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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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滅亡真相
林洛
1. 戰役篇
1.1. 薩爾滸大戰（上）
1.2. 薩爾滸大戰（下）
2. 明代製度篇
2.1. 明代兵製的變遷
2.2. 明代的廠衛機構
2.3. 明代的內閣製度
3. 大明帝王篇
3.1. 萬曆之怠工
3.2. 萬曆之斂財
3.3. 崇禎之用人
3.4. 崇禎之重征
4. 明代憂患篇
4.1. 海禁之失
4.2. 倭寇之患
4.3. 黨爭之禍
4.4. 流民之弊
5. 明代人物篇
5.1. 張居正的改革
5.2. 袁崇煥的悲劇
5.3. 吳三桂的投誠
5.4. 李自成的速勝
5.5. 李自成的速敗
5.6. 洪承疇的忠誠
5.7. 陳園園和明亡
5.8. 史可法的殉國
6. 南明篇
6.1. 南明之腐敗
6.2. 南明之軍政
6.3. 南明之滅亡
7. 大清篇
7.1. 皇太極的改革
7.2. 入關後的政策
8. 明之滅亡


1. 戰役篇
1.1. 薩爾滸大戰（上）
明朝與女真（滿族前身）的第一次大戰就是薩爾滸大戰。
我們不妨先來了解一下雙方的情況。
首先我們來看看雙方的兵力。
女真方麵，八旗兵約六萬人，當時女真全部人丁不過數十萬。
明朝方麵，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女真族的一支部落，努爾哈赤的世仇）兵二萬，朝鮮（中國的屬國）兵二萬。總兵力達二十萬左右，號稱四十七萬。並且明軍還有火器鋼炮，軍火銳利得多。
從這些數據來看，明軍是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不過，兵力、武器和戰鬥力未必是成正比的。
這裏對明軍的兵力有另外一種說法，認為明軍總兵力僅為九萬。
二十萬和九萬，差距可不小。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大的數字偏差呢？
這可能和明朝軍事製度有些關係。
明朝的軍人主要來源於“垛集軍”。“垛集軍”就是把大批人民劃為軍籍，世
世代代做炮灰。明朝號稱軍隊可以自給自足，實行的就是三國時期的軍屯那套，
士兵們戰鬥時候打戰，和平時候種田，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不花國家的錢。
但是到了明朝後期，軍屯製度遭到了嚴重破壞，主要表現為軍丁、屯地、屯
糧嚴重失額。明朝政府不得不改變策略，承認屯田民地化，擴大募兵製，向農民
加增糧餉。
可是明朝政府一向都很窮，又不習慣增加大筆的軍費開銷，加上後期幾個皇
帝如萬曆、崇禎都要搜集財物的癖好，總是想方設法克扣或者拖延軍餉，導致明
朝後期軍餉問題尤為嚴重。
在明朝後期，朝廷被迫采用募兵製為主的征兵方式，可是普遍的結果卻是民
眾一擁而上，將軍餉一搶而空，然後四處逃命。
明朝後期，明軍的戰鬥力也很成問題。
倭寇橫行時期，曾經柴家鹿一戰，倭寇僅以四十二人就殺退明軍官兵千餘人，
殺死明軍六十餘人；浙江兵備副使劉熹曾率兵五千攻擊倭寇據點，倭寇以二百餘
人迎戰，就擊潰明朝軍隊，明軍士兵未發一弓一箭便望風而逃。
到了這種地步，誰也沒想過能打勝戰。
軍官們為了行賄長官，或者是乘機撈一筆自己享用，虛報兵數從中牟利的現
象時有發生，並且愈到明朝後期就愈嚴重。
到底手下有多少士兵，恐怕軍官們自己也不太清楚了。
所以薩爾滸戰役明軍投入的總兵力究竟是多少，當時的將軍們心裏也沒數，
可能是一筆糊塗賬。
當然，不管怎麽統計，相對於女真，明軍還是占有兵力和兵器的優勢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戰鬥的地點——薩爾滸。
“薩爾滸”是滿語，漢語翻譯過來叫做“木櫥”，也就是樹木茂密意思，位
置在今天的撫順市，曆史上的薩爾滸一帶是北方古老女真族（即滿族前身）繁衍、
生息和清王朝龍興之地。
這場戰役，是屬於明軍的一場主動挑起的入侵戰，在別人的領土上作戰，明
軍沒有地理優勢。
那麽，挑起戰鬥的原因是什麽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還得從頭說起。
滿族的前身是女真族。
女真族在明初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後又按地域分為
建州、長白、東海、扈倫四大部分。努爾哈赤是屬於建州女真那部分。
《後金實錄》所記之女真三大係統，即：“後金國”就是建州女真，“呼倫國”
是海西女真，“東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為黑龍江女真。各係統又
分為若幹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廣寬不等，這大大小小的百個部落城寨的
女真，人丁總共約有六至八萬。
《後金實錄》提到：
時各地之國為亂。後金國之蘇克護河部、渾河部、完顏部、棟鄂部、哲陳部、
長白山納殷部、鴨綠江部、東海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呼倫國之烏拉部、
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各地盜賊蜂起，各自僭稱汗、貝勒、大人，每村每寨
為主，各族為長，互相征伐，兄弟相殺，族眾力強之人，欺淩、搶掠懦弱者，甚
亂。
女真族各族蜂起，各自稱王爭長，互相殘殺。
在這種混戰的局麵下，女真族人感到痛苦不堪，這時候迫切的需要有人來統
一女真族，努爾哈赤就應運而生了。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努爾哈赤統一了整個女真部落，後來努爾哈赤即汗位於
赫圖阿拉，定國號為後金。
努爾哈赤稱汗之後，發布“七大恨”告天征明。
七大恨，據《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一六一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
四月十三日，後金汗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其文曰：“我之祖、父，未嚐
損明邊一草寸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
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
殃及縱者。’詎明複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
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窬疆場，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誅；明負
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裏、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眾，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
兵驅逐，恨五也。
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
六也。
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
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這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
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即
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故天厭扈倫啟釁，惟
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也。
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兩大問題，一是明朝政府欺淩女真；
二是明朝政府反對女真各部的統一，要維持女真“各自雄長，不相歸一”的分裂
局麵。
那麽，努爾哈赤所提出的“七大恨”究竟是確有其事，還是出於政治目的編
造呢。
我們先來看“明朝政府欺淩女真”一事。
明朝政府自認為是天朝大國，看不起女真族，那是很正常的。
就算是到了明朝快滅亡的時候，也都沒有把滿族人放在眼裏，這一點有些像
清朝後期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時候還要說“恩賜”一樣。
欺淩少數民族的事情，也算是中國漢人正統的老傳統了，早在五胡亂華時期，
漢人對少數民族的殘暴統治和奴役就導致了瘋狂的報複。各民族平等的意識那是
直到近代中國才具有，在這之前各個民族多是相互看不順眼，勢力大的一族，自
然就欺辱弱小的一族。
女真自元以降，三百多年裏，由於渙散分裂，先後隸於元、明君主之下，受
盡了壓迫剝削。
明朝皇帝以及手下的文武官將，賤視女真，稱其為“東夷”，任意欺淩，百
般盤剝。史載明臣“藐視女真諸大臣欺淩侮辱，用拳毆打，不許站在門口”，“無
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對女真）苦害欺
淩，千態莫狀”。
明朝政府在經濟上實行封鎖禁運，停止朝貢互市，嚴重地阻礙了女真社會經
濟的發展；軍事上經常派兵深入女真境內，大肆燒殺掠奪，無所不為，因此不斷
激起女真人民起來反抗，卻遭到殘酷的鎮壓。
反對女真各部的統一，那是明朝政府的戰略。
明朝政府因顧忌女真“兵滿萬人，則不可改”，而對其實行“以夷製夷”、“犬
牙相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女真各部之間製造矛盾，進行離間分裂活動，
致使女真社會動亂不安，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計阻礙女真各部的統一，誅戮欲國統
一之領袖。
統一女真部落帶來的軍力強盛對明朝政府的確是一個威脅，才能出眾的努爾
哈赤，更是受到明朝政府的猜忌，所以明朝政府支持與努爾哈赤為敵的女真葉赫
部落。
幹涉和阻撓女真統一的事情，明朝政府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而做出來的。
不過這樣一來，明朝政府和努爾哈赤政權的關係就越鬧越僵。
基本上“七大恨”所提出的事情屬實，這裏就不一一詳細說明了。
因為從根本上女真的統一和明朝政府的利益是矛盾的，所以雙方通過決戰來
解決紛爭在所難免。
站在雙方各自不同的利益考慮，很難說是誰對誰錯，各人都有各人的立場。
明朝政府為了自身的安全，對少數民族挑撥離間，采取壓迫的手段，並不光
彩，但是出發點還情有可原。而女真族希望結束自身戰亂紛爭，反抗壓迫和欺淩，
那也是正義的行為。
話又說回來，明朝政府非但對女真是壓迫，對自己的子民一樣也是剝削和殘
酷統治，逼反李自成、張獻忠，逼反百萬流民，逼反這些有口飯吃就會老老實實
種地的農民。
明朝政府不是靠開明、積極的政策來使國家強大，反而對內鎮壓異己、實行
特務統治，對外則強勢淩人，將安全建立在少數民族的痛苦之上，最後結下不可
解的仇怨。待到國內火山的爆發，無可避免的就是政權的總崩潰。
事實上，明朝政府也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應對乏策而瓦解的。
在努爾哈赤宣布了“七大恨”之後，女真步騎二萬進攻撫順，明朝遊擊李永
芳出降，於是搗毀撫順城，擄掠人畜三十萬而歸。兩月後，又攻下撫安、鴉鶻關、
清河等城，使“全遼震動”，北京“舉朝震駭”，就連三十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
也十分焦急起來。
遼東乃是京師左臂，如有一失，就要威脅到明朝首府的安危。
雖然“遼事議者，以必剿為主”，但是“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此
時“遼東戰士不滿八千，而建州控弦之騎三萬”，兵力對比十分懸殊。
明在遼東的駐軍，正如山海關主事鄒之易所說：“今之將領，平日不習戰，
大都以退縮為得計。……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援急不足為用，金鼓
幾於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栗腕戰，麵孔殊無生色”；許多士兵“不能開弓，或
開弓而不及十步”。
因此，明朝政府隻好從全國調兵遣將，赴遼對後金作戰。值得注意的是，明
朝政府調往遼東的基本上是南方的士兵，比如四川等地，這些士兵不熟悉當地的
地形，也不適應嚴寒的氣候，甚至不熟悉他們的統帥。
萬曆四十六年，即1618年，明朝政府任命所謂“熟諳遼事”的兵部右侍郎
兼僉都禦史楊鎬經略遼東，經過半年多的準備，到了萬曆四十七年，援遼的各路
明軍先後到達。
這時，明朝政府擔心師老財匱，欲其速戰，不斷發紅旗催戰，於是楊鎬依據
明軍兵多將廣的優勢，製定了聲東擊西，分兵合擊的戰略。
明朝政府認為“數路齊搗，旬日畢事耳”。
這也就是薩爾滸戰役的發生原因。
當時的明朝政府的“擒奴賞格”中說。
“凡能擒斬奴兒哈赤者，賞銀一萬兩，升都指揮使世襲。擒斬奴酋八大總管
者，賞銀二千兩，升指揮使世襲。擒斬奴酋十二親屬伯叔弟任者，賞銀一千兩，
升指揮同知世襲。擒斬奴酋中軍、前鋒暨領兵大頭目者，賞銀七百兩，升指揮金
事世襲”。
“北關金、白兩首擒斬奴酋，即給與建州敕書，以龍虎將軍封殖其地”。
其中“八大總管”及“十二親屬伯叔弟侄”，是指努爾哈赤的子孫，即代善、
阿敏等貝勒，中軍、前鋒、領兵大頭目，是指額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級官將。
“北關金、白兩首”，是指葉赫國主金台石、布揚古貝勒。
從這個“擒奴賞格”可以看出，明朝政府的目的是希望將努爾哈赤家族斬盡
殺絕，並且鼓勵其世仇葉赫立功，還許諾將建州賜予葉赫。
明朝政府就是想消滅整個建州，也就是消滅女真族，這場戰爭，或許明朝政
府沒什麽正義可言吧。
對於女真來說，薩爾滸戰役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決戰，隻能成功，不能失敗，
失敗就是被消滅。
命運就是這麽慘酷，女真必須要麵對強大的明帝國。
明朝國力強大，手工業和農業十分發達，是高度發達的封建社會國家，當時
明朝統計人口數量有六千萬，那時候是按人口繳稅政策，民間隱瞞了大量的人口，
專家一般認為當時明朝人口大約在一億左右，還有學者認為人口在1.5億左右，
相對女真而言，可算有近乎無限的恢複補給能力。明朝的常備軍維持在120萬以
上，還有配備有火炮、火槍等先進武器。
而女真仍屬於奴隸製，生產力低下，其時人口不過數十萬，士兵為最多六萬
左右，一經戰敗，就無力回天。
他們手中的籌碼少得可憐，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努爾哈赤的軍事才能，以及
他們的運氣，或者，還有對手的愚蠢。
那時候的女真族上下都充滿了絕望的悲壯吧。
薩爾滸戰役發生在了1619年，即萬曆四十七年。
這場戰役被後人評定為影響中國的一百次戰爭之一，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
喻。如果女真不幸戰敗，女真族就將徹底消失，那麽中國以後幾百年的曆史就會
完全改變。我們今天根本就不會注意到中國還有一個滿族，中國的命運也會顯得
撲朔迷離，李自成能不能取明帝國而代之，中國近代能不能逃過那段最屈辱的曆
史，都令人悠然神往。
隻是，曆史沒有假設。
1.2. 薩爾滸大戰（下）
明經略楊鎬、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共同商定方略：
以後金都城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西)為目標，分進合擊，4路會攻。
具體部署為：
總兵杜鬆率兵擔任主攻，由沈陽（今屬遼寧）出撫順關（今遼寧撫順東）入
蘇子河穀，由西麵進攻，是為西路軍。這一路是屬於明軍進攻的主力，兵力最盛。
總兵馬林率所部及葉赫兵出開原（今屬遼寧）經三岔兒堡（今遼寧撫順市北），
入渾河上遊地區，從北麵進攻，是為北路軍。
總兵劉綖率兵會合朝鮮軍隊經寬甸（今屬遼寧）沿董家江（今吉林渾江）北
上，由東南麵進攻，稱東路軍。在楊鎬的布置中，劉綖這路軍是屬於誘敵部隊，
據說是楊鎬和劉綖不合，故意陷害。
總兵李如柏率兵經清河堡（今遼寧本溪縣北清河城）、鴉鶻關（今遼寧新賓
西南三道關），由西南麵進攻，是為南路軍。
另外，明軍還有一支機動部隊保障後方交通。
總將楊鎬坐鎮沈陽指揮。
楊鎬命令明軍4路兵馬會攻赫圖阿拉。當時明軍原擬二十一日出兵，但是十
六日天降大雪，又改成了二十五日。
也不知道楊鎬吃錯了什麽藥，可能自以為大軍會攻，勝利在握，在出師前的
二十四日，竟派人向努爾哈赤下戰書，無異於將進軍日期告訴了敵人。
努爾哈赤得到明軍分路來攻的消息之後，準確的判斷出杜鬆的西路軍是主
力，采取了“憑爾幾路來，我隻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擊破的作戰方針。
據此，努爾哈赤將兵力集結於赫圖阿拉附近，準備迎戰。
西路軍於二月二十九日，出撫順關急進，三月初一抵達薩爾滸。杜鬆將自己
的部隊一分為二，以主力駐紮薩爾滸山，自率萬人渡河進攻吉林崖。
杜鬆沒有等到友軍的到來，魯莽冒進的舉動遭致了後人的批評，認為他的衝
動直接導致了明軍的總潰敗。
杜鬆是明朝的一員猛將，人稱“杜瘋子”，屬於打起戰來不要命的那種，當
然，也是屬於不用腦子的那種。
當時吉林崖雖然隻有數百名女真兵防守，不過因為吉林崖地勢險峻，設施堅
固，杜鬆率隊數攻不下。
此刻，努爾哈赤調大貝勒代善、四貝勒皇太極等率二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
親率六旗兵進攻薩爾滸一帶杜鬆軍主力。
三月二日，兩軍在薩爾滸交戰。
決戰的時候正是午時，但卻天色陰晦、咫尺難辨。
明軍以火把照明，希望通過火炮給後金造成大規模的殺傷，但是因為氣候寒
冷，天色昏暗，再上後金的騎兵移動速度極快，而明軍的火炮笨重，結果火炮攻
擊收效甚微。而女真兵正好利用明軍的火把，由暗擊明，集矢而射，多數命中。
奇襲得手，努爾哈赤趁機以優勢兵力發動強攻，在大霧掩護下，越過塹壕，
拔掉柵欄，攻入明軍營壘。
杜鬆軍主力死傷甚眾，無力反擊，四散潰敗，薩爾滸大營瓦解。
正在吉林崖作戰的明軍，聽到大營已失的消息，軍心動搖。
杜鬆雖然奮不顧身，督隊力戰，但是大勢已去，他本人被後金兵團團圍困，
最後中矢落馬而死，其部將王宣、趙夢麟等相繼陣亡，士卒死亡萬餘人。
努爾哈赤殲滅西路軍，轉兵北上，集中力量對付北路軍。
北路馬林軍於三月二日夜，抵達尚間崖（今遼寧撫順縣哈達附近）一帶，得
知杜鬆敗亡的消息，不敢前進。
馬林將部隊分駐三處：一部西向進駐斡琿鄂謨（今遼寧撫順大夥房水庫）；
一部趨東南，紮營斐芬山；自率主力駐尚間崖，命軍環營挖掘三層壕溝，置火器
於壕外，以騎兵繼後，作就地防禦。
三日晨，努爾哈赤集合兵力直向尚間崖逼來。
努爾哈赤分兵兩路：一由四貝勒皇太極率領，直衝斡琿鄂謨；一由自己親率
主力，由大貝勒代善為先鋒直逼尚間崖。
當天雙方接戰。
後金先在尚間崖擊敗以逸待勞的馬林北路軍，繼而在斐芬山全殲該地明軍。
至此，北路軍全軍覆沒。
而馬林僅以身免，逃回開原，葉赫兵見勢，不戰自退。
馬林的消極防禦無法抵擋住努爾哈赤的重點進攻，這是顯而易見的。
不管怎麽樣，拋棄了士兵獨自逃走將軍率領的部隊總是士氣低落的，北路軍
之敗不能不說沒有這個原因吧。
擊敗杜鬆、馬林兵後，努爾哈赤立即統帥八旗返回赫圖阿拉。
劉綖所率領的東路軍，於二月二十五日，由寬甸出發。由於沿途山路崎嶇，
加上努爾哈赤在沿途設置三道路障，分兵阻險，進軍十分艱難，所以直到三月初
四日，才進至富察（今遼寧寬甸東北）一帶。
因為不知道西路、北路失利，劉綖還是按原定計劃行進。
努爾哈赤擊敗北路馬林軍以後，立即移兵南下。一麵令主力在阿布達裏岡（赫
圖阿拉南）設伏以待；一麵詐稱杜鬆軍已逼近赫圖阿拉，要劉綖速進，以誘其入
伏。
劉綖不明虛實，當即下令輕裝急進，於三月五日到達阿布達裏岡，後金伏兵
突然而起，劉綖中箭身亡，部隊大部被殲。東路軍殘部撤至富察，又遭到努爾哈
赤揮兵撲滅。
朝鮮兵見到劉綖的死亡大驚失色，不戰而降。此刻，東路軍徹底失敗。
諷刺的是，本來作為明軍誘敵的劉綖部最晚到達了戰場，並且對於己方主力
被擊潰一事茫然無知，最後居然還中了女真的誘敵之計。
據說楊鎬當時向劉綎發出了撤退的命令，可是明軍低下的通訊效率使得劉綎
無法及時收到命令。
當女真的襲擊到來時，劉綎正的縱隊還處於行軍隊形。
劉綎是明末名將，他有個綽號叫“劉大刀”，一口百二十斤的镔鐵大刀，可
於馬上輪轉如飛。他曾經遠征緬甸、朝鮮，戰功卓著，威名遠鎮海內。
據說劉綎不光個人作戰勇猛，而且還治軍極嚴，他的部隊“行則成陣，止則
成營”，並且炮車火器齊備，裝備精良，是明軍中少有的善戰之師。不過朝鮮方
麵的資料稱，女真來襲的時候，劉綎的士兵們正在村莊中搶劫。
而南路軍，從三月一日出鴉鶻關，遲遲不進，逗留觀望。
南路李如柏和女真建州有著很深的交情，在明軍兵敗後，李如柏選擇了自殺
謝罪，大概也是無法交待自己在薩爾滸一役中的消極表現吧。
楊鎬坐鎮沈陽，掌握著一支機動部隊，對三路明軍未作任何策應。等到杜鬆、
馬林兩路戰敗，他才慌忙調南路軍的李如柏回師。
李如柏的南路軍回撤，據說途中自相踐踏，死傷千人。
此役，雙方作戰五日，女真大獲全勝。
這戰真是令人扼腕歎息，明軍以兵力和火器的絕對優勢，加上事先通盤考慮的戰略部署，竟然毫無反抗之力，就這樣子速敗了。
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明軍的失誤之處。
將帥方麵，楊鎬文人出身，缺乏戰爭經驗，沒有能力統籌全局，加上私心自用，故意陷害劉綎，而西路軍杜鬆的輕舉妄動，貪功冒進，南路軍李如柏處境尷尬，用兵遲疑，都是直接導致明軍兵敗的原因。
楊鎬這個人還算是懂一點軍事的，曾經夜襲蒙古軍，也曾開荒種田立過功， 後來遠赴朝鮮與日本人作戰，大敗，不過朝中有人，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薩爾滸大敗之後，有禦史彈劾楊鎬，可是明神宗置之不理。沒多久，開原、鐵嶺又相繼失守。這時候言官再次彈劾楊鎬，楊鎬這才被逮捕下獄，於崇禎二年被殺。
戰略方麵，明軍采用的是分進合擊，四路會攻的戰略，當然，這樣的部署本身不足已成為致命要害，但是必須認識到，要分進合擊，就必須對四路軍馬進行全麵地把握，要求主帥能夠及時了解戰況，要求各部隊能夠相互支援，要求各部隊之間保持信息的暢通，而這幾點，明軍都沒有做到。
在明軍主力西路軍受到圍殲時，楊鎬遠在沈陽，一無所知。沒有對努爾哈赤的奇襲做出任何反應，也沒有調度部隊進行增援，更沒有修改自己的分進合擊計劃。就這樣任其各個擊破。
三月三日，明軍的西路、北路已經潰敗，而東路軍在三月四日竟然還沒有得
到任何消息，仍然按照原定計劃行事，最後中伏慘敗。
楊鎬手中握有一支實力不弱的機動部隊，並且還有一支實力完好無損的南路
軍，在整個戰役中居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連掩護兄弟部隊敗退都沒有做到。
楊鎬身在後方對戰況茫然無知，而前線又沒有人統一指揮和協調，以至先機
盡失。文人領兵，多是如此，紙上談兵，縱橫無敵，實際操作起來卻應對乏策。
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女真的努爾哈赤雄才大略，用兵如神。
努爾哈赤對敵情了若指掌，並且針對明軍的情況作了及時而有效的調整，尤
其是兩日之內連破明軍主力西路和北路大軍，其戰鬥力之強、調度之機動靈活，
令人歎服。
《銀河英雄傳說》裏，一代軍事天才萊茵哈特初出茅廬的“亞斯蒂星域會戰”
中，正是利用敵人分兵突進的時間差，短時間內己方可以形成兵力的局部優勢，
采取集中兵力突破性攻擊戰術，達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取得了勝利，其實也就
是努爾哈赤的戰術。
不過，努爾哈赤麵對的情況還要複雜得多，他要仔細了解敵情，並且準確判
斷敵人的主力所在，還要利用敵人的每一個失誤，用間諜誘使東路軍中伏，隨時
提防南路軍和楊鎬的增援部隊，更要在五天之內轉戰各地，和三支不弱於自己實
力的部隊交戰並且擊潰敵人，看上去很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可是，努爾哈赤
做到了這些，取得了勝利，也創造了中國戰爭史上的奇跡。
此役，明軍慘敗，“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
消息傳到開原、鐵嶺，“人逃之盡矣”。隨之沈陽、遼陽也風聲鶴唳，“民逃
軍逃，將哭道哭，大小將吏，無不私蓄馬匹為逃走計者”。
與此同時，京師上下驚恐萬狀，“人心恇怯，談虎生變”。“大小臣工，無不
駭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賈向寓京師者，卒多攜家避難而去”，甚至感到“國
家之計岌岌乎殆哉”，“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
薩爾滸之戰的結果，使得遼東局勢起了根本變化，從此明朝在軍事上失去主
動進攻的力量，被迫處於防守地位，而，女真則由防禦轉入進攻。
薩爾滸戰後不久，女真又連下開原、鐵嶺，並且滅掉葉赫，兵鋒直指遼沈。
中國的曆史，又翻過了一頁——
2. 明代製度篇
2.1. 明代兵製的變遷
明朝建立的是一種全新的軍事製度——衛所製。
根據這種衛所製，在中央設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作為全國最高
軍事機構。
五軍都督府統轄若幹都司，都司統轄設立在全國各州縣的若幹衛所，大體以
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設指揮使等官，管轄五個千戶所。以一千二百人為一個千戶
所，設千戶等官，管轄是個百戶所。以一百二十人為一個百戶所，設白戶、總旗
等官，管轄兩個總旗，十個小旗。
截止1393年，即洪武26年，全國共有十七個都司，三個行都司，一個留守
司，三百二十九個衛，六十五個守禦千戶所，軍數約為一百二十萬人。
當時衛所的兵源有四類，第一是“從征”，即原來的農民起義軍戰士，包括
反元各部的戰士；第二是“歸附”，即投降的元軍；第三是“謫發”，因“罪”而
罰充的官吏或士民，稱作“恩軍”或“長生軍”；第四是“垛集”，即征調平民充
軍，世世代代成為軍戶。
顯而易見，在明朝的後期，兵源已經缺乏“從征”和“歸附”來源，這樣明
軍的組成就從明初時候頗有理想和鬥誌的“從征”軍為主變成以“謫發”和“垛
集”為主，部隊成員發生了很大變化，也就直接導致了戰鬥力的下降。
五軍都督府的職責是負責軍隊的管理和訓練，而軍官的任命、軍隊的調遣則
屬於兵部。一旦戰事開啟，兵部則聽從皇帝的旨意，任命總兵將官，發給印信，
戰事結束，將官交還印信，士兵回歸衛所。
明朝政府通過這樣的軍事製度使得將帥的權力受到大幅削減，而皇帝控製了
全部的兵權，衛所製度能夠避免將帥擁兵自重的危險，但是卻造成了兵不識將，
將不識兵的狀況，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當然，在明朝的後期，這種現象得到了改變，由於明朝政府已經無力控製整
個局勢，就采用募兵製的做法，並且不得已的放任兵權的轉移，明朝的中央集權
轉變成為地方軍閥割據。
其實在清朝後期，甚至是每個王朝後期，比如東漢末年、唐朝末年，都出現
了類似情況，由於中央政府的腐敗無能，不得不在無力解決危機的情況下將兵權
下放，這顯然會帶來更大的危機，但是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已經顧不得這麽多了。
在渴死和喝毒酒麵前，任何的選擇都將是錯誤，後人唯一應該反思的是，究
竟是什麽使得一個龐大國家的中央政府淪落到如此的窘迫。
而明朝就得從軍屯製度說起。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朝政府製定了軍事屯地製度，其中規定：邊軍
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個軍士受田一份（五十畝），
由朝廷供給耕牛、種子、農具，三年後交納賦稅，每畝一鬥。1402年（建文4
年）規定屯田賦稅條例，軍士一份屯田，征糧十二石，置於屯倉，由本軍自行支
配，餘糧上繳，作為本衛官軍俸餉。
這些政策刺激了軍士屯田的積極性，在明朝初期，軍屯政策不僅可以支付糧
餉軍需，還能略有剩餘，軍屯的稅糧是早期明朝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除軍屯外，還有民屯。明初統治者多次組織人多地少的“狹鄉”農民到人少
地多的“寬鄉”去屯種，還把蒙古族人民遷徙到各地去屯種。這些屯民除移民外，
還有“召募”和“罪徒”。他們直接由明朝地方政府管理，軍屯則屬於衛所管理。
自從宣宗之後，軍屯漸漸衰廢。《明史食貨誌》說，宣德時候，屢次核實各
處軍屯田地，年產餘糧減半。英宗正統以後，軍屯管理更加鬆弛，屯糧僅存三分
之二。
造成軍屯製度備破壞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治的腐敗，專製獨裁的惡政就像是
一頭徘徊在明帝國周圍的怪獸，它輕易撕碎任何改革改良的政策製度，慢慢將這
個龐大帝國的血液吸幹，最終連同這個帝國一起走向毀滅。
自明宣宗宣德以後，“臣僚宴樂，以奢相尚”，尤其是到英宗正統時土地迅速
集中，朱姓皇族地主更加惡性膨脹。明朝政府給親王莊田多達10萬畝。
嘉靖時歲支各藩祿米至853萬石，再加上一批皇親國戚，構成一個龐大的寄
生階層。他們憑借政治特權，往往以“空地”、“閑地”、“退灘地”、“荒地”種種
名目，向皇帝“奏討”，“乞請”賜田，官僚地主也乘機大肆兼並土地。
劇烈的土地兼並，破壞了明初建立的屯田製度，原來的軍屯，這時已經“田
歸豪室，賦累貧軍”。
明朝政府因為軍事的需要，將臨時派遣的軍官改為長期駐守，這樣他們就成
為了地方重要的軍事長官，為了管理這些官員，明朝又設立了巡撫、總督的職位，
可以節製都司，因為打亂了衛所製的統轄係統，朝廷中貴戚官僚任意驅使軍士建
造寺廟和宮室。地方將領把軍士變為勞工，衛所軍備軍官更是任意役使，軍士甚
至被迫為權貴種田，淪為佃戶，軍官也開始向軍士“賣閑”，比如每月交納200
錢就可免除軍事訓練。
剝削和不公正造成了軍士的大量逃亡，而軍官們不僅不予理睬，反而引以為
利，一方麵貪汙缺額的軍餉，另一方麵向逃亡的軍士敲詐勒索，於是衛所軍官便
成了有利可圖的職位。商賈子弟紛紛重金行賄，求得此職以飽私囊，或將家奴登
入軍籍，借此來貪汙軍餉。
另一方麵，明代重文輕武，當時人人誦讀的啟蒙讀物《神童詩》起首便是“少
小需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軍戶子弟更是地位低下。
大量軍士因得不到軍餉又遭受如此剝削，加上社會地位過低而極力擺脫軍戶
身份，所以盡管朝廷三令五申，嚴禁逃亡，但是軍士逃亡的數字有增無減。
由於鎮守太監和軍官占奪屯田、役使軍士，導致軍士逃亡，屯田荒廢。軍屯
製度崩潰。
據說1438年（正統三年），逃亡軍士達數十萬之多。山東一個百戶所，原額
為一百二十人，逃亡後隻剩下一個人。
兵製的破壞導致明朝軍隊的衰敗，在中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圍的
78個衛，原有38萬人，至16世紀初，隻剩5—6萬人，而其中實際操兵器者僅
有1萬人。
蒙古騎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門處，明軍竟不敢前去應戰。
到16世紀初，一些衛所的逃亡軍士已達其總數的80％，許多邊地駐軍也隻
剩下兵力的一半。軍官奉命出兵時，隻好臨時雇用礦工和鹽工充數，或招募遼東、
陝西的雇傭兵。
英宗正統末年，募兵製開始出現，世宗嘉靖年間，倭寇猖獗，募兵的數量增
多，當時最有名的就是戚繼光的“戚家軍”和俞大猷的“俞家軍”，從此之後，
募兵逐漸演變成一種製度，招募來的兵士也變成了軍隊的主力。
從衛所製到募兵製，是明朝兵製的重要變化。
明朝後期的曆代政府都為軍餉問題頭疼不止，加上明朝後期幾個皇帝是出了
名的守財奴，於是募兵的糧餉，都是由朝廷通過“加派”和“加賦”等辦法，轉
移到農民身上，隨著衛所製的破壞，募兵的數量增多，農民的負擔就越重，尤其
是明朝末年的“三餉”（遼餉、剿餉、練餉）更是臭名昭著。
因為不堪忍受苛捐雜稅，農民或者逃亡成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而明朝政
府為了鎮壓起義，又必須增加募兵，於是在惡性循環中，明朝應對乏策，走向了
滅亡，這個問題吳思先生在他的《潛規則》“崇禎死彎”一章中有精彩的論述。
這個死彎純粹屬於明朝政府咎由自取，社會問題如火山爆發，令得明朝政府
進退兩難，其實是厚積薄發而已，崇禎固然是一個不幸的皇帝，但是明朝政府統
治下比他更不幸的臣民比比皆是，而身為明朝政府的代理人為此而承擔責任、付
出代價，並沒有什麽值得同情的地方。
明代的先進武器頗值一提，當年袁崇煥就是憑借火炮守住了山海關。
明代火器曾廣泛用於軍備，明末軍營編製裏，除一千人為騎射外，其餘均為
火器手。火器裝備普及到一營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時，陝西總督曾銑說：“每
一營（五千人大營）其用霹靂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藥九千斤，重八錢鉛於九十萬
個，……，大連珠炮二百杆，合用藥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銃四百杆……盞口
將軍一百六十位。”
明朝軍事實力很強，有重炮，有使用火藥的攻擊武器。可以看到，明軍裝備
的“現代化”和”機械化“，比起很長一段時間隻有弓箭刀槍的清兵，差距極大。
可是明朝的超級裝備，在惡政的作用下就變成了不利因素。
火炮是從外國傳來的，製造這些裝備需要大筆的開銷，為了避免損耗和外流，
一般這些裝備都保存起來。到了戰爭的時候，火炮陳舊不堪不能使用，士兵也不
會使用這些火炮，經常發生擊中自己人的事情，比如袁崇煥的助手就是死於走火。
更為可笑的是，府庫管理由太監把持，軍隊要調用火炮抗敵，還要向太監們
行賄才行，於是軍事技術上的進步完全被政治腐敗抵消了。
似乎是為了彌補兵員和兵器的損失，明末統治者十分重視長城的修繕，或以
磚石加固舊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明朝的長城在中國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這種防禦心理的形成，也許是因為衛所製度的衰落。
明朝政府通過修繕長城，將遼東、廣寧和大同防線連為一體，其實也無異於
將東勝一帶拱手讓給了北方民族。
烏龜的防禦姿態尚可稱本能，而一個帝國的消極防禦戰略就隻能是不思進
取，或者忙於內訌。
明代長城被評價為明朝政府閉關鎖國的特征之一，事實上修長城本身不能證
明就是閉關鎖國，不過明朝政府因為自身兵製的變化，軍隊戰鬥力的削弱，隻能
采取消極防禦的戰略卻是毋庸置疑的，說修繕長城反映了明朝政府缺乏自信、畏
懼少數民族的威脅，並不為過。
當年朱元璋自豪的宣稱“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到了明朝後期
卻耗資極大，戰鬥力極差，是為中國曆史上效率最低下的軍隊。
明朝的滅亡伴隨著的是一係列戰爭的失敗，每次失敗固然都有指揮上、補給
上的具體問題，但是究其根本，曾經擊潰天下無敵蒙古騎兵的大明戰士在明朝後
期如此不堪一擊，原因還在惡政導致兵製的變遷。
2.2. 明代的廠衛機構
錦衣衛和東廠是明朝特有的特務機構，龐大的特務組織公然以合法的形式存
在於明朝政權兩百多年時間裏，在中國曆史上這是極為罕見的。
錦衣衛原為皇帝親軍侍衛，初名儀鸞司，就是替皇帝掌管儀仗的機構。1382
年（洪武十五年），才改稱“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設指揮使一人，統屬有將軍、
力士、校尉等官卒一千五百人。
衛屬機構有南、北鎮撫司，南鎮撫司掌管衛中刑名和軍匠事務，北鎮撫司專
門負責“詔獄”，也就是奉皇帝的命令查辦的各種案件。由於鎮撫司對審訊的犯
人嚴刑逼供，引得怨聲載道，朱元璋為了平息民憤，曾經在1387年，即洪武二
十年下令焚毀為中特製刑具，將全部獄囚送刑部議罪，並且詔令以後內外詔獄，
都要交三法司審訊，以減少冤獄。
不過朱元璋猜忌部下，還得借助於錦衣衛作為耳目，這樣一來，錦衣衛維持
了尾大不掉的局麵。
到了1420年，也就是永樂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謀朝篡位奪取皇位，疑心病
特別重，當他遷都北京的時候，就立即在東安門北（今東廠胡同）設置了東廠，
專門用於刺探臣民“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的事情，朱棣怕外臣徇私，不能夠及
時把實況向他匯報，就特命親信太監做東廠的提督，從此由太監提督東廠，就成
了明朝特設的製度。
東廠設立後，太監有了隨意逮捕，刑訊朝野臣民的特權。為了平衡廠和衛的
權勢，朱棣一麵命令東廠所屬的人員，由錦衣衛調充，同時又賦予提督東廠的太
監，有監視錦衣衛的權力，使之相互依賴，彼此製約，成為朱棣實行特務統治的
工具。
東廠的太監大部分由司例監的秉筆太監兼任，這樣，太監不僅“口銜天憲”，
是皇帝的代言人，又可在內閣票擬的文件上“披紅”，成了皇帝的代筆人，就足
夠左右朝政了。東廠有緝捕臣民、任意殺戮特權的特務衙門，更給太監攬權廣開
了方便之門。明之廠衛之禍與宦官相始終，直到明亡才結束，原因也在這裏。
1478年，即成化十四年，明憲宗給北鎮撫司頒發印信，規定所理詔獄，必
須向皇帝奏報，一切直接向皇帝負責，衛所不得幹預，提高了北鎮撫司的特權。
武宗正德時候的錢寧，世宗嘉靖時候的陸炳，都是掌管錦衣衛的人物。
錢寧在錦衣衛用事的時候，專門敲詐勒索，後來錢寧被殺，查抄他家藏有“黃
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千五百束，祖母綠佛像兩尊，胡椒千五百石”，
變賣他的園宅，價值三十萬萬。
陸炳和嚴嵩勾結，誣殺了主張收複河套的夏言。陸炳甚至連主管東廠的太監
馬廣、司黎監李彬也告密下獄處死。他為了擴充勢力，還選“緹騎”（就是身穿
赤黃色衣服的軍役）中驍勇的七千人，另外委派心腹統領，在他掌管期間，錦衣
衛裏“仰度支者（向戶部領取糧餉者）”，多達十五、六萬人，比明初時候擴大了
一百倍。
成化年間，憲宗為了加強特務統治，又設立了西廠，令太監汪直提督。
汪直果然不負皇帝的厚愛，“屢興大獄”，其時，西廠所轄“緹騎”比東廠還
多一倍，從京師內外到大河南北，緹騎到出尋釁省事，上至親王府，下到民間，
就算了鬥雞罵狗一類瑣事，他們也緝拿拷索。
汪直用事，“先後凡六年，冤死者相屬。”
1428年，也就是成化十八年，曾經關閉過西廠。可是在1506年，即正德元
年，武宗即位，重用宦官劉瑾，又恢複了西廠，劉瑾用自己的親信掌管西廠和東
廠，當時兩廠之間爭權奪利，為了控製兩廠，劉瑾又建立了一個“內廠”，由他
直接指揮，權力更大，連東廠、西廠都要受他監督。
劉瑾規定，凡“罪犯”進廠，不論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責，先打一頓，
然後要莫充軍邊塞，要莫戴枷發遣，一幅枷銬重達一百五十斤。這樣的殘酷迫害
下，官吏軍民被害致死者達數千人。
明熹宗天啟年間，魏忠賢以司禮監秉筆太監建領東廠，廠衛製度發展到了頂
點。他們專用酷刑來鉗製臣民之口，用的刑具有特製的大枷、夾棍等五種，刑罰
有斷脊、墮指、刺心、紅繡鞋（用燒紅了的鐵烙腳）等，名目繁多，慘絕人寰。
《明史刑法誌》提到東廠的製度，“凡中官掌司禮監印者，其屬稱之曰宗主，
而督東廠者曰督主。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
皆衛官。”
這一些東廠的成員，專門挑選錦衣衛中最狡詐、陰險的人充當，負責偵察，
另外，東廠又收吸納地方流氓、亡命之徒作為爪牙，每探得一件事情就馬上密報，
這些人任意闖進人家家裏搜捕，如果的賄賂滿意，就馬上離開，如果少不滿意，
就用刑拷打，這個就稱為“乾醡酒”，又叫做“搬罾兒” 。
東廠逼令犯事的人誣陷有錢人家，除非得到有錢人家的賄賂，否則就奏請下
鎮撫司獄。
每月初一，東廠召集成員數百人，用抽簽的辦法分派各人差事，分到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北鎮撫司去監視審案的叫做“聽記”；分到各官府、城門訪緝
的叫做“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都要被報告到廠，這叫作“打事
件”。事無巨細，就連民間的米鹽瑣事，夫妻口角，也連夜報進宮去，為皇帝和
太監們提供笑料。
這樣的特務統治，以至“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 。
明史中還提到這樣一個故事。
有四個人在密室夜飲，有一個人喝醉了，就開始大罵魏忠賢，其他三個人嚇
得不敢出聲。這個人罵聲還沒有停，就有東廠特務衝了進來，把這四個人抓去見
魏忠賢，魏忠賢馬上就磔死了那個罵他的人，賞了其他三個人錢。
關於這個故事，還有另外一個版本，這是明朝崇禎年間的進士夏允彝《幸存
者》記載：
餘見一術士徐姓者，五人共飲於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餘
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
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門入，以火照其麵，即擒去，旋拘四人，並入內地，間所
擒之人，手足鹹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欲姑試之。”
即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錐敲之，未及，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
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
那絕對是中國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時期之一。
崇禎繼位後，殺了魏忠賢，但是他並沒有停止這些特務機構，他還是利用東
廠替他偵探朝野臣民，“告密之風未嚐息也。”
一直到1644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東廠和錦衣衛的危害才停
止。
“明錦衣衛獄近之，幽係慘酷，害無甚於此者。”
相比之下，清朝的政治相當清明，並沒有專門的特務機構。
明朝這麽多皇帝都很熱衷於特務統治，且樂此不疲，並不令人驚訝。這樣一
支隊伍能夠避開文武百官直屬自己管轄，繞過祖宗法製按自己的意圖辦事，並且
直接對自己負責，統領者更是自己最信任的人，是每個獨裁者都不能夠拒絕的誘
惑。
盡管皇帝明白這樣的特務機構會弄得人心惶惶，甚至有可能因為特務們的恣
意妄為導致天怒人怨，但是皇帝認為特務機構方便按照他的意圖辦事，能夠有效
的阻止大臣們的謀反叛亂，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明朝的廠衛機構就像毒品一樣，使明朝的曆代皇帝都患上了毒癮，快感和迷
幻讓明朝的皇帝們欲罷不能，隻不過這個龐大的帝國卻被掏空了精力。
廠、衛的出現幹擾了明朝政府正常的司法製度，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極大的
危害。近代三權分立的思想就是鑒於行政、司法、立法這三方麵相互製約的至關
重要，這些正是一個政府合法、合理存在的必要基礎，中國封建王朝的王者之道，
對於行政、司法、立法也有一套互相製約的規則和潛規則來維持統治，但是明朝
皇帝額外的擔心打亂了這個超穩定機製。
事實上明朝完全有理由維持更長時間的穩定，不過明朝貫穿始終的特務政治
和從頭到尾對司法的破壞，已經讓這個帝國慢慢變得千瘡百孔，終於這個貌似強
大的帝國不堪重負，轟然倒塌。
明朝之速亡看似不可思議，其實卻早在明朝皇帝們決意重用特務以維持統
治，實施以民為敵的策略意圖時就已經注定了最終的命運。
2.3. 明代的內閣製度
明代初年，朱元璋改組政府，他在中央設立中書省，當時有左右丞相，由丞
相來總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事務。
明朝初期，中書省大權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手中。因為顧忌到皇權旁落，朱
元璋“命奏事毋關白（告知）中書省”，開始遏製中書省權力，但是胡惟庸不甘
示弱，反而組織黨羽，招集軍馬，陰謀武裝政變。這下可激怒了朱元璋，在洪武
十三年，朱元璋殺掉了胡惟庸等人，也一並廢除中書省及丞相製，將中書省及丞
相權力分別交給了六部衙門，由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將大權集中到了自己
手上。
但是皇帝的精力有限，很難做到對國家大事的麵麵俱到，洪武十三年，朱元
璋嚐試設置“四輔官”，協助皇帝處理事務。
《通紀》載：九月丙午，置四輔官，敕以協讚政事，均調四時。月分三旬，
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
因為效果不好，朱元璋廢去四輔官，並於洪武十五年仿照宋代製度，設立內
閣，讓大學士擔任顧問兼秘書的職務。
《昭代典則》說：（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學士。
內閣在明朝初期並不是職位名，隻不過是皇帝讓自己信任的文臣對國事提出
參考意見以供選擇，這些人原來的官職並不高，既沒有在六部兼任職務，也不隸
屬於其他部門，他們沒有權力直接指揮行政，是屬於議政的部門，和東漢時候的
尚書、唐代時候的翰林學士性質差不多。
因為明朝皇帝的懶惰和無能，皇帝越來越依靠太監和朝臣替自己處理國家事
務，久而久之，內閣這些人逐漸得到升遷，並且也有了正式的辦事處所，他們的
地位也得到提高，往往尚書、侍郎，或有加銜至於“三公”者。
仁宗以後，閣臣之權加重，到嘉靖年間，大學士的排名已經列在六部尚書之
上。這個時候，內閣相當於丞相的位置，明代大學士一般稱閣老。
內閣大學士表麵位尊而權重，但難以獨立發揮其權力，其與皇帝溝通受製於
宦官，提拔選舉賢良又受到了吏部、兵部的約束。
《明史·職官誌》說：
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製六卿矣。然內閣之
擬票，不得不取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
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
今人對於明代的內閣製多有誤解，以為近似於國會製度，實在差之毫厘，謬
以千裏。
明代廢中書設內閣，主要是為了保證皇權的高度集中，但是明朝中後期的皇
帝，很少像朱元璋這樣的精力充沛，於是讓大學士擔任皇帝顧問兼秘書的職務。
內閣的大學士手上沒有實權，他們的政治主張往往受製於秉筆太監，所以內
閣一直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或許這正是明朝皇帝的意願，至少保證了內閣不會
因為權力過大而架空皇帝。而皇帝分外信任身邊的太監，認為他們沒有野心，忠
心耿耿。皇帝的考慮也是有道理的，在中國曆史上，太監謀朝篡位終獲成功是不
可想象的，中國或許會接受一位女皇帝，但絕不可能接受一個太監皇帝。明朝中
後期，朝廷大臣謀反是沒希望成功的，這就是皇帝重要太監的唯一好處。
明朝畸形的政治製度使得朝廷大臣們要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就必須有當紅
太監的幫助，比如張居正改革要依靠聯合太監馮保才能掌權十年進行政治改革，
而東林黨左光鬥、楊漣他們也是站在太監王安一邊反對魏忠賢。
明代朝廷所謂忠奸之爭，鬥爭的核心在於爭取大太監的支持，這就是明朝政
府最可笑的事實。說得不客氣點，明朝其實就是屬於太監當權製度，所謂內閣隻
是表象，太監把持朝政，也就是明朝惡政的根本原因。
3. 大明帝王篇
3.1. 萬曆之怠工
後張居正時代的萬曆開始了他的怠工生涯。
我在《明史》中稍稍摘錄了萬曆不作為的情況。
萬曆二十九年，法司請熱審，不報。
萬曆三十年，法司請熱審，不報。
萬曆三十一年，吏部奏天下郡守闕員，不報。
萬曆三十二年，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禦史，不報。
萬曆三十四年大學士沈鯉、硃賡請補六部大僚，不報。
萬曆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聽其自去，不
報。刑部請發熱審疏，不報。
萬曆三十九年閣臣請釋輕犯，不報。
萬曆四十五年，鎮撫司缺官，獄囚久係多死，大學士方從哲等以請，不報。
畿南大饑，有司請振，不報。閣臣法司請熱審，不報。
萬曆四十六年，有司請熱審，不報。遼師乏餉，有司請發各省稅銀，不報。
萬曆四十七年，也就是薩爾滸大戰的那年，百官伏闕，請視朝行政，不報。
這裏簡單解釋一下，熱審是個什麽意思。
明朝錄囚製度主要就是會審，開始於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詔規定了法司論
囚疑獄之程序，要求司法官吏在正常審判程序完成之後，罪犯判刑並在執行之中，
對於重大案犯舉行定期會官審錄。到了明宣宗時期，敕令三法司：“聯體上帝好
生之心，惟刑是恤，另爾等詳覆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裏外，需次當決，豈
能無冤在?”此後，會審製度作為一種定製被確定下來，大凡重囚的會審、冤錯
案件的平反、淹獄的清理；罪行的減等遣發、枷號的疏放、乃至赦免的執行、因
氣候變異而疏通獄囚等等，都是這一製度涉及的範圍。
明代會審製度主要有三種：（1）秋審製度，它是以中央寺、府、部、院、司
等機關主要官吏在每年冬至前共同審錄重大案件為內容的製度。在《大明律》中
即有此項記錄：“直隸去處，從刑部委官與監察禦史，在外去處，從布政委官與
按察史公同審決。” （2）朝審製度，這是以三法司與公、候、伯等爵高位重者，
在每年霜降後共同審錄重囚的製度。（3）熱審製度，即每年小滿後十餘天至六月
止，由於天氣炎熱，獄囚監禁過久，需要清理牢獄，由五府、六部、六科協同三
法司盡快處理輕罪犯者的製度。
我們可以看到，明代的熱審製度是一種體恤民情，安撫民心的政策，比如中
國曆朝曆代每逢節日慶典或者皇帝大婚大壽，都是要進行大赦的，這與現代中國
好像有些不同，但是在當時，作為一種緩和社會矛盾的製度，有其必要存在的意
義。
在明史中，概括萬曆一年的情況文字不過百餘字，其中三番五次的提到了“熱
審”不報， 可見事態嚴重。
萬曆皇帝在職期間，不視朝政、不禦講筵、不親郊廟、不批答章疏、不賑災、
缺官也不補。
萬曆三十年，大學士沈一貫奏禦史巡差缺員，當時全國各地這些官員基本上
是十有其三缺乏，而最多的地方十有其九都沒人擔任。
萬曆四十二年，首輔葉向高奏稱：六部尚書中，現在隻剩下一部有尚書了，
全國的巡撫、巡按禦史、各府州縣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因為皇帝的消極怠工，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也多拜疏自去。比如萬曆三十七年
左都禦史詹沂，三十九年戶部尚書趙世卿，四十年吏部尚書孫丕揚，大學士李廷
機，四十一年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孫瑋，吏部尚書趙煥，四十二年禮部右侍郎孫
慎行，都是上疏之後，一去了之，大臣們可以這樣辭職，在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
官員的缺乏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萬曆四十五年，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上
奏說，鎮撫司理刑缺官，無人問斷，監禁日久，死亡相繼，有罪者不能正法，無
辜者不能昭雪。
可是對於這一些，我們敬愛的萬曆皇帝絲毫不予理睬。
那麽，萬曆皇帝的怠工到了什麽程度呢？
在萬曆四十年，南京各道禦史就說：“台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
年，未嚐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之憂。”
此語道破天機，這位萬曆皇帝，躲在禁宮裏不肯出來，也不肯接見朝廷大臣，
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不見大臣的皇帝，在中國曆史上更是極為罕見。
而麵對臣下咄咄逼人的指責，我們的萬曆皇帝依舊我行我素，既不生氣，也
不接受，還是一個“不報”。
話說回來，萬曆皇帝還是有點涵養的。
薩爾滸大戰明軍戰敗後，努爾哈赤勢不可擋，破開原，陷鐵嶺，而明軍遼左
糧餉已絕，朝廷大臣向萬曆皇帝請求，萬曆皇帝置之不理，廣東進貢的錢送到了
宮中，萬曆皇帝理所當然的笑納，對朝廷大臣卻還是稱疾不出。於是吏部尚書趙
煥上疏雲：“他日薊門蹂躪，敵人扣閽，殿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卻之乎？”
話說到了這個份上，抱怨簡直已經超出了臣子應有的態度，可是萬曆皇帝並
沒有追究，這口氣居然忍下來了。
萬曆的不作為也是有原因的，當時明朝黨爭激烈，表麵上爭的是是非曲直，
實際上都是小集體利益，打著道德、高尚的牌子，糾纏不休，沒完沒了，萬曆煩
不勝煩。
萬曆三十七年，大學士葉向高請發群臣“相攻諸疏，公論是非，以肅人心”，
可是萬曆皇帝不願意牽涉到這無止盡的紛爭中，幹脆不理。
後來黨爭實在鬧到收不了場，萬曆三十八年，這位怠工的皇帝不得已下了一
道聖旨，以旱災異常，“諭群臣各修職業，勿彼此攻訐”。
然而就算是皇帝的勸架也沒有用處，群臣們一樣不聽，以後萬曆也就再沒有
理過這檔子破事了。
萬曆三十九年，禦史徐兆魁疏劾“東林講學諸人陰持計典，自是諸臣益相攻
擊”。
有人說道德之爭令得萬曆厭倦朝政，最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不無道理。
作為皇帝也不是隨心所欲，麵對大臣的指責和史官的筆，皇帝的顧忌也很多，
皇帝本來是受到一種變態教育的，獨一無二，沒有一定野心和欲望，沒有一定器
量和才智的人是做不到的，萬曆顯然不具備一個皇帝應有的才能，他采取的反抗
也是別出心裁，什麽樣的奏折到了他那兒，都是隻進不出，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就這麽拖著。
明清兩代，皇權高度集中，國家政事在相當的程度上需要皇帝的認可才能辦
理，可是萬曆皇帝既不理朝政，也不安排相應的官員負責，不但自己怠工，還讓
臣子們也怠工，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不過，萬曆之怠工倒也不是算獨創，明朝中期後，皇帝不臨朝成為慣例，嘉
靖皇帝深居內宮，修仙煉道，三十年不理政；隆慶皇帝在位六年，極少審批公文，
遇有國家大事，聽任群臣爭議，一言不發，有人竟以為他是啞巴。萬曆隻是效仿
先人而已。
幸虧像明朝這樣的龐大帝國僅憑著慣性就能夠維持很長時間，皇帝不理朝
政，至少也沒有瞎指揮；官員不足，大家就采用抽簽的辦法，倒也公平，效果甚
至還不錯，至少不會比靠行賄升官的現實差，除了朝廷變得死氣沉沉，沒有活力
外，萬曆的朝政比起中國曆代不絕的暴政來還好上許多。
3.2. 萬曆之斂財
萬曆不理朝政，消極怠工，那麽究竟是不是百事不管了呢？卻也未必，萬曆
不過是於行政上消極，但是在斂財方麵卻是無奇不有，花樣翻新。
貪財之烈，萬曆是前無來者。
在斂財方麵，萬曆的“勤政”不下於任何一個明君。
在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之時，全年歲入是四百萬兩左右，皇宮的費用每年有
定額一百二十萬兩，已幾占歲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張居正死後，單在萬曆二十七
年的五天之內，就搜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神宗其他什麽奏章都不理會，但隻
要是和礦稅有關的，呈報上來，就立刻批準。
萬曆斂財用的都是太監，可是萬曆對太監倒也不是青睞有加。
《明史宦官陳矩傳》提到，“自馮保、張誠、張鯉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
不敢大肆。帝亦惡其黨盛，有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
草。帝常膳舊以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雲獨辦，以故偵卒稀
簡，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實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雲。”
由此可見，萬曆在對待朝廷官員和內宮太監上卻還一視同仁，從這方麵講，
東廠之衰落對國家是件好事情，不過萬曆顯然不是那種知道宦官害國的人而有意
遏製他們的好皇帝，估計他於朝廷外臣和宮中內臣缺官不補的動機是一樣，舍不
得那些俸祿。
以全國之力供一人之揮霍，那是綽綽有餘，皇帝享受他的天子待遇，也無可
厚非。然而萬曆重用采榷之監，毒害天下，目無法紀，極盡搜刮之能事，才有亡
國之兆。
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乎尾八年，費帑金
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
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乏
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
采榷之禍，祥見於《明史宦官傳》。
“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往，天下
在在有之。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
大?當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
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橫者陳增及陳奉、高淮。”
萬曆年間采榷之害，實在駭人聽聞，誣陷朝廷命官，搶劫大戶商賈，輕者被
抄家，重者被砍頭，惡劣行徑，不勝枚舉。
這兒摘錄明史記載。
陳增始至山東，即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為逮問削職。益都知縣吳宗堯抗增，
被陷幾死詔獄。巡撫尹應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罰俸。已，複命增兼徵山東店稅，
與臨清稅監馬堂相爭。帝為和解，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增益肆無忌，其黨內
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
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
增肆惡山東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陳奉，禦馬監奉禦也。
萬曆二十七年命徵荊州店稅，兼采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奉兼領數
使，恣行威虐。每托巡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荊
州，聚數千人噪於塗，競擲瓦石擊之。奉走免，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黃州知府趙
文煒、荊州推官華鈺、荊門知州高則巽、黃州經曆車任重等煽亂。帝為逮鈺、任
重，而謫商畊等官。
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去，金寶財物巨萬計，可大懼為民所掠，多與
徒衛，導之出疆，楚民無不毒恨者。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變。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奏言：“奉嚇詐官民，僭
稱千歲。其黨至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
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
而巡撫支可大，曲為蒙蔽。天下禍亂，將何所底！”
大學士沈一貫亦言：“陳奉入楚，始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
武昌、寶慶、德安、湘潭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
可是萬曆皇帝皆置不問。
高淮，尚膳監監丞也。
神宗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誌皋、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
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以故諸稅監益驕，而淮及梁
永尤甚。
淮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
爭功，山海關內外鹹被其毒。又扣除軍士月糧。三十六年四月，前屯衛軍甲而噪，
誓食淮肉。六月，錦州、鬆山軍複變。淮懼內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逐
殺欽使，劫奪禦用錢糧。二人皆逮問，邊民益嘩。
梁永，禦馬監監丞也。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陝西徵收名馬貨物。稅監故不典兵，永獨畜馬五百匹，
招致亡命，用千戶樂綱出入邊塞。富平知縣王正誌發其奸，並劾礦監趙欽。詔逮
正誌，瘐死詔獄中。渭南知縣徐鬥牛，廉吏也。永責賂，箠斃縣吏卒，鬥牛憤恨
自縊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顧使永會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賢，並劾待問有私，
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永又請兼鎮守職銜。又請率兵巡花馬池、慶陽諸鹽
池，徵其課。緣是帥諸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陝地。盡發曆代陵寢，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聘、諸生李洪遠等。縱
樂綱等肆為淫掠，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藍田等七關歲得十萬。
陝西巡撫顧其誌盡發其奸，且言秦民萬眾，共圖殺永。大學士沈鯉、硃賡請
械永歸，以安眾心。帝悉置不報。
明史載：當是時，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虐逞凶者。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萬曆斂財，又不懂經濟學，一味的做守財奴，姑息縱
容，弄得民不聊生。
萬曆四十六年，正在神宗萬曆懶與政事、大肆搜刮的時候，大清開始崛起，
並且發兵攻明，攻占遼東重鎮撫順。明兵大敗，總兵官張承蔭戰死，萬餘兵將全
軍覆沒，舉朝震駭。
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當時內帑堆積如山，而李汝華請發內帑不得，
李汝華建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厘五毫，可得餉二百萬有奇。”不
要從自己口袋裏掏錢，萬曆就答應了，這是萬曆年間的第一次加賦。
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大戰，明軍戰敗，熊廷弼受命於危難赴山海關，熊廷
弼剛出山海關，鐵嶺都已經失陷。經過幾十年神宗的“勤於國事”，其時軍隊紀
律蕩然，士無鬥誌；騎兵故意將馬匹弄死，以免出戰。聽到敵軍來攻，滿營兵卒
竟然全部逃跑。
麵對這樣的局麵，皇帝還是拖欠軍餉。一直到鐵嶺失陷，這年的十二月，萬
曆年間第二次加賦，畝增三厘五毫。
萬曆四十八年，再議增賦。畝增二厘，三歲三增，遂為歲額。
禦史張銓上疏：“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厘五毫，未己至七厘，
又未己至九厘。譬之一身，遼東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借腹心之血脈
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
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趨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
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則叫閽不應，加派則朝奏夕可，臣殊不得
其解。”
可是萬曆皇帝無動於衷。
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了萬曆皇帝逝世。遂盡罷天下礦稅，發帑金百萬犒邊，
起建言得罪諸臣，下前後考選之命。
明之亡國，後人多言亡於萬曆，萬曆的懶與貪看上去和崇禎的勤政正好相反，
然而萬曆雖然斂財，加賦稅卻並不多，不曾深擾民，崇禎之亡國，繼承萬曆之弊，
實在是賦稅過重，擾民太甚。
3.3. 崇禎之用人
明帝國的崩潰有些出人意料，在崇禎自殺後，南明還能夠迅速的建立政權，
並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擁有百萬大軍，以南明的腐敗無能，也支撐到了康熙年
間才最終覆滅，這無論如何也不像是一個瓦解了的王朝吧。
明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檢繼位，次年改
元，是為崇禎。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個爛攤子，朝廷內外都被閹宦魏忠賢及
其黨羽所控製。崇禎不露聲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閹黨，臣民讚頌不已，譽為“神
明自運，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詔，撤罷各鎮內臣，以杜絕宦官亂政之門。在位
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史誌稱其“雞鳴而起，夜分不
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
講勵精圖治，崇禎是朱元璋以後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
個。
崇禎繼位沒多久，十七歲的時候，能夠以相當的老練和果斷鏟除魏忠賢及其
黨羽，十分的不容易，絲毫不比康熙鏟除鼇拜遜色。
崇禎的勤勉是中國幾千年皇帝史上罕見的。雖然皇帝不是隻靠勤勉就能當好
的。
他麵對局勢嚴重時，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發“罪己詔”，反省錯誤招納
賢才，哀歎“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自殺殉國是的遺書寫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藐躬，
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與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
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以一人。
這樣一個皇帝是怎樣失敗的呢？
我們來看看崇禎的用人。
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這個是什麽
概念呢？對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宋朝自從開國到元佑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
公著、呂大防、範純仁擔任宰相時，才不過五十一人。
崇禎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傳》的就有溫體仁、周延儒二人，而整個
《明史奸臣傳》所列者不過十人，其餘明朝兩百多年中隻有胡惟庸、嚴嵩、陳瑛
等六個，而自命不凡的崇禎十七年就占了兩個，極端腐敗的南明也占了馬士英、
阮大铖兩個。
崇禎年間換了十一個刑部尚書，十四個兵部尚書，誅殺總督七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 這其中就包括總督袁崇煥。
除了袁崇煥，其他人也挺冤枉的，如總督崇儉，和張獻忠打仗本來打贏了，
可是因為楊嗣昌說他撤兵太早，導致戰敗，馬上就斬首棄市，後來福王時候，給
事中李清為之辯白：“崇儉未失一城，喪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
另一位總督趙光汴，當世之人也以為冤。
兵部尚書王洽因為清兵逼近京城而下獄受死，然而史稱洽“清修伉直，雅負
時望，遵化陷，再日使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貸。厥後都城複三被
兵，樞臣鹹獲免，人多為洽惜之。”
兵部尚書陳新甲之死，更是無辜，隻不過是崇禎想和皇太極議和，偷偷摸摸
不敢讓朝廷大臣們知道，而陳新甲無意中將此事泄露出去，崇禎在朝廷上被大臣
們逼問，老羞成怒，就殺了陳新甲做替罪羊。
崇禎年間當然不是沒人可用。女真入關後，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和經濟
改革，攻擊李自成的大順軍，攻擊南明的百萬大軍，進行大清統一戰爭，這些都
是以漢人為主導而實施的，很多為首的都是崇禎年間的舊臣，比如吳三桂、洪承
疇他們，這些人在崇禎的領導下束手束腳，不能僅展其才，屢遭敗績，而在清朝
的統治下，卻如魚得水，無論軍事、政治、經濟上都大施拳腳，因為他們的努力，
開創了前清的盛世。
由此可見，崇禎用人的確有嚴重失誤的地方。崇禎所言，“朕非亡國之君，
臣皆亡國之臣”，實在是至死不悟，可悲可歎。
3.4. 崇禎之重征
崇禎即位的時候，那時內憂外患，外之後金，咄咄逼人，內之反賊，撲而不
滅。而崇禎是一個銳意進取的皇帝，他重用袁崇煥，愣是守住了山海關，暫時遏
製住了後金發展的勢頭，另一方麵，崇禎用洪承疇他們打擊李自成、張獻忠，也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自成就幾番被逼到了絕路。
可是，崇禎沒有能把握住這些機會。
以李自成的崛起為例，先是“崇禎元年，陝西大饑”，流賊四起，當然這時
的造反被朝廷輕易鎮壓下去。
到了“崇禎三年，秦地所征曰新餉，曰均輸，曰間架，其目日增，吏因緣為
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繼貞奏曰：“延民饑，將盡為盜，請以帑金十萬振之。”
可是崇禎皇帝不聽。
十萬賑災真是不多，但皇帝就是不聽有什麽辦法呢？於是“人相食”，流賊
又起，這一回規模就更加盛大，朝廷無數次征戰，也沒能把李自成斬盡殺絕。
其實老百姓的要求並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沒人願意冒風險造反，
可是崇禎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絕路，也就將自己也逼上了絕路。
崇禎年間，一再加派，分別是“剿餉”、“練餉”，加上萬曆時候的“遼餉” ，
是為三餉，清朝入關的時候，首先就廢除了這“三餉”，於是人心安定。
在崇禎十年，為了剿匪，朝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這個軍餉怎麽
來呢？當時建議有四個辦法，一是“因糧”，就是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
錢，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二是“溢地”，就是核實土地，對於額外的加
收賦稅，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三是“事例”，也就是要求有錢人家多出點錢；
四是“驛傳”，通過削減郵驛開支，以二十萬充餉。
崇禎皇帝說：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餉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
是為“剿餉”。
崇禎十二年，清兵來襲，廷議各鎮練兵數至七十萬餘，於是又有“練餉”。
當時崇禎金口玉言，說“剿餉”一年之期，結果餉盡而寇未平，還多增加了
一項“練餉”，實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當成冤大頭。
“練餉”又增七百三十萬，“遼餉” 在萬曆的時候為五百二十萬，崇禎年
間又增加一百四十萬，後來的“剿餉”、“練餉”共計千萬。這樣，崇禎年間先後
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
這還不是全部，在貪官汙吏的層層剝削下，實際老百姓要交的賦稅更是數倍
於“三餉”。
明之“剿餉”尚且師出有名，“練餉”就過分可笑。
崇禎一年之中單是軍費開支就達到二千萬兩，而萬曆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
萬兩左右，在生產力下降，全國的田地驟減的情況下，明朝政府還這麽貪得無厭，
直接導致了明朝的財政和經濟瀕於崩潰。
苛政猛於虎，明朝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鴻。
當時民間流傳崇禎是重征，此言不虛也。
崇禎之重征能征到什麽程度呢？
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
納餉至十兩。”
也就是說，農民辛辛苦苦勞碌了一年，最後非但沒的賺，反而還要賠進去血
本。到了這樣地步，天下也沒有人願意種田了，反正種田也是死路一條，不如拚
命。
崇禎就是這樣把老百姓逼上反抗自己的道路。
等到崇禎皇帝醒悟過來，用大學士蔣德璟之言，下詔罷餉的時候，李自成已
經兵臨城下了。
而明朝政府耗盡國力，用“三餉”養出來剿賊的官兵是怎麽做的呢？
明朝的鄖陽巡按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了明末的情景和官軍的表現。
他說，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駐守鄖陽。七月初，他從長沙
動身，水路到達荊州，路經襄陽，八月初六進入鄖陽。一路數百裏的農田裏都長
滿了蓬蒿，村落破敗，沒有人煙。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還有城裏人耕種糊
口。
他說，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軍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
一湧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兵的，“淫汙之狀不可言”。
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裏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後他到了，竟然找
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汙
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
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汙。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著岸上的父
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軍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還能打仗，
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強多了。官軍搶劫百姓，也
是出於迫不得已。官府的稅費一征再征，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
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
明朝老百姓傾家蕩產供養出來的百萬官軍，居然是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
虎，難怪明朝老百姓對崇禎的怨恨日深。
與官軍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說：
早先，張獻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搶掠一場。到壬午（1642）夏秋，
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
在這種情形下， “平寇”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果。
李自成攻破北京市後，得到皇帝的私財（即內帑），可信的說法是白銀三千
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數量相當龐大。崇禎皇帝口口聲聲國庫的錢不夠
用、要“加賦”，更口口聲聲“愛民如子”，其實他不過是和萬曆皇帝一樣，自己
的錢舍不得拿出來，老百姓的錢就不心疼。
崇禎時候采取的是竭澤而漁的賦稅政策，崇禎越是加賦，造反的農民就越多，
造反的農民越多，崇禎就越要派兵鎮壓，而士兵的軍餉隻能通過加賦，這位剛愎
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設計的怪圈，為了國事弄得自己心力憔悴，結果卻加速了
明朝的滅亡。
或許，崇禎是個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就像是一個從裏到外都爛透了
的柿子，怎麽捏都是一碰就破，誰遇上這個爛攤子都會頭疼，崇禎坐在火山口上
玩火，那也是迫不得已。
然而，也不能單說崇禎的不幸，崇禎身為皇帝，執政十七年，獨斷專行，為
所欲為。那些無辜被他殺死的忠臣，在他統治下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老百姓，豈不
是比他更不幸萬倍？
崇禎對不起的人實在太多了，不是他一個簡單的罪己詔就能原諒的。明朝之
滅亡和崇禎實在有莫大關係，崇禎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
死者長已矣，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天我們並不是要追究什麽，而是
希望透徹的分析明末這段中國曆史上最悲慘的曆史，引以為戒。
4. 明代憂患篇
4.1. 海禁之失
明朝初期的航海事業到達了一個頂峰，鄭和下西洋被譽為中國走向海洋的標
誌性事件，後人惋惜中國錯失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機會，然而在明朝而言絕無可能，
西方的航海業發展乃是因為文藝複興以來的人性解放和經濟需要，地理大發現給
西方帶來了經濟的繁榮，而中國並不具備這些必要條件。
鄭和下西洋顯然不是明朝皇帝為了繁榮經濟市場而做出的決定，更不是個人
的冒險精神。
永樂帝無法回避篡位的事實，為了表示其正統性，不斷要表示祥瑞，所以鄭
和要讓滿足永樂帝看到萬邦來朝的繁榮景象，於是一次又一次下西洋，為了顯示
“天朝大國”的“物產豐饒”與“慷慨大度”，鄭和攜帶大量中國珍奇特產，遍
行賞賜。
出航的另一目則是“取寶”，鄭和出使三十多個國家，“所取無名寶物，不可
勝計”，鄭和本身就是負責皇室采購衙門的內宮監太監，采購珠寶正是其職責所
在，鄭和下西洋之船隊，謂之曰“寶船”，又名“西洋取寶船”，顧名思義，就是
皇帝采購的船隊。
和西方明顯不同的是，鄭和航海事業做的是賠本買賣，以至於七下西洋之後，
因為財政上無力為繼而中止了航海，並且頒布了禁海令。
一直以來貧窮的明朝政府，根本就沒有從航海中得到一絲一毫的好處，這和
鄭和下西洋的初衷有很大關係，鄭和下西洋的船隊規模盛大，但並不適用於經濟
交流。久而久之，技術的進步被思想的落後所抵消。
明朝的禁海令被後世理解為閉關鎖國的象征，但實際上禁海令並沒有持續多
長時間。然而明朝開放廣東海澳的原因，不過是中國官員的貪汙受賄，再加上形
勢所逼，絕非主觀上的經濟開放。
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經常發生海寇與葡萄牙人互相勾結沿海劫掠的情況，對
此，廣東地方官員采用了招撫葡萄牙人而剿滅海寇的計策，一方麵允許葡萄牙人
改個名字並在課稅後於沿海各海澳進行貿易，一方麵以武裝手段鎮壓海寇。這樣
既可分化海寇與葡萄牙人，又可增加官府收入，充裕餉源，甚至有助於剿滅“倭
寇”，可謂一舉多得。
另外一個原因是嘉靖皇帝迷信修齋建醮便可獲得長生，不惜重價到海外尋覓
龍涎香製作萬壽香餅。而葡萄牙人當時壟斷了南洋香料，所以地方官員也隻有默
許葡萄牙人的貿易要求。
從表麵上看，明朝時期中國有走向海洋的條件，但是準備不足，明朝政府沒
有考慮過向外擴張，所以錯過了機會。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政府的不擴張政策不
是因為善良，而是因為皇帝的昏庸和無能，以及明朝政府對民間思想和行為的嚴
密控製。
在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還有過這樣的論述。
明代張瀚所著的《鬆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
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
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雲雲，
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
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
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
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
發展的征象。
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
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
試中試。
所謂明朝資本主義的萌芽純屬後人一廂情願，有人把中國近代落後的責任推
諉給反賊李自成和女真的野蠻統治，認為是他們妨礙了中國的進步，而一個有著
資本主義萌芽蒸蒸日上的龐大帝國，竟然在經濟上貪汙浪費導致入不敷出，橫征
暴斂逼反百萬流民，在軍事上以先進的火炮和上百萬的常備軍仍無法抗衡全族不
過十來萬兵力實行奴隸製的少數民族，是不是反差太大了呢？
或許明代的百萬流民應該毫無怨言的餓死自己，而雄起於白山黑水的女真族
應該自我毀滅，那麽中國自然就可以昂首挺胸的走進新時代，成為二十一世紀的
世界強國了。
然而，縱然是流民們欣然自殺，女真心悅誠服，任明朝由著喜歡自己當大將
軍，殺死幾個老百姓而賣弄功勳，最後因為好色縱欲過度而死的正德皇帝、二十
多年不見朝臣，大肆搜刮錢財的萬曆皇帝、坐了一個月皇位就死了，卻弄出明朝
三大奇案之二的光宗，迷戀於做木匠活重用魏忠賢的熹宗皇帝、以及剛愎自用的
崇禎皇帝，或許還加上南明那位“七不可”的“蛤蟆天子”，這麽一代代的胡鬧
下去，再加上朝廷大臣黨爭不休，爭權奪利，世風日下，貪汙腐敗成風，而民眾
麻木不仁（顯然嘛，要做到在明朝政府的壓迫下餓死都維持安定團結的局麵，能
不麻木嗎？），在極端輕視商人的社會風氣下，明朝就順利發展爭取民主與自由
的資本主義？
明朝既然無心又無力改變現狀，那就隻能夠重走曆代王朝滅亡的老路了。
4.2. 倭寇之患
我們先來看歸有光的一篇記載。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七月，倭寇六、七十人，流劫浙、皖、蘇三
省，攻掠杭、嚴、徽、寧、太平等州縣二十餘處，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流竄數千
裏，殺傷四、五千人，死一禦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曆時八十餘日，始
被擊潰。
當倭寇自蕪湖直逼南京安德門下時，明著名學者後來曆任政府要職的歸有光
正在南京城內科考。據其目睹情況：南京舉城鼎沸，軍民皆驚。問之，倭寇不過
五十餘人。而當時南京守城明軍約十二萬，其他明軍尚不計算在內。留都兵部尚
書張時徹、侍郎陳洙等閉門不敢出兵。相反，命令市民自備糧械，登城守衛。市
民被迫“典煮供備、常從後罰、冤號之聲，縊於衡路。”當時還是一個考生的歸
有光憤而問道：“平昔養軍果為何？”
擁有十二萬大軍的明留都兵部尚書，竟然不敢與隻有五十餘人的倭寇作戰，
實在不可思議。然而，這隻是反映了明朝軍隊的無能而已。
倭寇之患是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
“倭患”問題反映了日本對中國物產的貿易需求。胡宗憲《籌海圖編》《倭
好》一節，記載了日本人喜歡的中國物產。如衣料類：絲。絲棉、布、錦繡、紅
線；日用器物類：針、鐵鍋。磁器、漆器。女人脂粉；書籍類：佛經、醫書及四
書五經，除此之外，日本方麵還特別需要中國藥材。
同時，中國士民對日本商品也有濃厚的興趣。如日本所產倭刀以其鋒利精巧
備受稱道，成為官紳士民爭相求購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飾物等，也頗受明
朝百姓的歡迎。
倭寇王王直，就是從事走私貿易，他希望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允許中日自由
通商。王直曾經說過：“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若允之，海患乃平”。在王直勢力
最大的時候，他仍上書明朝政府要求開放海岸。不過明朝政府不予理會，也不將
海外貿易與倭寇劫掠區別開來，依舊實行全麵海禁政策。
明朝的海禁政策，使明朝經濟遭受嚴重損失，長期的海禁使政府損失大筆稅
收，私販橫行也使內地的競爭加劇，明朝政府秉承一貫不對話、嚴格控製的政策，
全麵禁海。
“海濱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窮，富豪之所侵，債負之所
折，怨人骨髓。”為了謀求活路，漁民與商販被迫從事走私活動。
所謂倭寇，其實絕大多數都是華人。
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給友人的信中敘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
福州府福清縣的事。
“海寇大多華人，華人狡，善騙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之先其夷於睥睨間，
守睥者睹其夷，遂驚而逸。即陷，華人乃又先之，騙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
類數千人劈門以入，而其時華人已群入帑藏中負其萬金走矣。夷人不知華人負之
矣。及敗，其俘皆夷，華無一夫被創者。”
非但倭寇是華人組成，受益者也多是華人，海外貿易本來是件好事，“輸中
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所以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山東
巡撫王抒說過：“濱海頑民圖賊厚利，從而販取柴米、酒肉以饋之，打造槍刀、
鉛丹以助之，收買違禁貨物以資之，飾送娼優、戲子以悅之，每見官兵動靜則星
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
嘉靖間曾任福建巡撫的譚綸指出：“海上之國，方圓千裏以上者多至不知其
數。無中國綾錦絲棉之物則不可以為國。海禁愈嚴，中國貨物價值愈厚，而奔趨
貿易者愈眾。私通不行，則伴以攘奪。”正是道出了倭寇問題的關鍵。
明朝政府政治上的腐敗也決定了倭寇的興盛。皇帝不派士兵抵敵人，卻乞求
海神的保佑。在王江涇一戰，斬敵首級二千餘顆的張經卻以“糜餉殃民，畏賊失
機”的罪名斬首示眾。
後來在一些官員的倡議下，明朝官府一方麵放寬海禁，另一方麵任用戚繼光
等名將嚴厲打擊為禍的強盜團夥，才使得長期軍事行動難以壓製的局麵迅速穩定
下來，於是“市通則寇轉化為商”。
盡管如此，倭寇小規模的活動依舊存在，直到日本建立江戶幕府，於1639
年實行了鎖國令。各個大名、寺社支持的倭寇才徹底消失。
倭寇屢禁不絕，固然有明朝政府腐敗無能以及明朝軍隊的無能造成，但是根
本原因還在於基本國策。
就明朝政府的《大明律》來看，明朝政府全麵實行海禁的立場是有原因的。
比如《大明律》明確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
棉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
根據《大明律》的規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違法行為，這就斷送了明朝走向
海洋的任何希望，倭寇之患禍國殃民，然而能夠將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那些要求
解除海禁的走私商人、日本戰敗武士以及沿海謀求活路的居民嗎？
明朝政府的海禁令，不僅造成了倭寇之禍，也使明朝走向閉關鎖國的道路，
以後的清朝政府同樣繼承了明朝的政策。
如果倭寇事件能夠演變為一場民間爭取自由貿易的成功活動，那麽也許中國
的命運，甚至亞洲的命運都會發生改變，然而，這一場“出軌”行為還是被中國
封建社會巨大的慣性拉回到了“正軌”上，明朝順著“正軌”走向滅亡，中國也
沿著 “正軌”慢慢走向深淵。
4.3. 黨爭之禍
或許東林黨人因為他們政敵名聲太差和自己屢戰屢敗而受到讚揚和支持，但
是對於明朝政府毫無意義，他們的抗爭並非為了國家利益，而是黨羽的立場，屁
股就已經決定了腦袋，他們反對一件事情，並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們
的政敵讚同這件事情。
他們和他們的政敵一樣熱衷於爭吵是非，並且對國家毫無貢獻。唯一和他們
的政敵不同的是，他們堅信自己的道德，並且隻相信自己的道德，這使他們顯得
固執而且有些滑稽，他們在屢次爭執中落於下風也正是這個原因，雖然後世給與
他們高度的評價，但是在誤國方麵，他們絲毫不遜色於他們所蔑視並且堅決反對
的政敵。明朝的滅亡，他們要負的責任不會少於他們的政敵。而黨爭對於明朝滅
亡所起的作用，並不亞於後金和李自成。
這就是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我很遺憾這麽評價他們。
朋黨之爭，唐有“牛李之爭”，宋的“新舊之爭”，其實，政治隻是權利集團
鬥爭的一個手段和途徑，利益才是核心的。
由於東林黨的弱勢，得到普遍的同情心，而東林黨的講學與著作，更帶有濃
厚的學術氣氛，這從某方麵來講，誤導了兩黨之爭是權利之爭而不是階級之爭的
真相。
在十六世紀九十年代，吏部尚書陳有年被辭，他的部下文選郎中顧憲成上奏
章請求皇帝（朱栩羽）挽留，而朱不但未允，連顧憲成的官也一並免了。顧回家
鄉無錫，在東林書院講學，故謂之東林黨。
顧憲成等獎學時，多以批評時事為主，他們雖然不敢攻擊皇帝，但可以攻擊
內閣大學士。這種具有同一觀點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結合成一個陣營，互相呼
應，他們在沒有當權時，固然反對當權分子，但他們中一旦有人當權，也同樣排
斥他們所不滿意的人，而這種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為標準，而是以同黨或不同
黨為標準。
比如這些道德標兵反對張居正，因為張居正父親去世，按明朝禮製規定，在
職官員自聞父母喪日起，要辭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況，經皇帝特批，可以繼
續留任，稱為“奪情”。按慣例張居正也要遵守，可是支持改革的官員倡議奪情
留任，道德標兵們絲毫不顧張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果，紛紛攻擊這是 “忘親貪位”，
“背公議而殉私情”，“親死而不奔”是“禽彘”。他們認為首先要成為一個符合
他們認定的道德，才有權利主持朝政，雖然在他們當權的時候，從來就沒有進行
過任何有效的改革。
萬曆皇帝對於論戰沒有反應的。“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
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斥營禁。宰輔大臣為言者所彈擊，
輒引疾避去。”
因為皇帝的偷懶和涵養，言官們可以危言聳聽，使得自己名聲大振，又不至
於受到懲罰，所以更加肆無忌憚。
東林黨的核心在於所謂的“重振道德”，這固然冠冕堂皇，但核心仍然是排
外。他們把自己樹立成為一個評定善惡的標準，並要求建立一種得到社會全體公
認的道德，這本身就是一種狹隘的小集體思想和狂妄的幻想。
明朝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事情雖然並不複雜，然而“盈廷如聚訟”，正
是黨爭之禍，當時的社會支持東林黨人，“與東林忤者，眾目之為邪黨”，其重要
原因是因為東林黨人的政敵是魏忠賢，這就是所謂東林黨和閹黨的黨爭。
可是黨爭是東林黨支持宦官王安與魏忠賢相對，算起來東林黨其實不過是另
一個“閹”黨而已。
既然是生死之爭，東林黨人獲勝也不會放過自己的政敵，那麽閹黨獲勝，對
東林黨人的迫害也是在所難免了。
社會上一般認為被閹黨害死的都屬於東林黨人，也太抬舉東林黨了。比如熊
廷弼，被認為是東林黨傑出人士而招致魏忠賢的迫害致死，熊廷弼是被閹黨迫害
致死不假，但熊廷弼本人並不屬於東林黨，反而十分仇視東林黨人。他被迫害隻
是因為不願意和魏忠賢同流合汙，受到魏忠賢的誣陷，以東林黨人的名義處死而
已。可是諸如此類的事情給東林黨人博得不少好名聲。
明末黨爭劇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於不顧，
多次給民族帶來重大災難。
比如崇禎十四年（1641），東林—複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賄司禮監太
監，使奸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輔。
在明朝北都滅亡後，黨爭依舊無休無止。
南明第一個朝廷——南京政權從醞釀建立開始，就發生立福、立潞的爭議，
所謂“立賢”、“立親”不過是表麵文章，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為爭奪新政權壟
斷地位的一場爭鬥。
其後南渡三案，即“大悲”、“偽太子”、“童妃”都是失意的東林黨人無中生
有的挑起事端，這樣的爭吵對於南明王朝來說沒有任何幫助。
反清義士夏允彝書中說：“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製寇，卒無實著。”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曠日持久的唇槍舌戰，置國事於不顧，一些有識之士也
感到國難當頭，應當捐棄門戶之見。
戶科給事中熊汝霖曾上言：“臣觀目前大勢，無論恢複未能，即偏安尚未穩。
孜孜討究，止應有兵餉戰守四字，今改為異同恩怨四字。”
徐諭德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
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同群，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
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群，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
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為君子，否則小人。”
黨爭之禍延及到了永曆年間，一直沒有停止爭吵不休。在弘光以前的東林、
魏黨之爭表麵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曆時期就完全變成了爭奪朝
廷權力的內部傾軋。
錢秉鐙描述這段黨爭說道：“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東粵來者，以反正
功氣淩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發未剃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為鎮。
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
起、李用楫，外則製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德複，蜀中之程源、
粵東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陝西劉湘
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
“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於督師（何騰蛟）、留守（瞿式耜）門者，大
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
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
其他人則“浮沉吳、楚之間，或無所依附”。
所謂吳、楚黨爭，實際上是勳鎮（帶有地方割據色彩的軍閥）之間的矛盾在
朝廷上的反映。簡單一點說，主要是廣西軍閥慶國公陳邦博同廣東軍閥李成棟、
李元胤父子之間為爭奪朝廷權力的鬥爭。
當時清兵大軍壓境，永曆朝廷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這群軍閥死到臨頭，還
不知道團結一心，共禦強敵，反而內鬥不休，一直到永曆皇帝逃到緬甸被吳三桂
絞死才告終。
黨爭之禍，在明朝末年屢禁不絕，為明朝滅亡立下了不朽功勳。
4.4. 流民之弊
流民現象是明朝最突出的一個社會現象，甚至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流民其實說白了，就是大規模的失業群體，當然，在明朝時期，流民主要是
因為天災人禍而失去田地，又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沒飯吃，沒人管，隻是想討
條活路的老百姓。
中國的老百姓相當的勤勞，忍耐力極強，而且膽小怕事，雖然不時會流露出
自私和狡猾，但是他們畏懼政府、畏懼反抗、畏懼暴力。能夠讓他們拿起武器的，
就隻有死路的威脅。
明代的流民現象主要是因為明朝土地高度兼並和明朝所謂“戶籍製度”造成
的。
明朝初期實行“戶貼製度”，以後改為“黃冊製度”，把戶口簿作為征派徭役
和納稅的重要依據，明朝政府為了維持自己的專製統治，頒布了不準農民離鄉的
禁令，便於管理。在明朝初期，因為農民都可以依靠土地賴以生存，所以倒還安
居樂業。
但是憲宗初年，出現了由宮中直接派遣宦官管理、收取租稅的皇莊。
皇莊是由皇室直接管轄的田莊，是有曆史傳統的，西漢時候有“苑”，唐、
五代時候有“宮莊”，宋代有“禦莊”等等。
明代的第一個皇莊是在永樂初年，後來，仁宗時候有仁壽宮莊，以後又有清
寧宮莊、未央宮莊，不過在當時還是王室擁有的少數宮莊。直到憲宗年間皇莊交
到太監手上管理才變成了大規模的土地兼並。
明憲宗是著名的昏君，他在位期間，明朝皇室的費用急劇增加。比如皇室一
年消耗的雞、鵝、羊、豬，正統時候每年約三、四萬兩銀子，到了憲宗時候就增
加了四倍。憲宗還特別寵愛太監，憲宗朝的宦官數量達一萬多人，皇室的揮霍浪
費，窮奢極欲，造成了皇室的財政危機，憲宗將內庫積累金子花完後，就開始打
皇莊的主意。
憲宗一即位，就沒收太監曹吉祥的土地，建立宮中莊田，曹吉祥的莊園原來
不過一千多畝，到了嘉靖時候，這座莊田已經達七千五百畝。數十年間就增加了
土地七倍多。
孝宗年間，皇莊四處，官田不到兩千頃，後來漸漸發展到五處皇莊，占地一
萬二千八百餘頃，到了武宗時候，皇莊增加到了三十六處，占地三萬七千多頃，
加上以前的幾處莊田，一共占地五萬三千多頃。
皇莊之危害，遠不止侵占土地這麽簡單，各處皇莊設有太監管事，太監和地
方惡霸流氓勾結，為禍一方。“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靡不刮
取”。
皇室開辟皇莊，其他王爺、宦官、文臣武將們紛紛效仿。《明會要》記載，
洪武二十六年，田地總數是八百五十多萬頃，到了弘治十五年，減至四百二十二
萬多頃，這減少的一半，就是被皇室豪門兼並了。
土地減少了一半，但是朝廷的賦稅絲毫沒有減少，《明會典》記載，洪武二
十六年共征夏稅秋糧二千九百多萬擔，弘治十五年共征二千七百萬擔。
事實上，皇室豪門兼並的還大都是良田沃土，農民種的都不是什麽好田地，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而史書記載，明朝鬆江人民的實際負擔“十倍於宋”，
決非虛言。
正統之後，農民的賦稅徭役越來越重，比如正統年間的“金花銀”，憲宗年
間的糧食折銀，總之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農民僅正賦一項就增加了三倍，加上
私賦還重於公賦。
皇莊的剝削和欺壓，使廣大的農民失去土地，大規模出外逃亡，明代何良俊
曾分析過這一趨勢。他說，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於農畝’；過了四、五
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賦徭役，便紛紛棄農。“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
分去農”。
農民大量逃亡，加上不堪重負的工匠和士兵，明朝中期有的地區逃亡者超過
了一半，甚至達到十分之九，這些被迫離鄉的農民，扶老攜幼，風餐露宿，許多
人活活餓死，而明朝政府的態度是嚴格執行封禁政策，把農民的活路給堵死，這
樣就形成了明代屢禁不止的大規模流民造反現象。
流民造反起義爆發在湖廣、河南、陝西、四川各省交界的勳陽地區，英宗年
間，該地區流民達一百五十萬，可是明朝政府采取的是驅逐出境的政策，對於不
服從者進行屠殺，從而逼反流民。
在明朝後期，曾經采取過一些安撫養民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明
朝末年政府腐敗無能，其時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處理不當，
最終鬧到無可收拾的地步。李自成揭竿而起，一呼百應，幾經周折，終於打進了
北京城，結束了明王朝的統治。
清兵入關後，免除了農民的額外賦稅，並且推行生息養民的政策，國家出現
了相對的繁榮和穩定，困擾明朝兩百年的流民現象也就消失了。


5. 明代人物篇
5.1. 張居正的改革
和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商鞅相比，張居正已經算很幸運的了。雖然他死後
有“鞭屍”之厄運，但是他的政策在他在世時候還是嚴格執行，成績斐然，念著
他好處的人還是不少。而商鞅改革秦政，卻死於秦王車裂，王安石幾起幾落，壯
誌未酬，鬱鬱而終。
是不是中國的改革家都注定了身敗名裂的命運呢？或許是中國守舊習俗使
然吧。
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很多是被清朝繼承下來了，也許張居正的改革隻有在清朝
能夠得到最好的推行？
張居正絕對不是一個完人，為了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他對於自己的政敵嚴厲
打擊，不放過一個機會，更有誣陷迫害之事，然而這或許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必
須具備的素質——殘忍，他如果落在下風，他的政敵也會同樣對待他和他的支持
者。
我無意於詛咒政治鬥爭的殘酷，相反，我支持張居正改革的雷厲風行，道理
很簡單，張居正的政敵們從來就沒有提出或進行過改善國家財政的措施，他們對
於明朝的貢獻在曆史上沒有一點痕跡，他們反對張居正的原因隻是因為權力鬥
爭，而張居正當權的十年，卻始終在進行著使明朝經濟好轉的改革。
隆慶五年，全國年財政的總收入隻有250萬兩，而支出達到400多萬兩，明
朝的財政出現了嚴重的赤字。
政府收入每況愈下，而皇室的開支卻有增無減。隆慶皇帝的宮廷耗費比國初
增長數十倍，再加上官員的貪汙、浪費以及耗資巨大的軍費開銷，明朝的經濟已
經麵臨崩潰的地步。
隆慶六年，改變明朝曆史的變故發生了，這一年隆慶皇帝病故，遺詔命高拱、
張居正、高儀共同輔佐十歲的小皇帝朱翊鈞，即後來的神宗萬曆皇帝。張居正聯
合了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擠走高拱，加上當年高儀的病逝，使得張居正升為首輔。
張居正是年幼萬曆皇帝的老師，又是唯一的顧命大臣，這樣張居正就掌握了
明帝國的大權，也為他的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張居正有句名言：“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
不足以定傾而安國! ”
這“剛過”兩個字，正是張居正改革的真實寫照，一方麵張居正雷厲風行推
行新政，另一方麵，張居正也黨同伐異，采取了高壓政策對付自己的政敵。
張居正的改革主要體現在財政上的成績。
明朝的賦稅製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稅，按人頭派差役。隨著土地的兼並，
萬曆前夕法定的征糧地比明初已減少一半，人口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大量的瞞田
逃稅和稅役不均使得明朝政府的財政收入大為減少。
張居正的改革從萬曆五年開始，重新丈量全國田地，通過詳審細核，三年時
間裏共查出漏稅土地八十餘萬頃，這部分土地都是屬於皇親國戚或者豪強地主
的，通過對這部分土地的征稅，既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也扭轉了明朝政府的財政
危機。
張居正繼而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就是將賦役中的各項名目，如雜泛、
均徭、力差、銀差等各種稅收合並為一種，將力差歸入田賦，一律按田畝核算，
就這樣減化了手續，提高了效率，還通過統一征收減少了貪汙腐敗。
張居正改革還涉及到了興修水利，采取漕運與民生兼顧的方針，築堤束水，
以水攻沙，利用奔騰的河水，衝沙入海，自此多年沒有大患。
黃河兩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河上萬艘捷於運輸。”從而保障了生產，穩
定了政府的財源。
張居正十年改革，收效甚大，嘉靖末年國家糧倉不足一年之儲，改革前財政
空虛，入不敷出，赤字超過三分之一，改革後國家儲糧可支十年，國庫積銀四百
萬兩。
《明通鑒》讚譽：“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備。”
可是，在張居正死後，一切又發生了變化，反對派和守舊派，加上道德派聯
合在改革中受到打擊的豪強，將這一切顛覆了過來，他們還得到了萬曆皇帝的支
持。
張居正可謂是身後一敗塗地。他本人連同改革一起都被明朝政府拋棄，張居
正滿門查抄，凡張黨者，一律削職。
雖然張居正改革以失敗告終，但是他的改革延緩了明朝的衰亡，萬曆年間明
朝政府打了好幾場大戰，如萬曆三大征，如薩爾滸戰役，耗資巨大，但是因為張
居正改革十年的積累，使得萬曆有亡國之禍，而無亡國之實。
不過數場大戰也將張居正改革的積累下來的底子給消耗殆盡，張居正死後改
革沒有能繼續進行下去，到萬曆末年，明朝的經濟再次麵臨崩潰的危機，世間已
無張居正後，明朝再也沒有出現過真正的改革家，倒是大太監出了一個魏忠賢，
明朝滅亡也已不可挽回之勢迅速傾倒。
張居正改革失敗，也是意料之中，明朝之毒癌本來就是深入骨髓，早已腐蝕
肌體，縱是神仙也難挽救。加上張居正獨斷專行推行新政，犯了皇帝的大忌，也
得罪了不少人，一旦病逝，牆倒眾人推，乃有此劫，新政隨風而去，也沒什麽好
奇怪的。
一場足以拯救明朝的改革就這樣被明朝政府自己給斷送，曆史最終給予了張
居正公正的評價，而明朝也以滅亡告終而結束了自己的愚昧和愚蠢，留給我們的，
隻是無盡的嗟歎。
5.2. 袁崇煥的悲劇
袁崇煥初到遼東的時候，局麵很艱巨，明朝在軍事上已經是幾番慘敗，一代
名將熊廷弼也被無端逮捕，士氣低落。而朝廷中，皇帝是那位迷戀於木匠活的有
名昏君、朝廷中是大權在握橫行天下的閹黨之首魏忠賢和他的黨羽們，而袁崇煥
的上司正是魏忠賢擠走熊廷弼取而代之的親信太監。
當時遼東明軍的情況是饑餓羸弱的兵卒和馬匹，將官不全，兵器殘缺，領不
到糧餉，不時發生士兵嘩變和逃亡事件，文人出身的袁崇煥初到遼東，想必熱血
澎湃的淩雲壯誌早已變得心灰意冷了吧，然而，這個袁蠻子並不是輕易就放棄努
力的人。
當時明軍一切守禦設施，都集中在山海關。山海關號稱“天下第一關”，是
防守京師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沒有外圍陣地，清兵若是來攻，立刻就能衝到關
門之前。
袁崇煥經過仔細勘查，提出了將防線向北移的策略。他的提議上司既不支持，
也沒反對，朝廷中閹黨東林黨內鬥得不亦樂乎，誰也沒工夫插手這些事情，袁崇
煥也就得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辦這件事情。
袁崇煥到達離山海關外二百餘裏寧遠，當即築城，在袁崇煥的親自監督下，
這座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四尺，……遂為關外重鎮”。袁崇煥
的這一招，一下子就把明軍的防禦戰線拉長了二百餘裏，而這座城牆把清兵擋在
山海關外達二十一年之久。
仿佛是為了造就袁崇煥，在寧遠城築好之後，努爾哈赤率領清軍來襲，袁崇
煥指揮明軍一連打退了努爾哈赤的兩次進攻，從來攻無不克的努爾哈赤首次嚐到
了敗績，不得不懷忿恨的撤離寧遠。
努爾哈赤在這次交戰中受傷，七個月後病死，後人多把此事和寧遠的失敗聯
係起來，雖然有些牽強，不過卻不能忽視寧遠戰敗對努爾哈赤的打擊。
寧遠大捷捷報傳到京師，滿朝震動，欣喜欲狂。兵部尚書王永光說：“遼左
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
天啟皇帝朱由校也說：“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
袁崇煥一戰成名，從此晉身中國名將之列，在這段時期內，他甚至得到了魏
忠賢的支持。
然而寧遠大捷不過是血戰險勝。
這次的勝利隻是屬於防守性質的，什麽時候開戰、什麽時候撤走，都取決於
清兵，清兵有充分的機動性和靈活性，他們不利的時候就撤退，有利的時候就進
攻，明軍勝利並沒有給清兵造成致命的打擊。那時候的明軍野戰能力極差，防守
依靠火炮的威力，勉強為之，追擊是談不上的。寧遠大捷，也可以算作是清兵的
戰略撤退。
袁崇煥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遼的基本戰略。其中主張：一、用遼人守遼土；
二、屯田，以遼土養軍隊；三、以守為主，等待機會再出擊。他提出了戰術的基
本原則：“兵不利野戰，隻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
這樣的政策顯然是正確的。
在努爾哈赤死後，因為內部人心動蕩，即位的皇太極的權位還沒鞏固，加上
出現了經濟困難，又遇上遼東發生饑荒。於是皇太極極力傾向於同明朝改善關係。
1627年，女真的使者來到寧遠，致書袁崇煥，書中列述了“七大恨”，詳細
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統治下所受之冤屈，隨後表示願意重修兩國之好，並要求互贈
禮品。而袁崇煥卻寫了一封態度強硬的複書，這封複書語氣淩人，甚至含有警告
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問題進行辯解，而且還指出，女真必須將開戰以來所
占領的全部城池和戰俘退還明朝，和平才能實現。
袁崇煥是主戰派的代表人物，他對女真有清醒地認識，並不認為可以實現真
正的和平，其拒絕皇太極的求和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和平有
助於明朝的國力恢複，遼餉在明朝政府財政開支中占有很大的份額，如果達成和
平協議，短期內減少遼餉的開支，對明朝政府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
袁崇煥也應該很清楚，要女真退還全部城池和戰俘是過於苛刻而不可能被接
受的條件，而遼東明軍雖然依靠火炮取得防禦性勝利，但是要做到主動出擊，通
過野戰來擊潰清兵根本不可能，隻要清兵不進攻，其實就相當於和平的狀態。
既然和平能夠有利於明朝政府，又是既定的事實，為什麽袁崇煥不予接受
呢？
道理也很簡單，明朝政府從來就看不起女真，一直把他們當成蠻夷對待，以
皇太極的身份，在明朝而言也隻配和袁崇煥打交道，袁崇煥顯然也繼承了這些偏
見，瞧不起女真，加上明朝大臣都是持“言和者殺”的態度，對於議和不感興趣，
此次議和因此而不了了之，明朝政府也沒有因為這次機會來讓自己緩口氣。
了解到明朝政府的立場，皇太極就開始考慮別的出路，他定下了正確的戰略：
侵略朝鮮。朝鮮物產豐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戰時，朝鮮出兵助明，又供給明軍
糧食，牽製了女真的後方。皇太極進攻朝鮮，可以解決經濟上、戰略上的雙重難
題，同時憑借軍事勝利樹立自己的威望，進而鞏固自身權位。
不久清兵進攻朝鮮，明軍營救不及，朝鮮投降，簽訂了對女真十分有利的和
約。
明朝政府始終無所作為，在這段難得的和平時期內，遼東的明軍既沒有練兵，
也沒有築城，甚至連袁崇煥也在魏忠賢的壓力下被迫辭職。明朝政府的無能再次
使得明方處於戰略被動的地位。
崇禎即位，誅殺魏忠賢後，袁崇煥才得以重回寧遠擔當大任，這個時候，皇
太極早已在女真內部樹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並且通過軍事打擊取得了蒙古和朝鮮
的支持，躊躇滿誌的自稱皇帝，對明方處於戰略性進攻的狀態。
袁崇煥在這樣不利的情況下，主動向皇太極提出了議和，皇太極也有誠意的
答應了袁崇煥提出廢除帝號的要求，恢複稱“汗”。皇太極對求和很感興趣，他
不但自己寫信給明朝邊界官員，又曾經托朝鮮居間斡旋，勸蒙古王公上書明朝政
府。
《天聰實錄稿》記載，皇太極曾經致信崇禎皇帝說道：“後金國汗謹奏大明
國皇帝：小國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圖大位，而起此念也。隻因邊官作踐太甚，
小國惱恨，又不得上達……今欲將惱恨備悉上聞，又恐以為小國不解舊怨，因而
生疑，所以不敢詳陳也。小國下情，皇上若欲垂聽，差一好人來，俾小國盡為申
奏。若謂業已講和，何必又提惱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國之人，和好告成
時，得些財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謹奏。”
皇太極用辭十分謙卑，也表現出了相當的誠意，可是我們的崇禎皇帝和明朝
大臣們很有骨氣，明明知道打不過清兵，可就是不肯議和，對皇太極的倡議傲慢
無理，慷慨激昂的要收複河山，袁崇煥的提議得不到明朝政府得支持，第二次的
議和又作罷。
因為袁崇煥的盛名，皇太極率清兵十餘萬，避開袁崇煥重兵防守的山海關，
由蒙古兵作先導，繞道西路進攻。
清軍越三河，略順義，至通州，渡河，進軍牧馬廠，直逼北京城。袁崇煥聞
訊大驚，連忙帶領手下的精銳部隊，經過兩日兩夜急行軍三百餘裏，終於趕到了
北京廣渠門外。
兩軍在廣渠門外一番混戰，惡鬥了八小時，清兵終於不支敗退。
當時因為急於救援，袁崇煥調來的遼東精銳數量不多，他注意到各地勤王的
部隊陸續赴京，所以打算集結更大規模兵力，對清兵進行圍殲，於是他沒有將所
有援兵都調來守北京城，反而還調開了部分兵力，打算騷擾清兵，斷絕清兵的後
路，形成戰略性包圍。
就在這個時候，因為清兵潰敗之後，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舉燒殺出氣。
不少北京城的居民財產受到了破壞，這些民眾看到袁崇煥沒有積極和清兵交戰，
加上自己的損失，竟然說袁崇煥的不肯出戰是別有用心。
那些對袁崇煥“議和”早就不滿的朝廷大臣們開始惡毒攻擊袁崇煥，居然說
清兵是袁崇煥引來的，其目的在“脅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張的和
議。
北京城朝野驚人一致的指責，流言蜚語，加上崇禎皇帝看到袁崇煥遲遲不肯
決戰清兵，於是心存猜忌，而皇太極恰到好處又使出一個“離間計”來，我們的
崇禎皇帝在這個關鍵時候把袁崇煥下獄了。
得到袁崇煥下獄的消息，皇太極喜出望外，立刻調遣部隊回軍，在蘆溝橋擊
破明副總兵申甫的車營，再次迫近北京永定門。崇禎皇帝一再催促滿桂（袁崇煥
手下大將）出戰，迫不得已的滿桂隻好出兵，結果全軍覆沒。
祖大壽是袁崇煥手下另一員大將，他本來是率軍營救京城的後繼部隊，得知
袁崇煥下獄的消息，心中不忿，當即就掉頭衝出山海關北去，被嚇壞了的崇禎皇
帝讓袁崇煥勸祖大壽回來，袁崇煥在獄中寫了一封書信給祖大壽，祖大壽收到了
袁督師的書信，改變了主意，打算靠打勝戰立功救出袁崇煥。於是回軍和清兵接
戰，並且收複了永平、遵化一帶，皇太極顧忌到後路被切斷，於是退回了遼東。
北京之圍終於被化解。
袁崇煥立了大功，是不是能就能逃脫厄運了呢？
事情遠沒有想象得那麽簡單，試問，遼東大軍連皇帝的命令尚且不聽，而袁
崇煥的一紙修書竟然就能夠調動，不正是犯了崇禎的大忌？崇禎本來就是一個剛
愎自用、衝動多疑的皇帝，這次央求袁崇煥在獄中勸祖大壽，更讓他覺得自己受
了袁崇煥的威脅，如今危機一過，新仇舊怨一起算，袁崇煥難逃此劫。
不久，袁崇煥被淩遲處死，在押送處死中途中，就被民眾“咬穿肚腹，直達
內髒”。
袁崇煥無罪被殺，對於明朝整個軍隊士氣打擊非常沉重，也就是從那個時候
起，明朝才有整個部隊向大清投降的事。
另外，當時各地來北京勤王的部隊很多，而袁崇煥下獄，各路兵馬缺乏統一
調度，軍心大亂，再加上明朝政府習慣了的欠餉，山西和陝西的兩路援軍竟然都
潰散回鄉。
這夥潰散的明軍後來成為了流民組成的“流寇”骨幹。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
潰兵正式加入流寇，使得平日隻會搶糧、不會打仗的饑民有了軍事上的領導，“流
寇”也因此成為明朝最大的威脅，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袁崇煥的死對明朝來說影響深遠，他的悲慘命運更是令後人歎息。他生而不
幸在了明朝末年，上天對他不薄，寧遠大捷成就盛名，上天卻也對他太苛，因莫
須有而深受淩遲酷刑結束了一生。
他麵對著狂怒的皇帝，衣冠楚楚口口聲聲仁義道德卻誣陷他的群臣，以及那
些對他痛恨徹骨的百姓，究竟想起了什麽呢？
那個悲劇時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淩遲看起來也不算很不可理解。
袁崇煥的悲劇命運或許早就已經注定了，他的淩遲和吳三桂的投降招致萬世
罵名，和洪承疇的入“貳臣傳”，和史可法的與揚州同歸於盡，和之前張居正死
後的“鞭屍”以及滿門查抄，和李定國的壯誌難酬、吐血身亡，甚至和崇禎的煤
山的自殺，從本質上講沒有區別。
明朝末年的特殊形勢把這些人推到了曆史舞台之上，他們殫精竭力使出渾身
解數，最終不堪精疲力盡的倒下，無論是政治家、軍事家，還是堅貞不屈的忠臣，
他們都無力改變明朝衰亡的命運，隻是徒然的陪上自己的性命，袁崇煥也沒有例
外的逃脫悲劇的命運，也許淩遲對他來說不是最壞的結果吧。
對袁崇煥來說，一切悲劇都在北京城解圍後結束了，然而，對於明朝來說，
這還遠遠不是悲劇的高潮。
5.3. 吳三桂的投誠
吳三桂的投誠改變了曆史，然而這位改變曆史的人物思考和舉動都是下意識
做出來的吧，如果他能夠預知未來，了解到曆史對他的評價，他還會不會做出同
樣的選擇呢？
吳三桂駐守山海關的時候，局麵之艱難、承受的壓力隻有比袁崇煥更大。
女真征服了蒙古和朝鮮，已經沒有後患和牽製，並且可以不經山海關進攻北
京城。洪承疇的失敗投降，鬆山、錦州的占領，清軍戰略位置極佳，實力更是空
前強大，甚至他們都有了火炮等裝備。
山海關這兒，袁崇煥被殺的影響深遠，遼東明軍軍心早已渙散，士兵逃亡嘩
變，由於明朝政府財政的惡化，軍餉問題達到曆史最嚴重的地步。
此刻山海關已經沒有了防禦緩衝地帶，整個的戰略防守形態根本就不具備，
隻是依靠山海關勉強支撐。
而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李自成大軍更是直逼北京城。
崇禎皇帝幾經考慮，終於下命令，要吳三桂放棄山海關，全力救北京城。
此時，大明朝已經處於崩潰邊緣，李自成的軍隊連戰連捷，士氣正旺。吳三
桂的五萬關寧鐵騎能擋得住李自成的百萬大順軍嗎？吳三桂應該與大明朝共存
亡，並且就算是送死，也該興衝衝地趕著去嗎？
在吳三桂奔向北京城的途中，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快速攻下了北京城，崇禎自
殺，國都易主。
這個時候，吳三桂必須做一個決定。
當時他可以有三個選擇。
一、忠於明朝，領兵殺回北京，奪回明朝皇帝後裔，退回山海關，依險而守，
等待援兵。然而關鍵是：吳三桂的軍力太少，根本打不過李自成。清兵在關外虎
視眈眈，吳三桂腹背受敵，補給不足，援兵遙遙無期，這根本就是不現實的想法。
要想活下來，必須連大順抗清，或連清抗大順。
二、投降大清。馬上開關，與清兵合力攻打李自成，然而吳三桂背不起這個
漢奸之名，明朝潰爛，吳三桂早已心知肚明，改朝換代也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
既然有招降之意，那麽也沒有必要效忠死敵。
三、投降李自成。說實話，要作到這點也不容易。吳三桂是大明提督，而且
大明剛剛滅亡，不思報國猶自可，馬上投奔“反賊”，隻怕招人非議。
可是從戰略眼光看，不可能選擇兩麵作戰的愚蠢做法，也不可能麵對這麽大
的變故不做反應，既然排除了投降大清的選擇，自然要倒向李自成。畢竟大家都
是漢人，這樣能夠保證國家不受到外敵的入侵，對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屬問題也
是一個交待。
吳三桂一代名將，他看到這樣的局勢下，投誠李自成是最好的選擇。於是吳
三桂把山海關交給了大順軍，帶領部隊到北京來見李自成。
然而李自成卻令吳三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吳三桂得到李自成手下衝進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產、抓走他
的家人、甚至於搶走他的愛妾陳園園的消息。
就這個消息看，吳三桂可以理解為李自成對他的示好置若罔聞，這種不友好
的態度令吳三桂無法信任李自成。
試想自己身為邊防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後麵的統治者卻玩花樣，搶走財
產、打擊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奪去，這簡直就是吳三桂及其遼東軍隊的奇恥大辱，
連吳三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邊防士兵的家屬更不必說。
吳三桂當即退回山海關，並且開始聯絡大清多爾袞，意圖借兵複國。
不久，李自成大軍進攻山海關，清兵奇襲李自成，並且擊潰了李自成，清兵
順理成章的進駐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這段曆史，人們對於吳三桂能夠起的的曆史作用顯然是過分誇大了，因為後
人總是傾向於漢奸亡國而不論其他，然而清兵能夠進入北京城無需通過山海關，
袁崇煥死前那一戰清兵就是繞過了山海關攻擊北京城。
事實上，吳三桂的投誠是在李自成占領北京城之後，當時國都已落他人之手，
崇禎皇帝上吊自殺，明朝已經滅亡，吳三桂隻能在大順和大清之間做一個選擇，
以他關、遼兩鎮兵力合計不過五萬，山海關一隅之地又難以籌措糧餉，“維時內
無軍需，外無援旅，人心洶洶，不保朝夕”。這點兵力和財力，不要說同時對付
清軍和大順軍，就算是想夾縫中求生存也不能，在這個關鍵時候，吳三桂還是先
選擇了李自成。李自成的失誤令得心存疑惑的吳三桂失望了，一下子國仇家恨集
於一身。
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想法並不新奇，後來的南明君臣都認同這樣的做法，並
且大為讚頌。
或許有人以為吳三桂是因為引清兵入關才獲得高官厚祿的，事實上卻並非如
此，南明四鎮和左良玉的部隊大都未接一戰就投降大清，他們的兵力都是吳三桂
的數倍。
而吳三桂開關的時候，因為身受夾擊，又沒有後援，山海關作為國防戰略第
一要地的地位已經失去，此舉為無可奈何不得已之策，後來吳三桂之所以被奉為
平西王，那是他在大清統一戰爭中的功勳。
在投降清方後許多明將降而複反，他們這麽做也不是因為受到民族大義感
召，而是清朝政府沒有在官爵和金錢上滿足他們的要求，這夥家夥再次混進南明，
也全然沒有忠心愛國的念頭，一味的爭權奪利，把持朝政，相互陷害。要說無恥，
這般人比吳三桂更有資格。
明亡於大順，而清實則是取大順而代之，吳三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無關緊要，
如果吳三桂當時還能有第二個選擇，想必他一定能夠看到，然而，當時還有第二
個選擇嗎？
以明朝之人才濟濟，尚且一誤再誤，無論名臣、名將，都不能力挽狂瀾，不
是被自己的主君或者敵人殺死，就是要背上漢奸之名，默默無聞者隻能聽天由命，
這樣的局麵究竟是誰造成的呢？誰更應該為明朝的滅亡負主要責任呢？
5.4. 李自成的速勝
在李自成是“賊”這一點的認識上，無論是明朝政府還是以後的南明，或是
清朝政府都不約而同的保持了一致。
所以關於李自成的資料，是不能夠依靠《明史》的，清朝的編撰者把李自成
視為“賊”，既然立場不同，自然就會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同樣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因為清朝的統治者和明末的遺臣對於李自成的起義都抱
有成見，這就導致了在明末清初那段曆史時期，無論朝野的記載都有誣蔑和造謠
之嫌。
我於李自成的判斷來源《南明史》，當然，對於顧城的某些觀點我持保留態
度，但以為一些《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原始資料不妨摘錄一二。
長期以來，人們對於李自成的誤解有二，大都是對李自成的偏見，其一是認
為李自成的義軍沒有得到地主鄉紳的支持，其二是認定李自成進京的迅速腐敗招
致了其滅亡，這兩點對於認識明亡於大順，以及判斷李自成兵敗有很大關係，不
可不提。
1643年，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部主力被大順軍殲滅以後，明朝官紳眼見大
勢已去，政治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明朝之腐敗無能，明朝之無藥可救，明朝之必亡，在當時已經成了所有人的
共識。那個時候，明朝官紳顯然不可能選擇尚在山海關外的大清，他們從來都是
蔑視女真族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明亡順興完全可以理解成為曆史上常見的
改朝換代，既然明朝之頹廢無可挽回，那麽為了自身利益也好，順其大流也好，
投靠大順政權，所以認同大順政權無疑是唯一的選擇。
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裏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
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甚至在保定城裏“代
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主張投降。
在大順軍占領北京時，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隻有二十人，其他
“衣冠介胄，叛降如雲”。這其中不乏以道德自居的東林黨人。
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於降附者，謂賊為
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史可法也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說：“在北諸臣死節者
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
對於新生的大順政權，不僅是官紳向往，連老百姓都熱烈歡迎。
史料有載。
“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淫，所過不征稅，於是引領西望”；
京師百姓“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
明朝最後的忠臣，崇禎末年曾在朝廷任職的熊開元，真實地記載了當時的景
象，“癸未（1643）、甲申（1644）間，臣待罪圜扉，聞都人望賊如望歲，不啻三
百矛刺心而血欲灑而無從也”。
李自成進京後，北京的明朝官員爭先恐後地前往大順政權吏政府報名請求錄
用。
如少詹事項煜“大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
征可也”。
給事中時敏聲稱：“天下將一統矣！”他趕往報名時吏政府大門已關閉，一時
情急，敲門大呼：“吾兵科時敏也！”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劉廷諫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說：“公老矣，須白了。”劉連忙分辯
道：“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勉強被錄用。
首席大學士魏藻德被關押在一間小房裏，還從窗戶中對人說：“如願用我，
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
崇禎屍骨未寒，當年以愛國之名慷慨激昂於朝廷的群臣們居然馬上賣身投
靠，恬不知恥的爭相討好大順政府，試圖博一官職，在李自成被大清擊潰，女真
人入主北京時，這夥人又一窩蜂的轉向了大清政府，可見明朝吏治之壞，為官者
早已麻木不仁，不知愛國為何物了。
其他方麵，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曾奉命撤入關內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帶領
於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紮於昌黎、灤州、樂亭、開平一帶。當得知大順軍已
經占領北京，明朝廷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
附大順政權。遼東巡撫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
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
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編，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
接管。
這便是大順政權最輝煌的時刻，明朝之滅亡實在是其勢，然也。
5.5. 李自成的速敗
在事實上，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後，軍紀是相當的嚴
明。此結論來自於《南明史》。
大順軍在北京一共經曆了四十二天。大順政權當時占領的範圍，包括了整個
西北、華北、山東、河南兩省、湖北、江蘇的部分地區。
大順政權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權，穩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區派兵
占據要地、委派地方官穩定地方。三、調軍南下，準備南征南明朝廷。四、準備
即位有關事宜。五、清點府庫，沒收皇宮、宗室、勳戚、太監的財產，打擊官僚。
就這些政策來看，李自成並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也不存在急劇腐化，政策
並沒有任何錯誤。經曆山海關兵敗後才出現軍紀問題，但總的來說，李自成的失
敗並不是因為腐化問題。
那麽李自成失敗在哪兒呢？
一、人才錄用失誤。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顧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順政權後期缺少的
是了解情況、統籌全局、能夠製定戰略方針的人才。投降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中，
並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後來被清廷選拔為六部首腦甚至大學士。可是大
順政權規定的是文官受武將節製製度，要求的是起義將領居於支配地位，對降官
不能重用，這就是戰略上的最大錯誤。
李自成過於迷信軍事上的勝利，在政治上沒有作為。這與他缺乏政治上的遠
見和不能夠重視政治治理人才有關。他的軍餉主要來自追贓助餉，這樣能夠做到
不擾民而補給充足，但是畢竟不是長遠之計，軍隊龐大需要大筆的開銷，樹敵多，
沒有開展農業生產，缺乏合適的政策在占領地上實行。
沒有得到農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領大片領土，其實並沒有良好的治理，而這
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將能夠了解的。一旦兵敗，馬上就不可收拾，號稱百萬大
軍的大順軍之所以到後期毫無抵抗力，一敗塗地，也就是這個原因。
大清在入關以前就網羅了範文程、洪承疇等人，在決定戰略方針時能夠征求
他們的意見；入關以後，對明、順兩個政權的官員一概收攬，還多次命令已經投
降的漢族官員推薦人才，動員他們寫信招降。對曾經對仗的敵人也以前所未有的
器量容納。
可見人才隻有在能夠重用他們的君王手下才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軍事戰略失誤。
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征，打算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政府的時候，就應該
考慮到下一步將迎戰清軍的問題，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然而事實卻完全相反，
李自成在進北京城之前好像從來就沒想到過要和清軍交手，更沒有意識到女真將
是同自己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
因為思慮不周，李自成就犯了戰略性的錯誤，比如他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
根本就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
而此刻，李自成將大批主力部隊分布在西北、湖廣襄陽等四府、河南等地；
進占山西、畿輔、山東以後，兵力進一步分散。這種部署對於穩定大順政權統治
區的局勢是有利的，但是分兵駐防的結果勢必造成在京師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
李自成曾在湖廣荊襄地區部署了以大將白旺為首的七萬兵馬，當他的大軍向
北京推進時，明軍左良玉部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這時候，白旺上書請援，
李自成當即決定派綿侯袁宗第帶領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由陝西奔赴湖廣。直到大
順軍山海關戰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滯留於河南與湖廣。
袁宗第所統右營為大順軍攻城野戰的五大主力之一，如果能夠配合李自成進
京的主力部隊，完全有可能做到攻占山海關，甚至攔截清軍，從而進一步穩定遼
東局勢，穩定首都的局勢。
至於左良玉的襲擊，以白旺七萬人馬防守綽綽有餘，就算讓左良玉取得局部
勝利，隻要李自成主力還在，在北京坐穩了江山，回軍擊潰左良玉軍簡直易如反
掌。
李自成進京，本來是不論局部，直搗黃龍，攻敵之要害，斷敵之根本的上策，
可是因為估計不足，忽略了女真的威脅，為了局部的利益放棄整體的利益，自己
反而分散兵力戰敗，被女真點中死穴，從此一潰千裏，毫無翻身的機會。
三、追贓助餉失誤。
大順政權堅持“三年免征”賦稅政策，通過沒收明內帑、宗室、勳戚、太監
的家產和對明朝官員實行追贓助餉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問題。攻克北京後，繳獲
屬於皇帝的私財（即內帑）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數量相當龐
大。
就戰略而言，大順軍在進入北京以後，大規模地實行追贓助餉是不合時宜的。
當時僅沒收的明廷內帑，就足夠大順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財政上的
緊迫性。並且，李自成沒有考慮到進入北京後客觀形勢的變化，政策上沒有作出
相應調整。
追贓助餉從根本上就不是解決國家財政的辦法，隻有輕徭薄賦、整頓吏治才
是正確國策，可是李自成在大順政權統治地區地區內普遍地推行追贓助餉，使各
地官紳人人自危，造成樹敵過多的局麵。
比如濟南府“有戶政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餉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餉。其
被掠者以萬曆來科目為斷，計三十餘家。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絛、紅繡
鞋之名”。
以至於官紳地主不勝憤慨，認為“豈是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
當然，其間最大的失誤就是造成了吳三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讓吳三桂之父安撫吳三桂，並且順利交接了山海關。但是在京城
裏，沒收吳三桂的大筆財產、將吳三桂的家人下獄、甚至劉宗敏搶走吳三桂的愛
妾陳園園，使得本來對李自成心存疑慮的吳三桂失去了對李自成的信心。
這也就直接導致了吳三桂的奪回山海關、交好大清，以國破家亡的哀兵抗擊
大順軍。
李自成進攻山海關失敗，在於低估了吳三桂的實力和當前的形勢。
吳三桂的遼東兵力其時隻有五萬，卻是整個明軍中最精銳的部隊，與清兵的
生死搏鬥中積累了豐富的戰鬥經驗，而且據關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清兵十
萬鐵騎的出其不意。
李自成的大順軍實力也是相當的強，兵力上更是數倍於敵人，山海關險要，
可此時此刻不比吳三桂有整個大明作為後援的抗擊大清，要說吳三桂是負隅頑抗
也不為過。
李自成首先將山海關團團圍住，還意圖勸降，這樣就延誤了戰機。攻打山海
關的時候，大順軍麵對的是明軍中的最強悍的部隊，抵抗之強是李自成絕沒有見
過的。
然而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清兵出現，山海關還是可以攻下來的。
可是多爾袞抓住了這稍縱即逝的戰機，在吳三桂兵力接近崩潰的時候衝了出
來。突然出現這個效果是吳三桂和多爾袞刻意隱瞞造成。
李自成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看到突然出現的龐大數目辮子軍，知道此
戰必敗無疑，所以選擇了主動離開戰場，不久他殺害吳三桂的全家泄憤，並且最
終放棄北京城。
在軍事指揮上，李自成的能力極高，並不存在大的失誤，隻是政治上的失誤
導致了李自成的失敗。
之後李自成經不起屢戰屢敗的打擊，又漸漸剛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殺害大
將李岩，自潰長城。盡管手上有幾十萬的軍力，但是在天才將領吳三桂及其遼東
精兵、多爾袞的大清鐵騎，還有南明的部隊合力攻擊下，迅速的兵敗了。
5.6. 洪承疇的忠誠
洪承疇這一生爭議頗多，他身為明朝忠臣，不論是打擊李自成還是抗擊清兵，
都表現出了非凡的才幹，在投降大清後，他又回過頭來對付明軍，一樣是屢建奇
功。
不可否認洪承疇是治國之良臣，也是用兵的高手，其能力遠遠超過明朝末年
的那些人物，如史可法之輩。如果崇禎年間能夠依靠洪承疇統籌大局，而不是調
他南征北戰，還在鬆錦戰役中派太監監軍，幹涉他的行動，不斷的要求他出兵決
戰，最終戰敗而降，明朝之滅亡很有可能會推遲數十年。
洪承疇的才能不為崇禎所用，難道他就應該自殺殉國嗎？
其實在明末的大臣中，最後並沒有效忠崇禎的實在太多，他們投誠李自成，
李自成失敗後又投向大清的懷抱，一樣誌滿得意，並沒有絲毫恥辱感，這些人平
日高談闊論，卻於明朝沒有一絲一毫建設之功，然而曆史對他們並無指責，反而
把矛頭指向了曾經為明朝努力過的洪承疇。
洪承疇的降清在於可能因為他的畏死，可是這不足已被指責，每個人都有權
利保全自己的性命，事實上，為了腐朽的明朝而犧牲，我並不以為有什麽值得頌
揚的地方。
洪承疇才能出眾，也就注定了他不甘寂寞，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負，但明朝政
府不能夠提供給他施展才能的機會，反而處處約束，洪承疇為明朝已經盡了最後
的努力，他的失敗並非是他的決策過錯，而清朝政府能夠提供機會，讓他領導一
係列的政治、經濟方麵改革，這種誘惑力是具有治國才幹的人無法抗拒的。
明朝忠臣的產生，正於黃宗羲所說，他們的最大衝動產生於東林黨運動的道
德和精神英雄主義。同時東林黨運動也引發激烈的黨爭，黨爭在南明統治時期並
沒有停止，反而導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隨者的分裂，黨爭對於明朝的
危害是持續性的，他們的忠誠並沒有對明朝政府產生過建設性的作用。
這些明朝忠臣強烈反對入清朝為官，他們蔑視“漢奸”，鄙夷這樣的叛國行
為，但是他們驚訝的發現，那些通過與清朝政府合作的叛臣正在進行一係列的政
治、經濟、法律改革，並且逐漸取得了成就，國家得到了發展，老百姓得到了安
定，大清的政權越來越穩固，而這些改革，在明朝根本就無法進行。
明末的思想家迷茫於這種現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時，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顧
炎武就努力想將個人為王朝效力和為保存文明所區別開來。
在《日知錄》“論正始風俗”中，顧炎武寫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
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
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
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認為，如果清朝政府能夠延續中國的文明，比如儒學，比如禮儀，那
麽就應該得到老百姓的擁護，為了腐敗無能的明朝政府盡忠的事情應該隻是“其
君其臣肉食者謀之”，從另一方麵看，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甚至應該和
清朝政府合作。
對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幹的明朝忠臣來說，他們或許因為對明朝的感情而
不願接受清朝的官職，但他們又困惑於以天下事為己任的理想。
如果放棄任官，這些忠臣所堅持的最終的善是什麽呢？為了一個不可能挽回
的明朝而放棄自己的理想，最終無所事事渡過一生嗎？與他們相反，洪承疇這些
人正在積極建設著這個國家，曆經戰亂痛苦不堪的中國在慢慢恢複元氣，正急需
大量的人才來完成重建帝國的任務，而明朝最後的忠臣們拒絕參與這一切，不是
逃避自己的責任嗎？
可是曆史將會怎樣看待降清的漢官呢？是予以根本的否定，還是會對他們做
出公正的評價呢？
關於道德的思考直到今天也沒有停止過。
是加入清朝政府以實現他們的抱負，進行在明朝不可能實現的政治和經濟改
革，使中國重新回到在明朝已經偏離的正軌上來，還是扼守道德，放棄讀書人的
責任和理想作明朝最後的忠臣？是像史可法那樣用自己和全城人的性命來殉葬
明朝，還是舉城投降換取老百姓的活路？這樣的考慮實在太多，也太艱難了。
洪承疇顯然是忠於他的理想，他一定是經過漫長的思考才作出這樣的決定，
他肯定也意識到了後人，甚至是當世之人對他的指責，然而他無法放棄自己的責
任投入到大清的統一戰爭和大清的建設之中，不管怎麽說，如果明朝政府能提供
同樣的機會，他一定會更加樂意來完成這一切的。可是命運卻捉弄了他，讓他來
做明朝的掘墓人，洪承疇要像史可法那樣選擇死其實很簡單，可是活下來更不容
易。
5.7. 陳園園和明亡
一個女人左右了明朝這樣龐大帝國的命運，因為此事直到今天還引起人們的
討論，可見美女的魅力的沒法擋啊。
記起曾經一次討論，大意是說女人的貞節是能夠用價值來衡量的，一百萬不
能，一千萬總可以，一千萬不能，一個億總可以，一個億不能，拿你全家人的性
命總可以，實在不行，就拿全國人的生命來威脅你。
用一己之貞節換取全國人的生存，這種條件誰能夠拒絕呢？
所以說貞節並非無價，隻不過是普通人買不起單而已。
吳三桂，卻是能夠買得起單的人。
然而討論這種問題是可恥的，南唐的花蕊夫人詩曰：“四十萬軍齊解甲，更
無一個是男兒”正是命中了要害，如果說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連皇帝、大臣、
將軍們都不能控製，最後厚顏無恥強調是紅顏禍水亡國殃民，那實在是自私的推
卸責任。
皇帝自稱是天之子，上承天命，口含憲法，至尊無上，而朝廷大臣們高高在
上，接受供養，平日作威作福，一個個以國之棟梁自居，如今搞得一塌糊塗，喪
權辱國，弄到要滅亡的地步，這個時候埋怨說是因為一個女人的原因，那可真夠
不知羞恥的。如果這個國家的老百姓都弱智如斯，以為這就是事實，那麽這個國
家滅亡也就可以理解了。
曆史上無數的證據表明，中華民族固然是一個勤勞、勇敢、善良、聰明的民
族，但是於反省自身一點上做得不夠，反而更多的是推卸責任，不願意承認犯下
的錯誤。
法國雅克·勒高夫說過，“拒不思考曆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是不幸的，同
曆史遺亡症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傷微不足道。”
是啊，曆史遺忘症使得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在同樣的地方，這樣的悲
劇和中華民族曾經遭遇過的那麽多不幸相比，過去那些悲慘和犧牲顯得毫無意
義，我們自豪的宣稱有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但是對於中華文明留給我們那些最寶
貴的財富——失敗的經驗教訓，卻一點兒也沒有繼承。
舉個例子來說，明代朱元璋對國家製度上的弊端相當了解，在宦官之害和土
地兼並造成社會問題上，他都做出過明確的規定。
土地問題上，朱元璋曾經詔令，“耕者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
富者不得兼並。若兼並之徒多占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並且
限令公侯大官“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例為主，不許過分占為己業”。
朱元璋還曾作鐵榜九條申誡公侯，嚴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勢強占官民田產。
宦官問題上，《明史·職官誌》提到，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
幹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可是有什麽用呢？朱元璋在世的時候這些製度執行還不錯，到了朱元璋的後
代，製度就慢慢發生改變，最後明朝演變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
也因為土地兼並使得明朝成為最大的“流民帝國”。宦官和流民，絕對是明朝滅
亡最主要的兩個原因。
而我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衝冠一怒為紅顏”，明朝滅亡就這樣變成
了一場鬧劇，失敗者“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
而複哀後人也”。
中華文明之衰落，根本在於人民放棄自己的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本來國家之振興富強是每個國民的事情，可是我們寧願盲從那些離開他們地球就
不轉的領袖，寧願服從不合理的製度並且相信這樣做是為我們的長遠利益著想，
然而在遭遇到亡國之禍的時候，我們又將責任推諉給別人，比如紅顏禍水，比如
漢奸賣國，比如敵人狡詐惡毒，總之是推卸當權者的責任，進而推卸國民的責任。
其實反省曆史，絕非是要誰承當責任，而是希望能夠從其中汲取教訓，從根
本上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而不是將責任推諉給任何一人了之。
敵人是陰險無恥也好，是懦弱無能也好，還是積極進取也好，都不是我們能
左右，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個根基深厚的國家，絕不可能為任
何人所賣，如果說某一個人就有能力出賣國家，那麽一定是這個國家的製度出了
問題，才有可能為之所趁，其錯根源還是在國家本身。隻有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
才可能一擊則潰，才有可能一賣即成。不去探求根本，反而津津樂道於莫衷一是
的表象與謠言，缺乏必要的反省，就不用奢談什麽自警自省，這正是下一次亡國
之禍根。
陳圓圓和明亡本無關係，然而卻又關係密切，我談陳圓圓與明亡，卻又不是
談陳圓圓與明亡。一個將明亡歸咎於陳圓圓的民族，是必將犯同樣錯誤的民族，
這點我以為毋庸置疑。
5.8. 史可法的殉國
史可法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軍事家。
政治上，史可法的“複多爾袞書”提到。
“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上西秦，方圖報複。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
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
共梟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火召）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
是視。”
他原來是打算用“同仇之誼”來感動大清，幻想連同清兵一起消滅李自成而
已。貫徹南明那一套劃江而治的政策。
軍事上，他督師江北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
毫無作為。清軍主力南下，他節製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就算是他本人聞名
天下的揚州戰役，其實也沒有組織過任何有效的抵抗。
在左良玉部東下、清軍南侵的緊急情況下，史可法驚惶失措，應廷吉記載，
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
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
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
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裏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
在鎮守揚州的時候，多鐸下令攻城之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
交幕僚處理，根本沒有親自主持抵抗，揚州“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
可是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即告失守。
這就是史可法的真相。
許多曆史英雄人物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單純，如果南明的重臣名將們真有
如傳說般的才能與堅貞，那麽南明就根本不會滅亡。
如果我們有意識的摒棄自己的偏見或者成見來審視曆史，那麽我們不難發
現，曆史上並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物，同樣，也不存在大奸大惡的人物，但是曆
史看上去總是那麽撲朔迷離，因為後人的需要，任意的篡改和虛構，將曆史變得
麵目全非。
對於史可法的評價使我麵臨困惑，一方麵，史可法勤奮好學，性格堅毅，居
官廉潔勤慎，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另一方麵，他又的確缺乏政治以及軍事上的
才能，他或許有些文過飾非，但不可否認他是按照自己確信的道德標準來行事。
如果說明朝末年的史可法和揚州是悲劇，我寧願把這理解成明朝專製製度造
成的悲劇，既然史可法身在其位，就隻能勉為其難，他缺乏力挽狂瀾的能力，可
是現在的他沒有退路，他隻能夠盡力而為，雖然事情並非盡力就能辦好。
史可法在南明前期的苟安並不令人驚訝，南明政府本來就是不思進取，史可
法作為明朝體製下成長起來的兵部尚書，有所例外倒還不可理解了。
史可法表麵上是重兵在握，其實當時的現狀是軍閥割據，史可法並沒有實權，
也根本無法調動這些軍隊。如果說把這一切的錯誤歸咎於史可法，我以為過苛了，
至少在南明朝廷，比他更應該受到指責的人還有很多。
關於史可法，後世一直存在兩種評價，一種是不顧史實的進行過分渲染，極
盡能事給予讚頌，另一種顯然是針對讚揚評價而發，對史可法的無能進行批評和
闡述，從而否認史可法。
然而無能並不是過錯，不能因為能力問題而涉及到個人道德或者曆史結論。
按照批評者的說法，史可法應該主動退位讓賢才可稱得上正確，可是在當時絕不
可能的。
或許史可法知道自己在政治、軍事才能上的缺乏，就算他主動退出，當時誰
又能夠取而代之呢？當時的南明政府中像史可法一樣忠臣不屈的人根本就沒有
幾個，史可法能夠信賴誰呢？他迫不得已而擔當重任，絕非為了權勢或者利益，
我們又何必還苛求他是政治家兼軍事家呢？
在明朝，隻有八股文專家才能夠達到他那樣的地位，真正的軍事家能夠這麽
博學多才嗎？
可是明朝運氣真的很好，明末抗清三個名將，熊廷弼是萬曆二十六年的進士。
孫承宗是萬曆三十二年的榜眼，袁崇煥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
然而那又怎麽樣？明朝皇帝罷斥了其中一個，殺死了另外兩個。
史可法就算是天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能夠會有好下場呢？
史可法的尷尬其實和吳三桂、和洪承疇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怎樣做都是
錯，那個悲劇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正確給他們選擇。
史可法選擇了殉國，吳三桂選擇了降而複反，洪承疇選擇了投降並且參與建
設大清帝國，明末思想家們選擇了不合作，究竟誰的選擇能夠稱得上正確呢？
或許，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我們的國家為什麽會淪落到這種個人怎麽選擇
都是錯誤的地步呢？
6. 南明篇
6.1. 南明之腐敗
有些無法將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聯係起來，如果反清事業尚可稱正義，而南
明政府卻很難作為正義事業的領袖，但是“反清”口號後麵若不加上“複明”這
兩個字，又似乎不能夠叫做高舉義旗、一呼百應。可是如果反清就是為了複明，
而且還是複南明小朝廷那樣子的政府，想必很多人也不會滿意吧。
難道隻能在清朝政府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間作一個選擇嗎？
一定要非此即彼嗎？
我知道兩者都不代表正義，而正義——這個第三者，始終沒有過發言權。我
以為與其在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或者是明朝政府中挑選一個作為正義來表達我
們的義憤，不如多考慮一下怎樣才能避免這些一丘之貉輪番上台，演出一幕又一
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鬧劇。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軍攻克北京，崇禎吊死煤山，南京明朝
大臣們麵臨解決王朝繼統問題，崇禎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隻有從藩王中
挑選，而當時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係子孫，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後
麵三者分別在廣西、四川，地處僻遠，離南京近的隻有從河南逃來的福王朱由崧
和旁係的侄兒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铖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謀此事，阮大铖建議立福王朱由崧。其時福
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馬士英認為這樣的皇帝容易控製，於是就聯絡總兵
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實力派，宣布擁立福王。
兵部尚書史可法認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貪、淫、酗酒、不孝、虞下、
不讀書、幹預有司，這種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會誤國誤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與高弘圖無奈，也隻
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生活上荒淫透頂，政事全委托給馬士英處理。
我們來看看這位荒淫皇帝的作為。
朱由崧剛剛登上皇帝的寶座就以“大婚”為名派出內官在南京、蘇州、杭州
等地挑選“淑女”。
“都城內凡有女之家，不問年紀若何，竟封其門，受金然後釋放，又顧別室。
鄰裏哭號，唯利是圖”。
八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上疏說：“昨忽聞有收選宮人之舉，中使四出，搜
門索蒼，凡有女之家不問願否，黃紙帖額即舁之而去，以致閭井騷然，人情惶駭，
甚非細故也。……今未見明旨，未經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論名家下戶，有
夫無夫，界以微價，挾持登輿，宜小民之洶洶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內監前往蘇州、浙江等地選拔。
祁彪佳日記中載，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選婚，越中嫁娶如狂，晝夜
不絕”。這時距離弘光朝廷的覆亡還不到三個月。
朱由崧派內官捕捉蟾蜍，配製春藥；內官們公然打著“奉旨捕蟾”的旗號督
促百姓捕捉，被民間稱之為“蝦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悶悶不樂，傳各位大臣進見，這些大臣還以為朱由崧
良心發現，擔心起國家大事來，一個個都磕頭請罪，可是過了很久，這位皇帝才
說：“打仗的事情，我還沒工夫考慮，我現在擔心的就是梨園子弟沒有優秀的人
才，打算廣泛選拔，希望各位愛卿早點幫我去辦。”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極點。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們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實權的馬士英、阮大铖等人醉生夢死，利用手中的權力鬻官肥家。。
當時民間流傳民謠，“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
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顧誠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餘煌在一封信裏不勝憤慨地
描述了江南官紳的昏淫：“尤可異者，國難初聞，宴衎不徹；哭臨未畢，聲伎雜
陳。而儼然鄉袞與愚頑同其歡謔，略無改容。近且架淩雲之台，演徹夜之劇，怪
誕淫褻，錯出爭奇，婦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領袖之家，皆巨室也，爭奪梨
園，彼此相鬥，家僮至於破額，長吏為之解紛。如此景象，豈複成世界乎？君親
荼毒，宗社邱墟，宮闕慘於離黍，山陵同於槁葬，此乾坤何等時也，而般樂怠敖，
倍於承平。夫獨非臣子乎？夫何至於此極也！弟與憂者，不在奴，不在賊，不在
兵餉；竊以為神州陸沉，必自此病狂喪心始。披發野祭，百年為戒，此辛有所見
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僅不以國事為重，反而想方設法粉飾太平，可謂苟且偷安達到喪
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6.2. 南明之軍政
當時南明弘光朝廷控製的區域，東自黃河下遊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其
物力、財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製地區雄厚，對清方、大順政權占有非常明顯的
優勢。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
小。
南明弘光朝廷設江北四鎮，共擁兵三十萬。武昌的寧甫侯左良玉，擁兵二十
萬。
而正當大順軍西撤、清軍在畿輔地區休整之時，山東、河南兩省的官紳、土
賊處於群龍無首，徘徊觀望之際，非但弘光朝廷毫無進取之意，就連我們的史可
法史督師也一樣在軍事上毫無作為。
史可法曾奏稱：“近閱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為計餉，天下寧有不食之兵、
不飼之馬，可以進取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臣即躬率槖鞬，為諸鎮前驅。”
史可法言之鑿鑿，然而當時史可法和他的部將是不是真缺餉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鎮的時候，規定每鎮額兵三萬，每年供應米二十萬石、
銀四十萬兩，由於當時一石米約值銀一兩，所以有的史籍徑直寫作一鎮歲餉六十
萬，四鎮合計每年二百四十萬。
然而這年九月十二日“東平伯劉澤清、總督田仰奏請乞餉。上諭：東南餉額
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
也就是說，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鎮的軍餉早已給足一年半之需，所謂缺
餉雲雲，隻是史可法不思進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政府擁有淮河以南遼闊的地盤，在明朝崇禎滅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從
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財物，彌補宮廷和邊關耗資，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財力供養北方
的開銷。如今北方各地相繼淪陷，分別歸屬大順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財政收入上
絕對是綽綽有餘，可是南明政府的財政還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監國的時候，有人主張依照舊例列入減免賦稅的條款，以
爭取民心。但史可法卻拒絕采納，他說：“天下半壞，歲賦不過四百五十餘萬，
將來軍餉繁費，則練餉、剿餉等項未可除也。”
明朝滅亡就是因為崇禎的橫征暴斂，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猶自不誤，照
征不誤，甚至變本加厲，南明和大順政權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爾袞進入北
京後立即宣布廢除三餉，賦稅按萬曆年間的冊子征收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了。
可笑的是，在已經失陷於大順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賦稅，
福王登極詔書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東錢糧全免三年，北直錢糧全
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軍事上毫無作為，軍費開支卻極度膨脹，左良玉和四鎮將領在大
清和大順相持不下，兩虎相爭從中取利大好時機，不但無所作為，絲毫不見用兵，
反而隻求苟安，還為非作歹，給地方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
要軍餉，消耗國力，以至於南明政府財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錄》卷三記，甲申九月“時正項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
七百五十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
工部與戶部上言：“今天下兵馬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
戶部見存庫銀止一千有零耳。”
因為南明財政收支不抵，戶部就變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決定“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一
厘，給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紙”，合計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銀五十萬六千四百五十
餘兩，道路嘩然”。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裏，搜刮百姓財物無孔不入，所得金錢卻幾乎從來沒
有用於救濟災民、興修水利等實政。除了豢養軍隊以外，財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
費於皇帝、宮廷和官僚，供他們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於南京，馬上
“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軍隊更是形如強盜，南明之民心從此
就已消失殆盡。
諷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他那傾盡
國力，耗資巨大所豢養的軍隊，在清軍南侵的時候，一戰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鐸初下江南的時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
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清兵南侵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
以後陸續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又是幾十萬的軍力，
這些漢將為大清擊潰南明政府、統一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
南明重用這樣一些無恥將領，想不滅亡也難了。
6.3. 南明之滅亡
南明小朝廷的無能腐敗可謂中國曆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誤在於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借虜平寇”。實行的是
和大清共同討賊，圖謀劃江而治的天真戰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會犯下這種戰略性的重大錯誤，原因是因為自身的腐敗無
能、不思進取，另一方麵也是因為黨派林立，為爭權奪利紛爭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兵擊敗大順軍，占領北京之際。
弘光君臣看到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複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
為“功在社稷”的“義舉”。
五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馬士英疏“陳恢複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
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
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谘送督輔以備驅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
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
當政的文武大臣，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起義農民為敵，而對多次犯中原，
這時已經“攘取畿輔等地”的清方則一味退讓，在“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
圍繞“定策”、“逆案”、“順案”爭權奪利。
而軍事方麵，南明最為倚重的江北四鎮中，二劉之兵皆“虛誇不中用”，惟
高傑兵戰鬥力強。高傑凶悍桀驁，卻毅然拒絕清肅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
土”的誘降，疏請以己重兵駐歸德，冒大雪，沿黃河築牆，專力防禦清兵，並聯
絡河南睢州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不料許定國暗通清兵，設計於酒後謀害了
高傑，渡河降清，並引清兵至儀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勢危急之際，擁有數十萬重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
發兵南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卻公然提出：“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
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當時有人抗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馬士英命令“有
議守淮者斬”，朝議之後，竟詔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國防大臣的身份督師一年多，卻沒有任何成果，既沒練兵，也
沒防禦，更沒有趁大清和大順交戰之際收複失地，一味苟安，最後清軍南下，一
敗再敗，退守揚州，以身殉國。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權滅亡。
因為清朝的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犯下了嚴重錯誤，南明後期得以順勢團結了幾
十萬大順軍、張獻忠的歸降部隊，提出反清複明的口號，共同對付清兵，曾經輝
煌一時。但是各個將領依舊各自為政，南明的幾個大將，孫可望後期的飛揚跋扈，
最終導致眾叛親離，賣身投靠；鄭成功雖然有大誌、有軍事才能，卻私心自用，
斷送華南抗清大業。之後退守台灣，一心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李定國也是悲劇，
出滇抗清前期遭孫可望妒恨，無法在兩湖、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
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卻是鄭成功的虛應，結果導致喪師失
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最後隻好死而後已。
南明之滅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將領，無
能的督師，明朝的遺毒如黨爭、苛政、文人領兵都被完好無損繼承下來，甚至還
有所發揚光大，那麽延續著明朝的滅亡之路走向覆滅也就順理成章了。
7. 大清篇
7.1. 皇太極的改革
皇太極這個人很不簡單，以往我們過多把目光放到他在軍事的勝利上，而忽
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規模改革，而後者才正是後金興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爾哈赤當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誤，他實行對對漢官漢民的殘暴政
策。屠殺、鎮壓、奴役激起漢族各階層的反抗，造成後金社會的動蕩不安。
皇太極即位後馬上就調整對待漢官漢民的政策，使漢官漢民的地位有所改
善，以緩和女真族與漢族之間的尖銳矛盾。
在皇太極即位後的第四天，就頒布了一項命令：“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
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欲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概置不
論。嗣後惟已經在逃，而被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
在頒布這項法令以後的第三天，又頒布了一項新的重要法令，這個新法令要
求停止築城等過重的勞役，使老百姓可以“專勤南畝，以重本務”。新法令還說：
在社會上“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判罪犯，承擔“差徭公務”等，不得差
別對待。
這些政策的頒布對後金漢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從而為後金的軍事行
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努爾哈赤時期，後金的國家行政機構十分簡陋，以旗代政，一職多能。皇太
極致力於中央政府製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行政機構，天聰五
年（1631年），設立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個月，即天聰十年（1636年）的三月間，改文館為“內三院”，
即內秘書院、內國史院、內弘文院。這是繼天聰五年仿明製設立六部之後的又一
次重大的建政活動。五六月間，還設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門為理藩院，以完
善中央統治機構。
皇太極通過完善中央統治機構的過程，削弱八旗貝勒的實權，逐步集權於中
央的過程，從而鞏固了皇權。
因為皇太極的銳意進取，大清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一係列的政府體製改
革，為將來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滿族社會中沿襲著一種很古老的婚姻習俗，崇德改元之後，皇太極也對此進
行了堅決的改革，規定：“自今以後，凡人不許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嬸母、嫂子、
媳婦。”同時還廢止了“夫死妻殉”的陳舊習俗。
天聰六年（1632年）滿文改革家達海，改進了初創時期的滿文。於是滿族
有了自己的文字，這些都是皇太極治理下了不起的成就。
皇太極重視農業生產，他認為農業是“立國之本”，“國之大經”，因此頒行
一係列保護和鼓勵農業生產的法令。農業的改革是大清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
像努爾哈赤時候的經濟危機再也沒有出現過。
相比皇太極，明朝末年的幾個皇帝簡直無知無識，差得太遠。為什麽這樣一
個龐大的明帝國會有這麽多昏庸無能的皇帝，大奸臣、大太監，而不過數十萬人
的女真族竟然會有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順治、康熙、雍正等等如此多的
才智之士呢？明朝的滅亡是上天的安排，還是別有原因呢？
7.2. 入關後的政策
大清進入北京後，多爾袞在範文程、洪承疇等的建議下，提出了“經綸方始，
治理需人。凡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行處斬，
鞭責似覺過寬。自後問刑，準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說，以前的貪官汙吏
行為一概不計較，隻要有利於大清朝的就用，隻要以後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這樣，清兵征戰方麵有多爾袞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吳三桂的遼東精兵，戰略
方麵有範文程、洪承疇等運籌帷幄，政治上又製定合適的政策，大量啟用明朝的
降臣治理國家，鞏固占領的領土，為出擊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來的一統天下做
好了準備。
清朝政府的政治改革是關鍵。
清朝政府在多爾袞時期以及順治親政之初，就已致力於改革賦稅征收製度
了。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廢除了明朝加派的軍餉。另一主要成
就，則是丁口數與登錄在賦稅冊上的土地數的增長。
清朝政府推行無主荒地免費分給農民墾種的政策。例如四川，每戶可分耕地
30畝，旱地50畝，交換條件是墾戶須入籍。這些政策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積極
性，順治年間共開墾土地164263頃，即每年約9125頃。康熙年間共開墾273671
頃，即每年4561頃。由於政府提供減稅優惠，鼓勵土地所有者自己開墾田地，
僅1658年開墾土地的總數就高達98259頃。
在1645至1661年間，因為賦稅管理製度的改革，丁口數從1000萬增至1900
萬，約增加了90％。同時，從1651到1661年，登錄在冊的土地麵積幾乎翻了
一番，從29億畝增至約52.6億畝，同時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得以收支平衡，甚
至頗有盈餘。明朝中葉以來一直伴隨著中央政府的財政危機在清朝時期得到了徹
底的解決。
清朝政府還開辟了專門的部門處理水利事務，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是王永吉。
王永吉在明朝晚期以專長於財政、刑法和災荒賑濟而聲名卓著。
明朝水利係統早已經是混亂不堪。在清朝政府統治的前十年中，差不多每年
都有河道大決口，造成嚴重水災。在王永吉的領導和清朝政府的支持下，開始了
大規模的修建水利工程。
清朝政府通過一係列的水利工程，如1686年修建衝鶴運河，1688年疏浚黃
河口，1699年加固江蘇高家堰堤壩。這些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後六十
年內，黃河再也沒有發生過一次大水災，這對河北平原和淮陰地區的老百姓來說
是造福無窮。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政府在政治、經濟等改革措施上並非自己獨創，相反，
清朝政府的政治體製、中央機構，乃至改革方針，都是沿用了明朝時候的政策，
甚至是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也是明朝滅亡後投誠過來的叛臣，改革對於清朝政府來
說好像沒有明朝時期那麽難，雖然在清朝入關後推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大江
南北的反抗，但是清朝的最終統一全國不是因為暴力鎮壓，而是因為積極的改革
造成是不可否認的。
而明朝政府，以及南明政府，對他們而言，這些改革措施他們比清朝政府更
有條件做到，他們完全可以得到民心，解決財政危機，提高軍事實力，隻不過他
們都不屑、不願去做罷了。
8. 明之滅亡
明朝末年，“中國以土廣民眾，文化水準比較高的民族，但卻為局處一隅的
後金的野蠻民族的所擊敗”。此論有失偏頗，清之取國於李自成，而非明，這是
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的共識。
明末年間曾流傳一首民謠。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老天爺，你年紀大，你看不見人來
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
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老天爺，你不會做天，
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你塌了罷！你塌了罷！”
可見普通民眾對明朝政府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夠維持穩定，絕非隻靠殺戮。對於這一點，很多人下意識的忽
略這點，隻靠武力治理國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暴
政，就算是縱橫天下無敵的蒙古騎兵，也是迅速瓦解。
經過幾十年的農民戰爭和清朝的統一戰爭，全國土地荒蕪，人丁缺少，財政
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戶口隻有一千九百多萬口，
還不到明朝萬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萬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國的田
地隻有五百二十六萬多頃。
天府之國四川“民無遺類，地盡拋荒”，“有土無人”；江西是“官雖設而無
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魚米之鄉的湖南“自嶽而長，村不見一廬舍，路
不見一行人”。
而康熙采取了積極的政治、經濟改革，獎勵墾荒，輕徭薄賦，懲治貪汙，並
且興修水利，節約開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後，清朝的財政收入大為好轉，
1709年（康熙48年）後，戶部庫存銀由一千二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到1722
年（康熙61年），全國人丁增至兩千四百九十多萬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萬頃。
1661年，順治年間，人口不過1億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間，人口數已經上
升到3億。社會出現了相對繁榮安定的局麵，史稱康熙盛世。
人口的迅速增長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關係，康熙實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
之策。雍正推行“攤丁入畝”的稅賦改革，取消了千年來的人頭稅和丁役銀。這
些都極大的鼓勵了中國民間人口的繁榮。
這樣的局麵，是清朝政府積極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經超過了張居
正時期的成就，相對於明朝中後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務政治、黨爭，以及苛政
來說，說前清“康熙盛世”並不為過。
表麵上，明朝政府是在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女真的夾擊下最終滅亡，
但是以後金區區數十萬人口，十來萬兵力，又或是在饑餓狀態下的幾乎毫無戰鬥
力的百萬流民，是沒有可能推翻一個隻要稍微積極一點的明朝帝國。
如果沒有女真，也沒有李自成，明朝繼續這樣毫無活力，步履蹣跚的走下去，
民眾也繼續對壓迫和恐怖無動於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這一切，那麽，中國的未
來會怎麽樣？
中國又能夠憑什麽來改寫近代那麽最屈辱的曆史呢？
明朝之滅亡，實屬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貧民百姓，都難辭其
咎，明朝的命運操縱在他們手裏，而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或者容忍了不公正
的對待，也就勢必遭到報應。
中國近代之衰落，現代之複興，未來之命運，都是同樣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諫，今天我們所做的就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一百年
後，一千年後，後人會驚歎我們勇氣和先見之明，還是會詛咒我們的怯懦和愚昧
呢？



覺得“滿清”這個提法不妥，在滿洲人文化網我就看到對我的批評，這個詞感覺上像是蔑稱或者偏見，所以在新版中我就刪去滿清的字樣，改稱女真、後金、或者大清、滿人。不管怎麽說，首先要盡量保證自己公正客觀的態度吧。
法國雅克·勒高夫說過，“拒不思考曆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是不幸的，同曆史遺亡症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傷微不足道。”過去的悲劇都已經隨風而逝，今天我們應該吸取什麽教訓，避免犯同樣的錯誤才是關鍵，社會製度嘛，民主和法製已經是共識了，對今天有現實意義的幫助至關重要，是不是呢？

就像羅馬，他還是台伯河邊的小城時，死亡5萬士兵的毀滅性的坎尼戰役沒有消滅他，最偉大的軍事強國也隻能暫時挫敗他。可隻要一小隊就可以驅散的日耳曼蠻族卻讓他淹沒在黃頭發的海洋之中。同樣，以腐敗著稱的晉朝阻擋了無數蠻族的輪番進攻，可北宋卻滅亡區區6萬之眾的金人。可悲啊！


當極權統治存在時，困惑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麽可能垮台？
當極權統治垮台後，困惑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麽還能存在？
我們的曆史總是這樣子呢。


明朝的海禁取消不能不說有貪汙和被市場逼迫的原因吧，可是明朝沒有因為而是國家富強起來，真是遺憾啊。 清朝的辮子，統治者對子民打下的烙印，說的不客氣點，今天我們就沒有被打下烙印嗎？



史可法的評價可用四字概括“誤國忠臣”


在明朝末年，那些大臣們誰都沒有好下場，比如張居正，洪承疇，吳三桂，袁崇煥，要說才能，這幾個人的政治、軍事才能都比較出色，可是他們或者降，或者死於明朝皇帝，都談不上好結果，因為無能沒有好下場的就更多了，可是明朝的製度就是選拔無能的大臣啊，怎麽能怪史可法呢？反正就這個問題，我在文中寫了一些心得，我認為是明朝的政治製度造成了悲劇，什麽人，無論有能無能，無論忠臣奸臣，反正到了那個時候就沒好下場，其實西方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就是憲政，中國最難做到，然而也必須做到。


洪承疇隻有死和忍受後世罵人的選擇時，你麵臨這樣的選擇你會怎麽辦？用道德高標要求每一個人，最後的結果就是每個人都做不到，然後虛偽的奉承，我這很像漢奸的想法吧？如果你這麽認為，我也無法可說，但是我堅持說真話的權力和免於說真話而恐懼的權利，這些不是比崇高和道德更加重要嗎？


張居正，洪承疇，吳三桂，袁崇煥有才能，可是他們是極少數，而且他們都受到了才能遠在他們之下的太監、權臣的製約，“明朝的製度就是選拔無能的大臣”的結論我沒有充分證據，但是要你證明“明朝的製度不是選拔無能的大臣”同樣也不容易。這點嘛，我保留意見。
關於明末，我注意到沒有一個名將、名臣有好下場，他們不是聲名受損，就是死得早，我覺得這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吧，關於史可法，我在最開始是指責態度的，可是我想得更深一點，我以為應該為他做點辯護，他是個受害者，明末的兵部尚書有幾個稱得上才能出眾的？為什麽他要例外？換一個人情況就會好轉嗎？如果是的話，你覺得中國曆史上誰能當此大任就可以力挽狂瀾？
關於第三點疑問，或許不是疑問，而是語氣更加強烈的反問，我想可以用社會契約論的觀點來解釋，政權分成立法和行政兩個部分，前者屬於社會契約的範疇，而後者不是契約的內容，政府可以推翻，如明朝政府。外族入侵是一個難題，但是很多時候看起來，敵人，不論是自己族人，還是外族人，都沒什麽區別，都要殺死自己。我承認在這一點上我迷惑不解。
人與禽獸何異？我的看法是人比禽獸更加殘忍狠毒，地球遲早有一天會毀滅在人類手上。
可是，有很多話我不方便說，因為是真話，所以要被刪掉。我想所有人都明白並且理解，隻不過我們不會去改變。




權力與義務的協調問題。

對於一個普通的庶民百姓，他們拚死拚活，甚至賣兒賣女，上交賦稅，供那些王公大臣們錦衣玉食，華蓋如雲，高門深第，養活那些將領和士兵。他們當然有權力要求國家那些被他們養活的人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財產不受外族侵害。

那麽史可法等人呢？我想史可法擔任兵部尚書期間，總共耗用了多少軍費，你應該很清楚。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如果他自問承擔不起這個責任，就不該坐在那個位置上，他享受了老百姓給予他的地位，權力，金錢，而未能保護老百姓的權力，就有資格被罵！

至於洪承疇，吳三桂等人，坐在那個位置上，平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甚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到了該他們履行義務的時候，一句“生存權”就可以了結了嗎？如果你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他們，那你是在用禽獸不如的標準衡量他們，而不是用人的標準衡量他們，豬狗吃了東西，還有以回報呢。我拿一句俗話說，他們食君俸祿，而不能忠君之事，飲民之血，而不能衛護生靈，這不是無恥是什麽？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如張煌言，閻應元，李定國等，與吳三桂，洪承疇之輩，在後世眼中孰優孰略，一目了然。所謂一時成敗在於利，千古成敗在於理，如果你隻盯著那幾十年的曆史看，或許後者的下場算“好”的，但以“千秋”而論，前者的“大結局”比後者光明多了。




在今天我們應該怎麽做？比如我們能夠通過網絡了解到一些不同尋常的信息和資料，我們覺得有義務向公眾轉達，可是這些盡管符合法律的保護，卻很難真正的實行，當然啦，這些決不是什麽了不起的機密，它甚至是人所共知的東西，隻不過不宣於口而已，它隻是一些真相或者真心話，比如我們不得不承認對文革的研究國內做得遠遠比不上國外。
這些或許與曆史無關，但是當我們大義凜然的給曆史下結論時，我們是否注意到了現實中的自己這麽的怯懦？不知道那麽多的奴才劇是怎麽出台的，但無疑他們是受市場歡迎的。
食君俸祿，而不能忠君之事，飲民之血，而不能衛護生靈，這不是無恥是什麽？說得好！可是如果大家睜眼看看，那麽就會發現我們身邊存在更多這樣的人，而我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我很想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屈服現實，或者習慣於現實的謊言，那麽我們是否能夠真實判斷曆史？
我想，現代已經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那就是老百姓不再作為被動的弱者，而是作為納稅人，作為公民直接製約政府，保證政府行為的合法合理性。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進步，說實話，沒有這種必要的前提，老百姓的命不是命，他在事實上並不等價於皇帝或者大臣的命，在那個時候，所有人都這麽認為。
事實上，在今天，我覺得我的命比當官的踐，瞧，這或許會引起斑竹的不滿，我不再繼續說下去了，在國內用真名發表這些言論是愚蠢的，這種愚蠢意味著什麽呢？



孔子著《春秋》，述而不作。



不知道為什麽，我傾向於寬恕所有人，我想換一種環境，他們應該會做得更好的，當然，我不排斥批評，我更願意公開的討論，當麵的指責。我的文章受到很多偏見的影響，我甚至沒有學過任何史學觀，我常常從個人角度去考慮，而不是國家或者政府的利益，我注意到我們民族內部爭鬥的時候，一樣的殘忍，一樣的屠殺，一樣的暴政，甚至比外族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這些好像變得合情合理。反抗自己同胞屠殺的英雄在哪裏？堅持對自己的族人說出真相的英雄在哪裏？
我並沒有在辯論，我認為鏑非姐的說法正確，我也表示讚同，那麽，除此之外呢？怎麽保證悲劇不再重演，我無法得出結論。我隻覺得曆史真實太複雜，含混不清，我情願讓頭腦中充滿混亂，也不願意誌認同一種說法。


道德為明末帶來了最後的忠臣，也同樣帶來了更多數量的投降者，事實上，虛偽的道德造成了明朝的衰亡。
晚明就像是象棋的殘局，局勢已經惡化到無可挽回，就算是國手也不能改變失敗的命運。我不會去指責在這種情勢下接手的棋手，我想為什麽開局和中盤竟然會輸得這麽慘呢？


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取決於士兵的數量和質量，還包括高昂的士氣、頑強的訓練，精良的武器、充分的情報、準確的策劃，再加上高明統帥，團結一心而有效率的軍官隊伍，以及強大國家的作為後盾，有充足的補給，有強健經濟的支撐，得到國王的信任和人民的支持，我毫不懷疑這樣的軍隊能夠戰無不勝。但是如果我們把前麵所說的這些丟得幹幹淨淨，隻是最後靠運氣和天才軍事家的謀劃來希圖改變失敗的命運，我表示懷疑。
在明朝中葉，事情已經朝不利的方向發展，並且愈演愈烈。可是黨爭不休，普通民眾也默默忍受，希望依靠妥協和忍耐來換取恩賜，他們在明朝中期就付出了這些代價，但是由於他們缺乏必要的責任感，他們還將付出更加慘烈的代價，這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我們就懂得這個道理，我敢斷言即使是今天，如果我們對謊言、欺騙、不公正保持忍耐、妥協的態度，們一樣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在我有生之年也許就能看到，我會盡我的一切能力去避免一盤不可能下贏的殘局，但是作為一個棋子，我的力量太微不足道。
忠臣烈女，總是在朝代之末出現，殘局的棋子顯得格外醒目，但我絲毫沒有興趣，我覺得更應該關心的是，我們怎麽下好中盤，因為開局已經處於劣勢了。



明朝的軍事製度，我想我也在文章中提到了這一點，比如軍餉，比如太監監軍，這些都是名將本身不能控製的。其實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個問題，我看過孫子兵法，在我之前很多人都看過，可是好像孫子兵法並沒有幫助所有看過他的人都打贏戰爭。
我隻是就此打一個比方，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怎樣做才是對的，可是我們不願意、或者不屑、或者不敢這麽去做，那麽除了等待失敗的命運，還能有什麽呢？或許我說得太多，而做得太少了。

明朝的腐朽，應該不僅是軍事製度的問題
如果隻是軍事製度的話，南宋的軍事製度也實在不怎麽樣
但是還能依靠地利勉強抵擋掌握了先進科技的遊牧民族的強大攻勢
而明朝的失敗，幾乎是一觸即潰……

社會製度的問題，社會體係的崩潰，應該才是明朝滅亡的根源。

有寬恕的想法，即使隻是想法，也是很好的。
然而很多時候，人，是必須負起責任來的。
其實，明朝的腐敗，應該說是漢族的腐敗，如果隻是政府的腐敗，那麽，為什麽李自成的失敗也是兵敗如山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