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北玉米種植的華人先驅——繆祖紹的粟園傳奇

昆北玉米種植的華人先驅——繆祖紹的粟園傳奇

早期赴澳大利亞的中國移民，是與幾乎同期到達的歐洲移民一起，合力開發這片土地，並建設起其龐大的農業體係。昆士蘭北部的玉米種植園(早期的中國人稱之為“粟園”)，中國人即為此業之先驅，繆祖紹(Mow Jue Sue)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澳洲的淘金熱始於1850年代，集中於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士兩省，由是，當時來自珠江三角洲及四邑地區的廣東人，最主要也是湧向上述兩地。而昆士蘭幅員廣大，在淘金熱之前來到此地殖民的西人極少，直到1820年代，英國殖民者才來到昆士蘭東南部，開始定居並向北擴展。1959年，昆士蘭從新南威爾士省拆分出來，其西、中及北部地區在此後才逐漸被勘查和開發起來。其後昆士蘭中北部陸續發現金礦，尤其是1873年北部白馬河(Palmer River)金礦場的發現和迅速開采，原先在前述兩地已經消停的淘金熱再度於這塊殖民地發散，該地許多英國移民大批北上，也吸引了大批歐洲移民前來，昆士蘭人口在1870年底迅即達到近11萬人；隨後，在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士未能圓夢發財的華工及以香山縣為主的珠三角新一波廣東人潮也蜂擁而至。1875至1879年間，就有22000中國人在昆士蘭東北角的穀當埠(Cooktown)和堅市埠(Cairns，現譯為“凱恩斯”)登陸入境。盡管昆士蘭的淘金熱隻是維持了數年，但大批湧入的粵人隨後便流向周邊鄉鎮地區，與剛剛定居於此處的第一代西方移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共同開發昆士蘭這塊廣大的土地。

丫打頓(Atherton，現譯“阿瑟頓”)是位於堅市埠西部約80公裏的高原台地小鎮，以堅市為出海口的巴倫河(Barron River)，就起源於此並和流經該地。在昆士蘭北部淘金熱消退之後，該台地於1880年代才開始得到開發。早期，這裏的錫礦開采和伐木業吸引了大批在白馬河金礦場失意的華工；隨後，大批歐洲移民開設的牧場和農場，也需要眾多勞工為其清理樹樁雜草平整土地。更重要的是，以丫打頓為中心的這塊海拔500-1000米的熱帶高原台地，陽光充足，雨量豐沛，是理想的農作物種植區域。而本身就是農民的這些珠三角粵人，事實上就成了當地耕種香蕉、甘蔗、水稻、玉米等作物的主力，他們甚至還引種了芒果、荔枝、龍眼、榴蓮等水果，包括種植蔬菜。而就丫打頓周圍而言，1908年12月5日雪梨《東華報》稱“向以耕粟園為營生，華僑千人左右，做工者百餘，小商家亦廿餘”；據同年11月17日堅市埠海關提交給總部的報告，顯示丫打頓華人總數為1200人，但同期該埠澳人的數量也未超過此數。由此可見，華人移民在當地農業開發中之重要作用。基於此，在1905年5月28日於丫打頓召開的全省農業會議上，時任昆士蘭農業廳長的鄧笛弼(Digby Denham)，就高度稱讚華人移民是該省農業開發的先驅。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年輕的繆祖紹於1899年1月從香山縣來到澳洲尋找夢想。

繆祖紹是香山縣隆都水頭塘村人，生於1879年7月24日。在1913年申請回頭紙及1916年因歐戰而根據要求而填報的外僑登記卡上，他都清楚表明自己是在香山出生；但自此之後，則聲稱是在香港出生，如在1921年和1934年兩次申請回頭紙時，就已注明其出生地是香港，由是，現在昆士蘭省政府曆史文化遺產網站上也采用此說。事實上，當年許多中國移民為能申請歸化入籍，都有將自己的出生地改為香港，因為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後，所有該地居民及在此出生者皆被視為其屬土臣民；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澳洲，也據此承認香港居民具有在澳永久居留資格，許多人就此得以申請入籍。繆祖紹很有可能也是走的這條路，並獲得成功。

繆祖紹來到昆士蘭北部後不久，因丫打頓埠華人眾多，許多人不諳英語，引起少數白人至上的西人仇視，致使一些人離開，他也去到北領地首府達爾文(Darwin)，原因是昆省海關及警察部門普遍認為，從北領地來到該省的華人英語較好，與當地澳人溝通比較容易。無論是否受這種看法的影響，繆祖紹在達爾文做了幾年工，英語也有了相當的長進。大約在1910年前後，他重返丫打頓，在緊靠該埠的小鎮滔爐架(Tolga)租地種起了玉米，有了一些積蓄。赴澳前，他已依當時的風俗結婚，應該是新婚不久便遠赴重洋；[1]1913年9月，他獲得了長期居留的權利，也申請了回國探親的回頭紙，但最終打消了回國探親的念頭。此前他在達爾文做工時，認識了一對從廣東來此發展的同鄉夫婦，他們的孩子都在當地出生，其中一個女兒生於1898年，名叫Oy Chin。1914年，已經35歲的繆祖紹與這位16歲的第二代華女結婚，由是，夫婦倆就在滔爐架埠開始了其新生活。在當時，居澳華人在原籍有妻小，再在當地娶妻或者納妾並無不妥，這樣的例子事實上也有很多。比如比繆祖紹大一歲的開平縣蛇子崗村人餘東葉(Yee Tung Yep)，1890年代中期就來到澳洲，定居於堅市埠附近。他在1905年回國探親娶妻生子後返澳，也是於1910年代中期於當地再娶了一位在澳出生的第二代華女，並且在1919年還將其帶回國探親，與在家鄉的原配及家人見麵。[2]這種形式組合的婚姻，讓男方比較容易獲得在澳永久居留權，甚至歸化入籍；即便不能成功，也因女方是當地出生，屬於澳洲公民，則可以購買土地，成為業主，這就比那些雖然可以在澳長期居留但仍然是外僑身份的在澳華人要有優勢，因後者無法購置土地，隻能租賃。

而繆祖紹在耕種粟園的同時，也在滔爐架埠開設一間果園商鋪，銷售蔬菜生果及雜貨，就以自己的名字作為店名，叫做“祖紹果園鋪”。而繆太太在協助丈夫經營的同時，也自1915年開始，為他生育了四男三女七個孩子。他們都以父親的名Jue Sue為姓，分別為長子Charles(1915年)，長女Una(1916年)，次子Philip(1918年)，三子William Lindsay(1920年)，次女Minnie(1921年)，幼子George(1923年)和幺女Mary(1924年)。至於繆祖紹為這些子女取了什麽樣的中文名字，無法得知。

由於經濟條件的改善，繆祖紹也積極參與當地華人社區活動。從1912年當地華人響應中國駐澳總領事館號召捐助新生的中華民國誕生開始，繆祖紹便積極認捐；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當雪梨華社向全澳華人募集資金支援祖國抗戰，繆祖紹都響應捐款，不落後人。而對於當地華社的組織，他也投身期間並擔負責任。早期，他參加屬於洪門(義興會)的崇新會；到1910年代中期加入國民黨，並在1920年成為中國國民黨澳洲丫打頓分部的副議長，二年後成為正議長。隻是因1922年國民黨丫打頓分部並入堅市分部，他才解除了上述社會公職。黨部合並的原因在於自1910年代之後，在丫打頓的大批華人因越來越嚴格的移民限製難以發展，選擇回國或轉為南洋其它地方，該埠的華人數量急劇減少；此外，1918年歐戰結束後，政府為安置這些複員轉業軍人，勒令在丫打頓合夥租地經營粟園的華人交還土地，轉租給這些退役軍人，由是，大批沒有地位也沒有保障的華人便在隨後幾年間隻能選擇離去，甚至離境。事實上，即便像繆祖紹這樣的家庭也感受到了經營艱難和壓力，而在1923年左右舉家去到昆士蘭北部濱海重鎮湯士威爐埠(Townsville)尋求發展。

繆祖紹在湯士威爐埠經商的具體情況如何，因無資料不得而知；但當年與他一起來澳闖蕩的兄弟繆祖根(Jue Gun)，此前都在丫打頓經營粟園，此時也一起來到湯士威爐，並就此在這裏紮下根來。隻是在澳大利亞檔案裏找不到與他相關的檔案，不知其最終結果如何，因其名字在1939年當地報紙上出現一次後再無蹤跡。也許隨著此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他也最終留在澳洲並消失於曆史之中。然而三年後，繆祖紹又重返丫打頓，利用已經歸化入籍的身份，在滔爐架埠購買了一大片土地，繼續做此前經營粟園的老本行。現在滔爐架與丫打頓之間的一條路，就是以繆祖紹的名字命名，叫祖紹路(Jue Sue Road)，路兩旁是上千公頃的農田和牧場，由此可見當年繆祖紹粟園的經營規模及在當地玉米種植業中的地位。而該路以其名命名，則是繆家當年為了抵達其粟園和運輸之需而自行修築之故。

更重要的是，繆祖紹在1925年重返丫打頓後，也斥資將位於該埠南邊中國城舊址的大片土地買了下來。丫打頓中國城是19世紀末年由在此經營粟園及其它營生的華人所建，與鎮子上西人居點有所區隔。因建造材料是杉木和鐵皮，又被稱為杉樹鎮。隨著歐戰後在此居住的華人逐漸離去，這個曾經有幾百人居住的中國城迅遭遺棄，最終破敗。在這裏，還有一座1903年華人集資用杉木和烏豆木及波紋鐵皮建造的“侯王廟”，供奉南宋國舅爺楊亮節，作為當地華人祭祀和崇拜之所。繆祖紹也在此次重返丫打頓後，眼見其日益冷落，便聯合其他幾位留居該地的華人家族共同出資維護。1967年，繆家將其在杉樹鎮的土地及侯王廟的資產轉交給另一位也是來自香山縣的方安(Fong On)家族後人管理[3]，而後者在1975年將此物業財產交給昆士蘭省政府，1992年侯王廟被列為曆史文化遺產。現在，侯王廟已經成為昆士蘭北部高原台地上的一個旅遊熱點，是了解這一帶先民包括華人移民先驅如何開發和建設這塊土地的主要去處之一。

繆祖紹在滔爐架的粟園經營非常成功。與此同時，他也跟以前一樣，仍然開設其祖紹果園鋪。1930年後，他除了繼續經營其粟園種植外，把住家搬到丫打頓埠，也把商鋪遷到這裏繼續經營，因為滔爐架的人口不到丫打頓的一半，來到這裏可以更好地發展，多種經營。可惜的是，因在1936年受傷加上多年勞作而身體受損，繆祖紹在此後幾年間備受傷病折磨，於1939年4月27日去世，距其60大壽隻有二個多月。

繆祖紹去世後，其粟園和商鋪由其子女繼續經營。到1947年底，他的所有子女都已成婚；其三子William還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加入澳大利亞皇家空軍對日作戰，為國盡其公民義務，直到戰後於1945年底退役回到丫打頓。而繆太太因仍然年輕，在1942年之後，再嫁予位於堅市埠到湯士威爐埠之間濱海重鎮煙尼士非爐(Innisfail)經商的李朗(Lee Long)之子Wilfred，[4]直到1954年去世。至於前麵提到的養子繆國秉，也在完成留學後返國不久重返澳洲，除了曾協助父親經營粟園和商鋪生意幾年，他在1937年去到湯士威爐，與人合股經商，並得以在戰前將太太從國內申請來澳，為其在這裏生下一對兒女，但他本人則於1949年因飛機失事死亡。至於其在家鄉的親人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昆士蘭的玉米產量占據全澳的半壁江山，而丫打頓的玉米生產則在昆士蘭位列首席。作為丫打頓最早的一批玉米農場主，繆祖紹的曆史貢獻應讓後人所知。

本文所據主要澳洲檔案：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CEDT) - Name: Jue Sue (of Atherton) - Nationality: Chinese - Birthplace: Canton, NAA: J2483, 135/84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CEDT) - Name: Jue Sue - Nationality: Chinese - Birthplace: Hong Kong, NAA: J2483, 323/024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CEDT) - Name: Jue Sue - Nationality: Chinese - Birthplace: Hong Kong, NAA: J2483, 521/81

Chinese employed under Certificate of Exemption by Hook Wah Jang & Co, NAA: J25, 1949/2743

      Mow Kock PING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7/12462

繆祖紹申請的回頭紙。前：1913年；中：1921年；下：1934年。

上：1921年4月22日，繆祖紹向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請兒子繆國秉來澳留學護照和簽證所填寫的申請表；下：1921年5月20日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魏子京給繆國秉簽發的留學護照。

20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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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1年，繆祖紹將1903年7月5日出生的繆國秉(Mow Kock Ping)以其子的名義申請赴澳留學；後來澳洲方麵也知道後者是其養子，並非其親生。見：“Obituary, Mow Jue Sue”, Cairns Post (Qld), 1 May 1939, p. 12。

[2]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CEDT) - Name: Nellie Yee Tung Yep (of Cairns) - Nationality: Chinese - Birthplace: Cairns - departed for Hong Kong per SS TAIYUAN on 14 May 1919, returned to Cairns per VICTORIA on 18 May 1921, NAA: J2483, 265/54。

[3] 方生1867年出生，香山縣隆都人。1883年來到澳洲的達爾文港，幾年後去到丫打頓埠，開設一間商鋪，是該埠主要華商。他娶1885年出生的同邑蕭氏(1898年隨父母來澳，從達爾文入鏡)為妻，於1949年去世。見：FONG ON, George - Nationality Chinese - Arrived Darwin. BP25/1, FONG ON G CHINESE。

[4] 李朗生於1873年，香山縣人，1887年赴澳，從達爾文港入境，後去到煙尼士非爐開設商鋪，是該埠主要華商。李朗亦是娶的1891年達爾文出生的Liz Kin為妻，有子女逾十人。1950年，李朗去世。見：Lee Long - Nationality Chinese - Arrived Darwin on unknown vessel in 1887, BP25/1, LEE L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