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拉大了中日間的差距？！

誰拉大了中日間的差距？！
——評析蔣介石政權抗戰中的“警世創舉”
　　
　　 今年是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七十周年，當年的中日兩國除了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為日本陶得第一桶巨額基金使日本完成原始積累外，又是誰把中日兩國的差距越拉越大了呢？除了當時的列強縱容日寇瓜分外，中國的最高戰略層麵是怎樣積極配合日軍行動的呢？這裏有一個特殊的人物，名以上是中國的領袖，卻幹著日本軍部早已布置給他的奸細勾當——最大限度地配合日軍進攻，最大限度地消滅中國軍隊和中國百姓。 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哈蔣族的心頭肉——蔣介石先生。
　　
　　 中國出現蔣介石其人一是他本人的不幸，沒有治理中國的才能和德行，僅以一身楊梅大瘡頂著一個禿頭，憑借軍閥政客的手段置人民以水火，玩民族以股掌；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幸，這個肉頭呱唧的委員長和他領導下的政權實實在在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盡的災難，外蒙割裂並被美蔣送入聯合國既是鐵證。說它是日本軍部派來的奸細一點都不為過。且看如下史實：
　　
　　“九•一八”事變
　　
　　 曆時4 個月零18 天，麵積相當於三個法國的東北三省及一個特區全部淪陷。對日本方麵而言，可以說得到了一塊發動戰爭的寶地。40萬東北軍麵對1.5萬日軍{在沈陽發動事變的僅僅600多人}居然一槍不放就退入關內,實在是太說不過去.至於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蔣介石還是張學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千萬東北同胞就這樣被國民黨政府拋棄了。有人說什麽蔣介石政權需要時間準備，可實際上當時的日本根本不具備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正因為日本輕易得到了東北，才具備了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可以說大煙鬼張學良和蔣介石的不抵抗肉頭政策才真正拉大了中日兩國國力的差距。
　　
　　 肉頭們在東北問題上的失誤
　　　
　　　　一國政府，一支軍隊，一個戰略區域的土皇帝如同成家立業後的男人，他要有保護本國人民生存安全抵禦外侮的戰爭反抗能力，否則，別人就會取代它，而他就得滾蛋。
　　
　　 1932年1月3日，日軍未發一槍，占領九一八之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所在地錦州，張學良部不戰撤入關內，這是張學良在東北問題上最大的失誤，甚至超過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內部有強硬派，也有對東北軍頗為忌憚的保守派，即便是軍中，權力最高的參謀本部也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後，其實局麵並不是完全不可控製，完整的黑省還在馬占山手中（錦州失守時，馬雖然已經放棄齊齊哈爾，依然在海倫重建黑省政府，頑強抵抗）；吉林雖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依然相當有力；特別是東北軍主力還在遼南的錦州，遼左一帶反日運動蜂起；即便是沈陽，藏式毅雖被囚禁五十餘日卻頑強不屈；即便是東邊道鎮守使於祉山這樣的大漢奸，當時也在首鼠兩端 – 他和日、張同時聯絡，顯然在觀察時機，以便決定自己的動向。關東軍雖然初步得手，其實東北局勢仍處於犬牙交錯之中。
　　
　　　　當時東北的中國軍事力量，按照日軍分析為 – 黑龍江省正規軍一萬五千，準軍事部隊一萬八千，吉林軍五萬五千（其中熙洽率領的主力已經投降，尚有多少屬於反日力量不明），錦州的遼寧軍十九萬五千，是東北軍的主力。沈陽失守後，張學良將東北軍政機關搬到錦州，日軍深感威脅。
　　
　　　　為此，10月18日，關東軍試圖進軍錦州，驅逐張學良，然而，日軍參謀本部連續下達四次命令，堅決命令關東軍回軍，甚至最後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級別。結果是關東軍直到1932年新年，始終沒有與張學良部發生地麵衝突。
　　
　　　　可見，關東軍當時的局麵也十分艱難，其在東北總兵力隻有關東軍一萬餘，朝鮮軍違令增援的三萬餘，前有張學良，後有馬占山，還要擔心蘇聯乘機染指，其內部也相當的不安。從國際上說，錦州所在的北寧線鐵路屬於英國資產，日本方麵很擔心攻占錦州引發國際衝突，從國內上說，關東軍“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層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包括日本國內政壇，都有很強烈的聲音認為這種做法屬於“叛逆”，那時，日本的軍部勢力尚未膨脹到無法克製的地步，十月，大川周明等發動的兵變並未成功。即便關東軍內部，對事件的未來，也是意見分歧。因為支持關東軍行動的勢力中，頗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領整個東北三省並不一致，旅大租借問題是他們的出發點。張學良在前一年對蘇發動中東路事變，試圖收回中東路路權，讓日本朝野頗為震動，當時日本所強占的“關東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東北地區的最重要據點。按照條約，旅大的租借即將在1932年到達租期，預料國民政府不會同意繼續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軍政人士支持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理由，然而，對於吞並整個東北，日本方麵內部意見並不一致。
　　
　　　　然而，反對的聲音到了一九三二年就煙消雲散，主張和解的外相幣原辭職，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關東軍進展太順利了，“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錦州之戰，隻要張學良擺個抵抗的架子，關東軍就內外交困 – 外，錦州並不是很好打的，馬占山一萬多人給日本人造成的麻煩已經夠大，如果張學良近二十萬軍隊在錦州和關東軍打起來，可不是那樣容易拿下來的；同時，關東軍自己是在違背命令的情況下進軍，這種情況下，要想打下去，隻有不斷的勝利，否則隻要有失敗，就不可避免內部的分裂。事實上關東軍也始終沒有真從地麵去打錦州的張學良，隻是派飛機轟炸而已，說明它的顧慮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張學良居然一槍不發從錦州撤退了。張學良在日軍壓力麵前，漸漸承受不住，終於借口等待調停，發表聲明，撤出錦州，並在一月二日完成撤軍，日軍於一月三日占領錦州，兵不血刃。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結局，令人難以置信，日本方麵大喜過望，即便日軍自己，也認為錦州非經過一場血戰不能取得，並集結了戰車部隊，準備應付張的反擊。
　　
　　　　錦州撤退的時候，蔣介石已經下野，孫科等國民黨中央巨頭雖然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持張學良的作戰，但至少是希望他進行抵抗的，把責任推給國民黨未免牽強，錦州的棄守，應該是張自己的決定。九一八事變，可以歸結為缺乏經驗的張學良在倉促間不能良好判斷局麵，但是錦州完全不同，錦州問題上沒有猝不及防的問題，應該說反映了張學良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能力和認識存在局限。試問，如果張學良沒有易幟，日本人打你東三省你抵抗不抵抗？
　　
　　　　從九一八到錦州失守幾個月的時間，東北軍沒有規複沈陽或者和日軍對抗的軍事行動，尚可以解釋為對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擔心，或者靜候國聯處理的誠意，然而，主動放棄錦州，就完全的反映了張對和日軍對抗的畏難，甚至沒有“打打看”的勇氣。
　　
　　　　當時的東北軍是否全不能戰？應該說不是這樣，張學良的東北軍此後在內戰，外戰中頗有戰鬥力，其裝備訓練也並不差，因為此後的東北軍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戰鬥力應該呈現遞減趨勢。以其兵力，如果作戰開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會比馬占山部隊更差。錦州有東北軍的東大營，物資，指揮機關齊全，錦州所在後方為山海關，前方為狹長的錦西穀地，山地可以提供較好的地障，而日軍兵力難以展開，後勤補給線也暴露在周圍抵抗力量的包圍中。這個仗，怎麽看怎麽可以打一下。以東北的人心，張的抵抗會引發怎樣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頓調查團在日軍占領的東北進行調查，東北的同胞於日軍暴虐之下，依然堅決的給於對中國強烈的支持 – 這個代價是怎樣的沉重，看看馬占山派去和李頓調查團聯絡的人員怎樣先後被殘殺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的打一下。
　　
　　　　張學良曾經解釋不願意在錦州打的原因，一個是沒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贏；一個是不願意部下白白犧牲。還是那句話，你是東北的主人，人家搶你的東北你自己都不著急，能指望中央著急嗎？不願意白白犧牲部下，馬占山是不是你的部下？唐聚五呢？鄧鐵梅呢？
　　
　　　　要是老帥張作霖在，就算丟了沈陽，也絕不會放棄錦州吧。
　　
　　　　當軍閥也要懂得保衛自己的地盤呢，比如閻錫山。人必自助而後天助之，自己不敢打，完全指望別人，十九怪不得別人不出力。
　　　　錦州的張學良部，是東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別是黑龍江馬占山的精神支柱，隨著張學良從錦州不戰而退，影響是慘痛的。
　　　　首先，日軍得以全力向北，馬占山為主的黑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遼寧方麵軍事呼應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軍，終於被日軍擊破，東三省徹底落入日軍手中。東北各地自發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協調和指揮（也失去了對於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經難免各個擊破的命運。同時，東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複有抵抗的意誌。
　　　　其次，關東軍越發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於占領東三省意料不到的順利，激發了日本強硬路線的瘋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時候“高抬腳，輕落足”，所以今天投資機會上往往落後他國，但是一旦成功，就會進入一種癲狂的興奮狀態，不顧一切的蠻幹。甲午戰爭，珍珠港，無一不是如此。假如換了熟悉日本情況的蔣百裏等人物指揮東北局麵，斷不會如少帥一樣讓日本人瘋起來，對日本人無原則的讓步，隻會讓他失去理智。說起來，少帥口上抗日的舉動很多，具體怎樣抗，還未免稚嫩。1932年1月，張學良棄守錦州，3月，滿洲國就出爐了。從此，日本軍國主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帶入滅頂之災。
　　　　同時，這次無原則的棄守，也大大的在東北軍內部提升了畏日，動搖的情緒，以至於伺候的熱河戰役中，東北軍各部全無戰心，爭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這樣的精銳和堅決抗日少壯派，在長城戰役中，都因為再三催促中央軍接防而成為十七軍的笑柄。實際上，當時投入長城抗戰並穩定古北口戰線的十七軍，裝備人員數量都並不比東北軍好，所能夠頑強抵抗的資本，無非是有真正抵抗的決心。錦州棄守，對東北軍心理上的打擊是巨大的。
　　　　三千萬父老，百萬疆土，對自己在這塊生我養我土地上最後的據點，幾十萬大軍一槍不發的離去，這個肉頭大煙鬼的少帥，不能不讓人想起彭德懷那句名言：“仔賣爺田不心疼”。對張學良來說，我想此後幾十年，他想到這個決定，也會感到痛切吧。從那以後，他再也無臉回到那片叫作東北的土地。
　　
　　

 
　　再看看日本在得到東北後都幹了什麽：
　　
　　 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和製炮廠連同19.5萬餘支步槍，5500挺機關槍，1650餘門大炮，5300餘門迫擊炮，260餘架飛機，幾十艘軍艦,上百輛新式坦克以及大批的彈藥、器械、醫藥、物資等等，全部落入日軍之手。據統計，僅9月18日一夜之間，沈陽損失即達138億元之多。可以說大煙鬼子逃跑將軍張學良是現代中國第一大漢奸。
　　
　　 日本對東北工業資源的掠奪是多方麵的，但其重點是掠奪戰略物資，特別是鋼鐵、煤炭和液體燃料等等。
　　
　　 1931 年以後，日本從東北掠奪的生鐵數量大幅度增加。據偽滿統計，1931年為54.2 萬噸，占日本進口總數的71％；1932 年為82.2 萬噸，占進口的83％；1933 年為95.3 萬噸，占進口的81％；1934 年為114.9 萬噸，占進口的77％。日本對東北生鐵和鋼的掠奪，主要集中在屬於滿鐵的鞍山製鐵所和屬於財閥大倉係統的本溪鋼鐵廠。他們所掠奪的生鐵，除了在東北就地製造軍火外，很大一部分被運到日本國內八幡等地製造殺人武器。
　　
　　 日本對東北煤炭的掠奪在“九•一八”以前就處於壟斷地位。“九•一八”後，日本從東北掠奪煤炭逐年增加：1932 年為1703 萬多噸，1933 年為1885 萬餘噸，1934 年為 2055萬多噸，1935 年為 3127 萬餘噸，1936 年為 4214 萬多噸，1937 年達5266萬餘噸。在日本進口煤中，東北煤占70～85％。特別是撫順煤，日本稱它為“工業煤絕好典型”，完全用於重點地區和部門，但其價格卻低於日本煤的十幾倍！
　　
　　 日本對中國東北石油資源的掠奪是全麵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頁岩油和人造石油。在這些資源中掠奪最為突出的是撫順的頁岩油。“九•一八”後，通過不斷擴建頁岩油廠逐步提高了生產能力。1931 年生產粗油16.3 萬噸，1935 年增至74 萬多噸，1936 年計劃達到87萬噸左右。
　　
　　 日本對東北農業的掠奪，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還大量掠奪農產品，特別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變前5 年，東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輸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餅、豆油）1163 萬噸，占大豆三品總輸出的60％。“九•一八”以後，日本壟斷資本“三井物產”和“三菱商事”等，以壓低價格等手段掠奪東北糧食，運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 年東北運往日本的玉米價值1290 多萬元，占總輸出的68％。1936 年至1937 年，東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輸出大豆三品1182 萬噸，占總輸出的64％。

  
　　“一•二八”事變
　　
　　 第19 路軍孤軍奮戰，而蔣介石政權除派張治中率第5 軍赴滬參戰外，其餘一概置之不理，還下令不準海、空軍配合第19 路軍作戰。震驚中外的淞滬抗戰終被國民黨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及對日妥協政策所斷送。最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上海停戰協定》。
　　
　　 長城抗戰
　　
　　 長城抗戰曆經5個月，最終以蔣介石政權屈辱求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收場。這次失敗中國損失巨大，給以後華北的局勢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嚴重後果。《塘沽協定》的簽訂使中國失去了熱合和冀東22個縣。據戰後統計，中國軍人死亡16725名，負傷24019名，而日軍僅傷亡2600名。至於失敗的原因，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就不談了，從軍事上講，中國軍隊失敗的原因包括分散兵力、消極防禦、死守陣地，一部分官兵素質差，缺乏鬥誌等等。
 

作者：秦漢刀客　回複日期：2007-3-8　18:47:48　  
　　 丟失東北後的連鎖反應：民族分裂勢力、偽政權趁機而起
　　
　　　　抗戰時期，我愛國誌士和廣大人民一致禦外，奮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敗類卻沉渣泛起，賣國求榮。在日寇的誘迫下，他們或扭扭捏捏、半推半就，不嫩裝嫩；或認賊作父、明目張膽，他們先後在東北、華北、華東、華中、內蒙古等地建立了一係列偽政權，為其主子軍事上進攻、政治上統製、經濟上掠奪、思想上欺騙中國人民充當幫凶。除了眾所周知的偽滿洲帝國和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外，還有以下這幾個喪事民族大義毫無廉恥的偽政府。
　　
　　　　“蒙古軍政府”：大元帝國癡夢
　　
　　　　日軍侵占東北後，在關東軍的策動下，內蒙古東蒙三盟加入偽滿洲國，關東軍得隴望蜀，又向西蒙滲透。這一趨勢，既使西蒙各旗猝臨複雜政局，亦使少數王公貴族難以按捺“獨立”野心。德王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開始邁出背叛祖國、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於1902年，6歲繼承王位，10歲晉升和碩杜眣親王，22歲升任錫盟副盟長。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諳熟漢文，與迂腐老邁的王公相比，顯得有新思想，因而頗具號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為察哈爾省政府委員。關東軍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門遊說拉攏。九一八事變後，錫盟盟長索王在德王和關東軍內外壓力下稱病去職，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務大權。
　　
　　　　出任盟長後，德王複辟大元帝國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時，關東軍為了染指西蒙，頻頻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為了防止西蒙偽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撫。德王左右逢源於關東軍和國民政府之間。1932年秋，蔣介石在武漢召見德王，但未應允其“蒙古旗宣撫使”的職務要求，德王十分惱怒。
　　
　　　　1933年3月，關東軍西侵熱河，4月再占察東多倫。德王決計乘勢破釜沉舟，加快“獨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開第一次自治會議，聯合向南京政府發出請求“自治”通電；8月14日，再電南京政府，宣布西蒙準備成立“自治政府”，局勢驟然緊張。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德王和蔣介石各有讓步，決定成立直屬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由於其他王公大多年邁多病，“蒙政會”大權一開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會”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獨立建國”願望沒有實現，其活動還要受國民政府，甚至是察哈爾、綏遠兩省的製約。加上關東軍加緊對德王的策動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槍彈和經費，頗增加了他的好感。於是，他決定鋌而走險，徹底走親日路線，開始頻頻與關東軍接觸，商討建立“蒙古國”事宜。
　　
　　　　國民政府不斷接到相關密報，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挾而去，南京方麵先聲奪人，於1936年1月25日，明令將“蒙政會”一分為二，另行組織“綏境蒙政會”，將德王所轄一部分改稱“察境蒙政會”。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舉行“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並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孫名義宣讀誓詞，表示“誓願繼承成吉思汗偉大精神，收複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複興大業”。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到會表示祝賀，強調“日蒙攜手，親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軍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號紀年，懸掛藍地紅黃白條旗。{就德王這種肉頭子孫也敢妄稱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子孫？他的先祖在地下有知也得詛咒它下地獄。}
　　
　　　　“蒙古軍政府”成立後，立即開始編練蒙軍工作。其間，關東軍西進計劃受到傅作義部阻擊，停滯不前。10月初，關東軍與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綏遠。豈料傅作義先發製人，一舉摧毀關東軍特務機關，並重創德王偽蒙軍。傅作義乘勝追擊之時，“西安事變”發生，不得不停止進攻，雙方進入對峙狀態。
　　
　　　　西犯綏遠慘敗後，偽蒙軍盡管得到整編補充，但不敢輕舉妄動，隻能龜縮德化一帶，靜觀事態發展。“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傅作義部向德化進攻，德王如驚弓之鳥，倉皇逃回蘇尼特旗王府，再度掛起“察境蒙政會”招牌，以為緩兵之計。“蒙古軍政府”告一段落。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曇花一現
　　
　　　　日軍武裝侵占我國東北後，又立即把侵略矛頭指向華北地區。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關東軍簽訂了《塘沽協定》，使得華北門戶洞開。此時，由於尚未完成全麵侵華準備，加之中國人民的不斷反抗，日軍決定改變侵華政策，由以軍事占領為主、政治侵略為輔，改為以政治侵略為主、軍事占領為輔，也就是策動“華北五省自治”。
 

 
　　從1935年4月開始，日軍開始積極策動“華北自治運動”。是年9月，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散發了《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小冊子，公開鼓吹“華北自治”。同時，他還發表《聲明》，宣稱要“依靠華北民眾力量，逐漸使華北明朗化”，形成日、“滿”、華共存的基礎。10月的日本內閣會議又通過了“鼓勵華北自治案”，“分離華北”成為日本“帝國政策”的組成部分。
　　
　　　　多田駿把策動的目光瞄準了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東省主席韓複榘和山西綏遠綏靖主任閻錫山，妄圖把這四個華北實力派拉攏在一起，拚湊一個“自治政權”。但是四人都不願意先出頭，對此冷淡敷衍，采取觀望態度。不久，策動工作宣告失敗。
　　
　　　　關東軍不滿天津駐屯軍負責的“華北自治”工作進展緩慢，也急欲插手華北。1935年10月，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華北，“積極建立滿洲所希望的親日親滿政權”。土肥原仔細衡量宋、閻、韓、商四人，決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豈料宋哲元不願叛國投敵當漢奸。土肥原的策動計劃很快就落空了，於是決定暫時停止說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劃殷汝耕首先脫離南京政府，撕開“華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軍部有所交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出籠了。
　　
　　　　殷汝耕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並通過日籍妻子與日本軍政界取得聯係。一·二八事變時，殷任上海市政府參事，曾代表市長吳鐵城與日方談判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簽訂後，作為親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為冀東“薊密區”專員，後兼任“灤榆區”專員。從此，殷汝耕獨攬了整個冀東地區的軍政大權。當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戰區”實行“自治”時，殷受寵若驚，欣然從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漢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館中聚會，策劃“冀東獨立”問題，土肥原等一夥特務也參加了會議。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開了有薊密、灤榆兩區各縣縣長及香河、昌平、寶坻三縣縣長、各保安隊長參加的會議。殷當場宣布實行“自治”，並以“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布自治，樹聯省之先聲，謀東亞之和平”。11月25日，“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員長。自治區域除原冀東二十二縣外，還包括延慶、龍關、赤城三縣。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縱容之下，公然宣布將“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務長官”，總攬軍政大權。
　　　　1938年2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被吞並。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北洋遺老通敵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陸軍省擬訂《華中政務指導方案》，提出要在華中建立親日政權。後又指定陸軍特務部負責籌備，在華中建立偽政權工作進入實施階段。在物色華中偽政權的頭麵人物時，華中日軍特務機關長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紹儀，多次前往上海遊說，但不久唐被刺身亡，隻好另覓名流。就在日軍為找走狗而煞費苦心時，段琪瑞的心腹梁鴻誌主動找上門來。原田熊吉很重視梁在北洋時期的政治經曆和他與“華北臨時政府”漢奸的曆史關係，認為他是“進行新政權機構建設的最合適人選”。
　　
　　　　1938年3月28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鴻誌任“行政院長”，溫宗堯任“立法院長”，陳群任“內政部長”，陳?任“外交部長”。下轄蘇、浙、皖三個省政府和南京、上海兩個特別市政府。華中偽政府成立後，梁鴻誌一夥對主子的意圖心領神會，在他們登台的兩年時間裏，以維新政府的名義組建漢奸軍隊，訂立賣國條約，出賣華中資源，劫掠人民財產，發行偽鈔，控製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該偽政權被吞並。
　　
　　　　“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汙
　　
　　　　平津戰事擴大後，關東軍強烈要求大本營批準對西蒙直接用兵，以實現其侵占整個內蒙古的宿願。1937年8月9日，日本參謀本部批準了關東軍的請求，次日，關東軍即組建察哈爾派遣兵團司令部，並在多倫設立前方指揮所。蟄伏在蘇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倫，準備協同關東軍西犯綏遠。
　　
　　　　8月20日，偽蒙軍配合關東軍西犯，一個月之內先後占領多地，並趕走了傅作義，占據了綏遠省城。忘形之餘，德王再做“建國”迷夢，準備“定都”歸綏，但遭關東軍的拒絕。8月27日，關東軍攜偽蒙軍攻占張家口，張家口商會於品卿投敵，組織張家口治安維持會。9月4日，在關東軍操縱下，以張家口維持會為基礎，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軍占領大同，即如法炮製維持會，後又成立“晉北自治政府”。
　　
　　　　關東軍雖已將察南、晉北20餘縣劃入“蒙疆”地域，但卻不打算立即在該地區建立統一的偽政權，而是要對各偽政權實行分治合作方針，以牢牢控製各傀儡，特別是遏製德王“獨立建國”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後，隻好暫擱“建國”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將“軍政府”改組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內蒙古、察南、晉北3個偽政權分治格局大體形成後，關東軍開始考慮三者的合作問題。1937年11月22日，偽蒙政府最高顧問金井章二召集各偽政權頭目開會，指示成立“蒙疆聯合委員會”。為避免各偽政權角逐最高權力而起紛爭，總務委員長一職由金井章二代行。這個委員會雖然在名義上不成一級行政機構，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顯而易見使其成為各偽政權的太上皇。此後，德王賊心不死，又向關東軍提“獨立建國”事，並帶人跑到東京遊說，遭到拒絕後無功而返。1939年4月，關東軍為穩住德王，委任其為總務委員長。
　　
　　　　進入1939年以後，國際形勢急劇惡化。5月，諾門坎事件爆發，日軍北進計劃被蘇軍挫敗。日本大本營深感北方防務軟弱，指示駐蒙軍加快“蒙疆”防共地帶建設，促成各偽政權的合並。在關東軍應允將察南、晉北偽政權降為地方政權後，德王於8月29日召開“第四次蒙古大會”，通過了政權合並方案。9月1日，“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於品卿、夏恭為副主席。
　　
　　　　“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後，德王會同日本經濟侵略機構，采取嚴格的經濟統製政策，開發產業、壟斷金融、控製交通，對“蒙疆”經濟資源和人民財產進行了野蠻劫掠。1945年8月，蘇聯出兵東北，蘇蒙聯軍占領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攜部分偽政府要員，隨撤退日軍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蔣介石委任電報，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後，德王赴重慶，繼續鼓吹蒙古獨立。李守信隻身出關，為蔣介石組織“東北民眾自衛軍”，繼續與人民為敵。曆時10年之久的偽蒙小王朝，頃刻間土崩瓦解、煙消雲散。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華北傀儡政權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擴大戰端，向中國駐軍發動全麵進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隨後，日軍便著手在平津兩地組織漢奸維持會，以徹底取代名存實亡的國民黨地方政權機構。7月30日，北平維持會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製，成立了維持會。不久，平津兩地維持會又成立聯合會。華北淪陷區各市縣亦陸續成立了數十個漢奸維持會。
　　
　　　　1937年8月底，寺內壽一大將出任新組建的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他抵天津後立即策劃在華北成立統一的偽政權，並委任喜多誠一為特務機關長，具體籌備偽政權的成立。起初，喜多看中與南京政府無曆史淵源的靳雲鵬、吳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設法遊說他們“出山”，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後又把目光轉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遺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中是有名的親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睞。七七事變後，他蟄居上海，待價而沽。喜多親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月底，王克敏銜命北上，到北平後即與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籌備處，並計劃於1938年元旦登場。12月13日，南京陷落後，日軍為打擊國民黨抗戰意誌，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偽臨時政府。翌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匆忙粉墨登場，並發表宣言，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定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轄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四個省公署和北平、天津兩個市政府。偽政府成立後，平津維持會聯合會宣告解散，各地維持會也都先後納入偽政府係統。1938年2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也並入“臨時政府”。
　　
　　　　“臨時政府”成立後，日軍為把華北建成“以戰養戰”的戰爭資源基地，對華北資源進行了空前野蠻、貪婪的掠奪，不計其數的煤、鐵、鹽、棉及糧食被日軍戰爭機器吞噬。日寇還在華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揚所謂“王道”思想，以泯滅我民族抗戰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華北群奸頓時陷入一片混亂，或攜家眷細軟外逃，或托關係尋找新靠山，曆時8年之久的華北偽政權曲終人散。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鬥爭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鬥爭令蔣委員長不高興了，最終，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日、蔣軍夾擊之下，最後失敗。
　　
　　 綏遠抗戰
　　
　　 包括紅格爾圖戰鬥，百靈廟大捷，錫拉木楞廟戰鬥。的確打的不錯，尤其是百靈廟大捷影響最大。不過這是傅作義的晉綏軍打的，和蔣介石的嫡係中央軍實在扯不上什麽關係。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6年，就是蔣介石政權在其“攘外必先安內”的肉頭誤國政策下對日本侵略者不斷妥協退讓的6年。有人說蔣介石政權需要時間準備，對，在這6年裏蔣介石政權確實為抗戰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可問題是你在準備，別人就睡大覺了？人家也在利用你放棄的極其重要的戰略區域和無比寶貴的軍工工業基地大作準備。實際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備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可以說正是張學良、蔣介石一幹肉頭們不抵抗的肉頭政策才真正拉大了中日兩國國力核戰爭能力的差距。
 

 

 
　　回顧蔣介石政權的恐日基因。日寇試探刀鋒的濟南慘案：
　　
　　 1928年4月9日，蔣介石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組成四大軍事集團北上攻打奉係軍閥張作霖。日本侵略軍卻以保護僑民為理由，出兵三萬，對中國進行武裝幹涉。蔡公時於此時任山東交涉員。
　　
　　 1928年5月1日拂曉，北伐軍第四軍團方振武首先攻進濟南，並被任命為濟南衛戍司令。當北伐軍部隊進入濟南時，日軍早已在市內各馬路構築工事，敷設電網，步步為營。日本浪人也組成“日本義勇團”，宣稱保護本國僑民的生命財產。5月1日上午，北伐軍第一軍營長阮濟民等因找房子帶著四名連長及幾個徒手士兵，行至經二路口時，被日本軍和日本浪人無故捉拿，當場用刺刀全部殺死，並用卡車拖去焚屍。北伐軍在濟南不斷遭受日軍殺害。方振武鑒於情況嚴重，深恐引起中日軍事衝突，於當日下午親赴日本領事館，與日領事西田及日本頭目齋滕交涉。日方理屈詞窮。表麵上答應，將街道上所設工事暫時拆除，日軍退回兵營待命。
　　
　　 5月1日晚上，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專車抵達濟南。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外交特派員蔡公時也於次日抵達濟南。5月2日，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率站下由青島增兵濟南。從5月3日開始，對濟南軍民進行血腥屠殺。當日，黃郛到日本領事館交涉，被扣留並強迫他在一個報告上簽字。報告的內容是中國軍隊在某處打死一個日本軍曹。黃郛返回賓館後，生怕發生衝突，隻好命令他的衛隊向日軍繳械。趁日軍翻箱倒櫃、搶劫外交官員財物時，黃郛帶隨員逃出濟南幸免於難。
　　
　　 5月3日上午，蔡公時率領十八名署員來到位於濟南市經四路的山東交涉署。他從舊有人員那裏接收了文卷，後又取出孫中山遺像、遺囑和國旗，端正掛在牆上。外交特派員公署上班不久，就聽到市內各地槍炮聲接連不斷。日軍荷槍實彈、頻繁活動。特派員公署門前，也有日本兵及日本浪人與便衣隊活動，行動詭秘。外交公署派人上街買菜、送信時，日軍概不準通行。10點多鍾，蔡公時向日本領事館打電話詢問究竟，日方推說不知。日軍將特派員公署圍困了一天，公署人員一天沒吃飯，隻喝了些自來水，電話線也被切斷，與外界完全斷絕了聯係。當日下午4時，有日軍一個班衝進外交特派員公署，把前後門圍得水泄不通。日軍先把署內人員隨身攜帶的自衛槍支全部繳下，再拉走幾個外交官員充苦力運送槍支彈藥。當晚9時，從外邊又闖進五十多個日本兵，一進門不由分說，大肆搶掠，將外交文件、地圖等棄置滿地，將青天白日旗和孫中山畫像統統撕毀。蔡公時用日語同日本兵理論：“這是中國政府外交機關，非軍事單位……日皇軍應尊重睦鄰友誼和外交禮節……”日本兵不等蔡公時說完，就用槍托將蔡公時打翻在地，又將署內十八個人一齊捆綁，拉到院內場地，撕去所有衣服，先毒打一頓，後用刺刀亂戳亂砍。當時有一個日軍士兵宣讀了福田彥助屠殺外交官員的命令。蔡公時翻譯給大家說：“日本兵要剝去衣服、槍斃我們。我們沒法，赴死可也”。一個日本兵跑上來，先將蔡公時的耳朵割掉，蔡公時大罵：“日本人殺我，日本人對我如同古代奴隸社會對待俘虜一樣。”這些日本兵又轉過臉去殺其他被捆綁的外交官，又回來將蔡公時的鼻子割下。據在“五三慘案”中僥幸逃出的勤務兵張漢儒回憶說：“當時我雖已血流滿麵，痛之徹骨，但還惦記著蔡公時主任不知被日軍作踐成什麽樣子。我借手電所見：諸人大多有耳無鼻、有鼻無耳、血肉模糊，其狀之慘，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雙耳，挖去雙目後，整個頭部和胸前被鮮血染紅。
　　
　　 在極度痛楚中，他仍大聲怒斥敵人：“日軍決意殺害我們，惟此國恥，何時可雪？野獸們，中國人可殺不可辱！”站在一旁的渡邊見蔡公時罵不絕口，便獰笑一聲走上前去，突然將刀插進蔡公時的嘴裏，便勁旋了兩圈，菜公時的舌頭被剜掉了。“統統拉出去槍斃！”渡邊揮動著帶血的刀，下達了命令。日軍聞言，一擁而上，將蔡公時、張麟書、姚成義等拖到院外，橫加鞭笞，俄而槍聲突起，屋內署員放聲悲號，哭聲慘烈。一生追求革命，誓死捍衛國家和民族的熱血英豪蔡公時，在赴任不到一天，就壯烈殉國。這夜晚，交涉署十八名官員，除張漢儒外，都被殺害。
　　
　　 蔣介石在日本侵略者的挑釁麵前，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國軍撤退繞城而去。5月8日，日軍重炮攻城，11月濟南城失陷。據世界紅十字會濟南分會調查：濟南“五三慘案”中死亡六千一百二十三人，傷一千七百七十人，奸殺無數婦女、兒童，財產損失無數。
　　
　　 這時，中國現代第二大肉頭蔣介石與馮玉祥在濟南以南的黨家莊車站會晤，麵對日軍的暴行兩人皆顫顫巍巍，不知所以然。作為世界曆史上都是頂級肉頭明星京劇花旦的楷模在哆哆嗦嗦中最後商定繞過濟南，繼續北伐，命令濟南駐軍一律撤出，避免與日軍衝突，其他問題，由兩國政府遵循外交途徑解決。6月初，外交部長黃郛因辦理對日外交不力，引咎辭職。王正廷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王任職不久，就與日方就濟南慘案開始進行非正式談判，一直拖到1929年3月28日，中日兩國才就解放濟案問題在南京正式簽署協定。
　　
　　 1929年5月10日，日軍在強大的反日群眾運動攻勢下不得不撤出濟南。蔡公時等殉難後，他們的忠骨究竟埋在何處，一直不清。從重慶趕來的蔡夫人郭景鸞女士相信這十七具屍體必然埋葬在濟南外交特派員公署裏。因而雇工挖掘，但由於空地遼闊，一連掘到第七日，才發現被火燒焦得麵目全非的屍體，已無法加以辨認。蔡夫人買了大皮箱，再用木板釘在外麵，將十七具忠骸，交給外交部，然後存放在外交部地下室。當時內憂外患，皮箱內所庋藏的忠骸，遂不知所終。當時海外華僑社團用籌辦公時中學的一筆捐款，鑄了蔡公時烈士一尊全身銅像。因當時國內抗戰，就立在新加坡紀念孫中山的別墅晚晴園裏。蔡公時是民國以來第一位抗日烈士，由於蔣政權的恐日症，我外交官持節被戕，造成亙古未有的慘案！
　　有了濟南慘案的探試，日軍對蔣政權有了十足的把握和蔑視。隨著而來的就是對中國一係列罄竹難書的血腥征服和屠殺，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的災禍。
　　
 

　　綏遠抗戰（1936.8-1936.12）
　　包括紅格爾圖戰鬥，百靈廟大捷，錫拉木楞廟戰鬥。的確打的不錯，尤其是百靈廟大捷影響最大。不過這是傅作義的晉綏軍打的，和蔣介石的嫡係中央軍實在扯不上什麽關係。
　　 毫不利己，專門利日的淞滬會戰（1937.8.13-1937.11）
　　
　　淞滬會戰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至11月12日中國軍隊西撤，曆時3個月。在此期間，日軍投入近10個師團的兵力，共約28萬人，中國先後調集中央部隊和駐廣東、廣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部隊，總計兵力約70餘個師，投入戰鬥。在會戰中蔣介石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國軍將領指揮上的低劣暴露無疑。淞滬會戰中的消極防禦，主要表現為下述三點:死守陣地、硬拚消耗,專守一線兵力分散, 專注正麵忽視翼側　。把70餘萬大軍部署於敵掌握製空權、製海權的濱海城市，單靠拚消耗，拖時間，幻想求得國際幹涉，解決中日戰爭，這是違背??略指導上的嚴重失誤。 國軍初期曾發動過遲的不成功進攻，3個精銳師（36、87、88師）並加強炮兵、戰車等單位，在張治中指揮下居然攻不破日軍僅一個旅級海軍陸戰隊的防禦，中期是慘烈的防禦和夭折的反擊，在部隊損失慘重而敵增援開辟新的戰線之後，終以國軍全麵撤退而失敗告終，並有部分部隊潰散。
　　失敗原因：初期進攻不力，中期消極防禦，屢次投入兵力，以數量優勢的人員拚敵軍優勢火力。就“協同”而論，張治中、陳誠、馮玉祥（至少名義上）、顧祝同，還有蔣本人造成戰役指揮連續更替，部隊隸屬及作戰區域更縹忽不定；反攻時非但選擇敵火力強盛之處以大量輕步兵進攻敵正麵，且缺乏部隊配合，未能在寬正麵發揮數量優勢；應撤退時猶豫不決，延誤時機，造成大部隊撤退準備時間短缺而致使部分潰敗且損失大量裝備。
　　點評：此戰曆時3個月，中國軍隊雖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區死打硬拚，注重正麵防禦，忽視側翼安全；日軍裝備優良，采取正麵強攻戰術，卻屢遭挫敗，後改從側後登陸，迂回成功。日軍參戰兵力達9個師20餘萬，傷亡4萬多；中國軍隊有近百萬兵力投入作戰，傷亡30多萬人。此種以短擊長，毫不利己，專門利日的戰役還是少打。這樣的打法是亡國之戰。日本軍部不知有多興奮呢。
　　保衛忻口（1937.10-1937.11）、太原作戰
　　
　　
　　
　　忻口、太原作戰，曆時一個多月，由於國民黨軍事當局在作戰指導上有嚴重失誤，處處防守，正麵堵擊，兵力分散，尤其是對娘子關方麵的防禦重視不夠，致使娘子關失守，使戰役全局陷入被動，以至太原被日軍所占。
　　忻口會戰：（1937.10-1937.11）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在山西忻縣以北忻口一帶抗擊日本侵略軍進攻的戰役。1937年10月，日軍從茹越口突破晉北防線後，向忻口、太原進犯。國民黨政府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任前敵總指揮，以8個軍又3個師的兵力組織防禦。10月初，日軍多次猛攻崞縣，守軍奮力抗擊，傷亡殆盡，8日，崞縣失守。日軍再攻原平，11日，守軍第一九六旅官兵全部殉國，原平遂陷。日軍直撲忻口，國民黨政府軍在忻口北布防。14日，日軍在大量戰車、火炮、飛機配合下，向南懷化發起猛攻，中國守軍奮力阻擊，陣地失而複得，激戰半月之久。國民黨政府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市長劉家麒、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殉國。第十八集團軍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下，在日軍側翼和後方鉗製、打擊日軍。第一一五師先後收複7座縣城，切斷張家口至五台、代縣間交通線；第一二零師主力攻占雁門關，切斷忻口日軍通向大同的後方交通線；第一二九師夜襲代縣陽明堡機場，擊毀飛機24架，使忻口日軍失去空中支援能力，有力地配合了忻口守軍作戰。日軍在忻口受阻，遂加強晉東攻勢，12日，日軍猛攻井陘、舊關，中國守軍血戰多日。26日，娘子關失守，日軍進逼太原。11月2日，忻口守軍奉命撤離忻口戰場，向太原北部轉移，協助固守太原。以第十八集團軍牽製晉東日軍，阻滯其西進。忻口會戰相持20餘日，日軍死傷萬餘。
　　太原保衛戰　
　　11月4日,閻錫山任命傅作義為太原城防司令，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前敵總司令，決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隊占領太原北郊陣地，以娘子關退下的部隊防守太原東郊，以剛增援的第13軍推進榆次待機夾擊日軍,以第35軍等殘損的7個旅擔負城防。然而兩線撤退的部隊尚立足未穩，日軍即跟蹤而至，部隊秩序混亂。5日東路日軍占榆次，6日北路日軍進抵太原城垣，7日兩麵日軍協力攻城。戰至當晚,守城官兵僅存2000餘人。8日夜日軍突破城垣，傅作義率部突圍，9日太原淪陷。
　　是役，日軍參戰總兵力約合4個半師共14萬人,傷亡2萬多人；中國軍隊參戰總兵力6個集團軍計52個師(旅)共30多萬人，傷亡10萬人以上。八路軍在會戰中有力地配合友軍作戰,平型關伏擊戰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忻口會戰大量消耗日軍有生力量,牽製了日軍沿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南下的作戰行動。惟娘子關方麵防範疏漏，被日軍乘虛而入，致會戰失敗。到太原失守為止，總共殲滅日軍一萬一千多人。
　　這次防禦戰，在抗戰初期的華北戰場上，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持續時間最長，戰績最為顯著。
　　被全世界軍校作為反麵教材、中國人永遠的恥辱南京保衛戰（1937.12）
　　
　　南京之戰，中國軍隊以15萬之眾抗擊日本不足五萬的疲憊之軍。中國軍事當局在戰役組織指揮上出現了重大錯誤。戰前未作周密部署，守軍分別扼守正麵很寬縱深淺短的外圍和複廓陣地，缺乏機動兵力。戰鬥中，消極防守，被動應付，致使本可作為首都屏障、鉗製敵人前進的金壇、句容、溧水等地輕易陷入敵手。負責策應作戰的部隊輕失蕪湖，使中國軍隊陸上退路斷絕，最後決定突圍時唐生智不僅率先逃跑，還事先燒毀了除他極少數高層軍官所用船隻外的所有渡船。又未擬定周密的撤退計劃，致使守軍在突圍中，自相踐踏，爭相奪路，損失嚴重。12月13日，南京淪陷，不足五萬人的日軍入城，由此開始了連續八個多月對三十多萬戰俘平民震驚世界的大屠殺。遂成為中國人永遠的恥辱。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徐州會戰（1938.1-1938.5）
　　
　　
　　日軍先後集中8個師團、5個旅團（支隊），約24萬人，於1938年1月下旬開始南北對進，夾擊徐州。中國第5戰區先後調集11個集團軍和軍團、64個師，約60萬人防守徐州地區：主力集中於徐州以北，抗擊北線日軍南犯；一部兵力部署於津浦鐵路南段，阻止南線日軍北進。雖然有個台兒莊大捷，但60萬國軍最後還是敗在24萬日軍手下。台兒莊大捷後，蔣介石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決定“擴大台兒莊戰果”，遂將各戰區精銳部隊大批調往徐州，準備在徐州地區同日軍進行決戰，導致數十萬軍隊差點被日軍合圍！
　　花園口決堤{1938年6月}
　　為阻止日軍進攻，經蔣介石批準，國民黨軍竟於6月9日炸開鄭州東北的花園口大堤，滔滔黃河水經中牟向東南方向奔瀉而去，平漢線以東中牟、尉氏、扶溝一線，直到安徽、江蘇，成為一片汪洋。花園口決堤造成黃河改道，使豫、皖、蘇3省40多個縣市的廣大地區淪為澤國，雖沒有淹死幾個日本鬼子卻有近90萬人葬身洪流，六千萬人流離失所，並形成了連年災荒的黃泛區。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可蔣禿子用的這算哪門子戰法？在人類史上還能找出第二例來嗎？？？！！！是不是這近90萬老百姓就該死？且不論花園口決堤對阻止日軍的西進是不是真的有效，一個國家的軍隊居然要靠決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來阻止敵人的進攻，是何等的“有能”！日後的淮海戰場上黃泛區的人民決定了蔣家王朝的覆滅！
　　武漢會戰（1938.7-1938.10）
　　
　　
　　日軍直接參加武漢作戰的是第2集團軍和第11集團軍共9個師團的兵力，約25萬餘人，以及海軍第3艦隊、航空兵團等，共有各型艦艇約120艘，各型飛機約300架。國軍參加武漢保衛戰的部隊以及空海軍，總計14個集團軍、47個軍、120餘個師，作戰飛機約200架，艦艇30餘艘。總兵力超過100萬人。打的怎麽樣呢，比以前有進步吧，對了，還有一個萬家嶺大捷，不過且不說106師團戰鬥力如何，隻消滅3000人就敢吹重創日軍一個師團也屬國軍的特產。武漢會戰中由於蔣介石及有些高級將領作戰指導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敵人的同時過多地消耗了自己(陣亡將士人數，軍事委員會統計為254628人，日本統計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戰役上單純地進行陣地防禦，與日軍拚消耗。即使從陣地防禦的角度來看，在作戰指導上也有不足與失誤：兵力分散，以連綿不斷的一線式陣地進行防禦戰鬥，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戰略預備兵團；會戰過程中，經常處於被動地位。
　　此戰是抗日戰爭初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中國軍隊由於處處設防，分兵把守，且未掌握強有力的預備隊，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破壞對方交通線，因此未能重創日軍。但中國軍隊英勇抗擊，也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日軍承認傷亡共2.1萬餘人，其中將校級軍官近700人)，遲滯了日軍行動。日軍雖然攻占了武漢，但其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並未達到。此後，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廣州失陷（1938.10）
　　
　　
　　
　　廣州作戰是在武漢會戰期間進行的。日軍占領廣州，控製了華南的部分地區，並為其以後的南迸作戰，建立了一個前進的基地。廣州失陷，使中國失去了重要的國際物資輸入線，給持久抗戰造成了新的困難。廣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蔣介石及軍事委員會在戰略上的判斷失誤，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團軍各部互不協同及抗擊不力，也是廣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點評：此戰，日軍實現了切斷中國由華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線，以及策應武漢作戰的目的。對中國來說，則不僅失去了重要的國際物資補給線，而且影響了全國戰局。
　　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會戰結束，共１５個半月的時間，這是日本戰略進攻、中國戰略防禦和戰略退卻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蔣介石政權抗戰的確不算消極，但打得太差，結果就是丟掉了大半個中國，還把大批毫無作戰經驗的日軍新兵打成了經驗豐富的骨幹，蔣肉頭指揮的所謂戰役被全世界軍校作為了反麵教材。從這個角度講，蔣介石政權的抗日起了負作用。在這個階段，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軍事上的無能，指揮上的低劣是很明顯的，決不是一句中日國力懸殊就可以搪塞過去的。中國派遣軍在前期確實有重炮優勢，但是這個優勢是有限的，重炮跟國軍比是強幾成而非幾倍，根本不能彌補日軍兵力上的劣勢。所以，隻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戰略指導正確，軍事上指揮得當，充分發揮國軍兵力多，實戰經驗豐富，內線作戰等優勢，是能夠打贏的。可是在實戰中，由於蔣介石政權腐敗無能，戰略指導錯誤，具體的指揮也很低劣，水平實在是太差，導致國軍的長處得不到發揮，才被打的一潰千裏，短短半年丟掉半個中國。
　　武漢會戰之後，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的史書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這多少有點阿Q精神，半個中國被人家占了，兩億國民被人家統治，大量的資源被人家用來以戰養戰，還好意思說是勝利？至於為什麽會進入相持階段，是因為日本的戰略錯誤，沒有進行總動員。當時的日本決不是無力進攻。參考防衛研究所戰史部編撰的日本戰史可見40年時陸軍為135萬、海軍19萬，而44年時陸軍為410萬，海軍130萬。41年12月至42年11月造船25萬噸，而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萬噸。而陸軍44年夏季兵力分部為：南方軍41個半師團，中國派遣軍35個師團，太平洋方麵15個師團，本土（含台灣、朝鮮）24個半師團，關東軍11個師團。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產的飛機就有２８０００架，這還是在美國的大規模戰略轟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見，若在太平洋戰爭之前進行動員，以日軍44年的規模在華投入主力作戰的後果，就不是一個河南和打通交通線作戰，而是至少集南方軍和太平洋方麵50個師團的進攻；即使日軍後勤不足以同時維持70個師團的進攻，而將兵力分成兩、三部分投入，也足以從根本上摧毀蔣介石政權。可見，如果日本在“八一三”後就進行總動員，以1943、1944年的軍隊規模投入中國戰場，就憑蔣介石政權那種60萬打不贏24萬（徐州會戰），100萬打不過25萬（武漢會戰）的水平，早被消滅幹淨了！
　　1941年後日本戰略重心轉移，為對蘇作戰通過“關東軍特別大演習”將關東軍加強大最龐大、最精銳的戰略集團，作戰物資主要也往東北輸送，以致大連、釜山等港口物資堆積如山，“滿鐵”緊急動員組織車皮突擊搶運。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關東軍儲備的戰略物資陸續轉用於南方，但到戰爭結束時也還剩一半。在重點“北進”和“南進”的背景下，對“中國派遣軍”的物資供應則日益萎縮，連基本的保障也難以獲得。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在中國唯一的“攻擊軍”11軍也無正常的彈藥供應，例如從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個月中整個軍沒有得到過哪怕1發炮彈的任何彈藥供應！其記載的供應記錄是“零”。中國派遣軍中的頭等王牌軍尚且如此，其餘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軍兩年的彈藥供應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時11軍還有彈藥供應3300噸，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臨近，物資優先保證南洋大戰，到12月第三次長沙會戰時11軍隻有600噸彈藥，不足3個月前的1/5，也是這次會戰受挫的重要原因。實際上整個二戰中日軍無論兵力和物資的重心都有向北（東北的關東軍）、南（太平洋的南方軍）日益轉移的趨勢據統計八年中日本用於中國的戰費120億美元（含侵占東北的關東軍費用），占其整個二戰全部軍費的35%抗戰爆發4年後，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軍武器彈藥供應量還是綽綽有餘（但重點在關東軍和南方軍，而不是中國派遣軍）。1941年12月，日軍武器彈藥足夠裝備103個師團。而當時日軍戰鬥序列有51個師團和59個獨立旅團，以2個旅團折算為1個師團計，則相當於80個師團，武器彈藥量尚盈餘20多個師團裝備，所以日軍裝備是充足的，並沒有因為侵略中國4年的戰爭而經不起消耗至於日本武器生產，不但沒有因為侵華戰爭而萎縮，反而因為局部戰爭動員而大幅增長。1937年即侵華戰爭第一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234億日元，其中軍費33億日元；產鋼580萬噸，生產步槍4.3萬支，機槍2295挺，火炮744門，坦克325輛，軍用飛機1600架，軍艦5.2萬噸；1941年即侵華戰爭第4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449億日元，其中軍費125億日元；產鋼684萬噸，生產步槍73萬支，機槍4.25萬挺，火炮7300門，坦克1024輛，飛機3200架，艦艇19萬噸。可見經過4年侵華戰爭，日本無論國民生產總值、軍費開支、鋼產量和陸軍武器、飛機乃至艦艇均呈大幅度增長，可見所謂“中國對日本的抗戰使日本的國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無稽之談。實際恰恰相反，日本通過侵華戰爭進行局部動員，並通過對中國占領區的掠奪，反而大大增強了戰爭潛力。日本國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戰爭中。需要說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4年，占日本國力一半的海軍主要盯著荷屬東印度（派往中國參戰的可以忽略不計），陸軍中最精銳，最強大的關東軍主要盯著蘇聯遠東地區，可以說即使是在1937到1941這4年，日本相當慶幸能碰到這麽一群肉頭呱唧的黨政軍戰略高層指揮的軍隊，這麽不經打？世界戰史專家們說“這哪裏是在打仗？簡直是在趕羊和趕鴨子！”這還是湯恩伯的配備了德械美械裝備的老蔣的嫡係軍！
　　隨棗會戰（1939年5月初-1939年5月下旬）
　　
　　
　　
　　1939年5月初，日軍第11集團軍為消除鄂北、豫南方麵中國軍隊對武漢的威脅，向隨縣、棗陽地區發動進攻，中國第5戰區軍隊與敵展開了為期20餘天的隨棗會戰。這次會戰，斃傷日軍1.3萬餘人，第5戰區也受到較大損失。因為第２１集團軍、右翼軍與江防軍使用兵力較少，行動不大膽、不堅決，未能動搖日軍的戰役決心，未能打亂其部署，未能取得預期效果。
　　南昌會戰
　　日軍此次進攻南昌，在主攻方麵，兵力集中，形成優勢；在助攻方麵；采取佯動佯攻等手段，鉗製對方。日軍主渡河點選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對岸交通便利的地點，這既便於渡河前兵力調動和集結，又便於渡河後向縱深發展。而守軍在修水南岸防線，未能形成縱深，一點被突破，便全局被動。南昌會戰，中國軍隊既未能在防禦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奪回南昌。由於蔣介石和某些高級將領，或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或是缺乏優良的戰略戰術素養，以致在作戰指導和作戰指揮上產生不少失誤，在造成消耗敵人的同時，過多地消耗了自己，卻未能實現自己的戰役企圖。
　　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9-1939.10）
　
　　
　　1939年9月14日開始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是歐洲大戰爆發後日軍對中國正麵戰場的第一次大攻勢。此次會戰，日軍傷亡2萬餘人，中國軍隊傷亡3萬餘人。國軍在會戰中采用以陣地防禦與運動攻擊、遊擊襲擾相結合的戰法，予日軍以相當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的，但在關鍵時刻決心不果斷，行動不迅猛，往往失去戰機。如在甘坊、修水、撈刀河與汨羅江以南有多次殲敵的機會，都因決心遲疑、圍堵不嚴、追擊不力、協同不好而讓敵撤走，未能切實貫徹預定的作戰方針。
　　最為可笑的是肉頭們機械呆板地秉承焦土抗戰的聖旨，日軍尚在百公裏之遙即奉蔣介石之命放火燒毀了長沙古城。沒燒死一個日本鬼子，卻燒死燒傷十幾萬長沙市民！事後蔣介石嚴密封鎖消息，以燒傷民眾七八百人唐塞過去。這種畏敵如虎的恐懼心理像瘟疫般早已滲入蔣軍骨髓！
　　桂南會戰（1939.12-1940.1）
　　
　　
　　
　　會戰初期，日軍參戰兵力３萬多人；隨著中國軍隊反攻的增強，第２１軍又於１９４０年１月初將第１８師團和近衛混成旅團投入作戰，使參戰陸軍兵力達到７萬人左右。另海軍第５艦隊有航空艦１艘、巡洋艦３艘、飛機約７０架。中國方麵初期參戰兵力為１個集團軍２個軍６個師２４個獨立團，約６萬人，後期增加到４個集團軍９個軍２５個師，約１５萬人，另有空軍第２路，飛機約１００架。雖然有昆侖關大捷（昆侖關不久就被日軍奪回），但個別亮點不能掩蓋整體的失敗。桂南會戰是抗戰期間在廣西境內進行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會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對日軍由此方向進攻的可能性都缺乏估計，部署的兵力既少且弱，以致在日軍突然進攻時，既不能組織有效的抗登陸，也不能組織有力的縱深防禦，使日軍得以輕易登陸並占領南寧（據日軍戰史統計，這一階段的作戰，日軍僅戰死１４５人，負傷３１５人）；而中國援軍則直到一個月之後才陸續開到集結位置，倉促組織反擊。這種戰略上的判斷和部署失算，是中國方麵在會戰初期陷於被動和不利態勢的主要原因。第二階段中昆侖關反攻，是中國軍隊以空、炮、坦、步等軍兵種協同配合作戰，在兵力火力都強於日軍的情況下，消滅日軍4千人，而僅第5軍就傷11100人，陣亡約5600人，失蹤約800人。5軍是當時國軍中唯一的機械化部隊（轄３個師又加強１個戰車團和重炮兵），用機械化部隊攻山頭是一大昏招，這個應由白崇禧負主要責任，同時在具體的戰術指揮上，時任5軍軍長的杜聿明的指揮乏善可陳。此次會戰，反映中國軍隊在戰役中協同動作不嚴密，措置不力，各部隊之間缺乏主動配合、互相策應的精神。賓陽作戰時，日軍以第５師團主力向昆侖關正麵進攻，吸引中國軍隊，而以新增援的第１８師團和近衛混成旅團向昆侖關以東迂回至中國軍隊側後。桂林行營和第四戰區指揮者均未料到此著，隻著重於昆侖關正麵防禦，而疏於保障翼側安全，在甘棠、賓陽等要道、要點未作適當部署，也未在附近控製有力的預備隊，授人以隙。日軍果然乘虛而入，輕易占領甘棠、賓陽。第四戰區倉促調整部署，但已來不及；正麵部隊仍在抗擊日軍進攻，但已失去意義，且後路被切斷，有被圍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盤立時陷於被動混亂。其實，日軍集中絕大部分兵力置於右翼（昆侖關及以東），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虛。如直趨南寧，也可打亂日軍部署，瓦解其攻勢。可惜第四戰區既疏於自身翼側安全，又不敢大膽迂回對方側後，作戰思想消極呆板，應對失當，使第二階段反攻已經取得的戰場主動權喪失，又轉變為被動。蔣介石在總結桂南會戰經驗教訓的柳州會議上除自責判斷錯誤外，還指出這次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上級指揮官戰鬥意誌薄弱，而且大家“驕橫怠忽，竟至精神頹喪，決心毫無，乃至遭此失敗的恥辱”。會議結束時，蔣介石宣布了此次會戰的將領獎懲名單：第３５集團軍總司令鄧龍光、第４６軍軍長何宣、第７６師師長王淩雲各記功一次；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隊不力降級，１月２８日調來指揮作戰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以指導無方降級，第３７集團軍總司令葉肇被扣押法辦，第３８集團軍總司令徐庭瑤，第３６、第６６、第９９軍軍長姚純、陳驥、傅仲芳，第３６軍參謀長郭肅，第４９、第１６０師師長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職查辦。由於桂南會戰失敗，南寧被日軍占領，不但西南國際交通線被切斷，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為基地將危害西南大後方。時任桂林行營主任的白崇禧難辭其咎。
　　海南島、汕頭淪陷
　　由於第4戰區作戰不力，海南島和中國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汕頭丟了。
　　上高會戰
　　日軍參戰部隊隻有兩個半師團；中國參戰部隊主要是第７４、第７０、第７２、第４９軍，加上在武寧方向策應的第７８軍，有５個軍。在會戰中國軍方麵以絕對優勢兵力將孤軍深入、疲憊已極、傷亡過半的日軍第３４師團四麵包圍，壓縮於極狹小之範圍內，從３月２４日至２７日連攻３天，仍未能將其全殲；２７日以後，在兵力並不大的日軍增援部隊接應下，反任其拖著大批傷員突圍而出，說明中國軍隊的攻擊精神和攻擊力量都太弱。正如中國軍事當局在《上高會戰之經過與檢討》中所說：“中路之敵既不顧兩翼之有無依托，而孤挺進之時，已為我合圍殲敵之好機。此時我７４軍全軍迎擊於前，７０軍尾擊於後，４９軍（欠１師）側擊於右，７２軍圍攻於左，戰鬥態勢既形成於四麵包圍，而複以最大優勢之兵力對此包圍圈內後援已絕之三千殘敵，期一舉而盡殲之，非力所未逮。不圖於包圈南北直徑縮小至五公裏之時，敵竟突圍逃竄，卒未能達到殲滅之目的，不無遺憾耳。”
　　這就是被人們津津曰道的上皋會戰？堂堂十幾萬美械德械裝備的國軍精銳全殲不了區區三千喪家之犬？豈非笑話！所以，送蔣介石以肉頭稱號最為合適。羅斯福，史迪威也有綽號送給蔣介石和他的將領們：“一布袋黴爛的花生米”！！！所以，肉頭統帥隻能率領肉頭軍隊，即使再好的裝備在一支肉頭指揮的軍隊手裏也不過是燒火棍而已。
　　日後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這些美械德械裝備再加上蔣的美國幹爹送來的超過援助歐洲複興計劃的支持蔣打內戰的美國最新式裝備都被肉頭統帥送給了共軍。故有毛主席讚譽的“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
　　中條山會戰
　　對國軍來說這是一場非常慘重的失敗。中條山會戰，中國軍隊傷亡4.2萬餘人，被俘3.5萬餘人，日軍僅以1：20的極小代價“掃蕩”了中條山地區的所有國民黨軍隊。中條山會戰的失敗，成為“抗戰史最大之恥辱。”日軍認為：“作為蔣係中央軍擾亂治安基地的中條山脈據點……實際上有名無實。拿它與共黨係統相比，它的活動是極其差勁的。”蔣介石在談到中條山會戰的慘敗時，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抗戰史最大之恥辱”。順便說一句，中條山國軍隸屬第一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是誰啊，衛立煌啊。有人還說什麽衛立煌在遼沈戰役中有通共的嫌疑，哈哈，就憑他中條山慘敗的水平，需要他通共嗎？
　　第二次長沙保衛戰（1941.9-1941.10）
　　第二次長沙會戰由於第9戰區指導的失誤，致使日軍一度攻占長沙，並追擊到株洲，基本達成戰役目的。中國軍隊傷亡及失蹤達7萬人。但日軍也遭到了一定的打擊，傷亡達2萬餘人。
　　第三次長沙會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軍首次大捷
　　
　　此役共斃傷日軍5萬餘人，俘日軍139人,的確可以算是勝仗，不過第九戰區和多數擔任堵擊、截擊以及追擊兵團的指揮官在作戰指導上忽略了控製渡河點，則是這次會戰雖然獲勝而並未能按照計劃全殲日軍或殲滅更多日軍、卻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駐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遠征軍入緬援英作戰
　　
　　
　　
　　5軍、6軍、66軍再加少量遠征軍長官部直屬部隊共10萬大軍入緬，整個作戰以緬甸的陷落而告結束，中間孫立人的新38師打敗了日軍一個大隊級的單位被大吹特吹。10萬大軍入緬不僅沒有能挽回緬甸戰局，還損失慘重，到8月初先後撤到印度和滇西的遠征軍僅有4萬人。雖然英國人有部分責任，但做為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的羅卓英、杜聿明（代）難辭其咎。
　　浙贛會戰
　　日本大本營發動這次會戰的目的主要是破壞浙江省境內的機場和打擊駐浙江的中國軍隊。但在破壞機場、打擊中國軍隊的同時，更側重於“沒收與破壞鐵路設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養戰力的各種軍事、政治、經濟設施和資材”。〔２６〕實際上就是要搶掠物資，以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並擄劫青壯年以彌補其人力的嚴重匱缺。就戰役的過程和結果來看，日軍雖然遭到了一定的損失，中將師團長１人被炸死，傷亡官兵１７１４８人（其中因病住院而致減員的１１８１２人），但基本上實現了預定的目的。而第三戰區未能實現“在衢州附近決戰”，“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圍擊而殲滅之”的目的，沒有像第三次長沙會戰那樣痛創日軍，自身卻遭到巨大的人員、物資損失；軍隊傷亡慘重，有的軍師遭到殲滅性打擊，喪失戰鬥力（日軍記載第三戰區陣亡４０１８８人，被俘１０８４７人）。更重要的是作戰地區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災難和巨大的損失。僅以衢州一地為例：日軍在“環城三四十裏內，一日可以往還者，莫不遍及，米鹽牛畜、日常用品掃地以盡。有不滿其欲，則全村焚毀，殺人如麻”；“城郊各處，大火連續，經月不熄。參天樹木及握把小株，炮轟斧斫，無一幸免”。“當時有‘十無’之謠，謂市無人，田無穀，山無木，村無屋，食無糧，著無衣，病無藥，死無棺，家無丁男，室無貞婦”。“士兵死亡，約萬餘人；民眾被殺害者，二萬餘人；被擄而失蹤者，十三萬餘人；房屋被焚者，六百九十餘萬架；耕牛被殺者，五百八十萬七千餘頭；豬被殺者，一千五百八十一萬九千餘隻；米粟被劫者，八百七十九萬七千餘石”。由此可以推想整個作戰地區損失之巨與災難之重。據日軍記載，這次會戰從浙江掠走的物資，不說武器裝備，僅上繳的一般物資就有火車機車6３輛，車廂16８５節，汽車28２９輛，民船5２８２艘，銅、鐵、鋁材87２５噸，石油6５５９０桶，桐油９４０００桶，糧食4７６７５噸，木材1４０００立方米，被服合錢8４００萬日元。〔２８〕還將玉山以西浙贛鐵路的鐵軌、道木連同道釘全部拆運至其後方。總的數量，當然不止此數。此外，蘊藏大量戰略資源的金華、蘭溪、武義等廣大地區淪於敵手。因而，浙贛會戰是一次失敗的會戰。保存實力、消極抗戰的肉頭戰略指導思想是會戰失敗的根本原因。
　　鄂西會戰
　　鄂西會戰被蔣介石政權吹噓為“鄂西大捷”。但認真分析一下，實際上這是一次失敗的會戰。就戰役企圖而言，日軍雖未能完全達到其“殲滅由洞庭湖至宜昌對岸的揚子江右岸地區敵野戰軍”的目的，但嚴重打擊了第六戰區的防守部隊，達到了使“宜昌附近船舶在下遊通航”的目的；而且整個會戰的行動都是按預定的時間、空間進行的，始終掌握著戰場上的主動權，因而可以認為基本上實現了戰役企圖。第六戰區雖然在防禦戰鬥，特別是在追擊戰鬥中給予日軍以相當的殺傷，但既未能粉碎日軍的戰役企圖，也未能“依第二線兵團之機動，與第一線兵團適時將深入之敵殲滅之”。給日軍造成的損耗，更遠較自身的損耗為少。據80年代末期台灣國民黨國防部的統計，第六戰區部隊在這次會戰中戰死23550人，負傷18295人，失蹤7270人，俘虜日軍88人；日軍統計第11軍在這次會戰中戰死771人，負傷2746人(台灣國民黨當局所編抗日戰史稱日軍死傷3500餘人，而過去誇大說日軍僅棄屍即萬餘)，俘虜第六戰區部隊4729人。台灣國民黨當局所編抗日戰史雖仍吹噓獲得了勝利，但也說：“雖得規複失地，惟敗敵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擊。所謂勝利，並未殲敵有生戰力。”
　　常德會戰
　　74軍57師守常德的確頑強，不過據整個會戰看，日軍能按照其預定計劃長驅而入，複揚長而去；而第六戰區傷亡４萬之眾，陣亡了３個師長，作戰計劃卻未能貫徹實施，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許多高級指揮官缺乏積極進取精神，作戰不力，致戰鬥行動不能保證作戰指導的落實。其二，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形成絕對優勢的打擊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常德會戰時中國空軍及援華美軍的第１４航空隊已經逐步掌握了製空權。
　　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緬北、滇西反攻
　　
　　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緬北、滇西反攻，從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曆時17個月，在複雜的地理氣候條件下，挺進2400餘公裏，收複緬北大、小城鎮50餘座，解放緬甸領土13萬平方公裏，收複滇西失地8.3萬平方公裏，共斃傷日軍4.8萬餘人，俘日軍647人，繳獲步槍1. 1萬餘支、輕重機槍600挺、火炮160門、坦克12輛、汽車606輛、飛機3架。中國駐印軍和遠征軍也付出了重大犧牲，傷亡官兵約6.7萬人。緬北、滇西反攻是被某些人津津樂道的國民黨抗戰史的“重頭戲”，可仔細分析，實在沒什麽好吹的。
　　首先有必要介紹一下整個緬甸戰場的形勢，日軍緬甸方麵軍轄15軍（轄第15師團　第31師團　第33師團）、28軍（轄第54師團　第55師團）、第33軍　（轄18、56師團），方麵軍直轄部隊還有2師團、49師團　、53師團　獨立混成第24旅團獨立混成第105旅團。與中國遠征軍、駐印軍交戰的主要是33軍的18、56師團，2師團基本未與中國軍隊交戰，49師團隻168聯隊參戰，53師團作為方麵軍直轄部隊參戰也不多。整個態勢就是33軍的18師團在緬北對付中國駐印軍（10萬人），33軍的56師團在滇西對抗中國遠征軍（20萬人），而日軍緬甸方麵軍的主力用來對付英帕爾方向的英軍。而整個緬甸戰場英聯邦軍隊和美軍投入緬甸作戰總兵力達120萬人，武器裝備也為絕對優勢，中國軍隊隻起次要作用。
　　 先說滇西反攻，中國遠征軍轄11、20兩個集團軍和部分直屬部隊，20萬人，基本換裝美械，而當麵日軍的56師團為1.5萬人。中國遠征軍兵力、火力都占絕對優勢。可20萬裝備精良的遠征軍在衛立煌的指揮下卻打得不怎麽樣，雖獲得了勝利，但傷亡過大。這主要是各級指揮官的指揮失誤造成的。以作戰指導而言，假如采用全線同時進攻，而將主攻方向置於左翼，以鉗形攻勢直趨龍陵，以一部在右翼作牽製性進攻，阻止騰衝日軍增援龍陵；以一部切斷龍陵、芒市間交通，置龍陵日軍於孤立境地，對鬆山、平戛等據點亦僅包圍作牽製性進攻，爾後以絕對優勢之兵力強求龍陵日軍進行決戰。一旦奏效，則騰衝以北各據點的日軍若不放棄據點西逃，就將難以避免被殲。而且攻占龍陵後，更可直趨畹町，支援駐印軍的作戰。同時，絕大多數指揮官缺乏指揮攻堅的能力。戰前既不對日軍的防禦工事進行認真的偵察和對部隊實施攻堅戰鬥的訓練，臨戰時又不善於運用炮兵、火箭筒及噴火器等兵器協同攻堅的戰術，也不重視進攻築城的運用，隻知指揮士兵盲目硬拚。“對龍陵、鬆山、騰衝、平戛等據點圍攻時，傷亡竟達日軍五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拚的結果。
　　 再說緬北反攻，中國駐印軍轄新1軍、新6軍和大量直屬部隊，10萬人，全美械裝備，並享受美軍的空中優勢和補給，當麵的日軍18師團為1.5萬人，並且分散配置。不要說，優勢比遠征軍更明顯。有必要說一下18師團當時的狀況，18師團本來確實是日軍的精銳部隊，但是在駐印軍緬北反攻時實力有了很大的下降，1943年8月，第18師團正式改編為三單位製師團，每個步兵大隊從4個步兵中隊縮減為3個步兵中隊，騎兵大隊被解散，野戰醫院和山炮聯隊的汽車被撤銷，輜重兵聯隊也失去1個汽車中隊，導致運送物資十分不便，彈藥保障不足，每支步槍僅配備子彈150發，每門火炮配備炮彈100－120發。但增編了1個野炮大隊（缺編1個中隊，隻有8門150毫米榴彈炮），全師團總兵力1.5萬人。駐印軍開始反攻時，第18師團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穀僅3個步兵大隊，4000多人。另4個步兵大隊在怒江作戰後返回密支那途中，其餘分散在密支那、八莫、傑沙等地。在如此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孫立人和廖耀湘要是再打不贏，不如買塊豆腐撞死算了。
　　 有人引用日本厚生省戰後統計，在緬死亡的16.2萬日軍（另外還有“軍屬”即隨軍附屬人員2萬人死亡）中，4.1萬人屬於緬北的第18、第56師團，方麵軍直屬的部隊又有1萬多人死於這一地區。若扣除美軍轟炸和英軍突擊隊（空降兵）的戰果，至少有4萬日軍死於同中國軍隊作戰。乍一看確實如此，但對照日本史料，就會發現日軍18、56師團主要損失在緬甸中部與英軍作戰中。日軍戰史記載，45年1月33軍脫離接觸退??外在後方還有5000傷病員，合計1.78萬人。而在戰前18、56師團的實際人員各約1.5萬人，合計3萬人。可見所謂“基本殲滅日軍第18、第56師團”純屬無稽之談。綜合而論，在與中國遠征軍、駐印軍作戰中，日軍總損失約4萬人，死亡、失蹤約1.16萬人，其中18師團死亡3200人，56師團等部死亡8400人。從18師團死亡3200人可以看出，駐印軍擊斃的日軍不會超過5千人。至於什麽孫立人消滅10萬日軍，活埋日軍1200名俘虜，稍有常識之人均知純屬意淫。
　　點評：此戰，遠征軍經一個多月作戰，在保衛東籲、解救英軍諸戰中，英勇頑強為人所讚譽。但由於出國時機過晚，盟軍作戰缺少協同，多頭指揮等原因，使遠征軍始終處於被動態勢，未能達成戰役企圖。
　　
　　 
   
  
　　　 蔣介石湯恩伯的驚世傑作，外蒙被割裂的主因：
　　———豫湘桂大潰敗！
　　這是抗日戰爭中最可氣的一幕，這都到什麽時候了？1944年了！什麽！你說你最精銳的部隊在緬北、滇西？請問日軍最精銳的部隊在哪裏？太平洋戰場？還是對付蘇聯遠東地區的關東軍？還是幾百萬國軍中隻有在緬北、滇西的那30萬所謂最精銳的部隊能打仗？豫湘桂大潰敗分為三場會戰：豫中、長衡、桂柳。
　　
　　 豫中會戰：僅30餘天，日軍即打通了平漢路南段，並占領了沿線各要點及古城洛陽，擊潰了第一戰區的主力部隊，實現了戰役企圖。第一戰區的軍隊損失嚴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撤退中犧牲。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統計，日軍傷亡３３５０人，中國軍隊陣亡３２２９０人，被俘７８００人。第一戰區在戰役結束後所作《會戰之檢討》中說：“此次中原會戰，挫師失地，罪戾難辭。”確是事實。為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和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均被撤職。湯恩伯軍隊的紀律太壞，當地人民恨之入骨。1943年河南大災，河南參議會和人民群眾說：“河南災荒除水災、旱災、蝗災外，還有湯災。”這樣的軍隊不僅得不到民眾的支援，而且如《檢討》中所說：豫西的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軍隊所到之處，保、甲、鄉長逃避一空，“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當時第13軍第89師第266團團長方耀也說：“由於湯恩伯的軍隊幾年來駐紮在河南，軍紀不好，所以當湯軍突圍時，幾乎每個村莊都向軍隊打槍”，“第31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率領總部直屬部隊突圍，被武裝民眾包圍繳械”，“湯恩伯親自帶領的直屬部隊，損失得更慘……”《檢討》說是老百姓受“隱伏漢奸分子的淆惑”才“陰擾國軍”。但方耀記述道：“第13軍突圍後”，“行軍十多天，開始時沿途百姓還表示歡迎，在路旁端著茶水給過路的官兵喝”，由於官兵“抓了十幾個民夫”，“進入民房翻箱倒櫃”，“強取民間糧食、燃料、蔬菜、殺豬、殺雞，分文不給”；“有些老百姓牽著牲口帶著東西上山避難，軍隊路過時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軍用，貴重物品搶走”，“因此沿途百姓聞風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眾恨之入骨”。
　　這也是到現在河南人在全國人民麵前始終抬不起頭的真正原因。肉頭委員長炸開了黃河大堤，淹死了九十萬老百姓，造成六千多萬災民無家可歸，卻沒有人給他們做主；在被日本鬼子追殺反複拉鋸的中原戰場上又被湯恩伯這個肉頭將軍禍害的民不聊生，逼得河南人民造了湯恩伯屬下的反，盡管這個時機選擇的不太好。可是在蔣軍與日軍對待老百姓本質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區別的狀態下，誰能給河南人民指出個更好的活法？？？
　　
　　長衡會戰：守衡陽的10軍軍長方先覺向日軍繳械投降，中國軍隊不僅未能打破日軍攻略長沙、衡陽，控製粵漢、湘桂鐵路的企圖，而且損耗自己大量軍隊及武器裝備，並喪失湖南大片國土，是一次失敗的戰役。需要注意的是，長衡會戰過程中，直接協助第九戰區作戰的中國空軍的中美空軍混合團基本上掌握了戰場上空的製空權，迫使日軍航空兵及地麵部隊的大規模行動多在黃昏後和黎明前進行。　　
　　　　
　　桂柳會戰：1944 年8 月上旬，日軍攻占衡陽後，為貫徹其打通大陸交通並破壞中國空軍基地之目的，乃繼續發動桂柳作戰，桂林等地失陷，日軍打通了中越交通線。
　　
　　當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之時，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損失近60 萬軍隊，丟失大小146 座城市，失去衡陽、零陵、寶慶、桂林、柳州、丹竹、南寧等7 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總計喪失國土20 多萬平方公裏，使6000 萬人民陷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使貴州告急，重慶吃緊，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令人遺憾而又痛心的一頁。國民政府損失的武器裝備可用以裝備４０個師。僅長衡、湘桂作戰就損失彈藥6２、５萬噸、武器九千噸，超過了國民政府１個年度能夠自力補充的數量。更由於大片國土的淪喪，兵源及糧源大為減少，不僅增加了恢複軍力的困難，而且增大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負擔。僅以四川一省為例，１９４３年征兵３５２６８０人，征借糧２０９３００００市石，而１９４４年征兵３９１１１２人，征借糧２４８０００００市石。同時，這次失敗使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產生不利影響，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等也產生了嚴重而深遠的影響。但是豫、湘、桂作戰失敗，美國空軍第１４航空隊的作戰基地幾乎全部被毀。在侵華日軍已成強弩之末、中美空軍又完全掌握製空權的情況下，國民黨軍竟發生如此慘重的失敗，以致美軍中一些人對國民黨軍的抗戰能力產生懷疑，從而對中國抗戰產生錯誤判斷。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羅斯福報告說：“如果日軍繼續西進，陳納德的第１４航空隊將失去戰鬥力，我軍超長距離轟炸機在成都的機場將會丟掉，中國必然垮。”認為“中國所處的嚴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軍方處置不當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國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對付中共軍隊在內，都用來對日作戰，中國在戰爭結束前是不可能起什麽作用的。”甚至不正確地估計日軍很可能長期占領中國，這樣“即使日本在本土戰敗以後仍可繼續在中國與盟軍作戰。這樣可能把戰爭延長好幾年方能把日本打敗”。１９４５年１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羅斯福要求“俄國在它能力範圍內盡早參加進攻（日本）”，以減輕美國的負擔，於是在２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為了使蘇聯盡早出兵打擊中國大陸上的日軍，羅斯福、丘吉爾竟背著中國與斯大林達成一項損害中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協定：　允許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蘇聯保護下獨立，恢複帝俄時代在中國東北取得的殖民特權，如租借旅順口軍港、中蘇共有東北鐵路主權以及在東北“優先利益”等等。造成這種嚴重後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於美、英等國的大國強權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於國民黨軍湘、桂作戰的失敗。
　　外蒙被割裂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肉頭統帥指揮的肉頭軍隊對日作戰的磨洋工，敷衍了事和極其低劣的戰略戰役的指揮被世界所蔑視造成的！
　　
　　豫西鄂北會戰
　　此次會戰，日軍傷亡1.5 萬餘人，達成進占豫西鄂北控製老河口空軍基地的目標。
　　
　　湘西會戰
　　中國空軍以絕對優勢兵力控製了戰場上空，幾使日軍航空兵完全喪失活動能力，所以日軍航空兵出動很少。整個作戰期間，日軍僅出動過７架飛機，進行了５次空襲，共投彈２２枚。中國空軍以第２、第３、第５大隊及中美混合團第１大隊支援作戰，戰鬥機出動９６０架次，轟炸機出動１７１架次，共投擲炸彈２９噸。日軍隻得多在黑夜行動。國軍投入第3、第4兩個方麵軍，包括18軍、73軍、74軍、100軍、86軍之13師、94軍、92軍、26軍和新六軍。五大主力有其三，參戰部隊基本換裝美械，兵力、火力占絕對優勢。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編第6軍等共15個師，係由美軍教官訓練、美軍顧問指導、全部美械裝備的部隊。僅這15個師的戰鬥力就優於日軍數倍，再加上另11個師，與日軍參戰兵力相比，中國軍隊占有絕對優勢。日軍投入１１６師團、４７師團、５８旅團、６９旅團，兵力、火力處於絕對劣勢不說，光看部隊的質量，４７師團是直到1943年5月14日才成立的三單位製治安師團，116師團看番號就知道是什麽貨色，而且由於太平洋戰爭的消耗，日軍兵員不足，116師團在芷江作戰時多為娃娃兵，６９旅團原屬64師團，而64師團為增設師團，戰鬥力很差，且在芷江作戰前毫無作戰經驗，至於５８旅團的戰鬥力簡直可以用垃圾來形容。這種絕對優勢的仗實在沒什麽好吹的。
　　
　　有人會說，不管怎麽說，抗戰也勝利了，中國也是戰勝國。不錯，中國是戰勝國，可這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對蔣介石政權就隻剩下歌功頌德了？德國是戰敗國，波蘭是戰勝國，是不是波蘭就可以吹當年的波蘭政府如何英明，如何雄才大略？有人說如果蔣介石投降如何如何，有句話說的好，死了張屠夫，不吃帶毛豬。即使蔣介石投降，國民黨內的愛國將領也不會投降，中國共產黨仍然會抵抗下去（哪怕是打遊擊），看看前南斯拉夫就知道了。美國蘇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必然會大規模援助共產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結局不會改變，中國不會亡！抗戰的勝利首先得益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勝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怎麽勝利的？是斯大林、羅斯福、邱吉兒、戴高樂、毛澤東等領導人領導世界反法西斯國家的各國人民，同心協力，艱苦奮鬥而取得的。而中國的蔣介石政權，法國的雷諾政權，雖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劣跡太多，亮點太少，既不能消滅也不能牽製足夠的敵人（按其實力所應該承擔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國家都是這種表現，早被軸心國消滅幹淨了。有人為蔣介石政權辯護，總是一味地強調困難，大談中日國力如何懸殊，可實際上隻要認真一想就會明白，日本國力比中國強是一回事，有多少用在中國又是一回事，可實際上二戰時日本大部分國力、軍力根本沒有用在中國戰場，比如日本耗費巨資建造的這些東西跟中國戰場就沒有關係：
　　戰列艦:
　　金鋼(32156噸)、比睿(32156噸)、榛名(32156噸)、霧島(32156噸)、扶桑(34700噸)、山城(34700噸)、伊勢(36000噸)、陸奧(39130噸)、日向(36000噸)、大和(64000噸)、武藏(64000噸)。巡洋艦:龍田(3230噸)、天龍(3230噸)、球磨(5100噸)、多摩(5100噸)、木曾(5100噸)、大井(5100噸)、長良(5170噸)、名取(5170噸)、鬼怒(5170噸)、由良(5170噸)、夕張(2890噸)、五十鈴(5170噸)、川內(5195噸)、阿武隈(5170噸)、神通(5195噸)、那柯(5195噸)、古鷹(7100噸)、加古(7100噸)、青葉(7100噸)、衣笠(7100噸)、那智(10000噸)、羽黑(10000噸)、足柄(10000噸)、愛宕(9850噸)、鳥海(9850噸)、摩耶(9850噸)、最上(8500噸)、三隈(8500噸)、鈴穀(8500噸)、熊野(8500噸)、利根(13320噸)、築摩(13320噸)、香取(5890噸)、鹿島(5890噸)、香椎(5890噸)、阿賀野(6652噸)、大澱(8161噸)、能代(6652噸)、矢矧(6652噸)。
　　航空母艦:
　　赤城(36500噸)、加賀(38200噸)、龍驤(10600噸)、蒼龍(15900噸)、飛龍(17300噸)、瑞鳳(11200噸)、翔鶴(25675噸)、大鷹(17830噸)、瑞鶴(25675噸)、祥鳳(11200噸)、雲鷹(17830噸)、飛鷹(24140噸)、衝鷹(17830噸)、千歲(11190噸)、海鷹(15400噸)、神鷹(17500噸)、千代田(11190噸)、大鳳(29300噸)、雲龍(17480噸)、天城(17480噸)、信濃(62000噸)。
　　再看日軍兵力配置
　　日本派駐關內的中國派遣軍長年保持在60萬到80萬人之間,僅在最後一年才驟增至105萬。這個數字相對於關內遼闊的中國大地、最高可達600萬人的國民黨軍隊是相當有限的。1941年，國軍已達400萬，而日本中國派遣軍隻有62萬，而同期日本陸軍總兵力210萬，也就是說中國派遣軍僅占日本陸軍總兵力的30%，而中國派遣軍中還至少有一半被敵後的共產黨武裝牽製，也就是說400萬國軍隻對付30萬日軍，僅占日本陸軍總兵力的15%。1945年，國軍已達600萬，中美空軍也掌握了製空權，而日本中國派遣軍隻有105萬，而同期日軍總兵力是720萬，也就是說中國派遣軍僅占日軍總兵力的15%，而中國派遣軍中還至少有一半以上被敵後的共產黨武裝牽製，也就是說600萬國軍隻對付50萬日軍，僅占日軍總兵力的7%。中國派遣軍在前期確實有重炮優勢，但是這個優勢是有限的，重炮跟國軍比是強幾成而非幾倍，根本不能彌補日軍兵力上的劣勢。所以，隻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戰略指導正確，軍事上指揮得當，充分發揮國軍兵力多，實戰經驗豐富，內線作戰等優勢，是能夠打贏的。可是在實戰中，由於蔣介石政權腐敗無能，戰略指導錯誤，具體的指揮也很低劣，水平實在是太差，導致國軍的長處得不到發揮，才被打的一潰千裏，短短半年丟掉半個中國。困難肯定有，戰爭本來就是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利用敵人的困難，要說困難，哪個反法西斯國家沒有困難？說二戰中有多少國家亡了而中國沒亡，可仔細想想，那些國家中有幾個比中國的一個省大？都說二戰中國表現比法國強，可仔細一想，中國多大，法國多大，光不戰而棄的東北就相當於三個法國！說蔣介石政權抗戰不力是從戰爭整體分析，而不是具體糾纏於某個戰役。從整個戰爭看，蔣介石政權的表現實在是令人失望，劣跡太多，亮點太少，既不能消滅也不能牽製足夠的敵人（按其實力所應該承擔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國家都是這種表現，早被軸心國消滅幹淨了。沒有人要求蔣介石政權做出美蘇的貢獻，這確實不現實，但打仗的相對水平是可以比較的（注意是相對水平而不是貢獻的絕對量），比如南斯拉夫的鐵托軍，如果論貢獻的絕對量，鐵托軍的貢獻當然很小，可如果考慮到其自身的實力和麵對的敵人數量，鐵托軍的成績還是很好的，相對水平還是很高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國家都是鐵托軍的打仗水平，還是能夠打贏軸心國的。反之，如果都像中國的肉頭委員長蔣介石政權那樣，這也困難，那也困難，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這個仗打不贏，那個仗也勝不了，二戰隻能以軸心國的勝利結束，就這麽簡單。
　　
　　如同一個娶妻成家的男人，你就有責任和義務保護你的妻女母親不受強暴和騷擾。如果，你以自家貧窮，與強盜實力懸殊，就向強盜獻媚，並打開家門迎接強奸犯們魚貫而入，還給強奸犯們搓背捏腳，甚至還拉來幾列車的避孕套給強奸犯們戴上，那你還是個男人還是個中國軍人嗎？張學良和蔣介石都屬於給強奸犯搓背捏腳帶避孕套的貨色。所以人民才稱它們為肉頭統帥和肉頭軍隊。美國軍界和美國總統才稱蔣介石和他的將軍們是“一布袋黴爛的花生米”！
　　黴爛的花生米不但毫無價值，還有劇毒，強烈的黃曲黴素會使人罹患各種疾病如肝炎。所以，黴爛的花生米隻能扔倒垃圾堆裏或者焚燒後深埋。
　　
 

 

 

連蔣介石都感羞恥的戰鬥 竟有人出巨資拍攝電影
　　
　　　　一個階段，曾有人大肆吹噓蔣某人的抗日，認為要重新估價正麵戰場上的抗戰，看了後，不禁讓人感慨。是國軍太不禁打嗎？不是！實在是蔣某人及其弟子們德能都太差呀，在外侮麵前都不忘傾軋，不知其可啊！
　　
　　　　國軍無能,買辦誤國 --- 昆侖關台兒莊大捷的真相
　　
　　　　中國在二戰中的反法西斯，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團結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戰爭。很自然的，一談抗戰就離不開國共兩黨，實乃曆史使然。對輿論傳出的上述信息該如何看？記者就這個問題造訪了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抗戰史專家張宏誌。
　　
　　　　年逾花甲的張宏誌老師，曾發表過110萬字的《中日血戰三部曲》，已由中國人民 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當我們登門時，他正左手端著放大鏡，右手執筆，伏案撰寫《中國抗日戰爭史》。據介紹，這部書預計60餘萬字，擬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聽完我們來意，張老師連手中的筆也來不及擱下，就打開了話匣子：“二戰給全世界帶來9000多萬人的犧牲，勝利來之不易，彌為可貴。所以，紀念二戰勝利，世界各國都要舉行盛大的慶典，作為犧牲3500萬人的中華民族，當然更有理由隆重紀念自己的抗戰勝利紀念日，以激勵全民族的愛國主義 精神！但是……” 說到這裏，張老師話鋒一轉，給我們講述了他在一次會上遇到的一件事。
　　
　　　　有一位同誌發言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對國民黨抗戰肯定不夠。為此 ，我們正在研究廣西南寧戰役，準備把國民黨軍血戰昆倉關拍成電影。” 張老師聽完後便問他：“你知道不知道日本人在南寧戰役中投入了多少兵力？昆倉關上的日本守軍有多少人？”回答是：“不知道！”張老師又問：“那你知道不知道國民黨軍投入了多少兵力？”回答仍是：“不知道！”張老師再問：“蔣介石召開的柳州軍事會議你知道不知道？”回答竟然還是不知道。張老師感慨萬分：“這麽說，你什麽都不知道？！”那人麵不改色心不跳：“我不知道不等別人也不知道，反正有人研究這個問題！” 張老師對我們說，你看，這人一問三不知，居然也要談史，盡管人雲亦雲，信口開河，可他還在喊，還要叫，還在擺一副請命的姿態，由此可見，凡談及中國抗戰，必須要搞清楚國共兩黨的功過與是非。當然對世間任何事物的評述，都是允許各抒己見的，可以各說各的理。但問題在於，誰說得更全麵、更客觀、更科學！這在史學上就是曆史和邏輯的統一。
　　
　　　　言及此，張老師點燃了一枝煙，有滋有味地吸起來，然後不緊不慢地說：“不是不能說國民黨抗戰，也不是不能描寫國民黨在抗戰中的犧牲，但核心問題是要尊重曆史、尊重事實，尊重人民。不能把無說成有，把敗說成勝，把瘡疤說成鮮花！”
　　
　　　　張老師說他最不滿意的就是，最近一段時間被炒得很熱的描寫國民黨抗戰題材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有悖於史實的。
　　
　　　　譬如說――台兒莊。1938年3月15日，日軍第10師團瀨穀支隊（8000人左右）進攻滕縣，拉開了台兒莊戰役的序幕。隨著日軍的猛攻，當天就把駐守在城外的川軍124師打散了。16日，日軍開始攻城，川軍122師王銘章部堅守孤城，而奉李宗仁命前來增援的蔣介石的精銳嫡係湯恩伯部卻在進至距滕縣隻有15公裏的官橋後，36小時按兵不動，坐待122師全軍覆沒。
　　
　　　　至17日黃昏，騰縣城破。18日，日軍轉攻湯部，湯的第81軍時駐官橋，忙東撤至嶧縣。日軍繼續南下，在沙溝擊敗湯的第52軍後直撲韓莊，輕而易舉地逼近大運河。此刻，日軍前進方向的台兒莊尚無國民黨的一兵一卒，瀨穀為解除後顧之憂，又於19日北攻嶧縣。湯部的兩個軍5萬餘人又急退至抱犢崮山區避戰。
　　
　　　　張老師講到這裏，起身取來紅藍鉛筆。在紙上勾了一幅草圖並解釋道，這是中日兩軍對陣態勢圖。看著圖，他比比劃劃地說，迄3月15日瀨穀進攻滕縣，國民黨第5戰區在淮河以北有9個軍17個師（不含湯部），但是卻既沒有作戰線，也沒有陣地，如散沙般分置在津浦路滕縣――蚌埠、隴海路海州――開封兩側的魯南、豫東、蘇北和皖東北的廣大地區。而蔣介石自1938年1月初率湯恩伯在商丘設置行轅。到台兒莊戰役70多天中，對魯南前線未置可否，疏於備戰，險陷台兒莊於一槍不發即失落境地。 所幸的是，瀨穀北攻湯部折回來，用20―22日3天的時間在韓莊集結兵力，做南渡運河的準備。蔣介石才在李宗仁的懇求下，急調在信陽休整的孫連仲的第2集團軍（轄兩個軍，約2.5萬人），於19日乘火車連夜趕到台兒莊，利用瀨穀渡運河準備的三天時間完成了布防。 23日，瀨穀進攻台兒莊，台兒莊戰役正式打響。
　　
　　　　張老師在草圖上標出湯部、孫部和瀨穀的位置後，又取出地圖冊，用三角板量出台兒莊和抱犢崮的距離，說：“你們看，45公裏！瀨穀的指揮位置距台兒莊15公裏，距抱犢崮30公裏，其進攻正麵，是孫部的2萬餘人；其背後，是湯部的5萬精銳；實為腹背受敵！然而，瀨穀看透了湯恩伯的內心世界，僅以1個步兵大隊（相當於營）監視湯軍，而傾其全力攻打台兒莊。至4月1日，由於孫部的頑強抵抗，瀨穀傷亡慘重，索性把監視湯軍的1個大隊也轉用於攻打台兒莊。湯恩伯畏敵如虎，噤若寒蟬，始終未敢一動。4月6日，瀨穀在死傷3000餘人後終於退卻，湯軍才加入戰鬥，截擊瀨穀，但還是被跑掉了3000多名敵人。”
　　
　　　　孫連仲心裏清楚這一仗是怎麽打的。當他艱苦戰鬥時曾請求李宗仁：給第2集團軍留幾顆種籽，命令湯部恩伯出擊，李回答：我向湯恩伯多次下命令，他隻聽老蔣的！……這一仗，孫部傷亡叁萬人，蔣介石不補一兵一卒，反而借機撤銷了他的 2軍的番號，給他隻保留了一個30軍。
　　
　　　　難道曆史可以把王銘章、孫連仲他們流的鮮血記到老蔣的功勞簿上嗎？
　　
　　　　如果我們的曆史要把一部分愛國的國民黨將士等同於整個的國民黨，豈不是也可以說“甲午海戰”是清廷對日作戰，徒為後人落下笑柄麽？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4月10日日軍占領豫陝邊界的重陽店，14年中，國民黨共喪失國土2753254平方公裏――當時全國麵積11174002平方公裏（含外蒙）；丟掉城市970餘座――全國城市為1200座；拋棄同胞2.57億――全國人口4.5億。
　　
　　　　在這個曆史時期中，國民黨有退無進，屢戰屢敗，300多個師打了八年，唯有台兒莊一役獲勝。但是蔣介石卻不願承認這一勝利。講到這裏，張老師無比痛心地說，自人類社會出現戰爭以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曾與這個怪物結緣，打仗有勝有負“乃兵家常事”，但像國民黨這樣的失敗，哪能找得出第2例？這根本就不是中華民族抗戰的主流！美國援華人員經曆了這段曆史後說，“國民黨早已威信掃地，國民黨的軍事指揮‘極為幼稚無能’。中國軍人很強的作戰能力完全被浪費了。”（見《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
　　
　　 刀客語：花生米的綽號就是在德械裝備和美械裝備的蔣軍被日軍像趕鴨子似的從黃河邊直追到越南大山裏後，羅斯福和史迪威以及美國軍界才給蔣介石送去如此有國格人格的榮譽稱號的。
　　
　　　　緊接著，我們的話題又引向了昆侖關。 張老師照例先畫出了中日雙方的戰爭態勢圖，然後指點著說：“日軍攻占南寧兵力是第5師團和台灣混成旅團。鑒於作戰地區的地理條件，第5師團戰前回日本神戶將自己的機械化裝備改為馱馬裝備，全部以輕武器上陣，配備的火力有營炮24門、團炮20門、反坦克炮16門、山炮20門、野炮20門，轄步兵12個大隊，連同台灣混成旅團的5個大隊，總兵力2萬餘人。” 1939年11月15日，日軍由欽州灣（亦稱北部灣）的企沙、龍門登陸，通過十萬大山，邊修路邊前進，沿途沒遇到任何抵抗，於24日占領南寧。隨即以台灣混成旅團擔任欽州灣――南寧之間的道路修建，第5師團布置在南寧地區。時以3個大隊控製中越邊界的鎮南關（今睦南關），以1個大隊保護南寧――鎮南關的交通線，以兩個大隊占領高峰隘並向武鳴方向警戒，1個大隊占領昆侖關，1個大隊擔任昆侖關――南寧交通線的守備，另以3個大隊和師團直屬部隊趕修南寧飛機場，師團長手下控製1個大隊作為機動。
　　
　　　　所謂的“昆侖關大血戰”國民黨軍隊進攻的目標，就是昆侖關上那1個大隊的日軍，約800人。 1939年12月17日（日軍占領南寧後的第25天），國民黨軍開始反攻南寧，因昆侖關在南寧以北，為前哨陣地，因而首先交戰於此。是役國民黨軍出動第16集團軍（轄1個軍4個師）、第37集團軍（轄1個軍2個師）、第35集團軍（轄1個軍3個師）、第26集團軍（轄1個軍2個師）、第38集團軍（轄5個軍13個師），另有第43、第33師和4個獨立團，約相當27個師，總兵力25.4萬人。此外，還有1個工兵團、1個通信兵團、1個高射炮連、4個炮兵營和115架飛機（重轟炸機9架、輕轟炸機26架、驅逐機80架）。擔任主攻的是第38集團軍，突擊部隊杜聿明第5軍。第5軍轄3個師：第200師（師長戴安瀾），第22師（師長邱清泉）和榮譽第1師（師長鄭洞國），還有直屬戰車團和重炮兵，共計5萬餘人。於是雙方的兵力對比就是，10萬人的主攻部隊或者說5萬人的突擊部隊對800人的守備部隊。 經過40多天的強攻，日軍又增援了1個大隊，國民黨軍好不容易占領了昆侖關前哨陣地，但日軍仍據守八塘，昆侖關的縱深陣地仍不能突破。
　　
　　　　1940年1月24日，日本援軍第18師團和近衛混成旅團到達，28日向國民黨軍反擊。與此同時，2月2日，一小股日本軍沿昆侖關腳下的邕江襲占甘棠，第38集團軍馬上後撤，國民黨軍於2月4日結束了昆侖關戰鬥。 2月22日，在柳州軍事會議上，蔣介石非常惱火，將總指揮白崇禧和中央督戰大員陳誠給予降薪留職處分，將第38集團軍總司令徐庭瑤上將以下8個將官撤職查辦。
　　
　　　　張老師說，連蔣介石都感到羞恥的戰鬥，竟有那麽一些人花3000萬元去拍電影，大吹大擂。我們說這種人恬不知恥，並不過分。
　　
　　　　接??而為國民所矚目的中日之戰一一道出：那戰前會議、來往文電、戰役部署、戰局變化、傷亡繳獲等，無不細致具體，鑿鑿有據。
　　
　　　　張老師打了一個風趣的比方：“有位賣瓜人在一個已經腐爛了的瓜上發現了一點兒好瓤，便用刀尖把它挑起來高聲吆喝：‘好瓜！好瓜！’。以這種態度去談抗戰，怎能接近真理？”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張老師又給我們展示了另一部分曆史。 1943年秋，日軍全線轉入戰略防禦，中國抗占已接近勝利。為挽救頹勢，日軍1944年4月，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其目的有三：一、摧毀美軍設在中國的空軍基地；二、貫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三、吸引美軍在中國大陸決戰。
　　　　該戰役於4月18日打響，至同年12月10日結束，緊接著又在1945年春發動了一係列的攻勢。日軍臨死前的一搏中，國民黨軍先後丟掉了河南、湖南、廣西和福建等4個省的省會及200餘座縣城，近8000萬人民，遺棄美軍6個空軍基地和30餘座機場。
　　
　　　　在國際反法西斯鬥爭即將勝利，中國抗日軍民已經進入戰略反攻的時刻，國民黨軍仍是如此不堪一擊，使日軍想占哪裏就能占哪裏，要做什麽就能做什麽，連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被激怒了，把視線投向了延安，擬撥出5個師的裝備送給GCD抗日。1944年7月23日，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
　　
　　　　對此，有人不以為然，高彈“文學不等於史學”。但實際上，廣大群眾在欣賞有關現代題材的文藝作品時，是把它作為“史”來接受的，於是，一盤清水被攪渾了，一部分群眾的思想也被搞糊塗了。
　　　　張老師說，海峽兩岸和解，可以不糾纏國共兩黨曆史上的恩恩怨怨，但並不等於可以對抗戰史做出隨心所欲的解釋。曆史是客觀造就的，人工是不可逆塑的。我們的責任就等於把真實的曆史告訴人民！尤其對抗戰史要嚴肅認真，決不可“戲 說”。臨別時，天色已晚，繁星滿天，我們在想，張老師的忠告不是多餘的。隻有廓清 對抗戰史的種種誤解，才能使抗戰勝利紀念活動轟轟烈烈、健康 活潑地進行，在下一代人身上產生深遠的影響。
　　
　　 刀客評語：
　　
　　 近幾年來，隨著國軍抗戰資料的鋪開，一些人的眼睛被一時一地的情景所迷惑，轉而激動起來，隨口就是國軍在某某地打了一個斯大林格勒似的戰役，激動之情溢於言表。殊不知，斯大林格勒戰役是一個由被動防禦向主動進攻的轉折，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局起到大轉折的震撼人心的戰役。中國戰場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這種讓世界心服口服的戰役。有的隻是留給世人的滿腔窩囊和無奈的退卻逃跑，蔣軍秉承了張學良“將軍”的真傳——在敵人麵前隻恨爹娘少給了兩條腿。盡管在1945年春夏，美械裝備的蔣軍仍是畏畏縮縮，敷衍了事、磨洋工般的放羊。
　　
　　 這些曆史沉渣本不想再提，可是看到年輕一代，尤其是人們閑暇來對抗戰史的一知半解所造成的誤解甚至盲目崇拜肉頭政治和肉頭軍事，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尷尬。近現代的中國明明有一位讓中華民族站起來再也不受列強欺辱的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們不去崇拜，卻偏偏對一個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的肉頭統帥頂禮膜拜。一個民族的英雄崇拜將造就他們的未來。這才是我發此帖的真實感想。
　　
　　 這個帖子較長。麵對嚴酷的曆史事實，稍有點人性的或良知的人都不會認可這個肉頭委員長！
　　
　　 不總結曆史教訓，仍舊為那種配合敵人的指揮戰法叫好其實是一種對曆史的盲從。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恰恰暴露了肉頭政權的低劣無能！不拿基層官兵的性命當人看！有人竟還有臉為這種肉頭軍事叫好。中國是誕生了兵聖的故鄉，戰爭又有幾百種打法，為什麽非要用迎合敵人安排的陣法？既然是持久戰，就應該廣泛發動人民參戰，而不應該像對待敵人似的上街抓壯丁。抗戰期間蔣介石政權共抓壯丁一千多萬，未上戰場就被蔣軍折磨死了四百多萬！這與日軍還有區別嗎？還有炸開黃河沒淹死幾個日軍，卻淹死九十萬中國百姓？長沙大火十幾萬同胞葬身火海，將一座千年古城焚燒了半月有餘？上述資料全是民國zhengfu統計的。這種人也配做國家領袖？這比日寇大屠殺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一個英雄與肉頭都分不清的國度何談崛起？按照肉頭政治和肉頭軍事的延續崛起後又能去幹什麽？繼續作肉頭未竟的事業？被人民趕下海？！
　　 網上常常有些人滿嘴跑火車張嘴閉嘴就是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僅一個淞滬會戰就消滅了日軍十好幾萬，殊不知這兩次戰役的戰略指導和戰役指揮最為低劣，淞滬會戰國軍傷亡三十多萬，日軍傷亡五萬左右；南京保衛戰更無臉去提：區區五萬日軍包圍了堅守南京的十幾萬國軍，這五萬日軍在隨後的四十多天裏來了個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僅戰俘就有將近十多萬做了日軍刀下之冤魂！不知哪個說淞滬會戰消滅十幾萬日軍的網友，從那兒看到的資料告訴你淞滬會戰消滅了日軍十幾萬?你懂得抗戰八年一共消滅多少日軍嗎？知道消滅這十幾萬日軍蔣介石軍隊要付出多少倍的代價嗎？告訴你，蔣介石本人的總結——二十五比一！
　　
　　另外，你知道國共兩軍打死一個日軍分別要用多少發子彈嗎？再告訴你，國軍因為有後勤供應比較放得開，要用一千八百五十多發子彈打死或打傷一個日偽軍；共軍因無後勤供應所以要放近了打，而且講究戰略戰術更講究運用人的主管能動性——神槍手打法，僅用四十多發子彈。這也是國民zhengfu軍政委員會統計的。
　　 那些動不動就拿淞滬會戰說事的網友，怎麽沒說淞滬會戰是斯大林格勒式的戰役呢？整個抗戰期間蔣介石軍隊能找出一例征服人心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大勝仗嗎？實事求是地講{世界各大軍校軍將蔣介石的指揮列為反麵教材}，委員長除了肉頭政治就是肉頭軍事。還有就是夫人外交留給後世的笑話。世界好多國家元首均以此為例嚴禁了很長時間的夫人外交。
　　
　　
 

　　 粉飾誰不好，粉飾蔣介石？打了十幾年，一個戰略勝利也沒有，整個戰爭就是一個詞形容：“一潰千裏”。過去沒提國民黨這些事情，固然有某些政治因素，不過我估計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曆史太丟臉了，不好意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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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客回複:
　　 這些戰役資料早就擺在國軍各次戰役報告中，我軍軍校和世界軍校都依此為反麵教材—買辦誤國、賣國的典型，隻是羞於連起來訴說罷了。想象東北九一八事變時日軍僅僅動用了六百人經能把東北軍四十萬大軍嚇得屁滾尿流地將三軍裝備和軍火工業完整地奉送，餘下的二十萬東北軍竟能將槍械入庫登記造冊，任憑日軍發落。所謂的盧溝橋事變簡直是變戲法，宋哲元的集團軍十一萬之眾加上周邊的國軍七八萬共二十萬中國軍隊，竟激戰四十多天打不過區區日軍四百多人，到日軍增兵至六千人時，蔣軍全線崩潰，一潰千裏，大家賽跑，一直跑到黃河北岸才收住魂魄------奧運長跑冠軍實在應該贈與蔣肉頭的軍隊！
　　 泱泱華夏麵臨這樣的領袖，如此幼稚可笑、低劣到無以複加的戰略指導，如此變戲法兒的戰略戰役長時期大規模的慘重失敗，在國際上怎能被對手、被同盟軍部隊所看得起？若非抗美援朝戰爭誌願軍一展雄姿，還不知道洋人將把中國蔑視到何年何月？
　　
　　19樓作者: 秦漢刀客於2007-02-09 6:10:55回複君之見在2007-02-08 9:54:38評論攻克台灣話題：對此專題央視軍事頻道前年曾邀請軍方和戰略研究專家們座談：等到扒灰和阿便把中央逼到無路可退讓時，大陸將被迫亮劍，屆時隻需幾小時甚至幾十分鍾或幾分鍾，扒灰阿編之流就會知道什麽是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 一名驚世。中國五十多年來從未停止過報仇雪恨的準備工作，屆時讓牙挺得們和肉頭的後代們，新帳老賬一起算！！！別看那些什麽殲十、大禮花，那都是早好多年前就備好的小小早點，更大、更多的殺手鐧和更漂亮的好戲還在後頭。讓扒灰阿便和鼓吹台獨的肉頭的後代們在我軍強的攻勢麵前發抖吧，中國大陸準備兩千萬套尿不濕送給他們，別把台灣海峽給汙染了。
　　23樓作者: 夕照街上爬行的老龜2007-02-09 15:17:30假如不是國軍做莊而是共軍做莊，又如何？當時的國軍是菜了點，可換共軍也好不到哪去。隻有在後來才是國軍不如共軍。
　　24樓作者: 秦漢刀客 發表於: 2007-02-09 16:3:53回複光明燈:
　　首先謝謝跟帖。作為一國領袖所起作用還不是絕對的？那可以不要去當這個領袖。既然當了男子漢大丈夫就該能做能當。否則，離寺走人。當時的中國能夠擔當大任軍事戰略的比蔣高超的人，國共兩黨中都有的是。誠如一個男人，既然娶妻成家，你就的擔當家長的責任和義務，那有隻貪汙不幹事的家長或元首，舉目眺望地球上有嗎？像四大家族那麽瘋狂斂財的政府人類曆史上何曾有過？美國政府若不是看著這幫肉頭政府實在是不象話他怎舍得扔了這幫肉頭？史迪威在來中國就任前就對蔣政權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史迪威的結論：中國有三億九千九百九十萬勤勞善良的人民，但是，卻還有十萬貪得無厭的貪官！這個結論是很公平的。
　　 說此帖意淫要拿事實來說話，帖子裏的數字都是國軍曆次戰役的報告匯編。別說中國大陸和台灣國共兩黨兩軍都有保存，世界各國軍校也是備案在即。意在做反麵教材以警醒自己的元首、統帥和軍隊的將士們。以前不忍心拿出來就是怕有些國人不願承認國民黨政權是多麽腐敗，軍隊地方是多麽昏聵，星星點點的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挽救不了這個瀕死的蔣家王朝。借助國際力量雖然得以暫時喘息，但還是最終滅亡於他曾放棄過的東北；北平；曾喪心病狂炸開黃河淹死九十萬同胞，形成的黃泛區；蔣抓的幾百萬壯丁也在戰場上紛紛起義投向蔣的反麵。在最後離開大陸的時候不知他想過那被蔣燒死的十幾萬長沙市民否？這些冤魂怎麽可能放過蔣肉頭政權？湖南終於起義，蔣的愛將陳明仁，幾十年的同僚上將程潛，包括蔣的大本營雲、貴、川，江、浙、兩廣，閩、贛，新疆、寧夏、西藏哪個不是和平解放的？如果蔣能有少許的才能和德政怎會被他的將帥們和子民們那麽無情的唾棄呢？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就不說中國，那杜魯門怎麽也拋棄了可愛的蔣肉頭的呢？那可是蔣的幹爹啊。幾十億美援的都無償給了這肉頭政府了，怎麽會舍得拋棄他呢？還是自己不行，沒有做一國領袖的最起碼的哪怕一點點資格。無論是政治魅力還是蔣肉頭的人格魅力，都離一國政治領袖的起碼要求太遠太遠了。世界軍事這樣評價他：“蔣介石在戰術上是精明透頂的天才，但在戰略上確實是尚難找的侏儒！”這個帖子讓曾經崇拜過肉頭軍事肉頭政治的人會猛醒，台海較量在即，認清這幫肉頭的實質很有必有。
　　25樓作者: ding1976 2007-02-09 16:26:3回複光明燈:23樓的，我看你要去檢查一下，是不是腦子有問題，長征的事你就忘了?那是一個什麽樣的情況?共軍有老蔣的後勤?你自己想想會怎樣用腦子想，不要用屁股去想
　　26樓作者: 秦漢刀客 發表於: 2007-02-09 16:28:50回複
　　引用：以下是夕照街上爬行的老龜在2007-02-09 15:17:30發表的：
　　假如不是國軍做莊而是共軍做莊，又如何？當時的國軍是菜了點，可換共軍也好不到哪去。隻有在後來才是國軍不如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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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客回複：換任何一位懂軍事有戰略眼光的師長級{共軍旅長級}人物就可以抗衡日寇，別把當年的日寇看的神乎了。與蔣禿子一樣日本何時有過遠大的戰略胸襟和戰略目光？即使現在{日本}，他有嗎？蔣介石的軍事知識大部分來源於日本士官學校，與張學良這個大煙鬼一樣有著深入骨髓的日本情結，對日本的軍隊作風、工業製造有著刻骨銘心的崇拜。他要怎麽擺兵布陣，他的那些師兄師弟心中一清二楚。最重要的是蔣在日本深造時期曾有八個月不知去向，這段曆史還沒解密，相信會有極大震驚的內幕。蔣和張都是與日方密謀好了瓜分中國利益的超級大騙子，雖然兩人戴著中國國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黨國領袖和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的桂冠，但是骨子裏卻實實在在是在為日本軍部做事。{且看正在寫作中的《八拜之交演雙簧—戳穿蔣介石張學良在抗戰前後的演技》}兩人是早就密謀好了的。如果到現在還不明白的話，那整個抗日戰場的變戲法似的戰略戰役指揮就無法解釋！誰能說委員長不“懂軍事”？誰能說委員長不“愛國”？誰能說委員長懦怯如鼠？但是，一旦有利益可瓜分時，江浙人骨子裏的小聰明、小智慧、小把戲就上場了。這是當時中國的悲哀，也是國民黨黨史的悲哀，更是現在台灣島的宿命！
　　27樓作者: 老北風10發表於: 2007-02-09 16:34:31
　　可是以五大主力為代表的我軍已經盡到最大的能力了，當然中國還有另一支能夠殲滅我軍的另一支更厲害的國軍可使整個八年抗戰確實沒看見做什麽。一次戰役、一次戰鬥，同我國軍的正麵戰場規模相比也可以忽略不計了。怎麽也看不出來打起中國人來那麽厲害。
　　28樓作者: 秦漢刀客 發表於: 2007-02-09 16:49:21
　　我在5樓論述的國共兩軍每打死一個日軍所需要消耗的子彈數{國軍一千八百五十多發}並不是指一次戰鬥或戰役而言，那是國民政府軍政委員會統觀八年抗戰消耗彈藥的統計；包括打了敗仗被敵人繳獲和遺失、被日軍轟炸引爆的，被哄搶的，被四大家族販賣給日軍，如雲南前線就曾被美軍調查組逮著過：剛從滇緬公路冒死運來的美械裝備竟被四大家族的人拉去賣給了日軍。成為同盟國間的大笑話。
　　 共軍每打死一個日軍所消耗的十至四十多發子彈，也是統觀八路軍新四軍在整個抗戰期間的作戰消耗統計的。其中也包含八路軍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自己生產的那一部分
　　30樓作者: 秦漢刀客2007-02-09 17:49:7回複27樓：
　　中國當年就如同一個家庭，有弟兄若幹姐妹若幹，還有幹活的長工，幫工一大幫。這個大家庭有那麽一天被人找上門來，不但要金銀財寶還看上了這家的女人們。作為家長，作為政府，作為吃糧穿軍裝的國家主力軍團難道不應該抵抗侵略？這有什麽可吹噓的？作為家長作為政府，作為人民養活的政府軍你不抵抗該誰抵抗？再說抵抗侵略、抗擊外侮這是一國政府天經地義的職責和義務！怎麽在中國竟成了蔣政權的恩德？這並不是什麽成則王侯，敗則賊，而是你在什麽位置就該幹什麽事！用現在的小孩兒都明白的話：“生活就是強奸，你受不了也得受；政府工作就是輪奸，你不行別人就上。”
　　可是這個家長卻在私下裏打著小九九：“娘西皮，跟日本人打仗我的消耗多少本錢呢？日本人來了不就是跟老婆閨女睡幾天嗎？我慢慢地磨擠他，也能把它磨擠走，何必去讓兒郎們廝殺呢？再說鄰居中早就有當肉頭的了。你們看法國波蘭不都投降了嗎？咱家比他們可窮了，咱也不能使勁地跟日本人打。反正咱家女人有的是，讓他們操去吧，曆史上有的是這方麵的榜樣。沒準還能累死狗日的呢？”這個主意在家長的腦子裏已成熟便得到了滿蒙貴族和軍內外肉頭們的大力支持，他們把日本人恭恭敬敬迎進家裏，讓女人們盡量伺候好了日軍。這還不算肉頭們還屈尊為日軍搓背捏腳，端茶倒水，別提多勤快了。最後還買來幾列車的避孕套給日本長官們戴上。這種無恥的行徑激怒了家裏的長工和幫工們{共軍和民主黨派}，他們拿起簡陋的工具要與這禽獸不如的日軍和家長們決一死戰。作為現代人，你是站在肉頭一邊拋棄妻女姐妹讓日本人糟蹋呢還是站在長工和幫工們一邊誓死不當亡國奴呢？
　　最後在鄰居們{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協助下這個破敗墮落的家庭才把日軍打跑了，可是在邀請鄰居參戰的同時，也把這家的好大一片土地{外蒙}給割走了。在這種窩囊透頂的家庭裏，男女老少都不願意再讓那個老家長管這個家庭了。因為老家長隻顧他自己吃喝嫖賭，所以眾叛親離。土崩瓦解。八百萬軍隊瞬間作了鳥獸散。
　　其實這段曆史一點都不複雜，就像一個家庭被人強暴的狀況。蔣介石就是要投機取巧，妄想借洋人的力來不戰而勝。但是他忘了：不戰而勝的前提是你必須敢於戰鬥和善於戰鬥，要有把敵人打入地獄的威懾力量。
　　 轉一帖資料：蔣公與日秘密談判特使大漢奸繆斌伏法內幕
　　 何國濤
　　 1945年三四月間，汪偽政權考試院副院長繆斌奉何應欽密令前往東京，與日本國首相小磯商談求和之事。繆是抗戰勝利之後最後一個歸案的大漢奸，又是第一個被執行槍決的。這一結局的背後，就隱藏著蔣氏政權的這段“難言之隱”。筆者（本文作者曾任上海偽《中華日報》編撰、偽《青年日報》主筆，抗戰勝利後為國民黨第三方麵軍第二處工作人員———編者）曾作為新聞記者，與繆逆相識，這件事是本人親耳聽繆斌所述，以後又經多方證實，確有其事。
　　　　繆斌，字弼丞，號丕成，江蘇無錫人。北伐戰爭時，繆任東征軍總指揮部軍需處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經理處處長，甚得蔣介石重視。鈕永建在江蘇主政，繆由宋美齡推薦，謀得江蘇省民政廳長肥缺，彈冠上任，以江蘇所屬各縣縣長之缺分席出項，從中詐取運動費中飽私囊，發了一筆貪汙財。其他方麵也多方搜括，因而聲名狼藉。終有人向蔣介石告他的狀，老蔣見無法包庇，繆遂丟官。抗戰爆發後，日本人在北平組織了以王克敏為首的漢奸政府，繆斌也被搜羅在內，任華北的偽“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南北漢奸合流後，繆曆任汪偽立法院副院長、考試院副院長等職。不過，在抗戰末期，繆逆經常住在上海，看來是另有秘密任務的。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雖於1945年9月下旬發動了緝奸工作，可是雷聲大雨點小，進行得非常緩慢。有一天，我在第三方麵軍看到一本用複寫紙拷貝的漏網漢奸名冊，裏麵也有繆斌的名字，但在備注欄內，卻注著“暫緩執行”四字，可見此中大有文章。當天下午，我去了繆公館。
　　
　　　　繆斌身穿便服足履拖鞋下樓來見我，其公館雖已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但主人隱露得意之形，看不出有什麽倒大黴的樣子。寒暄數語，我即單刀直入問他：“繆先生近來可跟重慶來的朋友見過麵？”他笑了一下說：“錢大鈞曾來過電話，到他公館去過一次，別的地方不大去。”接著話題從陳公博談到周佛海。其時國民黨政府迫於輿論，無法包庇周佛海、羅君強諸逆，已把他們軟禁起來。繆斌談到周佛海時，似有兔死狐悲之戚，情緒略為愣了一下，但隨即又趨於平靜了。他為了想在我麵前顯示其不同於汪偽諸逆，突然問我道：“足下是新聞記者，可知‘佐藤事件’的經過？”我搖頭表示不知。接著他說道：“今年三四月間，日本東京到了個化名佐藤的中國人，是奉了委員長（蔣介石）的秘密命令去談和的。他帶著重慶方麵的談和條件會見日本首相小磯。小磯接見了他，雙方談得很投機。日本方麵對委員長提出的各項條件都能答應，隻是對收回東北一項堅持不肯。這次談判雖經雙方多次讓步，就因東北問題不能解決，談判也就擱淺。這就是東京外交界傳說紛紜的所謂佐藤事件。”我問：“那個化名佐藤的中國人是誰？”繆斌笑而不答，他對我打了個謎語：“遠在天邊……”我立即意識到對方這樣“團團轉”式的介紹“佐藤”，分明是在“夫子自道”了。我說：“‘佐藤’一定是繆先生了”，繆斌這一回笑得更加得意了。
　　　　他點一點頭，又補充道：“我所以不常到南京去辦公，其原因就在於此。我的直接上司是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我家裏有一架電台，隨時可以和重慶直接通電。他們交給我的主要任務是對日談和。假使四月間這次和談能水到渠成，那我今日的處境就又當別論了！”至此，我才明白了漢奸名單上的繆斌能“安然無恙”的原因。
　　　　然而，事有出於意外者，國民黨政府還沒有公開審判陳公博、林柏生、陳春圃、褚民誼、陳璧君等一批大漢奸，蘇州高等法院的特刑庭突然逮捕了這個自命為“和談功臣”的偽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而事有更出於意外者，繆斌被捕後，立即開庭，繼而匆匆將其押赴刑場槍決了。
　　　　報上登出了繆斌被正法後的照片。在汪偽的部長級以上的幾個大漢奸中，繆是最後歸案法辦而又是最早明刑槍決的一個。為什麽呢？原來，在抗戰勝利後，麥克阿瑟總部進駐東京，有人向美軍總部反映“佐藤事件”的經過。美軍總部從東京打來電報，通知美國駐華大使館，向蔣介石政府對“佐藤事件”提出質詢。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美蔣同盟抗日，而蔣卻私下秘密指使繆斌之流與敵言和，瞞著視聽幹這種勾當，當然無顏麵對美國盟友了。美國大使館查問繆斌的下落時，蔣介石一麵極力抵賴，一麵立即下令盡快處理掉繆斌，來個“死無對證”。
　　　　繆斌綁赴刑場時，曾還有絕命詩一首雲：“浩氣歸太真，丹心照萬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他恬不知恥的以“和平神”自命，在這個大漢奸心裏，到死還認為，奉蔣命去向敵酋乞和，並不是遺臭萬年的賣國行為，而是忠於蔣家王朝的“愛國”之舉，真是可笑又可悲。
　　

　　 最近，台海、東海已到極其敏感危機隨時爆發的緊急時刻，回首那一段令每個中國人羞恥難忍的曆史悲劇，正是要激起國人對依賴洋人辦外交，放棄國家武備，渙散民族精神，消解民族戰爭意誌而帶來的一係列嚴重後果的憤慨，{這一係列嚴重後果致使中國大陸人民不得不長期生活在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生活水準。}喚起國人的知恥而後勇的男兒血性，放棄幼稚可笑的利用國際調停的鴇兒心態。拿起毛主席賜予中國的戰略思想和戰略威懾，鼓起戰鬥的勇氣，用強烈度的戰爭意誌和高超的中國戰略智慧，縱橫捭闔，戰平東海，收複琉球。試問：台獨還敢獨嗎？
　　
　　48樓作者: 秦漢刀客 發表於: 2007-02-10 10:40:9
　　有網友一再詢問外蒙獨立的曆史背景以即蔣肉頭所起的作用，特將晁征《收複外蒙專題之一，外蒙——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中一段摘與此：
　　１９４５年２月關於結束二戰的雅爾塔會議，是洋人操縱外蒙命運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議。當時，在歐洲戰場上，德國戰敗已成定局。在亞洲，美國雖然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勝利，但戰役打得異常艱苦，驕奢淫逸的美國軍隊遭到史無前例的日本軍對的拚死抵抗；在中國戰場，中日雙方處於戰略對峙，誰都無力發動大規模的攻勢。總的來看，日本戰敗也成定局，但美國要達到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戰略目標，就必須征服日本本土。而日軍的頑強拚死作戰的戰鬥作風卻讓美軍吃盡了苦頭，過慣了安逸富足生活的少爺兵們，在僅僅一個硫磺島就死傷兩萬多人。按照這種打法，美國至少還要再死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軍人的生命。為此，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減少自己的犧牲，這就必須借力來征服日本。
　　而美國當時在東方戰線唯一的能在陸地上作戰的盟友—蔣介石軍隊，在八年抗戰中的表現又實實在在令人大跌眼鏡。這幫拿了美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就是借抗戰發的國難財，訣竅就是瘋狂地貪汙侵吞美援。甚至把滇緬公路剛剛運到的美軍槍械賣給日軍。}，裝備了當時最現代化的國軍在日軍麵前根本不堪一擊。在1944和1945年，裝備一流的蔣軍，被極少的早已成為疲憊之師的日軍像趕鴨子似的從黃河邊趕到了越南北部；甚至被日軍輕而易舉地打到了國都重慶的鼻子底下—貴州的獨山和湖南的芷江！在大西南，日軍早已攻克了西南重鎮保山，卡死了中國抗戰的生命線—滇緬公路。若不是滔滔洶湧的怒江的吞噬阻攔，日軍會在三個月內拿下重慶！{當時日軍曾用幾十輛坦克衝下怒江，妄想在怒江上架設橋梁，使大部隊殺向重慶，[一過怒江便無天險恪守，重慶指日可下。]但都被憤怒的怒江吞噬了。就為這點，世人就要為我神聖的怒江鞠躬膜拜，永誌不忘！}被日軍嚇破了膽的重慶政府的達官貴人們，都在惶恐不安地打點行裝向寶雞蘭州撤退，蔣介石已內定遷都蘭州，守不住，再遷西寧、拉薩。
　　蔣軍的極端低劣無能引起同盟國尤其是美國人民的強烈不滿，他們搞不清裝備一流、訓練有素的蔣軍何以如此齷齪？蔣軍的表現，導致整個世界尤其是美國總統對中國軍人的蔑視{這種蔑視一直保持到朝鮮戰爭前夜}。美國不得不把目光轉向已經掌握戰爭主動權的蘇聯紅軍。
　　 在雅爾塔會議上，美、英的重要議題就是爭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從而減少自己的損失。然而他們為達到這個目的，不惜出賣中國的利益，答應了蘇聯的無理要求，接受外蒙的現狀，即承認並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這筆肮髒的交易實際上是在羅斯福和斯大林之間進行的。蔣介石得不到羅斯福的支持，麵對斯大林的重壓，一向對洋人抱有嬰兒般幻想的肉頭統帥蔣介石，於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條約中正式承認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割裂外蒙的巨大代價加上美國動用原子彈的威懾，終於換取了蘇聯在原子彈爆炸的當天出兵中國東北；而日本迅速宣布無條件投降，又使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行動變得毫無意義（美國開始為當初對蘇聯做出太多的讓步、犧牲太多的中國利益感到後悔，但為時已晚！他埋下了中美仇恨的種子！）。這種代價的後遺症極其巨大，導致中國人民不但不對美軍的援助感恩，反而對美國的仇恨無限期的延續，中美仇視對峙達到了曆史的高峰！{美國出賣外蒙終於在國共兩黨和廣大人民心中埋下了仇美情結。因為中國近代史的緣故，國共兩黨的高層早已是義憤填膺的民族主義者。這種仇美情結與日俱增，日後的多少美元也清洗不掉。}中共新政權麵對這一曆史現狀萬般無奈，再加上美國傻逼般的封鎖製裁，迫使中共倒向了蘇聯。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國的內戰以的奇跡般的勝利震驚了世界，腐敗透頂的國民黨軍隊被趕到台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蔣介石在退到台灣後，對斯大林沒有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條款感到憤慨，並以蘇聯違約為由，在聯合國狀告蘇聯（當時雖然大陸已經易手，但在聯合國，“中華民國”仍然擁有中國的合法代表權，並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從而不承認外蒙的獨立。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這就是至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版圖上還包括外蒙的法律依據。然而，低劣無能又屈膝奴卑的台灣國民黨政權，卻在1961年為了阻止大陸進入聯合國放棄國家原則 竟卑鄙無恥地與美國勾結，把外蒙拉進了聯合國！至此，國民黨政權在外蒙問題上完全扮演了曆史小醜的角色，在民族利益，國家權益認識問題上蔣介石政權已不僅僅是無能，完全可以說是一群肉頭加無恥。
　　中國共產黨主管中國政局後，由於美軍進駐和封鎖台灣海峽繼而在朝鮮的瘋狂挑釁威懾，再加上斯大林蠻橫強硬的立場，使新中國的領導人在國家統一與抗美援朝問題上左右為難。在美軍早已進駐台海對新中國的封鎖包圍之勢已經形成，新中國百廢待興，朝鮮戰火已燒至東北大門，中國又需要蘇聯的大量援助的態勢下，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本打算與斯大林討論黑龍江以北的土地、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土地和外蒙古問題，卻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對。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貧弱和被包圍孤立的中國別無他途，最終隻能在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時，也被迫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否則，斯大林威脅：將操縱新疆、內蒙和東北的分裂。毛澤東在經曆了這場煉獄後，草草回國。在中國邊境臨時緊急停車，毛澤東眺望外蒙仰天長歎，久久不能自己------
　　50樓作者: 秦漢刀客 發表於: 2007-02-10 15:28:23
　　金一南：一封關於抗日戰爭正麵戰場曆史真相的信
　　　　原編者按：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近日收到了一封青年朋友的來信，信中對抗戰中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國民黨和GCD所起的曆史作用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為此，金教授寫了回信。
　　　　我們認為，這封回信內容豐富、文字生動，對抗戰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頗有見地的看法，值得廣大讀者一讀。現征得金教授同意，將此信全文刊載。
　　　　××你好！
　　　　這回涉及一個沉重的話題，其實也完全不必為我們自身悲觀。50年代初出生的我們，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們，包括發表網絡日誌的你的同事（估計是70年代後出生的了），包括“南京1937”那些年輕人，對曆史不都有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嗎？後人書寫前人的曆史，這是自然慣例，也是社會規律，想改也無法改，任何國家的執政者最須敬畏之處，也正在這裏。
　　　　你的同事寫得很好，一個民族必須能夠發現和擁有自己的所有寶藏，必須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這些寶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島（中俄爭議的最後一塊土地）附近，對岸俄羅斯怎麽進行他們的教育?幼兒園教師帶孩子們到無名英雄墓，老師邊講邊哭，三、四歲的，五、六歲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著一起哭。也許那些孩子們並不真的十分明白為什麽哭，但他們看到老師哭了，老師那麽傷心，於是也都傷心地哭了。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們精神強大的基因。相比起來，我們差距很大。問題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來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歡便一概無淚的老師，和“選擇性對待曆史”的做法和態度。這種選擇性對待也是多種多樣的，上海新版的小學課本，把“狼牙山五壯士”從課本中去除了（解釋說“放到了課外輔導讀物裏”），而代之以＊＊＊和＊＊，說這才是新時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認為過去的英雄應該從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剔除了。這種“錢包鼓起來就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覺，隻能造成我們民族精神的萎頓。也許正是從這些方麵看，顯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這些並非大人物的並非小的責任。能看出來，你的同事是搞國際問題的，也看了不少資料，但對戰爭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準確的。
　　　　首先，石牌戰鬥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會戰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殲敵25000人是曆時一個多月、從湖南北部到長江西陵峽口的石牌、延綿千裏戰線上的全部作戰成果，擊毀日機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戰的成果。石牌作戰5天，殲敵1000餘人。
　　　　其二，不僅石牌不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整個中國抗日戰爭也沒有“斯大林格勒”。這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說法，卻是研究那段曆史不得不承認的史實。“斯大林格勒”是形容從防禦到反攻、從被動到主動、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和樞紐點，而石牌不是這樣的點。翻遍抗戰史，也找不到這樣的點。包括石牌作戰在內的鄂西會戰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但此後日軍通過常德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湘西會戰，仍然在不斷進攻；鄭州失守、許昌失守、洛陽失守、長沙失守、衡陽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國人聽到的一個又一個噩耗。特別是湘西會戰（日本人稱“芷江作戰”）竟然發生在1945年4月，距其天皇宣布投降僅剩4個月時間，鬼子們還在戰場上以劣勢兵力甚至劣勢兵器（湘西作戰非常明顯）向中國軍隊連續發動進攻，你說中國的“斯大林格勒”在哪裏？倒是湘西作戰末期日軍強弩之末的表現，讓美國《紐約時報》評論了一句“可視為中日戰爭轉折的暗示”，這句話我們就能聊以自慰嗎？那時在歐洲戰場希特勒已經自殺、德國人已經投降了，我們才僅僅把進攻的日軍擊退，然後繼續防禦。所以不是中國GCD故意淹沒了抗日戰爭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來就沒有。如果真有，別說一個GCD，全世界GCD加起來也淹沒不了。赫魯曉夫當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為伏爾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戰役”作為二戰蘇德戰場的戰略轉折點，至今標榜戰史，無人能夠撼動。
　　　　其三，關於石牌作戰與平型關作戰的比較。前麵說了，把石牌作戰與鄂西會戰的關係弄清楚了，就會明白石牌作戰與平型關作戰殲敵人數基本一樣，都是1000多人。要說不一樣的話，那麽還有這樣幾個不一樣。
　　　　平型關作戰是一天殲敵1000多人，石牌作戰是五天殲敵1000多人；平型關作戰是1937年抗戰開始的第一個勝仗，那時從國內看，華北國軍紛紛敗退，恐日情緒到處蔓延；從國際看，美英袖手旁觀，德日步步緊逼，中國空前孤立；此時以八路軍如此簡陋之裝備和長期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官兵打出一個平型關勝利，對鼓舞一直隻見失敗不見勝利的國人士氣、擊破“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無疑意義極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戰也是中國戰場一個顯著勝利，但那已是在台兒莊作戰勝利之後，而且此時二戰已經全麵開始，珍珠港事件也已發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已受美軍重挫，戰爭初期那股傲氣已經大減，而且此時美援已經大量擁入中國。在石牌作戰中，中美空軍曾給日軍造成很大殺傷；當時國軍的重迫擊炮團裝備40多門150毫米口徑的美式重迫擊炮，一次作戰就向日軍發射幾千發炮彈，僅僅幾個小時就殺傷日軍數百人。這些條件，在平型關作戰的八路軍都不具備，隻能憑借子彈和刺刀，一個對一個地較量解決。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執政資源（不但“在野”，此前還到處被“圍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財政撥款的軍隊（一致抗戰後享受過一陣，又中斷了），正是這些種種情況，決定了石牌作戰無法和平型關作戰相比。認為石牌作戰意義大於平型關作戰的說法，並沒有很好把握那段曆史。
　　　　當然就像所有生命價值等同一樣，任何犧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說犧牲在平型關還是犧牲在石牌都應獲得我們同樣的尊敬，即使那些殞命於兵荒馬亂大潰退中的無數無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們在他們生命痕跡消失的地方放上幾束白花的。美國人今天還在滿世界尋找他們參加二戰官兵的遺骸，對我們該是一個多麽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廣島的紀念碑上，把死於原子彈轟炸及後續效應的20餘萬人一個一個姓名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樣一種對前人和後人負責的態度。而我們遭受南京大屠殺30萬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紀念館內也隻刻有3000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萬7千人的姓名呢？真令我們對世界汗顏。把這個帳也記在GCD頭上，顯然不公平，因為南京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還是專門殺GCD人的地方。離南京近一些的“蘇區”（江西“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早被國軍“圍剿”得不得不萬裏長征、被驅趕到荒涼貧窮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被日軍屠殺的30萬人中，將近10萬是來不及撤走的國軍軍人，而當時向南京進攻的全部日軍才5萬多人。這些都是不管我們多麽難受，也隻有承認的史實。
　　　　我們過去用“地道戰”、“地雷戰”這些電影把敵後抗戰描寫得無所不能，宣揚英雄主義之時有過分之處，但今天恢複曆史的真麵時，又把原來的確被淡化的正麵戰場想象得英勇無比，也不是實情。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蕩；整個抗戰期間一直發生國軍部隊成建製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達百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長期成為笑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的奇景，使我們今天仍然羞愧。就說石牌戰鬥，以“勇將”著稱的國軍十一師師長胡璉一方麵表示“與陣地共存亡”，另一方麵又在江邊暗備小船，準備必要時逃命；打到最艱苦的第五天，國軍十八軍軍長認為難以支撐，已經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後衛部隊報告，說入夜後日軍陣地槍炮聲沉寂，已經悄悄撤退了，這才下令立即向部隊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時向重慶報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這些，以一兩篇文章就“恢複曆史真麵”，同樣是弱不禁風的單薄。我們說這些作戰指揮層的猶豫與動搖，絲毫不減弱石牌戰鬥國軍官兵奮勇作戰和英勇犧牲精神的可貴可歎，它同樣是中國人不屈精神的傑出代表；說這些是要說明我們過去描述曆史的時候太多理想主義，今天想要再現一部公正的曆史，再不能僅僅憑另一種理想主義了。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GCD的高級領導者無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當偽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徳懷這些人的骨頭是很硬的。抗戰初期，蔣介石曾經悄悄告訴德國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國提出的“調停”意見，是因為“GCD人是絕對不會妥協的”，如果他同意妥協，在國內就無法實施領導了。我們今天認識曆史，如果拿現在GCD內那些腐敗分子、馬屁分子去和當年的GCD人聯想類比，可能永遠無法明白為什麽GCD能夠獲得大多數人民擁護、為什麽能夠從那樣一個弱小的力量最終奪取全國政權。
　　　　長期以來國共之間的確分歧太深、對立太深，在那個時代也仇恨太深，這些都極大地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給其他力量以許多可乘之機。當然今天已經大不一樣了，但我們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連戰夫人坦承來訪之前不知大陸會怎麽對待他們，可見心理陰影也一直沒有消除。說到曆史評價方麵，“選擇性認同”也是雙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讓人看到今天巨大的進步。胡主席在9月3日紀念大會講話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GCD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將國民黨置於GCD之前，將正麵戰場置於敵後戰場之前，不能不說是巨大曆史進步；說“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麵戰場，組織了一係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講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名將時也講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國軍將領，講“狼牙山五壯士”時也講國軍的“八百壯士”，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曆史進步。雖然國民黨方麵至今還沒有這樣評價過GCD，但回歸曆史的真實，本身已經是曆史的選擇，而不是黨派的選擇了。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悲觀，因為曆史的確在不斷進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麵。
　　　　你的同學認為----不如意的地方，我倒覺得並不在於是否應該給白發蒼蒼的老兵們放幾把藤椅，也不在於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時是否該由政治局常委打頭。中國人第一次這樣紀念自己的勝利日（台灣那邊除了模仿日本人說“終戰”別的不敢提），第一次讓人感覺到勝利不僅屬於國共兩黨、還屬於海內外全體中國同胞，本身已經向世界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曆史演進並不都是主動和自覺的，就這個意義說，那60聲震人心魄的禮炮震撼和開啟的心扉，也許不是儀式設計者的預料，推開的卻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國人的大門。
　　　　對不起，寫了一堆不輕鬆的話題。民族的成熟最終是民族中個體的成熟，相信這種討論不會遏製、而會加速思想的成熟。
　　
 

 

 

國民黨敗逃實錄
　　 ---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廢
　　聖經雲：“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事實上，誰是最後一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意識到壓癱駱駝的是稻草。
　　　　
　　　　 第一章 大 背 景
　　　　 第一節 序 曲
　　　　1944年元旦，山城重慶一派祥和，抗戰以來普通百姓頭一次有了過節的感覺，大轟炸的陰影似乎在張燈結彩中有所釋懷。內地的難民也開始計劃起返鄉的行程。當然，國民政府主席也不例外。當晚蔣介石在私人官邸發表了元旦講話，攜有開羅會議的餘溫，言辭甚為慷慨激昂：“最後勝利在望，國譽日隆，我須擔任圍攻日寇之主要任務！”濃重的寧波鄉音通過無線電傳遍了國統區中產家庭。敏感者在平日“假話”“空話”充釋的官腔兒中又捕捉到了一種新元素——大國腔兒！
　　
　　　　大國心態的產生往往源於阿諛者的奉承，而阿諛又總是以利益為前提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麵臨歐亞兩線開戰的逆境。把日軍徹底牽製於遠東，以緩解美軍在歐洲的軍事行動的壓力一時成了羅斯福政府當務之急，毫無疑問，扶植一支遠東武裝力量是最廉價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縱觀遠東可堪此重負者惟有中華民國。在“重歐輕亞”思想下羅斯福接連奉上了世界“第四強國”的大高帽子，蔣先生亦欣然接受了。然而精致的禮帽卻與襤褸的衣衫卑微的心態搭配得格格不入。
　　 抗戰以來連年軍費激增。隨著戰勢的發展，上海、武漢、廣州、等主要稅源地相繼淪陷。拋售美元、發行愛國公債的老藥方已無法救起病入膏肓的財政軀殼。一片激進療法的呼籲聲中，禦用學者咬牙開出了一劑“竭澤而漁”的猛藥。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加印紙鈔”的決議，與會者宣稱“供應軍費，收買物資，使用多量法幣，則籌碼之流通，自無不足之慮” ------------ 從此國統區經濟陷入了“加印紙幣——通貨膨脹——再加印紙幣——再通貨膨脹……”的人間地獄。
　　　　 1944年的財政預算也不例外，軍費仍舊占去了財政收入的七十個百分點。元旦後的第七天，蔣介石既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致電羅斯福“物價高漲，軍事及美軍修建各地機場經費浩大”要求給與借款，但華府僅以“ 不允 ”二字輕描淡寫的拒絕了。此語一出令蔣氏向個被人用罷了給扔掉的童養媳般“倍感寒心”。
　　　　 然而“不允”的幕後包含著諸多變數。查閱典籍，變數的成因又源自多個方麵：
　　　　武漢一役，中日雙方損失慘重，軍備奇缺，物資匱乏。日軍“大本營”化強硬為懷柔，不時向重慶政府拋出幾根胡蘿卜，勸其與“汪偽”媾和。當然日本人的大棒是始終不會撒手的，每日清晨，濃霧退去，成編隊的轟炸機呼嘯著掠過山城重慶，霎時間，地麵騰起一片片雲煙。隨之響起的是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哀嚎 …… ......
　　
　　 哀嚎聲不僅滋生了民眾的恐慌，更打磨著民國政府抵抗的信心。此種情形下，民國政府實在無力更無心發起一場大規模的反擊戰，以求“收拾舊山河，朝天闕”。蔣介石更像是一個舊式店鋪掌櫃，每日盤點著自身的家當，畢竟本錢不多了，在權衡“抗日”與“剿共”二者的利弊後，無奈的選擇了觀望。蔣介石的消極引起了美國的不滿，羅斯福本想花大價錢豢養出一隻獵犬，可結果卻看到了一隻瘸腿的兔子。
　　1942年1月，蔣介石在一片鎂光燈中出任了中國戰區最高司令，隨即要求美國派遣一個高級軍官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此舉恰好應驗了中國古語“請神容易送神難”。羅斯福在一陣思量之後，目光鎖定在了西點軍人史迪威身上。理由很簡單：優秀的軍人作風，能講流利的漢語，是個十足的“中國通”。但隨後的一係列事件證明，正是這兩大優點成為了矛盾的導火索。
　　
　　　　“三億九千九百九十萬的中國人是好人，剩下十萬是貪官汙吏。”史氏出發前即發此牢騷，已經預示了這場合作不會很愉快。
　　　　1942年3月，史迪威以中將銜出任美國駐華軍事代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史迪威此行頭上戴著多頂烏紗“對華租借物資管理統製人、在華美國空軍指揮官、在緬中英美軍隊司令官……”。
　　 這使老謀深算的蔣氏讀出了兩層含義：
　　 其一，美國在租借物資的分配和使用權上一反常態，未能像對待其他盟國一樣，由受援國元首執掌，而是由史迪威獨控，蔣介石認為這是美國對另一個大國的藐視。
　　 其二，美國冷落了蔣的心腹空軍司令陳納德，簡言之美國人要削奪蔣的空軍領導權。
　　　　 一個在中國權力場摸爬滾打了大半生的政客，一個視軍權如生命的軍閥，盡管他什麽都看在眼裏、什麽都明白，但在白宮的矮簷下也隻得低下了頭。
　　　　正如西點校訓“責任、榮譽、國家”，史迪威秉承其使命，表現出一副軍人姿態。決心在遠東大幹一番。他剛上任就提出中國軍隊東進奪還武漢，南進奪取河內的宏偉藍圖，但蔣毫無興趣。史氏並未就此罷手，轉而請纓出兵緬甸，蔣介石無奈隻得同意。
　　　　3月11日 史迪威攜參謀人員多人飛抵緬甸，載著滿身的征塵以及一腔的抱負，連夜召開軍事會議。次日親臨前線視察、進行戰爭動員，著實躊躇滿誌了一陣子。但理想和現實往往天壤之別，不光慘敗，連滇緬路也丟了。最令史氏不能理解的是，此役調動“國軍”的並不是他的命令，而是蔣介石一人的手諭。
　　
　　　　重慶方麵借題發難，指責之聲四起，在輿論的壓力下，白宮特使悄然而至。7月20日，居裏博士攜帶總統密函飛臨重慶，與蔣會晤多達十餘次，經再三曉之利害後，才彌平溝壑，暫時保住了史迪威參謀長的身份。
　　　　“戰爭的消極，民國政客的貪腐，封建家長製的軍閥體係。” 無不另史迪威恨之入骨，身處他鄉，有名無權，一個理想主義者，第一次感受到了民國官場這潭汙水的深淺。
　　 “什麽中國通，簡直是狗屁不通！”官僚黨棍們暗笑史迪威自作聰明。
　　 第二節 兩 會
　　　　同樣的山河破碎，同樣被法西斯打得潰不成軍，不同的是政府的執政能力，以及政權號令下的鐵血民眾。在斯大林認為“最丟臉的日子裏”，一位不速之客造訪了這個被鐮刀鐵錘武裝起來的國度。1942，霍普金斯以羅斯福“私人代表”身份訪問了蘇聯，他目睹了蘇聯的慘象，更看到了蘇聯的“ 生氣 ”，他致電總統“對這條戰線充滿信心”。由此，美國人在援助蘇聯的戶頭上加蓋了“優先”二字。
　　　　但真正意義上的大國握手卻發生在了1943年秋季。像糟糕的肥皂劇一般，大團圓的劇情，總會配以不和諧的音符。斯大林打心眼兒裏就看不起國民政府，對於他認為是上海小流氓出身的蔣主席更是有種莫名的厭惡。43年10月21日，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在莫斯科召開，席間，蘇聯代表明確反對將中國列為世界“四強”，而在美國外長的堅持之下，才得以勉強通過。
　　
　　 如果說列寧時期，俄共(布)以世界為己任，企盼在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類，甚至拋棄了國家的概念。那麽斯大林時期，大俄羅斯主義已經在蘇聯黨內根深蒂固。國家利益已被置於戰略安全中的最高地位。在“沙文主義”的烙印下，蘇聯前所未有的踐踏著鄰國主權，淩辱著共產主義理想.正是基於上述思維，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與希特勒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蘭，強詞奪理地發動了對芬蘭的戰爭，並通過一紙命令解散了“共產國際”。 誠然，蘇聯在歐洲有了上述劣跡以後，在亞洲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進而承認“偽滿洲國”，策動“外蒙”獨立也就不足為奇了。
　　　　
　　 1943年9月，在外蒙武力援助下，新疆阿山哈薩克人爆發動亂，公開反抗國民黨新疆政權，新疆主席盛世才急電重慶，請求援助。至此，羅斯福所期盼的“四強聚首”模式的壓軸大戲並未在1943年的歲末登場，代之上映的是兩出“三國演義”。
　　 1943年11月22日，北非開羅，這天的天氣已經無從考證，但一般說來不會很冷。具有曆史意義的“三首腦”會議在這天開幕了，令人費解的是它的代號為“六分儀”。像曆次政治聚首的標本一樣，開羅會議始終是由分歧、爭論、妥協伴其始終的。
　　 滇緬公路被切斷以後，民國政府淪為實際意義上的“內陸政權”。每日隻能依靠 “駝峰航線” “ 輸氧 ” 度 日。對於蔣氏來說，除去開口求援，已經沒有更好擺脫經濟困境的良方了。當然開口時要有資本的，代價就是出兵緬甸，緩解駐印英軍軍事壓力。
　　 蔣介石在會議上極力兜售其戰略思路，宣稱“緬甸係亞洲戰局的鑰匙，其以下抵抗點依次是華北和東北……”。為此要求美國予以10億美元的援助，用於回收法幣、穩定經濟、重建政府形象。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英國對此並不熱心。有道是，過河的泥菩薩哪兒還顧得上信徒，丘吉爾一再要求“推遲緬甸作戰，援助物資優先運往歐洲……” “........先打擊德國然後傾盟軍之力打擊日本……”-------- 這便是丘吉爾所謂的“先歐後亞”方案。
　　 對於打擊日本，丘吉爾簡要勾勒出一幅“海空作戰”的藍圖。利用海軍切斷日軍補給線，將日本陸軍割裂於各個戰區。配合空軍打擊、登陸作戰、威脅日本本土，誘使日軍大本營投降。實踐證明，這位有過海軍大臣經曆的英國宰輔，在戰爭的理解上確有過人之處。基本預言了日軍的敗亡方式。
　　 但該方案解決不了亞洲大陸上的百萬日軍，這才是羅斯福最擔憂的。因此，羅斯福還是極力說服了英國海軍於1944年3月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打通滇緬公路。在談論軍事問題之餘，政治問題又成為另一核心。蔣介石在會上鄭重提出了中國的要求：戰後日本無條件返還武力奪取中國的東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羅斯福和丘吉爾均表同意。
　　 11月27日滿載著欣喜與滿足感，蔣氏登上了“美齡號”專機，揮手告別了開羅，也告別了自己的大國夢。十天後，一份密電擺在了蔣主席的案頭。電文如下“艦艇不敷應用，英海軍不克夾攻，請中國遠征軍單獨進入緬甸，或將夾攻計劃展至明年十一月”。落款為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 羅斯福”。
　　 蔣介石猛地將電文摔在辦公桌上，心中暗罵“娘西皮，沒想到鬼佬兒也會變卦！”。事實上問題遠比鬼佬兒變卦要嚴重得多。
　　 11月28日，羅斯福、邱吉爾與斯大林在德黑蘭會麵了。
　　 斯大林在會晤伊始便拿出一副大國姿態，對羅斯福的中國政策表示強烈不滿：“既然中國人要求收回東四省、台灣，就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打……”。“蔣介石並沒有把美援用於抗日，而是儲備起來準備將來打內戰。如果中國軍隊不積極作戰的話，美國就不該再給他們援助了。”
　　 羅斯福表示應與考慮，這也是羅斯福對重慶政權轉變態度的起點。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英國對此並不熱心。有道是，過河的泥菩薩哪兒還顧得上信徒，丘吉爾一再要求“推遲緬甸作戰，援助物資優先運往歐洲……” “........先打擊德國然後傾盟軍之力打擊日本……”-------- 這便是丘吉爾所謂的“先歐後亞”方案。
　　 對於打擊日本，丘吉爾簡要勾勒出一幅“海空作戰”的藍圖。利用海軍切斷日軍補給線，將日本陸軍割裂於各個戰區。配合空軍打擊、登陸作戰、威脅日本本土，誘使日軍大本營投降。實踐證明，這位有過海軍大臣經曆的英國宰輔，在戰爭的理解上確有過人之處。基本預言了日軍的敗亡方式。但該方案解決不了亞洲大陸上的百萬日軍，這才是羅斯福最擔憂的。因此，羅斯福還是極力說服了英國海軍於1944年3月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打通滇緬公路。
　　　　
　　 在談論軍事問題之餘，政治問題又成為另一核心。蔣介石在會上鄭重提出了中國的要求：戰後日本無條件返還武力奪取中國的東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羅斯福和丘吉爾均表同意。
　　　　
　　 11月27日滿載著欣喜與滿足感，蔣氏登上了“美齡號”專機，揮手告別了開羅，也告別了自己的大國夢。十天後，一份密電擺在了蔣主席的案頭。電文如下“艦艇不敷應用，英海軍不克夾攻，請中國遠征軍單獨進入緬甸，或將夾攻計劃展至明年十一月”。落款為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 羅斯福”。
　　　　
　　 蔣介石猛地將電文摔在辦公桌上，心中暗罵“娘西皮，沒想到鬼佬兒也會變卦！”。事實上問題遠比鬼佬兒變卦要嚴重得多。
　　 11月28日，羅斯福、邱吉爾與斯大林在德黑蘭會麵了。
　　 斯大林在會晤伊始便拿出一副大國姿態，對羅斯福的中國政策表示強烈不滿：“既然中國人要求收回東四省、台灣，就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打……”。“蔣介石並沒有把美援用於抗日，而是儲備起來準備將來打內戰。如果中國軍隊不積極作戰的話，美國就不該再給他們援助了。”
　　 羅斯福表示應與考慮，這也是羅斯福對重慶政權轉變態度的起點。
　　進而斯大林明確宣布於德國投降後三個月，蘇聯將對日宣戰。羅斯福對這個承諾甚為滿意。在他看來，以蘇軍解決日本陸軍是最理想的作戰計劃，比援蔣作戰經濟，比援共作戰迅速。同時，如果蘇聯出兵，那麽英美緬甸登陸，令民國政府起死回生後，合力反擊日本也就失去了作戰意義。
　　　　
　　 自此中國由反擊日本的主力轉變為西方人眼中的“備選”基地，中華民國由“世界四強”降格為反法西斯戰爭的隨從者，中國主權也開始淪為美蘇大國交易的犧牲品，重慶政權也就此滑向了傾覆的邊緣。
　　 與此同時，中華民族在1944年初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
　　
　　38樓 秦漢刀客 發表於: 2007-02-09 21:41:52
　　 杜魯門為什麽不要蔣介石：1949美國對華政策
　　
　　　　人民解放軍的淩厲攻勢足以使蔣介石膽戰心驚。然而更使蔣介石懊惱與擔憂的則是他最最“忠實”的外交盟友美國，竟在他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不僅不助他一臂之力，反而想看他的笑話，完全采取了“棄蔣”的政策。
　　
　　　　誰都知曉，早在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就獲得了美國的支持，並在美支持下重新上了台。遂之，蔣介石也就成了親美派的首領。抗戰期間，美、蔣合作，共同抗擊世界法西斯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美國公開宣稱在中國實行“扶蔣反共”政策，企圖幫助蔣介石建立一個有效的政治統治，使中國成為能夠為美國利益服務的亞洲大國。正是在美國出錢出槍的全力支持下，蔣介石悍然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內戰。然而由於蔣的內戰政策違反了民意，招致了全國各黨派與各階層民眾的反對，加之政治腐敗、經濟無方與戰略指導上的錯誤，他的反共內戰遭到了可恥的失敗。當國共雙方強弱局勢愈趨明朗時，美國對蔣已失去了信心，開始實施“棄蔣政策”，施加壓力迫蔣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李宗仁登場後，企圖以新的形象領導反共戰爭，但由於國民黨已病入膏肓，即使華佗再世也無力回天。當南京失守、國民黨在大陸敗局已定的形勢下，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同中國，特別是1944—1949年期間的關係》白皮書(簡稱“中美關係白皮書”)。
　　
　　　　白皮書用了相當的篇幅嚴厲指責國民黨墮落、腐敗與無能，宣稱美國即使采取新的對華政策或額外的援助也無法挽回蔣介石行動所造成的損失。白皮書中有許多文字充滿了顛倒是非、隱瞞和捏造事實之處，也有一些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惡毒攻擊之辭。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發表上述文件時稱：“從日本投降到1948年底，美國共向中國提供了10億美元軍事援助和相同數目的經濟援助。”“不幸的但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製所不及。美國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內，所曾經做的或能夠做到的種種措施，都不能改變這種結果。”《艾奇遜回憶錄》第181頁。
　　
　　　　很顯然，美國此舉意在推卸責任，為自己的對華政策辯護，同時表明敵視中共的立場。因此，此書一出版立即遭到全中國人民的憤怒譴責，毛澤東接連為新華社撰寫了5篇抨擊白皮書與美國對華政策的文章。美國這種對蔣介石及國民黨落井下石的做法，使蔣如遭五雷轟頂。蔣介石在1949年8月10日日記中寫道：“馬歇爾、艾奇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徹底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隨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範，其領導世界之美國總統杜魯門竟準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為美國曆史上，留下莫大汙點。此不僅為美國悲，而更為世界前途悲矣。”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4卷第481頁。
　　
　　　　蔣經國在美國白皮書發表的第二天，也在日記中對美行徑有所譴責：“對美國《白皮書》可痛可歎，對美國務院此種措置，不僅為其痛惜，不能不認為其主持者缺乏遠慮，自斷其臂而已。”“甚歎我國處境，一麵受俄國之侵略，一麵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若不求自強，何以為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為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為最後之國恥，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47頁。
　　
　　　　對於蔣介石父子的憤憤之情可以理解。當時有人勸蔣介石對美國此舉發一抗議聲明，蔣介石已考慮到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台後還要仰仗美國，故未敢發表個人抗議電，隻是令“外交部長”葉公超發一聲明，抗議美國政府對國民黨的誣陷。
　　
　　　　對於蔣介石的抗議，美國並不在意，但其在華利益卻至關重要。蔣氏父子退守台灣前後，白宮數度集會，討論對華新政策。當時白宮會議分為三派意見：一派以塔夫托、諾蘭等人為代表的共和黨反對派，力主出兵武力保台。1949年12月初，史密斯同諾蘭聯袂飛東京，會晤駐紮在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要求他用軍事行動，挽救即將陷落的台灣。
　　另一派意見則反對武力保台。這一派以美國決策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為核心。他們認為台灣的確有很重要的戰略價值，失去台灣，菲律賓和日本都將受到威脅。但美國防守的重點在歐洲，如果將台灣與冰島相比，顯係後者要重要得多。加之戰後美國總兵力因複員已減至不足120萬人，而且分散在各地。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出兵保台實屬力不從心，也不足取。那麽用什麽樣的方法“拯救”台灣呢？他們建議派幾艘軍艦停泊在台灣港口表示姿態，或給國民黨少量的軍事援助，以保持台灣的地位。
　　
　　　　第三派意見以國務卿艾奇遜為代表，他認為國民黨已不可救藥，主張不再給蔣介石以支持。艾奇遜告誡軍方，應當承認共產黨在事實上已經控製了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完全是由於它自身腐敗無能。他認為：援助蔣介石與國民黨絲毫不能挽救它的滅亡，反而會促使中國仇美親蘇，有損美國利益。艾奇遜還進一步說：在防務上，美國已不那麽真正需要台灣了。他主張在中國問題上眼光要放遠一點，要記取蘇聯1927年被逐出中國，過了22年才恢複對中國的影響的教訓。
　　
　　　　上述三派意見爭論不休，各不相讓，最後交總統杜魯門裁決。杜魯門支持艾奇遜的意見。對於此事有輿論稱：杜魯門支持艾奇遜是因他記恨兩黨競選時，蔣介石曾派陳立夫去美以金錢支持杜威競選，現在他仍在泄私憤。此話不能說毫無道理，但也不盡然。杜魯門之所以不敢出兵保台是懾於美國及世界人民的反對，因為此時找不到任何出兵台灣的借口。
　　
　　　　1949年12月23日，美國國務院發出對台灣政策的內部指示。指示稱：台灣曆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其責任應由中國政府承擔。台灣的國民黨統治和在大陸時期一樣，很容易被攻破。美國對台灣並沒有承擔責任和義務，因此，美國不應該在台取得基地或派兵前往，也不應供給武器等，否則，美國可能卷入公開的戰爭，並且遭到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反對。《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2輯(上冊)第7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
　　
　　　　一周之後，美國國務院正式將上述指示精神通知台灣國民黨當局駐美“大使”顧維鈞。1950年1月5日，杜魯門在白宮舉行記者招待會，將美國對台政策公之於眾。他宣稱：“美國此時不想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幹涉台灣現在的局勢。美國並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國內戰的途徑。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供給軍援與軍事顧問於台灣的中國軍隊。”《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2輯(上冊)第10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
　　1月12日，艾奇遜配合杜魯門講話，發表了《中國的危機》的演說，其中講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線是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到菲律賓，而沒有提到台灣。
　　
　　　　上述事實表明。美國政府在南京政權垮台退至台灣後，由戰後的支持變為拋棄，也有人稱之為“袖手”政策或“等待塵埃落定”政策。美國公開拋棄台灣蔣介石的宣言，傳遍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它對蔣介石而言好像在廣島爆炸的原子彈。盡管蔣介石嚴令各報刊不許走漏半點消息，但仍有相當數量的人從各種跡象上了解到事態發展的嚴重性。
　　
　　　　與杜魯門發表上述講話的同時，美國政府還宣布自台撤僑。時任台灣當局“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回憶說：“政府遷台之初，美國隻有一個總領事館在台北”，最高級的武官不過是位中校邵毓麟：《使韓回憶錄》，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美國外交人員藍欽回憶說：美國官員自大陸抵台後，總是“坐在他們的旅行箱子上，等候隨時奉命撤退”藍欽：《使華回憶錄》。
　　
　　　　看來，杜魯門存心坐視台灣國民黨“自生自滅”了。
　　
　　　　更使蔣介石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美國國務院的蘇聯問題專家們，一再推動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確曾考慮過同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早在蔣介石下野前後，戰局已趨明朗，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拋出種種“棄蔣”輿論，表示將不幹涉中國政局的演變。國民政府遷穗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逗留近百日，不隨國民政府南遷，同時奉命在絕密情況下與中共接觸。當司徒雷登應邀赴北平進行高層談判時，此舉遭到反對黨的抨擊，杜魯門隻好改變初衷召回司徒雷登，中美最初接觸渠道被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曾通過美國前駐北平領事館正式照會美國，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當時，在一片反共聲浪中，美國政府不可能接受中國要美國同台灣國民黨“政府”斷“交”的條件。艾奇遜又拋出了有違新中國建交原則的三條件，這當然也不能為中國人民所接受)。盡管美國未能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他們的“棄蔣”政策，足以使倉皇退台立足未穩的蔣家小朝廷處於驚恐不安之中。
　　

 
　　偽精英與避孕套
　　
　　引子
　　
　　有一采花賊專在某大學校園奸淫女生。 一次，脅持一女生，欲奸之。女生並不喊叫，隻遞上一個避孕套，然後說道“先戴上，不要太粗魯了。”事畢，采花賊心滿意足而去，女生去報警。
　　
　　警察局內，女生對被奸（已經難以界定是強奸或是順奸）一事發表了如下看法：麵對強壯的持有凶器的采花賊，當喊叫和反抗極可能會帶來嚴重人身傷害的情況下，“遞上一個避孕套”，采取合作態度，是一個聰明的選擇，至少有三大好處：
　　
　　1. 可以極大程度上緩解歹徒的敵對情緒，由於強奸的突發性，避孕套一般帶有潤滑劑，可以使歹徒在猛烈強奸時候，不至於給自己身體造成傷害，同時避免了懷孕流產的痛苦。
　　
　　2.在被奸的過程中，與罪犯身體緊密接觸，對罪犯的體貌特征、性交程序及特點，有機會收集到罪犯在性交方麵的很多習性和規律，也可以成為日後警方追查罪犯的第一手資料。
　　
　　3.避孕套會留下罪犯的精液作為證據，可以交給警方追查罪犯。
　　
　　 啟思：
　　 看畢，我除了啞然失笑之外，不禁聯想起“曲線救國”這一著名的漢奸理論來，套用到當前的偽精英身上，也具有鮮明的特征體現：
　　
　　抗戰期間，罪犯就是日本，“女生”就是張學良,偽滿洲國,汪偽漢奸。當今時代，罪犯還是日本，“女生”卻已經換成了偽精英。雖然時光變遷，但是“被奸前，遞上避孕套”的“明智之舉”的三大好處都成立：
　　1. 在極大程度上緩解了日本的敵對情緒，由於強奸的突發性，避孕套一般帶有潤滑劑，可以使日本在猛烈強奸時候，不至於給自己身體（還包括金錢、享受、官帽）造成傷害，同時避免了被日本刺刀刺殺的痛苦。
　　2. 在被奸的過程中，與日本身體緊密接觸，對日本的體貌特征、性交程序及特點，有機會收集到日本在性交（侵略）方麵的很多習性和規律，也可以成為日後警方（強大起來的中國）追查罪犯（日本軍國主義）的第一手資料。3. 避孕套會留下日本的精液（罪證）作為證據，可以交給警方（強大起來的中國）追查罪犯（日本軍國主義）。
　　結論：
　　一、偽精英是一群被閹割了精神性徽的“智奴”，自己在思想上不能有雄性的昂揚，就拚命地流毒說“被奸前遞上一個避孕套”是一種“理智”。自己的下體已經充滿了侵略者的惡臭體液，卻拚命造謠說這是憤青最臭。
　　
　　偽精英永遠都是“智奴”，麵對強暴外敵，永遠都是一種條件反射：並不喊叫，隻遞上一個避孕套，然後說道“先戴上，不要太粗魯了。”
　　二、一女生如此平靜麵對被奸尚不足慮，一女生如此“理智”行為亦不足為慮。因為被奸、被玩弄的是她自己，一個人而以，隻能對她自己造成損害。
　　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是被偽精英用所謂的“理智”洗了腦，如果中國麵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采取“平靜而理智”的行為：並不喊叫，隻遞上一個避孕套，然後說道“先戴上，不要太粗魯了。”
　　 後果會是怎樣？中國找誰去報警？偽精英之禍，在於流毒鼓惑！
　　
　　
 

　　把具體的抗戰史資料讀通讀懂了再說這是不是過渡罵蔣？一個隻以洋人的好惡為出發點和終極目標的人，一個不具備駕馭全國軍政勢力，不懂起碼的戰略戰術，不明白作戰是為什麽的最高統帥，即使他沒有資敵做奸細的主觀故意，但是在曆次軍事指揮上都客觀地、惟妙惟肖地配合了日寇的軍事進攻。在短時期內為日寇集聚了難以估算的軍事經濟實力。日本的靖國神社應該把這個肉頭委員長供奉在第前三位{首位應該是慈禧、李鴻章，第二是少帥大煙鬼。}，蔣的執政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日寇的貪婪。
　　
　　 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可肉頭不是這樣，他以為戰爭就是以短擊長，就是毫不利己，專門利日的賭博投資。你看他一次次把中國精銳投向敵人部署好的密集炮火-------
　　
　　 而且肉頭發明的毫不利己，專門利日的淞滬會戰，成為世界軍校反麵教材、中國人永遠的恥辱的南京保衛戰，黃水抗戰，焦土抗戰{燒長沙}，虐殺一千多萬壯丁等抗戰決策都輝煌地開創了人類史上的先河，為大和民族銘記在心頂禮膜拜。
　　
　　 黃水抗戰，雖沒有淹死幾個日本鬼子，卻一次就淹死了近九十萬老百姓，讓南京大屠殺都相形見拙；長沙大火更滑稽，日軍尚在百公裏之外，就自己把十幾萬同胞葬身火海{當時周恩來若非被警衛搶救及時也難逃火葬}，千年古城毀於一旦；不敢放手發動人民抗戰，僅靠抓壯丁補充兵員，而軍政官吏殘酷虐待，為抽吃空餉竟虐殺壯丁十分至八九，有的竟被活埋！這樣的民族英雄在人類史上還能找出第二個來嗎？
 

 
　　在縱觀曆史，橫剖其人之後，我不得不給蔣委員長戴上這頂不太雅觀的肉頭帽子。許多曆史資料由於其極度的殘忍性我都不忍心擺上來，比如各地虐殺抗戰壯丁的慘況{有的地方壯丁慘死在十 分之八九！簡直讓人慘不忍睹。}，連蔣介石都為之垂淚，捶胸歎道：“我乃民族罪人”。可是僅僅垂淚嚎啕又能解決什麽問題？堂堂一個民國政府怎麽竟連動員人民的辦法都沒有了？那北伐時期的人民熱情和青年們主動投軍的盛況不也是在蔣委員長麾下嗎？
　　
　　脫離了人民，把人民做豬玀，把基層官兵當炮灰，玩弄民族命運就是蔣委員長失敗的致命基因。
　　
 

 

 

　　張學良我一直認為就是個敗家子，廢物，草包！
　　
　　什麽蔣介石讓他不抵抗？堂堂一個東三省土霸王，有必要聽嗎？他不過是被大煙和女人淘虛了身子的衙內少爺，為了保住自己的槍杆子，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棄於不顧，撒腿就跑！如果當初他能英勇抵抗日寇，不但有可能早日促成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而且會使日本明白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從而在武裝侵略中國的錯誤方針上思考和平的解決方式。
 

 

　　1945年中日同樣麵對戰爭廢墟。日本背負著戰爭賠款。中國是戰勝國經濟。中日之間談不上距離。可我們在幹什麽？三年內戰。幾百萬青壯年命赴黃泉。財產損失無以計數。分地再收地鬧了個土地沒了實主。拆城毀物不夠，又打了三年外戰，公私合營後，再來個莫非王土。徹底的毀了民族資本，大鳴大放再把敢鳴敢放的全抓起來叫四清反右。毀林種地砸鍋煉鐵。男女搭配生產炮灰，勒緊褲帶支援亞非拉。－－－－－－－－－－。目前我們的博導教授管理者都沒受過正規的小學或中學教育。因為他們到了上學的年齡正趕上這個民族最痛苦的十年。誰拉大了距離還用說嗎？1976年以後中日的距離在縮小。至今論綜合國力已不在日本之下。
 

 

 

 

　　孫文的革命給中國代來了什麽?
　　
　　5000年文明的中國人在其領導下﹐驅除了韃虜﹐丟失了蒙古﹐中國分裂內戰。引來了日本入侵﹐如沒外力幾乎亡國, 赤化﹐文革, 墮落為世界最貧困的國家﹐最骯髒的國家﹐最不文明的國家。
　　
　　看看今天的中國人，早就沒落為全世界最大的次等民族：人均收入世界倒數、沒有民主自由、搞100年仍然不出憲政、21世紀仍然獨裁專製沒有選舉權、平均文化低下、沒有較大科技創新、拚死也搞不出原創高科技(民工打磨的漢芯簡直就是漢人的心麽)、給全世界作血汗工奴、人口素質低劣、不會排隊、隨地吐痰、貪汙橫行。按照劉亞洲將軍的說法，發生反右、大躍進餓死3000萬、文革三者的任何一個，就可以被標簽為劣等民族，而中國人竟然三者全都發生了，真是罪惡昭彰，令人發指。
　　
　　當今中國的相對他國的經濟軍事哪裡趕得上當年的滿清地位地嗎?
　　滿清經濟世界一流﹐軍事現代化﹐媒體自由化﹐豈能當今中國國情可比﹖
　　
　　當今中國的政治製度趕得上當年的北洋政府政府地位嗎?
　　北洋政府才是民主政府,普選, 新聞自由,豈能當今中國的獨裁政府可比?
　　
　　中國的近代曆史證明：
　　獨裁是萬惡之源，獨裁政府不可取.
　　可在民智未開和有民族矛盾的中國施行完全的西方民主，
　　也必重演辛亥革命後中國分裂內戰。
　　所以,君主立憲是唯一正道。
　　
　　辛亥革命時,清朝正在搞君主立憲, 如果以漢民族主義發，將即將君主立憲清朝推翻也罷,
　　可支持老袁世凱當君主立憲的皇帝絕對是正道.
　　可惜, 這2次內能給中國帶來繁榮富強的機會都被孫文破壞了!
　　
　　孫中山的確是"海外職業革命家", 以革命為職業謀生的人。
　　不說貪汙革命捐款, 自己躲藏在海外, 拿國內年輕人的性命去賭博其根本不成熟的10多次計劃,武昌的辛亥革命起因偶然,並不是他策劃,事前他根本不知,事後後回到上海靠名聲摘取辛亥革命果實。單說北洋民國政府全力搞國家建設之時,竟搞2次革命,可見孫中山以國家社稷利益為假, 以個人利益和黨私為重是真。袁世凱當不成君主立憲的皇帝一死,中國立即分裂內戰, 災難再起!
　　
　　孫中山是日本名,舌頭都伸不直的華籍越南老撾人孫中山還被中國人選為被尊為“國父”，真是荒謬絕倫, 5000年漢人的奇恥大辱!
　　
　　國共2黨都是搞獨裁邪黨,北洋政府才是民主政府。
　　北伐是倒行逆施, 為黨私反民主的叛國行動!
　　
　　孫文破壞了中華2次君主立憲的機會，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的千古罪人!
　　
 

 

 

　　鴉片戰爭以後
　　其實中國曾經一度領先日本
　　尤其在民主製度上
　　北洋政府就比日本軍國主義更講究民主
　　當時的中國在亞洲是最民主的國家
　　而且也是亞洲最講究學術自由的國家
　　後來,有的人權欲熏心,勾結蘇俄,把亞洲的一個獨立和剛剛進行民主選舉的國家給推翻了.
　　再後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
　　日本戰敗後,日本除了工業基礎比中國好以外,其他的各種資源,國際地位,甚至總產值都比不了中國.
　　然而,此時我們的個別人還是因為權欲熏心,違背民意,對國家進行了一係列翻天覆地地改造.
　　於是,我們再次落後日本.
　　總結,是中國的個別人拉大了中日差距,這些人把權利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當然,我們不該忘記鄧公,他給人民帶來了實惠.
 

 

　　　　
　　　　雖說，本人原本就知道從918以來到1945年春十四年間，中國人的抗日戰爭敗得很慘，最後勝得很沒麵子。但總還有點慶幸，有點自豪：中國人屢戰屢敗，卻依然屢敗屢戰！！兄弟同班，父子同連，那怕是用了抓壯丁那種不堪的手段，也維持了一支勉強支撐著的軍隊，同強敵血戰了十四年，用血的河骨肉築成的牆，好呆保住半個中國，以至於不亡國。最後，靠老天的同情，也靠戰死3500萬同胞的血肉長城，中國人沒當亡國奴。
　　　　相反，強虜倭寇終於夾著尾巴，回到倭窩，曲辱在美國大兵的槍口下去當他們命裏鑄定的亡國奴！
　　　　
　　　　但認真閱讀了樓主以上的資料，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作為中國人，在樓主麵前，我太沒麵子了。
　　　　樓主以上的資料，排除其主觀的感情不論，應有80%以上的可信性。
　　　　他狠狠地挖苦了中國抗日戰場的失敗，這的的確確一點也沒過份。
　　　　中國的確有無能的蔣介石、不堪一擊的國防軍、散沙一片的國民、國難當頭依然內戰不休的各種勢力、甚至於那麽狠的戴笠也拿軟骨頭的漢奸沒辦法：殺了唐紹儀，卻冒出了更狠的汪精衛！中國怎能不麵臨亡國？
　　　　
　　　　在樓主的揭發材料前，我深感到自己作為中國人太沒臉麵了、太狼狽不堪，無地自容。
　　　　
　　　　蔣光頭被罵了，他的抗日戰爭幾乎是“禍國殃民”：死了上千萬軍隊，丟失了大片國土，死了3500萬中國人，拉大了中國與日本的距離。
　　　　樓主是否該為中國指出一條出路？十四年的日子那麽難熬、那戰打的那麽窩曩、老蔣那麽沒用、美國又那麽瞧不起中國。怎麽辦？
　　　　
　　　　投降倭國？？
　　　　
　　　　退縮到新疆再投奔蘇聯？？
　　　　
　　　　或許可以這樣：既然蔣光頭那麽窩囊，何不廢了他？象當年張楊做過的那樣？
　　　　或換成另種思路，比如按汪精衛先生的主張，中國就不至於與日本拉開距離了。而是‘日中提攜’，共建‘大東亞共榮圈’。那時，最多隻是亡國奴的‘支那人’作為皇軍的‘二等良民’，而實現“中日一體，沒有距離”，這本身既符合大日本利益，也符合‘一些中國人’的心願？
　　　　
　　　　當然，如果因命不好，讓偶遇到那種年月，我隻選擇一個字：死’。當‘人體炸彈’去死。省得活到當今，看樓主挖苦我的不幸的國家、因國難慘死的爺爺奶奶和衛國死去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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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糞絲孝心可鑒，可你再孝心也不能把國民黨的八年抗戰吹噓成十四年！要知道在東北抵抗日軍的是楊靖宇、趙尚誌、周保中等共黨將領，你的十四年孝帽子戴錯了腦袋。再說摟主業沒有挖苦抗戰官兵的意思，若是自己眼瞎曲解樓主的帖子隻能怨你等不用心。等你讀通讀懂了帖子再發議論不遲。
　　　　
　　　　
　　

不能把國民黨的八年抗戰吹噓成十四年！要知道在東北抵抗日軍的是楊靖宇、趙尚誌、周保中等共黨將領，你的十四年孝帽子戴錯了腦袋。再說摟主業沒有挖苦抗戰官兵的意思，若是自己眼瞎曲解樓主的帖子隻能怨你等不用心。等你讀通讀懂了帖子再發議論不遲。
　　　　
　　　　
　　

　　　1939年發生在重慶的一起"日本間諜案件"，事情在當時影響很大，時過很久，仍然讓很多人憤憤不平：當時，日本飛機對戰時的陪都重慶的轟炸極其殘暴，確實也有漢奸和日軍派遣的特務潛入重慶給日機指示目標、進行各種破壞行動。但是，在對這些暗藏的日本特務、漢奸追查過程中，國民黨肉頭政權的腐敗、殘暴在其軍統特務機關的行為中表現了出來，這些特務為了敲詐勒索，向戰時逃難到重慶的各地難民大肆敲詐、索賄、對於沒有錢孝敬他們的，動輒就給人扣一頂漢奸、日偽特務的帽子把人抓進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一天，一家從武漢輾轉逃到重慶的中年知識分子夫婦在重慶朝天門碼頭下船的時候，他們的7歲的小女兒因為年齡太小，不小心摔倒了，把手中的暖水瓶摔碎了，這本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卻馬上被碼頭邊轉悠的便衣特務盯上了，一夥特務圍了上來，硬說這小女孩是有意摔破保溫瓶的，是要借機會用暖水瓶碎片反光給日本飛機指示目標，夫妻倆正為孩子摔壞了家裏僅剩不多的財物生氣，沒想到飛來橫禍，特務們包圍上來了，當時趕緊辯解，說孩子太小，不懂事。但是特務們哪管這些，眼看敲詐不成，就不由分說將這一家抓進了集中營。
　　　　事情發生時，很多人在場目睹了，知道特務們的行徑，但是大多敢怒不敢言，後來，重慶地方賢達人士、社會各界聽說國民黨政府準備以特務漢奸罪名處置這一家人，紛紛呼籲釋放他們，並聯名簽字，當時中國空軍的很多飛行員也出來以專業角度為這家人辯誣，飛行員們以自己的實地經驗說"在幾千米的高空（日本飛機要突破重慶周邊群山的阻隔，至少需要飛到3000米以上的高度），小小暖水瓶碎片的這點反射光根本沒有任何作用，不能傳遞任何信息，不要說天上根本看不見，就是看見了，也沒有任何意義，把這個作為通敵證據實在荒唐、牽強。"
　　　　但是不管各界人士怎樣努力，國民黨的肉頭特務機關就是蠻橫地不放人，眼看這家人實在沒有什麽可供他們敲詐的了，就要以所謂戰時緊急處置法"處置"他們。這家人的丈夫終於憤怒了，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在法庭上這樣喊出了心中鬱積已久的聲音："為了抗戰，我們全家捐出了最後一點值錢的東西為政府購買飛機，我的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在漢口被日本飛機炸死了，現在我們家倒成了通日本的特務了？！報紙上說，民眾的捐款足夠購買多少架先進的飛機，現在，日本人的飛機轟炸我們這麽慘，我倒想問問，我們捐款買來的飛機在哪裏？！你們不去查這些捐款的下落，卻汙蔑我們家是給日本人打信號的特務，究竟還有沒有天理了？！"
　　　　後來，沈醉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麵對這位中年知識分子的憤怒詰問，在場的法官麵麵相覷，理屈詞窮、無言以對，國民黨政府惱羞成怒之下，又給這家人扣上了"共黨嫌疑"的帽子（天知道他們是怎樣能把日本特務和*嫌疑二者結合起來的），秘密將他們處決了，連那個7歲的小女孩也沒有放過，劊子手們為了毀滅罪證，用匕首極其殘忍地捅死了他們之後，將屍體澆上了煤油焚屍滅跡，將殘骨投入了長江。沈醉寫道"後來聽在場的一個特務講，凶手們動刀時，那個女的懇求劊子手們放過她的孩子，說自己情願替女兒多挨一刀，但是，對於這幫毫無人性的魔鬼來說，這樣的懇求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鄭介民後來告訴我說，這是蔣肉頭的意思，因為涉及到綠帽子采購夫人的事情。"
　　　　那麽，這位中年知識分子所詰問的，也就是劊子手們的主子最見不得人的東西的，事實上，這個事情之所以最後要鬧到殺人滅口，就是因為他無意中涉及到了以宋美齡為首的四大家族貪汙民眾抗戰捐款的事情。
　　　　但是當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詢問能用於和日本作戰的空軍飛機數量時，當時任空軍司令的周至柔打開空軍力量配屬表，蔣肉頭才大吃一驚：當時中國空軍能動用的全部各種飛機，隻有305架！！缺少了整整2000架以上。
　　　　這缺少的2000餘架飛機到哪裏去了呢？原來，購買飛機的事情是當時任中國空軍肉頭航空委員會主任，掛肉頭中將軍銜的宋美齡負責的，在向美國飛機製造商談單子的時候，宋美齡說"現在飛機更新換代的太快，現在買了，很快要落後，不如先把這些錢存起來吃利息，等戰爭爆發時再買。"綠帽子采購大員就是與眾不同，宋美齡就把這些錢大部分存到了紐約中國銀行的帳戶上，而這些錢很大部分被她私下裏劃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購買回來為蔣介石首先用來剿共其次用來抗戰的飛機中，很多也是縮水版的麵子活，這些飛機的具體經手者同樣是綠帽子采購大員的孔二小姐孔令俊，在和美國飛機製造商討價還價時，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萬美元的飛機硬壓到8萬美元，美國老板當然也不客氣，把飛機發動機的功率從1000馬力降到了800馬力。而這每架2萬美元的差價，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這筆資金為二小姐招徠不少鴨子效勞。
　　　　對於這件事情，蔣介石知道後的第一反應是馬上派人調查當時的經手人和飛機的保管人，結果發現，當時中國空軍的絕大部分飛機上，都有著"Oct1928（1928年出廠）"的字樣，得知此事後，蔣介石給戴笠簽發了密令，將全部飛機機庫保管人員殺人滅口。
　　　　在蔣介石及其四大肉頭家族的眼睛裏，他們就是國家的一切，一切好惡都以他們的感覺為中心，軍事對於他們，首先是服從於絕對維護他們的統治和利益的，隻是因為日本的侵略威脅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才要三心二意地進行抵抗，而對於民眾，則始終是擔心、防止他們組織起來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老百姓任何對國家事物的過問，都是可能威脅到他們統治的，因為他們作的，大都是以抗戰旗號掩護的見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經不起現實的考驗，一旦有可能敗露，就窮凶極惡地使出了殺人滅口的手段。
　　　　隻是屠殺並不能掩蓋一切，也不能讓民眾心中的不滿、激憤被嚇回去，屠殺的始作俑者們想象不到的是，他們的這種種行徑隻能潛移默化地消除他們在人們心中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最後他們的失敗也是必然的了。這些，也不是到今天還迷信外國援助、先進武器決定戰爭勝負的海峽對麵的頑固派和他們的擁躉們所能夠理解的了。也更不是他們能承認的了，所以，最後肉頭們的失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人們對張學良喪失東三省的評價總容易被後來的西安事變所幹擾，擁共和反共的人大多根據後一事件來讚他/罵他，西安事變確實是對兩黨來說命運攸關，但是當今如果拋開兩黨對立, 回顧一下國家的命運的話，痛失東北才是瀕於亡國滅種的開端! 我對西安事變的功過不感興趣，隻看918來說，張絕對是千古罪人!
　　“敢作敢當” 難道就可以原諒一切嗎? 汪精衛如果臨死前 “敢作敢當” 一把是不是就可以被現在的各位視為“漢子”? 溥儀後來寫了回憶錄，認罪態度那麽好，也算條 “漢子” 吧?
　　
　　再說張最後活到快100時說的那些 “敢作敢當” 的話那算什麽? “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
　　“我就沒想到日本人敢那麽樣來（指用武力侵占整個東北）。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
　　這是認錯還是沒理找理? 你一個 “封疆大吏” 是幹甚麽吃的? 一句 “事前未料到” 就算輕鬆認錯了? 再說他那是什麽廢物邏輯: 我隻要示弱於你你就不會打我了, 我隻要讓你找不著碴你就沒法打我! 各位想想, 世間什麽時候曾有過這樣的窩囊廢道理?!
　　
　　張在另一段沒理找理的談話中還說過, 918日軍之所以並不血刃是因為東北軍當時的主力在北京, 沈陽很空虛, 等日軍起了兵他想反抗的時候東三省已經基本被日軍控製, 所以他也就沒法反抗了... 看了這話大家想不想拿鞋底子?
　　再說張當時隻是 “封疆大吏” 麽? 當時東北易幟之後小張順理成章地成了同老蔣稱兄道弟的“並肩王”，而且作為默契，東北依然是張的私家地盤，老蔣是不能染指的。關於東北事物老蔣可以發表意見, 但是還得看張少爺想不想聽，就算老蔣說過“不抵抗”也是恰好合了窩囊少爺的意, 否則讓他吃屎他幹嗎? 讓他在喪家之前帶全體東北軍讓出地盤換防大西北他幹嗎? 還別說換防, 就是調一支 “外姓” 軍隊給他協防他都斷不會答應。當然老蔣也說不定樂得看他損失一下實力，何必要替他協防。哪知老蔣見過窩囊的，沒見過那麽窩囊的，東三省丟得那麽脆生，而且熱河也危急，等全國朝野一片沸騰一致呼籲長城抗戰時，依然隻能幹著急，因為熱河等地 “外人” 針紮不進、水潑不進，終於眼看著兵不血刃地也丟了! 張事後“檢討”這件事時的理由是“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是我父親的老部下，我也拿他沒辦法...”
　　
　　張如果還真對自己的作為有一點愧疚，還有一點廉恥，我就不信他居然還能活100多歲。
　　李如是：張作霖還是很有氣節的，死也不當漢奸，連軍閥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線，可如今的精英呢？
　　
　　刀客曰：張大帥是從小在血雨腥風中衝殺出來的一代梟雄，無論對日本還是對蘇俄都有清醒的民族大義上的立場，知道一個人無論窮富，隻要當了漢奸，那就算徹底完了。可惜小瘤子自小在富貴窩裏嬌養慣大，怎能勝任那麽重要的戰略區域的執政長官？簡直是拿中國的命運耍著玩。這也徹底否定了民間長期傳頌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的自鳴得意。
　　
 

  
　　中國的綜合實力不如日本，這是事實，但這不能成為為爭取準備時間而對日妥協甚至不抵抗的理由。這種政策從長遠來看，並不如有人所說的“有利於中國”，反而造成了戰略上的巨大被動：
　　
　　“九一八”不抵抗，使中國失去了國土麵積大於日本3倍而且民族經濟正蒸蒸日上的富饒東三省，事實上連日本人都沒想到會這麽輕易得手。
　　長城抗戰，蔣的中央軍忙著剿共，不肯北上支援32軍、29軍；察哈爾抗戰中，蔣不但不支持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反而調重兵攻它，致使長城一線全為敵手，華北已無天險。
　　
　　鬆滬抗戰，蔣也是不派主力增援，最後讓日本擴大了在上海的駐兵權限，使得長江沿岸的首都南京、經濟中心上海等政經要地均處在日軍的直接威脅之下。所有這一切，都使得中國的戰略緩衝、生存和發展空間大大壓縮。但是這一切，在當時是不是都是不可改變的呢？試設想，在這三處抗戰中，蔣和國民政府如果堅決抗戰，寸土必爭，那麽後果又該如何呢？以在上海抗戰的第19路軍、第5軍和在長城抗戰的第32軍、第29軍所表現的戰鬥力和犧牲精神，就可知有時決定戰場勝負的並不是由兩國所謂的綜合實力差距所決定。同理，“九?一八”時，裝備精良的20萬東北軍如果與幾百關東軍浴血一戰，不管最終結果怎樣，但總比不抵抗要好得多吧。
　　
　　人類曆史都是以戰止戰”才能盡量推遲戰爭的，才能使中國盡量多爭得一些準備的時間，特別是在戰爭還處在局部萌芽階段時，更應充分徹底一戰，以最大的作戰決心和死戰到底的戰鬥精神挫敗敵人欲擴大戰爭的野心，使其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不敢再有侵略的企圖。而欲以不抵抗、以避戰的方式贏得準備的時間，隻會更加助長敵人的侵略野心，更加大了抗侵略一方的戰略壓力。
　　
 

　  
　　
　　在“九一八”事變前，盡管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一直存在，但日本並沒有完全作好與中國全麵作戰的準備，也沒有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國力。發動“九一八”事變，其實更多的是日本陸軍部，特別是關東軍等侵華激進派（他們對當時內閣政府侵華的謹慎政策不滿）鋌而走險的一試刀鋒，但中國軍隊不抵抗，竟使其兵不血刃便大獲成功。東北戰事的如此順手，讓日本海軍部眼紅，數月後便發動了128事變，但沒料到19路軍不執行不抵抗命令，殊死一戰，打得日軍損兵折將，損失慘重。但中國政府關鍵時刻還克扣軍餉，不增援重兵，致使本為有利的戰局朝日方轉變，當然最終談和的結果是日本軍隊在上海的權益更加擴大。一步讓，步步讓，在之後的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綏遠抗戰中，中國軍隊每次戰到最後，總是蔣肉頭與日軍默契的配合下沒有後援而歸失敗，國土一步一步淪喪。相形之下，1938年至1939年間蘇聯遠東軍在麵對日本關東軍的邊境挑釁時，毫不妥協，盡遣精銳，在諾門坎等戰役中大敗日軍，使日本關東軍受到極大震撼，直接導致其“北進”計劃破產――“大本營的意圖是，在處理中國事變期間，以帝國軍隊的一部在滿州戒備蘇聯，維持北方的寧靜。”為此，蘇聯贏得了東方戰場的安全，也就贏得了對德的準備時間，避免了東西兩線備戰，最大程度取得了戰略主動。
　　
　　更重要的是，中國越退讓，其所失去的戰略資源就越多，而日本人得到的資源就更豐富，他們的戰爭準備就比中國更充分，戰略態勢就更有利。在東北、華北等要地相繼淪陷後的1937年5月，日本陸軍部製定了《重要產業五年計劃要綱》，把中國東北和華北正式列入日本的資源圈，明確規定該要綱是為了“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滿及華北獲得重要資源的自給，而在平時，則由此謀求國力的飛躍發展”。――本是我們發展壯大國力的資源卻成了日本發動戰爭和增強國力的主要動力，這就是我們要“避免發生與日本的戰爭，或者盡量推遲戰爭”政策的後果。請問，這也是作者認為的 “有利於中國的”嗎？
　　
　　即使在這種所謂的“爭取準備時間”過程中，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準備在較大程度上都在為“安內”政策服務，中國在內戰中耗費了本不強大的國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這個階段的國力的發展。關於“安內”，作者認為其主要對象並非中共，他說：“即使是，也不止於剿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它還包括了消除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各派勢力的對立，求得其內部的和平團結。”作者如果不是存心要為這個政策平反，那就是對主要曆史事實視而不見：僅蔣在第五次“剿共”一次就動用了100萬軍隊，這個規模“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與他對桂係、馮係等幾次國民黨內部戰爭動用軍隊的總數相持平，更不用說前四次“剿共”共動用的兵力了。
　　
　　重要的是，你在爭取時間準備的同時，日本人會是龜兔賽跑中的那隻兔子嗎？童話就是童話。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始終就沒變過，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怎麽占領中國，根本不會給你這個時間。在戰爭時間的較量中，日本人不會睡大覺等你追，而隻會跑得比兔子更快。因此，在外敵當前的緊迫形勢下，是先用本不闊綽的家當打倒自己的兄弟，再想著怎麽單槍獨挑強敵；還是以老大的身份，主動調和、團結要分家的兄弟，等打跑強敵後再論家事，哪個對這個家更有利？
　　
 

 
　　試作假設，如果當時“九一八”後，蔣能提出“抗戰到底”，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以“抗戰”而令中共、國民黨內部派係等諸候，一舉占領政治上、軍事上、輿論上、外交上、道德上的製高點，當時國內還有哪個政治力量敢冒當民族漢奸的風險去抵抗他的領導？他所要的“內部和平團結”或許就得來全不費功夫。但蔣一而再、再而三坐失良機，遲遲不調整對日政策，不能不說是重大的肉頭決策失誤。從這一點而言，他最終輸給毛澤東，並非偶然。再說，當時的蘇、美、英、法等國對日本在東北、華北和上海的侵略損害他們的利益也表示不滿，中國當時要是抗戰到底，在國際上而言，是得道多助的。但我們不抵抗，幻想國聯為我們主持公道，為我們爭取時間，但我們忘了一點，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永遠得不到！
　　
　　民族尊嚴和自信的喪失使很多中國人在外國勢力麵前表現得低等和依賴。張學良是個看來儀表堂堂，實質是個色厲內荏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的肉頭將軍，可是，當幾百個日軍向東北軍挑釁時，他卻命令30萬東北軍放下武器，陸海空三軍裝備連同中國最大的軍火工業基地一律登記入庫完整交付日軍。為什麽呢？張的想法是，如果不發一槍，那麽就可以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張這點倒是沒有判斷錯，國聯後來是譴責日本侵略，並勸日本退出。可惜的是，日本根本不理會什麽國聯。結果東三省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全部淪陷，東北人民在日本的統治下遭到極大的摧殘，日本人光在各煤礦就製造了上百個萬人坑。
　　
　　晚清依賴洋人，張學良依賴洋人，蔣介石也依賴洋人，不管是東洋、西洋，他們都覺得自己不如，都想去依靠、依賴。清朝的北洋水師找了一個德國的陸軍上尉當總參謀；李鴻章跟各國洋人搞利益均沾，所謂聯俄製日，就是對俄國人說如果你不壓製日本人中國的利益就會被日本人獨占，結果是列強們輪流來獲取最大的利益；張學良依賴國聯不再重複；蔣介石不僅依靠美國人，抗戰勝利前夕為了得到蘇聯出兵的承諾，不惜出賣外蒙，讓後者獨立，抗戰勝利後，不敢接受香港日軍地投降，葬送收回香港的時機，最無恥的竟把侵華日軍司令崗村寧次請來當顧問，追著日本請求簽訂友好條約。然而，曆史證明依靠別人是行不通的，所有這些企圖依靠外力的都落空了。中共也有一段依賴洋人的曆史，共產國際派來僅經曆街壘混戰的低級軍官、東德混混李德，就完全控製了紅軍的軍事指揮，操著俄語指揮紅軍的軍團長們打陣地戰，結果在短時間內，紅軍節節敗退，幾個方麵軍皆脫離了根據地一路狂奔，幾遭滅頂之災，數十萬精悍大軍轉瞬間不足三萬。
　　
　　八十年代，中國一心要投入美國懷抱，聽信了美歐幫助中國造大飛機的謊言，廢掉自己十年創新開發出來的驕子—運十，一心一意要和美毆搭幫過日子。善良幼稚的第二代領導們那裏知道根本就不想中國擁有獨立研發航空戰略工業製造能力的洋人們，前後出場，左右開弓，連續兩次蒙騙欺辱了中國。被蒙騙了的中國，隻能進口波音、空客的飛機來左右逢源地討好美歐。在葬送了自己的民族航空工業的創新能力後，幾千億美金買來的卻是美國對我駐南大使館的五枚精確製導導彈的野蠻轟炸。這種狂妄露骨的挑釁洋人們也隻敢在毛周之後才敢幹。就這樣屢屢讓洋人戲弄拐騙的中國，卻極少有人猛醒。
　　
　　隻有毛主席領導下，共產黨才得以自信的態度自主地決定中國的命運。這種自信最突出的表現在於中國人敢於主動以自己的意誌科學地、強製性地否定洋人的意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做出了一係列令人刮目相看的舉動。
　　
 

 
　　早在1925年，東北軍就已能成熟運用炮兵群戰術，並在第二次直奉戰爭與南口戰役取得不錯效果。1930年中原大戰，中央軍也編組兩個炮兵集團，於隴海路、津浦路戰線大顯神威。可是這幫玩意兒除了內戰內行並能大發神威外，一遇外侮便都成了軟蛋。蔣介石後來的重要文獻《敵乎？友乎？自個肉頭乎？》當中，於某種程度上承認了過失，認為當時的國民政府，應該抗拒民氣反彈的壓力，勇於承擔決策責任，而與日本政府進行直接交涉，讓日本政府的溫和派有力量壓抑關東軍，或許能夠挽回東北之失地。由於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行動完全是訴之國聯，使得當時的日本外相幣原與後來的首相犬養毅，無法以外交來解決九一八事變的曆史危機。
　　
　　
 

　  
　　搗漿糊似的平津作戰
　　
　　第29軍主力在北平地區僅戰鬥1天即遭重創，犧牲高級將領2名，傷亡官兵5000餘人，被迫放棄北平.北平作戰中殲滅日軍甚少。據日軍統計，僅死傷511人。連同天津作戰，據日本軍方當時發表的數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軍不過死傷1233人(其中軍官89名)。]中國軍隊迅速潰敗的主要原因是第29軍最高領導對情況判斷失誤。他們既未認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國內形勢的發展及億萬軍民強烈要求抗戰的意願，企圖委曲求和，希圖局部解決，維持冀察的原有局麵，以致喪失了寶貴的時間，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戰備和應有的部署。平津之戰日軍經小戰而輕易取勝從主觀上看，是與以宋哲元為首的第29軍少數領導執行妥協退讓政策，缺乏戰爭準備，在應戰中又造成諸多失誤分不開的。但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指導責任。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應戰決心不大，仍想謀求和平解決。雖然調兵北上，並電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動遲緩，貽誤了戰機。及至日軍大軍開到、進攻平津時，第29軍倉促應戰，後援不繼，從而導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
　　
　　戰術呆板，消極防守
　　
　　當時華北，中日兩軍駐軍情況形似圍棋盤上的黑白棋子，日軍之所以頻繁調動，實是走子兒。29軍自1395年進駐平津後，雖然也有調整，但在全棋宏觀控製上缺乏見解，主要立足於駐守。29軍號稱10萬，實際上有很多弱點。關鍵是由內戰發展起來的一支農民隊伍，從將軍到士兵都缺乏現代戰爭的意識，缺乏對外來強敵作戰的經驗和對敵人的了解。華北駐屯軍，言稱5700人，實際上可能比這多得多，另外還有偽軍約日軍人數5倍。據華北駐屯軍自我估計，一旦戰起，華北軍的實力能夠對付29軍。從客觀估計，華北兩軍實力接近，在此情況下，再加兩軍均處分散駐兵態勢，哪一方突然襲擊，得手可能極大。1936年初開始，日方軍部政府曾多次商討對中國“一擊”。
　　
　　“一擊”是日語，翻譯成中國話，應該是打擊一下，語意分量很輕，但運用到中日兩國態勢，這“一擊”就意味著兩國全麵開戰。假如這“一擊”方案在日本內閣通過，日軍的第一步動作，就是華北駐屯軍突擊襲擊29軍。在措手不及情況之下，29軍可能陷於滅頂之災。在這樣形勢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還是同意了以攻為守、兵出山海關的方案，但如何實施還麵臨著很多難題，需要具體落實，但就在這時候他竟回山東樂陵老家，去為先人修墳，錯過了積極進攻的有利時機。
　　
　　宋哲元到達保定後，於7月29日致電蔣介石請求處分。其電文是：“哲元身受國家重托，自主持冀察軍政以來，日夜兢兢於國權保持，乃至盧案發生，終不能達到任務，實有虧於職責，並負鈞座之屬望，擬請予以處分，以免貽誤，而挽國危。”宋哲元在8月3日公開對外發表《我軍抗戰經過》，文中敘述了盧溝橋事變及平津作戰經過後又自責“處置不當，實應受國家嚴重處分”，說明宋哲元已認識到自己對平津作戰失敗負有責任。那麽，宋哲元、張自忠這樣具有光榮抗日曆史，具有民族氣節的將領，在日軍無理挑釁、源源增兵的情況下，之所以不明智地乞求和平，也有其深刻的根源：
　　
　　一是宋哲元、張自忠作為一支“雜牌軍”的將領和地方實力派首領，出於團體利益的考慮，強烈希望保存冀察平津這塊地盤，為此不惜委曲求全，妥協以求。
　　二是對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的意圖估計不足。29軍自進駐平津以來，日軍曾多次挑起事端，結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讓步而告結束。這給了宋哲元、張自忠等人一個錯誤的經驗，使其誤以為這次也不過如此。
　　
　　三是對蔣介石不信任。曆史上，宋哲元、張自忠作為西北軍將領多次與蔣介石中央軍交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在自主權等方麵又與蔣介石產生了新的矛盾，雙方缺乏互信。再者，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與日本妥協的事情已不隻一次，宋哲元對於蔣介石這次是否真的會發動全國抗戰和他派軍向天津地區移動的意圖，都心存疑慮。盡管“七.七”盧溝橋事變給中國人留下一個慘痛的記憶，但“七.七”盧溝橋抗戰的槍聲卻引燃了中華大地的抗日聖火，把中國推入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同時，也開始了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抓壯丁大慘劇。抗戰八年，民國中央政府前後共抓一千多萬壯丁，未及上陣就被他們折磨死了四百八十六萬！比日寇還恨那！這幫肉頭政權不滾下大海天理不容！
　　
　　
 

  
　　1840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國人民飽受列強淩辱欺侮的曆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鬥爭史。從鴉片戰爭到“七.七事變”，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從未停止，卻沒有一次取得徹底勝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和壓抑，“七.七抗戰”的槍聲改變了這種局麵，拉開了全民族抗戰的帷幕。從此。鬆花江畔，長城內外，中原大地，珠江兩岸，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國難，開始了空前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促成抗日統一陣線的決定性因素是國共合作。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兩股政治軍事力量，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不僅聯合了兩黨兩軍的力量，還直接促成了全國的政治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正是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形成了浩浩蕩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了一座日本侵略者無法逾越的政治長城，這就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敗的結局。
　　
　　盧溝橋前線的戰鬥，隻是我國民族抗戰的序幕。就在盧溝橋事變的翌日，中國共產黨即發表宣言，指出“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國軍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奮起抗戰，經過八年的浴血戰鬥，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同時，29軍官兵在盧溝橋事變中激於愛國主義的義憤，擔負起保衛國土的神聖職責。雖然武器裝備低劣，但他們英勇地與武器精良的侵華日軍展開了殊死的搏鬥。在平津作戰中，第29軍廣大官兵對日本侵略軍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抗擊，曾出現許多感人事跡。如29軍副軍長兼教導團團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和第219團團長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擊退日軍的猛烈進攻，負傷不下火線，仍堅持指揮戰鬥。以他們的鮮血和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譜寫了壯烈的詩篇。以29軍為代表的廣大官兵在戰鬥中的表現確實值得中國軍人驕傲的。他們的獻身精神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刀客評語：可惜的是軍事高層的戰術呆板，消極防守戰略指揮葬送了這些拚死衛國的將士。在長期大規模的拚死抗戰中這些犧牲才僅僅是個開始。
　　
 

 
　　1937年的前7個月肉頭們在幹什麽呢？！
　　
　　一九三七年，是南京曆史上最值得談論的一年。在年初的《申報》上，藍萍主演的話劇廣告很是醒目，明確無誤地告訴觀眾，這部戲是反映“性的苦悶，肉的煩惱，心的寂寞，靈的追求”，“描寫少婦思春，如火如荼；刻劃專製暴虐，可歌可泣”。這一年的發展方向，在一開始並不明朗，一方麵，它是民國的盛世，大家享受著世俗生活，醉生夢死，另一方麵，戰爭的機器正悄悄開進，中日雙方的敵對已經不可調和。
　　
　　在二月二日的《申報》上，一位埃及預言家預測世界政情，認定“一九三八年大戰將爆發”。媒體評論這個預測，不屑多說，隻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是否準確，尚待事實證明。” 四月初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第四十次常委會，就“蔣委員中正電請再給假兩月，以資調養案”做出決議：“蔣同誌久膺國重，備極憂勤，所請再給病假兩月，並以王同誌寵惠代理行政院長職務，自應照準，尚望為國攝衛，早複康健。”蔣因此返回老家溪口休養，不過這休養也是打了折扣，因為“應酬頻繁，有害健康”，“醫生等勸告務必絕對節勞”。 蔣介石稱病，汪精衛也跟著說自己不舒服。六月裏，報紙上有了這樣的消息：
　　
　　“汪精衛病已痊屙，脈搏仍有間歇。”一時間，稱病做秀成了風氣，仿佛隻有如此，才能說明自己辛勞，才是鞠躬盡瘁。直到盧溝橋事變爆發，黨國要員們才一個個打起了精神。七月十五日，報載“於右任患腹瀉，精神尚佳，稍留及返京”。在同一版上，又有以《閻錫山已恢複辦公》為題的“太原十四日電”，“閻錫山病已漸恢複健康，茲以世局日趨緊張，已開始批閱公文，擘劃一切”。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七七事變，不僅南京的老百姓不太相信仗是真打起來了，就連要員們，也有點稀裏糊塗。七月二十九日，報紙上發了這麽一條消息，“自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局勢一張一弛，後以和平空氣籠罩，各地勞軍運動之熱烈情緒，頓形減低，以至南京幾個中學生所發起之五萬條毛巾運動，僅收到四十九條，離指定數目相差甚遠，現在甚望全市同胞踴躍捐送毛巾，以便轉送前方將士應用。”
　　
　　　　就在上述消息發表的前一天，日軍猛攻北平，二十九軍佟麟閣、趙登禹率部頑強抵抗，不幸陣亡。而發表消息的同一天，北平淪陷，再過一天，天津淪陷。到第三天，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宣布“和平既然絕望，隻有抗戰到底”。
　　
　　熱河潰退，長城敗逃，平津陷落，華北門戶洞開。綏、晉、翼、魯四省裸露在日軍的兵鋒屠刀下。由此中國拉開了慘烈的忻口、太原保衛戰。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6年，就是蔣介石政權在其“攘外必先安內”的肉頭誤國政策下對日本侵略者不斷妥協退讓、對內瘋狂屠殺內耗的6年。有人說蔣介石政權需要時間準備，對，在這6年裏蔣介石政權確實為抗戰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可問題是你在作準備，別人就傻比睡大覺去了？人家也在利用你放棄的極其重要的戰略區域和無比寶貴的軍工工業基地大作準備。實際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備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可以說正是張學良、湯玉麟、宋哲元、蔣介石等一幹史無前例的大肉頭們不抵抗的肉頭政策才真正拉大了中日兩國的國力與戰爭能力的差距。
　　
　　
 

 
　　再看看日本的軍事實力從1931年到1937年這6年裏是如何突飛猛進的：
　　
　　軍費的增長（單位：億日元）
　　
　　年度 歲出總額 軍費比率
　　
　　1933年 22.5 8.73 38.8%
　　1934年21.6 9.41 43.5%
　　1935年22.1 10.32 46.7%
　　1936年22.8 10.78 47.3%
　　從1931年至1936年，在兵器生產中，步槍增長6倍，計2.53萬支，機槍增長3倍，計2400挺，火炮增長6倍，計590門，飛機增長2倍，計600架。從1932年至1936年，年造艦能力（標準排水噸）增長7倍。
　　
　　1931～1937年日本兵器年產量
　　
　　兵器名稱1931年1937年增長倍數
　　
　　步槍(支) 3613 42754 10.8
　　機槍(挺) 541 2295 3.2
　　火炮(門) 90 478 4.3
　　坦克(輛) 12 479 38.9
　　飛機(架) 410 1580 2.8
　　軍艦(噸) 5100 51724 9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抗戰中日軍在中國使用的65%的槍支和山炮，75%的彈藥恰恰生產於當年的紈絝公子、大煙鬼少帥，全國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白白丟給日軍的沈陽兵工廠和哈爾濱兵工廠！！！這個中華民族的第一大漢奸就這樣把自己釘死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可笑的是西安事變70周年有貪官竟吹噓張學良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真是對曆史的極大歪曲和諷刺也是對抗擊日寇的先烈們的玷汙。
　　
　　

 

 
　　被全世界軍校列為反麵教材的以短擊長，毫不利己，專門利日的亡國之戰
　　——淞滬會戰（1937.8.13-1937.11）
　　
　　八一三淞滬會戰作戰地區戰略地位
　　
　　淞滬地區，北控長江口，南領杭州灣，東臨東海，西屏南京，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且為中國工商業中心，日軍若占領之，可使中國經濟與財政，均遭受嚴重打擊，日軍若由上海西進，可以威脅南京或溯江西上威脅漢口，故為敵我雙方必爭地區。
　　
　　一、戰略要點：
　　
　　1、上海：為中國第一大港，其得失對中國經濟影響甚大，市內亦有日本租界，經常駐有部隊，可作為日軍增援部隊之應援及支撐。
　　2、嘉興：位於滬杭蘇嘉鐵路交點，為一交通樞紐，亦為淞滬地區中國軍隊輔助補給線上之要點。
　　3、昆山：為淞滬地區中國軍隊補給線上之要點。
　　4、常熟：為吳福線上之中間樞紐。
　　5、吳縣：為京滬蘇嘉鐵路之交匯點。
　　6、金山衛：適於登陸，登陸後對上海可形成包圍態勢。
　　7、鬆江：為滬杭間連絡點，亦為淞滬地區中國軍隊輔助補給線上之要點。
　　二、交通：
　　1、鐵路計有京滬滬杭淞滬蘇嘉鐵路，為中國軍隊主要及輔助之補給線。
　　2、公路主要有京杭京滬滬杭等幹線，道路縱橫，交通發達，對敵我雙方機動及運補給均有價值。
　　三、海岸港灣灘頭：
　　本地區沿海多為沙灘，吳淞川沙瀏河白茆口及杭州灣金山衛地區，均為有利的登陸灘頭。
　　四、工事要塞：
　　計有吳淞要塞江陰要塞，控製長江出口，淞滬周邊亦構築有工事，其中以吳福線錫澄線之工事最為堅固，其次為蘇州河西岸與乍平嘉線，同時閘北一帶亦建有掩體工事。
　　五、障礙：
　　1、太湖：為境內最大障礙，日軍若西進形成南北分離，有利於中國軍隊內線作戰之實施。
　　2、黃埔江：貫穿上海市南北向，不能徒涉，限製大軍機動，有利中國軍隊守勢，但利日軍優勢海軍活動。
　　3、瀏河：位於西側，除部分梁及渡河點外，不能徒涉，利於中國軍隊守勢作戰。
　　4、長江：位於境內北側，可限製日軍之繞越行動，作為中國軍隊左側之天然掩護，但利日軍海軍活動。
　　5、洋澄湖及澄湖：位於吳縣之南北地區，限製大軍機動，敵我雙方易被形成分離。
　　6、前述工事障礙再依托沆州灣和太湖，使敵人難以大規模迂回，隻能向正麵攻擊，中國軍隊則可逐次在後方構築陣地，逐次抵抗。
　　日軍作戰構想分析
　　嚴格地說，日軍並無有計劃的對華軍事行動，戰後，日本向盟軍投降的首席代表重光葵撰昭和之動亂一書中曾提到：對於中國皂作戰計畫，自從民國二十一年第一次上海戰役以後，日本海軍認為上海及華中的長江流域應為對中國的作戰中心，但陸軍不讚成，認為中國不是日本的對手，解決中國，隻要動用駐守華北的少數部隊更足夠。日本的主要敵人是蘇俄，因此要把主力擺在東北，這兩個意見吵吵鬧鬧，始終不能解決，到了次年作戰計畫己經過了年度的上奏期限，依然未能決定，陸軍急了，為了敷衍海軍，在結論上加了這麽一句話：要之，在某一情況下，也可似出兵上海，但是日本參謀本部的真意仍然認為沒有出兵上海的必要。七七事變後，日軍對華作戰，仍無一貫的作戰構想，雖其用兵綱領中有片斷說明，但並不具體，同時其大本營內部與在華作戰軍之意見也不一致。七七事變之初，日本仍將之視為另一次的地方性衝突滿以為中國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做出新的讓步，不料中國態度卻轉趨強硬，日本大本營對此事變的處理方針，意見不一，概分為穩健及急進兩派，但其原則均努力於華北的特殊化，最後決定動員叁個師團又一個旅團，向平津進兵，驅逐中國第廿九軍，奪取平津，促進華北之特殊化。華北戰事擴大後，立即激動上海，海相強硬要求陸軍出兵，但參謀本部堅決反對，結果日本首相近衛文磨通過了一個最低限度方案(叁個師團)的折衷方案，日本大本營雖主張陸軍僅派兵至華北，為保護日僑，可動用海軍，勿須陸軍出兵上海的不擴大原則，但最後懍於上海日軍有被殲滅的危機，八月十五日，便決定以叁個師團兵力為基幹編成上海派遣軍賦予協力海軍擊滅上海附近的中國軍隊部隊，並占領上海及附近要地之任務。
　　
 

 

　　　　　　雖說，本人原本就知道從918以來到1945年春十四年間，中國人的抗日戰爭敗得很慘，最後勝得很沒麵子。但總還有點慶幸，有點自豪：中國人屢戰屢敗，卻依然屢敗屢戰！！兄弟同班，父子同連，那怕是用了抓壯丁那種不堪的手段，也維持了一支勉強支撐著的軍隊，同強敵血戰了十四年，用血的河骨肉築成的牆，好呆保住半個中國，以至於不亡國。最後，靠老天的同情，也靠戰死3500萬同胞的血肉長城，中國人沒當亡國奴。
　　　　　　相反，強虜倭寇終於夾著尾巴，回到倭窩，曲辱在美國大兵的槍口下去當他們命裏鑄定的亡國奴！
　　　　　　
　　　　　　但認真閱讀了樓主以上的資料，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作為中國人，在樓主麵前，我太沒麵子了。
　　　　　　樓主以上的資料，排除其主觀的感情不論，應有80%以上的可信性。
　　　　　　他狠狠地挖苦了中國抗日戰場的失敗，這的的確確一點也沒過份。
　　　　　　中國的確有無能的蔣介石、不堪一擊的國防軍、散沙一片的國民、國難當頭依然內戰不休的各種勢力、甚至於那麽狠的戴笠也拿軟骨頭的漢奸沒辦法：殺了唐紹儀，卻冒出了更狠的汪精衛！中國怎能不麵臨亡國？
　　　　　　
　　　　　　在樓主的揭發材料前，我深感到自己作為中國人太沒臉麵了、太狼狽不堪，無地自容。
　　　　　　
　　　　　　蔣光頭被罵了，他的抗日戰爭幾乎是“禍國殃民”：死了上千萬軍隊，丟失了大片國土，死了3500萬中國人，拉大了中國與日本的距離。
　　　　　　樓主是否該為中國指出一條出路？十四年的日子那麽難熬、那戰打的那麽窩曩、老蔣那麽沒用、美國又那麽瞧不起中國。怎麽辦？
　　　　　　
　　　　　　投降倭國？？
　　　　　　
　　　　　　退縮到新疆再投奔蘇聯？？
　　　　　　
　　　　　　或許可以這樣：既然蔣光頭那麽窩囊，何不廢了他？象當年張楊做過的那樣？
　　　　　　或換成另種思路，比如按汪精衛先生的主張，中國就不至於與日本拉開距離了。而是‘日中提攜’，共建‘大東亞共榮圈’。那時，最多隻是亡國奴的‘支那人’作為皇軍的‘二等良民’，而實現“中日一體，沒有距離”，這本身既符合大日本利益，也符合‘一些中國人’的心願？
　　　　　　
　　　　　　當然，如果因命不好，讓偶遇到那種年月，我隻選擇一個字：死’。當‘人體炸彈’去死。省得活到當今，看樓主挖苦我的不幸的國家、因國難慘死的爺爺奶奶和衛國死去的軍人。
　　============================================================唉，同感。中國慘勝，卻實實在在是勝了，這是我們應該自豪的事。提起抗戰，我們更多地應該想到中華兒女是怎樣浴血奮戰，蕩氣回腸；而不是怎樣沒用被欺負。民族需要反思，但反思應該建立在自我認可的基礎上，而不是失去了民族自我認可感的否定，應該給民族前進的自信而不是倍受打擊的自卑，畢竟，抗日戰爭，是一場正義而且贏了的戰爭。
 

 

 
　　淞滬會戰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至11月12日中國軍隊西撤，曆時3個月。在此期間，日軍投入近10個師團的兵力，共約28萬人，中國先後調集中央部隊和駐廣東、廣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部隊，總計兵力約70餘個精銳師，投入戰鬥。在會戰中蔣介石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國軍將領指揮上的低劣暴露無疑。淞滬會戰中的消極防禦，主要表現為下述三點:死守陣地、硬拚消耗,專守一線兵力分散, 專注正麵忽視翼側　。把70餘萬大軍部署於敵掌握製空權、製海權的濱海城市，單靠拚消耗，拖時間，幻想求得國際幹涉，祈求洋人隔靴撓癢癢來解決中日戰爭，這是違背抗日戰略指導上的嚴重失誤。 國軍初期曾發動過遲的不成功進攻，3個精銳師（36、87、88師）並加強炮兵、戰車等單位，在張治中指揮下居然攻不破日軍僅一個旅級海軍陸戰隊的防禦，中期是慘烈的防禦和夭折的反擊，在部隊損失慘重而敵增援開辟新的戰線之後，終以國軍全麵撤退而失敗告終，並有部分部隊潰散。
　　
　　失敗原因：初期進攻不力，中期消極防禦，屢次投入兵力，以數量優勢的人員拚敵軍優勢火力。就“協同”而論，張治中、陳誠、馮玉祥（至少名義上）、顧祝同，還有蔣本人造成戰役指揮連續更替，部隊隸屬及作戰區域更縹忽不定；反攻時非但選擇敵火力強盛之處以大量輕步兵進攻敵正麵，且缺乏部隊配合，未能在寬正麵發揮數量優勢；應撤退時猶豫不決，延誤時機，造成大部隊撤退準備時間短缺而致使部分潰敗且損失大量裝備。
　　
 

 

  
　　淞滬戰役之檢討
　　白崇禧
　　（一）對日軍之檢討：
　　１．敵人利用淞滬沿海之形勢，發揮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之威力，以裝備之優良，訓練之純熟，發揮各兵種在戰場上之戰力，予我軍創傷甚重。
　　２．日軍官兵在戰場上均能發揮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有武士道與大和魂之精神，彼雖為我之敵人，亦應取其所長而效法之。
　　３．敵人之紀律太差，對民眾奸淫、擄掠無所不為。我軍雖裝備不如敵人，因日軍之行為所激起同仇敵愾之心理，卻為抗日戰事中激發精神之利器。
　　
　　（二）對國軍之檢討：
　　１．國軍官兵深具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於淞滬戰場雖製空、製海權操之於敵手，而我方之裝備訓練亦遠不如敵人，然我軍悉能以血肉之軀與日軍相抗，其視死如歸之精神可歌可泣。
　　２．我軍以劣勢之陸軍裝備，抵抗敵軍海陸空聯合作戰之優勢，所憑藉的全是愛國精神。自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九日將及三個月，我軍傷亡雖重，但敵人損失也不少。打破日軍閥三個月征服中國之迷夢。
　　
　　３．我軍因無空軍掩護，炮兵又少，攻堅非常困難。抗戰期間，我軍攻陷敵人堅固陣地之戰役，固不乏其例，如昆侖關與密支那兩場戰役，但終屬少數，考其原因乃在於武裝不如敵人。
　　
　　４．日軍炮火猛烈，又有空軍掩護，我軍進攻效果很小。
　　早在1925年，東北軍就已能成熟運用炮兵群戰術，並在第二次直奉戰爭與南口戰役取得不錯效果。1930年中原大戰，中央軍也編組兩個炮兵集團，於隴海路、津浦路戰線大顯神威。{看看這幫玩意兒除了在內戰中會使用現代兵器並大發神威外，一遇外侮變成了軟蛋。淞滬會戰中炮兵根本就沒起任何作用。潰逃時這些德械裝備都扔給日軍了。}“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炮兵將領鄒作華出任炮兵學校教育長，一批優秀的東北軍炮兵軍官擔任教學工作，新一代炮兵繼承了東北軍的炮兵優點，抗戰軍興，國軍對炮兵群操作已具有較高的戰術水平，但縱觀初期抗戰，炮兵確熱衷於將單一類型火炮以營、連、排單位配屬陸軍作戰，效果不尚理想，蔣介石在淞滬會戰中期曾訓令前線指揮官：“各軍師長對於炮兵使用，與步炮合同動作，多不研究。故此次緒戰，不能利用我最新式之炮兵武器，以致不能取勝，此為最大缺點。以後應特別注重研究為要。”
　　
 

作者：秦漢軍團　回複日期：2007-4-30　17:56:32　  
　　５．我軍訓練遠不如敵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遠遜於敵人，步兵對輕重武器因訓練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發揮較大之威力。
　　
　　（三）國際對滬戰之評論：
　　
　　我軍在淞滬作戰，裝備雖居絕對劣勢，因為英勇抵抗，贏得國際間一致之讚譽，{刀客曰：我軍精銳浴血奮戰，死傷陳藉就是為了博得洋人的叫好？消滅不了敵人最起碼要懂得保護自己，可是肉頭們就知道一舉一動是讓洋人看好的？}，今列舉數條如下：
　　
　　１．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倫敦海通電雲：此間各報對上海前線華軍於猛烈抵抗後，能按照預定計劃，作最有秩序之撤退至業經布置妥當之防線，一致表示欽佩。英國《泰晤士報》發表社論，特別提出華軍之英勇抵抗，並稱日軍尚未獲得其摧毀中國軍隊之主要目的。即此次兩軍作戰，雙方傷亡慘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之榮譽，此前所未聞者。須知若幹華軍器械，猶未充分，但一般所認為不能保持一日之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種奇跡，自屬難能可貴。上海一隅之抵抗，對於整個中國均有極大之影響。
　　２．十一月二十八日倫敦路透社電雲：《泰晤士報》同日社論，對淞滬戰事之最近一幕有所評論，先論本報對於此次上海作戰中國部隊之英勇智謀表示最大敬意，繼謂日軍欲使華軍有計劃退卻變為總潰散，殆將感力盡精疲之苦。日軍之最大與唯一目的，在摧毀中國陸軍，使之不複有堅強有效之戰鬥力，苟無以達此目的，則土地縱有所得，亦無多大關係。日軍縱謂殺死華兵甚多，縱謂上海戰事此後不必再延長，然實則未必如是，上海十周血戰，將有一日證明中國已安置從來未有的兵力之基礎矣。華軍現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目前雖華軍大部分猶訓練未足，武裝未齊備，並因無力量購置雨衣，猶攜雨傘（指川軍）與俱，雖如此猶能抵抗現代化武器，作有秩序之撤退，此種精神將在各處發生影響。
　　
　　３．十一月二十八日路透社倫敦電雲：新聞紀事報同日社論稱，華軍在滬抵抗日軍攻擊之戰績，實為曆史中最英勇光榮的一頁。滬地華軍之忠勇抗戰，當可感動參加九國公約之諸代表，為維護國際法起見，同取均勢之堅決立場，各國有較中國所有更強之武器，力能發起對日之國際抵製，此舉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棄侵略之狂暴行為。以上是英國報紙對滬戰之批評與推崇。這種國際間之同情，與國內人民情緒得到安慰，全是三月來淞滬抗戰犧牲三十萬部隊之悲慘結果。
　　
　　上海戰場撤退之後，蔣委員長對戰地之轉移，有下列之訓示：（一）此次淞滬戰爭已給日人絕大之打擊，充分表示我們軍人為國家為主義決死抗敵的精神；（二）紀念光榮戰死之官兵，就要繼續他們犧牲的精神，完成他們的遺誌；（三）高級將領應加倍勤勞，認真研究改進部隊的缺點，講求有效的戰術，以減少官兵的傷亡，增大戰鬥的力量；（四）今後作戰應注重之要點：此次上海陣地轉移，我們移至滬戰最後一線，大家應抱定犧牲的決心，誓死固守，與上海共存亡。
　　
　　點評：此戰曆時3個月，中國軍隊雖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區死打硬拚，注重正麵防禦，忽視側翼安全；日軍裝備優良，采取正麵強攻戰術，卻屢遭挫敗，後改從側後登陸，迂回成功。日軍參戰兵力達9個師20餘萬，傷亡4萬多；中國軍隊有近百萬兵力投入作戰，傷亡30多萬人。此種以短擊長，毫不利己，專門利日的戰役還是少打。這樣的打法是亡國之戰。日本軍部不知有多興奮呢。
　　
 

  
　　曾振將軍曾在抗戰初期上海作戰記事一文中記述撤退情形：
　　
　　敵人既在上海中國軍隊之兩翼大規模的登陸，中國軍隊此時不但沒有強大的預備隊，連相當兵力的預備隊也沒有，不能阻敵人兩翼的進展，如不撤退，則有受包圍殲滅之虞，因此我統帥部乃決定總退卻。在右翼的中國軍隊，於十一月六日即逐步撤退。在上海中央及左翼戰線的中國軍隊，於十二日開始迅速撤退。由於敵人先向我嘉興方麵攻擊，我軍不能向杭州撤退，隻能向南京撤退。可是上海至南京之交通，以京滬鐵路及京滬公路為主，鐵路公路以外，甚至平行的道路，而鐵路公路兩旁有無數的小河流，而這些小河流，大都水很深，不能徒涉，橋梁甚少，老百姓之來往交通，多藉小木舟來往的，所以國之退卻，各部隊隻能沿鐵路公路走，橋梁也有遭敵機炸斷的，退得早的部隊，因為路不擁擠，大致是保持建製，秩序完整的行軍，但在稍後退卻的部隊，單位既多，大家擁擠在鐵路公路上，部隊長起初何嚐不是想把部隊掌握得有秩序的行軍，建製不紊亂，保持軍隊的力量；但是到了以後，敵機日夜在空中盤旋，不斷的轟炸掃射，秩序大亂，甲部隊的官兵混雜到乙部隊裏去了，乙部隊的官兵又被擠雜到丙部隊裏去了，建製混亂，營連排長對於所屬官兵我去了掌握控製，亂得一團糟，誰也不能指揮誰，日夜行軍，又無補給，官兵隨地就食，團長找不到營長，師長找不到團長。軍長軍團司令總司令接到了上級的命令，轉到下麵，各級司令部的位置時時在變動，命令無法送達，即使命令送到，亦無法指揮。初時委員長下令上海撤下來的部隊，應守住吳福線的國防工事，如不遵命，即以軍法從事；但是命令轉下去，無人遵命去守。有一部份部隊奉命去守，可是鋼骨水泥堡壘鐵門的鑰匙，原先是交由當地保甲長代管的，由於敵機空襲，兵荒馬亂，保甲長逃避一空，鑰匙也找不到，鐵門不能打開，人也進不去。所以花費很多時間金錢構築的國防工事，沒有發生效用，部隊就像潮水一般的退下來。有些指揮官由於鐵公路上擠滿了人，無法通過，隻得由水中泅過小河而行。以後，委員長又下令部隊要守住錫澄線的國防工事，如有違誤，即以軍法行事；但是由於以上的原因，錫澄線也沒人去守了。有些先從上海撤下來的部隊，業己到了南京外圍接受命令，整理補充擔任南京的防衛，正在構築工事中；可是這些潰退後到的部隊，一直退到南京東方句容湯山等處附近，由各部隊分別豎立旗號，準備夥食，自己收容，然後編組整理，再擔任南京防衛任務。
　　
 

　　張發奎將軍曾於八一叁淞滬戰役回憶一文中，提到下述一段話：
　　
　　十月卅日，左翼方麵的戰況己達到極度的不利。突擊我大場陣地的敵軍已在周家宅姚家宅兩處強渡蘇州河，上海市區的我軍便感受到側背的重大威脅。以當時的情況判斷，敵人似有從有大場以西向左右席卷的行動。...從整個戰略上著眼，敵人強渡蘇州河後，退卻已是無可疑義而不能再遲延的事。這雖須要最高統帥部作很困難的決定，須當機立斷的即下決心，但指導大軍作戰者，其最困難的條件也就在此。
　　
　　齊錫生先生在抗戰中的軍事一文中(收錄在抗戰勝利的代價)曾評述：
　　此戰役之最後失敗，其責任並非戰略之錯誤，乃是執行上的偏差。設若中國軍隊能提早兩周脫離戰場，從容撤退以保存實力，則此戰役將是抗戰史上最輝煌的勝利。可惜統帥部未能充分掌握戰場變化，一心指望敵人防線崩潰，待敵人大量援軍登陸，並直接威脅中國軍隊側翼防線時才倉惶撤退，已無法挽回全線潰敗的結局。
　　3、日軍於吳淞至瀏間地區登陸，希望能解除當地日軍被圍殲的危機，並力求擊滅中國軍隊的主力；但因登陸地區正如中國軍隊所預判，且距中國軍隊主力部隊不遠，中國軍隊可立即抽調部隊予以拒止，甲此日軍難以形成包圍態勢，進而迫中國軍隊決戰。至於其重點指向蘊藻濱，企求突穿後各個擊滅中國軍隊，如果中國軍隊能及時撤退，日軍也無法達到目的。總之，日軍此項登陸，僅能解決其上海駐軍被圍殲之危機及壓迫中國軍隊後退而已。
　　4、當日軍登陸成功後，其被圍攻之部隊已無被圍殲的虞慮時，則其在瀏河川沙口附近登陸的主力部隊，應指向太倉地區，該方麵為中國軍隊側翼，且兵力薄弱，日軍可由該地區直趨京滬線，截斷中國軍隊主要補給線，或可達到擊滅大部份中國軍隊的目的。
　　雙方之傷亡
　　此役中國軍隊投入戰場多達七十五個步兵師九個步兵旅警團教導總隊與特種部隊，總數超過六十多萬人，日軍參戰部隊約廿七萬人，至於傷亡情形，日軍於金山衛登陸前，已陣亡九一一五人，受傷叁一叁五七人，中國軍隊則損失慘重，但因各軍師傷亡資料多未往上呈報，至今仍無正式傷亡統計，各家估計數字仍有蠻大之差異，據估計傷亡至少卅五萬人以上。
　　
 

　  
　　民國軍委會作阿Q式的結論
　　
　　正確的戰略指導為獲得勝利的根本。戰略上的成功遠比戰術上的成功還要重要，而戰略上的錯誤，亦非戰術上的成功能加以挽救。日軍在滬戰的勝利係戰術上的勝利，但從此在態勢上即不利於日軍，日軍後來雖攻下武漢卻失掉勝利的機。楚漢相爭時，項羽七十二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卻敗在劉邦的持久遊擊迂回戰，而在垓下被圍殲。二次世界德蘇戰爭中，希勒特將主力指向兩翼卻不直指莫斯科，德軍雖在南方基輔打勝仗卻逐步步上敗亡道路，劉邦和史達林在初期戰術上均失利，即一直打敗仗，但卻贏得勝利。
　　
　　刀客點評：自己把敵人從貧瘠的華北引誘到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可說是民族的精華所在，軍事上最不利於大兵團作戰的滬寧杭地區，遭致上海潰敗後麵臨日軍兵鋒所至，匆匆上馬而又虎頭蛇尾的南京保衛戰丟足了中國兵聖後代的人；緊接著，不足五萬的日軍在連續八個多月的魔鬼歲月裏，對我們三十多萬放下武器的軍民展開了連續八個多月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這竟被國軍統帥部自豪地稱戰略上偉大的勝利？！
　　
　　自己被人打得丟了妻女母親任由敵人奸淫燒殺，拋棄了所有家當，幾乎是光著屁股一路賽跑，卻在跑到峨眉山上後仍洋洋自得地大唱意淫之歌，人類史上真少見這種精神勝利法，就是南宋的朱熹先生再世也得佩服得五體投地。
　　
　　
 
　　1937年10月上旬，炮兵第1旅第5團團長史宏熹率團部、第2營赴山西抗戰，在忻口戰役中晉綏軍炮兵和中央軍炮兵山炮總數在300門以上，如此大規模的炮兵集結，在抗日戰爭中決無僅有。忻口戰役第一天，日軍炮兵非常驕橫，我方觀測人員清晰看到敵野炮24門在雲中河北岸陣地排開，由於山西造一三式山炮射程隻有7000公尺，晉綏軍炮兵在夜間將炮位前移，次日百炮齊發，日軍鬼哭狼嚎。忻口戰役曆時20多天，炮兵作用不可忽視。
　　太原保衛戰　
　　11月4日,閻錫山任命傅作義為太原城防司令，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前敵總司令，決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隊占領太原北郊陣地，以娘子關退下的部隊防守太原東郊，以剛增援的第13軍推進榆次待機夾擊日軍,以第35軍等殘損的7個旅擔負城防。然而兩線撤退的部隊尚立足未穩，日軍即跟蹤而至，部隊秩序混亂。5日東路日軍占榆次，6日北路日軍進抵太原城垣，7日兩麵日軍協力攻城。戰至當晚,守城官兵僅存2000餘人。8日夜日軍突破城垣，傅作義率部突圍，9日太原淪陷。
　　是役，日軍參戰總兵力約合4個半師共14萬人,傷亡2萬多人；中國軍隊參戰總兵力6個集團軍計52個師(旅)共30多萬人，傷亡10萬人以上。八路軍在會戰中有力地配合友軍作戰,平型關伏擊戰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忻口會戰大量消耗日軍有生力量,牽製了日軍沿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南下的作戰行動。惟娘子關方麵防範疏漏，被日軍乘虛而入，致會戰失敗。到太原失守為止，總共殲滅日軍一萬一千多人。
　　這次防禦戰，在抗戰初期的華北戰場上，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持續時間最長，戰績最為顯著。
　　這裏要單獨介紹一下晉綏軍的抗日名將傅作義將軍。
　　禦敵平型關，孤軍守太原
　　{孤膽英雄。別人都慌不擇路，撒丫子賽跑，傅將軍卻獨守孤城。若非委員長愛其忠勇令其撤退，傅將軍極有可能成仁於太原了。}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統領晉綏抗日軍事全權。晉綏軍共編第6、第7兩個集團軍，傅作義任第7集團軍總司令。8月，傅率部參加平綏路東段作戰。由於第68軍軍長劉汝明作戰不力，加之傅部動作遲緩，未能給在南口、居庸關、延慶、懷來一線的湯恩伯部有力支援，平綏路東段各據點於8月下旬相繼失守。9月，日軍板垣第5師團由宣化南下攻取廣靈，傅奉命在雁門關布防。日軍以雁門易守難攻，傾主力向平型關進攻，傅部奉命馳赴平型關接替第6集團軍。當日軍向傅部猛攻時，適八路軍115師伏擊板垣師團預備隊和輜重隊，殲敵千餘人，給傅部以有力支援。日軍在平型關受挫後，由東條英機察哈爾派遣兵團突破茹越口。傅向閻錫山建議由晉軍主力圍殲孤軍深入的東條部，然後向板垣師團反攻。閻為保存晉軍實力，拒絕采納，致使東條部占領繁峙，拊平型關我軍側背。9月底，傅部被迫向五台山、代縣轉移，旋奉命開赴忻口地區禦敵。
 

 

 　　
　　10月，忻口會戰開始。傅作義指揮董其武218旅夜襲敵板垣司令部前線指揮所
　　
　　{刀客讚曰：在抗戰初，國軍能有此膽魄的將領是屬罕見。即使八路軍中也鮮有此招。真乃勇武將軍也。}，並派部救援友軍。忻口會戰延續到10月下旬，曆時23天，敵人遭受重創，被阻於忻口不能前進。
　　此時，娘子關失守，太原告急，傅部奉命向太原集結。11月2日，閻錫山召集高級將領軍事會議，提出保衛太原，依城野戰的計劃。實際上，閻為保存自己的實力，已將晉軍主力調往臨汾等地，因此對於“保衛太原”，晉軍將領個個緘默不語。傅作義雖知其不可為，但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挺身而出，毅然請命。“棄土莫如守土光榮，太原城找守！”周恩來作為十八集團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對傅作義這種知難而進的精神深表敬佩，語重心長地希望他“多保重”。
　　當時，傅部主力不過兩個旅，雖訓練有素，有一定的實戰經驗，但幾個月來的南北轉戰，傷亡過半。倉卒中擴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訓練。
　　
　　6日，日軍第5師團開始進攻太原城郊，駐防城外的軍隊紛紛潰退，倚城野戰計劃完全落空，傅部陷於獨守孤城之境。7日，晉北和晉東的日軍會合，在數十架飛機和數百門大炮及坦克掩護下，連續攻城。傅作義下定舍身報國的決心，激勵部下英勇殺敵。並給榮河老家寫信，表示”隻要一息尚存，誓與日寇血戰到底，為國捐軀，義無反顧”。並以“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告慰國人和家人。（《傅作義生平》第九頁）
　　在傅作義誓死如歸的精神鼓舞下，全軍將士鹹抱決心，奮勇抗敵。
　　
　　8日敵突入城內，展開激烈巷戰。黃昏後，接蔣介石撤退電令，傅作義率部突圍，撤至石樓一帶。太原守城之戰，掩護了衛立煌、孫連仲、王靖國、陳長捷等部安全轉移。日軍雖侵占了太原，但也死傷慘重，無力繼續南犯。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陣線
　　1937年底，傅作義受任第2戰區北路軍總司令，所部35軍擴編為二師一旅，移防晉西北柳林鎮，整軍經武，以待再戰。
　　此時，傅部駐防區和陝北區八路軍120師賀龍部隔河相望，雙方信使往來不斷。交換情報，建立聯防。傅作義讚成共產黨的全民抗戰的主張，讚賞許多共產黨員的品格和才華，對周恩來十分信服，多認拜會過毛澤東主席，並同王若飛、南漢宸等結為知友。後來傅部移駐河曲，還邀請八路軍程子華、南漢宸及犧盟會的續範亭等舉行會談和聚餐，交流整軍抗戰的經驗。毛澤東主席贈送他政治書籍和論述抗戰的著作，對傅部爾後的整軍抗戰起了積極的影響。通過120師政委關向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幫助，延安陝北公學和抗大向35軍輸送了大批優秀學員，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實。
　　1938年初，傅作義仿照八路軍的建軍經驗，建立了北路軍政治工作委員會，自兼主任。總部設立政治指導室，指派周北峰（中共黨員）為委員兼秘書，軍隊各級相應設立政治工作機構，其中許多負責人由延安派遣的幹部擔任。傅還製定了《北路軍政治工作守則》，規定廢除打罵士兵；實行經濟公開；活躍士兵文化生活；幫助勞苦百姓，提倡軍民合作；實行軍政統一等等。同時還參照八路軍製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製定了《十項紀律》，對行軍、宿營、作戰等方麵的群眾紀律作了具體規定。這些做法，密切了軍民關係，受到老百姓的稱讚，顯示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氣氛。但卻遭到閻錫山的忌很，攻擊傅“把部隊帶赤化了”，“35軍已成為七路半了”。並密電蔣介石，提出要將傅作義撤換。
　　是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傅作義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傅從此擺脫了閻錫山的控製，返回綏遠。他設長官部於五原，積極整飭軍、政，除設立“動員委員會”，改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親自舉辦“抗戰建國討論會”（簡稱“抗建會”），輪訓各級軍政幹部。參加人員有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和無黨派人士。先後舉辦五期，曆時三月有餘，對促進軍政密切配合，壯大抗戰力量起了積極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國民黨當局的責難，派中央監察委員姚大海從重慶到百川堡，以“考察”為名，要傅排除共產黨。傅作義出於無奈，隻得將各軍政機構中大部分共產黨員送回延安。
　　奇襲包頭，收複五原
　　12月，日軍南犯長沙，為牽製和吸引華北日軍兵力於塞北，傅作義主動請戰，於19日夜，以35軍為主力，配以騎7師，長途奔襲敵之重要戰略據點—包頭。大同各地日軍調集重兵反撲。傅部完成牽製任務後撤回河套防區。此役往返行程近千裏，曆時半月，殲滅包頭守敵兩個團及援敵300至400人，毀敵坦克4輛。汽車60餘輛。
　　1940年春，日軍狂言“膺懲傅作義”，從平綏、同蒲沿線抽調三萬餘人，汽車千餘輛，由黑田重德師團長指揮，向綏西河套地區瘋狂進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又趁敵主力東撤後，於3月20日夜率部對盤踞五原之敵發起猛攻，血戰兩晝夜，收複五原。此役擊斃水川一夫中將，大橋少佐等日軍300餘，全殲以桑原為首的特務機關，俘淺治慶太郎等50餘人，殲滅王英偽軍兩個師，獲戰利品甚多。血戰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犧牲，有的連剩下不到10人，營、連、排長傷亡過半。至此，連續150餘天的奇襲包頭、會戰綏西、收複五原三戰役，以五原大捷告終。
　　五原大捷創國民黨戰區收複失地之先例。各黨派團體紛紛發電祝賀，各大報刊發表文章，交相稱讚。4月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電傅作義嘉勉並為請勳。4月17日，國民政府繼蔣介石之後，將第二枚最高榮譽獎章“青天白日勳章”授予傅。但傅5月23日呈文，說“五原大捷，乃所部全體官兵艱苦抗戰，奮勇抗戰的功績，個人不應領此勳獎”，而加以拒絕。傅作義自1933年長城抗戰以來，滿懷愛國熱情，戎馬倥傯，率領所部在抗日戰場上轉戰18000餘裏，進行大小戰役、戰鬥290多次，屢立戰功，成為國民黨中堅決抗日的名將。
 

 
　　
　　開發邊疆，整軍勵治
　　1940年4月，傅作義患傷寒病赴重慶醫治。7月返回陝壩，為實現“政治民主、經濟平等、言論自由”，著手對綏省政治、經濟進行若幹改革。
　　為擺脫綏省財政困難，整頓金融和稅收，將平市官錢局改組為綏遠省銀行。傅提出銀行“以服務為目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方針，將平市官錢局曆年經營的積累，除留下固定資金50萬元外其餘全部繳納省政府轉入地方金庫。同時，嚴禁煙土走私，提高煙土稅率，使煙土稅成為軍餉的主要來源之一。成立戰地複原委員會，負責處理漢奸逆產和整理土地。為此成立了處理逆產委員會和土地整理委員會（後改地政局）。沒收附逆漢奸所有土地。製定《土地法》，對王公大戶的地產進行清理，將其執照外的土地收歸省政府所有，轉租給農民耕種，政府按“三五成租”收租。這樣，農民能夠“耕有其田”，政府也可以得到大量糧食，保證軍需供應。
　　同年，在狼山縣境，創建軍耕農場，安置隨軍烈士家屬和傷殘官兵。利用丈餘公田，在臨河、五原、晏江、狼山等縣創辦了五個合作農場。1941年1、2月間，又提出“民養軍，軍助民，軍民合作發展糧食生產”的口號，開展屯田活動。對促進生產發展，繁榮河套經濟起了很大作用。
　　1942年5月4日，傅作義召集軍政高級幹部會，頒發職官十二戒條，規定：“絕不貪汙腐化”，“絕不吸食鴉片煙、賭博”，“絕不蒙上欺下、弄權欺世”，“絕不接受人民下級饋贈”，“絕不與商人來往、不兼營商業”等等，違者給以懲罰。
　　1943年提出“治軍治水並重”的口號，發放農田水利貸款，大興水利。長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揮部，統一調配軍工、民工。軍工所修幹渠達1700裏，支渠超過1萬裏，水澆地麵積達1000萬畝以上，一時有“塞上江南”的美稱。
　　1945年夏，傅作義請黃河水利委員會測量隊到河套，進行從寧夏石嘴山到後套的黃河流速、降波、河床變遷等一係列勘察。積累了珍貴的治理黃河的第一手資料。傅作義主政綏遠幾年間，凡到過河套地區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這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確是絕無僅有的業績。 　　
　　1945年5月，傅作義赴重慶參加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升任第12戰區司令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