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耀邦 by 胡啟立

我心中的耀邦 胡啟立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淺，都要受到社會或他人的影響。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曆程中，如果有人問我，什麽人對你的影響最大、最深刻？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耀邦同誌！在我一生的許多關鍵時刻，耀邦同誌用他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地為我指明了做人、處世的原則和道理，支持和幫助我走過人生坎坷之路。 　 團中央整個機關就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毫無等級觀念和衙門習氣，是最沒有官氣、民主和諧的一個機關 　 我和耀邦同誌相識於上個世紀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國學生聯合會第十六屆代表大會召開，當時耀邦同誌已經是團中央書記，而我隻不過是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就在那次會議上，我被選為全國學聯主席，並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見。聽到這個消息，我又激動又緊張，見到毛主席時該說些什麽話？毛主席如果問我什麽問題該怎麽回答？哪些事該向毛主席匯報？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也許體諒到我當時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時候，耀邦同誌找我來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緊張情緒，說毛主席是人民領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關心愛護青年人，完全用不著緊張，隨後又對我進行了具體細致的輔導和幫助。他啟發我說，毛主席可能會問你們討論了什麽問題，同學們有些什麽意見和要求。我說，那問題就多了，不知道該反映哪一條好。耀邦同誌耐心地聽取了我的敘述，不厭其煩地幫我歸納出幾個問題：要加強形勢的學習和教育，要增強社會實踐，要有應對困難的思想準備等。然後又教導我說，你是學生代表，要從學生的要求角度提出問題，不能從團幹部角度提問題。於是我又把同學們的意見歸納為想聽形勢報告，但一些領導同誌請不來；想參觀工廠，但因為各種原因不讓去；畢業後走入社會，遇到困難容易悲觀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裏，我按耀邦同誌幫我思考歸納的幾個問題，一一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聽了後很高興。針對青年對困難思想準備不足，遇到困難會悲觀失望的問題，毛主席專門講了一大段青年人應該如何對待困難的話。毛主席說：“整個社會的前途是越來越光明，不是越來越黑暗，但是也不會像探照燈那樣，筆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戰爭時期有戰爭時期的困難，和平時期有和平時期的困難，和平時期的困難不一定比戰爭時期的困難小，甚至會更大。老一輩人死了，困難就是青年人的了，當然，那時候你們的條件會更好些……” 　 毛主席的話，當時我聽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戰爭時期鬥爭真刀真槍，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該有很多艱難，和平時期也會有困難，但怎麽會比戰爭時期困難更大呢？半個世紀過去，經曆了反右運動、廬山會議、“文革”動亂等曆次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經曆了革命鬥爭的曲折複雜和人世的興衰榮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這段話的分量。 　 回頭想一想，如果不是當時耀邦同誌啟發我提出這個問題，也就聽不到毛主席對於這一問題的深刻論述。耀邦同誌手把手地幫助我通過了這場考試，這是我離開學校步入社會後上的第一堂課。 　 第二年，我被調到團中央聯絡部當一名普通幹部。一進團中央機關大院，我就發現這裏跟別的機關不一樣。機關的同誌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論資格深淺，對所有的團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人，包括耀邦同誌在內，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銜，絕沒有某某書記、某某部長的稱呼。在工作上，上下級之間，部門之間，同誌之間，也是相互幫助，相互支持，團結協作，親密無間。整個機關就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毫無等級觀念和衙門習氣，是最沒有官氣、民主和諧的一個機關。和很多同誌一樣，我從一認識他就稱他耀邦同誌，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後來當了總書記，我還是稱他耀邦同誌，一直這麽叫了幾十年。這個稱呼，在我們是飽含著信任、親切和尊重，而他也很樂意同誌們這麽稱呼他，絲毫沒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誌在團中央積極倡導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在共青團九屆三次會議上，我被破格選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和平建設時期，以我當時的年齡、資曆和水平，走到這樣重要的領導崗位，無論在團中央機關、團係統內部還是社會上，震動都不小，讚揚、鼓勵的話也很多。 　 就在這時，耀邦同誌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談話。他說，啟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幹部，這是黨組織的培養教育，是廣大團員、青年對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業的需要。這副擔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來。可是，你要懂得，職位的提拔不會對你的知識、品德、修養、本領有任何的改變，這一切都需要你通過刻苦學習、艱苦實踐才能得到。職位的改變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裝，明天穿襯衫，衣服變了，衣服裏的人絲毫沒變，你還是你，還是昨天那個啟立。職務、榮譽、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隨時可以改變，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識、道德、本領不會自然改變。你當了候補書記，可要謙虛謹慎，努力學習，好自為之啊！ 　 他的這些話，讓我服了一服清涼劑，使我懂得了對待名譽地位的正確態度，進一步確立了作為革命者的榮辱觀，使我在走上領導崗位後，保持了清醒頭腦，正確處理了個人與組織、個人與群眾、個人與事業的關係，始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沒把當時的提拔看得多麽重，也懂得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名利、地位都不過是身外之物。有了這個人生態度，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關進牛棚，遭受殘酷鬥爭時，個人也沒有多麽絕望和悲哀。由於黨多年的教育，特別是耀邦同誌的諄諄教誨，支持我度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歲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來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擊。 　 耀邦同誌經常提醒我：要騰出主要精力來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於事務，一定要學會從事務堆中跳出來 　 “四人幫”被粉碎後，耀邦同誌先後在中央黨校、中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個單位，他都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勇於創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他頂住極大壓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大批老幹部；為了衝破“兩個凡是”，端正黨的思想路線，他率先組織和推進“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的大討論。可以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在撥亂反正、推倒“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實現全黨戰略大轉移等許多重大問題上，耀邦同誌的功績和貢獻是全黨同誌所公認的，是不可磨滅的。也正是因為他傑出的工作和成績，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耀邦同誌當選為黨的主席，1982年8月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為黨的總書記。 　 我於1982年4月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任主任，並在十二大後進入中央書記處工作。從那時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誌離開黨的總書記工作崗位的這四年多的時間裏，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親身感受和見證了耀邦同誌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到了書記處後，我感到從來沒有在這麽高的工作崗位上工作過，每天麵對千頭萬緒的工作，兢兢業業，如履薄冰，晝夜難安，但究竟該如何工作，我心中無底。耀邦同誌除了指點、幫助我幹好書記處交代的工作外，經常提醒我：要騰出主要精力來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於事務，一定要學會從事務堆中跳出來。他說，什麽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中央已經決定了的方針政策，怎麽落實？要思考、研究；執行當中還有什麽障礙？要想辦法克服、排除；同時，還要考慮在貫徹落實中央決策的過程中會出現什麽新情況、新問題，如何應對，這些都是大事情。同時，還要考慮我們下一步該幹些什麽，每年我們中央總要辦成幾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個是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同時要抓黨風，糾正不正之風，抓大案要案。這也是小平同誌反複強調的。 　 現在回想，耀邦同誌對我的這些教誨，他都率先做到了。身為總書記，耀邦同誌每天日理萬機，可他始終牢牢抓住“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新局麵”這個主題，牢牢抓住改革開放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誌的設計，精心規劃，精心部署，精心實施，一步一個腳印地把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紮紮實實地向前推進。 　 他集中精力，抓了幾件事關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從農村經濟體製改革抓起。應該說，耀邦同誌對中國的農業、農民問題一直高度關注。每年都要到農村去調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發一個一號文件，連發五年，專門解決農業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開始搞聯產承包責任製，效果挺好，受到了農民的歡迎。但有人批評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針對這種指責，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這個文件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製……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不管采取什麽形式，隻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動。”給農民吃了“定心丸”，一時間，實行其他工分製的生產隊，也紛紛改為包產到組、到戶，到這一年11月，全國實行“雙包”的占78．8％。 　 中央連續五個一號文件依次解決了農村管理上從原來單純依靠行政命令轉變為市場調節，農民生產什麽，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據市場需要。農民有了自主權，就有了積極性，開始了多種經營，產業結構也逐步調整了；然後逐步給農村經濟鬆綁，一步步放開了統購統銷，搞活並發展流通領域。今天看來，這些措施和規定似乎都算不得什麽，可在當時的背景下，每出台一個文件都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和分歧。記得就農民長途販運問題，耀邦同誌的意見是：認為農民搞長途販運就是搞資本主義的舊觀念必須打破，農民不離開土地和家門，生產的東西到哪裏去賣？所以需要小商小販，他們收購農民的產品然後賣到城裏，有人把他們叫投機倒把分子、二道販子。什麽二道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溝通城鄉、搞活經濟的“二郎神”。農民離開了他們就無法發展商品生產。那幾年，每當一號文件頒發，全國農民就奔走相告，歡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農村改革經過這四年全麵鋪開，農村經濟搞活了，農村走上了從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轉向麵向市場商品經濟的道路，農民逐步富裕起來，城市的供應大大改善，全國人民看到了繁榮昌盛的希望，極大地調動了改革開放的熱情。 　 在農村改革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耀邦同誌敏銳地感到以城市為主的經濟體製改革如果不及時跟進，中國的改革是無法持續下去的，全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不可能取得最後成功。所以他在對農村改革做出部署後緊接著就著手抓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製改革。按照他的意思，萬裏同誌和我專門到天津進行了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調研。萬裏同誌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為把“死、懶、窮”變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當時企業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得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管得死死的，這樣就形成了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的局麵，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不能獎勤罰懶，就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甚至使人變懶，懶就必然導致窮；改革就是要把死的變活，企業生產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縛，逐步給企業放權，幹多幹少不一樣了，人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就主動爭取多幹，這樣人就變勤了，勤了就會致富。耀邦同誌十分讚成這個思路，他說，農村改革的核心是給農民自主權，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給企業自主權；農民和企業有了自主權，就必然打破長期形成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僵化模式，給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勃勃生機。 　 圍繞城市經濟改革，耀邦同誌親自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經常與經濟學家、企業負責人和省市領導同誌一起商討研究。按照小平同誌指示，他和國務院領導同誌齊心協力、幾經周折，終於在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 　 農村、城市改革先後鋪開後，耀邦痛感教育事業發展的滯後和人才的缺乏，讓我組織力量，與教育部門一道著手研究教育體製改革問題。他認為，農村和城市的改革為我國兩個文明建設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今後事業成敗的關鍵在於人才。而要解決人才問題，必須從改革教育體製入手，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把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擺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強基礎教育和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加快培養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要改革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導下，我和教育部門的同誌到幾個省進行了比較全麵的調查研究，進一步明確了教育體製改革的目標、任務和指導思想。1985年5月，教育體製改革方案終於形成，經過各級黨委政府以及廣大教育工作者認真討論，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誌讚同後，以中共中央決定的形式發布執行。 　 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為執政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眾對黨風中的某些不正之處反響強烈。耀邦清醒地意識到抓好黨的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為了實現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個根本好轉（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黨風的根本好轉）中後兩個根本好轉，在小平的關心和指導下，耀邦不失時機地親自主持抓黨風建設，並於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 　 在積極推進經濟體製、科技體製、教育體製改革的同時，耀邦同誌又在思考、醞釀一個新的重大問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問題。他認為，現在需要搞一個行動綱領，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指導思想、根本任務、關鍵環節等都要作出明確的闡述，具體地說，就是要製定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和經濟體製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製整體推進、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為此，他做了大量調查研究，開了一係列專題會議，光書記處就召開過多次會議。文件曆經多半年的時間，反複推敲，反複修改，直到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所有這些大事，耀邦同誌都親力親為。從中我也深切領會到耀邦同誌在“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中所謂“全麵”、“開創”的實際內容和深遠意義。這裏，我想要強調的是，對待中國的改革開放，耀邦同誌是完全自覺的，是積極主動的。小平同誌提出的每一項改革主張，耀邦同誌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貫注，全力推進。如何對待特區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 　 特區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耀邦同誌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後就提出：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展得好，就搞特區。他的這番話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有些一時思想不通的人說，特區就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典型，認為在特區社會主義已經變了性質，痛哭流涕，力陳不可。有的同誌甚至當麵指責耀邦同誌說，你搞的特區實際是“租界”。耀邦同誌麵臨種種責難，不為所動，他回答說，舊社會的租界，主權是人家的，而我們開始搞個窗口，現在搞個特區，主權都在我們手裏。我們搞試點，好就搞下去，不好還可以收，這和舊社會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圍繞特區姓“社”姓“資”問題，爭論一直沒停。從耀邦發表意見後，無論廣東、深圳出了任何一點問題，就有人說三道四，向耀邦同誌發難。耀邦同誌在小平同誌支持下，堅決頂住，盡全力支持和保護特區的健康發展。當時，耀邦同誌保護特區、保護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的，稍有點私心雜念，就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大局受挫。 　 當然，開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是全黨同誌共同努力的結果，特別是小平同誌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團結和凝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潮流和態勢；但作為總書記的耀邦同誌在小平同誌領導下，披荊斬棘，衝鋒陷陣，為我國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的曆史性貢獻，功不可沒。 　 耀邦同誌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淩人，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淩駕於黨組織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後，耀邦同誌給我的一個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識，民主作風。身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始終把自己看作中央集體的一員，胸懷博大，光明磊落，謙虛謹慎，從善如流，時時、處處、事事注意傾聽黨內黨外的不同意見，自覺執行黨的民主集中製。 　 十一屆六中全會，耀邦同誌當選為黨中央主席之後，發表了一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講到他自己，他說，我個人職務的提升，並不意味著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胡耀邦。這個意思，他當年對我講過，其實，他對自己也是這麽認識，可見他政治上的冷靜和清醒。有幾位老同誌聽了他這段話，高興地說，就憑這個話，看來這個人我們選對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耀邦同誌這一番話，絕不是做做政治姿態，而是作為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準則。他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淩人，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淩駕於黨組織之上。 　 耀邦同誌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清醒和自覺，除了他個人的曆練、修養，還與他對我們黨在曆史上的經驗教訓的深刻認識直接相關。他常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聽不進不同意見，搞個人崇拜，使黨內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現了家長製，導致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幫”興風作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黨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使我們黨的事業蒙受了重大損失，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耀邦同誌深刻地總結了這個曆史經驗，念念不忘這個曆史教訓。他時刻告誡自己、也告誡別人，再也不能搞過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製，要能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要把黨內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對我說：我們黨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運動，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要重蹈曆史的覆轍，重犯曆史的錯誤。 　 我清楚地記得，我當了中辦主任後去拜訪老領導，有一次見了葉劍英元帥，葉帥問我，你們民主集中製怎麽樣？我說，耀邦同誌非常民主，他允許人發表不同意見，大家都能暢所欲言，重大問題都要反複討論，最後集體決策。葉帥說，那很好。你讀過《出師表》嗎？其中有一段話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民主集中製非常重要，它是我們黨付出鮮血的代價得來的教訓，每當我們能堅持民主集中製的時候，我們的黨就興旺發達，每當我們的黨不能堅持民主集中製的時候，我們的黨就會遇到挫折、失敗，甚至付出血的代價！我覺得葉帥和耀邦同誌在黨內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則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體現耀邦同誌博大胸懷和自覺執行民主集中製。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完善農村生產責任製問題。耀邦同誌講話以後，很多省市委書記都表態讚成，但當場有位省委書記明確表示持有異議，他在講了一大堆理由後明顯帶有情緒地說：“我們那裏情況特殊，不能搞聯產承包責任製！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這位省委書記發言之後，會議氣氛顯得有點緊張。盡管耀邦同誌當時非常急切地要推動農村改革，也滿心希望在黨內高層能形成共識，但當他耐心聽完那位省委書記的意見之後，平靜地說：各位如果對聯產承包責任製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許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誌也可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嘛，讓實踐來證明哪個辦法好，你們看這樣行不行？耀邦同誌的一席話，讓整個會議氣氛輕鬆下來。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暢。久違了的黨內民主終於又回來了。會議過後沒多長時間，這位省委書記通過學習和實踐，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在本省農村積極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 　 類似這樣的事情還很多。耀邦同誌允許大家發表不同意見，有時是有意識地啟發和鼓勵大家發表不同意見，甚至允許身邊的普通工作人員和他辯論。他明確講過，在一個領導班子裏，沒有一點不同的聲音，是不正常的。鑒於曆史上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的違背民主原則，壓製不同意見，甚至因發表不同意見而罹禍的經驗教訓，耀邦同誌鮮明地提出對持不同意見的同誌要堅決執行“四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裝袋子（不進檔案）。從來沒發生過，至少是我沒聽說過，因為某個幹部向耀邦同誌提了意見，他就發脾氣或者打擊報複將其調離崗位的事情。他允許別人有不同意見、有保留意見，甚至允許別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問題上，在原則問題上，他從不讓步，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同時又堅持民主集中製。耀邦同誌擔任總書記期間，書記處的重大問題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 　 據我的觀察和感悟，耀邦同誌作為總書記，他不僅是把民主意識、民主作風視作政治家個人必備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品質，而且一直在思考，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新的曆史時期應該為誰執政和如何執政的問題。耀邦同誌曾經說，我們要在複雜的環境中增強治國安邦的本領，要運用民主法製的辦法解決各種複雜的社會矛盾。耀邦同誌實際上是提出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執政黨要如何正確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問題，如何處理新時期改革中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格局調整的問題。他曆來主張是非要分清，原則要堅持，但不讚成動不動就上綱上線，用過去搞階級鬥爭、搞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而要堅持走民主法製之路。尤其是思想領域裏的問題，要按思想認識的規律，要講道理，讓人說話，以理服人。 　 耀邦同誌經常給我們講，艱苦奮鬥包括三個層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體力行，在這三個方麵都給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廢寢忘食，生活上自奉簡樸，作風上艱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潔自律，始終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誌的又一鮮明特征。 　 耀邦同誌經常給我們講，艱苦奮鬥包括三個層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體力行，在這三個方麵都給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耀邦同誌幹工作幾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地投入，說他是夜以繼日一點都不誇張。耀邦同誌為了黨的事業，幾乎犧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邊上，但他隻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頓飯，其餘時間除了出訪、出差，吃住都在辦公地點勤政殿。耀邦同誌在當總書記的那幾年，勤政殿夜夜燈火通明，他經常加班加點批閱文件到深夜。中辦的很多工作人員都知道，耀邦同誌辦公室的燈是熄得最晚的。 　 考慮到他也是七十歲的人了，我們勸他注意休息，他說：為人民辦事情，耽誤一分鍾都是罪過。確實，我們送耀邦同誌的報告、文件、請示等，他從不積壓拖拉，總是很快就批示下來，生怕誤事。 　 工作上雷厲風行、緊張有序是耀邦同誌一貫的作風。1984年1月，耀邦同誌到貴州安順考察，吃完晚飯，時間已經比較晚了。耀邦同誌堅持連夜趕往廣西百色。因為路況不好，又有大霧，省裏陪同的領導同誌和身邊工作人員都主張第二天天明再出發，他堅持不肯。夜間12點鍾，車到望漠，實在走不了了，隻好找地方住下來。望漠那個地方很窮，身邊同誌到當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鋪，隻有縣委書記辦公室有幾個單人床。於是，他就在縣委書記辦公室裏睡了幾個小時，工作人員便在會議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著趕路。中午到了廣西一個小鎮，他看到街上很熱鬧，賣東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邊小攤賣貴州米線，三毛錢一碗。耀邦就說，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飯吧。說完他就坐在條凳上，點了一大碗貴州米線。吃完飯，老百姓才發覺，原來是胡耀邦總書記，於是呼拉拉圍了過來熱烈鼓掌，耀邦同誌站起來，恭恭敬敬給大家鞠了個躬，上車就走了。 　 還有一次，耀邦同誌要上西沙，有些同誌出於安全考慮，不讚成他去，勸他說耀邦同誌不要去了，那地方連水都是從大陸運去的，你去了會給人家增加麻煩。耀邦同誌說：我去不是為了吃他們的東西。我覺得我們高級幹部，不能老在發達地區、中心城區轉來轉去，我們國家的邊邊沿沿，貧困地區，這些地方有機會都要去看一下。耀邦同誌帶了個頭，從那以後，中央形成傳統，每逢過年過節就要到老少邊窮、經濟落後或遭遇災害、群眾還比較困難的地方去慰問，體驗和了解民情。 　 1985年4月，我隨耀邦同誌一起出訪南太平洋諸國，12天跑了5個國家，外事活動全都安排得滿滿的，會談接著會談，公報接著公報，忙得無暇他顧。回來後，跟著我們出訪的工作人員打趣地說，我們跟著總書記去了一趟澳大利亞，連袋鼠是什麽樣兒都沒看見就回來了。 　 當了總書記，怎麽把黨的事情辦好，把國家建設好，讓人民群眾生活得好，耀邦同誌真叫殫精竭慮。他吃飯在想，散步在想，火車上在想，飛機上在想，腦子一刻不停。耀邦同誌非常注重在基層調查研究，一有機會就往工廠、農村跑，到群眾中了解真實情況，體察群眾的疾苦，摸清群眾的情緒，傾聽群眾的呼聲。在他當總書記四年時間裏，足跡遍及海疆邊陲，民族村寨，貧困地區，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每到一個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閱讀有關材料，查地方誌，讀曆史書，把這個地方的情況、特點、優勢搞清楚；到了地方，又敞開心扉，與當地幹部群眾交換意見，共商發展大計。 　 耀邦同誌為了能與群眾直接交流，聽到群眾的真實聲音，曆來都主張輕車簡從，他特別反對出行時前呼後擁，戒備森嚴，搞成浩浩蕩蕩的車隊。為此，他不知對身邊工作人員發了多少脾氣：你們幹嘛要把我搞成這個樣子呢？這是給我幫倒忙嘛！你們知不知道，讓我脫離群眾那才是真正的危險！為了避免這種狀況，耀邦同誌率先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裏有時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不去了，臨時決定去某個沒有準備的鄉鎮村寨考察。他還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要設法努力了解基層的真實情況。 　 耀邦同誌對自己要求一向非常嚴格，從來沒有用自己的權力地位為家族和個人謀取過任何的利益。耀邦同誌的哥哥一直在農村當農民，生活比較困難，有一次到北京來找他，希望幫助給找個工作。耀邦同誌對他說，我們全國有8億多農民，如果每個家庭有一個人能出來工作、掙工資，就不錯了。我們家我已經出來了，如果你還要出來，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麽辦？勸服了哥哥後，他從自己工資裏給了哥哥200元錢，他哥哥回家還是繼續當農民，直至去世。耀邦同誌還有一個侄子，省裏給安排當了幹部。耀邦同誌知道了，專門給省裏打電話：你們不能這麽做，不能因為我是總書記就給他安排，要靠他自己奮鬥。結果硬是又給退了回去。 　 耀邦同誌一向反對領導幹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飯嚴格按照規定標準，非常簡樸。記得有次開會，耀邦同誌站起來激動地說，這次我到省裏去，他們給我上熊掌，怎麽得了啊，我怎麽能吃呢！我一再說了，大吃大喝不行，咱們講個價錢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讓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麵還是不聽！後來，耀邦同誌再到下邊去，就變了個法子：剛上兩三個菜，他就抓緊吃，三下五除二，後麵的菜還沒上完，他已經吃飽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員當然也跟著走，宴會不結束也得結束了。平時，有些地方的幹部和群眾給耀邦同誌送來土特產品，他總是轉交給托兒所或大食堂。 　 耀邦同誌家住的是一個舊式四合院。他住進去前，負責後勤的同誌幾次提出要給他翻蓋個二層樓，都被他拒絕，最後隻是簡單地裝修了一下。耀邦同誌在那個舊房子住著直到逝世。 　 古話說，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貪汙腐敗，我們是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 　 耀邦同誌心底無私、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處世的典範。 　 耀邦同誌一直有一個強烈的信念：做一個徹底的曆史唯物主義者。耀邦同誌十幾歲就參加革命，經曆過殘酷的戰爭年代的考驗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個人也遭遇過種種磨難和不幸，但這並沒有使他變得圓滑、世故，相反，他對黨、對組織、對同誌，始終保持著一顆純真的童心。對幹部，他主張桌上桌下一本賬，有什麽意見當麵說，不搞當麵一套背後一套。他待人處世從不搞陰謀詭計，從不搞權術，從不算計別人，他以己度人，也從無防人之心。有一次，當我向他反映一些不利於他的傳言，他說，我為黨、為人民工作，問心無愧，“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隻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別人說三道四怕什麽？你不要聽，也不要怕這些東西。 　 耀邦同誌任人惟賢、光明正大，對搞小圈圈、拉幫結派一類行為深惡痛絕。記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長期間，接到中央調令，讓我到中辦工作。我當時正在抓拆除地震棚和引灤入津幾件直接關乎市民生活的大事，還來不及交接。就在這個時候，又接到習仲勳同誌的電話。仲勳同誌催促說，啟立你怎麽還不來啊？小平同誌點名調你，你馬上到中央來報到。接到電話我未敢遲疑，立即到中辦報到履職。到中辦工作一段時間之後，為了加強調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調一些幹部到中辦工作。為此，我去向耀邦同誌請示。耀邦同誌同意，但他特別叮囑我說，選幹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選賢任能，眼界要開闊，不能隻從自己熟悉的圈子裏選。 　 按照耀邦同誌的交代，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讓各省市黨委推薦，然後從中挑選一部分年輕優秀的幹部借調來中辦工作。就這樣，先後從各省、市、自治區借調了幾十名同誌輪流來中辦幫助工作。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既加強了中辦的幹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聯係，還培養鍛煉了一批幹部。那些在中辦工作過的同誌，回去後不少人成了當地黨政部門的骨幹，有的還提拔到了重要的領導崗位上。這件事，生動地說明耀邦同誌在幹部問題上胸懷廣闊，堅持原則，公心可鑒，從來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同誌的純真還體現在心口一致，表裏一致，言行一致，從來沒有口是心非、表裏不一的時候。他要求別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誌之所以始終保持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作風，是由於他心中始終裝著廣大人民群眾。可以說，他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始終是相通的。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的擴大，黨內有些同誌經不住考驗，出現了一些以權謀私、貪汙受賄等消極腐敗的現象，個別領導幹部甚至還包括中高級幹部搞權錢交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也引起了人民群眾的不滿。對此，耀邦同誌憂心如焚。那一個時期，他在各種場合反複講，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敗就要從中央抓起，從自己身邊抓起，從高幹和高幹子弟抓起。他認為中央機關應當做全國人民的表率。他親自布置，親自主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黨政軍8000人大會，號召全黨同誌珍惜黨的生命線，顯示中央在懲治貪汙腐敗問題上動真格的堅強決心。 　 記得就在8000人大會過後不久，一次同耀邦同誌在中南海邊上散步，耀邦同誌問我，8000人大會以後，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反腐敗鬥爭進行得怎麽樣了？我說，這方麵還是有一定的進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較好。耀邦同誌說，貪汙腐敗、以權謀私能否製止，是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抓這件事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因為這對黨的事業是絕對重要的。古話說，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貪汙腐敗，我們是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有困難，要堅持，要辦案，要從中央抓起，要嚴格，要有監督檢查製度，要讓人民有權利。我們要做到光明正大，鐵麵無私。當然，要精心細致，防止在實際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偏差，但是，我們決不後退，決不手軟，當然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同誌說到這裏，情緒有些激動，走了幾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來，轉過頭神色凝重地對我說：“啟立你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決不可以魚肉人民啊！”這句話，如千鈞重錘，字字震撼我的心靈。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這句話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這句話，仍然感到振聾發聵，如同驚雷從心頭響過…… 　 耀邦同誌1989年4月15日離開了我們。黨中央在悼詞中評價耀邦同誌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跟隨耀邦同誌多年，有長時間的親身經曆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誌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赤膽忠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一個滿懷革命理想並為這一崇高理想獻出一切的人。同時，耀邦同誌又是我的導師，我的兄長，我最親近的朋友。 　 一個人，後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遠懷念耀邦同誌，他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