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曾是漫畫家（組圖）

 胡耀邦曾是漫畫家（組圖）

 
年少從軍別蒼坊，
瀏河道曲九灣長，
兩袖清風氣宇昂。
真理追求不傍彷，
創新科教立國章，
功德無碑獨懷傷。

胡耀邦（1915.11.30—1989.4.15） 湖南瀏陽人。秋收起義時參加革命，1930年任少共湘東南特委書記，成為紅軍中有名的“紅小鬼”。1933年後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書，少共中央局組織部、宣傳部部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大隊政委，中央軍委總政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代主任，晉察冀軍區縱隊政委，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共川北區委書記兼行署主任、軍區政委，共青團中央書記、第一書記，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中央黨校副校長，中組部部長，中紀委第三書記，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1年6月在六中全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7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辭去總書記職務，同年11月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組織與推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推動改革開放。是全國人大第一至三、五屆常委，中共第八、十一至十三屆中央委員。

 

“時刻準備著”

胡耀邦在1933年被調到瑞金中央蘇區團中央兒童局後，負責主編的兒童刊物，應算是蘇區少共的機關報。此時，紅小鬼胡耀邦年約18歲左右。哈佛燕京學社一項研究項目發現了一本當年由胡耀邦負責的刊物《時刻準備著》，裏麵有由胡耀邦親自畫的漫畫。

在《時刻準備著》其中的一頁圖畫，上可見“耀邦”署名，可見這是由胡耀邦本人親自製作的。該圖中間文字周圍全是可愛的漫畫，估計是從當時流行的兒童刊物中描繪兒來的。最下可見少共的口號──“時刻準備著”。



國民黨也像一隻狗

另一幅諷刺漫畫，可見一首小詩：“狗兒汪汪叫／見了主人跳兩跳／國民黨也像一隻狗／見了帝國主義就把尾巴搖一搖。”小詩後，可見“耀邦”的署名。

據1938年奔中共根據地延安，曾任人民日報美術組組長的著名中國漫畫家華君武在自己的自傳《漫畫一生》指出，華君武在1946年到1949年於哈爾濱《東北日報》工作時期，經長畫漫畫《磨好刀再殺》諷刺當時是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華君武筆下的“蔣委員長”，太陽穴上貼著流氓常常貼著的黑方塊頭痛膏藥，以此諷刺蔣介石在曆史上跟青幫流氓的關係。 國民黨當時在哈爾濱的一個特務組織裏有一份對中共黨政機關領導人員暗殺的黑名單，華君武榜上有名，罪名是“侮辱領袖”。


胡耀邦:活在人心便永生

2005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26個年頭，在這個中央領導特別強調的改革年裏，我們迎來了對改革開放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胡耀邦同誌誕辰90周年紀念日。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回顧胡耀邦在中國改革開放曆程中的作用、地位和影響，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對此進行全麵論述，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可以完成的，也是筆者力所未逮的。因此，我們隻選取了幾個側麵，來做一個概要的回顧。
平反冤假錯案，理順社會關係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不約而同地率先提出：要真正中興我們的黨和國家，必須首先解決的大問題，就是狠抓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調動中華民族所有成員奔向“四化”的熱情與激情。在鄧小平等人的領導下，胡耀邦主持和大力推動了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這個工作，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居功甚偉。在當日寸，如果不躍過這一步，改革開放就無從談起。
胡耀邦1978年出任中組部部長後，就以超人的膽識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力昭雪過去如山的冤案。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平反冤假錯案困難重重，是一場嚴重的短兵相接的搏鬥，但他抱著“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決心，義無反顧地開展平反工作。
這些工作包括：
(1)老幹部的平反。老幹部都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和社會精英，但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卻屢受摧殘。“文革十年浩劫”中，國家幹部僅被立案審查的，就占當時幹部總數的17．5％，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副省長以上被審查的，更高達75％。其中很多人雖然沒有被正式立案審查，但也或長或短地被批鬥，幾乎很少幸免。不抓好老幹部的平反工作，改革開放的啟動就沒有領導和骨幹力量。因此，胡耀邦迎著困難上，大力平反冤假錯案，這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一一劉少奇冤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這牽涉到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及實踐，需要巨大的膽識、勇氣與毅力。胡耀邦等人的努力，恢複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使黨的組織部門又成了“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凝聚了黨心人心，振奮了士氣，重樹了正氣。
(2)“右派分子”的平反。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中，許多被錯打成“右派分子”的同誌，部是學有所成、在各個領域有所建樹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不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財富，更是全社會的財富。當時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達552877人，超過1957年國家幹部總數的5％，此外還有非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原屬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人士等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及數以萬計的未正式戴“帽子”的“右派”。由於許多人被劃“右派”後還波及到他們的家人和親友，涉及麵就更廣了，不平反這樣的冤假錯案，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就根本無從談起。
(3)“地、富、反、右、壞”的平反。由於受到“極左”思想的幹擾，過去曾經人為錯誤地把一些人劃分為“地、富、反、右、壞”分子。他們也是政治運動中的受害者，而且人數眾多，牽涉麵廣，對他們冤假錯案的平反，更是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胡耀邦主持下，開始推翻幾十年來的一切冤案，使千百萬含冤負屈的人重見天日，恢複工作，恢複了正常人的生活。其功德之廣，無可量及!
(4)曆次運動的受害者。經過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特別是經過長達十年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等曆次政治運動，一大批人在這些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在這些受害者當中不乏為了黨的事業堅持真理或敢於發表真知灼見而受到迫害的人。胡耀邦衝破重重阻力，為曆次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受害者平反昭雪，比較突出的包括：被“四人幫”殘酷迫害致死的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張誌新，江西的女知青李九蓮等。更為令人拍案驚奇的是，民間傳抄小說《第二次握手》一書的作者張揚被“四人幫”判處死刑後，在胡耀邦的多次過問下竟然“起死回生”。
1978年後的短短三年中，依靠老一輩革命家的領導和全黨全民的支持，在胡耀邦的組織指揮下，全國已平反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解救了許多國家和社會的精英，為此後的改革開放事業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使社會重新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更重要的是，平反冤假錯案，社會正氣得到伸張，被搞散了的人心重新凝聚起來，為改革開放的全麵展開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環境，為中國改革開放全麵啟動奠定了最厚實的基礎。
當然，平反冤假錯案並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態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關於冤假錯案平反工作，胡耀邦曾斬釘截鐵地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20多年後的今天，重溫這番話，仍讓人感到振聾發聵、擲地有聲!
大力倡導思想解放，為改革開放掃清道路
人的觀念更新和思想解放，往往成為社會曆史進程是否得以深化的關鍵所在，尤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觀念的超前與思想的活躍，還可能成為直接引發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這也是我們常常說的“精神變物質”。胡耀邦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和領導下開展起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突破思想禁區，更新觀念，為改革開放清除障礙上，有著巨大的貢獻。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葉劍英、華國鋒和中共中央寫信，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工作。這個“準確完整”的提法，就是針對“兩個凡是”的。
當時以副校長職務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首先響應鄧小平的提法。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辦的《理論動態》，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強調要“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指出對毛澤東思想搞片言隻語不是分清是非的標準，辨別真理與謬誤，隻能求助於實踐標準。如《理論動態》第9期(1977年8月25日)刊登的《理論工作必須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文，就批評了“對待是非，不是以客觀實際為準”的傾向。第31期(1977年12月25日)發表的《文風和認識路線》一文，就明確提出了“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實踐”。這些文章都是經過胡耀邦審閱定稿的。1 978年春天，胡耀邦更大膽地組織了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準備發起一場打破“兩個凡是”、重新確立正確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1978年5月10日，經過反複修改和胡耀邦兩次審閱過的重頭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理論動態》第60期上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署名是本報特約評論員。這意味著，胡耀邦要對這篇文章承擔全部政治責任。這在當時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的。這篇文章受到一些大人物的嚴厲指責。在隨後的日子裏，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對新聞界特別是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壓力，他們批評特約評論員，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
在沉重的壓力麵前，胡耀邦沒有退縮。因為他認定：如果讓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想法和做法繼續照樣執行，一切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讓全國人心渙散、相互戒備、相互鬥來鬥去，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主義的現代化部談不上。因此，凡是不願意亡
黨亡國的同誌，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錯誤思潮作鬥爭。在這關鍵時刻，胡耀邦又得到了鄧小平旗幟鮮明的大力支持。1978年5月起，鄧小平多次發表談話，鮮明地支持實踐觀點，批評“兩個凡是”。1978年7月22日，鄧小平和胡耀邦談話，表揚《理論動態》是個好班子，明確講，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
在鄧小平和羅瑞卿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積極推進這個討論。指導《理論動態》繼續組織撰寫發表了多篇論述實踐標準、批判“兩個凡是”的文章。此後，隨著各地黨政軍領導幹部紛紛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熱烈的大討論，統治中國多年的“左”傾理論慢慢開始崩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作了高度評價，指出這場大討論對於促進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標誌著這場討論已經取得了勝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耀邦作為中宣部長，把深入開展這個討論作為一項重要任務。1979年他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進一步分清了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的是非，有力地推進思想解放。他繼續指導理論動態組撰寫文章，推進討論深入發展。他具體指導某些討論開展不起來的省市，打開了局麵。
秉性剛直，行動果敢，不遺餘力的改革先鋒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決定從1979年起把全黨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中國曆史上又一滄桑巨變的開端。在這個現在被史家稱為鄧小平時代的崢嶸歲月裏，胡耀邦在相當長時期內是鄧小平落實改革開放政策的左右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胡耀邦殫精竭慮、創造性地推進改革開放大業，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可說是勇往直前而又成績卓著的改革開放先鋒。
在農村改革問題上，胡耀邦是繼鄧小平之後，較早旗幟鮮明地支持安徽、四川等地農民自發創造的“大包幹”的中央領導人之一。他在1979年12月4日主持召開的全國地、縣宣傳工作座談會上，做了長篇講話，闡明宣傳工作如何適應重點轉移、經濟建設問題，這個講話比較係統地反映了胡耀邦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深刻觀察和認識，反映了他對經濟體製改革、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許多非常精辟的見解。
在城市改革中，胡耀邦也是繼鄧小平之後，最早主張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正名的領導人之一。改革初期，有不少人對商品經濟在觀念上還抱有抵觸情緒。當時，不少人認為私人長途販運商品是典型的“投機倒把”，主張堅決取締，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則明確表態反對取締，風趣地說：“什麽投機倒把？他們是二郎神。”薛暮橋等經濟學家最先提出了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隻能是商品經濟的觀點，提出了要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與發展商品經濟的建議。在薛暮橋為此受到批評甚至責難時，胡耀邦率先站出來讚同薛暮橋的見解，許多領導同誌隨後也紛紛支持。這使得薛暮橋的建議成為多年以後確立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藍本。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決定》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價值規律這些大問題上，衝破了“左”的思想束縛，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個提法雖然冠以“有計劃”，但終究為“商品經濟”正了名，邁出了認識上的重大一步。胡耀邦對邁出這一步是有大貢獻的。正是他加強了起草小組，增加了林澗青、林子力、龔育之、鄭必堅等人，調整了起草班子負責人，才寫出了被鄧小平表揚為“好東西”的這個《決定》。它成為指導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而這次會議也成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曆程的一個重要轉折。
在不斷推進中國的對外開放方麵，胡耀邦也是不遺餘力。1980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相繼在我國東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興辦經濟特區，決定在廣東和福建實行特殊的開放政策。1984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大連、天津、廣州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先後批準興建大連、秦皇島、寧波、青島、煙台、湛江、廣州、天津、南通、連雲港、福州等11個經濟技術開發區。此後，除了繼續增加建立經濟技術開發區之外，保稅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旅遊度假區、綜合開發區等相繼設立。胡耀邦對此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和支持。他提出的“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成了特區從事改革試驗和創造性工作的指導思想。
在推動對外開放上，改革開放初期，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帶頭穿西服，值得特別一提。在今天看來，當年那股由他領頭興起的“西服熱”，不僅衝擊了國人傳統的封閉觀念，更值得重視的是顯示出的大國國民的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