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正文
近代中日統治者改革觀念的差異——評李鴻章與森有禮的一場辯論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日兩國統治集團都進行了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近代化改革運動，即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但是這兩個運動的成效卻相差懸殊，甲午戰爭已見分曉。其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兩國統治者對待改革開放與東西文化的不同觀念和心態，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清政府洋務派領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日本明治時代政治家森有禮的一場唇槍舌劍的辯論，對此作一番具體典型的剖析。
1876年1月24日，身為日本駐華公使的森有禮前往保定直隸總督官邸，拜訪了李鴻章。據說兩人會談了幾個小時，主要是圍繞朝鮮局勢等外交議題。但是，談話中有時也涉及改革開放及東西文化等問題，而且雙方曾展開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
據中文史料《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載，兩人見麵之後不久，李鴻章就問森有禮對東西文化的看法。森有禮回答：“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隻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係舊樣，已無用了。”作為日本“文明開化”的倡導者森有禮，認為西方文化對日本近代的發展“十分有用”，要努力學習，而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日本隻有“三分可取”，大部分已過時無用了，這兩句話反映了當時日本統治集團對東西文化的價值判斷。李鴻章接著又問森有禮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程度：“日本西學有七分否？”森有禮卻回答：“五分尚沒有。”李鴻章感到很驚訝，便追問：“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這時日本公使館的書記官鄭永寧解釋道：“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盡學會。”森有禮又進一步說明：“敝國上下俱好，隻學得現成器藝，沒有像西國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的一個人。”（《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一）299頁。）他認為光是引進和模仿西方文化與科學技術，隻能算學到一半，還必須在此基礎上自己加以創新和發展。
兩人又談到對日本明治維新學習西方進行一係列改革的看法，尤其是圍繞服裝改革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日文史料，明治時代日本學者木村匡所著的《森先生傳》一書中有這一場爭論的詳細記錄。
李鴻章首先發難：“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禮答辯道：“其原因很簡單，隻需稍加解釋，我國舊有的服製，正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製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李鴻章卻認為這是違背了祖宗的遺誌，他指責道：“衣服舊製，體現對祖宗遺誌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森有禮馬上加以反駁：“如果我國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采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傳統。”李鴻章又說：“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森有禮斷然回答：“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而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國家，隻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李鴻章堅持中國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本立場，聲稱：“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改革，隻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森有禮反唇相譏，指出清朝的服製也並非中國傳統服裝，而是1644年清軍入關後強迫漢族人接受的。他說：“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指清軍人關前），也沒有人喜歡現在這種服製。”李鴻章隻得強詞奪理辯解：“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決不是用歐俗。”森有禮則強調：“然而變革總是變革，特別是當時貴國強迫這種變革，引起貴國人民的忌嫌。”（木村匡：《森先生傳》99—102頁，金港堂，明治42年（1909）第三版。）
李鴻章與森有禮的這一場辯論，看起來似乎主要是圍繞著要不要改革服裝的問題，實際上卻表現了當時中日兩國統治者對待社會改革和東西文化，在觀念認識和心態上的重大差異。
李鴻章作為清政府洋務派官僚的首領，雖然也主張向西方學習，比起最保守的頑固派官僚貴族要開明得多，但是他對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如他在上述對話中認為“隻是軍艦、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因此李鴻章大力主張引進西方軍事、工業技術，提倡開辦工廠，修築鐵路，建設海軍等洋務活動，並讚賞日本明治維新在這方麵的成就。然而他又堅持“中學為體”，即認為封建的政治體製和儒學的倫理觀念以至法律、曆法、衣冠禮儀等“祖宗之法”，是不應該改變的。因此對於這方麵的改革抱著排斥、抵製的態度，甚至看成是非常可恥的事情。李鴻章不僅以這種觀點嚴厲批評日本的明治維新，而且斷然表示：“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這種態度除了說明洋務派企圖維護清朝封建統治和本集團既得利益外，也反映了中國儒家思想中的崇古、崇祖、重義輕利，空談義理不講實效的傳統觀念以及由於中華文化優越感而產生的妄自尊大、“華夷思想”，對改革的阻力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力。
日本明治時代的政治家對改革開放和學習西方文化的認識要深刻得多。在明治維新中，他們能夠從總體上和從物質技術到製度、觀念、習俗等全方位地學習借鑒西方，實行改革。他們對於拋棄不適應形勢的傳統文化和吸收外來文化的長處，不但覺得“毫無可恥之處”，反而以此感到驕傲。明治時代也曾一度出現過全盤仿效西方盲目追求洋化建築、舞會的“鹿鳴館現象”。但日本有見識的政治家，並不滿足於簡單的引進和膚淺的模仿，如森有禮所說的力圖結合日本本國的特點，“以自己心中想出法兒”，加以創新和發展。他們在服裝、曆法等改革問題上，也是完全從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和講求實效的價值觀念出發，“舍舊就新”，隻要是對經濟發展和近代化有利就毅然加以改革。
推動改革的深入，必須先要轉變思想觀念。一百多年前李鴻章與森有禮的這一場辯論，不是很值得我們回味和深思嗎？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日兩國統治集團都進行了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近代化改革運動，即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但是這兩個運動的成效卻相差懸殊，甲午戰爭已見分曉。其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兩國統治者對待改革開放與東西文化的不同觀念和心態，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清政府洋務派領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日本明治時代政治家森有禮的一場唇槍舌劍的辯論，對此作一番具體典型的剖析。
1876年1月24日，身為日本駐華公使的森有禮前往保定直隸總督官邸，拜訪了李鴻章。據說兩人會談了幾個小時，主要是圍繞朝鮮局勢等外交議題。但是，談話中有時也涉及改革開放及東西文化等問題，而且雙方曾展開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
據中文史料《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載，兩人見麵之後不久，李鴻章就問森有禮對東西文化的看法。森有禮回答：“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隻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係舊樣，已無用了。”作為日本“文明開化”的倡導者森有禮，認為西方文化對日本近代的發展“十分有用”，要努力學習，而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日本隻有“三分可取”，大部分已過時無用了，這兩句話反映了當時日本統治集團對東西文化的價值判斷。李鴻章接著又問森有禮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程度：“日本西學有七分否？”森有禮卻回答：“五分尚沒有。”李鴻章感到很驚訝，便追問：“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這時日本公使館的書記官鄭永寧解釋道：“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盡學會。”森有禮又進一步說明：“敝國上下俱好，隻學得現成器藝，沒有像西國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的一個人。”（《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一）299頁。）他認為光是引進和模仿西方文化與科學技術，隻能算學到一半，還必須在此基礎上自己加以創新和發展。
兩人又談到對日本明治維新學習西方進行一係列改革的看法，尤其是圍繞服裝改革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日文史料，明治時代日本學者木村匡所著的《森先生傳》一書中有這一場爭論的詳細記錄。
李鴻章首先發難：“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禮答辯道：“其原因很簡單，隻需稍加解釋，我國舊有的服製，正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製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李鴻章卻認為這是違背了祖宗的遺誌，他指責道：“衣服舊製，體現對祖宗遺誌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森有禮馬上加以反駁：“如果我國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采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傳統。”李鴻章又說：“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森有禮斷然回答：“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而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國家，隻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李鴻章堅持中國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本立場，聲稱：“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改革，隻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森有禮反唇相譏，指出清朝的服製也並非中國傳統服裝，而是1644年清軍入關後強迫漢族人接受的。他說：“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指清軍人關前），也沒有人喜歡現在這種服製。”李鴻章隻得強詞奪理辯解：“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決不是用歐俗。”森有禮則強調：“然而變革總是變革，特別是當時貴國強迫這種變革，引起貴國人民的忌嫌。”（木村匡：《森先生傳》99—102頁，金港堂，明治42年（1909）第三版。）
李鴻章與森有禮的這一場辯論，看起來似乎主要是圍繞著要不要改革服裝的問題，實際上卻表現了當時中日兩國統治者對待社會改革和東西文化，在觀念認識和心態上的重大差異。
李鴻章作為清政府洋務派官僚的首領，雖然也主張向西方學習，比起最保守的頑固派官僚貴族要開明得多，但是他對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如他在上述對話中認為“隻是軍艦、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因此李鴻章大力主張引進西方軍事、工業技術，提倡開辦工廠，修築鐵路，建設海軍等洋務活動，並讚賞日本明治維新在這方麵的成就。然而他又堅持“中學為體”，即認為封建的政治體製和儒學的倫理觀念以至法律、曆法、衣冠禮儀等“祖宗之法”，是不應該改變的。因此對於這方麵的改革抱著排斥、抵製的態度，甚至看成是非常可恥的事情。李鴻章不僅以這種觀點嚴厲批評日本的明治維新，而且斷然表示：“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這種態度除了說明洋務派企圖維護清朝封建統治和本集團既得利益外，也反映了中國儒家思想中的崇古、崇祖、重義輕利，空談義理不講實效的傳統觀念以及由於中華文化優越感而產生的妄自尊大、“華夷思想”，對改革的阻力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力。
日本明治時代的政治家對改革開放和學習西方文化的認識要深刻得多。在明治維新中，他們能夠從總體上和從物質技術到製度、觀念、習俗等全方位地學習借鑒西方，實行改革。他們對於拋棄不適應形勢的傳統文化和吸收外來文化的長處，不但覺得“毫無可恥之處”，反而以此感到驕傲。明治時代也曾一度出現過全盤仿效西方盲目追求洋化建築、舞會的“鹿鳴館現象”。但日本有見識的政治家，並不滿足於簡單的引進和膚淺的模仿，如森有禮所說的力圖結合日本本國的特點，“以自己心中想出法兒”，加以創新和發展。他們在服裝、曆法等改革問題上，也是完全從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和講求實效的價值觀念出發，“舍舊就新”，隻要是對經濟發展和近代化有利就毅然加以改革。
推動改革的深入，必須先要轉變思想觀念。一百多年前李鴻章與森有禮的這一場辯論，不是很值得我們回味和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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