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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熱帶高原台地的“中國人內戰”

(2021-12-13 23:05:50) 下一個

澳洲熱帶高原台地的“中國人內戰”

1911年10月10日中國辛亥革命的結果，是結束封建帝製，進入共和時代。

可是就在上述中國革命成功，結束南北內戰對峙的這段時間裏，澳大利亞東北部熱帶高原台地上的華人社區，卻在1912年2月爆發了一場當地傳媒所宣稱的“中國人內戰”。究其原因，顯示其與中國辛亥革命的結果相關，當地媒體將其視作革命黨人與滿清王朝保皇黨人之間的一場內鬥。

從某種意義上說，華僑是革命之母。在清末一係列的反清運動中，海外華人都是革命黨同盟會的中堅力量，尤其是洪門組織，不僅捐款獻金，也出人出力，直接參與。澳大利亞華人亦不例外，他們對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由孫文擔任臨時大總統)，給予了極高的禮讚，並籌款表示支持。2月12日，清帝遜位；三天後，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3月10日在北京就任，臨時政府遷都北京。在這段時間裏，澳大利亞各地華社都分別舉行大型活動，以慶賀中國的新生。而上述的所謂“中國人內戰”，就發生在這個時間段裏。

位於昆士蘭省東北部重要港口堅市埠(Cairns)西部約80公裏海拔500-1000米上的丫打頓埠(Atherton，現譯“阿瑟頓”)，是這塊熱帶高原台地的中心城鎮。這裏陽光充足，雨量豐沛，是玉米種植的重要區域。到1910年前後，在昆士蘭的5000多華人(主要是廣東人)中，就有1200人左右聚集在丫打頓埠，除了經商的店主，大多都從事玉米種植。正因為該埠華人眾多，這裏也在19世紀末由來自廣東省各邑華人在其邊緣地帶建有一個中國城，叫做杉樹鎮。鎮上有侯王廟，公各界祭祀之用。

(上：熱帶高原台地在昆士蘭的位置；下：Cairns-Atherton-Innisfail的交通示意圖)

澳大利亞洪門三合會也叫義興會(亦即致公堂)，向來支持革命黨，於1910年前後開始進入丫打頓埠設堂拜會。在澳洲，義興會主要以台山人為主，四邑人為中堅。雖然他們很多人也都經營土特產和進出口商鋪及果欄，比如進出口商行東主李在，但煙館妓院和賭場番攤也基本上由其成員把控，畢竟長期以來這也屬於幫會的傳統經營範圍。最主要的一件事則是，1911年是高原台地玉米的大豐收年，義興會以籌款支持中國國內革命黨活動的名義，意欲在所有華人種植者的玉米成品交易中每噸抽取三元作為捐資。而在該埠經商和種植的主體人群則是香山(中山)人，向來就與四邑人積不相能，因其人數眾多，且其領袖人物方安是進出口商行的東主，幾年前從達爾文港轉來該埠發展，他在達爾文經營商鋪時就與義興會有過節。為此，他成立斧頭仔會，暗中與義興會對抗；後因該斧頭仔會名字太過於負麵，改成了公益會，隨即再改為農工商會。方安與其他香山籍商人因痛恨義興會，遂抓住其有意收捐三元之事，謂為勒索，並稱其迫人入會，逼良為娼，以此鼓動玉米種植家拒交此捐，增加其對義興會惡感。由是，暗中雙方已經勢同水火，平時或許在表麵上還能相安，但如果碰到特定事情，雙方矛盾激化就會引爆衝突。

自武昌起義爆發成立軍政府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澳大利亞的華人皆熱烈響應，各埠華社都舉行升旗禮和籌款資助以示慶賀。義興會在丫打頓埠也不例外，除陸續在該埠及周邊的堅市和者爐頓埠(Geraldton，後改稱Innisfail[煙尼士非爐])等地舉行升旗儀式慶祝之外，更主要就是發動捐款，支持軍政府和臨時政府。為了與義興會對抗，香山人對外聲稱前者勒人捐，而倡設香山捐，公開打擂台，爭奪籌款權。這一爭執迅即從執事層蔓延到普通會眾層，雙方惡感加劇。

1912年2月20日，香山人以新春為名，結伴出埠閑遊。他們在中國城與義興會眾相遇，產生口角。舊恨新仇，就在此刻爆發。雙方遂大打出手，以磚頭、木棒、鐵棍、酒樽等為武器，殺聲震天，雙方各有負傷掛彩者。義興會人少，眼見寡不敵眾，遂派人飛奔進相距不遠的丫打頓鎮裏警察局告警，告知是革命黨人與滿清保皇派之間的爭鬥。於是，警察局立即出警加入中國城，製止了這場打鬥，並將方安等四人當場拘捕，以便處理。當地報刊從警務部門得知此次事件經過，尤其確信是華人中的反清派與擁清派之間的爭鬥後，遂大肆報道，將其稱之為“中國人內戰”。

雙方在周邊城鎮都有親友和擁躉，平時也常有往來，互相支援。由於英文報紙每天出版，堅市埠的華人社群過了一天便得知了消息，義興會很快便組織了一批人，攜帶器械和就手兵器於2月24日搭乘火車前往丫打頓，進入中國城增援。而就在這幾天，者利頓埠周邊的義興會眾也正好陸續集中到這個昆士蘭北部甘蔗種植園中心城鎮開會，他們也準備好了打鬥器械，甚至包括火器，在當月28日從者利頓埠乘火車或輪船去到堅市，再由那裏轉車前往丫打頓增援同門兄弟。據估計，幾天時間裏，有大約200多華人糜集到丫打頓埠，其中也包括一些要為香山幫兩肋插刀的人，準備參與上述兩派之間的進一步械鬥。由於警察在丫打頓埠兩派打鬥的當天便出手製止，使事態沒有失控；但兩派的對立情緒仍在，且謠言漫天飛，加上從堅市埠和者利頓埠前來增援的華人人數眾多，動靜很大，警察早已預見到形勢可能會惡化，遂采取斷然措施。從28日起，派員在車站值守，但凡見華人手執家什凶器，一律收繳。此舉阻嚇效果明顯，許多華人為免被公差拿問及收繳凶器，隻好在丫打頓前站下車，將凶器藏與田間，然後走路去到丫打頓中國城。此外，警方也重兵把守中國城，見有人群聚集就予以驅離。如此，有效地震懾住了蠢蠢欲動的兩派人群。

當地警方最主要的一項化解工作是，盡快將2月20日拘捕的四人送到法庭受審，因為此舉是對上述兩派在醞釀中的進一步打鬥釜底抽薪。3月1日，方安等四人被送到高原台地西端的赫伯頓埠(Herberton)法庭受審。在餘下的近四個星期裏，法庭不斷地傳喚一批又一批當時參與打鬥的兩派人員作證，加上還有一些關注庭審的人也要前來旁聽，這樣也就拆散了正在醞釀進一步衝突的雙方骨幹，將其主要注意力引到了法庭訴訟上來。這樣一來，丫打頓埠的街道就顯得平靜下來，很多商店也關門休息；但赫伯頓埠的食品店和肉鋪則大賺了兩三個星期的錢，因為這大批華人突然湧來，產生了強勁的消費。

經過大約三周左右的證詞和辯論，法庭最終明白了兩派衝突的根源所在。香山人指責義興會除了遍設煙館，最主要是放賭，尤其是在賭博中作假出千，以致參賭的香山人無端端輸去大筆錢財，因而對義興會咬牙切齒，總要找茬滋事。但法庭證詞也顯示，義興會則以革命黨自居，表示支持武昌起義及其軍政府和新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此，他們從豐收的玉米種植園抽取的每噸三元的愛國救國捐，是匯往在中國的革命黨的。他們按照協議將這筆錢交由當地的一位有名望的香山籍富商負責匯轉中國革命黨人，但後者則將錢交給了澳大利亞的中國領事，可是領事卻將錢匯給了清政府。為此，義興會將香山人皆稱之為保皇派，頗多指責，雙方矛盾越積越深。前述所謂“革命黨人與保皇派之內戰”，即源於此。有鑒於此，法庭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但還是要和為貴，遂於3月28日當庭釋放方安四人，結束此案。而在此案判決之前的一周裏，原先糜集在丫打頓及後來陸續來到赫伯頓的那些華人，已經陸續離開該地，返回他們各自的居住地，繼續原有的營生。

事實上，在丫打頓兩派雙方劍拔弩張的2月下旬，昆士蘭北部華社就已經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和影響的惡劣程度，選派出德高望重、資產雄厚的華商及領袖人物如磨士文埠(Mossman)的黃金源等人前往丫打頓與義興會斡旋調和。因義興會在此前那次打鬥中由於人寡而受傷者較多，黃金源答應其要求予以補償，同時以巨金(每人六十鎊)將方安等四人保釋出來。但方安一方認為讓步太大，且不忿被指為滿清保皇派，對黃金源的讓步不滿，導致這位斡旋的殷商拂袖而去。隨後堅市埠以香山籍為首的華商如鄭泗全等，再赴丫打頓斡旋調停。義興會見此前協議被撕毀，也就強了起來，調高了價碼，並施壓要將方安等人定罪。於是，鄭泗全等人遂铩羽而歸，議決籌集捐款，準備興訟，要與義興會死磕到底。

也就是這個時候，以雪梨和美利濱兩大華人社區為基地的澳洲華人傳媒將丫打頓的這場兩派打鬥定性為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呼籲義興會要深明大義，謀求和平解決事端。美利濱的雷美好(即最早在1852年鼓動四邑人赴澳淘金的雷亞妹之小兒子)和麥錫祥等人創辦的少年中國會則直接發電文，呼籲盡快結束這場丟人現眼的內鬥。雪梨的華人社區及致公堂也通過多種途徑，希望義興會不要再挑起事端，而是退一步媾和，不要給正在慶祝新生的中華民國之澳大利亞華人社區添亂。這些呼籲和勸告以及私下裏的內部溝通，對一直站在道德製高點上以革命黨人自居的丫打頓義興會起了很大作用，加上當地法庭的判決也是以和平為目的，此事也就此平息下來，同時通過各方私下接觸斡旋而未再起漣漪。

無論是稱為洪門，抑或義興會，甚至致公堂，其早期的反清複明宗旨所展示的與政府相抗衡烙印明顯，因而也為清末革命黨人在海外的活動提供了一個較大的舞台及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從而在武昌起義和中華民國成立的過程中，他們占據著道德高位。但這個群體或者幫會的生存基礎又擺脫不了煙賭娼寮等淵藪的影響，也受到正常商業社會規則的製約。如果越出範圍，再加上個人恩怨疊加發酵，就會失控，導致衝突。丫打頓埠義興會和香山人之間的大規模衝突械鬥，就是這樣發生的。由於衝突的時機敏感，被當地主流傳媒稱之為“中國人內戰”，而這場內部的衝突也受到整個澳大利亞華社的譴責。也可能是意識到各自群體的偏狹而導致衝突，事後各方的采取的忍讓來化解矛盾。從幾年後中國國民黨在丫打頓埠成立分部，此前衝突雙方都能加入共事，就顯示出當初法庭判決和為貴所顯示出來的效果。

1912年丫打頓埠中國人大規模衝突的事件雖然較為轟動，但在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裏卻無法找到一份與此相關的檔案宗卷。因此，有關此事的經過和結果，就唯有當地英文傳媒有所報導；而同時期的中文媒體對此報導則少之又少，難以窺視整個事件的全貌。但無論如何，這一場鬩牆之爭，是當時澳大利亞華人社區內部矛盾的一個真實寫照，也是在全新生存環境中，華人族群如何避免內部衝突而相互扶持共同融入當地社會的一個教訓。本文將此事件披露出來，也是想引起大家對此問題進行反思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