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亞妹：首位定居維多利亞的中國人

雷亞妹：首位定居維多利亞的中國人

雖然澳大利亞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因庫克船長帶領的船隊抵達而成為英國領地，但直到1788年，才有第一批英國移民抵達，從而開始了這塊土地的殖民和開發過程。在此前後雖亦有中國人曾經踏足這塊土地，但缺乏正式記載，能夠確認的抵達澳大利亞定居的最早的中國人是來自廣州的麥世英(Mak Sai Ying)[1]，他於1818年抵達悉尼(Sydney，當地華人通常譯之為“雪梨”)。因早期整個澳洲都處於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2]的統治管轄之下，在1820年代之後，現在的各個州才陸續從新南威爾士分離出來，故麥世英也算得上是最早來新南威爾士州定居的中國人。

而雷亞妹(Louis Ah Mouy，也稱雷亞梅，或直接就寫成雷梅)則是第一位定居於維多利亞州(Victoria，當時華人將其譯為“域多利”或“域多厘”)的中國人。在麥世英抵達雪梨的時候，維多利亞才剛剛開發不過五年。1830年代之後，墨爾本(Melbourne，當時華人稱之為“美利濱”)才開始聚集殖民定居者。1851年，維多利亞從新南威爾士分離出來，成為大英帝國下屬的獨立殖民地，以墨爾本為首府。而也就在這一年，雷亞妹來到墨爾本，成為第一個進入並定居該地的中國人。

雷亞妹是廣東省新寧(台山)縣大江塘麵村人，生於1826年。成年後，他學到木工手藝，奔赴英屬馬來亞謀生，尋找發展機會，在檳榔嶼(Penang，檳城)的漆木街開店以木匠為業，專事家具製作及木屋搭建。他在檳城的生意如何，因無記錄，不得而知，但他在1851年時受雇於一位名叫葛南鼎(Glendinning)的英國船長，從檳城前來墨爾本為其建造三棟木結構的房子。這位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英國船長，堅信新加坡橡木是建造房子的絕佳材料，而在當時墨爾本的歐洲定居者所建住宅樣式中，使用橡木建房還是屬於比較稀缺者。因此他在馬來亞買好橡木，並找到雷亞妹，充當其房屋的建造商。顯然，他是在檳城市場經過比較鑒別而選中了這位年輕的中國人。以此推論，雷亞妹應當是在當地行業中已經有一定名氣，並在木結構房屋建造方麵有一定成就，為葛南鼎船長認可，遂與其簽訂合同。於是，雷亞妹搭上葛船長的那艘載重171噸的“Wanderer”號船，[3]與其購買的這批新加坡橡木一起，在墨爾本最早的定居點威廉斯敦(Williamstown)上岸，為其建造房子。因一紙合同之故，也就使他成為“澳洲域多厘省華人抵境之始祖也”。[4]

葛南鼎船長確實獨具眼光，所托宜人。在接下來的一年裏，雷亞妹勤懇努力，圓滿完成了合同。七十年後亦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他按約建造的三座木房仍有兩座仍然完好地矗立在南墨爾本區的塞西爾路(Cecil Road)和墨爾本港口威廉斯敦區的美利濱路(Melbourne Road)上，就顯示出雷亞妹的木工技能與房屋建造水平確實了得，經得起風雨和歲月的考驗。當然，他也由此掙得了應得的那份收入。

就在雷亞妹抵達維多利亞的前後，當地發現金礦，頓時許多當地人丟掉城裏工作，湧向荒野，冀望短期暴富；世界其它地方的各色人等，得獲消息，也從各地湧來，尋找發財機會，使得維多利亞成為距美國加利福尼亞淘金熱興起未及幾年之後的又一個淘金熱點。逢此良機，雷亞妹自然不會錯過。當房建合同完成後，他成為自由身，就投身於在巴辣拉埠(Ballarat)和品地高埠(Bendigo)及其周邊地區的淘金大軍之中。他在淘金中運氣奇佳，所獲不菲。因當時這些鄉村仍處荒野，與墨爾本尚未開通道路，交通落後，山賊出沒，許多淘金人備受劫掠，常有人財兩空的情形發生。雷亞妹曾懷揣從耶伊(Yea)地區所得之價值500鎊的金塊，晝伏夜行，順利返回墨爾本。此後，他故技重施，都是拿著價值500鎊左右的金塊，往返於淘金地與墨爾本之間，且每次都很順利；即便曾有險情出現，他都機智躲過，化險為夷。獲利豐厚的雷亞妹兄弟情深，趕緊修書一封，寄往家中，通告幼弟即刻束裝前來，抓住良機，共同富裕。但該信並未送達其弟，而是被香港或廣州當地洋行職員或郵差私拆，為信中所述掘金前景所吸引，將澳洲維多利亞的淘金信息在廣東省四邑及珠三角地區傳播開去。受此影響，自1852年開始，大批廣東人湧入澳洲，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淘金熱。因澳洲的這場淘金熱距1848年在美國西部加利福利亞州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淘金潮才不過幾年，當時也吸引大批廣東人前往淘金，將其稱為“金山”；待到大批廣東人抵達澳洲的維多利亞，也試圖在此實現同樣的夢想，遂將該地稱為“新金山”，以示區別。1852年，第一批得到上述消息的廣東人通過雇主安排來到維多利亞淘金；次年他們中的19人回鄉，又帶回一批人來到礦區掘金。[5]到1861年，澳洲已聚居有約40000中國人，主要分布於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士，占當時在澳總人口的3.3%。[6]而當時來澳掘金及從事相關商業生意及做工的廣東人，是以四邑人為主，因而澳洲媒體後來認為，這實際上就是雷亞妹提供澳洲發現金礦信息的結果，稱其以一封信，引來了37000中國人。[7]

初創時期的澳大利亞，到處充滿商機。雷亞妹很精明，他敏銳地看到了金礦區對日用品的巨大需求，因而組建運輸公司，從墨爾本以牛車和騾馬馱運各類商品，冒著山路崎嶇導致翻車的危險而進入礦區，賺取其中的差價；對於一些特殊的商品，他願意付出高價，以120鎊一噸的運費，將礦區急需商品以牛車和馬隊通過崎嶇的山路小道運入。即便這樣，這其中的利潤還是很豐厚的。比如，他在礦區賣給礦工的麵粉20鎊一噸，牛油和醃肉每磅5先令，10先令一小聽裝的沙丁魚，10先令一顆包菜，等等。而由於早先淘金時的好運氣，他一直對采礦抱有極大熱忱，投資各個不同礦區，他的名字在相對長的一段時期裏都不斷地出現在許多采礦公司的董事名單當中，比如，他是在維多利亞的耶伊、巴辣拉、伊萊恩(Elaine)、水牛山(Mount Bufflo)、布萊特(Bright)、瓦哈拉(Walhalla)等地區金礦場的合夥人。為此，他曾經賺得盆滿缽滿；但這畢竟是項投機生意，有時投資多而沒有結果，有時也因國際市場礦價的漲跌，而使之損失慘重。即便到了他快要90歲了，亦即在1910年代前期，他還去到英屬馬來亞，加股進入位於吉隆坡附近雙溪萊(Sungai Rai)的一家錫礦公司；隻是他這一次的投資，還是沒有收益。[8]也就是說，最終他在采礦業方麵，並沒有成功，隻是收支平衡。

而他在金礦上的收益，則有助於他在其它商業經商上的開拓與成功。在1850年代時，雷亞妹在墨爾本的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上開設了維多利亞的第一間碾米廠，該廠若幹年後由一家名為若伯·哈潑(Robt Harper & Co.)的公司收購過去；1852年，他也在墨爾本的士灣慎街(Swanston Street)開設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商貿公司，經營茶葉、絲綢、中國土特產及其它商品，從事進出口業務，是澳洲第一位從事中國茶葉貿易的商人。該商行一直順利運行，直到二十世紀初他去世後由其子繼續經營。1866年在維多利亞成立的澳大利亞商業銀行(Commercial Bank of Australia)，他是16位原始股東之一(另外一位華商劉光明[Lowe Kong Meng]也是原始股東)。[9]為吸引和方便大批在當地的華人使用其發行的貨幣，他建議在其錢幣上印製中文(比如，“新金山金媽士銀行 壹鎊”的紙幣)，並得到董事會的讚同。由此可見他當時財力雄厚以及在當地商界的地位。在其經商期間，他也買了很多地產物業，這給他帶來了很大利益，但也因一些地塊的處理不當，給他造成了一些損失。據報道，1895年，他就因一處地產糾紛而損失4萬鎊。[10]此外，他也曾利用自己的公司的商業地位及在主流社會的信譽，替一些當地華商做擔保，以協助同胞做生意，但也常常為此承擔後果。1891年，因墨爾本一間名為Louey Wah & Co.(雷華號)的商行經營失敗，雷亞妹商行作為其擔保人就被銀行追債，而不得不為其支付728鎊的債務。[11]

雷亞妹也熱心公益，為同胞服務，爭取權益。1854年，他與其他四邑同鄉在墨爾本發起成立四邑會館，是聯絡感情、發揮守望相助精神、濟助貧困同胞、排憂解難、維護華人利益的社團組織，凡屬四邑人(廣東省新會、新寧[台山]、開平、恩平)皆為當然會員。1856年，雷亞妹捐出南墨爾本區的一塊地，在此興建關帝廟，使之成為維多利亞華人精神寄托的最重要的一個場所，這也是維多利亞華人最早的廟宇，現在仍香火鼎盛。此外，他也是洪門義興會在維多利亞的首領之一，為僑胞濟困救貧，爭取權益，不遺餘力。當1870年代維多利亞議會為限製華人入境及各項排華措施進入立法程序時，雷亞妹與劉光明及華人牧師張卓雄一道，於1878年著書向議會陳情，從政治、經濟和法律的角度力爭華人進入澳洲的權利，呼籲當局遵守英國和大清國締結的《南京條約》中準允兩國國民自由進入對方國土及自由經商的權利。[12]在那種彌漫著反亞裔極力排華的氛圍下，他們的抗爭沒有取得多大回響，甚至也受到白人的嘲諷譏笑，[13]但他和劉、張兩位華人領袖用行動表達了他們爭取和維護華人權利的赤誠之心。1887年，當兩廣總督張之洞所派視察專員王榮和、餘瓗到維多利亞考察華僑狀況時，雷亞妹是組織當地僑民向兩位朝廷特使陳情保護華僑的委員會成員之一。[14]

雷亞妹在馬來亞時便開始學習英語，到了澳大利亞之後，其英語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非常流利，與西人溝通無障礙，也早早地歸化入籍。1855年11月13日，雷亞妹與16歲的愛爾蘭孤兒Mary Rogers在墨爾本長老會教堂結婚。[15]Mary為雷亞妹生了三個兒女，頭兩個(兒子和女兒)皆在1860年夭折，1861年出生的女兒Emily Eunice Ah Mouy(1861-1924)則活了下來，隻是Mary在1862年7月去世。[16]而在1861年，雷亞妹再娶了也是16歲的中國出生的Ang Chuck為妻，後者為他生了十二個孩子，包括三個女兒和九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生下來後夭折)。其最小的兒子雷美好也很有名氣，是墨爾本市政府著名的建築師。

1918年4月28日，92歲高齡的雷亞妹在墨爾本家中去世。[17]在過去的近七十年中，雷亞妹是墨爾本殷商，服務社群，在商界頗負盛名，華洋兩界朋友至交眾多，備受尊崇。許多偏遠鄉鎮外埠的鄉親同胞甫聞其逝世噩耗，紛紛致電暫緩出葬，俾得下埠送葬。至其出殯之日，中西名望人士為其執紼著，人數甚眾。從其去世後的由華洋兩界組成的送葬隊伍及眾多人數，就充分反映出人們對這位墨爾本城市建設的先驅及在金礦開采業和商業貿易的發展等方麵做出貢獻的高度認可。

上：雷亞妹(雷亞梅)照片；下：雷亞妹夫人Ang Chuck照片。

1860年代澳大利亞商業銀行(新金山新媽士銀行)發行的壹鎊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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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麥世英還有其他英文名字，即John Pong Shying, Mak Sai Pong, Mark Pong等。1796年出生的麥世英來澳五年後，於1823年在雪梨西郊Parramatta與一來自英格蘭的婦人結婚，生有四子，並在這裏經營旅館。據認為，他或在1840年代之後返回了中國，也可能此後改名改姓，並最終死在澳洲。詳見Jason Fang (10 June 2018). "200 years of Chinese-Australians: First settler's descendants reconnect with their roots". Abc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06-10/first-chinese-settlers-descendants-reconnect-with-their-roots/9845804). Retrieved 26 July 2021; Kim Tao (14 February 2018), “Two Centuries of Chinese Migr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https://www.sea.museum/2018/02/14/two-centuries-of-chinese-migration). Retrieved 26 July 2021。

[2] 到1859年，Queensland(昆士蘭)從新南威爾士分離出來成為與維多利亞一樣地位的獨立殖民地，新南威爾士的領土麵積就縮小到現在的規模，成為與其它殖民地並列的地位，到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後，也跟其它殖民地一樣，成為聯邦政府下麵的一個州，或者叫省。當時的華人將其譯為“鳥修威”或者“鳥沙威”省。

[3] “Advertising”, South Australian Gazette and Mining Journal (Adelaide), 29 March 1851, p. 1.

[4] “雷梅逝世”，《東華報》(Tung Wah Times)，1918年5月18日，第7版。

[5] 見梅偉強、張國雄主編：《五邑華僑華人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4頁。

[6] Wilson Au-Yeung, Alison Keys and Paul Fischer. "Australia-China: Not just 40 years” Archived 2013-01-30 at the Wayback Machine, Economic Roundup, 2012(4).

[7] “Victoria’s First Chinese: Story of the Gold Fever-One Letter Brings 37000 Immigrants”, Elmore Standard (Vic.), 25 May 1918, p. 6.

[8] “Victoria’s First Chinese”, Myrtleford Mail and Whorouly Witness (Vic.), 6 June 1918, p. 9.

[9] “Commercial Bank of Australia”, Geelong Advertiser (Vic.), 5 April 1866, p. 1.

[10] “A Chinese Insolvency”, The Age (Melbourne, Vic.), 6 March 1895, p. 7.

[11] “Legal Notices”,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28 February 1891, p. 10.

[12] 該書於1979年出版。詳見：Lowe, Kong Meng, Cheok Hong Cheong, and Louis Ah Mouy, eds. ,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Australia 1878-79. FF Bailliere, 1879.

[13]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Australia”, Geelong Advertiser (Vic.), 18 January 1879, p. 4.

[14] “Chinese Commissioners, Their Mission to Australia”, The Age (Melbourne, Vic.), 27 May 1887, p. 5.

[15] “Married”,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15 November 1855, p. 4.

[16] “Family Notices”,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23 July 1862, p. 4.

[17] “Family Notices”,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30 April 1918, p. 1. 他的妻子Ang Chuck已在1916年11月6日在墨爾本的家中去世，享年70歲。見：“Family Notices”,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8 November 1916,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