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地華商百年曆史簡述

大溪地華商百年曆史簡述

法屬波利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法文：Polynésie française)是位於太平洋東南部的法國海外集體，也是聯合國的非自治領土。它由118個島嶼組成，包括社會群島、土阿莫土群島、甘比爾群島、土布艾群島、馬克薩斯群島等，其中有76個島嶼有人居住。社會群島是主要的群島，而其中的塔希提島(Tahiti,通常譯為大溪地)是最大的島嶼，也是法屬波利尼西亞人口最多的地區，約占總體人口的75%。其首府帕皮提(Papeete)位於大溪地島，也由此一般情況下，大溪地這個地理概念，也就泛指由該島而延伸的周邊地區，成了法屬波利尼西亞的另一個名稱。

1843年，法國就將大溪地王國(Kingdom of Tahiti)列為保護國，大溪地島成為法國的保護領地，1880年淪為法國殖民地。隨後，其他周邊島嶼也被法國占領。1946年，法屬波利尼西亞成為法國海外領地，並於1957年正式定名為法屬波利尼西亞。1984年，實行了內部自治，但法國仍然掌握外交、國防、財政和司法等權力。2004年2月，法國國民議會將法屬波利尼西亞提升為具有高度自治的海外屬地，享有自主選舉領導人、議會立法、管理經濟社會事務及組織全民公投等權力。

隨著大溪地被法國殖民開發，中國人(主要是廣東人，以客家人為主)也開始進入這個島國。雖然早期進入的中國人有許多是勞工，但也包括了一些商人，而那些勞工在合同結束後選擇留下來的，也很多成為大大小小的商人。

據資料顯示，1865-1874年，愛爾蘭商人威廉·斯圖爾特(William Stewart)從中國招募了三批共1010名契約華工來到大溪地島[1]，在獲得法國殖民者的批準後在阿提莫諾(Atimaono)種植園從事棉花種植。根據合同，契約華工每月可獲得20法郎的工資，能夠享受到食宿、服裝以及衛生方麵權益。但他們的工作極為繁重，每天在種植園中工作12-15個小時，還會因各種原因遭到懲罰。1873年，阿提莫諾種植園破產，大多數華工試圖要留下來，但相當一部分被殖民當局強製遣返。根據學者統計，大約560人沒有返回祖籍國。[2]他們獲得自由後，有的繼續留在大溪地島，有的前往土布艾群島(Tubuai Islands)、馬克薩斯群島(Marquesas Islands)尋求發展，逐步完成身份轉型，從華工發展成為第一代華商。學者研究顯示，1837-1878年間，離開阿提莫諾種植園的華工中，有大約100人在大溪地經營餐館、肉鋪、木匠或鐵匠鋪，也有的從事椰幹、香草、珍珠收購等。[3]據1892年大溪地的人口普查顯示，法屬大溪地的華人隻剩320人，其中三分之一從事農業勞動，三分之二是小商人或工匠。[4]在二十世紀初年大批華人契約勞工到來後，此前留下來的這些人就大都成為當地華人社區的主要華商。據報，在1910年左右，“大溪地的華人約七八百人，商戶約百家”。[5]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澳大利亞的華文報道稱，大溪地已有華人3700餘人，其中注冊為有限公司的華商有十家，納五號商牌稅的華商有百餘家，納六號商牌稅者超過二百多家，理發店七家，製靴店一家，洗衣店八家，做馬車一家，木匠十數人。[6]

二十世紀初年到一九二十年代期間，大溪地華商中最為著名的一位，便是陳福(Chin Foo)家族。[7]

陳福，原名陳世崇，出生於廣東寶安縣觀瀾鄉，是客家人，於1888年作為契約勞工來到大溪地島。勞工合約結束後，陳福留了下來，創設“廣利陳福”號商行，最初以製作麵包為生，隨後逐漸涉足香草和咖啡貿易，憑借不懈的努力積累了可觀的財富，是當地最負盛名的華商。隨著資本的積累，他決定進軍餐飲業和銀行業，1921年創辦了“大溪地陳福銀行”，主要服務於當地華僑華人客戶，為他們的經營活動提供貸款支持。與此同時，他也經營“太平洋航運事務所”，踏足航運業。

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給大溪地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帶來了嚴重衝擊，導致陳福銀行的放貸金額大幅減少。與此同時，銀行放出的大量貸款因經濟環境惡化而變成了壞賬，使得銀行的經營狀況日益困難。經過數年的掙紮，陳福銀行最終在1934年宣布倒閉。[8]陳福返回大溪地鄉村，重新投身於飲食行業，並創辦了椰子油精煉廠。[9]憑借其豐富的商業經驗和獨特的眼光，他再次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10]

大溪地經濟屬於熱帶海島經濟，熱帶農業、林業和漁業等第一產業較為發達，商業、服務業、旅遊業等第三產業發展較快，但工業生產能力較弱，第二產業十分落後。華商適應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在參與第一產業的同時，重點經營第三產業，經濟實力得到不斷增強。

在商業方麵，大溪地華商經營進出口貿易的曆史較為悠久。從二十世紀初開始，華商就開始從中國進口小商品在大溪地各地售賣。由於波利尼西亞與中國距離遙遠，運輸成本較高，華商還會通過白人大貿易商輾轉從澳大利亞和美國進口商品，進一步豐富了商品的來源，降低了商業成本。當時，華商建立了許多進出口貿易公司，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肖顯揚1917年在首府帕皮提(Papeete)創立的“新同興公司”(Sin Tung Hing)，主要經營椰幹和香草，進口保質期較長的食品。1941年的記載顯示，大溪地華商中之“商業大者，多經營蘇杭布疋、各國雜貨、罐頭食品、中西餐館或收買土產；商業小者則經營零星雜貨、取息頗優。”[11]

在飲食行業，華商表現出很強的創作性。華商根據大溪地人喜歡甜味食品和油炸食品的特點研製出適應大溪地人口味的“菲裏菲裏”(Firi Firi)。他們在麵粉中加入糖和椰粉等輔料製作成甜甜圈，然後油炸至酥脆，作為早餐供應。“菲裏菲裏”很快成為大溪地島的傳統美食，為人稱道。[12]還有華商從食品行業起家，向其他行業拓展，成長為頗有影響力的富商，較有代表性的是前述之陳福家族。

華商在商品農業方麵也頗有建樹。在歐洲殖民到達之前，波利尼西亞農業處於十分原始的狀態。原住民主要使用石斧、貝器和木器等原始的勞動工具進行生產，“人們用這種木棒翻起土塊，然後用手把土塊搓碎。”[13]他們栽培的農作物也比較單一，主要種植麵包樹、椰子樹、芭蕉樹，以及芋、薯、南瓜、西葫蘆等。[14]契約華工們合同到期後獲得自由身份，有的繼續進行農業生產，逐步成為華人農商，為推動大溪地農業的商業化發展做出了貢獻。據學者考察，華人農商開墾了不少土地，甚至夷平了一些山丘種植蔬菜。“每天晚上，向帕皮提市場供應卷心菜、豌豆、蠶豆、綠葉蔬菜等中國蔬菜”。[15]華商引進的新鮮蔬菜不僅改善了殖民者和原住民的飲食文化，還推動了大溪地農業的發展。法波政府承認“無論是大溪地還是其他島嶼，各年齡段的大溪地人都深受華僑華人的影響，包括他們的飲食和語言等。”[16]

華商在20世紀早中期取得的商業成績絕非偶然。他們的成功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商業經營方式較為靈活。針對大溪地原住民經濟收入不高的特點，華商采取“以物易物”方式與原住民進行交易。原住民可以用可可、香草和椰幹等農產品換取華商製作的麵包、咖啡和茶葉等。原住民甚至可以賒賬，“每年香草等農作物收獲的時候，原住民用剛收獲的農產品來償還債務”[17]。靈活的商業經濟模式，有利於華商的經營活動不受貨幣限製，進行更多類型的物品交換，也促進了華商與原住民之間的交流互動。

第二，華商的經營成本較低，在商業上表現出強大的競爭力。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隨著華僑華人社會的逐步成熟，華商家庭基於“以家庭為中心的儒家思想”建立了家庭和企業高度融合的家族式經營，“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家庭而工作”[18]。在一些小華商家庭中，男性在外麵做生意或從事進出口貿易，女性則在自己經營的商店中擔任店員或進行手工業生產；家中子女往往也參與到經營中，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此外，華商還善於就地取材，發現商機。以椰幹生意為例，早期華商發現椰幹貿易有利可圖，便在路邊撿樹上掉落的椰子進行加工銷售，“在自己沒有椰子樹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從椰幹貿易中獲利”[19]，充分體現出華商的商業智慧。

第三，華商形成了特定的移民模式，保證足夠的勞動力。大多數華商都是白手起家，他們的商業目標十分明確，往往從進行體力勞動工作，隨後經營小生意，通過不斷積累財富，在進行創業，開餐館或貿易公司。為了進一步做大生意，他們傾向於以“鏈式移民”吸引同鄉或者家庭成員移民，即把祖籍國的兄弟姐妹或周圍村莊的同姓遠親都吸引到大溪地。新到的移民一般先在華商的店鋪中謀生，其旅行費所產生的費用從工資中扣除，等到新移民熟悉環境之後，再自立門戶進行創業，並進入下一個“鏈式移民”周期。這一移民方式形成了1909-1928年的華人移民潮，尤其是前往大溪地的中國移民主要是廣東的客家人。[20]這樣的移民模式有利於華商進行互幫互助、共享有限的社會資源，也有利於他們形成移民網絡和商業網絡，在異國他鄉安身立足、逐步強大。1943年的統計顯示，大溪地華商中的大公司和商鋪及咖啡館和中西餐館有500家，雇員達1800人；小店鋪和作坊如麵包房糕點鋪、裁縫、肉店、家具店、鐵匠鋪、花生油和椰子油榨油廠、皂廠、糖果廠包括種植園等等，則有404家，雇員有3341人，總資產達8億5千萬法郎[21]，形成了一個較具規模的華商社會。

第四，華商富有創業精神，能夠通過高強度勞動創造更多財富。法國華裔學者弗朗西斯·張(Francis Cheung)曾記載了一個華商店鋪典型的工作狀態：早上5點起床，6點開門，晚上9點以後才打烊。當有緊急事務，或新收到的貨物需要及時處理時，會連日忙碌，即使星期天都照常營業。在店鋪中一般不會停歇，不僅負責貨物的分揀和包裝，還負責商品的買賣……。[22]華商為了在市場上立足，投入更多的工作時間和精力進行經營，表現出強烈的事業追求。但他們的努力有時會被殖民者和原住民誤解，認為他們進行“不正當競爭”。據駐大溪地中國總領事館在1941年的統計，大溪地華人總數有八千多人，“以業農業商者為最多，業工者則次之”，“已握大溪地商業之牛耳”。“巴北帝埠(Papeete，即帕皮提——引者)之商業，華僑占百份之九十，英法人占百份之七，土人占百份之三”。[23]

總體看，二十世紀早中期華商在大溪地取得了商業上的初步成功，西方殖民者也承認了他們的地位，指出“一半以上的帕皮提的商人都是中國人”。[24]同時，華商也確立了自己在島國的地位，法波政府承認“無論是大溪地還是其他島嶼，各年齡段的大溪地人都深受華僑華人的影響，包括他們的飲食和語言等。”[25]

根據人口統計，法屬波利尼西亞（簡稱“法波”）目前擁有27.6萬人口，其中75%的居民居住在大溪地島。[26]因此，通常人們說到大溪地的華人，實際上也就代表了泛指的法屬波利尼西亞的華人，目前，法波有約2萬多名華僑華人，[27]大部分從事商業活動，主要從事香草種植[28]、珍珠養殖、百貨零售雜貨店和進出口業務、麵包房、餐館、快餐店以及其它商業服務，亦即占法波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華人，掌握了當地百分之七十的生意網[29]，主要聚居在首都帕皮提(Papeete)等城市。1964年中法建交，為華商在法波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同時，法波地區經濟的繁榮也進一步推動了華商經濟的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首先，1966-1996年間，法國在南太地區進行武器試驗，進駐法波的法軍人數顯著增加，對食品和社會服務的需求也相應提升。為了滿足這些需求，法波不得不大量進口食品和物資，尤其是80%的糧食依賴進口[30]，為華商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其次，法波政府從此前對華人入籍限製及不允許購買土地轉為包容。1963年降低了華僑華人的“經營稅”和“人頭稅”，1973年進一步允許當地華僑華人入籍並獲得法國公民身份。這一政策賦予了他們購買土地、建造房屋、經商等各方麵的平等權利。華商可以像歐洲人一樣購買土地並享受低稅率，這大大降低了華商的經營成本，為他們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優越條件。最後，法波旅遊業的繁榮也帶來新的商機。1962年，影片《叛艦喋血記(Mutiny on the Bounty)》熱映吸引了更多遊客前來[31]，促進了法波地區旅遊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該地區經濟的繁榮，為從事餐飲和零售業的華商帶來大量客源。

由此可見，法波地區的華商得益於多方麵的優勢，包括國際環境、政策支持和旅遊業的發展等，促進了華商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在二十世紀中後期，隨著法波經濟的迅速崛起，華商經濟也迎來了轉型的契機，實現了產業升級和經營模式、經營地域的多元化拓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華商的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升級，逐漸邁向高端化。過去，華商主要聚焦於零售業、食品業和理發店等勞動密集型低端產業。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華商開始轉向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以百年老牌華商新同興貿易公司(Sin Tung Hing)為例，該家族新一代管理者敏銳地抓住了發展機遇，逐步擴大經營範圍，涉足進口建築材料、家用電器，並最終直接進入建築行業。隨著汽車的普及，新同興進一步在法波地區銷售汽油，成為梅賽德斯和福特汽車在當地的經銷商。此後，也進入休閑海事活動服務行業，銷售海釣、衝浪、遊艇等各種設備。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新同興成功轉型為商業服務和企業谘詢服務提供商[32]，順利實現了向現代服務業的轉型。

其次，經營模式也經曆了深刻的變革。傳統的華商經營往往采用家族式管理，規模相對較小。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市場競爭的加劇和國際化的發展趨勢，華商開始引入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方法，逐步建立起現代企業製度。在大溪地，麵對家樂福和康瑪(Comforama)等跨國零售公司的激烈競爭，華商將傳統的雜貨鋪和零售店升級為大型超市。許多華商的子女在美、英、澳、新等國家留學歸來後，將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家族企業，注重專業化、規範化和國際化發展，積極涉足國際貿易、跨境旅遊、房地產投資與開發等領域。[33]

最後，華商經濟的地域布局也經曆了轉型。隨著全球化的推進，華商開始將業務拓展到海外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他們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和優勢，注重研發和創新，不斷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和知名度。大溪地的黑珍珠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華商通過精心打造品牌、拓展市場渠道和提升產品質量，成功將黑珍珠推向國際市場，贏得了廣泛的認可和讚譽。

在華商涉足的眾多產業中，珍珠產業的國際影響力最大。大溪地島，因其盛產黑碟貝而備受矚目，這種貝類不僅可用於製作高端紐扣，更是黑珍珠的珍貴來源。然而，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殖民者的過度收購導致黑碟貝一度麵臨滅絕的危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科學家在大溪地實驗珍珠養殖技術並取得成功，但其商業化開發一直沒有起色。1974年，華商溫惠仁投身珍珠業，極大推動了大溪地珍珠產業的發展。他大規模開發荒島養殖黑碟貝，修建機場以便物資運輸，並聘請專業工人實行科學化管理，同時也從原籍廣東深圳等地引進所需勞工，壯大了大溪地華人社區的人口。在他的努力下，大溪地島的黑珍珠產業迅速崛起，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即成為大溪地僅次於觀光旅遊的第二大產業。憑借黑珍珠產業的成功，溫惠仁經營8座珠場、擁有5架飛機，珍珠產量每年4噸，價值1億美元，占大溪地黑珍珠總產值的一半以上[34]，他也被稱為“珍珠大王”，“法屬波利尼西亞首富”。[35]

溫惠仁在珍珠產業上的成功，也帶動了當地許多華商加入到珍珠養殖行業中。丘氏家族創辦的先施公司(Sincere)是以攝影店起家，後來經營攝影器材和電子器件的零售業。在其第二代丘子亮接管經營期間，就把生意經營擴展到珍珠養殖業上。就是說，大溪地的珍珠養殖業主要由華商所控製。[36]

華商經濟的轉型不僅使華商更好地適應市場需求，還順應了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為華商經濟的持續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今，大量祖籍為廣東的客家人華商繼續在法波開展商業活動，其中以原籍寶安(現深圳的一部分)和東莞的客家人華商尤為活躍。據報道，帕皮提現有2萬名華人(以華商為主)，其中1.4萬人原籍深圳龍崗區[37]，2000-3000人則原籍東莞。[38]也就是說，絕大部分這些華商都是二十世紀上半期來到這裏的客家人後裔。他們憑借豐富的商業經驗和跨國經營能力，通過投資興業、參與社區建設和國際貿易，為當地經濟的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簡言之，華商在法屬波利尼西亞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中間人”角色，成為西方殖民者與當地原住民之間經濟聯係的紐帶。對此，原住民對華商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沒有華商，波利尼西亞的經濟不會如此發達”，歐洲殖民者也承認，“華商是殖民地經濟得以繁榮的引擎”[39]。

粟明鮮

202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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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有學者提出赴塔希提(大溪地)首批契約勞工的數量為1018人或1071人等。楊力：《華僑華人概說》，福州：福建省僑務幹部學校，1992年，第328頁。

[2] 陳菊茹：《華人社團在法屬波利尼西亞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外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第13頁。

[3] 劉玲玲：《試析大溪地華人的融合之路》，外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13頁。

[4] 客家風華：《深圳客家人移居海外對僑居地的開發和貢獻》，https://www.sohu.com/a/591318066_121072988 (登錄日期：2024/4/29)。

[5] 《大溪地通信》，《東華報》，1914年7月25日，第7版。

[6] 《大溪地采風》，《東華報》，1914年5月9日，第7版；1914年5月16日，第7版。

[7] 巴秋曦：《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論法屬波利尼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碩士論文，外交學院2015年，第28-29頁。

[8] “Run on Bank. Banque Chin Foo Ceases Payment”, The Pacific Islands Monthly, March 23, 1933, p. 9.

[9] Marc T. Greene, “Fading Glamor of the South Seas.” Current History (1916-1940) 39.5 (1934): 560-564.

[10] Glenn Cunningham and Number of Establishments. “Manufacturing in Tahiti.” California Geographer 7 (1966): 19-27.

[11] 《大溪地僑務雜卷》，國史館，典藏號：020-040808-0011。

[12] 關於菲裏菲裏的介紹，可見網絡資源 https://www.cuisineaz.com/recettes/firi-firi-105726.aspx (登錄日期：2024/3/1)。

[13] 董啟宏：《大洋洲宗教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86頁。

[14] 同上。

[15] Gérald Coppenrath, LES CHINOIS DE TAHITI: De l’aversion à l’assimilation, 1865-1966, https://books.openedition.org/sdo/186, (accessed 12/3/2024).

[16] 巴秋曦：《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論法屬波利尼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第31頁。

[17] 劉玲玲：《試析大溪地華人的融合之路》，第28頁。

[18] Anne-Christine Trémon, “Flexible kinship: shaping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mong the Chinese in Tahiti”,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23, No. 1 (March 2017), p.44.

[19] 劉玲玲：《試析大溪地華人的融合之路》，第18頁。

[20] 李元生：《大溪地的客家人》，《全球客家研究》2013年第1期。

[21] 《大溪地僑務雜卷》，國史館，典藏號：020-040808-0011。

[22] Francis Cheung, Tahiti et ses îles (1919-1945): Etude d'une société coloniale aux antipodes de sa métropole, Editions L'Harmattan, 1998, p.277.

[23] 《大溪地僑務雜卷》，國史館，典藏號：020-040808-0011。

[24] 巴秋曦：《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論法屬波利尼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第27頁。

[25] 同上，第31頁。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帕皮提領事館：《法屬波利尼西亞概況》，http://papeete.china-consulate.gov.cn/gylq/201904/t20190413_3964666.htm，登錄日期：2022/9/27。

[27]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46頁。1946年統計顯示，大溪地華人已有6390人。據1968年大溪地當局根據當地華人匯款回中國家鄉時的登記記錄進行統計，僅就此項登記的華人就有7000多人。見：張靜茹：《回首來時路》，《台灣光華雜誌》1990年9月。載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37c69b5b-d74e-4324-8721-b9eb4481de05&CatId=7&postname=%E5%9B%9E%E9%A6%96%E4%BE%86%E6%99%82%E8%B7%AF (登錄日期：2020/6/22)。

[28] 在戰後到1950年代的相當長時期裏，國際市場對香草需求極大，而大溪地的香草種植和貿易大都掌握於華商之手，故此間華商在香草貿易中大獲其利。見《海外各地商情報告》，國史館，典藏號：020-049907-0022。

[29] 張靜茹：《擺蕩在歸人與過客間——大溪地華人》，《台灣光華雜誌》1990年9月。載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f7185b87-dc01-494f-a0c0-eec71c7faa6c&CatId=7&postname=%E6%93%BA%E7%9B%AA%E5%9C%A8%E6%AD%B8%E4%BA%BA%E8%88%87%E9%81%8E%E5%AE%A2%E9%96%93%E2%80%94%E2%80%94%E5%A4%A7%E6%BA%AA%E5%9C%B0%E8%8F%AF%E4%BA%BA (登錄日期：2020/6/22)。

[30] 龔抒編：《美洲大洋洲國家概況 1995-199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453頁。

[31] Melvin Ember, Carol R. Ember, Lan Skoggard,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vol. II, New York: Springer ,2004, p.744.

[32] 巴秋曦：《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論法屬波利尼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第27頁。

[33] Melvin Ember, Carol R. Ember and Lan Skoggard,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p.744.

[34] 海南京潤珍珠博物館編：《珍珠 源遠流長的文化和無與倫比的美麗》，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11年，第128-129頁。

[35] 盧忠光：《70年的變遷，東莞商人成功密碼》，廣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第149頁。

[36] 雲達忠：《南太平洋國家華人的經濟角色與文化認同》，《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48頁。

[37] 孫錦：《市領導會見法屬波利尼西亞帕皮提客人開拓文化旅遊合作新領域》，《深圳特區報》2011年3月22日，第A03版。

[38] 東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東莞市誌 1979-2000 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84頁。

[39] 陳菊茹：《華人社團在法屬波利尼西亞民族融合中的作用》，第27-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