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與孫中山的革命黨

海外民運與孫中山的革命黨

海外民運和當年的革命黨差不多，成功了就是偉人了
嗬嗬~~

為什麽稱中國人為 “支那” 是對極大的侮辱

“支那”這個名稱的起源是古時印度知道東方有個來自契丹，其旗幟是狼。狼的發音是Cina。 由此可知，“支那”其實是把外文再次音譯過來而成的一個詞。本來沒有褒貶的意思。到了晚清，甲午戰敗，日本軍國主義橫行，從此“支那”的稱呼就帶上了愚昧無知的含義。近代日本人不忿叫我國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國，實行改稱“支那”，把侵略中國叫做“膺懲支那”。
日本稱中國人為支那人，是支那這個詞語帶有貶義的始作傭者，從 荷蘭人出版的1901年的荷蘭大百科通用辭典中可以查到這樣的文字—— 支那：中國的貶義稱呼，常用於日本語，亦指愚蠢的精神有問題的中國人。當時的中國比較貧弱，中國人受到歧視，外國人稱中國為支那，帶有侮辱的性質。定居在外國的華僑也飽受歧視，比如美國在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那以後61年，華人都不能入籍，配偶 也不例外。一直到1943年，這條法案才被廢除。 美國俗語用“支那人的機會”來形容一個絕望的情形，即是說完全沒有機會的意思，這是何等侮辱及輕視華人；又有嘲笑華人的市謠：“清清支那人，坐在柵欄上，想從十五分裏找出一塊錢。”這是嘲笑華人願意做辛苦而又工資低微的工作，由此可見華人當時在美國所受的輕視及欺淩。所以，現在有一點愛國心的中國人，聽見“支那”二字，都會十分反感的。

“ 支那 ”被賣國賊梁啟超章太炎使用
1871年 清穆宗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四年 辛未年（羊年）
1月18日——德意誌帝國建立，德國統一。
5月10日——普法戰爭結束，根據法蘭克福條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
5月15日——德國頒布第175條，開始了德國迫害同性戀者的曆史。直至1994年條例廢除之前，因此條例而受害或被殺的同性戀者數以萬計。
8月14日——愛新覺羅載湉，即光緒帝出生（逝世1908年）
9月13日——《中日通商章程》在天津簽訂。
12月24日——朱塞佩·威爾第的著名歌劇《阿依達》在埃及開羅的歌劇院（Khedivial Opera House）首演。
《中日通商章程》為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於1871年（同治十年）簽訂的條約。1872年（同治十一年），日本提議修改此條約未果。1873年（同治十二年），清朝政府派李鴻章與日本使節在天津進行換約。1871年7月29日，大體上按中國的方案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其主要內容是:兩國互不侵犯領土，互不幹涉內政；一國受他國侵略時須互相支援；互派駐外使節；各通商口岸派駐領事，等等。這是近代史上中日兩國簽訂的第一個對等條約。19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都受到歐美列強的侵略。1871年，兩國簽訂《修好條規》，正式建立了國家關係。就在這時，日本已在策劃侵略中國。當時日本剛開始明治維新，對外要"開疆拓土"，海上向南擴張的目標就是琉球和台灣。中日《修好條規》隻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幌子。

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 “ 中國 ” 。 “ 中國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 ” ，要求隻寫 “ 大清國 ” 。中國代表則力爭： “ 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隻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 ， 後經李鴻章親自出麵，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 “ 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 ” 。 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 “ 大清 ” 而非 “ 中國 ” ，導致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則辯稱，其漢文本中的 “ 大清 ” 是和文譯文， “ 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 ” 。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 （以上引自《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卷， 226-245 頁。轉引自《中日甲午戰爭全史》第一卷）
其實，早在清初，日本支持鄭成功抗清 —— 國姓爺有一半日本血統，他的日本母親就是被 “ 侵華清軍 ” 奸殺的 。
甲午戰爭，日本充分利用了滿漢矛盾。 《日清戰爭實記》 有日本 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大將親率的第一軍，在東北發布的 《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 告示： “ 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複三代帝王之治。”

檄文出自著名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 (1864-1923 年 ) 之手。作為中國通， 宗方小太郎為日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貢獻頗多，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見。宗方對日本利用滿漢矛盾謀劃極深，在他於甲午年所撰寫的 《中國大勢之傾向》 中，分析道： “ （滿清）前之叛亂者殆無義名而叛，今之叛亂者無不以恢複明祀為名義。其故何在？曰： ‘ 恢複明朝 ’ 一語最易煽動民心，又為民心之所向故也 …… 方今中國之形勢頗似元朝末運。彼因起於滿州異族，奪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於宋，出自異族而統治中國則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為人民飽嚐弊政之餘而開始種族競爭者也。徵之該國曆史，自古以來凡由異族起而奪取天下者，常於人種之競爭中被奪回。 ” 他認為， “ 此時若有非凡之士，其於草澤之間，收拾以上各黨派 （指造反的哥老會、白蓮教等）成一體，以大義名分明示天下，誠心誠意代天行道，普救蒼生，乘機而起，覺羅氏之天下不知所歸也 ” ，期望日本成為這個能凝聚中國人心的 “ 非凡之士 ” 。
同年，著名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在 《對華邇言》 中分析道： “ 今愛新覺羅氏之天下百弊叢生，已瀕於陽九之末運，岌岌之勢有如敗屋之將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勢 ” 。在認為歐洲必然會對中國進行瓜分之後，他說： “ 歐洲各國對中國之深謀遠慮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豈能止於徒手旁觀乎？ ” ，要日本 “ 製天下之機先，一朝有事之際，方可淩駕歐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於中國中原也。是不特中國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亞洲體麵之要務也 ” ， 並十分具體地要求日本政府重視在華占領區的民政，還引用了孟子的名言： “ 當今之時有能行仁政者，民悅之如解倒懸 ” ，希望占領當局 “ 施行大道 ” 、 “ 待民如子 ” ，並且指出 “ 新占領地之統治者，責任至重，其人選非最慎重不可也 ” 。 （《宗方小太郎日記》）
保皇的 “ 維新派 ”根本就沒安好心，其目的是架空光緒皇帝，同時散布日本人偽造的《揚州十日記》等書。梁啟超自己就說，當年他和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時務學堂期間，即 “ 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 ”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 專集三十四》）。
甲午戰爭後，日本日益成為革命者的庇護所，同盟會、光複會等組織都是在日本組建，得到了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那時日本社會已經開始流行用 “ 支那 ” 稱呼中國。中國的很多革命者，來到日本後，一是剪辮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二是直接借用日本式稱呼自稱 “ 支那人 ” 而非 “ 清國人 ” 。 “ 支那 ” 這個在後來引起中日間很強烈感情衝突的詞匯，在甲午後、二戰日本戰敗前，幾乎是日文中指代中國的唯一名詞。 1902 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 （指甲申年明亡於清） ，喊出了 “ 光複漢族，還我河山 ” 的誓言； 1904 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後成為同盟會黨報《民報》。即使非革命派的梁啟超，也用 “ 支那少年 ” 為筆名，康有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詩中稱 “ 我是支那第一人 ” 。
辛亥革命後，滿漢矛盾消失，日本依舊用 “ 支那 ” 。 革命黨人賣國自己侮辱自己，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槍手，被日本人任意玩弄使用，而梁啟超章太炎宋教仁這些人渣後來卻成了中國的偉人！

“ 五四 ” 運動，學生受到革命黨人的鼓動，上書北洋政府，抗議日本政府使用 “ 支那 ” 和 “ 支那共和國 ” 。 北洋政府為此專程向日本提出，認為 “ 支那 ” 一詞 “ 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須大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 。 而日本人認為 “ 中華 ” 一詞暗藏著對日本的輕蔑。當時有讀者投書《東京朝日新聞》，對中國政府要求日本使用 “ 中華民國 ” 提出不滿，認為： “ ‘ 中 ’ 及 ‘ 華 ’ 之語，是自古以來支那對夷狄傲慢的自稱 …… 今日對外擬用 ‘ 中華 ’ 之名，其實含有鄙視列國為夷狄之意，可謂無禮之極。故此，在討論使用不使用 ‘ 支那 ’ 稱呼之前，實宜先行以適當文字，取代 ‘ 中華 ’ 二字的稱呼。 況且，支那政府並不能判明 ‘ 支那 ’ 一語的起源。此語自遠古時代使用以來，並無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論上可決議正其國名為中華民國，而不作支那。惟堅決拒絕一切習慣使用之稱謂，態度未免太過激烈。尤其中華民國本身寫做英文名稱作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的 China ，敢問難道不是支那嗎？ ”
本來的確隻是音譯的中性詞 “ 支那 ” ，在甲午中國戰敗後，就成了日本貶低中國的代名詞，後來，更有梁啟超章太炎宋教仁等漢奸人渣推波助瀾，這些國賊自己就叫自己支那，為了推翻北洋政府，這些無恥的賣國賊又鼓動學生向北洋政府抗議，結果，又是自取其辱。日本從來沒對中國按好心，所謂蔑視和瓦解清朝和北洋政府，都不過是七分中國的環節之一而已。最可恨的是中國人的敗類甘願為日本人效力，後來這些漢奸搖身一變，成了偉大的革命家和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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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談海外民運的曆史與現況zt

王希哲: 民運組織裏壞人占多數，百分之九十五是壞人

台灣當局在資助和控製海外民運方麵的經費投入甚巨，二十多年來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台“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後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幹”、“聘幹”多達七十餘人。目前在“海外民運”活動場合拋頭露麵和幕後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報部門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係”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去，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遭到敵視。

目前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活動的人，總數約七十餘人，其中原先參加過國內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學員、藏獨人士、台灣官員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群眾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麵，分散於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裏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報部門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資深民運人士王希哲向《星島日報》記者裏戈透露說，“民運”裏麵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日前他詮釋“民運壞人論” ，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的，是“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加強鎮壓，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隻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是帶有某種投機目的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這種看法是有失公允的。目前“海外民運”裏麵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嚐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通過投靠台灣情報部門，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閑，吃喝嫖賭，還可以免費國際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千萬人已經退黨”，等等，然後再編寫幾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許王希哲又會質問，既然有這麽好的差事，為什麽你們海外華人以及社會主流人士都不來參加呢？為什麽“海外民運”越來越門庭冷落了呢？

其實，正由於這份差事太肥了，所以才在“海外民運”裏麵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於台灣方麵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於是，所有的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全都使上了。最後，經不住這麽折騰的民運人士就隻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瞅瞅“壞人”堆裏的倪育賢、劉青、薛偉、張菁、陳破空、伍凡、紀曉峰、方圓、汪岷、張英等貨色，還有那個同性戀變態王丹，一籮臭魚爛蝦讓人翻胃直想吐。

李曉莊

政黨規範化與中國民主化 畢文稼 回顧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除了血雨腥風、戰亂頻仍的悲劇人生，史書的字裏行間，不經意的就會發現黑社會的影蹤，中國政治的黑社會化，或者說黑社會操控的中國政治，製造了這個民族的百年噩夢。 1903年，孫中山於檀香山加入洪門致公堂，並被推選為致公堂堂主，中國所謂的現代政治，以黑社會的力量開始起家，同盟會也由此重新壯大。1904年孫中山以“洪門大哥”的身份巡視美國華人社團，並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反清民族主義旗號開展募款革命行動。 曆史也許怨不得孫中山投靠黑社會，並利用黑社會開展中國的政治反對運動，畢竟，那個年代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的政治政黨概念，況且明朝朱元璋借助明教力量一統天下的曆史經驗，對孫中山這樣盡管深受殖民文化影響的人還是很有借鑒作用。 問題壞就壞在，出身於黑幫大佬的政客，既沒有黑社會“盜亦有道”的信義，也沒有政客的以政治解決社會問題的底線；卻把兩者的最壞之處運用得淋漓盡致：借用黑社會的暗殺之道，消滅黨內或國家的政治競爭對手，把黑社會生存之術引入政治鬥爭；利用政客的政治許諾，以“三民主義”打動民心，卻用獨裁手段統治本黨和國家。 一個飽受西方教育的革命先行者，卻善用東方的無恥之術取得成功的政治家，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開了一個最壞的頭，從1901年興中會第一任會長楊衢雲被暗殺致死，到同盟會其他兩大組織（光複會、華興會）領袖陶成章、宋教仁被暗殺致死，及至孫中山的學生汪精衛暗殺清朝重臣未遂，孫中山崛起的曆史過程中沾滿太多的疑點和鮮血。 1912年民國初建，20世紀似乎為中國展開了美麗的開端，但是，不甘閑置的孫中山，卻借用宋教仁被刺一案，放棄政治（國會）鬥爭和司法程序，發揮黑社會老大的餘熱，挑動了護法戰爭的暴力政治開端，使中國政治從此陷入了暴力循環的怪圈。 尤為不幸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孫中山去世之後，在孫中山的榜樣作用下，青紅幫出身的蔣介石順利的博位成功，而其中的諸多暗殺，最為著名的則是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身亡。1927年國共內訌，牽頭為蔣介石向和平示威的左派工人打響第一槍的，就是蔣介石時代的長期盟友，上海灘的黑幫大佬黃金榮、杜月笙。 蔣介石順利的延續了中國政治的黑幫治國治黨手段，他的右傾法西斯盡管與孫中山的左傾蘇俄千差萬別，但在黑社會手段上，卻實實在在是“國父”的繼承人。在蔣介石大陸統治期間，政治鬥爭用暗殺來解決，政治治理用黑社會手段統禦，它不僅建立了軍統、中統等黨政黑社會方式的機構，還通過青紅幫在全國廣泛發展，形成了中國曆史上最牛的黑社會組織：青紅幫最鼎盛期，人數過百萬。 這樣子的中國政治，怎麽不深陷泥潭？軍政、訓政、憲政？不過是後人書寫曆史時候為偉人脫罪之辭。 中國政治也因此成為誰比誰更黑的競賽舞台。學者出身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瞿秋白們，最終在競賽中落敗，而鄉下文人的毛澤東則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為一個完全符合中國特色，尤其符合與蔣介石黑社會統治特色相對抗的黑社會政黨。 從以民主的名義，爭取美國的支持，反抗國民黨的擠壓，到背叛諾言，背棄民主，實行一黨專政；從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義騙取民眾的支持，到建設了一個農村是地獄的中國；從高崗、饒漱石，到劉少奇、林彪，一個個的黨內同事翻臉成仇，生死相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無一不顯示著黑社會所獨有的特色。 政治黑社會化，竟然成為中國二十世紀的成功典範：更黑的毛澤東戰勝了黑社會出身的蔣中正。怎不讓人悲緬這塊土地上人民的可憐。 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長江前浪推後浪，一浪更比一浪黑，從孫中山的地下黑社會大佬，到蔣介石公然與杜月笙拜兄弟，到毛澤東清除一切雜牌黑社會，黑白通吃，中國人跟著中國政治，遭了大殃。 國民黨史書上不願承認“國父”的黑社會大佬背景，共產黨史書上也不願意披露這段史實，但中國致公黨作為八大花瓶政黨之一的曆史，是洗脫不掉孫中山把黑社會帶入中國政治始作俑者的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