士，於清朝末期（１８７２年）來華傳教，並在中國居住生活了近５０年，他對中國官員的虛偽很有感觸：
中國的政治家（官員）的生活與官方公文，用一句話來概括，“言詞最高尚，行為最汙穢。”就像盧梭的“懺悔錄”一樣。他殺掉了上萬的人，然後不斷引述孟子關於人性生命的神聖性的一段論述；他將交給自己保管的作為修築河堤的錢款藏進了自己的腰包，據為己有，由此導致泛濫的洪水淹沒了整整一個省，而他反過來又為廣大農民失去大量土地而加以傷心；他與你達成一協議，在其中秘密地宣稱他僅僅是一個暫時的騙局，後又反而大聲痛斥偽證罪。大部分中國官員就仗著以上所描述的這般醜惡的嘴臉。⑻
例外的表裏如一、耿直清廉之士也是有的。明朝成化年間，有個叫弘的清官，為官清廉不接受灰色收入，結果鬧得妻子兒女“菜羹麥飯常不飽”，後反遭誣陷下獄受審，宦官尚亨奉命抄家，結果隻收出幾間破衣裳。１００年後的嘉靖年間，又出來一位清官，海瑞，他也是不肯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結果窮的要靠自己種菜自給，因不肯同流合汙，而屢遭同僚的排擠打擊，死後僅留下白銀二十兩，不夠殮葬之資。
專製帝王對官吏們的小動作心知肚明，但他們似乎對“聖人”所設計的官場虛偽作風並不反感，更不想去糾正它，因為這種虛偽對皇權專製是有利的：虛偽的低薪不僅可以欺騙群眾，並且還可以逼著官吏們去貪汙，你一貪，就成了有罪之身，小辮子就攥在皇帝手裏了，如果你有什麽離心離德的言行了，或者是看你不順眼了，皇帝隨時隨地都可以名正言順將你的烏紗帽、甚至腦袋拿下。這樣，幾乎所有的官僚都成了偷了主子家的財物，欠主子“二斤牛肉錢”的賊奴才了。這種格局可以使得中央專製權力發揮到極致，再也沒有什麽東西能阻擋中央專製權力濫施淫威了。這也是今天中國的貪官們紛紛將子女、黑錢送往國外的主要原因，在國內，太沒有安全感了，自己的命運並不操在自己手裏，就是整日的小心謹慎、如履薄冰、誠惶誠恐也不行，懸在頭上的那把無常的專製利刃隨時會落下來結束自己政治生命，使自己一夜之間成為一個一無所有、身陷囹圄的貪汙犯。
專製帝王暗示、縱容、強迫官員們去貪汙受賄，然後再按自己的心意反腐敗，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朝廷中央可以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更能增強自己的權力基礎。中央朝廷不斷的反腐敗，一方麵可以平息一些民憤，另一方麵，還能將專製壓迫所造成的人民內的階級敵對情緒轉移集中到官僚身上，使人民相信皇上始終是仁政愛民的，中央的精神總是對的、好的，隻不過皇帝、中央的“好經”是被下麵的歪嘴和尚－－貪官汙吏們給念歪了。
不知道老百姓們想過沒有，就是官吏們不貪汙，那些錢能到老百姓的手中嗎？中央朝廷將錢全拿了去，誰能保證它能真正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誰能保證他不拿全國人民的脂膏去蓄養後宮以貢自己淫樂？誰能保證它不拿全國人民的血汗去蓄養軍警來鎮壓人民？中央的財務向人民公開嗎？中央製定的苛捐雜稅經過人民的同意了嗎？在中國個別的廉政的年代裏，人民難道就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了？……通過曆朝曆代的專製苛政上看，如果說貪官汙吏是賊，那麽朝廷中央就是強盜。賊是在黑暗中偷竊，強盜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
在這出由“聖人”導演的，由皇帝和官僚們合演的“雙簧”戲中，最終上當受騙吃虧受難的不是別人，而是袖手旁觀的觀眾：老百姓。
專製需要恐怖，長期專製需要恐怖加欺騙，要欺騙就要尊孔崇儒，要崇儒就要實行低薪製，實行低薪製，就必然會導致腐敗。中國專製政體是一個設計精確、環環相扣、渾然天成的整體，腐敗是這個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提到腐敗，今天許多的中國人在認識上存在兩個誤區。
誤區一，是認為今日中國社會中的腐敗現象，是經濟改革開放的產物，是社會轉型期的特征。許多國家在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時，都會出現腐敗現象，因此，腐敗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標誌，這種轉型期的腐敗將會隨著社會製度、市場法規的逐步健全而逐漸消失。
誤區二，是將今日中國社會中的腐敗與歐美民主國家中的腐敗混淆一談，認為腐敗是人類社會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反腐敗是個世界性的話題，中國今天的腐敗不值得大驚小怪。
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
第一種觀點屬於眼光短淺，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被眼前的經濟現象所迷惑。
是的，如果中國自經濟改革開放後，能夠逐步完善，一步步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並逐步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民主、法製政體，那麽這期間的腐敗的確會因製度的逐步完善而消失。但是現實的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中國是在走向真的市場經濟嗎？中國是在走向民主、法製嗎？自共產黨提出“三個代表” 後，“轉型期”這個詞匯，又再度火爆起來。是的，今日中國是在轉型，但它是在轉向哪裏呢？是轉向民主、法製，還是轉向“封建”專製？今天，“三個代表”之後，凡是口稱“轉型期”者，不是居心叵測，就是弱智或是在做阿Ｑ式的自慰。
從周朝時的“碩鼠碩鼠，無食我粟” ⑼ 到戰國時的“舉世皆濁我獨清” ⑽ 再到三國時的“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是誰？”（11）直到清朝時的“事實上，官員階層總的來說並不是最好的，相反恰恰是帝國裏最壞的一群。一位精明的道台曾對一個外國人說道：皇上下屬的文武百官，都是一群壞蛋，全部都該殺掉，不過，殺掉我們也無濟於事，因為下任也是同樣的壞。”（12）………中國的腐敗源遠流長，怎會是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專利”？！
再說第二個觀點。
有個笑話，講一個新上崗的記者，請教主編，究經什麽才算是新聞。主編告訴他一個秘訣：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就是新聞。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國的Ｗ市出現了一則新聞：某領導拒賄１１萬元人民幣，受到了是領導的高度表揚，並號召全市的黨員、幹部向他學習。剛聽到這則新聞，別人竟和我想到了一塊兒：說不定背後有什麽貓膩呢，他是誰呀，這麽高尚？再一想，不對勁兒。作為國家幹部，拒賄是份內之事，受賄屬於違規、違紀、刑事犯罪。一名幹部隻是遵守了幹部的最基本的準則，怎麽就成了先進事跡，受到了表揚，還成了新聞在報紙報道？這種怪現象的出現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在中國，官員受賄屬於狗咬人，官員拒賄屬於人咬狗。
是的，民主法製國家也有腐敗，但他們的腐敗是新聞，屬於人咬狗；他們的廉潔不是新聞，屬於狗咬人。百分之百純潔的、一塵不染的社會是不存在的，這是可悲的人性所決定的，沒了邪惡，人間就成了天堂。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好壞不分。上帝與魔鬼俱存於我們的心中，時刻在爭奪我們的靈魂；正義與邪惡也共存於我們的社會中，時刻在進行著鬥爭。問題的關鍵是，看哪一個占上風。
中國的腐敗是製度化、整體性的。在中國悠悠的曆史之中，正氣永遠不占上風，永遠是正不壓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中國古老的格言，無意之中，道出了中國社會的邪惡本質。
中國的腐敗是製度化的。
中央集權是法家思想的產物，等級禮製是儒家思想的產物，二者相鬥了幾百年，在漢代一下子被捏在一起，是需要一個磨合期的。公元前８１年（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死後第七年）西漢朝廷組織召開的鹽鐵會議，就是法、儒思想磨合的見證。
在鹽鐵會議中，法家人物禦史大夫桑弘羊和儒生們進行了廣泛的爭論，其中他們就談到了腐敗問題：
桑弘羊說：“是啊，當醫生的醫術已經很笨拙了，還要多取報酬。當官的多數不好，並侵奪百姓的利益。大官欺壓小官，小官欺壓百姓。因此不怕不精心選擇，就怕所得到的人與我們期望的不一樣；不怕他能力不夠，就怕他貪得無厭。”
儒生說：“古時候製定的官爵俸祿製度，卿大夫的俸祿足夠在家裏供養厚待一批賢士，士的俸祿足可以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優裕，在官吏家當差的百姓所得的報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種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祿微薄，地方上出徭役遠到京城附近，穀米又貴，收入不能滿足需要。平時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麽事情，就要變賣家畜產業。不僅如此，還有徭吏經常派徭役，官府經常催逼賦稅，地方上的小官吏隻好行賄賂乞求寬免，大官則從中漁利。上一級官府向縣裏要，縣裏又向鄉裏要。鄉裏又向哪裏去要呢？俗話說：賄賂的風氣下傳，好像江河奔騰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卻要小溪不接受地麵上那點積水；想要百官都廉潔，是不可能的。 （13）
這是一種“腐敗有理”論，這種理論在今天仍很有市場，他在一定程度上論證了在實行低薪製的中國中央集權專製社會中腐敗存在的“合理性”。
腐敗在儒教中國是既“合情”又“合理”的。
儒教的理想社會是製禮作樂、封土建侯的周代，並非中央集權的漢代。薪水低了，他們內部的等級差別就微小了，所以中央集權的低薪製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平均主義色彩，而平均主義並不是儒教的財富理想，和儒教的等級禮製相配套，儒教的財富理想是一種等級的財富觀念。周代的分封土地就是嚴、格地、按等級禮製進行的，而土地是周代士大夫們的主要財富。“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14）孔丘這裏所說的“均”並不是我們常理解的“均貧富”、“平均”的“均”，而是等級均勻的“均”。儒教的這種財富理想，隨著周代分封製的滅亡、中央集權的建立而遭到了嚴重打擊，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漢代重尊儒術後，儒教的等級財富觀也死灰複燃，卷土重來，但它不是以周代的封土建侯的方式來實現的，而是以一種隱蔽的方式來實現的，這個方式就是腐敗。
腐敗、權力的充分市場化，最終使得儒教的等級財富理想得以實現，並最終朔造了一個低薪製共處於社會之中的不成文的財富等級分配的“暗製度”、（“黑製度”、“腐敗製度”），這個不成文的暗製度，其實才是中國人為人處世所真正遵守的遊戲規則。遵守了這個規則，你就是貪汙了，你仍是個好人；不遵守這個規則，你就是不貪汙，你也是個壞蛋。許多貪官所以翻了船，就是因為沒能很好得遵守這個“暗製度”，沒能理順好上下級關係、沒能將財物進行“合理”的分配所致。
中國的腐敗是整體性的。
在中國，腐敗的不僅僅是皇帝、官僚，還包括老百姓。
麵對中央朝廷的豪奪，麵對官僚集團的巧取，麵對井然有序的腐敗，受儒教教化的中國百姓並無反抗之心，隻有適應之意。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發牢騷有什麽用？實際點兒，應該向人家學習學習才是，人家是由小到大，一點一點貪起的。我們也應該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工作職位為自己撈實惠才是硬道理：售票員將緊俏的臥鋪票加價賣給票販子；醫生隻給病人開有回扣的藥品；交警專查外地車輛，大筆一揮就是２００元的罰單，司機們早懂得行情，隻繳５０，不要單據；警察先讓小偷們作案，完事後再罰款，以後幹脆是先“罰款”後偷盜，警匪達成默契，我罰我的，你偷你的，大家“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幹涉內政”，此所謂警匪一家；警察還會和暗娼勾結，誘騙良民，然後警察抓嫖罰款，事後與妓女分贓，此所謂警妓一家……此類腐敗被稱之為行業不正之風。沒有此等職權的普通工人也有辦法，人人“愛廠如家”，許多廠裏的東西會慢慢地變成自己家裏的東西。看門的師傅則睜隻眼閉隻眼，看得嚴了，得罪人，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得饒人處且饒人，於人方便於己方便：食堂的師傅將大塊肉帶回自己家，自己裝著看不見，師傅就會知恩圖報，不僅自己吃飯不要票，並且給自己打得菜份量足且多肉，平日對自己還客氣有禮；管道工將鐵管帶回自己家裏，自己睜隻眼閉隻眼，管道工人也會知恩圖報，自己和朋友家裏需要裝水管了，隻要和他打個招呼，他就會很快幹好……這些交易既無需簽訂合同，也無需策劃於密室，很多時候僅僅需要一個富有人情味的微笑或者一個寬容的眼神，雙方就能達成共識，形成默契。做此類事情，“聰明”的中國人是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的。那農民又怎麽辦呢？也有辦法，靠山的亂砍亂伐，靠水的濫捕濫撈，靠鐵路的就學“飛虎隊”扒火車，能偷則偷，不能偷則搶……是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此類所謂“工農兵學商，一塊兒坑中央”。改革開放後，坑的對象又增加了許多：可以造假煙、假酒等假產品坑企業；可以盜印圖書坑作家、出版社；可以翻錄影碟、軟件坑老外；－－尤其是老外，誰讓他們富得厲害，誰讓他們過去侵略過中國，政府還帶頭“盜版”老外的科技哩，我們百姓不坑白不坑，嘻嘻－－什麽？你有看法？４元一張的軟件、１０元一張的影碟，你不是照樣買得起勁，得了吧你，別裝正經了！沒有你們這些消費者的支持，那會有我們的飯吃？！也有性情耿介之人，不偷不坑不占任何便宜，但是他也難逃行賄受賄這一關。在中國，政府的明文規定往往地廢紙一張，隻有傻瓜才去遵守，想辦成事兒，費托熟人、請客送禮不行。經常給別人送禮，當那一天熬出來了，有別人給自己送禮了，也就水到渠成、來者不拒了。－－－中國是個大染缸，在此染缸中，人人不得清白。
如果說中國的朝廷中央是強盜，官僚是大偷，那麽普通百姓則是小偷。中國政府的許多治理整頓，其實不過是強盜、大偷、小偷之間的重新分贓而已，更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孫悟空是深受中國人民歡迎的神話人物，他是中國人民心目中正義、勇敢的化身。然而在基督徒的眼中他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形象：“有人委托孫悟空管理九千畝的桃園，可是他卻把桃園占為己有，窮苦的農民不同意要阻止他時，他竟然大打出手，還毀壞了全部桃樹……一位神仙花了畢生精力，研製了一種長生不老的藥丸，這個孫悟空卻不顧他人的死活，他不但偷吃了藥丸，並且還掀翻了煉丹爐，毀壞了人家的製作車間，這是什麽樣的行為？這種行為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典範嗎？” （15）
是啊，老外怎麽能理解中國人，他們怎麽能知道我們百姓經年累月所受的專製之苦。我們力所能及地偷那點兒東西和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及“天兵天將”們整日沒完沒了的剝削、搜刮能算得了是麽？苛捐雜稅這麽厲害，我們不偷點兒東西，怎麽生活？他們逼我們當小偷，轉過來又口口聲聲罵我們是刁民，我們真得好苦。孫悟空所以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因為他敢大鬧天宮，敢在天宮立偷、搶、砸，能為我們百姓們解氣。打倒皇帝取而代之，自己沒這個自信，祖墳上沒長這根蒿子。自己當不成皇帝，那別人也不能好受，能偷就偷，能強就搶，偷不走、搶不了的，就砸，砸不了的就一把火燒了它。我不能要，大家都別要。
不管理由多充足，孫悟空的行為仍屬於小偷、無賴的行為，美國電影《星球大戰前傳》將其中的惡魔設計成孫悟空的形象，不是無緣無故的。這是文化歧視嗎？這就是文化歧視！人間沒有歧視，怎麽能讓人分出好歹？又怎麽能幫人惡揚善？！
腐敗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離開了他，中國人將不會生活。
中國的空氣中彌散的是屍體腐爛的氣息。
中國是一個被魔鬼控製的，邪惡的帝國。
難道中國人真的不可救藥了嗎？希望在那裏？光明又在哪裏？
耶穌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的著生命的光。”（約翰８：１２）
讓我們洗耳傾聽主的福音：
不可收賄賂，因為賄賂能叫明眼人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話。（出２３：８）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詛咒！
收賄賂害死無辜之人的，必受詛咒！ （申２７：１６）
貪戀才利的，擾害己家；恨惡賄賂的，必得存活。 （箴１５：２７）
惡人暗中收賄賂，為要顛倒判斷。 （箴１７：２３）
審判是看人情麵是不好的。 （箴２４：２３）
看人情麵，乃為不好；人因一塊餅枉法，也為不好。 （箴２８：２１）
勒索使智慧人變為愚妄，賄賂能敗壞人的慧心。 （傳７：７）
禍哉！那些勇於飲酒，以能力調濃酒的人。他們因受賄賂，就稱惡人為義，將義人的義奪去。 （以５：２２－２３）
…………
中國同胞們，想要健康、體麵的生活嗎？想追求光明嗎？那就懺悔，重新做人吧！
路就在自己腳下。
耶穌基督說：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路加１１：９－１０）
阿門。
⑴（《社會契約論》二卷 三章）
⑵（奧斯卡?王爾德《社會主義中人的靈魂》）
⑶（《鄒子》）
⑷（《孟子?離婁下》）
⑸（顧炎武《日知錄》）
⑹（中共中央、國務院［１９８５］９號文件《關於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製度改革問題的通知》）
⑺（《論語?衛靈公》）
⑻（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
⑼（《詩經?碩鼠》）
⑽（屈原《漁父》）
（11）（《三國演義》太監張讓語）
（12）（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
（13）（《鹽鐵論?疾貪》）
（14）（《論語?季氏》）
（15）（電影《刮痧》）
１９４５年７月７日，黃炎培等五位民國參議員訪問延安。返回重慶後，黃炎培發表了《延安歸來》一文，文中有這樣幾段話：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如何，我答：我生六十餘年，耳聞不說，所親眼看到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個團體、一個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１９４９年，北平和平解放時，傅作義將軍同中共代表戎子和有過這樣的對話：
傅說：我們國民黨取得政權後２０年就腐化了，結果被人民打倒了。你們共產黨執政後，３０年、４０年以後是不是也會腐化。
戎子和答：我們共產黨，是勞動人民的精華，別說３０年、４０年，就是５０年、６０年以後也不會腐化。
傅作義搖了搖頭，表示不信。
毛澤東不僅說了，他也做了。建國後，他一次又一次地發動群眾搞運動，從三反、五反到文革批林批孔，他的確成功地將腐敗的苗頭扼殺在了搖籃之中。然而，他所領導的群眾運動、大鳴大放、大字報，並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群眾不過隻是他手中的工具，群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也隻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誌而已。如果哪個大字報不合他的胃口，就會被視為毒草掐掉，作者也會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專政。
毛澤東回答黃炎培的話說的很漂亮，也是正確的。的確，隻有民主才能使得中國人跳出傳統的興衰周期律。但可惜，毛澤東所說的“民主”是“新民主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是盧梭所倡導的能代表“公意”、“所有人利益”的“嚴肅的”、“真正的”“人民代表製”民主，而不是孟德斯鳩所倡導的隻代表“眾意”、“大多數人利益”的“代議製”的“資產主義”民主。表麵上，社會主義民主要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先進、更科學、更博愛，但是，真理再往前邁一步就是謬誤。社會主義的人民代表製民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之上的，就象盧梭所言：“為了很好地表達公意，最重要的是國家之內不能有派係的存在。” ⑴ 人是有罪的，人是自私的，人世間是不完美的。政府能夠尊重、代表大多數人的“眾意”，已經是人的能力的極限了，盧梭所追求的代表所有人意誌的“公意”，在人世間是不存在的，如果強求，隻能得到一個貼著“人民民主”標簽的絕對獨裁。盧梭的“民主”是建立在否定秩序的“絕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而這種“絕對的平等”正是孟德斯鳩所批評的“極端平等”，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平等的精神和極端平等的精神的距離，就象天和地一樣”。“民主原則的敗壞不僅發生在人們喪失平等精神的時候，而且發生在產生極端平等精神，每個人都要同他們選舉的領導人平等的時候。”他認為，不平等將會導致貴族政治或一人獨裁，極端平等將會導致絕對獨裁。毛澤東所言的“民主”正是產生絕對獨裁的“人民民主”。就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言：“有三類暴君，一類是施暴肉體，一類是蹂躪靈魂，一類是肉體靈魂齊壓製；第一類稱作帝王，第二類稱作教皇，第三類稱作人民。” ⑵
雖然毛澤東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反腐敗很成功，但這是以國民經濟的停滯，人民生活的貧窮為代價的。這種餓著肚子的反腐敗是不會支撐太久的，他一死，也就真個“人亡政息”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是腐敗的開放，是腐敗的東山再起、卷土重來。中國共產黨從１９４９年建立政權，到１９７８年改革開放，共２９年，剛剛不到３０年，共產黨的腐敗“進程”被傅作義不幸言中。
毛澤東專製權力的繼承者，第三代君王，麵對普遍的、危及生死政權存亡的腐敗，並無靈丹妙藥，他也許比任何人都清除腐敗的根源在於專製政體，但出於一人、一黨私利，出於個人的“階級”感情，專製政權是無論如何不能放棄的。兩害相權取其輕，隻能默認腐敗的存在，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將腐敗壓縮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以求延長政權的壽命。於是諄諄教導全黨同誌要嚴格自律，要能抵製住金錢和美女的誘惑，要以黨國生死存亡的高度來看待腐敗問題。這無非是在告訴黨徒：如果你們腐敗沒有節製，讓黨亡了，那你們也就再也沒有腐敗的機會了！三個代表之一，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真正含義是代表最廣大官僚及其家屬的利益。
人性是惡的，靠自律來抑製腐敗，隻能是暫時的、表麵的，專製者本人也未嚐不知道這是在得過且過。共產黨最終會因腐敗而喪失政權的宿命，每一個智力正常的中國人都能認識到。但這裏有一個時間問題，共產黨“氣數喪盡”是在１０年之後，還是在１００年之後呢？能夠像明朝、清朝那樣長壽，估計就是今天鼓吹儒家思想、以德治國、三個代表的專製者的最高理想了，最起碼，堅決不能讓用無數革命先烈鮮血換來的江山斷送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手裏。
如是觀之，中國共產黨仍沒有逃脫黃炎培先生所言的興衰周期律：開國皇帝總是能以上個朝代因腐敗亡國為鑒，總是能憑借著在戰場上浸染的血腥氣對腐敗的官吏痛開殺戒，第二、第三代皇帝便開始安享太平，官僚們就開始腐敗，直到腐敗將這個王朝毀滅為止。取而代之的下一個新王朝仍如法炮製，同樣逃脫不了這種命運，如此的興衰循環便構成了中國的曆史。共產黨所標榜的“新中國”其實不過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一個新的傳統專製王朝罷了。毛澤東的反腐敗，並沒有超出一個傳統專製帝王的範疇，他的手段並不比朱元璋高明、嚴厲多少。
這個興衰循環的周期律是中國的特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傑作，如果你能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本質，你就會發現這個周期律其實是個魔圈，或者說是個龍圈。
歐洲、日本社會也有新舊更替，但這和中國的魔圈有著本質的不同。歐洲、日本社會的新老更替社會的進步，他們的革命、維新，針對的是社會製度、遊戲規則，而不是做遊戲的人。因此，社會製度改變了，舊的皇室仍然可以存在。而中國則相反，造反所針對的是打牌的人，而不是打牌的規則，中國的改朝換代僅僅是權力的重新分配，僅僅是重新洗牌，打牌的規則並沒有改變。歐洲、日本的社會是向前走的，中國的社會則是在原地轉圈的。
中國文化是怎樣打造這個魔圈的呢？
首先，是陰陽五行家的“五德始終”說為其劃出了基本藍圖。
陰陽家的代表是一個在當時戰國時代備受諸侯們尊崇的“神仙”式的人物鄒衍。他運用中國人所認為的宇宙的五大基本元素--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相克來解釋王朝的更替曆史的循環。他認為每個王朝都有屬於自己的與五行相應的品德，“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⑶ 即：舜屬土德，夏屬木德，殷屬金德，周屬火德。這五行之間又是循環相克的：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於是王朝的循環更替便是天經地義的了。鄒衍的“五德始終”說，將曆史與未來按照嚴格的五行順序編排進一個封閉的首尾相連的循環係統之中。這種“天人、感應”式的曆史循環論到漢代經董仲舒之手與儒學雜交，衍演而成中國的政治神學。
其次，有孟軻的“革命”論為改朝換代提供理論武器。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殺其君，可乎？”
曰：“賊（敗壞）仁者謂之‘賊’，賊義者為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亦，未聞殺君也。”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⑷
孟軻明白地告訴人們，如果皇帝不遵守儒教的規矩，那他就不再是什麽真龍天子，而隻是個獨夫民賊，人人可以殺戮之。儒教的規矩那麽多，誰能保證一輩子不違犯一次？顯然，孟軻的“革命”理論為圖謀不軌的梟雄們提供了政變、造反的漂亮借口。
最後，儒教讓一個王朝腐敗、壞死，以使下一個新的王朝取代它。
儒教導致腐敗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儒教的“仁愛”觀，第二是其道德虛偽導致的低薪製。
儒教的“仁”的核心是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於是一個人掌握權力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親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老婆、孩子謀求一個高職位、安排一份好工作。－－這並不犯法，也無人追究。然後，就是裙帶關係，給自己的女婿、兒媳安排個高職位、好工作；再往後，就是“泛愛眾”，為親戚、同學、戰友、老鄉們牟取方便……。這些現象被今天中國的老百姓稱之為“走後門”，雖然老百姓對此很不滿，但同時又對他特別的寬容和理解，因為這些初級腐敗現象都是寄生在“情”字上的。儒教“仁愛”觀的長期教化使得中國人將對以自己血緣為核心、以自己交往為半徑的小圈子內的人的關懷照顧視為愛的唯一表達方式，所以這些為了“情”而搞特殊化，而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在中國百姓的眼中簡直是一個人富有愛心的表現。相反，如果一個幹部很原則，不徇私情，六親不認，那他將會被認為很“生”，沒有愛心，是個不通人情的刻薄之人。他就會因此得罪周圍幾乎所有的人，並且還得不到社會公眾的理解和支持，最終他會成為中國社會中的失敗者遭到人們的嘲笑。儒教的“仁愛”一旦被大多數的中國人所接受，那他就會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勢力，就是擁有無上權力的皇帝本人想徹底的反腐敗，也會投鼠忌器，猶豫不決。因為皇帝要真的徹底的反腐敗，那他就不僅僅是在向腐敗開戰，他還是向儒教開戰，向“愛”開戰，那他就必然要落個暴君的壞名聲，甚至會因此而動搖自己政權的根基。
儒教的“仁愛”其實是中國腐敗的避風港，是藏汙納垢的大本營。
在反腐敗方麵，毛澤東算是個數一數二的帝王了，但就是他這麽嚴厲的君主，也沒能杜絕“走後門”現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四人幫”等毛派人馬就借助運動批“走後門”，並想以此為突破口批判周恩來及傳統思想嚴重的老幹部，但不久，這種被稱為“三箭齊法”的做法，就被毛澤東所製止，理由是擔心批“走後門”會衝淡“批林批孔”。是的，“走後門”在中國太普遍了，批“走後門”的打擊麵太寬泛了，一味批下去，要麽會使運動流於形式、化解烏有，要麽會遭到太多人的反對而引火燒身。今天中國的民眾，對毛的評價是好壞參半的，而對周的評價卻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稱好。在中國，周的確是個好人，他將傳統文化美的一麵表現的很充分，而他身上傳統文化的陰暗麵卻被中國人視而不見，什麽陰暗麵？就是吃喝風，走後門，官官相互。中國的民眾隻知道周是個好人，但不知道周還是“新中國”吃喝風的鼻祖，走後門的師爺，官官相互的楷模。就是知道，也不計較，因為周的行為最符合中國傳統的價值、審美觀念。從周恩來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就可以看出反腐敗在中國有多麽難。
中國民眾、中國帝王對寄生在“情”上的腐敗的寬容、曖昧，表現了中國人理性的幼稚，表現了中國文化的混沌性：感情和理智混淆一談，分不清楚，更實質地講是情感高於理智，而感情、感性的特征就是混沌。中國文化的感性化、混沌性，暴露了中國文化女性化的實質。
腐敗既然紮下了根，就會像病毒一樣迅速繁衍傳播。官僚們打著“情”字招牌以權謀私，得到了不少好處，並且又沒有得到懲罰，時間已久，他們權力的觸角就會慢慢地、偷偷地超出“情”的範疇，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好處了：自己不出麵，但可以縱容、唆使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權力經商，將自己的權利轉換成貨幣，並且還能將自己的灰色收入在他們的經商活動中洗得幹淨些。親朋好友托自己辦事，也不能單憑過去的幾滴淡水之情了，還要會來事兒，夠意思才行。再發展，幹脆不看情麵了，太費神，還是一把一清來的爽快、省心，誰上的貢多，就給誰辦事兒－－別怪咱無情，市場經濟嗎，競爭是殘酷地……。普通百姓們既無力、也無心去改變這種現狀，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埋下頭來，苦心經營，巴結權貴，以去適應現實，以求能分杯殘羹。這些生力軍的加盟，又使得中國開放後的市場中唯一的“短缺資源”－－權力的貨幣價格一路攀升，腐敗也就更加花樣迭出，更加糜爛敗壞。隨著時間的推演，他會愈演愈烈，直到這個王朝的崩潰。
皇帝當然知道腐敗對自己江山社稷的危害，也不忍心國家的、當然也就是皇帝自己家的財產都被大小官僚、蛀蟲們偷偷裝進自己的口袋，所以，皇帝們都是反腐敗的。但是皇帝的反腐敗，是有很大局限的，他的監察手段再高明、再嚴密，也禁止不了官僚們的集體作弊。皇帝所能做的也就是抓幾個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的典型，殺雞嚇猴，一儆效尤。他並不敢動真格的，因為他的專製統治離不開這群官僚。就是動真格的，將腐敗的官僚們全部殺光，也沒有用，因為新上來的官僚們，用不了多久就會和舊官僚們一樣腐敗，因為腐敗的策源地、大本營、腐敗的溫床不是別的，正是專製政權賴以長期生存的儒教。因此，中國曆代的反腐敗都是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他所能體現的僅僅是中央皇帝與地方官僚們之間的意誌較量與妥協，中國的皇帝和腐敗官僚就像迪斯尼中的貓和老鼠一樣，它們之間的鬥爭遊戲隻是一場沒完沒了的鬧劇。中國曆朝曆代都不缺乏被百姓們所稱頌的清廉之官，但這些“清官”代表的也隻是皇帝的利益，清官和汙吏的鬥爭，也隻是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鬥爭的又一個表現形式。
一個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中國的王朝更是如此。中國王朝的“骨”是法家思想，“肉”是儒家思想。當這個有機體的骨肉比例均勻時，他是強壯有力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肉會愈來愈多，機體就會變得臃腫、行動遲緩，血脂也會逐漸增高，進而出現腦血拴、半身不遂，這時，這個機體離死就不遠了。一個王朝，隨著時間的延長，儒家思想會愈來愈重，社會就會出現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等腐敗現象。當“儒教血脂”愈來愈稠，開始阻塞“血管”使得政令不通、資金流通不暢而造成“局部缺血”時，中央對地方就開始失控，這時候，這個王朝的氣數也就將盡了。
帝王們的反腐敗，充其量也就是減減肥而已，有了秦朝暴亡的前車之鑒，後來的專製者們是沒有膽量焚書坑儒將機體上的“肉”剔除幹淨的。然而，減肥頂多隻能延緩一下壽命，最終擺脫不了死亡的命運，跳不出興衰循環的周期律，跳不出這個死亡的魔圈。
從中國的曆史來看，一個王朝和一個集團他們內部的腐敗程度是與他們心靈中儒家思想所占的比例地絕對正比的。因此，儒家思想完全可稱之為“腐敗思想”，儒教完全可以作為腐敗的代名詞。
儒教這個溫柔的“肉”是中國專製王朝有機體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而，腐敗也就是中國專製社會的一個永久的組成成分。
漢代繼承了秦代的中央集權製，同時，也吸取了秦朝暴亡的教訓，廢除了一些暴政，重新尊崇儒術。漢代的政策是成功的，因為他為自己冷酷的中央集權專製披上了一層溫情的麵紗。這個溫情的麵紗就是儒教虛偽的道德，以及虛偽道德帶來的官吏低薪製度。
漢代獨尊儒術，使得官吏們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們不再是秦代時冷酷的懲罰者和無情的統治者，而是愛護百姓的慈祥的父母，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是百姓們學習的道德楷模。與此相配套的是官吏的低薪製度。施行低薪，並不是因為中央朝廷吝嗇，而是因為這是儒教道德的必然要求，儒教不是宣揚人性本善嗎？儒教不是讓人重義輕利嗎？儒教不是讓人一簞食、一瓢飲、安貧樂道嗎？儒教不是說官老爺都是本性善良、道德高尚的的大人君子嗎？薪水給多了，官老爺們不都成了見利忘義的小人了嗎？還怎麽讓百姓們心悅誠服，俯首貼耳，順從專製呢？
隨著儒教的日益深入，中國的專製愈演愈烈，官吏的薪水也就愈來愈少，到明代，百官的俸祿很微薄，僅夠官吏們填飽肚子。明朝正統年間，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曹泰奏數道：
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府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⑸
一石為１６０斤，明朝一斤為５９０克，一石白米為９４、４公斤。按今天百米每公斤２、６元的零售價算計，一石白米僅相當於２４５、４４元人民幣的購買力，三石白米也不過相當於７３６、３２元人民幣的購買力。
曹泰這個省級幹部要求增薪的奏折雖然像要飯的一樣可憐巴巴，但還是遭到了戶部的駁回。
“新中國”同樣實行的是低薪製，其薪水標準之低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按１９８５年改革後的新工資標準，國家主席工資是５３０元（月基本工資），總理的工資是３８０元，部長、省長的工資是３５５－－２０５元，局長、廳長的工資是２３０元－－１６０元，處長的工資是１７０元－－１２２元，科長的工資是１３１－－８９元，辦事員的工資是８２－－５２元。⑹
“新中國”的低薪製，不僅僅隻是傳統的延續、加劇，它裏麵也有馬克思的一份功勞。在薪水製度方麵，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的傳統竟不謀而合，以人性本善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道德理想，使得社會主義也不能給幹部們高薪，薪水一旦給高了，公仆們還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他們如果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憑什麽一定要我們百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不過，“導師”的水平畢竟還是遠遠趕不上“聖人”的，社會主義的低薪製實行了不到一百年，而中國的低薪製從漢代始已經有兩千年的悠久曆史了。“聖人”的奧妙何在？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饑、餓）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⑺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官久自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聖人”就是比“導師”厲害，他原來搞的是曲線救國，清廉隻是裝裝門麵，給老百姓做做樣子，君子們不是不愛財，而是取之有道，這個“道”是個什麽“道”呢？“聖人”堅決反對君子們去經商，又要君子們拿低薪，那這個“道”隻有是受賄貪汙之道了。“聖人”果然沒讓他的徒子徒孫們受窮，學而優的仕們，雖然薪水微薄，但並不結局困窘，反而一個個、腦滿腸肥，闊綽的厲害。“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中國傳統的低薪製度的表麵下，還存在著一個灰暗的、“聖人”所設計的財富等級分配的“高薪”製度。這個暗渠道給官員們支付的高薪，是如此之高，使他們可以完全將朝廷的低薪忽略不計，於是，國家低薪的明文製度就成為了一紙空文。中國是個氏族社會，氏族社會的特征之一就是沒有文字，偶然原因從外麵傳來了文字，也要使他變得無用。
儒教的虛偽，使得中國的官吏們在表麵上拿著低薪，做著安貧樂道的道德文章，背地裏卻使出種種卑鄙手段去巧取豪奪、坑害百姓。是既當婊子，又立牌坊。這種立牌坊的婊子要比赤裸裸地當婊子還要讓人惡心，因為她不僅僅犯有奸淫罪，並且還犯有褻瀆“貞節牌坊”罪。儒教的虛偽，對真正的道德是一種最大的褻瀆。
一位中文名字叫明恩溥的美國傳教士，於清朝末期（１８７２年）來華傳教，並在中國居住生活了近５０年，他對中國官員的虛偽很有感觸：
中國的政治家（官員）的生活與官方公文，用一句話來概括，“言詞最高尚，行為最汙穢。”就像盧梭的“懺悔錄”一樣。他殺掉了上萬的人，然後不斷引述孟子關於人性生命的神聖性的一段論述；他將交給自己保管的作為修築河堤的錢款藏進了自己的腰包，據為己有，由此導致泛濫的洪水淹沒了整整一個省，而他反過來又為廣大農民失去大量土地而加以傷心；他與你達成一協議，在其中秘密地宣稱他僅僅是一個暫時的騙局，後又反而大聲痛斥偽證罪。大部分中國官員就仗著以上所描述的這般醜惡的嘴臉。⑻
例外的表裏如一、耿直清廉之士也是有的。明朝成化年間，有個叫弘的清官，為官清廉不接受灰色收入，結果鬧得妻子兒女“菜羹麥飯常不飽”，後反遭誣陷下獄受審，宦官尚亨奉命抄家，結果隻收出幾間破衣裳。１００年後的嘉靖年間，又出來一位清官，海瑞，他也是不肯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結果窮的要靠自己種菜自給，因不肯同流合汙，而屢遭同僚的排擠打擊，死後僅留下白銀二十兩，不夠殮葬之資。
專製帝王對官吏們的小動作心知肚明，但他們似乎對“聖人”所設計的官場虛偽作風並不反感，更不想去糾正它，因為這種虛偽對皇權專製是有利的：虛偽的低薪不僅可以欺騙群眾，並且還可以逼著官吏們去貪汙，你一貪，就成了有罪之身，小辮子就攥在皇帝手裏了，如果你有什麽離心離德的言行了，或者是看你不順眼了，皇帝隨時隨地都可以名正言順將你的烏紗帽、甚至腦袋拿下。這樣，幾乎所有的官僚都成了偷了主子家的財物，欠主子“二斤牛肉錢”的賊奴才了。這種格局可以使得中央專製權力發揮到極致，再也沒有什麽東西能阻擋中央專製權力濫施淫威了。這也是今天中國的貪官們紛紛將子女、黑錢送往國外的主要原因，在國內，太沒有安全感了，自己的命運並不操在自己手裏，就是整日的小心謹慎、如履薄冰、誠惶誠恐也不行，懸在頭上的那把無常的專製利刃隨時會落下來結束自己政治生命，使自己一夜之間成為一個一無所有、身陷囹圄的貪汙犯。
專製帝王暗示、縱容、強迫官員們去貪汙受賄，然後再按自己的心意反腐敗，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朝廷中央可以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更能增強自己的權力基礎。中央朝廷不斷的反腐敗，一方麵可以平息一些民憤，另一方麵，還能將專製壓迫所造成的人民內的階級敵對情緒轉移集中到官僚身上，使人民相信皇上始終是仁政愛民的，中央的精神總是對的、好的，隻不過皇帝、中央的“好經”是被下麵的歪嘴和尚－－貪官汙吏們給念歪了。
不知道老百姓們想過沒有，就是官吏們不貪汙，那些錢能到老百姓的手中嗎？中央朝廷將錢全拿了去，誰能保證它能真正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誰能保證他不拿全國人民的脂膏去蓄養後宮以貢自己淫樂？誰能保證它不拿全國人民的血汗去蓄養軍警來鎮壓人民？中央的財務向人民公開嗎？中央製定的苛捐雜稅經過人民的同意了嗎？在中國個別的廉政的年代裏，人民難道就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了？……通過曆朝曆代的專製苛政上看，如果說貪官汙吏是賊，那麽朝廷中央就是強盜。賊是在黑暗中偷竊，強盜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
在這出由“聖人”導演的，由皇帝和官僚們合演的“雙簧”戲中，最終上當受騙吃虧受難的不是別人，而是袖手旁觀的觀眾：老百姓。
專製需要恐怖，長期專製需要恐怖加欺騙，要欺騙就要尊孔崇儒，要崇儒就要實行低薪製，實行低薪製，就必然會導致腐敗。中國專製政體是一個設計精確、環環相扣、渾然天成的整體，腐敗是這個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提到腐敗，今天許多的中國人在認識上存在兩個誤區。
誤區一，是認為今日中國社會中的腐敗現象，是經濟改革開放的產物，是社會轉型期的特征。許多國家在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時，都會出現腐敗現象，因此，腐敗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標誌，這種轉型期的腐敗將會隨著社會製度、市場法規的逐步健全而逐漸消失。
誤區二，是將今日中國社會中的腐敗與歐美民主國家中的腐敗混淆一談，認為腐敗是人類社會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反腐敗是個世界性的話題，中國今天的腐敗不值得大驚小怪。
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
第一種觀點屬於眼光短淺，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被眼前的經濟現象所迷惑。
是的，如果中國自經濟改革開放後，能夠逐步完善，一步步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並逐步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民主、法製政體，那麽這期間的腐敗的確會因製度的逐步完善而消失。但是現實的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中國是在走向真的市場經濟嗎？中國是在走向民主、法製嗎？自共產黨提出“三個代表” 後，“轉型期”這個詞匯，又再度火爆起來。是的，今日中國是在轉型，但它是在轉向哪裏呢？是轉向民主、法製，還是轉向“封建”專製？今天，“三個代表”之後，凡是口稱“轉型期”者，不是居心叵測，就是弱智或是在做阿Ｑ式的自慰。
從周朝時的“碩鼠碩鼠，無食我粟” ⑼ 到戰國時的“舉世皆濁我獨清” ⑽ 再到三國時的“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是誰？”（11）直到清朝時的“事實上，官員階層總的來說並不是最好的，相反恰恰是帝國裏最壞的一群。一位精明的道台曾對一個外國人說道：皇上下屬的文武百官，都是一群壞蛋，全部都該殺掉，不過，殺掉我們也無濟於事，因為下任也是同樣的壞。”（12）………中國的腐敗源遠流長，怎會是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專利”？！
再說第二個觀點。
有個笑話，講一個新上崗的記者，請教主編，究經什麽才算是新聞。主編告訴他一個秘訣：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就是新聞。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國的Ｗ市出現了一則新聞：某領導拒賄１１萬元人民幣，受到了是領導的高度表揚，並號召全市的黨員、幹部向他學習。剛聽到這則新聞，別人竟和我想到了一塊兒：說不定背後有什麽貓膩呢，他是誰呀，這麽高尚？再一想，不對勁兒。作為國家幹部，拒賄是份內之事，受賄屬於違規、違紀、刑事犯罪。一名幹部隻是遵守了幹部的最基本的準則，怎麽就成了先進事跡，受到了表揚，還成了新聞在報紙報道？這種怪現象的出現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在中國，官員受賄屬於狗咬人，官員拒賄屬於人咬狗。
是的，民主法製國家也有腐敗，但他們的腐敗是新聞，屬於人咬狗；他們的廉潔不是新聞，屬於狗咬人。百分之百純潔的、一塵不染的社會是不存在的，這是可悲的人性所決定的，沒了邪惡，人間就成了天堂。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好壞不分。上帝與魔鬼俱存於我們的心中，時刻在爭奪我們的靈魂；正義與邪惡也共存於我們的社會中，時刻在進行著鬥爭。問題的關鍵是，看哪一個占上風。
中國的腐敗是製度化、整體性的。在中國悠悠的曆史之中，正氣永遠不占上風，永遠是正不壓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中國古老的格言，無意之中，道出了中國社會的邪惡本質。
中國的腐敗是製度化的。
中央集權是法家思想的產物，等級禮製是儒家思想的產物，二者相鬥了幾百年，在漢代一下子被捏在一起，是需要一個磨合期的。公元前８１年（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死後第七年）西漢朝廷組織召開的鹽鐵會議，就是法、儒思想磨合的見證。
在鹽鐵會議中，法家人物禦史大夫桑弘羊和儒生們進行了廣泛的爭論，其中他們就談到了腐敗問題：
桑弘羊說：“是啊，當醫生的醫術已經很笨拙了，還要多取報酬。當官的多數不好，並侵奪百姓的利益。大官欺壓小官，小官欺壓百姓。因此不怕不精心選擇，就怕所得到的人與我們期望的不一樣；不怕他能力不夠，就怕他貪得無厭。”
儒生說：“古時候製定的官爵俸祿製度，卿大夫的俸祿足夠在家裏供養厚待一批賢士，士的俸祿足可以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優裕，在官吏家當差的百姓所得的報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種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祿微薄，地方上出徭役遠到京城附近，穀米又貴，收入不能滿足需要。平時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麽事情，就要變賣家畜產業。不僅如此，還有徭吏經常派徭役，官府經常催逼賦稅，地方上的小官吏隻好行賄賂乞求寬免，大官則從中漁利。上一級官府向縣裏要，縣裏又向鄉裏要。鄉裏又向哪裏去要呢？俗話說：賄賂的風氣下傳，好像江河奔騰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卻要小溪不接受地麵上那點積水；想要百官都廉潔，是不可能的。 （13）
這是一種“腐敗有理”論，這種理論在今天仍很有市場，他在一定程度上論證了在實行低薪製的中國中央集權專製社會中腐敗存在的“合理性”。
腐敗在儒教中國是既“合情”又“合理”的。
儒教的理想社會是製禮作樂、封土建侯的周代，並非中央集權的漢代。薪水低了，他們內部的等級差別就微小了，所以中央集權的低薪製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平均主義色彩，而平均主義並不是儒教的財富理想，和儒教的等級禮製相配套，儒教的財富理想是一種等級的財富觀念。周代的分封土地就是嚴、格地、按等級禮製進行的，而土地是周代士大夫們的主要財富。“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14）孔丘這裏所說的“均”並不是我們常理解的“均貧富”、“平均”的“均”，而是等級均勻的“均”。儒教的這種財富理想，隨著周代分封製的滅亡、中央集權的建立而遭到了嚴重打擊，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漢代重尊儒術後，儒教的等級財富觀也死灰複燃，卷土重來，但它不是以周代的封土建侯的方式來實現的，而是以一種隱蔽的方式來實現的，這個方式就是腐敗。
腐敗、權力的充分市場化，最終使得儒教的等級財富理想得以實現，並最終朔造了一個低薪製共處於社會之中的不成文的財富等級分配的“暗製度”、（“黑製度”、“腐敗製度”），這個不成文的暗製度，其實才是中國人為人處世所真正遵守的遊戲規則。遵守了這個規則，你就是貪汙了，你仍是個好人；不遵守這個規則，你就是不貪汙，你也是個壞蛋。許多貪官所以翻了船，就是因為沒能很好得遵守這個“暗製度”，沒能理順好上下級關係、沒能將財物進行“合理”的分配所致。
中國的腐敗是整體性的。
在中國，腐敗的不僅僅是皇帝、官僚，還包括老百姓。
麵對中央朝廷的豪奪，麵對官僚集團的巧取，麵對井然有序的腐敗，受儒教教化的中國百姓並無反抗之心，隻有適應之意。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發牢騷有什麽用？實際點兒，應該向人家學習學習才是，人家是由小到大，一點一點貪起的。我們也應該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工作職位為自己撈實惠才是硬道理：售票員將緊俏的臥鋪票加價賣給票販子；醫生隻給病人開有回扣的藥品；交警專查外地車輛，大筆一揮就是２００元的罰單，司機們早懂得行情，隻繳５０，不要單據；警察先讓小偷們作案，完事後再罰款，以後幹脆是先“罰款”後偷盜，警匪達成默契，我罰我的，你偷你的，大家“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幹涉內政”，此所謂警匪一家；警察還會和暗娼勾結，誘騙良民，然後警察抓嫖罰款，事後與妓女分贓，此所謂警妓一家……此類腐敗被稱之為行業不正之風。沒有此等職權的普通工人也有辦法，人人“愛廠如家”，許多廠裏的東西會慢慢地變成自己家裏的東西。看門的師傅則睜隻眼閉隻眼，看得嚴了，得罪人，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得饒人處且饒人，於人方便於己方便：食堂的師傅將大塊肉帶回自己家，自己裝著看不見，師傅就會知恩圖報，不僅自己吃飯不要票，並且給自己打得菜份量足且多肉，平日對自己還客氣有禮；管道工將鐵管帶回自己家裏，自己睜隻眼閉隻眼，管道工人也會知恩圖報，自己和朋友家裏需要裝水管了，隻要和他打個招呼，他就會很快幹好……這些交易既無需簽訂合同，也無需策劃於密室，很多時候僅僅需要一個富有人情味的微笑或者一個寬容的眼神，雙方就能達成共識，形成默契。做此類事情，“聰明”的中國人是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的。那農民又怎麽辦呢？也有辦法，靠山的亂砍亂伐，靠水的濫捕濫撈，靠鐵路的就學“飛虎隊”扒火車，能偷則偷，不能偷則搶……是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此類所謂“工農兵學商，一塊兒坑中央”。改革開放後，坑的對象又增加了許多：可以造假煙、假酒等假產品坑企業；可以盜印圖書坑作家、出版社；可以翻錄影碟、軟件坑老外；－－尤其是老外，誰讓他們富得厲害，誰讓他們過去侵略過中國，政府還帶頭“盜版”老外的科技哩，我們百姓不坑白不坑，嘻嘻－－什麽？你有看法？４元一張的軟件、１０元一張的影碟，你不是照樣買得起勁，得了吧你，別裝正經了！沒有你們這些消費者的支持，那會有我們的飯吃？！也有性情耿介之人，不偷不坑不占任何便宜，但是他也難逃行賄受賄這一關。在中國，政府的明文規定往往地廢紙一張，隻有傻瓜才去遵守，想辦成事兒，費托熟人、請客送禮不行。經常給別人送禮，當那一天熬出來了，有別人給自己送禮了，也就水到渠成、來者不拒了。－－－中國是個大染缸，在此染缸中，人人不得清白。
如果說中國的朝廷中央是強盜，官僚是大偷，那麽普通百姓則是小偷。中國政府的許多治理整頓，其實不過是強盜、大偷、小偷之間的重新分贓而已，更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孫悟空是深受中國人民歡迎的神話人物，他是中國人民心目中正義、勇敢的化身。然而在基督徒的眼中他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形象：“有人委托孫悟空管理九千畝的桃園，可是他卻把桃園占為己有，窮苦的農民不同意要阻止他時，他竟然大打出手，還毀壞了全部桃樹……一位神仙花了畢生精力，研製了一種長生不老的藥丸，這個孫悟空卻不顧他人的死活，他不但偷吃了藥丸，並且還掀翻了煉丹爐，毀壞了人家的製作車間，這是什麽樣的行為？這種行為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典範嗎？” （15）
是啊，老外怎麽能理解中國人，他們怎麽能知道我們百姓經年累月所受的專製之苦。我們力所能及地偷那點兒東西和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及“天兵天將”們整日沒完沒了的剝削、搜刮能算得了是麽？苛捐雜稅這麽厲害，我們不偷點兒東西，怎麽生活？他們逼我們當小偷，轉過來又口口聲聲罵我們是刁民，我們真得好苦。孫悟空所以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因為他敢大鬧天宮，敢在天宮立偷、搶、砸，能為我們百姓們解氣。打倒皇帝取而代之，自己沒這個自信，祖墳上沒長這根蒿子。自己當不成皇帝，那別人也不能好受，能偷就偷，能強就搶，偷不走、搶不了的，就砸，砸不了的就一把火燒了它。我不能要，大家都別要。
不管理由多充足，孫悟空的行為仍屬於小偷、無賴的行為，美國電影《星球大戰前傳》將其中的惡魔設計成孫悟空的形象，不是無緣無故的。這是文化歧視嗎？這就是文化歧視！人間沒有歧視，怎麽能讓人分出好歹？又怎麽能幫人惡揚善？！
腐敗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離開了他，中國人將不會生活。
中國的空氣中彌散的是屍體腐爛的氣息。
中國是一個被魔鬼控製的，邪惡的帝國。
難道中國人真的不可救藥了嗎？希望在那裏？光明又在哪裏？
耶穌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的著生命的光。”（約翰８：１２）
讓我們洗耳傾聽主的福音：
不可收賄賂，因為賄賂能叫明眼人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話。（出２３：８）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詛咒！
收賄賂害死無辜之人的，必受詛咒！ （申２７：１６）
貪戀才利的，擾害己家；恨惡賄賂的，必得存活。 （箴１５：２７）
惡人暗中收賄賂，為要顛倒判斷。 （箴１７：２３）
審判是看人情麵是不好的。 （箴２４：２３）
看人情麵，乃為不好；人因一塊餅枉法，也為不好。 （箴２８：２１）
勒索使智慧人變為愚妄，賄賂能敗壞人的慧心。 （傳７：７）
禍哉！那些勇於飲酒，以能力調濃酒的人。他們因受賄賂，就稱惡人為義，將義人的義奪去。 （以５：２２－２３）
…………
中國同胞們，想要健康、體麵的生活嗎？想追求光明嗎？那就懺悔，重新做人吧！
路就在自己腳下。
耶穌基督說：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路加１１：９－１０）
阿門。
⑴（《社會契約論》二卷 三章）
⑵（奧斯卡?王爾德《社會主義中人的靈魂》）
⑶（《鄒子》）
⑷（《孟子?離婁下》）
⑸（顧炎武《日知錄》）
⑹（中共中央、國務院［１９８５］９號文件《關於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製度改革問題的通知》）
⑺（《論語?衛靈公》）
⑻（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
⑼（《詩經?碩鼠》）
⑽（屈原《漁父》）
（11）（《三國演義》太監張讓語）
（12）（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
（13）（《鹽鐵論?疾貪》）
（14）（《論語?季氏》）
（15）（電影《刮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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