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勳之死

張勳之死

作者：龔汝富


在我國近代新舊文化交替激蕩的曆史時期，張勳這樣一個在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曾以複辟、遺逆流播天下的孤臣孽子，其死在當時成為新舊文化激蕩中特別具有表達政治傾向的述懷題材。激進派的嘲謔自然散見各報章，為這個民國罪人、滿清遺逆魂歸西天而喝彩，但來自對立麵的評價往往拘於一時一局的勝敗榮辱，而不易看到死者在曆史長河中的文化象征。如果仔細考究中國曆史，我們會豁然發現，盡管政治與文化的關係如此緊密，但經過曆史淘汰後的文化積澱，政治上的保守人物的文化遺存應是我們不可忽視的文化資源。

1923年張勳在天津公館病逝，他的靈柩經過幾番周折運回老家江西奉新安葬，成為當年在江西地方上最為轟動的大事之一。當時政界聞人和文化名流紛紛致電哀挽，祭文、哀詩和挽聯不計其數。後來他的家屬在門生故吏的幫助下，專門編輯了一本《奉新張忠武公（勳）哀挽錄》，可謂同道者的封神榜。當然，其中也不乏民國要人筆墨，讀之頗有堂奧。

先說複辟中堅劉廷琛和陳毅，他們直接參與張勳複辟的策劃，也是主要的謀士，劉還是張勳的“鄉愚弟”——都是江西人！複辟失敗後，劉不僅為民國千夫所指，也受到保守陣營中的盟友所攻擊。林紓在《答鄭孝胥書》就罵他“假複辟之名，圖一身之富貴”，真是裏外不是人！因而他送給辮帥的祭文《序》也不乏惋惜自責之情：“愧佐公之無狀，墮大功於垂成；負吾君與吾友，雖萬死猶輕。”其挽聯於此仍有注解：“哀動九重，願來世再生申甫；事求一是，嗟孤忠誰嗣我公。”顯然，曆史是不會重演的，時不可失，機不再來，當事人的悔悟永遠是一味苦澀的湯藥。陳毅雖然不似劉之尷尬，但畢竟複辟的龍頭老大，感同身受，悲自衷來，“哭公兼自涕，報國愧書生”。他以一個史家的腔調在挽聯中表達了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慨歎：“秉春秋知罪為心，雖敗不朽；墮天下孤孽之淚，非哭其私。”非哭其私，確實，他哭的是他們這一代人。

同是遺老人物，鄭孝胥一夥因為沒有趕上參與複辟機密的頭籌，原本就有些微詞，因而借張公之死，也不免散發舍我其誰的調子：“使我早識公，救敗豈無術；猶當歌正氣，坐得桑榆日。”鄭孝胥一直自認為懷才不遇，張勳複辟之役在他看來是一個大好時機，隻是被劉廷琛之流攪混了局麵，坐失了良機。若是由他來牽頭主持，興許時局完全不同。這顯然也是鄭某人的一廂情願，後來他為了扶持溥儀複辟，不惜躲到日本人的卵翼下求生存，豈不是與虎謀皮之下策麽？但就在對待張勳之死上，鄭利用挽聯來責人與自詡，實際上成為他後來不惜一切代價進行複辟“救敗”之張本。

對於那些在清末早有人望的趙爾巽、溫肅、呂海寰、紹英等遺老，他們首先已經意識到自己向往的故國不複存在，但對於張公的評價不應該以成敗來論英雄。溫肅與張勳是有過不少接觸的人物，複辟前曾經與張勳的鄉賢胡思敬專門到過徐州拜見這位辮帥，寄望甚高。張之死使他深深體會到“公存國與存，公去事可知”的悲切。趙爾巽國變後成為編撰《清史稿》的總裁，按史家筆法寫了一副格調平淡卻有蘊義的挽聯：“英雄成敗皆千古，師友交期盡九原。”能夠認識到自己所代表的勢力階層正在走向衰亡，不失為史家趙總裁的過人之處。清亡後，呂海寰在津滬當寓公，與張勳也是相知相熟的，在他看來，辮帥“與文信國同鄉閭，當附文信國同列傳，其事雖殊，其忠不異”，而且“挽狂瀾於既倒，當經千載公論”。把張勳比附文天祥，是痛悼辮帥之死的孤鴻悲雁們的共同文化心態，這不僅僅因為張勳與文天祥同是江西人的簡單附會，而是他們在改朝換代的曆史進程具有共同的“挽狂瀾於既倒”的孤忠情懷。紹英的悼詞也許更能說明這種文化內涵：“宿望重兼圻，峻節不隨風會轉；孤忠依故國，大星竟隕海天寒。”曆史的辯證法往往向人們昭示一個淺顯的道理：要學習馮道當數朝元老榮極終身不容易，因為做人的靈活性圓滑得令人猥瑣，而立朝為政的原則性差得叫人心寒，為世人所不齒。但當一般隨風會轉的現實人物並不難，而且這一部分人總是在曆史進程中占多數，難就難在要做到“峻節不隨風會轉”的孤臣孽子，必須經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打擊和摧殘，遠非一般人所能忍受。

對於那些從清朝舊官僚陣營中分化出來的民國權貴，他們有相當一部分人非常忌諱與張辮帥掛上鉤、沾上邊，因為辮帥複辟幾乎置民國於覆滅，是民國共和的罪人，誰願掉進這潭汙水，變成辮帥的一丘之貉呢！然而，我們不能漠視這樣一個鐵的事實：民國雖然以武昌起義為首功，但畢竟最後以和談解決南北統一，和平過渡到所謂的共和國，其輿情並不乏民主與寬容的氛圍，因而我們在當時最激進的報刊上仍然可以看到滿清遺老們的酬唱“文苑”欄目，從政治上剝奪舊政權的存在並不必然引申出在文化上限製其應有的懷舊表達。因此，就張勳之死，也有不少民國權要表達了他們非常複雜的感情。先說陸宗輿，在清末已躋身於外交的職業官僚，後來在“五四”運動中成為愛國學生痛斥的，他對辮帥不乏好感：“公如信國後身，當為乾坤留浩氣；我亦貞元朝士，敢將成敗論英雄。”民國官僚自詡“貞元朝士”，可謂身在曹營心在漢。當過民國總理的錢能訓，讚美辮帥“千載凜然見生死，九廟於今有死臣”。“九廟”自然不是民國的故事，說的是張勳刷新了清朝忠臣的典故，也是別有一番深意。同是民國總理，熊希齡也是來自滿清舊官僚陣營中的人物，他對張辮帥又有更多的諒解：“國無論君民，惟以忠心為大本；人何分新舊，不移宗旨是英雄。”他看到社會變遷中人性共同追求的不變的“大本”和“宗旨”，而這正是曆史評價人的最殘酷的也是最永恒的道德標準。

就旁觀者來看，辮帥之死，顯然使人們極為容易聯想到民國與清王朝的對比。由北洋軍閥統治的動蕩時局，掛的是共和的羊頭，賣的軍閥獨裁的狗肉，草菅人命的醜惡比比皆是。想想有一個皇帝撐著天下的好處，至少也可享受一份生活安定的浩蕩“皇恩”，在共和製度下的公民興許對王權時代的臣民又多了一份眷戀與懷舊。王雨辰的挽聯在一定意義上就刻畫了這樣一種社會轉型期存在於民眾中間的矛盾心理：“江西隻有兩個人：不幸李烈鈞敗亡！更不幸這位大帥死亡矣！這怎麽得了嗬；在下要問一椿事：是從清朝好呢？到還是活在民國好呢？咦，恐怕難說吧？”當然，任何一個人在曆史的車輪下都不過是一個個小塊壘而已，承載著有限的貢獻，要想阻擋前進的步伐，也是螳臂擋車，高估了個人的能量。

作為一個江西人，張勳之死也結束了江西舊官僚們許多不切實際的夢想。張勳複辟隊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幹分子，如劉廷琛、萬繩栻、葉椿泰、魏元曠、李其光等。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曾經抱怨江西人在陳孚恩（肅順死黨、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極力鼓吹張勳複辟，並且再三向辮帥推薦劉廷琛、魏元曠等參與機密。胡與劉廷琛不僅在晚清同為京官的鄉誼舊好，而且還是兒女親家，他在辮帥死前一年先去世，辮帥送了一幅挽聯給這位鄉邑舊交：“憶見交在徐兗之間，傷哉十年真長別；雖一去為朝野所惜，自足千秋有立言。”假如胡思敬死在辮帥之後，他的悼亡詩又會抒發什麽樣的悲哀呢？李其光致信辮帥重複胡在《國聞備乘》中的觀點，認為“清待贛人薄，贛人報獨厚”，張勳不以為然，反而回信責其“山林載筆宜慎”，並“以複辟之役，力薄任重，引咎自責”。楊增犖也是晚清一位京官下僚，清亡後回到老家江西新建賦閑，張勳之死，他送的挽詩也表達了江西遺老們的內心共鳴：“吾贛節義邦，所傳多文士。直到有明季，觥觥說劉李。如公任綦重，又非二君比”。從北京宣武門外江西會館發起的複辟，並沒有給江西官僚係統創造一個驚奇運數，遺老們最後一線希望也因此而破滅。劉、葉客死他鄉，萬“參謀長”一直追隨溥儀複辟逆流到東北建立“滿洲帝國”，更多遺老的則是蟄伏山林，憂憂以終。

張勳之死，使不同身份的人們體會到自己不同的人生境況，顧影自憐，難免要借題發揮一通，形成一股與當時社會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識。說它是複辟逆流，顯然有棒嗬之嫌，“擎天柱”辮帥之死已將遺老遺少們內心僅存的一線希望都徹底破滅，隻有鄭孝胥那一小撮沒有趕上丁巳複辟頭籌的遺老，還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更多的人們也許從愚忠愚孝的辮帥身上看到了一種文化傳統的終結。屬於新銳派人物的劉景山、馬寅初給辮帥送了一幅短短的挽聯：“天不遺一老，名目足千秋。”什麽“名目”能夠千秋永恒？就是為人處世堅貞不二的原則立場，這是立身之根本。早在辛亥起義時，閻錫山為殉清的山西巡撫陸鍾奇父子厚葬，曾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確以為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曆史，忠貞是人格。陸撫之堅貞，譚協統（鎮德）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毅，均足為我們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業，抹殺他們的人格！”

（沈雲龍《近代史事與人物·陸鍾奇父子同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