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軍工作報告 /鄧小平

　七軍工作報告①

      鄧小平
    1931年4月29日

    一   八軍的經過

    (一)我去年由中央到龍州是2月7號，到後知道龍州已於本月1日成立左江革命委員會，八軍全部正在出發會同七軍攻南寧，我僅與留守後方的宛旦平同誌會麵，得知八軍及左江工作大略：1、左江政權仍在動搖時期。2、革委雖然成立，然尚無實際工作。3、大軍出發後，留守後方的是極靠不住的收編的隊伍。4、八軍本身的基礎完全在舊軍官手中，甚至有好些同誌都沒有分配帶兵的工作。根據中央不打南寧的決定及這些條件，乃停止了下南寧的行動，並電七軍亦停止此行動，並指出從主客觀的條件上來估計，攻南寧必遭一個失敗的結果，特別是第八軍本身問題上更為危險，如到南寧打了敗仗有全軍覆滅的可能。

    (二)停止了攻南寧之行動的第三日即得到七軍由右江來的電報，報告已在隆安失敗，同時我們召集了一個幹部(包括地方黨部)會議，決定八軍暫時組織一個前委，因為當時我的計劃是與七軍匯合後八軍即取消，健全七軍實力。在會議中我根據中央指示作了一個口頭報告，決定了八軍及左江工作方針：1、以龍州為中心發動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麵分配所有的同誌到下層群眾中去(做)實際的工作，反對機關的工作方式，一方麵分發隊伍到龍州附近幾縣遊擊，發動土地革命及建立蘇維埃農會等政權及群眾的組織，我們是這樣進行了。2、八軍的總方向是與七軍匯合向外發展，應多方設法與七軍聯絡，八軍的發展方向應向右江推進。3、加緊八軍本身的改造，肅清舊的軍官，分配同誌以主要的工作，這一工作因作豫同誌執行不力發生了極大的困難。4、迅速解決地方有反動可能的武裝(因技術上不完善隻解決了大半)，武裝農民(發了300多槍)好組織工人農民赤衛隊，以為擴大紅軍之基礎。5、此外對於黨、政權、紅軍的工作均有相當具體的決定。

    (三)上麵這些決定在短期內作出了相當成績，但因幹部的缺乏(地方工作幹部簡直沒有)收效仍然不多，發動群眾方法完全不懂，不能回答群眾的問題，鬥不過敵人的把戲。

    (四)同時我們注意到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因為左江與法占地接壤，一般群眾反法的熱情很高，“打倒老番”的口號每一個群眾都懂得都熱烈的擁護，不過過去反法的運動為流氓及封建勢力所領導，所以我們將反法運動與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與反帝反國民黨聯係起來作廣大的宣傳，收到了相當結果。在2月中旬群眾大會中通過了沒收海關領事館教堂財產並驅逐法領事出境(當時並不懂得可以講一講外交政策)，群眾甚高興，遊行時亦甚熱烈。我們並利用了無線電發英法文通電於全世界。後法政府曾派飛機一架到龍州附近之上思縣偵察示威，適我軍一營開往遊擊，當即號召了千餘群眾，口號之聲震天，士兵開槍，司機懾群眾威，致飛機躍下，得機關槍一挺手槍幾支，炸彈十餘個。三法人，一死二重傷(住醫院醫治)。後閱報載法政府曾將此事向南京政府抗議，結果不知。總之帝國主義對龍州赤色政權非常重視，特別是對安南革命的影響，給法以極大之恐慌，故敵軍之迫不及待的向龍州進攻，法帝之催促有很大的關係。

    (五)在龍州工作不久，即確知我七軍已退出右江，何往不知，並得探報，桂係將以重兵犯龍州，我們當時考慮龍州是絕對不能守的，敵來必退，同時八軍如不與右江七軍聯絡將感極大之困難，故決定速下靖西，加緊龍州附近的群眾工作，地方政權有相當基礎時八軍即全部向右江推進。決定後我即率一縱隊攻靖西，因為與右江聯絡我自己去比較好，同時八軍第一縱隊的改造也要我自己去才有辦法，靖西有電話，指揮龍州工作不成問題。

    (六)攻靖西數日不下，適右江向都縣委書記來到，報告右江沿岸還有果化在我們手中，故我決定帶一連人去聯絡，轉達中央指示，臨行時電告龍州務須照前決定原則進行，如敵來即向右江前進，即敵不來，左江工作有相當基礎時亦須照前決定迅速向右江推進，求得與七軍整個的聯絡。

    (七)我一連人衝到右江，始知沿岸完全為敵占領，七軍已退入東蘭一帶，惟沿岸還有幾個赤色鄉村，故得偷渡右江，在一鄉村(赤的)住了半月之久，始得機會衝到東蘭，其時已是3月下旬了。

    (八)到達東蘭之第二日，適作豫派了兩個衛隊(東蘭人)亦到，報告龍州已於我離靖西之第三日失敗，因偵探不好，敵人到了城邊還不知道是桂係主力，以為是土匪，及至接觸了兩小時後聽到大炮機關槍聲才懂得，但結果是被敵人衝散，全部無法退右江，隻得逼退安南方向之憑祥，又受敵追兵打擊(旦平同誌即於此時犧牲)，曾一度衝向右江但無效，乃又退回粵桂邊企圖去玉林一帶工作(作豫家鄉，過去有相當的基礎)，但中途即發生部隊叛變(叛變官長是作豫始終不肯撤換的)，作豫僅得幾十衛隊曾一度衝向右江來聯絡不果，後聞將武裝交給地方同誌，隻身到港遂被捕。攻靖西之第一縱隊(龍州的為第二縱隊)得到龍州失敗的消息，乃經滇邊向右江前進，企圖到東蘭與七軍聯絡。到右江之淩雲(接近蘇區僅數十裏)，因技術上及偵探不好，受了敵人極大打擊，損失三分之一，乃退貴州邊界，受編於貴州一個土匪隊伍(改組派收編的)，仍與東蘭設法聯絡，幾次不成功，直到七軍回右江才取得聯絡，更於七軍第二次向外發展才會合起來，此時該縱隊僅存200支槍了。這部隊能得到這樣的結果還是改造得比較好的原故。八軍失敗龍州政權亦失敗。

    (九)八軍開始成立時的武裝約槍1000支(內壞槍約有300)，組織2個縱隊，每縱隊2營6連，另有1挺機關槍1門迫擊炮，還有1個手槍連。

    (十)以上就是八軍的成敗興亡史。

    二   七軍的經過

    (一)由百色轉變到隆安之役。

    1929年十月革命節日，以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及東蘭農民武裝為基礎轉變成了第七軍，轉變後興奮了右江的群眾，百色平馬的群眾大會到的群眾非常之多而熱烈，紅軍本身的情緒非常之好，戰鬥力亦甚強，在隆安作戰中充分表現出來。

     惟當時前委沒有將中心工作擺在發動群眾深入土革②上麵，而決定了打南寧的行動。當時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寧極有把握，桂係主力在前線沒有開兵回來的可能，輕視了攻堅和敵人的力量，結果到隆安即與敵人接觸，經過三天最激烈的作戰，敵人的損傷雖比我們為大，我們的損傷亦不小，好幾個很得力的幹部亦於此役犧牲，加上作戰的指揮太差，雙方都成為各自為戰的局麵，結果是我們失敗了，耗費了子彈不下50萬發。

    我們對於此次行動指出了不但輕視了敵人，主要的還是忽視了發動右江群眾深入土地革命、鞏固右江蘇維埃政權的錯誤。當時右江群眾情緒雖已開展起來，但過去並沒有經過鬥爭，始終是暴發戶，純粹由紅軍弄起來的。如果不注意用正確路線來發動群眾，群眾的情緒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敗情緒上去的。打下南寧固好，打不下，一失敗下來則必給群眾一個大的打擊。同時當時作戰完全沒有運用群眾的戰術，單憑紅軍的力量，深入白色區域去打硬戰，處處受敵人(豪紳民團)的擾亂。如果當時作戰不在隆安而在赤區的果化，很有消滅敵人三團的可能。我們更指出這次幸好在隆安失敗，如果有一小的勝利，直追南寧，有全部或大部被敵人消滅的可能。

    (二)由隆安失敗到向外遊擊時期。

    隆安失敗後，完全放棄了右江沿岸，平馬為敵占領，我軍曾一度進攻平馬但無最後決心，故未成功，乃向東蘭退去。此次攻平馬沒有決心是一錯誤，因為如果攻下了平馬可以保持群眾的情緒，事實上是可以攻下的，攻下後可以得了敵人不小[少]的輜重。後敵人追至亭泗與我接觸，戰甚烈，雙方損失均不小，結果雙方均同時撤退。這次軍事上如果有最後決心可以全部消滅敵軍兩團，因在作戰中我較占優勢也。亭泗作戰時我軍士氣仍好，失敗後則大不如前了。

    亭泗戰後，前委即討論行動問題，決定向外遊擊一時期，乃留第三縱隊在東蘭右江工作，一、二縱隊向河池方向遊擊。本來是一步步發展的計劃，後來變更了，一直經懷遠到思恩，在思恩因不小心被敵人襲擊受了一個小的挫折，後又向貴州之古州(貴州三大城市之一)，結果攻下古州，子彈得到相當補充，經濟也得到相當解決，士兵情緒也比較提高。本來他們當時欲直出湘南，但因未與第三縱隊聯絡好，故又折回河池。

    我們攻下古州消滅了敵軍大部(四五百)，對敵軍俘虜的官兵均非常之優待，對貴州軍隊有不少的影響，甚至不少中下級官長，對進攻紅軍問題表示動搖，這是我們從各方麵得到的消息來證明的，後來王家烈之始終不願與我們接觸，這也是原因之一。

    (三)河池會議與回右江的決定。

    一、二縱隊回到河池時，我已到東蘭近一月，得消息後即趕到河池與他們會麵，召集了一個黨員大會報告中央指示，同時討論到行動問題，認為：1、當時湘南駐有重兵，不易通過。2、右江群眾自紅軍去後，失敗情緒非常之深，對紅軍表示不滿，在發展鞏固右江工作上，需要紅軍回右江一時期。3、回右江可以發展第七軍。4、回到百色可以解決服裝經濟的問題。因此決定回右江一個短的時期，在這時期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發展改造紅軍，但總的方向還是迅速向外發展(此時是陰曆5月初)。

    (四)回右江後的工作。

    回右江後即恢複了沿岸的城市和政權，在百色解決了敵軍五六百武裝。在百色僅10日適滇軍一師經百色到南寧攻桂，我軍在力量上不能與敵人正麵作戰，故決定暫時退到平馬，準備在平馬運用群眾戰術擾亂他，打擊他的一部分。結果在果化作戰有五日之久，敵人損失甚大，團長死一傷一，營長死二傷一，士兵死傷五六百。我軍亦死傷官兵六十餘人。但因軍事技術上的缺點，沒有能實現打擊敵人之一部的計劃，僅得到2萬發子彈而已，算起來我們還是吃了虧，雖然滇軍對我們再不敢輕視，攻南寧失敗後再不敢與赤色區域為難。

    與滇軍作戰後即回師攻百色，因等大炮問題及被一個連長領導一營叛變(當土匪)問題牽延了一個時期，後百色加了兵(滇軍)難攻下，故又改變不攻百色而在平馬、田州、思林、果化一帶加緊工作，相當創造右江的基礎，改造七軍發展七軍，並在經濟上準備向中心區域發展的出發夥食費。

    統計在右江約有3月半之久，沒有一天停止武裝行動，與豪匪武裝的作戰簡直成了家常便飯。

    至於在右江的群眾工作，以後專門的講。

    (五)向中心區域發展問題之討論。

    回右江時即已決定在右江僅是短的時間，與滇軍作戰後又提到此問題，因為：1、經濟未解決。2、秋收快到，如果紅軍離開，則農民的收獲必全被豪紳搶去，必使農民發生反感，並且農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的感到土地革命之意義。故當時決定”相當保護秋收”的原則，計時9月底可出發，結果實現了這個決定，定在10月1日出發。出發之前一日，南方局代表鄧拔奇同誌趕到，故改在4日出發。

    10月2日在平馬開了一個前委會議，拔奇同誌出席，報告6月11[日]政治局的決議。我們接受了這個路線，決定：1、改變軍隊編製為三師，留二十一師在右江作為發展一軍的基礎，由韋拔群同誌任師長，十九、二十兩師(每師兩團)出發。2、因恐東蘭士兵逃，同時與在桂黔邊之第八軍的一部聯絡，故大部由淩雲轉向河池，我及拔奇同誌同到東蘭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縱隊出河池。3、在河池集中全軍舉行全國蘇維埃代表(拔奇)的閱兵禮以鼓士氣，並開全體黨員代表大會。

    (六)河池的全軍黨員代表大會(十月革命節日開的)。

    河池會議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線下開的，確定了第七軍的任務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三大口號。在此三大口號之下，消滅兩省軍閥，阻止南方軍閥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漢為中心的首先勝利進攻，完成南方革命。執行此任務的紅軍戰術是集中攻堅，沿途創造地方暴動，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發展。不過我們認為執行此路線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得桂林，因為下桂林後才能與外麵政治影響聯係起來。同時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難，也必須以桂林為中心向柳州推進才有可能。不過在慶遠、融縣應創造相當基礎，對柳州取一個包圍的形勢。

    這次會議改選了前委，批評了過去的錯誤，並特別提到了敵軍士兵運動的問題，組織了一個兵委，豪人同誌為書記。

    (七)由河池出發到攻長安。

    由河池出發時經了一個鼓動士氣頗好，到懷遠與敵一個小時的接觸即占領了懷遠，敵人退到對河與我隔河相持。當時發生一個是否攻慶遠的問題，有兩個意見：一方麵讚成，以為在執行新的路線，應攻慶遠，且很可能。反對的意見認為慶遠是敵人重鎮，敵必出死力守之，沒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難，並且我們到桂林有一條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過，敵一注意很難通過。後一意見不但不讚成攻慶遠，且不讚成攻融縣。我及李明瑞同誌是後一意見，結果通過了不攻慶遠，攻否融縣到天河再看情形決定。

    到天河時討論，始終以渡河問題決定不攻融縣，而經三防轉移敵人視線，還占長安渡河。次日，忽得報告說融縣有一小河可徒涉到長安，故又臨時決定到融縣。行不40裏，即在四把與敵接觸，後麵敵人追來，前後作戰，前勝後敗，結果在天河附近與敵人相持三日之久。最後乃決定脫離敵人，仍由三防到長安，沿途均有民團相擾，到三防因天雨休息數日即到長安，其時長安已有重兵駐防了。敵人有兩師，名義上六團。我們攻長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敵人膽寒，隻有死守城內，白崇禧親到指揮，斬斷浮橋背水死守。後得報告，敵人又加一師兵力，故決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敵不敢追出一步。長安作戰的確建立了七軍的威風，敵人稱我軍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從實質上我們還是吃了虧。

    (八)進攻武岡。

    長安撤退後，至福祿渡江，向古宜前進，原擬經古宜到桂林，後因古宜已有敵軍教導師守對河(又一小河)無法過，乃改經綏寧、武岡到桂林。到武岡時原本決定不攻，後因得報告說隻有點民團守，故決定攻城，攻下後可以解決七軍的服裝、經濟問題(都是當時的急迫問題)。攻了四日夜，仍決心攻下，當時估量敵援兵不會來得這樣快，故一切布置忽視了這一點。到第四日已發覺不當，決定重新布置，但馬上接到報告說再三四小時即可攻下，因城上敵人已無子彈，我已架好樓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敵援兵已至，以致失敗。此次損傷不小，士氣大挫，乃向新寧退去，又轉到全州，在新、全交界之“八十山”中又受了敵人追兵一個小打擊，結果算好，安全的達到全州，此時已由四團而縮為三團了。武岡作戰時陣亡了一個很好的團長何子祁同誌。

    武岡失敗後，大家認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軍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個地方發動群眾，休養補充，安置傷兵，故決心到湘南，估量湘南總有點黨和群眾的組織。

    來武岡敵人的援兵，報上載名義十團實則約五團，寶慶兩團，長沙用汽車運來一團，還有兩團新成立的遊擊隊，飛機兩架。如果當時我們軍事布置縝密，以戰鬥力論，決不致失敗得如此之狼狽的。

    (九)到全州後直到攻連州。

    到全州後開會討論結果都感覺到要休養補充之嚴重。當時估量江華、臨武一帶最少可以休息一下，發動群眾，故決定到江華一短期仍向小北江發展。豪人、拔奇兩同誌即於全州離開來中央。

    在全州駐了三天，籌了點款，發了點零用錢。此時士兵失敗情緒很深，逃兵亦甚多，逃的不僅是老兵，而且許多是農民。

    後知敵人(桂係)來全州，故我們即照決定出道州，一路隻有小的接觸。到道州後已是空城一個，僅有貧民還在。城周圍幾裏路就是豪紳的武裝，偵探都難派出，開了一個群眾大會，到了三四百人，都表現還好。僅駐兩日，知湘軍已三方向道州前進，此時我軍決不能作戰，仍照原計劃到江華。當天奇寒，苦極，士兵凍死數人。江華的環境比道州還壞，一點黨和群眾基礎都沒有，僅沒收了大批布匹發給士兵，但無處成衣。

    原來對於江華一帶的估量成了幻想，寧遠也不能去，隻得離開江華，想到湘桂邊之桂東、桂嶺一帶工作(皆山地)，得到一個被囚在江華獄中的前縣長帶路達到了桂嶺。離江華時四麵八方打起來，我軍又受了小的挫折，失去了槍20餘支。

    到桂嶺後即布置工作，但該處豪紳力量太強，強迫農民守住炮樓不出來，如果桂係重兵來，將大不利於我，故計劃又不成，乃決心繼續到小北江。在桂嶺住了四天，將部隊整頓了一下，縮編兩團。為提起士氣起見，以主要官長兼團長，李明瑞及龔鶴村兩同誌任之，兩團組織比較完密，原來團長皆任營長，營長任連長，幹部亦較前充實，故戰鬥力又恢複了一些。

    行軍三天到了連州屬之東陂圩(離連州60裏)。當時討論到是否攻連州的問題，認為如果攻連州就一定要在連州工作，因一攻連州北江即不易通過，同時估量北江此時還無重兵，如能迅速行軍，通過北江幹路是可能的，故決定到北江湘南宜章一帶工作(該處過去是經過鬥爭的，且多險要山地，鶴村同誌很熟悉)。軍行至星子圩(離連州80裏)，得報說離此30裏之黃沙堡已有湘軍千餘人到來，名義上是兩團。據鶴村雲，該處有一山坳甚險，如有千餘兵力守住，難通過，故又決定去連州一次，最少可以解決一些經濟問題。到連州後並未決心攻城，僅作了小小的嚐試，不五分鍾傷死二十餘人，武岡的教訓使我們不能再攻。在連州因籌款問題逗留了幾天，作了一點群眾工作，因為敵人放火燒街，我們救火給了城市民眾甚至於商人以很好的影響。後得報告粵軍鄧輝一團到連州來援，乃決定消滅該團之布置，並退入一好布置陣地之山地。此時我們計劃仍然是要到北江。在山地住三日，一麵作群眾工作，一麵休息兵力，但結果又得報告說並無敵人來，故決定仍出星子經黃沙堡到北江。在星子方知鄧輝團亦於是日由星子出發到連州，以致失掉了一大好機會，因為在力量說來消滅該團是有把握的。

    到黃沙堡果有湘軍千餘駐守，但不敢與我作戰，僅一小接觸即退守圩場，我即繞過圩場向北江前進。

    在連州附近之山中時並與土匪代表有一度接洽，原因是我們如果不能由大路去北江，必經乳源大山(匪巢)運動，接洽的目的是使他們不妨礙我們的運動，同時想派人打入進去作點工作，結果因時短，土匪心多疑忌，沒有收到什麽效果。

    (十)到北江後至樂昌渡河。

    到北江後即在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一帶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創造當地的蘇維埃政權，發動土地革命鬥爭並補充紅軍。發動群眾的工作在幾天內有相當的成績，並即刻武裝了幾十個農民(發槍60支)。但不幾天即得報告說鄧輝一團追來，我們認為是大好機會，仍決定布置消滅該部，誰知一經接觸方知偵探報告之誤，敵人有三團之眾，且有兩團係由樂昌趕來之生力軍，結果經過五小時的最激烈的作戰，我們不能不失敗了。此次作戰的損失為向來未有，重要的幹部如李謙(龍光)、章健等皆死，鶴村、振武、李顯等皆傷，全軍幹部損傷過半，真令人痛哭。

    作戰失敗後即退入山中，兵力疲極，失敗情緒甚增，傷官兵不下二百，最難處置不過此時，後經多方設法才勉強將傷兵官安置。決定逮出樂昌，向江西前進，找到蘇區作一相當時期之休息。本定拂曉渡河，因兵疲足痛不能實現，至午前10時前衛團才達到河邊，本部2時後才到，又因前衛團沒有達到掩護渡河的任務，結果敵人由樂昌、韶州兩處用汽車運兵米，致後衛團僅過一連。七軍從此分散兩股，我及明瑞過了河，張雲逸同誌未能過河，未過的一團即由他率領，過河的一團由明瑞同誌兼團長。那邊的消息從此割斷，後經多方設法均不得達到聯絡目的。

    在梅花時與湘南特委會了麵，他們得到三中全會文件及中央的緊急通告，因作戰關係我僅看到一個緊急通告。

    我們決定在梅花一帶工作是因為這個地方如果創造成了一個鞏固的基礎，影響湘粵均極大，因該處離樂昌、韶關、宜章均近也。

    (十一)由樂昌分散到退出崇義。

    樂昌分散後我們一團(五十五團)即經仁化邊界到江西大庾屬之內良。當時因不知大庾情況，更不知何處是赤區，故不敢冒險去，乃向崇義前進，估量如崇義一帶找不到，再深入到遂川一帶總可以找到。

    到崇義後敵已退，知離城25裏有紅軍三十五軍的獨立營，有蘇維埃政府，經三日才聯絡到，並會見贛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四縣工作)，當即決定在該處工作。因我們看見過中央的緊急通告，知道一點新的路線，故企圖以崇義為中心創造鞏固的蘇維埃政權，深入土地革命，同時加緊創造黨的工作及整頓發展紅軍，發展方向是向粵贛大道，實現擾敵後方的任務。

    在這樣的方針之下，在崇義作了二十日許的工作。因當地向無黨及群眾的基礎，即赤區也是沒有的，加之幹部的缺乏，故僅創造了幾個區鄉蘇維埃政權，開始提出分配土地的問題，故隻能說群眾是開始起來，但如達到鞏固的赤色政權，還要一個時期的艱苦工作。假使沒有敵人重兵來犯，這一前途在當時我們的工作方式是有可能的。

    在敵軍未來前幾天，我們得到了敵人準備來的消息，但當時贛南行委書記及一委員亦到，討論結果認為敵如來，群眾基礎極薄弱，七軍力量亦不厚，很難站住，同時信豐自三十五軍去後無武裝掩護赤區，赤區逐漸失敗，如七軍去可以鞏固當地赤色政權，更易實現擾敵後方之任務，作用且更大，故決定到信豐去。但方決定於次日出發，敵人兩團及一些民團已來攻崇義城了，因偵探不好，敵人到了城邊才知道，故未與作戰即向過埠退去。我即於此時來中央(時為3月初)，後知他們是向營前到遂川界，大約可以與獨立師之第四團會合。近閱報載，大約他們還是在遂川一帶。

    我在臨行時曾告他們仍須設法到信豐去，即使暫時不可能，不能不到遂川一行，也必須經過一時期到信豐，因到信豐作用較大，且七軍不能獨立行動，必須在信豐這樣的地方與群眾匯合起來才能實現其任務也。

    (十二)七軍的力量：由右江出發時有六七千人，二千七八百槍，機關槍八支，迫擊炮三門，山炮二門，子彈平均約六七十發。到樂昌渡河時還有槍約千八九百支(給了湘南特委約二百支)，迫擊炮兩門，機關槍七支，山炮藏了。在樂昌雖被分散，但武裝無大損失。五十五團到崇義時，有槍近八百支，迫擊炮一門，機槍五挺，子彈平均二十五發，機關槍子彈每挺不過百發。到崇義後，曾交步槍約八十支給獨立營及蘇維埃政府。

    (十三)組織：出發前是三個縱隊，出發時編兩師(二十一師留右江不計)，每師兩團，取三三製，另有一教導隊特務連，每團有一特務連、機關槍連、迫擊炮連，到武岡失敗後編三團，到桂嶺又編成兩團。

    (十四)黨的工作：七軍因幹部缺乏，工作不很好，前後發展同誌雖不少，但每次作戰死傷的大半是同誌。還有一很大缺點就是士兵同誌比例太少，約占十分之四，因好多士兵同誌均陸續升作官長也。

    (十五)士兵成份：出發時還有一些老兵，經過一時期打的打死了，逃的逃了，到現在老兵已到極少數，五十五團不過20人。舊軍官五十五團沒有了，五十八團亦然，但現在的營連長十之八九皆南寧教導隊的老兵升任的。

    (十六)七軍黨的組織：總指導機關是前敵委員會，下有師團營委，連有支部，每級均有士兵同誌參加，但極弱。前委在河池代表大會改選名單為：鄧斌、陳豪人、張雲逸(軍長)、李謙(師長)、袁振武(團長)、許卓(團政)、許進(師政)、李朝綱(士兵)、黃一平(團政)。候補為：龔鶴村(師長)、胡鶴林(士兵)、楊英(營政)。現在還在軍中的，五十五團方麵有許進、許卓、李朝綱，在五十八團方麵的僅雲逸一人。

    我們到崇義決定取消前委，僅組織一團委，我兼團委書記，後決定組織上受贛南特委指揮，我去後團委書記為佘惠同誌(團政治委員)。

    三、地方黨的狀況及土地革命的工作

    (一)右江：

    右江的指導機關是右江工作委員會，共有東蘭、鳳山、平馬、田州、思林、向都六個縣委及淩雲、百色等處設特支。共有千餘黨員，成份上是雇農貧農占多數，餘為中農，還有很少數的富農及知識分子(都是比較老的黨員)。成份雖如此，但黨的中心是在極少數知識分子手中，他們的基礎多是破產的地主富農，多是民國16年鬥爭到現在的，故在黨的地位上變成了黨的中心。他們不但阻止了黨和土地革命的發展，且逐漸新豪紳化，把持了黨及政權、軍事的機關。派人去改造，他們可以阻止你與群眾接觸，派去的人實在太弱，常常把他們沒辦法。後來我及豪人自己下去，雖有相當成績，但因幹部缺乏，每縣找不出一個中心，我們又不能常在下麵，故甚困難。東蘭的幹部比較好，故成績亦較好，土地革命比較深入。

    我們在右江解決土地問題的原則是“沒收豪紳地主階級土地”，“沒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後一口號主要是反富農的作用，因為富農必然走上反動的道路。我們沒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號。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沒收豪紳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給貧苦農民”三個辦法，由群眾在鄉蘇維埃大會中自己選擇，但我們指出，雖然沒有提出平分土地的口號，結果一定要做到平分。分配土地是以鄉為單位。

    東蘭、鳳山分配土地的結果，共耕僅有兩鄉，多數地方是平分土地，還有一些地方是僅就沒收的土地來分配。至於其他地方，名義上是平分，實際上很少地方分，處處是富農新豪紳反土地革命的作用，同時東、鳳等處也發生蘇維埃將好土地分配自己及親戚的事實，故當時提出了重新分配的口號，我們出發一時期正積極執行這一口號。

    分配土地中有許多的問題我們均是個別的解決，一般的問題大至(致)是如此解決的：1、耕牛耕具都是向富農借出的，穀種完全由原有田地的所有者拿出，不足的由富農拿出。右江窮，貧農在耕種時多無飯吃，又無錢買，無力耕種，亦向富農借出。2、紅軍兵士亦分配土地，可以請人耕種。3、瑤民分配土地，有些瑤民不願下山，則分配山地，田地不夠時則將山地分給富農。4、土地所有權，本來照政綱是交給農民，但因群眾的表示是由蘇維埃給以使用證比較安心些，有了憑據，故分配土地後由蘇維埃發給使用證，禁止買賣。5、兩鄉區縣之間分配土地之多寡相差太遠時，則以移民辦法解決之。6、森林特產祠堂廟宇極少，沒有成什麽嚴重問題。

    對經濟政策，小商人仍然繼續營業，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極缺乏，特別是鹽，蘇維埃曾自己設法買運。各鄉區辦了合作社，但資本缺乏，故成績不好。曾擬設一農業銀行來幫助貧農，沒有籌到款。

    對於富農領導是右江極嚴重的問題，我們一開始就注意到，可是富農的魔力大，我們黨的領導力弱，故其影響常能存在於蘇區中。有些區域的黨和蘇維埃對反富農怠工。有些區域雇農貧農比較組織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極端，無條件的反富農，提出了“沒收富農財產”、“殺富民”的口號，結果使中農動搖，實際上幫助了富農。我們是注意了糾正這一錯誤。

    右江的最高政權機關是右江蘇維埃政府，各縣區鄉均成立蘇府。蘇維埃中富農是被剝奪了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實質上他們仍然在領導地位，因為富農不一定在蘇維埃政府中當委員，在外麵一樣可以在許多實際問題上來阻礙土地革命，實現其領導作用，再加上政府中的“老”黨員腐化、新豪紳化，使群眾對蘇維埃不滿。前委為此曾公開開除右蘇主席雷經天的黨籍。黨發宣言指出過去蘇維埃的錯誤，準備開全右江代表大會改造之，同時號召全體民眾參加監督蘇維埃工作，各級蘇維埃應經常開群眾大會代表大會報告自己的工作，並指出一定要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號之下來改造蘇維埃，當選的一定要是能堅決執行此口號的分子，一直到最後我們出發時還是這一方針。

    右江的武裝很多，可以集合起來的不下三千，好壞各半，各縣均有赤衛軍的組織。我們出發時決定將這些武裝集合起來，與留下的紅軍編成二十一師，作為發展一軍之基礎，不過這也是一個很艱苦的工作。赤衛軍的成份多是貧雇農，富農沒有，但領導的還有不少新豪紳化的老黨員，私有武裝的觀念非常濃厚。

    我們離開右江時的工作布置是加緊土地革命工作，擴大紅軍，以東、鳳為中心，用遊擊戰術向都安推進。

    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難是幹部太弱，找不出一個勝任的縣委書記，亦沒有一個比較好點的中心，故工作推動甚難。對幹部的訓練，我們注意到的，除了實際工作的指導外，不斷的辦訓練班，參加的多半是貧雇農，但成績甚少(講的課目均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二)沿途：

    沿途沒有黨的組織及群眾組織，僅在連州有幾個湘南失敗逃亡的同誌組織了一個支部，但無工作。由連州到梅花一帶，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誌未組織起來。到梅花後，有一個湘南駐粵工作委員會，後改湘南特委，該處亦無群眾組織，宜章一帶也沒有東西，樂昌、仁化一帶也沒有，直至崇義後才找到一點黨和群眾的組織。

    一路群眾，窮苦的對紅軍感覺是好，不滿豪紳、民團、縣政府、國民黨，亦能對我們宣傳表示接受，但發動鬥爭不是幾天的事，群眾還是害怕。至於豪紳地主，聞我軍到早已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走光，故一路解決經濟問題都很難，僅在懷遠、全州、連州三處籌了點款，都是分配給大商店負擔。

    (三)崇義：

    崇義原來也沒有東西，有些同誌，沒有很好的組織，支部很少開會，沒有經常工作，天天在那裏叫暴動，或者是同誌拿暴動兩字來要求黨給暴動費，或者是幾個同誌作一點土匪式的搶劫就算暴動，沒有絲毫注意去創造群眾的基礎。去年底大庾一帶的鎢礦工人數千，我們僅有相當影響，赤色工會未組織起來，附近農民未發動起來，一路行委即決定來一個暴動，結果還是沒有暴動起來。我們到後才糾正這一錯誤觀念，要他們很艱苦的去創造群眾基礎，創造黨的組織。當地黨的同誌沒有統計，成分多流氓分子，因為鬥爭沒有起來，地方幹部更是缺乏，我們到後完全由軍中黨來作，同時辦訓練班，企圖訓練一些幹部出來，但因到的成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

    群眾的基礎雖有2個鄉蘇維埃，但是掛名的，且是新成立的，到後即動員全軍以一連一營為單位分散遊擊，經常的給以工作方式的指導，結果經過20餘日的工夫作了相當成績，創造了3個區蘇維埃，幾個鄉蘇維埃，找出貧苦農民到蘇維埃工作，組織赤衛隊，雇農工會，貧民農團等組織，群眾情緒還好。但有一嚴重問題，就是流氓意識的影響，我們已注意到從發動尖銳的鬥爭中來消滅流氓意識。經過這樣工作之後，黨、蘇維埃略有發展和改造，惜為時不久方進到分配土地時(贛南當時口號是徹底平分土地)，敵人來了，故我軍在崇義工作隻能說有點影響，說不上創造了什麽基礎。

    (四)富田事變對贛南的影響：

    這件事我們到贛南才知道他們，得到的事實是如此：過去總前委與省行委向來有衝突，如對軍閥混戰的分析，引敵深入的戰術，開除劉士奇等問題，省行委常罵總前委是右傾，總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團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發。爆發的經過是總前委派一團長率一連將省行委、省蘇維埃負責人通通捕去，後二十軍一團長即率一營去救回，並殺死該團長。省行委負責人回後即公開反毛，當時有一中央巡視員曾批抨[評]他們不對。此事傳到贛南後，當時贛南行委即在信豐開群眾大會反毛，三十五軍軍委得知此事，指出贛南行委之錯誤，並將負責人(3人)扣留，後改隨軍行動，停止活動，並改組贛南臨時行委。此事發生後，一般同誌特別是幹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開口，特別不敢批抨[評]總前委。贛南臨時行委對此問題的處置是在中央未解決此問題前，與總前委、省行委均斷絕關係。我到後與他們討論到此問題，批評他們這種脫離組織的解決辦法不對，仍須與兩方發生固有組織關係，但聲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決。目前堅決按照中央緊急通告的國際路線(我隻看到一個緊急通告)來布置贛南工作，哪方麵的指導是合乎國際路線就服從哪邊的指導。他們同意了這個意見，寫信與雙方麵發生關係，同時指出省行委、贛南行委之嚴重錯誤。我對總前委之反AB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誌不敢說話，另一方麵是可以助長AB團的發展，如贛南曾發生過AB團的分子抓住黨來槍斃忠實同誌的事實，且在黨內恐怖之際給了AB團活動以大好機會。但同時我向他們說明反AB團之嚴重主要是從深入群眾鬥爭的路線中來解決，當然並不是說緊急的處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贛南指導機關的同誌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中心才能將贛南工作創造起來。

    四  個人的回憶

    我們在這一時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錯誤，據我現在的回憶感覺到主要的有：

    (一)過去七軍的中心錯誤是處處以軍事為中心來決定一切問題，不是以群眾為中心來決定一切問題的錯誤路線，結果常常是處在被動地位。在右江時攻滇軍之役，攻武岡之役，攻連州之役，均是這樣的錯誤，沒有以發動群眾為中心(不一定占領城市)而是以軍事為中心。因為有了這樣的中心錯誤，就不能不一路處在被動地位，到處站不住腳，一直跑到贛南。至於沿途是不是注意發動群眾呢? 是注意了，但因有這一中心錯誤，實際上是忽略了群眾的工作。

    (二)是不是應該離開右江呢?離開右江是否反對了鞏固蘇區的路線呢?我以為不是的，應該離開右江，因七軍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給養等等都發生困難，並且我認為七軍的錯誤還是在出來太遲了。同時七軍到江西也是對的，因為在武岡失敗後，在環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須要到江西與蘇區發生一時期的聯係，以休養補充，當時七軍太殘破太疲勞了，不過由右江到江西，應該一路執行正確的發動群眾的路線，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對於在北江發動群眾，創造一個鞏固蘇維埃區域，我認為這一決定是不正確的，梅花一帶對湘粵影響固大，正因為如此，敵人之注意力亦大，敵必不惜一切來進攻，在七軍本身力量及群眾未起來之際是無法站住的。當時七軍的需要實在應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會有梅花之損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該地工作的決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偵察不好也是一個失敗的原因。

    (三)集中攻堅的錯誤，七軍是深刻的感覺。到幾次的攻堅都是我們失敗，向柳州、桂林、廣州進攻更成了“左”的空談，過去的事實是證明了。

    (四)過去七軍曆史上向來有輕視敵人的觀念，因之屢次上當不小。隆安、長安、武岡、梅花作戰都是犯了這個錯誤。

    (五)七軍本是和平轉變來的，轉變後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夠，致有三次叛變事實之發生，都是舊的基礎(包括兵油子)沒有肅清的結果。黨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點，黨的領導仍是薄弱，不能在緊急關頭打破官兵的失敗情緒。這固然幹部太缺乏是一原因，但工作方式不夠更是主要原因，當然還有七軍路線之錯誤所形成的困難之反映。

    (六)右江的錯誤是富農的路線，以致土地革命沒有深入。固然當時是加緊了反富農的工作，但工作方式的錯誤，沒有動員全軍的黨去進行這一鬥爭，結果工作推動不來，仍然成就了富農的路線。

    (七)八軍的失敗是機會主義的錯誤，但同時我認為當時八軍應該早堅決的向右江推進。固然龍州對外影響很大，但是一個保守不住的地方。

    (八)偵探工作太差，好幾次都吃了這個虧。

    (九)敵軍士兵運動作得太少，特別是對桂係軍中的兵運，是一很大的錯誤。

    (十)七軍是堅決的執行了立三路線，碰了不少釘子，做了不少錯誤，但是假使6月11日政治局決議達不到七軍，是否我們可以避免立三路線的錯誤呢? 我認為是不會的，因為七軍的基礎是，一部分是轉變過來的舊軍隊，一部分是鬥爭未深入的農民，這便是便利於立三路線發展之基礎。過去攻南寧正是犯了這一錯誤(立三路線並未到七軍)，並且我們未得到6月11日的決議即已決定向中心區域發展，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線沒有傳達到七軍來，七軍一路仍是會犯不以群眾為中心而以軍事為中心的錯誤。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線，這也是我感覺到的。

(十一) 以上是我個人感覺到的主要錯誤。

①   這是鄧小平離開紅七車到上海後給中共中央寫的報告。

②   土革即土地革命。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