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啼血喚東風:紀念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新西蘭華僑聯合總會編輯出版的《中國大事周刊》與八年抗戰相始終
1937年7月7日北京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邁開了全麵侵華的步伐,也揭開了中國全麵抗戰的大幕。在國民政府領導下,中國的各種政治和軍事勢力,包括共產黨和國民黨,尤其是執政黨國民黨內的各個實力派,均與蔣中正為首的中央派達成妥協和解,一致抗日。正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當年7月在廬山談話中所指出的: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對外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麵對暴日的侵略,我們中國民族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此言一出,八方響應,舉國景從,由此奠定了全國一致團結救亡,實行長期抗戰的基礎。在此後的八年間,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及其它各個民主黨派在內的中國軍民進行的無數艱苦卓絕的對日作戰,正正體現了這種精神。
不僅如此,在祖國河山遭受暴日淩辱、中華民族處於危難之際,散布世界各地的海外華僑亦積極動員起來,以各種形式,投身到這場波瀾壯闊的民族自救和民族解放的戰爭之中。如東南亞華僑組成的南洋華僑回國機工服務團、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隊等等,都是華僑回國參戰的典型例子。而在世界各地的華僑,更多的則是在其所居住的國家和地區,積極籌款,定期匯回祖國,以期救濟傷兵難民,購買武器彈藥,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在這其中,也包括了新西蘭的華僑。
位於南太平洋末端的島國新西蘭,當時的華僑將其稱之為“紐絲綸”,主要由北、南兩個大島及周邊附屬小島組成。華人移居新西蘭最早的記錄,可追溯到1842年。這一年,一位名叫Wong Ahpoo Hock Ting(黃學庭?)的華人,抵達新西蘭南島的利宋(Nelson,現譯為尼爾遜),並在1852年歸化新西蘭籍,娶西婦為妻,開辦一間馬車貨運公司。但華人大批移居新西蘭,則是在1860年代之後。早在1850年代,因澳大利亞“新金山”的發現而形成的淘金熱,吸引了大批中國人前往那裏尋寶發財。當十年後這股淘金熱潮席卷到新西蘭南島時,1866年,12位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新金山淘金的廣東人,被達尼丁(Dunedin,又譯但尼丁、丹依頓或丹尼丁)商會征召到區他咭(Otago,又譯區他高,現譯奧塔哥)地區淘金,以補因歐洲裔白人撤離此地蜂擁前往該島西海岸淘金後所留下的礦工短缺之需,繼續在那些被歐洲裔白人所廢棄的金礦場開采,淘洗金礦。由此開始,在隨後幾年間,大批懷有淘金夢的華工(基本上都是廣東人)紛紛踏足這塊土地。1867年的人口統計,當地華工已有1219人;到1869年時,其人數已達2000人之多。1871年倍增至4215名;1874年略有減少,為4027名。1881年的人口統計表明,在新西蘭的華工已達5004人(男性4995人,女性9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華人在新西蘭的人口最高的年份。
踏足新西蘭的這些懷有淘金夢的中國人,許多人原先就是在已經開始衰落的維多利亞金礦場尋夢的淘金者,他們聞訊後就步上述12位鄉人的後塵,接踵而至;也有許多是這些先期抵達新西蘭的淘金者帶信回鄉,召集鄉黨族人,希望能在這塊太平洋南端的島國共同發家致富;還有很多人則是被新西蘭的采礦公司直接到中國從珠江三角洲招工而來。由此之故,早期來新西蘭開拓的華人先驅,基本上都是來自廣州周圍之珠江三角洲的幾個相鄰縣份。與同時期在澳大利亞的廣東人原籍構成比例略有不同的是[1],此一時期的新西蘭華人,67%是來自番禺縣,其餘的則是來自花縣、四邑(台山、新會、開平、恩平)、增城、東莞和香山(中山)等縣。但此後這種比例構成有所變化。隨著在新西蘭華工人數的消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來自四邑者之比例則占據了較大份額。
實際上,新西蘭的淘金礦場條件艱苦,環境惡劣,大多數的中國淘金者難有收獲。然而,中國人的蜂擁而至及勤勞拚搏,遭到了當地歐洲裔人士的排斥。與當時美國舊金山和澳大利亞新金山的排華浪潮相呼應的是,自1870年代開始,限製華工及抵製華人入境的呼聲在新西蘭日益高漲。1881年,新西蘭效法美國和澳大利亞當局,實施嚴格限製華人入境的人頭稅。伴隨著此後新西蘭政府對華人入境和入籍條件的進一步收緊,以及1880年代以後新西蘭淘金熱的消退和由此產生的經濟蕭條帶來的影響,這些華人先驅中,部分人因夢斷而黯然返鄉;其餘的人則轉進到南北兩島的大小城鎮討生活。他們或開辦生果檔和雜貨店,或經營洗衣業為生,艱難度日,備受煎熬。最終,這些來自珠江三角洲魚米之鄉的許多人發現,利用他們本身就已熟悉的技能在這個島國上開發蔬菜生果種植,可以立足於這個社會,養家糊口,遂逐漸在新西蘭定居下來。
由於當局對華人入境的限製以及部分淘金夢破碎的廣東人離開,到1930年代中國爆發全麵的抗日戰爭之前,新西蘭的華人人數也就在2000多到3000多人之間。據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1901年,新西蘭華人有2902人;1926年,華人人口為3374人;到1936年,即中國抗戰爆發的前一年,華人人數則降至2899人。盡管如此,這些自1860年代開始陸續在新西蘭定居下來的華人,為了互助應對困境,先是以同鄉與宗族的名義組成社團,以求發展;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因中國政府在新西蘭設立了以護僑為目的之領事館以及隨後國民黨支部的建立,跨地域的大型社團開始出現,一方麵維護華人利益,另一方麵也關心家鄉的福祉和祖國的命運。由於遭受白人歧視和排斥,他們不得不遠離主流社會,而自成獨立的華人社區,並且在當時全球範圍的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興起之影響下,也熱衷於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比如,1901年成立的新西蘭洪門致公堂,1905年成立的新西蘭同盟會(1912年後改組為國民黨),1909年新西蘭中華會館成立,1926年成立新西蘭東增會館,次年新西蘭番花會館也宣告成立。而在此後影響最大的,則屬“紐絲綸華僑聯合會”,由新西蘭首都惠靈頓地區的華僑於1928年率先成立,以聯絡僑胞、辦理公益、維護華人權益、及關心家鄉福祉和對祖國做出貢獻為宗旨。華僑聯合會成立後,對中國家鄉的公益事業及國家安全等事項都極為熱心,積極參與,多方支持。比如,1931年,長江發生特大水災,華僑聯合會動員會員協助廣州學界募捐,救濟長江大水災的災民。1932年發生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在上海奮起抗戰,與入侵的日軍作殊死搏鬥。華僑聯合會聞訊後,在華人群中積極募捐,匯款回去支援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由於紐絲綸華僑聯合會成立後,不僅在增進公益及維護華人權益上積極進取,而且還密切關注祖國的興衰,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在新西蘭華人中的影響日益提高,到1935年時,新西蘭南島的區他高修付倫(Otago-Southland)華僑聯合會及添馬嚕華僑聯合會(Timaru)相繼成立,聲勢日益壯大。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國共合作形成了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開始了長達八年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與中國命運密切相連的新西蘭華僑,也根據其自己的條件,積極投身到這場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偉大事業中。在聞訊中國抗戰爆發之後,紐絲綸華僑聯合會迅速行動起來,與在新西蘭的各個華人社團攜手組織起來,隨即成立全國性質的紐絲綸華僑抗日後援會,將總部設在惠靈頓,發行救國公債。後援會向新西蘭全國的華僑華人呼籲:國破家何在,唇亡齒亦寒。中國今日危亡,已臻極點。僑胞想救國,請從速購買公債,以實國防,方能趕辦飛機大炮來抵抗暴日。為此,號召大家捐款,以支持祖國抗戰,並在新西蘭的各個主要城鎮成立後援會分會,推動購買救國公債,組織籌款。他們將得款成立中華援助基金,通過中國駐紐絲綸領事館匯往國內,以支援戰事。
隨著新西蘭全國各地華人抗日救亡熱潮的高漲以及華僑抗日後援會的先後成立與迅速發展,如何才能可持續性地支持中國長期抗戰的這樣一個問題,就無可避免地擺在了這些華僑組織的麵前。在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支援祖國抗戰籌款活動二個月之後,新西蘭各地區的華人遂派出代表,共計46人,前往惠靈頓,舉行“全紐絲綸華僑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共商時局對策。會議的最重要成果是,1937年9月26日成立“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作為整個新西蘭華僑的總機構,總會設在新西蘭首都惠靈頓,而在各地的抗日後援會則一律改為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的支會或分會。當時,全國共成立有十八個支分會。這次會議的最重要的一項議決是,實行長期抗日救國及星期額捐,每月匯款支援祖國抗日。
這次會議的另一項成果,是進一步做好編輯出版發行《中國大事周刊》的工作,以此作為推動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抗日救亡各項工作和活動的工具。《中國大事周刊》最早是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不久,由位於惠靈頓的紐絲綸華僑聯合會創辦,最初之目的地為了使僑胞更好地了解中國軍隊在抗日戰場上之戰事進展,也為了在新西蘭全國華僑中宣傳鼓動募款,第一期於1937年8月20日出版。在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成立之後,鑒於總部設在惠靈頓,辦事人員也主要是原惠靈頓的紐絲綸華僑聯合會人馬,故隻是組織形式上作了變更,其實際的操作運行則一仍其舊。
《中國大事周刊》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並非印刷出版,而是由幾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和編輯負責,每周皆用人工刻寫蠟紙,再油印出版,發行於新西蘭全國,即主要是南島和北島,也包括附近的海島,覆蓋有華人居住的大小城鎮。更可貴的是,他們就是用如此簡陋的設備和條件,整整堅持了九年,即在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仍繼續編輯發行,關注中國戰後複員與重建,到1946年7月底才告停刊。而且,操辦這份周刊的人士都是義務付出,在九年的時間裏,維持著這份周刊的出版和發行,充分顯示出這些華僑先輩們的堅韌毅力和對支持祖國抗戰事業所作出的無私奉獻。《中國大事周刊》在出版發行的第一年裏,是由周仲麟(禮才)負責編輯;從1938年6月開始,因周仲麟離職他往,編輯則改為華聯總會宣傳部負責。盡管此後周刊是由華聯總會宣傳部的幾位同仁輪流負責編輯,但實際上編輯事務的總負責人,則是華聯總會秘書吳國俊;周藻炎、楊漢基等負責刻寫蠟版和油印,吳何枝、董朗常等負責摘譯稿件。正是由於有這份刊物的存在,新西蘭各地的華僑得以源源不斷地獲知中國抗戰大業的各項進展;即使是在抗戰形勢低迷時期以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國所麵臨之軍事失利等困難時期,這份刊物所發出的正義之聲,也對新西蘭的廣大華僑有所鼓舞,並不斷地被動員起來,持續捐款,沒有間斷。可以說,這份刊物的出版發行,對於聯合新西蘭各界華人,宣傳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籌款支援中國抗戰,貢獻極大。即便是在今天,我們閱讀刊物中所登載的讀者和編者的文章及社論時,都能感受到當時新西蘭華僑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以及他們懷抱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
這份七十多年前在新西蘭華僑中出版發行的周刊,後來由紐西蘭華僑聯合總會(現在稱為紐西蘭華聯總會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Inc)交由位於惠靈頓的亞曆山大·滕勃圖書館(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保存。2002年,新西蘭政府對曆史上曾經實施過的歧視華人的人頭稅正式道歉;二年之後,政府設立華人人頭稅曆史遺產信托委員會(Chinese Poll Tax Heritage Trust),並撥款設立研究基金,鼓勵華人社區人士研究其先人在新西蘭之曆史以及整理其曆史遺產。由是,亞曆山大·滕勃圖書館遂向華人人頭稅曆史遺產信托委員會提出申請,獲得一筆研究經費,將上述《中國大事周刊》逐期掃描,將其置於網上,供研究新西蘭華僑曆史之學者瀏覽使用。
《中國大事周刊》編輯出版發行九年,橫跨十個年頭,總計出版440期。具體地說,1937年出版20期,1938年出版49期,1929年出版39期,1940年出版44期,1941年有42期,1942年為41期,1943年40期,1944年45期,1945年36期,1946年22期。除了1937年和1946年皆隻有半年出版時間之外,其餘八個年份裏,刊物的期數不同,是有的年份裏出版二周合刊較多之故。亞曆山大·滕勃圖書館掃描上網的這份周刊,除了個把年份裏有若幹期數缺失,基本上都較為完整。閱讀這些周刊,可以從中了解在那個火熱年代裏新西蘭華人對祖國、對反法西斯戰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及其赤子情懷。
這份手刻油印周刊主要包括了下列五大方麵的內容:
一、中國抗日戰事和國際要聞。
既然《中國大事周刊》是因應中國抗戰而創刊,報導中國政府在對日政策上的動向和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得失,以及揭露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就占據了主要的版麵。比如1937年出版的各期,淞滬戰場的戰事就一直是其報導的重點。1938年以後,中國的抗日戰事進展並不順利,常有失利,但周刊的報導都很正麵,總是從眾多的信息中挑出亮點,旨在鼓舞人心,堅定華僑支持和援助祖國抗戰爭取勝利的信心。為此,周刊上也常常發表社論和讀者來信,宣傳長期抗戰的政策。
當時國際上發生的與中國抗戰有關之大事,也在周刊上有所報導。而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中國也成為盟國的一員,周刊上對盟國的重大舉措和戰事也加強了報導。比如,周刊中對飛虎隊的活動和蘇聯紅軍的節節勝利有很多宣傳,對太平洋戰場上盟軍的勝利也多有著墨。對於1945年中國戰場進入反攻時期的戰事進展,如中國軍隊在桂柳一線收複失地等等,周刊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比較輕鬆的筆調,反映出當時新西蘭華僑對於盟軍和中國軍隊的勝利所表現出來的欣喜之情。
也正是當年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的領袖和編輯人員有著抗戰必勝的信念,才使得他們能夠一直堅持將周刊操辦下來,將支援中國抗戰的捐款和相關活動推行下去,以迎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戰勝利的到來。
二、刊登各地華僑聯合會抗日救國捐款的數額,褒揚先進,鼓勵各地華人踴躍捐輸,支持中國抗戰事業的進行。
如前所述,1937年7月成立的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是從紐絲綸華僑救國總會演變而來。在七·七抗戰爆發後,先由區他高修付倫華僑聯合會議決在當地華人中實行長期救國捐款“星期額捐”辦法,即開店的店主每星期捐款定額為半鎊,工人則捐獻其每周工資的百分之十。當9月底在惠靈頓召開紐絲綸華僑救國大會,決定成立華僑籌款救國總會(隨後改稱華僑聯合總會)時,也接受了區他高修付倫華僑聯合會的提議,即在新西蘭全國華人中實行長期救國捐款“星期額捐”[2],並決定於當年10月1日起,在全新西蘭華僑中推廣實行。會後,新西蘭各地市鎮紛紛成立華僑聯合會支會或分會,統一行動,增強力量,努力募捐,支援祖國的抗戰。總計當時成立了四個支會,即惠靈頓(Wellington)、屋侖(Auckland,即奧克蘭)、區他高修付倫(Otago-Southland,總部位於達尼丁Dunedin)、堅都布裏(Canterbury,總部位於基督城Christchurch);並在全國其它的22個市鎮和地區成立分會,計有:麵那威吐Manawatu、基士彬Gisborne、汪架女Whangarei(或譯汪架雷Whanganui, Wanganui)、利雲Levin、添馬勞Timaru (或譯添馬魯)、利宋Nelson、阿他記Otaki (或譯區他忌)、區哥尼Ohakune(或譯亞哥利)、企利茂Greymouth、福士頓Foxton、太希備Taihape、客威利Hops Valley、懷羅Wairoa、夏馬頓Hamilton(亦即懷咭吐Waikato)、托士比Hawks Bay、威笠罷Wairarapa、紐披林蔴New Plymouth、巧威那Kawerau、阿敲Ohoka、他孜惹枝Tangiteroria、登利獲Dannevirke(或稱丹依活)、巧花喇Hawera等地。華僑聯合總會就是通過各地的這些分支組織,按照上述“星期額捐”的辦法,定期地收集這些捐款,然後匯總到惠靈頓的總會,通過國民政府駐惠靈頓領事館,轉交給中國政府。而《中國大事周刊》則在每一期上都用較大的篇幅,分別刊登上述支會或分會上交的捐款,對積極捐款者予以表揚,對抗捐不交者公布譴責。這一方麵是便於所有華僑對此事之監督,另一方麵也是籍此鼓舞士氣,督促全新西蘭華僑持續此項事業,以期涓涓溪流,匯成大海,達成長期抗戰、驅逐暴日之目的。 中國抗戰持續八年,新西蘭華僑節衣縮食千方百計地籌款支援祖國抗戰,也堅持了八年之久,源源不絕。在這八年的時間裏,新西蘭華僑給祖國的抗日救國捐款總計達24萬多英鎊。據當時國民政府的統計,抗戰時期在新西蘭的華僑人數僅3700多人,如按人均捐款額來計算,則為世界各國華僑人均捐款之冠。當時在區他高修付倫的僑領楊湯城先生,一人就捐有698鎊[3]。我們知道,在1930年代最後幾年裏,新西蘭一個海員一個月的工資大約是8英鎊多一點,這在當時是比較高的工資,屬於技術類職業的月薪。即便是拿當地華僑的收入比照這一較高標準,亦表明每周他們都得拿出其收入之中的相當部分作為抗日救國的捐款,貢獻給祖國。與此同時,在整個中國抗戰期間和戰後重建的初期,新西蘭華僑還熱烈響應中國政府的號召,積極購買國民政府發行的救國公債和建國儲蓄券,其數額也高達25萬多英鎊。按照當時的規定,中國政府這些救國公債和建國儲蓄券,將在五年到十年內償還本息。但整個抗戰就持續了八年,戰後又因國共紛爭,這些債券並沒有得到償還,對此,新西蘭華僑也沒有過多去追究。當然,這一問題已超出本文所能探討者,可另文詳述。 而除此之外,在1939年新西蘭加入英國參加到對抗德意法西斯同盟的戰爭,尤其是在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新西蘭與中國都同屬盟國並肩戰鬥以對抗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之後,新西蘭華僑還從他們剩餘下來的這些收入中,再慷慨解囊,捐獻到新西蘭國家發起的各項與反法西斯戰爭有關的活動中去。例如,1940年,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區他高修付侖支會撥出特別捐款,慰勞新西蘭遠征軍奔赴非洲作戰的將士;1942年,盟國救濟會發起籌款活動,支援盟軍作戰,華聯總會不僅踴躍捐款,還發動華人婦女兒童上街賣花募捐,努力使自己也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的活躍一員。 這些事實表明,新西蘭華僑為了祖國的民族獨立與自由,竭盡全力。其忠心可欽,精神可嘉。從《中國大事周刊》上,我們可以看到,新西蘭華僑的抗日救國捐款,就是這樣一分一毫地積攢起來,匯往戰時中國。 三、粵省要聞。 這個時期的新西蘭華僑基本上來自珠江三角洲,因此,家鄉的要聞自然是他們所樂於知曉的。《中國大事周刊》設有“粵省要聞”欄目,幾乎在每期都有對廣東的報導,涉及戰事的進展,後方的安全,政府的抗日舉措,還有淪陷區的遭遇以及戰火造成的損失,也包括天災人禍等事件。之所以廣東的這些新聞重要,在於新西蘭的華僑都很關注,因為就在抗戰爆發之後,許多華僑的家眷就因為避亂,而陸續來到新西蘭,他們獲得新西蘭政府的特別入境許可,前後有二百多家,最終達1300多人。毫無疑問,家鄉和親人的福祉和安危,是每一個在海外的華僑都十分關心的。 另外一個使新西蘭華僑特別關注廣東要聞的原因,是他們不僅在立足自身工作踴躍籌款支援祖國抗戰的同時,還在華僑青年中征集人員,與澳大利亞鳥沙威省(New South Wales新南威爾士州)的華僑青年,從1939年開始,聯合組成中華救護隊“紐絲綸及鳥沙威華僑隊”(第九隊和第十隊),直接回國參加抗戰。鑒於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華僑當時基本上都來自廣東省,且以四邑及圍繞廣州的珠江三角洲的各縣人士為多,故他們回國參戰和服務的地區主要是第四戰區在廣東粵北和潮梅等地,後來廣東全省改為第七戰區。因救助傷兵和難民,成績顯著,1940年底,廣東國民兵團及軍政部第二十三補訓處特授紐絲綸及鳥沙威華僑隊“愛護群倫”等錦旗,以資表彰。由此可見,對於自己的子弟在祖國抗戰事業中的表現以及安危,自然是新西蘭華僑所特別要關注者。 四、報導華僑聯合總會年會和相關的決議及其執行情況。 在整個抗戰期間和戰後重建之初,即從1937年到1946年,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召開過11次代表大會,除了1938年召開過二次之外,餘皆每年一次。作為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主辦的《中國大事周刊》,除了1946年的代表大會因是在8月份召開,而此時已經停刊而來不及報導之外,周刊對此之前的每次大會都有詳細的報導。之所有如此,是因為所有這些大會的議題及相關決議,基本上是圍繞著一個中心,即檢討政策,總結經驗,推動全體華僑為祖國的抗日事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捐款獻物,共赴國難;為救災扶困,盡心盡力。其要旨是堅定僑胞抗戰必勝、正義必勝的信念。可以說,新西蘭華僑聯合總會在當時輿論引導上的工作是做得相對出色的。也正是堅持這一正確的輿論引導,才使得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意法西斯的猖獗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而致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期,新西蘭華僑又因與祖國和家鄉的消息中斷,導致救國意誌一度低迷,部分支分會工作鬆懈,籌款和捐款工作遭遇到困難之時,能夠凝聚人心,宣傳愛國主義,從而使新西蘭華僑充分發揚愛國犧牲精神,使得華聯總會的籌捐款工作得以渡過難關,持續進行,直到抗戰勝利,包括為戰後重建中國所籌募到的大量捐款。 五、關注中國戰後重建與和平。 在1945年8月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大事周刊》仍繼續出刊至次年的7月底才結束。這個時間段正是戰後各國重建時期,中國亦不例外,因此,周刊在此期間除了繼續刊登華聯總會各支分會抗日救國捐款成績外,也對戰後中國重建以及和平進程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周刊第399期(1945年10月10日)的“論壇”欄目上,刊有華聯總會秘書趙國俊所寫的“國慶關係”一文,從其文所闡述的抗戰與建國的關係,即可看出當時新西蘭華僑對祖國戰後建設的重視: “我國此次抗戰八年餘之艱苦,全國軍民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勇往向前,不惜任何犧牲而對日寇作長期的抵抗,無非為爭國家民族之生存;況此一戰為正義而戰,(為)和平而戰,贏得盟國同情,並肩作戰,卒將東西侵略者打倒,達到全麵勝利,我與同盟諸國皆慶祝勝利。戰爭終結,民眾狂歡,均感國家民族脫離驚恐,而共圖和平之生活,快慰情緒喜形於色。………… ……‘抗戰建國’為一貫之國策。抗戰完成,而建國工作仍需加緊努力。故要倍加努力完成建國,蓋以建國責任,比不輕於抗戰責任,須知經此一戰,各盟國推許我為強國,兼之百年恥約得以悉除,今後吾人建國工作不得稍有鬆惰。際茲敵氛消滅,各地方趕速恢複之時,瘡痍滿目,急需救濟有要於海內外同胞愛心捐助,責無旁貸。即在建設而論,百業待舉,在在需財。海外僑胞經濟之力不薄,更當本其已往抗戰出財出力之熱忱,多多協助,俾政府早日完成建國大業,以副盟國信心之期望。” 從上麵的文字不難看出,抗日戰爭勝利後,新西蘭華人殷切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新中國的急迫心情。因為此時的海外華人,比如在新西蘭,即便是到了第二代抑或第三代,皆因居住地所在國的對華人歧視政策而難享平等待遇。而通過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才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得以大幅提高,海外華人於所在國的待遇才得以逐漸改善。這是他們的親身經曆所得出的結論——他們的地位和待遇與祖籍國的國運興衰密切相連。 《中國大事周刊》在最初的一年半時間裏,篇幅都保持在20-30頁左右,但從1939年3月20日第83期開始,篇幅開始增加,幾乎每期都達30多頁以上,增幅之主要原因,是從此期開始在每期後麵登載廣告。因周刊的工作量巨大,包括編輯、摘譯、采訪寫稿、刻寫、油印、發行等等,盡管前述之編輯人員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為其九年的持續出版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但維持周刊的正常運行,還是需要華聯總會支出一筆不菲的費用。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西蘭實行戰時管製,與印刷有關的許多物資來源受到嚴格的管製,華聯總會和上述編輯發行人員還要想方設法去解決。比如,1943年8月至9月間,周刊在連續6個星期的時間裏無法出版,主要是刻版蠟紙告馨,編輯人員要想盡辦法才解決這個問題,使周刊得以繼續出版。這其中,自然需花費較多的財力去解決這個問題。而維持周刊出版發行的費用,如果僅僅隻是依靠來自華聯總會的撥款,則需要從會員那裏收取更多的會費,但這種形式並不一定能使經費得到保障;而如果采用刊登廣告收費之方式,則會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中國大事周刊》所刊登的廣告,並不僅僅限於惠靈頓,而是覆蓋新西蘭華人較為集中的城鎮中經營不同性質的華商企業和門店。檢索這些刊登了八年之久的華商廣告,可以為進一步研究1930年代到1940年代新西蘭華商所經營之產品、銷售渠道及市場等,提供現實和直觀的第一手資料。 檢索1937年至1946年間出版發行的《中國大事周刊》,我們也注意到了主辦者紐絲綸華僑聯合總會名稱的變化。從1941年9月22日第206-207合期開始,紐絲綸的譯名已被新西蘭代替,是希望與當時中國國內的譯名保持一致,此時的華聯總會稱為新西蘭華僑聯合總會;到抗戰勝利之後,從1945年11月7日第402-403合期開始,則該為紐西蘭華僑聯合總會。由此,這個譯名一直保留至今,隻是名稱更加簡化,叫做紐西蘭華聯總會。 今年是抗日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檢索七十多年前由新西蘭華僑編輯出版的《中國大事周刊》,我們可以看到,華僑或海外華人與中國的命運即國運之興衰總是密切地連在一起的。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中,偏居南太平洋島國新西蘭的華僑,與海外其他國家的廣大僑胞一樣,也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為祖國的民族自救和解放,履行著一個炎黃子孫的職責。在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這一偉大曆史事件時,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他們對祖國的貢獻,亦將永垂史冊。
2015年6月7日 布裏斯本 |
主要參考資料:
楊湯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蘭華僑史,廣東文史資料第84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紐西蘭華僑聯合會五十五周年紀實, http://www.ausnz.net/community/article_detail.asp?catID=&articleID=495[24/02/2012 7:48:34 PM]
Bill Willmott, Kiwi Dragon: The Chinese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History, Culture, Hope, 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Te Haahi Tuahauwiri 2009
Grant Hann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ineteenth-Century Californian and New Zealand Newspaper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Gold Miners,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8 (2011) 248–273
Karen Stade, Appo Hocton–Jumped ship to become first Chinese Immigrant to New Zealand, http://www.theprow.org.nz/people/appo-hocton/[2015/5/30 10:05:30]
Keir Reeves, Tracking the Dragon Down Under: Chinese Cultural Connections in Gold Rush Australia and Aotearoa, New Zealand, Graduate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3:1 (2005), 49-66
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Inc–History, http://www.nzchinese.org.n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2&Itemid=26[2015/5/30 11:14:30]
[1] 十九世紀下半葉,前來澳大利亞的廣東人原籍構成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台山、新會、開平、增城、惠陽、高要、東莞等縣。
[2] 根據《中國大事周刊》第5期的報道,1937年9月1日,紐絲綸華僑聯合會“開會議決,通過長期抗日捐金辦法:工人每禮拜每鎊工金抽二元;東主每禮拜抽十元。除額定外,複每月行自動加捐。”可見,在華聯總會成立前,七·七抗戰爆發後由區他高修付倫華僑聯合會實行的抗日救國募款“星期額捐”做法已為新西蘭它處的華人團體效仿實施。
[3] 如果以2002年新西蘭政府為當年對華人實施人頭稅予以正式道歉時所表明的二十世紀初的100鎊等於當時18500新西蘭元來換算的話,楊湯城先生的這筆個人捐款就達129130新西蘭元。參閱:Poll tax imposed on Chinese _ NZHistory, New Zealand history online, http://www.nzhistory.net.nz/a-poll-tax-of-10-pounds-on-chinese-arrivals-in-new-zealand-is-introduced [2015/6/7 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