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肅反

蘇區肅反

作者：蘆笛

在評介張戎－哈利戴合著《毛》傳的文章中，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先生指責張戎采用了中共慣用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妖魔化毛澤東”。

共產主義的可怕，在於其道義優勢。它針對社會不公特別是貧富不均的現象，進行旨在撕裂族群的惡毒挑撥，專在熱血青年強烈的樸素正義感和愚民的“公平心” 、嫉妒感上下功夫，把這些或善良或不甚健康的原始心態和情緒統統化為仇恨和殘忍報複心理，再巧妙地變成政治運作杠杆，煽惑暴民起來造反，由此製造出巨大的全民災難。

這就是國際共運的最可怕處——它的宣傳永遠能在一部分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集團中喚起巨大共鳴。凡是保守政權，哪怕是美國那種國家也罷，麵對這種道義優勢都一籌莫展，隻能靠揭露共產政權下的恐怖現實真相使公民懼怕憎惡之。５０年代的美國反共宣傳，我看其質量和國府的也差不多，對憤青沒有多大說服力。

二蔣的“反共八股”句句是實話，一句頂一萬句，包括我黨在揭破國府“欺騙宣傳”時最熱愛使用的“共匪殺人放火，共產共妻”。

閱讀張戎巨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曾誌《一個幸存的革命者》以及國內史學界“四大天王”一係列重要著作之後最深的感喟。

國民黨如梳，共產黨如篦

“賊過如梳，兵過如篦”，用來形容傳統社會的腐敗黑暗。“篦”就是篦子，那其實也是梳子，隻是梳齒比常見的梳子細密得多，那齒空大概也就隻能容納一兩根頭發。成語的意思是說，土匪搶劫百姓跟梳子一樣，梳過後還能留下點孑遺，而官軍搶劫百姓如同篦子篦過一般幹幹淨淨。

此話用來描述國共兩黨倒也非常準確。國民黨當然也不是什麽好東西。魯迅從大清、北洋過來，到了廣州後碰上了“清黨”，就此給嚇破了苦膽，說是“從來沒見過這麽殺人的”（關於四一二清黨的真相，楊奎鬆教授已經作了縝密研究）。

張戎巨著的一個重大意義，就是撥亂反正，恢複了曆史真實，首次比較全麵深入地介紹了我黨３０年代治下“蘇區”的場景。

張書明確指出：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製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製的邊緣縣)， 人口減少五十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 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原注：毛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張戎更介紹了我黨殺人的演變史以及大規模民眾喪生的基本原因

１、共暴動早期，忠實執行莫斯科指示，推行紅色恐怖政策，亂燒濫殺：“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毀敵人的巢穴’，‘焚毀整個城市’，‘豪紳的走狗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準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這根本就是無爭事實，其實就連官方宣傳都間接承認了這點，我記得初中曆史課批判的“左傾機會主義”政策中就有一條：“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此外還可以補充點第一手證據，例如當時中央在《致兩湖省委信》中曾明確命令：“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鄉村中大力發展遊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殺人範圍之廣，令人讀來不寒而栗。

２、因為盲目執行莫斯科的愚蠢指示亂燒濫殺，引起大規模農民暴動，暴民屠殺共匪後又被紅軍殘酷鎮壓，最著名的就是曾誌回憶錄中披露的郴縣、永興、耒陽等縣成千上萬的農民暴動。

３、在停止亂燒濫殺政策之後，紅匪改為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的“明智殺人”策略，主要屠殺地富、被俘國軍高級軍官以及一切拒絕與匪政權合作者。紅色政權建立後，匪區化為監獄，所有的居民全部喪失人身自由。凡想逃出匪區者格殺勿論，甚至就連“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如此恐怖統治，造成了自殺成風。

４、“誘敵深入，堅壁清野”，在國軍進攻前，強迫所有居民藏了糧食炊具，封了水井，躲入山中，人為製造民生苦難，間接導致死亡。

５、從屠殺“階級敵人”進化到瘋狂屠殺“階級弟兄”，亦即“肅反”。這是如今我黨唯一承認的一樁罪行。在他們看來，“階級敵人”不是人，殺之無礙，殺“階級弟兄”才是錯誤（這觀點其實是赫魯曉夫發明的）。

６、兩軍交戰造成的戰爭傷亡。

７、紅匪逃出匪區前為了“輕裝”，處決了所有囚犯、戰俘甚至“不可靠分子”。逃出匪區後受害民眾起來呼應國軍，殘酷報複落在他們手裏的中共人員。在中共奪權戰爭中，此類悲劇反複上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女英雄劉胡蘭”因為殺害村長而被村民處決。

以上諸條，張戎其實都涉及了，張戎仍有獨到貢獻，例如毛澤東發明的強製性“堅壁清野”

總而言之，似乎可以說，該書首次比較全麵係統地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諸方麵勾畫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那個漢奸政權、國中之國的地獄場景，其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遺憾的是，作者出於對毛澤東本人的強烈憎恨，在介紹中共罪行時確有“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失誤。這個缺點其實在《鴻》中就暴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